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次遏制司法腐败，伸张法治的初步胜利

2006年4月17日，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下达书面通知：“朱建国诉深圳新华书店、收获文学杂志社虚假广告侵权案”定于2006年4月28日9时30分在罗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进行第一次庭审。这意味2006年3月21日14时30分至18时在罗湖区人民法院第十审判庭进行的第一次庭审被推翻重来。

“《收获》案”重审，是因为2006年 3月 23日，原告朱健国向罗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了 “朱建国关于变更一审审理程序的申请”，指出3月21日“《收获》案”庭审中，罗湖区人民法院违法采用“一人审理”的“简易程序”，导致偏袒被告《收获》的胡建忠法官庭审时将70%时间由被告用与本案无关的闲话浪费，并拒绝原告修正不实庭审纪录的合法要求，严重影响审判公正。罗湖区人民法院接受了朱健国的请求，于2006年 3月 29日下达《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转换程序及合议庭组成成员通知书》（[2006]民一初字第643号），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0条之规定，本院决定将本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仍由胡建忠担任审判长。朱健国由此上书罗湖区人民法院丁建华院长，坚决“请求胡建忠回避”，遭到两次否定后朱健国仍继续坚持；4月18日，罗湖法院分管该案的一名副院长答复说：可再写一份材料来再研究一次。

有关专家认为，虽然“《收获》案” 3月21日的违法审理程序被废除，4月28日重新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是一次遏制司法腐败，伸张法治的初步胜利，但导致3月21日的违法审理程序的黑幕并未曝光，主导这一黑幕的利益集团依然权势无限，这就使得“《收获》案”重审也依然面临着“老谱不断袭用”，亟须各方维权专家和新闻界继续高度关注和支持。

“《收获》案”七件怪事集锦

为便于各方人士分析“《收获》案”黑幕，特将以发生的“《收获》案”怪事集锦如下——

很多人以为《收获》是大陆一个一流纯文学期刊，我也曾经这样想；但通过投诉、状告《收获》发行虚假虚假广告犯消费者权利的三个月，一再受到“有关部门”和“不明身份者”威胁、打压的艰难曲折，才恍然大悟，今日《收获》，不只是一个“厅级文庙”，更是一个某些“机关”要全力保护的“特别宣传单位”——有知情者说，曾拒绝发表《中国农民调查》、《往事并非如烟》之类优秀文学作品的《收获》，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界“新犬儒”的“温床”与“招安城”。

2005年 12月 23日14时35分，我从深圳打电话到上海《收获》文学杂志编辑部，投诉 ：“《收获》2005年第6期用活页广告宣布‘巴金继续主编２００６年《收获》’，涉嫌发行虚假虚假广告欺诈消费者。”结果得到《收获》一自称“扫地先生”（后查证姓蔡）“逼人上法庭”的傲慢答复： “那么你就通过法院过来！我们电话里就不接受了！”从这一刻，我才在忍无可忍之下决定实施“状告《收获》维权工程”。但三个多月的“告状”历程，其间出现了许多令人费解的怪事——

1、2006年2月9日，一位知情人告知朱健国：2005年 12月 24日，《华商报》发表《巴老去世后仍然“当”杂志社主编——〈收获〉因“巴金”被指欺诈》一个星期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派专员调查《华商报》该报道的背景，称系受北京某某部之命。让《华商报》上下紧张，各地报刊由此对该事件持观望态度，不敢轻易报道该案。以致于此次《收获》被法院立案审理，《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新京报》、《东方早报》等报刊报道后，《华商报》仍迟迟不敢发消息。

2、2006年2月9日，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陈佳报道：《朱健国诉《收获》小题大作？》，其内容比较客观，披露了收获虚假广告的一些真相。但一天后（2月10日），《新民晚报》就发表记者夏琦报道：《“纪念版”保留“巴金主编”绝非欺诈》，全力为《收获》辩护：“有不少读者来电表示，《收获》2005年第6期仍保留‘巴金主编’字样，让他们感觉很欣慰，”2 月 12日，上海一媒体记者电话告知朱健国：上海有关部门已下令：“上海传媒不得在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前再报道‘状告《收获》’事件”。果然，2006年 2 月 11日晚，《新民晚报》一记者电话采访朱健国半小时，支持朱起诉《收获》，但该稿后因上海有关部门“禁令”未能发出，可见确有“看不见的手”再次对《收获》施行“特别保护”。

3、2006年 2 月 23日11时至12时30分，两个“不明身份者”到朱健国家，欲强行进屋“座谈”，遭坚决拒绝后，将朱健国带到小区旁边的“上岛咖啡厅”喝茶，以微笑方式谈“状告收获事件”及其他文化批评。不知背景何在。

4、2006年 2 月 23日17时许，罗湖法院梁万邦法官给在返程车上的朱健国打手机电话：称送交深圳市新华书店传票时发现，深圳市新华书店还有一名称为“深圳发行集团”，因此须再到工商局打印“深圳发行集团”法人材料。但第二天上午，深圳市罗湖区工商局告知前往取证的朱健国家人：“深圳发行集团”没有登记法人资料，仍以深圳市新华书店法人资料为该“深圳发行集团”有效资料。朱健国家人即到罗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告知梁万邦法官，朱健国对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如此替被告《收获》麻烦原告深表愤慨。后经本案主审胡建中法官同意仍以深圳市新华书店法人资料为准。但 3月 29日，罗湖法院仍然下达《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通知书》，称 “因本案的处理结果与深圳市发行（集团）公司有利害关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依法追加其作为本案的共同被告参加诉讼。”以此拖延了重审开庭时间，并让被告在开庭时多一个人占据答辩时间，以让原告进一步处于“优势兵力包围之中”。

5、2006年 3月 20日15时许，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突然通知： “朱健国诉深圳新华书店、《收获》文学杂志虚假广告侵权案”由第20庭改为10号庭开庭，致使次日（21日）14时30分开庭时一些记者和旁听者找不到地方。

3月 21日14时30分开庭时（因庭小许多人只在庭外旁听或被迫离开），审判员胡建忠不围绕本案的争议焦点“《收获》是否欺诈”主导庭审进程，而是放任被告在庭审中纠缠于与本案无关的枝节问题，致使被告占用大部分时间，而原告无法享有与被告同等的陈述及辩论时间；最后又一再拒绝原告要求更正笔录中与原告原意相反的表述。原告朱健国于是在第三天（23日）向罗湖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朱健国关于变更一审审理程序的申请》，得到司法界广泛支持，罗湖区人民法院只好表示接受申请以“合议庭”择期重审。

6、自2006年 3月 21日，京粤媒体开始预告、报道开庭消息，但深圳、广州的媒体深圳《晶报》、《深圳商报》等报一反常态，纷纷以不报道原告朱健国证实被告确有欺诈动机与虚假广告事实的证据，而大力宣传被告《收获》指责原告“作秀”、“炒作”的不实之词，对民众实行舆论误导。

当天20：45分，上海东方电视台记者吴含珍和一男摄像师的摄像来到朱健国家采访，结果在朱健国家楼下受到四名“不明身份者”的阻挠，不让采访朱健国。后经朱健国家人下去接应，才得以上楼采访。但次日（22日）晚9点半，回到上海的东方电视台记者吴含珍电话告知：原定当晚9点半播出的“收获》用巴金名义打虚假广告案”，因“有关部门”禁播而临时撤稿。她奇怪，派她来深圳采访此案的是这“有关部门”，后禁止播出的也是这“有关部门”。

22日晚11时，上海某记者电话告知朱健国，“有关部门”已下令禁止上海媒体报道“《收获》虚假广告案开庭”的任何消息；已写好一稿，也被“枪毙”。

7、3月15日出版的《收获》2006年第2期，其中有两处意在联络与“《收获》虚假广告案”有所关系的作者，一是在“亲历历史”专栏中发表中国社科院著名研究员徐友渔的回忆录《我的大串连》。徐友渔近几个月来一直对“《收获》借巴金名义发行虚假广告”事件直言批评。

二是在“西部地理“专栏”中发表《羊城晚报》“花地”副主编熊育群的《怒江的方式》。而“花地”在 2006年 2 月 18日曾发表朱健国《我告《收获》“欺诈”的理由 ——“死巴金当活主编” ？》自3月15日《收获》2006年第2期出版后，“花地”再也不发表朱健国的相关文章和消息了，连3月 21日“收获》虚假广告案”开庭，《羊城晚报》记者也在采访后未发出消息——曾两次连续报道“《收获》虚假广告案”立案的《羊城晚报》，竟然不继续报道“收获》虚假广告案”开庭新闻，真是咄咄怪事——是否与《收获》发表《羊城晚报》“花地”副主编熊育群文章有什么关系？

毕竟，像徐友渔那样“论时事不留面子”，勇于批评刚刚向自己约稿示谊的权威杂志，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良知，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这些怪事实在耐人寻味。

汪腾锋和王晓华的新支持

明眼人都明白本案的要害和深远意义。

义务为朱健国代理诉讼的汪腾锋律师在致法院的《代理词》中说：“本案之所以产生，究其深层真实原因是文化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以行政霸权结合文化名人而形成的文化强权、霸权作祟而集中在被告身上的突出反映，今天因巴金逝世而突显和暴露出来。同时，也因原告朱健国先生的正义和执着而被揭露出来，这才是它的深层真实原因。时至今日，中国早已迈入21世纪的市场经济时代了，被告仍习惯于行政官式做派，将完全平等的编读双方还视为授受不等的上下关系。视读者权益于无物，视国家法律为儿戏，拉大旗作虎皮，挟巴金盛名和上海市委宣传部主管之权威，居高临下，以强凌弱！

“我们有理由相信原告朱健国的诉讼行为对打击文化强权，消除文化霸权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对原告朱健国先生文化产品打假的这种守法、合法、护法的‘较真’行为，从法律上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社会应该给予鼓励和赞赏！”

３月２５日， 深圳学者王晓华在《世纪学堂》论坛发表了《本人正式授予朱健国部分代表我的权力（利）》的声明——“刚刚读完《南方都市报》，发现有人质疑朱健国是否有代表深圳读者要求《收获》道歉的权利。我恰好是深圳读者，又恰好认为《收获》应该对自己的不当行为做出解释乃至道歉，因此决定正式授权朱健国以代表我要求《收获》向读者解释和道歉的权利。”

2006年4月 23 日于深圳“早叫庐”

2006年4月20日《城市晚报》对农民工龙显路的遭遇（http://www.cswb.cn/news/xwl/snxw/szxw/2006-04-20/cswb11454690703028.html）作出评论，在制度与法律层面探讨了保护农民工权益问题。文章指出：龙显路命运的改善仅仅依靠难得一碰的好运气，这终归是一种被动的不稳定的命运，让农民工“成为保障自己权利的主体”，“运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权利”才是他们不再屡受伤害的正途。在完全赞同评论中的观点的同时，笔者还想从另一角度提出呼吁：提倡自我救助的公民精神，用积极态度建设一个更有活力的民间社会，让弱者们碰上好运气的时候能多一些，再多一些。

客观审视当下中国民间社会的人文现状，你将不得不承认，依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人文空气稀薄、道德色彩黯淡、创造活力萎顿等问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普通人，还没有完全从严厉规制的单一格调和被动生存中醒来，仍然难以生成与一个自由活泼的市场社会相适应的公民理念。龙显路这个老实人八年来不断被骗，在他身边却少有朋友出来为他撑腰，也说明提倡积极担当的公民意识确实是民间社会自身建设的当务之急。那么，一个“公民”应如何确认自身的身份呢？概括起来说，作为“公人”、“政治人”而言，公民首先“是宪法确认的政治权利主体”（法学名家郭道晖教授语）。身为公民，在宪法的框架内，他是社会的真正主人，他有责任能力并同时愿意为其行为承担责任。他不再需要来自公共权力的管教和监护，相反，他是公共权力的理性监督者。出于公民对社会和自我的责任，他既是个人权利的维护者，同时更是社会的真正的管理者和建设者。

在屡受伤害的龙显路身边，我们欣慰地看到了某建筑公司项目经理高作亮。高特意安排全体打工人员开会，公开保护龙显路；在龙患重病时，又慷慨拿出一万多元相助。工头与农民工的关系常常被金钱搞得畸形、紧张、违背基本人性，因此高的善行显得尤其可贵。我们有理由把高作亮的行为放在公民自治的高度上去理解和阐释，这是因为，无论高本人有意或无意，高既然并不理会某些工头们那种将人视为工具的行为方式，那么他的人性关怀无疑就是出于自我良知而选择自我担当。在公民意识严重缺失的当下，高的行为值得赞扬。如果像高作亮这样的公民多一些，农民工龙显路们的境遇一定会有所改善，而高作亮也不会再显得孤独。我们将因为自己的善行而使自己生活在一个真正有保障的社会中。
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积极的公民理念为圭旨、以实践的方式把良知奉献给社会的民间慈善机构已初露端倪。这些非营利性组织并不依靠政府政策的救助，他们从一个个社会关注的问题入手，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寻求在法律法规框架内妥善解决问题的可能。这样一些人的建设性的集合，是公民意识觉醒的证明，也是民间社会在政府框架之外自谋解决问题的开始。这些人正在成为民间社会的先进力量，让人们对一个朝气蓬勃的社会的来临充满希望。

现实表明，与政府自上而下宣传的那些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相比，一个普通公民的亲身实践对于个人灵魂的触动与改变将更为深刻和真实。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公共服务型社会必然是共生的，因此民间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社会转型中的责任：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透过对别人的关怀来改变自身的命运。现代文明社会不能仅仅是彰显公民价值与权利的民主社会，而且必须成为倡导公民参与和积极行动的责任社会，成为公民自我完善、自我救助、自我服务的自治社会。

再回到开头本报评论员的观点，笔者相信：在诸多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之下，诸如农民工等弱势者的法律保障的有效实施，以及农民工的工会组织建设，也都需要首先获得民间社会的深厚土壤。公民真正享有自由与安全必须从公民对其命运的自我承担开始，正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真诚呼唤一个健全的责任社会的诞生。

（刊于今日《城市晚报》，略有删节）

 上个世纪，只要不去「邪恶」的共产国家、不坠机、不被抢，一个安全而愉快的旅行似乎就有了初步的保障。翻新一个世纪，共产不再邪恶，余下的固执也不再是那么难以对待的同时，世人却要面临另一种威胁，一种来自上天感召，心灵饱受趋动，对痛楚与血腥上瘾之后所产生有计划的混乱行为所带来致命性的灾难。

 

Jessica Stern是哈佛大学女助教，或许是性别所付予的便利，她曾拜访美国的基督恐怖份子、以色列的犹太恐怖份子，更到中亚国家的可兰经学校和「对抗犹太与十字军的圣战士」谈话，接触了他们的指挥官、教练、政府代表及宗教领导人，甚至亲赴私人住宅、营区、监牢探视并受到诚挚的欢迎。不论哪一宗教，这些以发动攻击达成目标为职志的基本教义者，全都信仰虔诚、忠爱家人、对穷困者更是毫不吝于布施。然而，同样的人处于不同的情境便有了相异的行为，他们在面对「仇敌」时，可以将活生生的人立即「物化」，并如同外科医生那般，对于「恶劣的肿瘤」不除之不快！

 

Stern的访谈研究结论竟是人类的一大反讽：二十一世纪的恐怖份子是宣称能百分之百知道上天旨意，并以宗教理由进行杀戮的一群人。

 

以近几年来伊斯兰激进份子频频出击为例，由于美国出兵伊拉克的激化，原本集中于对美国防御攻事及政务基地的攻击行动已扩散到世界各处；原来是对侵略者的正常反制工作，却演变成让愈多无辜者死亡愈是胜利成功的疯狂作为。此一现象反应了欧沙玛．宾．拉登为首「基地组织」（或音译，卡依达KAIDA组织）的蜕变。「基地」原是有着指挥、调度、执行等位阶分明的集合体，近两年由于无疆界网络功能的助益，一些缺乏领导人的「革命战士」、孤独的复仇者、受到认可的签约合伙人或自愿行动的投效者，直接、间接串联献策，而织成了一张覆盖\全世界，错综紧密的恐怖大网。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但网线逐渐增长粗壮，其间的活动份子更是锐不可当，即便是美军撤出阿拉伯半岛，伊拉克境内的联军罢战、逊尼及什叶派相互攻伐掀起内战，西方世界受到挑拨离间，甚或美国遭到孤立等状况，也动摇不了圣战士的崇高目标，亦即，从异教徒手中洁净人类，让想象中完美无暇，第七世纪顶盛的伊斯兰世界再度复活。

 

沙卡威(al-Sarkawi)可视为目前伊拉克动乱的最高指挥官，他虽与宾拉豋熟识，却因基地组织不愿向阿拉伯宣战（阿拉伯亲美）而拒绝接受该组织的金援。沙卡威1966年生于约旦，有九名手足，在校成绩并不理想，及长，成了无业游民。他酗酒、斗殴、偷窃，是个失败的青年，更是警局常客。八0年代末期，沙卡威无意间在一清真寺里找到了朋友，自此改变一生。

 

在此一清真寺里，阿富汗反抗苏联入侵的战斗事迹是常出现的话题，沙卡威深受感召，生命里第一次有了确切的目标。他向往成为征战的英雄，愿意为解放于重轭之下的慕斯林而牺牲。然而正当他1989年到达阿富汗意欲加入战士行列时，战争却恰巧结束。游荡青年好不容易有的志愿在瞬间幻灭，此一命运转折竟是为他日后的「事业」完成铺路的工作。

 

1993年沙卡威回到约旦，旅行箱内装满圣战意识形态的书籍及录音带，至此，他已活出了圣战士的口号：放弃时下的生活，宣告教长的旨意、回归伊斯兰的根基。原本是街头失意的不肖青年，却翻身为士气如虹的圣战士，并被称为是救命的氧气；沙卡威决定在母国实现理想。

 

因企图推翻约旦政府及非法拥有武器而被判刑十五年的沙卡威，在狱中竟成了服刑者的老大。只要狱卒一出现，他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以微小的眨眼动作警告狱友；而刑犯间所有要告知狱方的讯息均需透过他才能上达。沙卡威站在保护狱友的第一线，有人被丢出刑房了，他会为他洗澡，照料他。

 

沙卡威在狱中虽是意气风发，却也有隐密的一面。有时他蜷曲在床，以被子紧紧盖住自己，偷偷哭泣；有时他一坐数小时，热情地为母亲画出玫瑰、红心以及不知名的花朵等等，像个无邪的幼子。他也曾在信中为母亲叙述一则心碎的故事：有个少年被强迫卖掉母亲的心，他在半路上跌倒而摔碎捧在怀里的心。那心问：「孩子，你摔疼了吗？」少年感受心碎了的母亲仍不时为他操虑，便决定自行了断以图报。当他抽出短匕时，母亲说：「放回去！你已经打碎了我的心，难道还要再以刀子杀掉它？」

 

1999年约旦国王胡笙去世，沙卡威获赦出狱。由于在母国处处受到监视，便毅然决定起程前往他的精神启蒙地 – 阿富汗，并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五年的牢狱历练，沙卡威成了出色的领导者，他要求部属「无条件服从并永远忠诚」。正当美国忙着寻找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证据的同时，沙卡威已嗅出美国将迟早出兵伊拉克的企图，他在2002年早春便已移师伊拉克，认为这是建立伊斯兰帝国的良机。

 

近两年来频繁得令世人几乎感到麻木，发生在伊拉克境内的自杀炸弹、绑架、砍头、爆炸、恐吓、狙击等事件，沙卡威的组织份子自然是积极参与其中。圣战组织网站里的意识形态宣告，带给许多受挫青年美好的憧憬，帮助他们找到人生方向，给予他们全新的生活目标。然而如何进入伊拉克国境、如何与组织联系等具体细节，网站并不直接回答，只暗示「应找到恰当的人」。这些恰当的人即是少数激进清真寺里的依曼（Imam教长），属于圣战网络里的重要一环，身负传播圣战思想与吸收新成员的任务。他们通常建议有志参战的年轻人，不要蓄胡、穿牛仔裤、听随身光盘音乐、从容通过伊拉克海关、混入人群。沙卡威的组织将聪敏的新进者收纳为建立伊斯兰大国的执行伙伴，较平庸者则成为被许以天堂的自杀炸弹。

 

在极短时间内，自动投效伊拉克圣战的激进份子已从中亚、近东的阿拉伯世界扩展到其它地区。以伦敦地铁爆炸案为例，四名涉案人全在英国出生或成长，其中一名甚至缺乏伊斯兰背景：

 

Hussain除了精于打板球、踢足球之外，在校成绩不佳，甚至没完成义务教育。他偷窃、失业，家中尚有因失去健康而提早退休的父亲。自从发现圣战讯息，Hussain便亲赴麦加与巴基斯坦，回伦敦后脱胎成另一个人，变得极为虔诚。

 

Tanweer原本是个幽默、聪明、热心的青年，在大学主修运动科目，直到美军攻打伊拉克才对自己的伊斯兰背景产生兴趣，并开始造访伦敦的清真寺。赴巴基斯坦进修三个月后，变得闭塞、激进，服膺「伊斯兰统治，而不被统治」的教训。

 

Khan是个三十岁的社工人员，在学校里帮助同样有移民背景的伊斯兰小孩适应英国的生活，不但受到学生欢迎，更让同事与家长赞不绝口。Khan在服饰与行为上并不显出他对信仰的特别虔敬，在数次前往阿富汗及巴基斯坦接受军事训练之后，他在亲友中逐渐透露出偏激的想法。

 

而被称为伦敦四颗活炸弹之一的Germail是唯一没有伊斯兰背景的雅买加移民。他举止粗鄙、长期失业。晚间从他家里传出的阿拉伯音乐以及他汽车的巨大声响引起邻居的不满。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让人兴奋异常，就连其它宗教的信徒也为之疯狂。Germail曾表示，牺牲自己性命的烈士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在时势的逼弄及激进份子的提倡下，伊斯兰的吉哈（Jihad圣战）已从背动的信仰保卫战，蜕变成主动出击的恐怖行动。如同鲨鱼对血腥的疯狂，圣战是令人欲罢不能的毒瘾，为了解瘾，得以采用所有可能的工具、使上所有可能的手段，并不惜与坐监犯科者联手出击。以宾拉登的「基地」为首，有些圣战组织与「基地」有直接、间接的联系，有些则假借其名以壮大自己的声势。由于各国情报单位的围剿，真正的「基地」运作已不如昔，然而位于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荒山边境的总部却发挥了巨大的磁吸作用，是反美、反犹、反西方世界，甚或是跟着时局起哄，趁机扩展势力伊斯兰极端份子的精神保垒。而这些少数中的少数却对世界局势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在世界一片反恐声中，撇除某些社会边缘人为了受到肯定、寻回自尊而依附激进伊斯兰的偏差行为，探究「现代圣战」的真正内涵应是刻不容缓的要务。马第锡（al-Makdisi）与沙卡威同为约旦人，不但共同在九十年代筹设秘密组织，也同时入狱。马第锡的著作是圣战士反抗西方的教科书，他认为，「虽然敌人处心积虑加以污蔑诋毁，圣战仍旧一本初衷地是伊斯兰不可剥夺的义务。把伊斯兰等同于恐怖主义，是阿拉伯及其它伊斯兰政府移植美国政治宣传的结果。这些政府的施政方向不但无法让真正的宗教训导发生作用，反而指责圣战士不应将整个社会视为异端。」这段告白清楚显示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矛盾，更可看出大部份伊斯兰对小部份激烈行为的厌恶。

 

马第锡说明：「伊斯兰教义清楚记载征伐、战斗及投降的正确时机。伊斯兰禁止激进与不义，禁止杀害妇孺与老者，甚至禁止随意从土地上拔除树木。我们的目标是要取悦上天，将人们从黑暗中解放出来，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使他们不至于因行为偏差而引起上天的愤怒。」

 

相对于沙卡威在伊拉克的呼风唤雨，同被假释出狱，默默著书写作的学术圣战士马第锡在2005年再度被约旦情报当局捕获，下狱之前曾短暂接受当地记者的访问，他谈到：「圣战士砍掉人质头颅的镜头被有心人利用而到处播放，目的是要将圣战士塑造成不辨平民与士兵，专事屠杀的刽子手形象。我在『有关圣战的果实』中已写得很明白，圣战士必须依照人们的精神能力而做出不同的要求，更要注意到，不同时机有不同重点的工作，也因此，透过观察他人需求的差异，圣战士自有其特殊的评估，局外人很难断定对占领者的攻击行动是否必要。我不批判圣战士，却要指出一些他们所犯的错误，特别是他们所运用手法的正确与否。他们有义务保护圣战士的声誉，为下一代做好榜样。我确信，在阿富汗、波士尼亚及车臣对付占领者的行动是上天的赐福，不但鼓励了年轻人，更可挽救信仰于颓危。在阿富汗的经验足以证明，占领者即使有再大的军事力量，也无法憾动慕斯林的意志。以此为据，在伊拉克的反抗行动必定能将占领者逐出。如果这些行为果真以全民福祉为依归，并避免某些将人们带离伊斯兰声名或牺牲伊拉克无辜百姓等等引发争议的作为，必定能在其它阿拉伯及伊斯兰国家发挥综效。」

 

每周在半岛电视台（al-Jazeera）主持节目的卡拉达威（al-Qaradawi）是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之一，他认为，伊斯兰没有像天主教那般的教宗可以统一发声，所以必须整合对恐怖行动、占领、反抗等内容所做的诠释。2004年7月成立的「慕斯林合法学者世盟基金会」（the Foundation of a World Union of Muslim Legal Scholars）便是针对此需要而产生。卡拉达威也谴责宾拉登与沙卡威的做法是明显的犯罪行为，强调慕斯林应该「不攻击不参与战斗者」。

 

马第锡与卡拉达威的谈话是伊斯兰内部反省的声音，慕斯林本身必须取得共识，并积极与西方对话。而圣战组织誓言要赶尽杀绝的「犹太与十字军」，则应该彻底审慎检讨自己被伊斯兰仇视的所有可能原因。二十一世纪初始，几乎处处是危城险域的世界，其实是人类智能的竞技场。在政治策略和各种技术手段均无法根绝难题时，文化往往是个值得尝试的切入点。

 

   我曾自承寡人有疾，喜欢泡妞，其实这个泡字用得并不妥切。不管用不用心，泡是要舍得化时间的，就象泡好茶泡酸菜泡温泉澡泡脏衣服。可现在这时代，美眉熙熙攘攘满大街遍网络都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不用也不值得浪费时间去泡。而对大多数男人来说，时间比庸脂俗粉珍贵多啦。打个不够尊重的比喻：现代美眉大多象一次性筷子，谁会为了用一次筷子亲自上山伐树又进厂加工呢？值得吗？

   

   你只要问今晚mm想喝酒还是咖啡？不论对方选酒选咖啡，结局都一样，互为美酒咖啡。偶尔有的美眉喜欢搭点架子曰：这也太快了点，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下次好吗？你不妨一笑：当然当然，有空再约。不过这下次可就遥遥无期了。有的美眉则干脆利落，连喝酒勾搭的机会都为你省了，直捷化为酒或咖啡让你喝个痛快。确切地说，泡妞应改叫刨妞：挑挑拣拣，削去姿色差的，挑出差强人意的上，如此而已。

   

   说实在的，倒真希望能有个值得一泡的美眉让我用心泡泡，象茶道中人泡龙井茶一样，泡出味道泡出境界来。泡成二奶也无妨，也好顺便给枭婆作个伴。枭婆失业多年，正闲得无聊呢，呵呵。

   

   由于自承好色，老枭颇遭嘲笑，芦笛还骂我是伪君子假儒者。既然自承，何伪之有？芦笛之流中末流理学或中共宣传之毒不浅，以为君子就应象清教徒一样戒绝女色，至少要戒绝“不正当”性关系，其实纯属误解。男欢女爱，圣贤不免，两情相悦，合乎天理，只要没有伤害到他人，就没什么不正当的。

   

   关于儒家对待色欲的主流态度，我在《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为理学辨诬之四》一文中已介绍过了。“存天理，灭人欲”原初主要是针对统治集团而言的，是为统治阶层特别是皇帝设立的道德准则，同时，理学是将人的正常欲望视为天理的，程颐认为天理是人的理性及正常欲望，人欲是过分的贪欲，“人过之欲”。朱熹曰“只要一人之心，合道理的是天理，徇情欲的是人欲”。

   

   当然，理学纯走内圣路子，已严重偏离了中庸之道。还是原儒通情达理，例如孟子，不仅不反对君王的好色，而且加以鼓励。

   

   （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天下》）

   

   孟子劝齐宣王行仁政，齐宣王回答说，自己有个毛病：好色。意思是自己德行不足，行不了仁政。就象小说《肉蒲团》说的，若是后世道学先生，就要正言厉色规谏他色荒之事，说些“庶人好色，则亡身；大夫好色，则失位；诸侯好色，则失国；天子好色，则亡天下”之类话头了。

   

   孟子的回答非常通达：好色何妨？以前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甫就很好色，在走马避难之时尚且带着姜女，但他同时让一国男子都带着妇人避难，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太王在这边泡妞，一国的男女也在那边行乐，这便叫阳春有脚、天地无私。王在自己好色的同时，只要能够考虑并满足老百姓的情欲需要，推己及人，又有谁会指责呢？

   

   在这段对话中，齐宣王的直率又狡猾，孟子的循循善诱，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真正的道学先生，我是十分敬佩的。如汪精卫那样不抽烟不嫖妓不赌博不酗酒不贪钱不近女色，我就自承不及。但我认为，道德修养应体现在大节大义大人格上，鸡毛蒜皮的生活琐碎，应该尊重个人的爱好和选择，正心修身与好色泡妞丝毫不矛盾。成圣成德是把自己培养成无畏无惑无忧的勇者智者仁者和不移不淫不屈的大丈夫，不是把血肉之躯弄成一块木头石头。

   

   君子圣贤的肉体生命与灵性生命都应该是热腾腾活泼泼充满生机活动激情大爱的，对真善美事物，包括美人，都有一种痴迷的钟情。孟子说富贵不淫，是说有财有权也不乱干蛮干，不是要求见了美眉装假正经—–当然啦，霸王硬上弓是绝对不允许的，那是下流行径和品质问题了。

   

   有人问我如何看待妓女问题，狎不狎妓。我在《原儒认同好色，大儒何妨狎妓—-为理学辨诬之四》一文中说过，于老枭而言，不是狎不狎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可狎之妓的问题。关于性业合法化问题，已有专家鼓吹，我完全赞同。有人说官员狎妓嫖娼包二奶要严加惩处，民众则不妨自由。我倒觉得，对官员也不必苛责，特殊国情嘛，只要当官的不公款嫖包，不权色交易，那就算高道德啦。象现在这样，任权贵予取予求，对民众严管严抓，太过分了，连宋明清等王朝都不如！

   

   最后我声明一下，老枭思想杂烩，并非醇儒，更非道学，一向率性而为。抽抽烟酗酗酒，吹吹无伤大雅的牛，骂骂有的放矢的娘，皆人性之常，亦老枭之常。如果哪天有人发现我在街头打流氓架或在床头打妖精架，那也是一点不奇怪的。天性所好，就是天理所在，男人不色，天诛地灭！如说老枭不色，只有三个原因：一是我保密工作做得好，不给旁人偷看和知情的机会；二是实在太忙，抽不出空来，为了大头的灵性生活，只好委曲小头了。三是廉颇老矣，不能打仗了，呵呵。

   2006-4-25东海一枭

——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三周年

 
4月22日，是李慎之先生逝世三周年。

反专制、争自由、争民主张扬个性的李慎之先生，自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以个性张扬之大旗，在精神上担当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士大夫传统，此之谓乎？

1999年10月1日，秋风萧瑟，夜寒袭人，残年孤灯，回首一生，蘸着心中的四季，慎之先生提笔写下了《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这篇原子弹般的檄文，痛斥江泽民的倒行逆施，在中国大陆朝野掀起了一场十级风暴。非合“士大夫精神”与自由独立之思想为一身者不能为。文中写道：

　　“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　　‘6．4’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消声匿迹了。”

　　“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消声匿迹了。”

摧折个性、彻底消灭残余的“士大夫精神”，这种让“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在历史连续剧《施琅大将军》中尤为突出。“宏扬主旋律”，“高、大、全”。在胡锦涛迎接连战之际播出、访美之前播完的《施琅大将军》刚露面，立刻遭到了举国上下空前的质疑和痛斥。檄急如矢，批判火力之极其集中和异常尖锐是近年来所罕见的。《施琅大将军》的要害到底在哪里？若以“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所推崇的“千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以天下为己任”、“虽千万人吾往矣”、“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等儒家的“士大夫”传统精神加以衡量，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施琅大将军》虽然用了许多诸如“爱国主义”、“统一”、“主旋律”等五光十色的烟雾弹，虽然虫眼上还贴着讲政治的老标签，但却遮不住它以奴隶主义迎合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本质。为了讲“政治”，“新儒家”们可以起民族败类于朽木，可以任意篡改历史，可以不顾儒家门面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毫无廉耻。《施琅大将军》与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出一辙，从摧折个性彻底消灭“士大夫精神”为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施琅大将军》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借尸还魂。如同以最最最革命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却代表了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仅仅由于太拙劣和劫后余生们对十年浩劫记忆犹新、心有余悸，《施琅大将军》这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大大出了一次“新儒家”们的丑。让国人真正见识了什么叫“国耻”。

慎之先生在《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一文中说，“‘5．4’的精神是什么？是启蒙。何谓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回首“5．4”，80年前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

胡适先生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用慎之先生颇为欣赏的这段话来衡量《施琅大将军》，“新儒家”们毫无羞耻地以奴隶主义迎合专制主义、蒙昧主义的“马脚”就原形毕露了。

差可告慰慎之先生于九泉之下的是，先生去世三年来，张扬个性恪守“以天下为己任”、“虽千万人吾往矣”、“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知识分子并设有完全消声匿迹。

江泽民喜欢引用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文中就此评论说，“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也是世界潮流。”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先生如今也爱引用孙中山这名言，他在会见连战一行时就这名言发挥说：“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快发展，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潮流。”把中山先生的“世界潮流”演绎成了“时代的潮流”。“世界潮流”也好，“时代的潮流”也罢，眼下，以天下为己任的读书人可曾走出文字狱的阴影？中国公民可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中国人民主觉悟的嫩芽”而今是否仍受“压杀”？对此，倘熟视无睹或佯作不知侈谈什么“世界潮流”，诚不知何以取信于天下。

今年又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中说：“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20年的极权专政，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全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6．4’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轶事，缺乏理论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对反思文化大革命、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甚至连出版《文化大革命辞典》这样的事，江、胡竟似心有灵犀，一样讳莫如深。

七年前，“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象50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先生“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不幸而言中：

　　“从‘6．4’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这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以“改变了中国”自诩的江泽民如今若重读这段话，不知当作何感想？自己会不会成为“明白人”新的政治动力“资源”呢？

　　“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什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邓小平在1992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我在《默克尔与胡锦涛》一文中说过，论政治资源，毛、邓、江留下偌大一笔债务，“罪、罪、罪”。有资格继承这一笔政治遗产，胡锦涛先生在中共领导人中应该属于“最最最”富有、也许是唯一的一位了。逝者长已矣，慎之先生的话虽然不足以打动自以为是的江泽民，但敢“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明白人”未必就不会应时而出。会是谁呢？

谨以此文纪念我心中的长者李慎之先生逝世三周年。

（2006-04-21于西安） 

请抓首犯余樟法，速释无辜杨天水！

【2006年4月25日狱委讯】 与杨天水君虽未谋面早已相知，是诗友、文友和思想同道。天水君对我颇为尊重，多次赠诗与我，为林樟旺案写有《中国警方离文明多远》、《谁是法盲–浙江龙泉市农民林樟旺被逮捕实在冤枉》、《农民林樟旺何罪之有》、《逮捕林樟旺是胡温新政的对台戏》、《专制恶习害了林樟旺》等，是对林案最为关心并为之写文章最多的枭友。 今从邓永亮《杨天水先生已经被起诉》一文中获悉，镇江市检察院以颠覆国家政权指控杨天水，所谓罪证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情况：他们指控杨天水先生准备接管现政权，参加了由海内外民主人权人士共同发起的”中国天鹅绒行动”。但是，杨天水先生对他的律师刘路君表示，他不知道有这事，更谈不上参加什么活动了。 “中国天鹅绒活动”是海外高寒等人发起的。据我所知，列入各“机构”的名单都是建议性质的，事前并未征求名单中人的同意。当然也没有人会抗议或声明退出，因为本活动纯属网络活动，颇富游戏色彩，没有人会当真也不可能当真。我也是从网上看到之后，才发觉自己列名其中，具体在哪个机构任什么职务，已经想不起来了。挂名其中而不知其事者估计不少，不仅我和杨天水而已。 后来，”中国天鹅绒行动”举行网络总统大选，我报名参加，获选为“首任网选总统”（非首届，首届总统似乎是万里，是赶鸭子上架而鸭子自己未必知道的），还颁发过好几次总统令呢。副总统是草庵居士，不知是居士清高不肯参与这类游戏呢还是不甘屈居我之下，草庵似乎发过退出声明的。 杨天水事先不知情，事后未参加任何活动，镇江市检察院却控杨天水利用”中国天鹅绒活动”这一游戏准备接管现政权，这不是荒唐透顶么？就算”中国天鹅绒活动”有颠覆中共的危险，就算他参加了这个网络活动，与我相比，他也不过是个小喽罗，我大总统才是首犯呢。中共纵容老枭逍遥，却拿天水开刀，岂非欺软怕硬？还是别有用心？ 去年1月，杨天水曾赠我一诗，我的和诗中有“果然天上水，不愧世间豪。夙抱澄清志，甘投黑暗牢。”等句子。杨天水为了澄清中华，裨益人民，甘投黑暗之牢，牢外同胞，岂忍坐视？纵然无补，至少发出一点声音，帮着呼吁澄清一下：首犯是东海一枭，恳请速释无辜的杨天水！ 2006-4-24 东海一枭

　

杨天水先生已经被起诉 邓永亮

【2006年4月25日狱委讯】 前几天，江苏省镇江市检察院已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所谓的公诉，指控杨天水先生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要求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判。据我向杨天水先生的辩护律师刘先生了解，镇江市检察院指控的罪名所根据的证据，没有什么新意，都是以前迫害正直的异议人士相同的手段，以言论治罪，以似是而非的所谓证据硬套上颠覆国家政权的重大罪名，行残酷迫害之实。 杨天水先生今年45岁，198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并获学士学位。像天水先生这样优秀的仁人志士，在当时中国大学生希缺的时代，在政府部门要谋个一官半职自然是非常容易的，完全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小资生活。然而天水先生心忧天下，对糜烂的社会风气给予了一针见血的批判，对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事情仗义执言，对腐败的政治现实大声呐喊并要求和平变革，就是这些表达正义、民主和自由，为政治犯、良心犯进行人道救济呼吁的文章却成了镇江市检察院指控他犯”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 我还了解到，镇江市检察院之所以指控杨天水先生的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而不是我们一相情愿的认为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镇江市检察院指控的所谓证据里面有一个非常重大情况：他们指控杨天水先生准备接管现政权，参加了由海内外民主人权人士共同发起的”中国天鹅绒行动”.我孤陋寡闻，也是从刘律师传给我的东西看了之后才知道有此事。原来，这中国天鹅绒行动还有新闻发言人、制宪委员会、宪法法院筹委会、议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等8个机构，国内各省还有各省市政权和平接交工作委员会，百多号人榜上有名。但是，杨天水先生对他的律师表示，他不知道有这事，更谈不上参加什么活动了。 杨天水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我呼吁江苏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们禀承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能够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不要把有些栽赃的事实硬套在我们中华民族爱戴的杨天水先生身上。 我还了解到，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江苏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在“五一”大假后开庭审理此案。 （2006年4月21日于西安）

　

【2006年4月25日狱委讯】RFA记者林坪报道:中国人文网站“爱琴海”于今年3月上旬被当局关闭。“爱琴海”网站近日通过海外的镜像网站重新开放。 中国浙江省新闻办公室和通讯管理局于今年3月9号关闭了浙江杭州的人文网站“爱琴海”。博闻社的报道说，目前，“爱琴海”网站已重新开放，新的域名是77sea.net。该网站网主介绍说，新的“爱琴海”是原网站的镜像，他们仍在努力争取恢复国内的网站。 新的“爱琴海”网站上给出的联系电话仍是浙江杭州的号码，本台记者拨打该号码，听到该号码为空号的提示音，（录音） 博闻社的报道说，看过“爱琴海”内容的网友都对中国当局关闭这个网站表示不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其他网站言论比爱琴海所登载的更激进，但也生存下来了。对此，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周世雨评论说，（录音） 周世雨教授对“爱琴海”网站在海外设立镜像网站重新开放表示赞同，（录音） 今年三月，除了“爱琴海”，中国大陆遭到关闭的知名网站还有 “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共产党人网”。此前，“民主与自由”网站也被第47次关闭。中国官方表示，这些网站被关闭是因为它们违反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信息产业部于2005年9月联合发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爱琴海网”、 “民主与自由”被认为违反了该规定的第五条，没有经过国务院新闻办审批成立。“中国工人网”、“工农兵BBS”和“共产党人网”被认为违反了该规定第八条，没有满足规定的人民币1000万元资金保障，不具备新闻资质。 3月28号，“民主与自由网”等13个网站的“违宪审查申请代表团”联合发布了致中国人大法规审查备案室的公开信。公开信表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的第五条和第八条规定已经违反了《行政许可法》和《宪法》的相关规定，所以网民要求中国人大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进行违宪审查，撤销该规定，并责令政府部门恢复以违反管理规定为名而被关闭的网站，并给与充分及时有效的赔偿。对此，在美国的华人组织宪政协进会理事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表示，（录音） 这封公开信目前正在网上征集签名，公开信中表示，签名人数达到1万时，如果人大在法定期限没有完成审查并作出公告，网民将诉诸由中国法学界、民间法学学者和权威人士组成的模拟宪法法庭。 (转自《博讯》)

记者无国界负责人再赴中国看望黄琦并预祝天网重开 赵昕

【2006年4月25日狱委讯】 记者无国界负责人看望黄琦 2006年4月19日，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负责人罗伯特．梅纳先生、法国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帕特里克 -普瓦尔-达沃先生一行多人，专程前往成都看望黄琦。晚上8点，与上世纪中国第一家人权网站创办人黄琦先生会面，并就中国舆论开放、如何帮助中国在押异议人士、如何突破网络封锁、黄琦和家人受到的迫害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梅纳先生表示将设法帮助黄琦重建天网，且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 早就心心相印的朋友们见面时，黄琦先生首先感谢记者无国界、法国电视台以及法国人民、国际社会持续多年的帮助。 这是无国界组织负责人第二次专程前往中国探望黄琦。 第一次是在2003年11月23日，当正在四川省第一监狱服刑的黄琦先生被关进小监后，梅纳先生(Robert Ménard)、帕特里克 -普瓦尔-“记者无疆界” 亚洲部负责人凡圣－布洛赛勒先生(Vincent Brossel)和法国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帕特里克 -普瓦尔-达沃先生(Patrick Poivre D’Arvor)达沃先生等获悉后立即飞赴中国大陆，于11月27日前往四川省第一监狱。他们冒着巨大风险，设法突破监狱多重严格管理，并夹带摄象机等”作案工具”穿越了四川省第一监狱3道大门，最终在距离黄琦仅几百公尺处，被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强力阻止，未能与黄琦见面。  回到法国后，记者无国界和法国电视台等不少法国媒体发布了全部消息，包括对黄琦爱人曾丽和儿子黄伟轩的电视专访报道，加上很多报纸、电视、电台、网站全面跟进追踪报道，给中国当局施加了极大压力，逼迫中共不敢过分虐待已被关押在2平方米小监、每周吃18顿泡菜、实行”饥饿疗法”的黄琦。 最终，在国际社会大力声援下，单独关押小监达到110天、始终拒绝向中共写悔过书、体重下降了10多公斤的黄琦，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小监，进入了享受极品监狱服刑人员待遇的[囚衣警察]行列。在那里，黄琦每天可以24小时自由收看各种电视节目，睡眠时间基本上自己安排，还能看到监狱内同情者专门收听并编译整理的的BBC、美国之音、自由亚洲、德国之声、法国广播公司、中国广播公司的文字资料，仅仅象征性从事一点打扫卫生的劳动。即使这样，监狱里还是有不少因杀人放火爆炸、黑社会集团头目以及巨额贪污腐败而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服刑人员争先恐后地帮助他们的偶像——难搏大侠打扫卫生。  2004年6月22日，”法兰西基金会”和记者无国界在巴黎公布了其有关因特网新闻自由的报告”监视下的因特网”，并颁发给黄琦”自由奖” 。 在充满兄弟战友情谊的会晤中，黄琦就法国朋友关切的问题表达了如下看法：  1、争取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包括因信仰原因入狱的中国在押异议人士，并特别强调为他们提供经济帮助的重要性。 2、加强合作，在全球范围继续加大对伙同中国政府压制异议声音的YAHOO等美国不良公司的抨击力度。 3、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包括跨国公司不要只顾暂时的经济利益，而应当更多地关注中国人权。 4、强调国际社会的呼吁，对于改善中国在押异议人士待遇起到特别重大的作用，并强烈希望他们继续发挥这种作用。 法国朋友表示完全同意黄琦的看法。 此次会面和谈话的主要过程在成都岷山饭店大餐厅内，是完全公开的，引起一些不明身份者的良好兴趣，但无任何人出面干扰此次会面。 法国朋友预祝天网重开，还对如何帮助重新建设天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探讨，并提出一些具体帮助措施。同时，法国朋友还表示将尽力设法筹款帮助黄琦治疗在监狱造成的严重伤病。 黄琦再次向法国朋友说明，天网寻人呐喊网站将一如既往，关注中国人权事业和民间维权事业，不会对抗中国政府。原中共当局把天网呐喊视为网络头号敌人是非常短视的、是极不明智的。中共官员应当未雨绸缪，这是因为，7年多的历史早已证明，天网完全是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地维护各阶层所有人的人权。假如未来中共人员的基本人权被剥夺，同样需要天网呐喊这种人权网站为他们呼吁。 最后，黄琦再次向法国朋友表达了深深的谢意。4月20日，法国朋友回到北京，并乘坐次日的班机返回巴黎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