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按：这是2003年2月我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林楚方关于新闻自由采访的初稿，大规模的删节片段发表在同年2月28日的《南方周末》上。现将“本来面目”再在这里呈现一下，就教于博唠阁的访客。
一片赞扬不是好事情
南方周末：事实上，政府也是经纪人，也喜欢赞扬的声音，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里充满了赞扬声音，对政府自身是一件好事吗？
贺卫方：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政府的确有经纪人的色彩，而且政府总是存在不同层次的政府：上级政府，下级政府，基层政府。对上级政府来说，能不能有效地控制下级政府很重要，上级政府若不能有效约束下级政府，下级政府就有可能为所欲为，而如果上级政府满足于公文之间的传递，那么这种为所欲为就会被隐瞒起来。
实际上，中央政府是很想了解真实情况的，比如中央政府非常希望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访，中央政府也会希望地方政府做得更好一些，但如果仅通过视察去了解，那么看到只会是好东西，而不是真实的东西。我记得耀邦当年视察的时候，经常会撇开随行人员，地方安排去哪里，偏不去哪里，我们喜欢这种微服了解民情，这种做法能够解决一定问题，但是现代社会中的很多问题不是通过这种途径解决。
而媒体往往能够解决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合理的做法是减少对媒体的限制，如果由各级官员来控制媒体的话，那么我们看到的将只能是一片赞扬的声音。
南方周末：真实的情况被掩盖住的后果是什么？
贺卫方：如果上级媒体每天都追踪领导人活动，而不是将视角放在新闻本身，那下级媒体也会如此，会克隆其上级。你到一个县里就会发现，县里的电视台的日常新闻就是报道县委书记会见了谁，县长会见了谁，开什么会，它的操作模式和它的上级电视台几乎是一样的。
如果各种新闻媒体里，充斥着这些报道的话，那么我们就看不到我们社会中的真实情况，如果一个社会的真实情况，尤其是负面的真实情况被隐瞒住，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很危险，整个国家就仿佛被放在火山口上。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有着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信息不对称是一种传统的劣势，很多的官员只对其上级负责，民众对官员很少有约束力，这样，既没有民主体制带来的约束，媒体如果也不能有效地监督官员，那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媒体的开放是社会稳定的保障条件
南方周末：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如果媒体有太大的自由度，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是不是如此？
贺卫方：通常情况下，混乱产生于压制而不是产生于开放。从另一个角度看，混乱也有小混乱和大混乱之分：由于政府失职而发生了灾难性事件，当公众知道了真实情况后，就会对政府不满意，甚至发出激烈的抗议行为，但是我们要看到，正是这种小混乱才可以避免大混乱。如果不允许这种情绪充分地表达，尽管这种不满会暂时被压制，但结果只能导致不满越来越强烈，最后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大家屈从于这种不满，要么就是暴力反抗，顺民与暴民交替出现，后一种结果是很可怕的。
社会稳定机制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经常地把人民的不满表达出来，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道理两千年前的古人讲得很清楚。而媒体显然是这个稳定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媒体活动空间的增加绝对不是社会混乱的诱因，相反会有效地促进稳定。
南方周末：一个事件发生后，媒体天然地想到去报道，但是政府却认为媒体在添乱，怎么看？
贺卫方：我们必须承认媒体进行报道，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真实，这是我们的日常经验。但是当大家都进行报道的时候，事件的真相就会最大限度的呈现出来。
据我所知，在发生了突发事件后，我们惯常的做法是要由新华社统一发稿，当然，新华社记者整体素质是不错的，但也必须承认，新华社记者的视野也是很有限的。而当只有新华社有权报道，而其他媒体不能介入的话，这个事件就不会真实地反映给公众，当然，也不会真实地反映给官员们。
有些人担心媒体自由度加大就会带来太多负面的东西，但我们应该记起托克维尔的一句话：一个人要获得新闻自由带来的莫大好处，同时必须忍受这种自由可能带来的伤害或者痛苦。只想获得好处，不想忍受痛苦的民族乃是一种病态民族的心理。这个说法非常经典。
南方周末：还有些人有种担心，如果媒体可以自由的批评政府，政府的威信就会减少，是不是这样？
贺卫方：我认为，媒体报道空间的扩大更会使政府地位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很多国家，媒体每天都在抨击政府，但是社会非常稳定。有人看过英国报纸，发出感叹：读这里的报纸，每每预感，第二天就会爆发革命，因为好像英国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社会一直很稳定。美国情况也是如此，一些驻白宫记者参加新闻吹风会经常提一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问题。政府想掩盖什么他就会问什么，因为总统拿他也没有办法，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事情被全国媒体连篇累牍，冷嘲热讽。媒体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执政者当然就要考虑，连这么小的问题，都会有人抓住不放，你还敢做更大的坏事吗？
所以，西方国家的官员会不由自主地成为雷锋、孔繁森式的人物，他们也不学习文件，也没有什么高尚的精神来鼓舞。而在我们这里，因为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司法独立，实际上害了多少官员！
压缩媒体空间是把双刃剑
南方周末：媒体自由度空间被压缩对政府也是坏事？
贺卫方：这种结果是双重的伤害。首先伤害的是媒体自己，媒体越来越不像媒体，比如电视新闻里，我们很难听到人民的声音，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电视镜头，一个农民说一些非常格式化的话，我们知道，这肯定是记者导演出来的，是公开的新闻造假行为。媒体也经常利用自己的准政府权力进行寻租，在这样的环境下，媒体只能越来越堕落。
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会受到伤害，由于没有媒体的监督，政府运作越来越封闭，有一个被判处死刑的官员曾说，“中国做官，如果做到了厅局级，就没有监督了。“如果官员到了一定级别就没有监督了，这到底对官员好还是不好呢？我想，当然是对官员不好。
成克杰出身非常贫寒，最终能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是何等的不易，但他的下场是被判处死刑，对他来说是悲剧，对国家也是悲剧。有些问题，我们觉得是常识：不能指望将所有的东西都纳入自己的控制之内，这样既害了下级政府，也害了上级政府，既害了政府本身，也害了媒体，整个社会就有可能走向不健康的轨道。
南方周末：传媒空间增加是必然吗？
贺卫方：传媒空间的增加是迟早的问题，这还不仅仅是因为有入世承诺，更重要的是，总有一天政府会发现，将传媒限制死死的，是对自己最有害的管理模式。传媒走向开放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媒体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国际竞争能力，还可以使国人逐渐适应媒体有不同声音。
虽然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是注重“同“，不喜欢有差别和冲突的境界。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逐渐地让人民接受这种差别，有差别原来是很有价值的形态。我想，一个人，一个组织不可能把一切正确思想集于一身，只有所有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被调动起来，这个国家才会治理得更好。而这样的情况出现，就需要媒体有不同的声音，需要相当多的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媒体出现。
媒体走向健康的必要条件
南方周末：新闻界为外界诟病很多，是什么原因造成媒体被动的局面？
贺卫方：首先，在我们这个国家，从来就没有认可新闻应该有的价值。中国很长时间就没有真正意义面向公众的媒体。即使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但人们对新闻价值的认识也是模糊甚至错误的。
其次，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媒体的空间越大，社会就越混乱、动荡，政府就会丧失更多的权威的丧失。
第三，我们有一种可怕的观念，就是把新闻媒体当作驾御社会的工具，与之相适应的是，我们把所有媒体都限制的很死，媒体不能发出自己的独立声音，媒体对社会对国家的监督作用根本发挥不出来。可以说，我们今天的媒体和民国时期的媒体差距甚远，我看过以前的报纸，例如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今天的传媒人远远不能望其向背。当然我们诟病传媒的时候，也应该看到，传媒也是社会中的一部分，它们也受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没有办法让传媒特立独行。
当然也有比较好的传媒，我接触发现，越是批评报道比较多的媒体，其记者编辑相对来说比较正直，我接触到的实例，越是依附于官方的媒体，记者的腐败越是触目惊心。
南方周末：如果一个社会，媒体要走向健康的轨道，需要什么条件？
贺卫方：首先，媒体应该有他的活动空间，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做事，几百年来，新闻界已经有了自己行业的一些公认准则，超越了这些准则，就是不道德的。而当他们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时候，这一行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破坏，规则被破坏的结果就是行业的堕落。
其次，新闻界应该有好的制度和机制，一个好的制度会使越来越多优秀者出现，而坏制度只能使人越来越堕落。
第三，不能让所有的媒体完全处在官员控制之中，因为官员绝不会允许媒体报道对他不利的消息，这样的结果就是新闻不能提供真实信息，同时也加大了新闻成本。
最后，不应该出现太多的媒体败诉的情况。最近，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曾作过研究，他发现，中美两国类似诉讼的胜诉比例正好相反，我们这里因为名誉权而状告媒体的案件媒体的败诉率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长此以往，新闻就会无法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