Author: wulb

【2006年4月28日狱委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道)北京的网络新闻评议会发出公告，对北京七家主要网站存在不良信息提出批评，公告并且表示，近期中国已经关闭了六百个网络论坛。 北京网络新闻评议会，是于四月十三日成立的北京互联网行业自律组织。其上级单位北京互联网协会的网站表示，最近该评议会对北京主要的四十二家网站的新闻作出评议，对新浪、搜狐、中国搜索、搜房网、网易、博客网，和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TOM等七家网站提出了批评，指这些网站存在许多不良信息。 不过，报道没有说明这些不良信息都包括哪些内容。 原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分析说，所谓不良信息，恐怕主要还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资讯内容。 香港明报引述北京网络评议会透露的消息，四月九日该评议会向全中国同行发出呼吁之后，短短十二天时间，中国网站删除了两百万条不健康的留言和图片，关闭了六百多个互联网上的论坛。 已经停刊的电子杂志大参考的主编，居住在美国的李洪宽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对新闻内容实行了严格的控制，所以论坛、博客以及网络留言，成为中国网友表达不满的主要场所。 北京互联网协会是一个行业自律组织。由北京十二家网络企业组成，包括两家中国公安部的机构。焦国标表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民间协会，都是官方控制的半官方机构。报道说，北京网络新闻评议会由五十多名互联网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和官员组成。最近该评议会在社会上招聘评议员，负责监督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 据报道，该评议会成立以来，查封了十三名经常在网站上发布不良信息的IP地址，警告了一百多名用户。北京的这个评议会并且开通了不良信息举报热线，两个星期以来收到一万多件网民举报，其中有百分之十证实属于不健康内容。 李洪宽表示，号召民众举报并不会有实际结果，只有恐吓的效果。 报道说，如果被网络新闻评议会认定存在不良信息，评议会将提出书面批评，情况严重的，评议会也将向政府部门提请处罚。李洪宽认为，随着互联网逐步发展，这些措施最后都难以真正实行。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中美两国关系解冻，于是大批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回国观光，会见亲人，踏上去国已久的故土。当然这必须经过很多次很严格的审查才能得到批准，人人都非常想念自己的亲人，但仅仅想念是不能回国的，就像现今依旧有一些海外的人不能回国奔丧一样，最重要的是必须政治正确，是独裁政权的支持者。不支持也行，但最好你不要提出不同意见，倘使你敢提出不同意见，以后你就自绝于亲人，那道看望亲人的门就彻底关死了。
共产党对回国访问者身份和政治正确的鉴别，果然是有效的，后来我读到几种书，如《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77年2月三版）、哑行者（蒋彝）《访华归来话今昔》（七十年代杂志社，1976年3月初版）、《两条腿走路的中国科学——美国科学家访华观感》（美国科学家代表团集体写作，施量译，香港南粤出版社1976年6月初版），这些观感有许多真是虚假得令人笑掉大牙。《留》书阵容强大，多是大学者大科学，如何柄棣、杨振宁、陈省身、赵元任、王浩、顾毓秀等，而《两》书则是由“科学为人民”团体（这团体的名称是我们多么熟悉的称呼啊）的科学家访问中国后而写，二书都是华而不实，被邀请其来访问的当政者所欺瞒。这些被欺瞒的归国参观者和其他国家的人士，或是自己看到的有限，或是因情感遮蔽而丧失理智，或者担心说真话而影响到国内生活的亲人的安危（此点可以原谅，但亦应尽量不说那种超越自己理智判断底线的话为是）。今以蒋先生的《访华归来话今昔》为例，看执政者都在这上面下了哪些功夫，观诸今日，这套欺瞒方式又有多少改变？
蒋彝先生自非等闲之辈，曾在伦敦、牛津、哥伦比亚诸大学执教几十年，擅以“哑行者”的笔名写各类游记，著有《中国绘画》、《中国书法》等英文书。一九七五年他去国四十二年后回国观光两个月，由中国旅行总社杨书田等专程陪同六十天，参观中国各地如山西、河南、江苏、江西、广西、广东等地，接待得甚为舒适，这当然是花纳税人的钱。花纳税人的钱而为自己整纳税人的行为贴金，并且请高明的“托儿”来为自己粉饰，这笔生意是划算的。所以那时才有政府拿钱邀请许多人到中国来为他们美言。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人应该知道，杨当然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陪同者吧。一个陌生人朝夕不离陪同你两个月的生活，不知你是该感激他呢，还是因某种不信任而感到愤怒。寸步不离的陪同参观，当然不仅有监督作用，而且还有替参观者先行清污的作用，即挑选好的而隐瞒差的东西让参观者参观。参观者终于回国了，于是便有“观感”若干出笼，为接待他们的政府美言一番，至于这是不是真话，大学者、大科学家似乎在彼时都由亲情而丧失理智了。蒋先生很兴奋自己“参观”六十天没遇着一个乞丐，过了香港就见着乞丐，就发了一通感慨，中国内地“没有贫富悬殊的现象，人人吃得面圆体壮”（冉按：贫富悬殊不说了，吃得“面圆体壮”恐怕今天的不少地方都还是天方夜谭吧）；“我在祖国时，我的二女二婿常常告诉我国内一切日用品现在都是国货，自己制造，可以随便买到，只有‘米’和‘布’还得按名供给。”（冉按：蒋先生的二女二婿真是很进步，七五年真是如他们所说的那种情形么？一九九二年前成都市许多单位都还使用粮油本和蛋票制，难道成都是个特例么？当然蒋先生及其家人不这样说，麻烦多多，于是作点假证吧）。本着“奇文”共欣赏的态度，随录蒋先生的一段观感如下，大家自行分辨即可：
“第二：我觉得新政府有团结的力量，同时又能有详密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行新政。他们认清中国最大的困难，是人口多、文盲多。辜鸿铭一九一九年曾说：中国四亿人口中，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我四十二年前出国时，据说四亿人中有百分八十是文盲。现在祖国人口八万万，能识字读书的已达百分之九十或九十五。这是最使我惊异的一件事。语文教育是人类的最大课题。普通想要教育一两百万人，就需要经过不少年代才能办到。中国新政府居然能在二十余年内，竟把八万万人中的百分之八十教育都能读书识字，这种成就真不简单！要想施行新政策和推动新思想必须要使群众能够了解新政权新政策新思想，也就是说群众必须先要有识字和了解的能力，推行新政策、新思想才会有效果。新政府认清了这点，才大力着手消除文盲。
在去国之前，我接触到的农民、工人，绝大多数目不识丁，只能忍气吞声地做剥削阶级的牛马。而今，他们不仅大翻身、当家作主，而且人人都会读会写。这不只是奇迹，简直近乎‘神奇’了。”（冉按：我不清楚国内的文盲及半文盲数据，我知道我家的实际情形。蒋先生写此文六年后，八一年我读高中，我家彼时有六口人，有文盲二人，半文盲二人，完全识字者二人。我家或许还不算最差的，至于整体数据是否支持蒋先生的“神迹”，就只好用真正的研究者来评说了）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鹿柴》 王维
　　这是王维的一首杰出的五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闪烁着钻石的光泽。但以冰凉的钻石来比拟这样一首人与大自然的结晶，又似嫌庸实了些，因为它已别离了它的创造者，成了一种有生命的自在，是无价的，只要人类还存在生长一天，我们对它的观察就会不断有新的角度出现。现在，我们且从三个角度来鉴赏这首神奇的诗歌景观。
　　第一种读法：一幅空灵的山水画。王维是大诗人，同时亦是一流的画家，他作画时，是以诗人的笔触去涂抹，他写诗时，又以画家的目光来布局，《鹿柴》一诗，便是王维诗画姻缘的最好结晶。“空山不见人”，画面首先展开一片迷茫缈远的背景，似乎是被新雨刚刚清洗出的秋色，甚而能感到“空山”后面连绵地隐入青霭的峰峦线条。随后的一句“人语”的画外音，使画面微微颤动了一下，暗示这是一幅类似电影的时间画。这时，一片幽暗的深林，在空山的下方出现了，使画面引向神秘的纵深，并有了一种负重感，不至于担心风中的飘忽。突然，仿佛佛光的降临，一抹金色的夕晖从树隙洒落，燃亮了这片幽暗的色块中一斑期待已久的青苔——这最后聚焦的青苔，为画面的点晴之笔，顿使画面有了青绿色的灵魂。青苔是王维最喜爱的自然景物之一，它看似微不足道，但只要有潮湿的水气，就会在大地蔓延，包围我们的居所，改观我们的生活。然而，它本身却是如此的纯净，恬静，自在，与王维所追求的心境是如此的吻贴，“坐看青苔色，欲上人衣来”，便是这种沉迷的最好说明。全诗的画面由远而近，由幻而实，由散而焦，充分显示了王维作为大诗人和大画家的深湛功力，其境界已不是传统的水墨画所能包容，倒更似19世纪法国印象主义大画家莫奈的一幅精美的油画。当然，二者都不是，这幅画只能属于王维，是王维用自己的诗笔泼洒出的一幅没有框沿的山水。
　　第二种读法：大自然的一脉律动。如果王维仅仅是用语言构成了一幅有境界的山水，那他还不能称作伟大的山水诗人，王维的杰出还在于他从这幅山水中，用自己的心灵捕捉到了大自然的一脉律动。“空山不见人”，首句便用“不见人”把“空山”推的很远很远，远离人类的污染。空故纳万物，这里的“空山”，显然不是指某座具体的空山，而是大自然的一种象征，端坐于老子的“道”境。人类只能与之相亲，相近，最终相融。偶尔闯入的几声“人语”，不只是为了增添诗境的幽寂，更是迷茫的诗人向着“空山”发问，然而，“空山”静默着，以静默作为回答，诗人似乎领略了什么，亦随之静默了。于是，在这无边的静默之中，大自然开始呈现自己的律动。“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一片幽暗的深林在空山的下方出现了，它代表了大自然的另一面，神秘，莫测，并有着吞噬的暗示。然而，随着时间的无声流逝，一缕夕晖突然透过林隙，洒落地面的青苔，使幽暗的深林的一角明艳起来，变的可视，可居，同时，亦使诗境起伏着呼吸起来。这里的“复”字很关键，是全诗的心脏脉动器，它暗示着在诗人来访之前的无数岁月，夕晖和青苔就这般循时对语着，以自己的语言，在这之后的无穷岁月，这样的对语还将继续下去。而幸运的诗人只是偶然地捕捉到了这大自然的一脉律动，从而为日益苍白的人类备用了一脉绿色的血液。王维的另一首杰出的五绝《辛夷坞》，亦与此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被人类遗忘的深山，辛夷花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再复等着明年的轮回……明人胡应麟在读到王维的这些五绝时，“身世两忘，万念俱寂”，就取的是第二种读法，因为他已嗒然遗弃其身，与移动的夕晖，静穆的青苔，自开自谢的辛夷花们，一同呼吸着大自然的律动。
　　第三种读法：一幅人类命运的象征图，或宿命图。这种读法与第二种读法相反，不是要“身世两忘”，而是要更深刻地认识人类自己。“空山不见人”，这里的“空山”，代表着世界的本质，自在于人类的时间之外。在人类之前的鸿蒙时期，它就端坐在那里，在人类烟销云散后的岁月，它仍将端坐在那里。在他永恒的注视里，万物生生灭灭，人类的过程，与三叶虫，与恐龙，与朝生暮死的蜉蝣，正趋于着同一个点，曾在“空山”回响的几声“人语”，也并不比鸟鸣春涧优越，人类欲望所裹挟的一切，终将归于寂灭。“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青苔自绿，日月循环，一缕光线深林游移……这幅古典意境的人类命运终结图，与英国大诗人艾略物的“世界就这样终结/一个叹息，没有响声”相比，显然更富有诗意和东方的特色。与第三种读法相参照的，还可引王维的另一首五言近体诗《送李太守赴上洛》中的“野花开古戍，行客响空林”一联，这是王维的被人遗忘的佳句，比著名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更有着开阔的时空穿透力：曾属于人类活动的古戍，如今，已被野花闲草们占领。一座“空林”，回响过人类脚步声的“空林”，复又归于长久沉寂——又不知将有什么生命现象，来古戍间徘徊，考证人类的足迹和化石，就象人类曾对恐龙们所做的那样。显然，佛学宿命轮回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王维，并使其时而不自觉的在诗中流露出对人类命运的叹息。
　　对于《鹿柴》一诗，还可以从禅宗，比较文学等角度作出阐述。无疑，有些阐述并非作者原衷，但一首诗一旦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对它的解释权就成了“公众的权力”了。对一首诗的各种解释，只要能促进我们的诗歌美学的敏感性，就是合法的。何况对于王维这样的大诗人，我们对他的阐述实在是太少了，许多还拘于古典的视角。我一直以为，如果在亚洲范围推举一位代表东方特色的大诗人，王维应是最合适的人选。他那青绿色的灵魂的背景上，所呈示出来的一行行简短的诗句，具有着某种东方启示录的特征。日本的古典徘句，如“小青蛙，跳入古池发清响”等代表作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实际上是以王维为指归的。王维精湛的佛学修养，又使他契入了印度古文化的背景，即使读今天的泰戈尔的诗歌时，亦不时能听到王维的某种神秘回响。

也许是对现有的诗人作家越来越失望的缘故,近些年来“三月谈海子,四月说小波”，渐渐形成了风潮和惯性。
　　
　　假如说海子是近代汉诗的里程碑，那么小波绝对是当代汉语文坛开天辟地的人物，因此海子和小波确实是需要时时言说的。问题是这么多人说小波，究竟又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他？我们有给人分类的习惯，比如说某某是现实主义作家，某某某是后现代主义作家等等，那么该给小波怎么定位呢？我看，没几个人能说的清楚，虽然不少专家学者已将他归纳为后现代主义。
　　
　　前几年一位在读大学生网友问我：“为什么王小波这么火？”，我说：“你读过他没有”。她说读过，但看不明白他想说什么。我问她：“那你原本以为能读到他些想什么呢？”，她也很茫然，说不出什么来。其实我知道她不明白小波的原因，那是因为她从小波那里没读到诸如理想信念哲理意义等等这些是我们从书架上随便抽一本都会有的东西。而小波那里没有，因此她读不懂了，也就不明白小波为什么会那么火的原因了。
　　
　　其实，没有理想信念哲理意义等等，正是小波与其他汉语作家区分的标志，也正是小波存在的意义。
　　
　　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学艺术主张就是“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立言立身成了所有文学工作者的追求，新文化运动以来更是如此，崇高与神圣是我们唯一追求的理想世界。从小到大，我们就在一篇篇沉重如山的文本里挣扎，担负着继往开来的重任，“意义”一词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里无限放大。成人世界自不必多言，就算是我们的孩提时代，我们被教会的儿歌无外乎《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学习雷锋》等等，我们被教会故事亦无外乎《孔融让梨》《农夫和蛇》之类，我们所欣赏的小说和戏剧无非就是爱恨情仇，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自小就被灌输着理想信念真理意义等等诸如此类庄重和高贵的思想及思维方式，意识形态教育有意无意地就忽略掉了我们的“天真童趣。”
　　
　　中国人没有童年，都是从懂事那天就直接跳到成人。中国人什么精神都有，就是没有自由精神及游戏精神。中国人什么都会，惟独不会“有趣”。
　　
　　现在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文学艺术”。而将文学与艺术粘在一起恰恰证明了我们是多么的无趣。康德曾说，“艺术有别于手工艺，艺术是自由的，手工艺也可以叫挣钱的艺术。人们把艺术仿佛看作一种游戏，它是本身就令人愉快的活动，达到了这点，就符合目的；手工艺却是一种劳动，它本身令人不愉快（劳累辛苦）的事，只有它的效果（如报酬）有吸引力，因而它是强迫承担”。康德把人类的艺术活动看待成一种游戏，而席勒也认为：“从单纯的生命达到美感，即即从野蛮人到人性的标志，就是对外观的喜悦，对装饰物的爱好，而审美活动和艺术的本质就是外观和游戏。”两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和思想家都清楚地看到艺术的本来面目，他们都承认了人性中存在着的游戏爱好。然而，在中国，人性的游戏本质被删除或者说被庄重和严肃给挤压的扭曲了，因此我们仅存的幽默感就是拿肉麻当有趣。
　　
　　小波对自己作品的定义是：“有趣”。至少现实以外的他是个有趣的人。因为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并不允许他有趣，是以他只好在自己作品里有趣着。他是被所有明白人包围着的傻子，因此他只好是“王二”，只好是“独行特立的快乐猪”。然而在一群“人”中想做个“王二”是多么地艰难。“人”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群体中有“王二”的存在，更别说“独行特立的猪了”，因此，一大群明白人和一群明白人中的明白人就迫不及待地将小波解读和归类。
　　
　　我在《闲话文人》中曾有一段话阐述这些明白人：“文人就把文化或者文化的表现形式统统作了分类，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将之分门别类在某个框架内。以后就在这框架内活动，什么东东都往里面套，一旦有别人或者有与自己相悖的思想与自己的框架合不来，就称之为异类，是出格。要他、它认错。然而文人们拥有的框架每每不尽相同，彼此相近者还容易理解，彼此相异者就难以沟通。但有时候会有一两个怪人其所做所为所说所著跟大多数文人的框架都大不一样，这个时候文人们就多半会说：“这人有毛病，什么都不懂。”说完还会一脸的瞧不起。对于这“另类”，文人们往往会敦敦教诲，循循善诱，或者干脆驱逐或者讨伐。不过有的时候也不会这样说，因为这个“怪人”是个显赫人物（比如天才，比如专家、比如名人、又比如权威），遇到这种情况，文人们就给他“破译”，给他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把这个“怪人”所表达的东东变成用他们的框架可以“读懂”的东东。这种破译的意义在于：一个并非‘不太正常’的异类存在于他们当中，实乃一大威胁。尤其他是个显赫人物时，“破译”就是同化，必须将他（和他的东西）纳入他们的框架。这样才不会看着别扭，自己心里也就舒坦了。”
　　
　　从我上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这些明白人迫不及待地想着将小波归类的动机了。事实上，对于小波“归类划分”的过程也印证了我上面这段话。最后这些明白人将小波归划到“后现代”中去，如此一来就名正言顺了。但是“后现代主义”是“解构主义”，以打破一切既有的“主义”为目的。而小波虽然在他的几部作品中似乎在解构。然而，也只是“似乎”而已，解构并不是他的用意。他的用意只有一个，那就是“有趣”。但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有趣”，却让那些明白人百思不得其解。这是没办法的事，就如他们无法理解婴儿莫名其妙地微笑一样。

   我是个散漫的人，所以对古人中的散漫者比较能亲近。五柳先生陶渊明就是其中的一位。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虽然只是自陈个人的读书方式，并没有大力提倡的意思，却深获我心。不过，在有志于“穷经皓首”的学究看来，这显然是不足为训，他们另有一套读书的规箴，其中最为恐怖的一条是“头悬梁，锥刺股”，宋代理学家还特意把它写进童蒙读物《三字经》里，不佞如我至今不明白，大人先生为什么要拿这酷刑似的读书法来吓唬天真烂漫的孩子？

    后世的读书人，尤其是在科举正道上拼搏的读书人，十年寒窗(甚至一生的“寒窗”)下，唯唯谨守的是理学家的读书规训，他们大都不愿也不敢去效仿五柳先生的读书方式。所以到后来，“不求甚解”也终于成了一个贬义词，专指读书不认真刻苦，学习浅尝辄止。而在我看来，五柳先生的“不求甚解”，那个“甚”字理解为“过分”，似更为恰当；所谓“甚解”，用一个很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过度诠释”或“过度阐释”。顺便提一下，被称为“新知识分子”的苏珊·桑塔格有一本著名论著，书名就是《反对阐释》，按我的理解，她反对的其实是过度、恣意、扭曲的“阐释”，而不是真想要废灭一切阐释——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回过头再说五柳先生，他在读书“不求甚解”的同时，“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显然，在五柳先生这里，读书绝不是折磨人的苦事，而是每每能读到“欣然忘食”佳境的乐事。五柳先生的读书法，可以说是“散漫阅读”，或曰“自由阅读”。我欣赏五柳先生的读书法，因为这样的自由阅读虽无甚功利欲求，却实在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我甚至有过数次读书而“欣然忘站”(乘车过站)的经历，以及一次“欣然忘偷”(因专注于书而被偷了几百元钱)的教训，而终竟欣然未悔。说实话，正是五柳先生的散漫读书、自由阅读，使我欣然养成了一生的读书嗜好。

    幸运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以后，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编报纸的“读书”专版，对我来说可谓是“得其所哉”。在这读书园地里，我曾自设“小屋书语”，近几年又辟有“伊人说书”。当然，相对于无所禁忌的“自由阅读”，在报纸上“说书”难免会有些拘限。但我至少守住了这一条：所说的书须是多少有点意思的书，而那些充斥着官话套话空话的书，卖狗皮膏药唬弄人的书，对不起，一概敬谢不敏。

    本书选入的八十多篇读书随笔，是我读诸书而心有“会意”的记录，其中也有负面的评说，以及对读书、评书问题的看法。这些都是个人之见、一家之言。同样的书，不同的人可能各有“会意”，读出不同的感受和意趣；就像本书中《书城的罗生门》一文所说的，世间众书充满了“罗生门”的魅惑——魅力加诱惑。说自由阅读是享受，这种魅惑何尝不是其中享受之所在。

    (《书城的罗生门》已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出场人物]

    作家阿来

    [到汉时间]

    4月24日

    [出场情景]

    前日，《尘埃落定》作者阿来应邀赴中南民族大学进行演讲，作为“茅盾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阿来受到学生们的热捧。

    矮矮胖胖的身材，讲起话来笑眯眯，阿来看起来不像他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般豪壮与深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是刚进城的陈奂生”。

    阿来，作家，藏族。1959年生于四川西北部藏区，长篇小说《尘埃落定》摘取2000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得主，该书因长期畅销不衰，被出版界称为“印钞机”。有评论家称他为“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他却说“追求获奖的作家可耻”。

                           

    《尘埃落定》当了3年鸡肋

    记者：说一说你最新的动态吧。

    阿来：来武汉演讲之前我刚递交了辞职信，辞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主编的职务，打算转行做一名专业作家。我已经47岁了，没有精力把两件事同时做好，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尘埃落定三部曲》和《空山三部曲》之中，在5年内把它们全部完成。

    记者：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尘埃落定》，你如何评价？

    阿来：没怎么看，其收视率如何我根本不关心，首先我没参加过改编，而且它不会影响书的独立价值。我比较反感一些作家批评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没拍好，要清高就别卖版权，我爱钱，所以卖了就不评。

    记者：《尘埃落定》是您1994年的作品，为什么过了3年才引起轰动？

    阿来：那是出版社的问题，我当时拎着这部书稿，不远千里万里，四处寻找出版社。可除了徒劳，还是徒劳。直到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才对我的书稿产生兴趣。其实我很自信，我当时说过一句话，“十年后再到书店看，那时候就知道《尘埃落定》是不是好书”。

    追求获奖的作家可耻

    记者：有评论家称你为“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感觉如何？

    阿来：别提这个问题，我关心的是自己的情感，信奉的是为了表达而写作，追求获奖的作家是可耻的。写作有几千年历史了，文学奖才多少年？如果光为了得奖，当年的文豪们为什么而写作？

    记者：写作给你带来了多大的收益？

    阿来：几百万吧，光是《尘埃落定》的版税就有四五百万元。《空山》首印的20万册已售空，还在加印，德国的版权也谈得差不多了，应该也有不少钱。

       由周国平自传《岁月与性情》中披露的“X事件”风波而引发的名誉侵权案在市二中院有了结果。法院一审驳回了曹天予的诉讼请求。

　　2004年7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国平所著的自传体文学作品《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书中描写了他与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之间的交往。周国平的昔日同学曹天予认为，周采用虚构事实或借他人之口的手段，指责其“告发”了Ｘ小团体并导致郭世英死亡；书中还把他描绘成一个人性扭曲、心理病态的人。曹天予要求判令周国平在全国性媒体上赔礼道歉，周国平、长江文艺出版社赔偿1万余元、精神损失费50万元等要求。

　　法院认为，证人证言可以证明周国平对其亲身经历的Ｘ小团体事件并非凭空杜撰。在文中，周国平虽然比较直白地表达了他对大学时代曹天予的观点和看法，有些看法甚至是负面的看法，但也客观地记述了曹天予所取得的成就，并反思自己参与批判曹天予的行为是“丑恶的”、“由于偏激和无知，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的一个工具”。全文并未使用侮辱曹天予人格的语言，所使用的“虚伪”等词语虽带有一定的贬义，但均有特殊的语境，因此，曹天予认为该文构成了对其名誉权的侵害证据不足。

　　“大嘴”宋祖德最近比较郁闷，继前几天在“大学生电影节”上被不明身份人士“殴打”后，张一一、省登宇、小饭、李海洋等80后作家正式结盟给中国作协写信，要求作协取消宋祖德的“中国作协会员”资格。这个新闻出来之后，上海的学者徐来紧跟着写了一篇《80后炒家的“弑父情结”》（详见《新京报》4月21日），80后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 
 

　　再次聚焦80后

　　前不久白烨在80后激烈的炮轰之下，关门大吉。现在，靠耍嘴皮子过活的“大嘴”宋祖德再次成为80后新的炮轰对象。事情的起因是，某日宋祖德做客某网站时，按照惯例，他又是一番“大嘴”痛斥各路明星，“金城武是同性恋、郭德纲是猪头、张艺谋是电影流氓……”宋祖德为了转换现场观众说他恶俗的视线，特意声明“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是中国最高层次的作家。”这句话遭到中国文化圈的一片痛斥，尤其是众多80后作家都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80后作家张一一说：“宋祖德的所谓诗集都是请枪手写的，然而最主要的还是，宋祖德人品低劣，根本就不配‘中国作协会员’这一荣誉，这是对中国作协的一种侮辱，更是对文学的极大亵渎，应该把他从中国作协的队列里清除出去。”

　　该举动得到大多数80后作家的强烈声援。在张一一及罗帅、刘一寒等80后作家的倡议下，韩放、文泉杰、省登宇、李海洋、宁小雪、江叠浪、飞蓝飘雪、一草、小饭、鸿水等80后作家纷纷表示支持，他们称将给中国作协写信并集体签名，要求中国作协开除宋祖德。

　　自称身在国外的宋祖德听到该说法后觉得十分可笑，“这是在炒作，太可笑了，也太无聊了。我是以自己的作品、通过作协领导和会员的投票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的。”宋祖德说。并且发了毒誓：“如果我找枪手写，那我出门会被车撞死。”

　　此事一出，上海的学者徐来紧跟着写了一篇《80后炒家的“弑父情结”》，该文引发了公众对80后（不仅是作家）的强烈批判。最集中的观点就是80后的不负责，为了成名获利做事情没有任何准则。

　　80后又一起炒作

　　80后作家否认了弹劾宋祖德事件。在炮轰事件中提到的刘一寒曾撰文说，事实上“炮轰”宋祖德的策划者在组织之初，他们曾要求刘一寒签名支持，但是考虑到他不是作家也说不上写手，最重要的是，一些前辈的经历告诉我，只有努力地做一些实事，才能赢得别人真心的认可，所以拒绝了策划者的要求。也一再给这个事情的发起者强调不要拿我的名字制作噱头。不料最终还是把我的名字拿进新闻稿中刊发了。事情出来之后，让我吃了一惊。更让人吃惊的是，小饭、韩放等人先前对“炮轰”宋祖德一事还一无所知，而在新闻中他们和我一样却成了鼎力支持者。

　　韩放则称，张一一曾在4月15日给他发了短信，要求他参加“倒宋”，遭到了他的拒绝。“炒作你也得有点技术含量不是？我根本就不想和宋祖德扯上关系。”而小饭则表示他连这事都没听说，就被张一一署上了名字，他更谴责这样的炒作简直没有道德底线，而张一一的目的就是出名，“他在没写作时就已经自封作家了。”

　　而此时中国作协也出来声明目前还没有接到80后的“公车上书”，“开除一名作协会员这事不是闹着玩的，如果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那还了得？”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则称，他已听说此事，但对事情不甚了解，不便发表意见。但作家之间如果把精力都放在互相斗来斗去上，那就真的太没意思了。如果是炒作的话，把中国作协这样的组织都牵扯进来就更不应该了。

　　80后的谎言

　　随着80后的曝光率越来越高，人们对80后的关注也越来越多。80后和前辈们最大的不同，是从小喝着广告中的牛奶长大，因此80后刚刚扔掉奶瓶之后，就懂得了自我推销。

　　而他们更拥有前辈们所没有的推广平台——互联网。更让人吃惊的是，80后的诸多作家就集作家、编辑、记者于一身。他们不仅懂得怎么样写文字，还知道什么样的文字更适合出版且畅销，并且还知道怎么样推广自己。

　　不过由于互联网缺少有效的审查和监督机制，于是大量夸张的、虚假的、恶心的新闻和消息充斥其上。——80后的广告意识受外界的影响，能够以绝对的优势超越他们的前辈们，然而他们不幸运的是，在他们拥有强大的自我推销能力和其他各种能力的时候，其相应的责任和道德意识却没有和他们的广告意识一样迅速成长。

　　于是不断地出现各种虚假新闻，譬如日本漫画大师为80后拍摄漫画电影，80后某作家的抄袭现象获得日本“少年村上春树”文学奖。以至在某些80后的努力下，小饭等还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成了“炮轰”宋祖德的中坚力量。

　　80后自己承认是人文素养极度缺乏和高智商的一代，夸张地说，这是一群控制着核武器的婴儿。在“炮轰”宋祖德一事和诸多80后的虚假事件中，80后作为这些事情的策划者和第一责任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诸多的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的新闻让虚假新闻看起来更具有真实性）的责任也不可推卸。正是媒体和80后的集体“共谋”，才制造了80后的谎言。

 

　　谁将诗歌轻轻翻过

　　李舫

　　今天还有谁在读诗？这个问题似乎比问还有谁在写诗更荒谬，中国诗歌的萎缩和低迷无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过多地将这种萎靡归咎于市场，诗歌有什么用？没有价值的东西自然要被商品规律淘汰。可是，在为诗歌标注价码的时候，我们却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市场不过给了文化浅陋的外壳，而我们内心真正能够景仰的浩然正气，能够救赎的光明朗照，还得由浩浩汤汤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找。“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是对诗歌功能的最简捷、最深邃的描述。诗歌的确无用，雪莱在《诗辩》中说，但是，诗歌却可以直抵永恒，直抵无限和本原。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遗憾的是，中国诗歌却没有与中国文化一同生长。是谁在今天将诗歌轻轻翻过？答案应该不止一个，未必一定是市场的张力和读者的阅读习惯改变了诗歌的命运，正如诗人老巢所说，诗坛需要反省与自救，否则，历史将同样以空白的方式，把这一页轻轻翻过。

　　在这里，我们邀请几位诗人和诗评家，倾听他们对当下诗歌境遇的诉说，并希望，这些观点能够对中国诗歌的苍茫轨迹有所触动。

　　诗人桃园随想

　　梁小斌

　　某天，很多诗人赶到北京郊区一个叫朱岗子村的地方，参加诗人桃园开幕式。主人将他自家种的桃树全都馈赠于诗人们，我也分到了一棵桃树。于是，我在小纸条上写下诗又把诗挂在枝条上。

　　对这个举动，我有点难为情。诗人们都非常认真地往树枝上挂纸条，我也将红色的绸带拴得很紧。在桃花盛开之前，满目的纸条在风沙中抖动。可是，在我们离开后，风沙是否将这些诗全部吹走？

　　世上最艰难的诗歌仪式莫过于此，诗人们裹紧头巾，压低帽檐，戴好眼镜，听凭沙粒碰撞镜片。在这个广阔的风沙的广场，我们唯一的姿态就是站立；或是三两人偎依，交换彼此的诗集。

　　诗人们也想到了要捐助贫困，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尚不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贫困。诗人们的确要行动，我们的行动又在哪里呢？当我们离开了桃园，属于我们的那棵桃树，又由谁来浇水？我有种种理由推诿说我没有时间浇水，当桃花盛开的时候我不会来，我要等到果实挂满枝头的时节。

　　我们谈起了风沙，以为吹到嘴里的是风沙，我们没见过遥远地带那真实的风沙，吹到桃园诗会上的风沙，甚至已宛如一种细语。

　　我想到在中国新诗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真实的风沙，犹如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过晨霜，这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起来得很晚。什么时候，诗人当他自己是在一个真实的风口或浪尖上呢？

　　诗坛须反省和自救

　　老巢

　　诗人的处境显然是大不如前了，诗歌的悠久传统与当代新诗是割裂的。汉语新诗从产生到今天不过百年，尽管有许多努力，但始终没有打通与古典诗歌的隔阂，始终没能完成与传统的对接与继承。“五四”时期对汉字与古汉语过于偏激的态度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时至今日，不但没能肃清，起码在诗歌写作中还有着更加极端的表现。从翻译与模写西方掀开第一页的中国新诗从一开始就是可疑和不自觉的。当代文学翻译状况的糟糕有目共睹，而一味模仿蹩脚的译诗写出来的所谓新诗不想蹩脚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生真相，应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最难能可贵的传统之一。中国新诗的拓荒者、“五四”时期的大师们以及后来的追随者，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他们获得注目和长期纪念的重要原因。但今天的诗人们似乎更愿意把目光从现实人生收回而投放到个人生命脆弱与黑暗的病态部分。孤独、绝望、灵魂漂泊，这些从西方后工业社会舶来的灰色情绪弥漫于字里行间，诗人们似乎已经忘了他们生活的国度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这可能是当代诗歌和诗人不受待见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今天的诗坛还是很热闹：知识分子、民间、第三条道路、中间代、70后、下半身，旗幡招展，群雄并起，争论、争吵、争斗。热闹是热闹，但却是自己的热闹，与时代无关与读者无关甚至与真的诗歌无关，言重些，只是一群边缘人在边缘地带的自娱自乐。说穿了，是诗人们的野心在作祟。

　　必须承认，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我们今天的中青年诗人是先天性营养不良的，对传统和西方都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既不能像“五四”时期大师们那样学贯中西，又丧失了革命年代的激情，甚至拿不出起码的勇气与真诚，去探索诗歌语言新的可能性。没读过几本书没走过几步路，对置身其间的社会与人生无心也无力发言。再出色的诗人也不能脱离时代走到命运的外面写出伟大的作品。如果我们不及时反省与自救，任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那么历史将以最轻描淡写甚至是空白的方式，把我们轻轻翻过。

　　守护人性　期冀绿洲

　　汪剑钊

　　诗是人性在语言艺术中的隐喻，是美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字呈现，亦即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是一个野蛮的民族。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可是诗歌在中国古代的隆崇地位恰恰也为自己埋下了暗礁。

　　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诗歌由于其表达的快捷性，人们赋予了一些它原本并不具备的特质，把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应该承担的责任安放到了它的头顶，诗歌最根本的品质——抒情和审美的功能严重受创，诗歌由于其外延不加节制的膨胀，它也就在不知不觉间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并最终削弱了人们对这一文体的尊重和热爱。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部分功利主义思想和生活原则受到鼓励，悄悄地滋长了起来，甚而占据了舆论的主导地位，许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逐渐向物质一极倾斜。想象力的萎缩、思维的简单化和幼稚化驱使人们轻易就选择了快餐性的读物，有时甚至更愿意在“读图”的快感中消磨自己。在琳琅满目的各种实用性、消闲性的印刷品中间，诗歌作品已成了一个比灰姑娘更可怜的角色，往往蜷缩在十分尴尬的位置上。

　　这里，我想说的是，诗歌目前的这种困境并不意味着诗歌不被人们所需要，恰恰相反，置身在一个诗性缺乏的时代，或许最需要的就是诗歌的出现和存在，这正如在荒漠中最需要的是水和绿色一样。在人们的心灵深处，诗歌仍然是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他们渴望抵达的一种境界。这从“诗意”这个词被广泛地运用就可以得到证明，它几乎成了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代名词。而在日常生活中，一部分诗歌的智慧甚至转移到了广告词和手机短信的写作中。因此，我们说，只要这世界有人类存在，诗歌就不会消亡。

　　诗歌的意义就蕴藏于人性，守护着沙漠中的绿洲，我们期冀美好人性所缔造的美好人生。

　　数量不是繁荣的标志

　　程光炜

　　诗歌界经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今天这个时代还需要不需要诗歌？而同类问题却很少被小说家们提及。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我想是因为：一是诗歌的自信心出现了问题。二是由于小说拥有的广大市场压抑了诗歌的发展。

　　于是，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是：诗歌杂志和读者的多少究竟是不是诗歌兴盛与否的一个评价标准？历史经验告诉人们，读者和诗人“数量”的多少并不一定能说明某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水平，如“大跃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所谓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其实是学者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因为他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当代意识”来“想象”和“叙述”遥远的“古典文学”。鉴于材料的缺乏，鉴于即使有“材料”，但它已经是经过无数人加工、改写、增删的历史材料，因此，这样的“古典文学”是否与当时的“文学”完全相符，实际是很可怀疑的。当然，这也不是说，读者减少的年代才能出现“天才”诗人和诗歌的繁荣。正如前面所述诗歌繁荣与诗歌市场和杂志的多少不成正比一样，诗歌市场和杂志的缺乏同样也不是诗歌发展的深渊。

　　并不存在一个诗歌的“时代”，关键是有没有优秀诗人和优秀作品。优秀诗人的出现，可能不取决于读者的诗歌水平，而主要取决于诗人所具有的诗歌素养，取决于他对诗歌本身的深邃理解。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道理已经为诸多事实所证实。优秀诗人，也许是贫乏年代艺术金字塔上的几粒钻石。他们的存在，证明“少数人”的艺术与大众文化是可以并存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在我心目中，能否拥有优秀诗人，这才是诗歌在“今天”的最真实的状态。

　　推助情感和现实

　　蓝蓝

　　衡量诗歌是否衰落显然有着不同的标准。在我看来，目前国内的诗歌在与急功近利的市场和“文以载道”拉开距离后，正稳步朝着诗歌艺术自身特有的规律发展，并呈现出多元的艺术标准和价值标准。

　　我以为，当前汉语白话诗歌在艺术表达上的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上个世纪所谓诗歌最红火的80年代；有一批自觉的诗人在诗歌的形式和修辞上殚精竭虑，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优秀诗歌文本。

　　诗歌作为语言的艺术，它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文本呈现。况且，当很多人提倡诗歌介入现实生活的时候，同样也存在着一个问题。“介入现实”这句话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诗歌还有着超出现实的那一部分，而且，这个“现实”并不是大众的现实，它是只跟“你”发生联系的现实。诗歌中的现实跟生活中的现实并不一样，诗歌不是对生活的直接叙述，相反，它的现实感可能比我们接触到的现实更为真实可信。

　　真正的现实感是现实在诗人心灵中被重新过滤、强化后的现实，是在想象力和人与万事万物同在这一基本感受中淬过火的现实，是经历了转变的现实。这种现实撕裂了诗人回避真相的梦想，也撕裂了经过诗化了的、粉饰过的文字表达，给敏感的心带来极度的窘迫和疼痛。它直接要求难以回到现实中的写作者去经历“诗学和社会学”之间那令人悚然的距离；迫使诗人直面当下的现实，从而使写作成为一种最具体的生活实践而不仅是一门“手艺”或者“职业”。

　　延续民族文化血脉

　　小海

　　谈论诗歌问题，必须和它产生、发展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令人担忧的是，国外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会更加厉害，而且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直观的是国外影视文化和跨国公司企业文化所推广的文化价值观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力侵蚀。在这个大背景下，巩固我们的文化根基，建立民族诗歌的问题会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包括古典诗歌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其核心曾经是每一个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深入了我们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果不能肯定和挖掘其价值，那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一个民族存在的最终价值在于她文化的甄别性和自主性，比如中国式的人生及其审美独有一份儒雅、和谐、深藏、澹定……我们要融入世界文化的总秩序，而不是消失在这个秩序中；是作为一个平等的成员参与交流，而不是以牺牲自身的文化作为代价。中国诗人必须要对这种文化的危机感有清醒的认识。由此，我想到了中国诗人在建立民族诗歌中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应对和消除外来影响的焦虑。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兴起，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相互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这就带来了所谓“全球化”的问题，其实质可能是以西方中心主义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即将西方文化艺术发展的历史经验视作具有普遍性的绝对价值。作为中国作家、诗人，绝不应随波逐流，应该保持自身的美学观和价值观，去应对这种艺术上的所谓普遍原则，这也涉及到一个作家、诗人的归宿感的问题。

　　二是挖掘和利用民族文化和诗歌资源的问题。努力开掘和有效利用好自身民族文化、诗歌资源，需要我们走民族化的道路，创造出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学艺术作品。走民族化道路要防止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盲目排外，一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诗人要有平等的眼光、审慎的态度和超越的勇气，去学习外国文化。目前诗坛上充斥着自我和欲望。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诗人须采取开放的态度，兼收并蓄，进一步吸纳和融合西方文化，将传统诗学作为我们前进的支撑和动力，就能够找到自身发展的道路，有效解决困扰我们的诗歌民族化问题。
 

  法国第二届戏剧文学大奖24日在巴黎揭晓，法国女剧作家德尼兹·博纳尔和魁北克法语剧作家达尼埃尔·达尼斯荣膺桂冠。法国文化部长德瓦布尔向他们分别颁发了2500欧元奖金。

德尼兹·博纳尔凭借作品《从星期天到星期天》（DEDIANCHEENDIANCHE）获奖。正值法语文化节在法国举行，评委会特别将另一个大奖授给创作了《e》的魁北克法语剧作家达尼埃尔·达尼斯。《e》是一部关于“亚泽德人”的史诗，根据亚马孙人的命运改编而成。故事从骁勇善战的亚泽德人被流放开始，讲述了他们的精神领袖从监狱出来后带领他们重建家园、寻找未来的经历。

戏剧文学大奖是法国文化部长德瓦布尔在2005年提议创立的，主旨是“促使戏剧作家获得承认”。法国剧作家马克·杜格森是第一届大奖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