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说实话，对于北大“反美”女生马楠，本糊涂从无置评的兴趣。在大学里教书，知道学生中各色鸟儿都有。也怨不得他们，中国的大学早就沦陷了。但是看了2006年第9期《南方人物周刊》上彭苏的一篇文章：《北大“反美”女生马楠的真实近况》，本糊涂感觉到非常的恐怖：

    这个有着一张滚圆的土豆脸的女生，这个下巴上长着一颗毛太祖式的黑痣的女人，这个与美国男人建交的巾帼英雄，这个两年生了两个小杂毛的反美斗士，这个每天做运动、学画画、学京剧、学日语的美国佬的全职太太，居然敢公开交待：她拒绝领取美国的绿卡，乃是想重新打回中国，做中国的人大代表。时间是15年之后。原话是这样的：“我要去做一名人大代表，去为老百姓说话，能为老百姓说话真是太痛快了。”

    恐怖啊恐怖！

    这英雄现在还有些委屈，认为自己当年反击克林顿不属于“任务范畴”。但是她承认，克林顿访问前，北大组织学生干部和党团员开过会的。不用说，这会的用意是布置统一战线。于是，克林顿访问中国最高学府，最高学府的领导与三好学生，就把它演绎成了一场抗美战争。之后，克林顿夹着尾巴逃走了，学校为此招开了庆功会，作为英雄之一的她，也受到了校领导的表扬。没任务，却奋不顾身的承担了任务，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拿挨奸当工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让人怀疑她智商的是，马楠现在承认，他提问克林顿是有私心的，她希望抛弃她的前男友－那个考托福奔赴美国的陈世美能在电视上看见她！看来，堂堂的北大中文系的学习委员，至如今还搞不明白：引大家反胃的，并不是她抢得了提问的机会，而是她提问时无意有意中酿就的政治情绪！真怀疑这北京女孩当初是怎么混进北大的。想在电视上忽悠一下，想让前男友看见自己，也用不着这么卖身革命吧？

    恐怖的是，几年后她那个陈世美在邮件上对她说：“我真为你自豪”！

    看这对北大“精英”（马楠称他的前男友是精英，原话是这样的：“我一直认为美国有众多精英，拥有大量类似我前男友那样过五关斩六将，考入了美国高等学府的人才”）如此的王八瞅绿豆（对眼儿），心中不由的感叹：北大，俺真为你而羞愧！

    其实这样的羞愧也有些自作多情。反正他们这些“精英”大都成美国人，或者成美国人的老婆，与我们无关了。没想到，她居然扬言说，要打回来，给中国百姓做人大代表！说实话，这是我最担心也最恐怖的事情！

    想当年，克林顿在北大演讲时赞扬了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而遭到马楠的英勇反击：“我也不认为，个人的自由会与集体自由抵触。以中国为例，它的蓬勃发展实际上确是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按这个思路，我觉得做了人大代表的她，也只是何祚庥式的：“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下煤窑做民工，都是你们的自由选择！”当然，她也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大力发展中国的美容事业”、“中国人权状况比美国的好五倍”、“中国新闻播音人员老龄化严重”云云。不管说出什么样的话，过后，她可能对记者透漏：“当初，我在人大会议上提这个议案，是希望我的前男友（当然，也不排除前夫、前情夫之类的可能性）从电视上看到我！

    我怕得有理，如果中国十五年之后，人大代表还不是由选民选举的话！中国的政治还依然是这么一种“我国人民自由选择与集体努力下的成果”的话！

    所以在此恳求马楠的丈夫，那个中文名字叫寇白龙的美国佬：你赶紧给你老婆弄个绿卡，让她围着白宫斗，代表美国人民干吧。实在不行，你就叫她多生两个小杂毛，反正不管有没有绿卡，中美一亲善，她就不用计划生育了。无论如何，千万不能让她跑出来为中国老百姓说话。拜托您老了，您老辛苦了！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某些经济学家是突破道德底线的祸首

   我有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五花八门的中奖短讯，少则获奖两三万，多则十几万。还算好，没中过上百万的大奖，不然大喜过望，我担心自己会激动得背过气去。相信但凡手机用户，天天都遭遇着我同样的喜悦。

    又见报道说，有些人被骗至广东，立即失去人身自由，犯罪团伙令其编造理由，从家里或亲戚朋友那里诈钱。稍有不从，性命堪虞。前几年闹得很多人倾家荡产的非法传销也死灰复燃，居然仍有些糊涂虫趋之若鹜。

    听说母鸡吃自己生下的蛋，是因为缺钙。这是母鸡的自我生理调节。社会也是如此，缺什么，就想补什么。这几年，呼吁讲道德、讲诚信的声音不绝于耳，实在是因为人心太不古了。儿子骗老子，兄弟骗姐妹，言何人心？

    母鸡吃蛋，原是生物机理出了问题。道德见衰，应是社会某些环节有毛病了。社会学家或道德专家是否已经就此详加探究，我孤陋而未闻。我却琢磨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不义而富且贵的范例太多了，诚信自然就会缩水。

    有人说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几乎成了罪犯榜，此论也许有些夸张。可是，近几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笼，有些阔佬不再像往日那样荣耀，反而表示了不高兴。个中究竟，不言自明。有关方面煞有介事地做了所谓“第一桶金”的专题宣传，想让民众相信，这些有钱人都是合法致富的。可总让人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中国改朝换代很快，早就没了世袭贵族；张三李四，不分贵贱，很有点人人生而平等的意思。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并不生下来就是公候伯子男，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隐秘可言。别看他们坐着奔驰偎香拥玉，其实就是隔壁李大妈家的二顺子，或者对街张大妈家的三狗子。

    也许正因为大家原本都是老百姓，相互间太熟识了，所以谁是怎么发达阔气起来的，个个心明眼亮。有些富人的发迹史，无非为那句古老的俗话增添着新的注脚：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逻辑的自然演绎便是：既然张三是非法敛财致富的，那么李四为什么要诚实劳动呢？

    逻辑的进一步演绎便是：既然非法敛财的张三可以西装口袋里别着鲜花出席庄严的会议，那么身着假名牌的李四就不可以编些假短讯骗钱？

    逻辑的又进一步演绎便是：既然张三坏事做尽都不怕五雷轰顶，那么李四只不过干了些非法传销的事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逻辑的再进一步演绎便是：既然张三丧尽天良都一点儿不觉得自己坏，那么李四便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说自己是大好人了。

    逻辑还可以继续无限期演绎下去，直可演绎到谁看谁都是王八蛋。简直太可怕了！

    可是，毕竟大多数的是好人，他们痛恨王八蛋。但是痛恨有什么用呢？假如你的老板或领导正好是个王八蛋，你有什么办法？很多善良的人知道自己正在替王八蛋干活，还得忍气吞声。自然也有些趋炎附势的，才不管王八蛋王九蛋，先贴上去捞着好处再说。也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猛着胆子把王八蛋的丑恶行径捅出去了，结果大多遭遇不幸。媒体披露，北方有位干部就把原省委书记拱翻了。可是，这位嫉恶如仇的义士为此曾陷牢狱之灾。我不方便说这位原省委书记是王八蛋，因为他毕竟是原省委书记。

    我的杞人之忧是：如果让不义而富且贵的人蒙混过关，道德隐患会贻害千秋。虽说历史原是本糊涂帐，但过于深刻的刺激不能指望民众会健忘。

  　　中国共产党颇似邪教，你一旦加入此党，即失去自由、失去自我。它要求党员绝对牺牲，无条件服从，将个人意志完全交给组织，而组织则冷酷无情，对党员可利用则利用，无可利用则弃如敝屣，甚至肆意蹂躏践踏置之死地。女共产党员关露（一九○七──一九八二）悲惨的一生是最好一例。

   　　关露生于一九○七年，原名胡寿楣，又名胡楣，「关露」是她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笔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幼喜爱文学，三十年代在文坛已是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尤擅长于写新诗，赵丹、白杨主演的经典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即出自她的手笔，是中共左翼文联的活跃女性。

   　　关露一九三二年春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这一选择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造成了她下半生的悲剧。

   ◎　奉党之命做汉奸文人收集情报，胜利后仍背黑锅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陷后，关露奉党组织之命留守上海孤岛。一九三九年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叶剑英密电她到香港见廖承志。到香港后，通过廖承志（时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见到了中共特务头子潘汉年，接受了一个机密任务──打入上海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机关，充当中共与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之间的联络人。当时李士群与中共暗通款曲，提出由关露的妹妹胡绣枫与他联络，因胡绣枫曾对李士群有救命之恩，李信得过，但胡绣枫在大后方另有任务，潘汉年遂决定改派关露。

   　　潘汉年对关露说，「今后要是有人说妳是汉奸，妳可不能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无条件地接受了任务，回到上海与原来左倾文化界朋友断绝来往，承受着同胞难堪的眼光，与汉奸头子李士群交际应酬。

   　　一九四二年，中共特工系统另外派人与李士群联络，关露接令如释重负，向组织提出到延安或去新四军。但想不到组织派给她的新任务更叫她难堪：进入日本文化界，扮演汉奸文人的角色，为中共搜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在共产党员无条件服从党的工作需要的组织信条下，关露牺牲了自己的名誉，进入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杂志任编辑，并经上级领导吴成方指示赴日本本土参加了「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消息并见了报。

   　　在当「汉奸」的这段时间，面对朋友的鄙视和世人的责骂，作为理想主义者新女性的关露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一再想脱离此羞辱环境，调往他处去抬头做人，但多次向组织要求调离上海，均被拒绝。关露只好忍辱负重，唯一的希望是抗战胜利后还她清白。

   　　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了，关露的噩运也从此开始。

   　　关露戴着「文化汉奸」的帽子，国民政府惩办汉奸，她首当其冲。为了怕暴露中共与日伪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不是出面澄清关露的真正身分，而是将关露迅速转移到新四军根据地，要她躲起来。渴望着新生和战友理解的关露随后即遇到一连串误解和羞辱，使她精神大受刺激。先是在街上遇见上海来的青年当众骂她是汉奸，她为此大病一场，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

   　　随即她多次要求发表诗作，却被《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要求她换一个署名，说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关露的朋友这样劝她：「你为甚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关露当场失声大哭。

   　　而且关露失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爱情和终身的幸福。

   ◎　邓颖超干涉关露与王炳南恋爱

   　　关露曾恋爱过两次，都不成功，后来为了革命又一个人单身十几年。她第三个恋人是中共建国后的外交高干王炳南。两人相识于抗战前夕，一九四六年两人再度相逢后，王炳南已与其德籍妻子王安娜离异。三十九岁的关露与王炳南感情发展迅速，很快就到谈婚论嫁的程度。当时王炳南为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周恩来为团长），可常乘军调处飞机来往南京与苏北中共根据地。一次王炳南欲乘飞机去看关露之前，按中共的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夫妇汇报了与关露的恋情。周氏夫妇认为两人结合会对党不利而表示反对，邓颖超还赶到机场将王炳南留了下来。邓说，「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两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为了党的利益，王炳南向关露写了绝交信，并说明了原因，这对关露是致命的一击。从此这位曾相当浪漫的女诗人封闭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谈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单影只地苦度下半生。

   　　而且从她抵达解放区后，因为这段经历而不断地受到政治审查、拘押和监禁。从解放区的整风运动、反胡风运动、潘汉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运动员」，一共关押被捕四次，前后坐牢十余年，多次精神陷于崩溃的境地。

   ◎　对党绝望而自杀告别苦难人生

   　　文革结束后的一九八二年三月，关露长达几乎半世纪的冤案终获平反，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了一份题为「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首次澄清关露是由党派往上海作情报工作，「不存在汉奸问题」。

   　　但此时这一迟来的恢复名誉对关露己毫无意义，她已走到人生尽头，满头白发，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无依。对人生她己毫无留恋。

   　　就在获得平反的该年冬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绝望的关露吞安眠药自杀了。她平静地躺在一张破旧的单人木板床上告别了苦难的一生，枕边唯一陪伴她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是年关露七十五岁。死后，她在左联时的好友丁玲悲愤地说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身上。」

   　　另一位女作家杨沫说关露「把一生贡献给了党」。但党给了她甚么？

   　　关露最后以自杀了结人生，是不是最终对利用蹂躏了她一生的这个邪恶的党宣告了她的愤怒、反抗和决绝？

   摘自金钟主编《共产中国五十年》，开放杂志社出版，1999年11月第二版。(

大部分回忆录，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写成，那好比是一幅平面地图，从出生到死亡，不同时空按照经纬分布，一个人的一生一目了然。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他是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的这本回忆录，却像一个地球仪，轻轻转动，山川湖泊一晃而过，随手所触，不知指向哪里。

　　译本序里说，这本书的初版扉页上有提示:故事与回忆。诗人用一个个小故事缅怀他漫长一生中所遇到的人和事，所到达的一些地方，一些见闻和感受，这一切经过诗人的眼、诗人的手，诗人的心，到达了一个美好世界，一个生者与死者共存的世界。

　　他回忆那些和他同时代的人，诗人、批评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还有许多没有名望的人，甚至是一个有着一对黑浆果一样的小乳房的黑人妓女，“当他娓娓动人地讲到他们时，他们仿佛一个个坐到桌旁来了，脸上挂着很久以前的微笑。”赛弗尔特以诗人的敏感，知道趣味比荣誉更长久。他描述了他们身上有趣的一面，那正是他们得以杰出的源头之一。

　　他写一起在参与旋覆花社的作家卡雷尔·泰格。他们在巴黎和画家希玛有个约会，他们正在街头时，忽见一个俊俏的年轻女人跨下了汽车，“活像是从科莱特的小说中剪下来的。面纱没有遮住眼睛，手腕上闪烁的金镯子丁丁作响。她迈着轻快的步子，在一团香雾中打我们身旁走了过去。”

　　两个人一下子被迷住了，彼此对看一眼。

　　“可惜没有时间，”泰格突然说道，“我真想追她去！”

　　书中充满着类似的回忆。说来好玩，赛弗尔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边看着那些雪白的小翅膀(指护士)飞来飞去，一边“非议”那些长眠地下的人，“非议”他自己，读起来，他倒仿佛是在苹果树下，静静地怀想。四周香气馥郁，偶尔落下的苹果，也是爱与美女神的金苹果。只不过他不再是年轻英俊的特洛伊王子。

　　作为一个回忆者，赛弗尔特成功地糅合了老人的风趣和诗人的纯真，形成了一种“甜蜜的感伤”风格。句子与句子之间，干净利落，却流淌着一种悠长的韵律感。大概只有诗人才有这样的功力吧。这本回忆录，也可以看作是他成为一个诗人的过程和对诗歌创造的阐释。

　　在《充满歌声的岁月》这篇里，诗人回忆11岁时有人曾经问到他将来想当什么。他回答说要当诗人。结果被他母亲无意间听到了，她忧心忡忡地吁了一口气，说了声:“天哪！”亲友们也纷纷开导他:“孩子，那可是什么出息也没有呀，这年头谁也不读诗啦。考虑考虑实际些的吧。”

　　天哪！如果赛弗尔特听从那些亲友的劝告，我们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些文字，它们野趣天成，美得犹如春天的野花、夏天的清风、仲秋的月色。

　　何况，他还是一个坚定的“女性爱好者”。“我不会让任何人毁坏我心中的女人的神话，”在回忆卡雷尔·泰格的那篇《斯米霍夫的骷髅舞》里，他说，“自古以来男人们就用这个神话为自己编织女性美的花环。无论是年老体衰还是疾病，也无论是痛苦还是最可怕的失望，都不会夺走我这双昏花老眼看到的女人的美好形象。”

　　天哪，他真是一位可爱的诗人，朋友，情人。
　　
　
　　《世界美如斯》，(捷克)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著，杨乐云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1月版，42.00元。

造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有思想的、无思想的都爱造，以示自己有思想，或者十足表现无思想。例如“积淀”，这个词是李泽厚造的，大家都说好，料想《辞海》有重修之日，一定会收入。李泽厚还说“狞厉之美”，梁晓声也造了个“窈瘦”(见《九五随想》)，偏要把联绵字拆开，有违常规，就唯有勇气可嘉了。

　　日本人比我们更爱造词。例如“激”，冠在其他词前面，形容至极、过分，最常见的是“激安”，意思是稀烂贱。“激”字构词法始作俑者是摄影家筱山纪信，1975年他给红极一时的山口百惠拍照，题为“激写”。还有一个“超”字，超可爱、超恶心，本来是女高中生的卖乖用语，但也有人说明治时代就流行过一回。电视上一群浓妆艳抹的大妈七嘴八舌捭阖天下事，气壮如牛，这种年龄的女人被叫作“熟女”，似来自“熟年”一词，是已故小说家邦光史郎1978年私造的。熟透的年龄，指五六十岁，不惑了，认命了，也就到了退休时候。这时候离婚，就叫作“熟年离婚”，已成为社会问题。

　　日本没有欧洲式宗教束缚，本来是离婚大国，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离婚减少，到了欧美女性大搞主义时，相形见绌，反而变成离婚率偏低的国家。不过，统计归统计，实际上出现了“家庭内离婚”，这是叫林郁的人1980年代造的词，意思是心想离婚，为养儿育女却离不得。二十年过去，孩子长大飞走了，完成了当妈的任务，无须再咬牙当妻。像前一阵子热播的电视剧《熟年离婚》里松坂庆子饰演的老妻，火山爆发也似的:我不是你的部下！你给了我什么！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三行半”(休书)，抛弃已变成工业废弃物的老公。

　　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上班族队伍壮大，女人结婚后不再外出工作，相夫教子，比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夫主外，妻主内，各顶半边天。妻的日子好坏全依赖夫的收入。男人挣钱女人花，以至有女人和孩子的天堂之称。妻们有闲不是去打工，而是东跑西颠参加各种活动，品美食，赏展览，潇洒做义工，更被拉票的政客捧上天。但经济持续不景气，收入不稳定，生活动荡，女人便开始逃离，教男人叹一声: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男人上班，被称作企业战士，起早贪晚，美术馆博物馆里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哪里能有所爱好呢？也没有朋友，对社会活动不感兴趣，一旦退了休，成天躺在榻榻米上看电视，等着吃三顿饭。上班时夫妻父子难得说上几句话，女人抱怨，可天天在家了，女人又闹心，收拾房间也碍手碍脚，像濡湿的落叶一样扫也扫不掉。在公司养成了团队精神，退休后也不好一个人单独行动，变成老婆的跟屁虫。这下子女人不自由了，打扮一番要出门，却被问: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上班族以为退休之后一片玫瑰色，有调查统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盼着跟老婆去旅行，但女人们大叫:我可不想一路侍候他。粗大垃圾似的男人冲着一纸离婚书发呆，不知今后怎么活。据说，与妻死别或离异的男人早死。为拯救丈夫们，有人成立了“全国大丈夫协会”，办学习班，教他们对老婆说对不起、谢谢、我爱你。

　　爱是消耗品，在一起生活几十年，彼此早烦了，只是靠外力和惯性维持着家庭。男人倦飞归巢，甚至想吟两句陶渊明的“归去来”，可女人扑棱着翅膀要飞出笼子，花开二度。妻一般比夫小，而女人平均年龄比男人长，加起来要多活十来年。况且男人易老，没有女人那份持续力与好奇心。更可怕的是2007年4月1日，自此实施新制度，妻子离婚能分得更多养老金，不少女人默默等着呢。可是，老鸟出笼，能飞多高多远呢？

　　多年前有“成田离婚”一词。成田是国际空港，意思是新婚出国度蜜月，回到成田空港就分手，何其速也。虽然不过是一个比喻，但出游要朝夕相处，你想往东我想往西，最容易搞坏情侣、朋友之间的关系。其实“熟年离婚”也是这个理儿。退休以后与公司再无关，同僚们各自东西，一旦遇见了，或许互相问:离了吗？

今年是“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者金斯伯格的代表作《嚎叫》出版五十周年。这使我想起我对金斯伯格诗的若干感想，因为碰巧我一两年前曾译过他一批诗，这等同于一次极耐心的细读，一方面纠正了我对他的一些负面成见，另一方面深化我对他的一些正面看法。

　　所谓成见，就是金斯伯格作为一位反文化英雄，对于另一些不反文化的人来说，未免要皱眉，尤其是在媒体发达的时代，我们很难分清这其中的摆姿势、爱出风头与发自内心的对建制的反感之间的界线。还有一点就是，这样一位诗人，其诗乍看细读都会给人一种随便甚至粗糙的感觉，甚至会使人怀疑他是多大程度上的认真严肃的诗人。至于正面和深化的看法，我希望能在纠正成见的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

　　《嚎叫》开头就惊心动魄:“我看见这一代最优秀的灵魂被疯狂摧垮，挨饿歇斯底里赤裸裸，/在黎明时分拖着疲倦的身躯穿过黑人街道寻找过一过愤怒的毒瘾。”整首诗以惠特曼式的长句写成，且看似不修边幅。但是后来《嚎叫》的手稿显示，它是经过金斯伯格悉心修改的，甚至遭《在路上》作者凯鲁亚克抗议，后者要求他保持语言的即兴性。

　　《嚎叫》的特点是充满细节但都一笔带过，这是大手笔的写法。金斯伯格还善用机智、幽默和蒙太奇以至超现实手法。例如:“他们在大量的下流电影中淡出，在梦中被转移，醒来发现身在曼哈顿，然后收拾东西离开地下室跌跌撞撞赶往失业救济所。”再如:“他们挨饿寂寞在休斯敦闲荡寻找爵士乐或性或汤，追随那位聪明的西班牙人谈论美洲和永恒，而这是一桩毫无希望的差事所以乾脆搭船去非洲。”以上例句也可以印证他不被细节绊倒的能力，还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细节富于变化，尤其是空间的不断转移，以及时空交错:这些例句涉及众多地方和不同阶段，但都被金斯伯格揉合在一起。

　　《嚎叫》和金斯伯格其他诗以至金斯伯格这个人，都给人野性的感觉，但他也有非常温柔令人心软的句子:“他们去丹佛，他们死在丹佛，他们回到丹佛然后徒劳地等待，他们看守丹佛并在丹佛思考和寂寞最后离开去寻找时间，而现在丹佛正寂寞地思念她的英雄们。”他微妙和细腻起来也叫人沉吟不已，例如写他的朋友、催花手尼·卡:“他出入无数女孩在空地在小餐馆后院在电影院嘎吱嘎吱的座椅上在山顶在洞穴，或跟憔悴的女侍应在熟悉的道旁一次次寂寞衬裙的撩起中交欢尤其是在隐蔽的加油站和唯我独尊的厕所隔间……”这里无论是尼·卡，或金斯伯格，对憔悴的女侍应，是怀着一种怜爱的。我们可以想像女侍应那么憔悴和寂寞，大概没什么男人看上她，那“在道旁一次次寂寞衬裙的撩起中”是《嚎叫》中最易被忽略的美丽句子。

　　金斯伯格不仅有怜爱之心，而且有大爱之心，这使他的诗升上诗歌的更高层次，使得《嚎叫》不仅是一代人的诗，不仅是嚎叫愤怒之诗，而且是好诗不朽之诗。开头那两行诗，不是愤怒出来的，而是大爱之心洋溢出来的。这大爱，是一颗纯洁的心灵在现代文明可怕的独裁中觉悟的结果。这现代文明的独裁，被金斯伯格在《嚎叫》第二章里称为“摩洛神”，它是古代偶像，对它的崇拜需要以人类作祭品。金斯伯格在这章里对摩洛神作出猛烈的控诉:“是什么撞破他们的头颅并吃掉他们的大脑和想像力？(这是在回应开篇第一行)是摩洛神！是孤独！是肮脏！是垃圾箱和难以获得的美元！是在楼梯下尖叫的儿童！是在军队里呜咽的青年！是在公园里哭泣的老人！”再次，这乍看像廉价的铺排，但放在《嚎叫》和金斯伯格的精神脉络中，我们会看到一种大慈悲。正是这种大爱大慈悲，使这位来自佩特森的青年更能感受和发现世界之美，并为之流泪，就像短诗《泪水》所描述的:

　　我总是不停地哭。

　　离开西雅图沃布利大楼时我一路哭。

　　听巴赫我就哭。

　　看着我后院那些快乐的鲜花我就哭，对着一株株忧伤的中年树哭。

　　我感到幸福存在着。

　　我为我的灵魂哭，我为世界的灵魂哭。

　　世界有一个美丽的灵魂。

　　上帝显现是为了让人看见并哭起来。这颗溢出的佩特森之心。

　　也可以反过来说，是这颗溢出的心，使他升至大爱的境界。也因此，当我们读他那些比较粗糙的诗时，我们应当读进对人类的大爱里，而不是读出诗艺的小瑕疵。

　　“他显示了经济学的良心”

　　单就《饥饿与公共行为》来看，我们更愿意把阿玛蒂亚·森的工作当成一种启蒙
　　
　　

　　
　　“饥饿”的记忆

　　母亲跟我提起饥饿，已经不是第一次，每次都提到我的兄长，他年长我快10岁，但却比我矮，且经常生病。奶奶曾经掐算过，说兄长恐难长大，果然，30岁那年，兄长即去世。

　　兄长之死，是否与当年的大饥饿有关，我不得而知，但有如此惊心动魄的家族历史，我对饥饿问题的关注便多了几分。我曾经利用假期，去访问那些经历过三年饥饿的老人们，同时努力找寻有关饥饿的研究性著作，几年下来，我发现，无论是老人们内心惊恐的记忆，还是阿玛蒂亚.森对大饥饿的学理性研究，尤其是让·德雷兹和阿玛蒂亚·森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都令我这个没有经历过大饥饿的人羞愧万分。

　　第一层面的羞愧，乃是我们的整体性失忆。在人类的饥饿史册里，中国人应该最有责任，最有动力，也最有必要深入研究群体性饥饿问题，我们却找不到一份真正直面那场灾难的文献。无论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还是学者们基于历史的实证性研究，都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缺位状态，以至于今天的年轻一辈对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饿已经基本失忆。一家NGO组织曾经对100名197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就三年大饥饿历史做过一次随机性调查，结果显示，知道这场灾难的人仅为37％，了解具体死亡人数的人只有10％，而认同这场灾难的原因为自然灾害的人占到了95％。一位1981年出生的大学生甚至问调查人员，真的死了那么多人么，那么多人饿死了，应该有万人坑啊，到现在为止，我没听说过，更没见过，因此，我不相信饿死了那么多人。

　　森9岁的时候，也就是1943年，他的家乡印度孟加拉邦发生了大饥馑，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万。当时官方估计死亡100－150万，后来森自己估计死亡人数达到300万。森后来承认，他之所以把毕生的精力放在福利经济学领域，与他的童年饥饿经历直接有关。即使他的博士导师、著名的罗宾逊夫人厌恶关于福利、社会判断和规范评价的讨论，要求森远离福利经济学，远离所有的“道德垃圾”，但我们看到，森却沿着福利经济学的思路走了下去，并成为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公告中指出，森对福利经济学中的基本问题研究作出了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饿的实证研究均属其范围，它们通过对分配问题的一般研究和对社会中最贫困人员的特殊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
　　
　　“饥饿”的认识

　　在印度，森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道德地位。森的经济学建构，与其说是对西方经济学体系的一种历史性拓展，不如说是对印度这个曾经饱受饥荒困扰的国度最有力的拯救。森的伟大之处就在这里，他尽管一直在欧美的最高学府里从事研究工作，但毕生保持着他的印度国籍，并经常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工作，赢得了印度人民的认同和赞美。因而，他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就成为了自1969年首届经济学奖颁发以来获此殊荣的首例第三世界国家公民。

　　相比之下，我们有着比森更丰富、更具体，更有价值的学术素材，可是我们却不能出现哪怕半个森这样的人才，相反，关于饥谨的记忆似乎正在被遮蔽。

　　另一层面的羞愧，应该是我们的学者们有意识地从局部着眼。直至今日，面对大饥荒的成因，仍然被定性为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1990年，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饥荒是公社化和不准退出制度造成的，林毅夫把他的解释放在农业生产制度这个局部上，认为正是农业生产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大饥荒，他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论证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取消了“退出权”而使得社员竞相消极怠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迅速下降；1996年杨大利指出，饥荒是由于非理性消费(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杨认为公共食堂是公共财产，最终导致公地悲剧，造成过量消费，形成饥荒；1997年，文贯中和张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才是饥荒的导火线，即最初的饥荒并非由于FAD(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食物供应量下降)和食物获取权的丧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费供应和不设上限供应导致的；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飞舟利用分省的数据资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时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导致饥荒及饥荒差异的主要因素。周用返销粮发放数量的加大来说明饥荒发生时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应；用省际调粮高昂的执行成本和迫于政治压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来说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
　　
　　“饥饿”的建设

　　应该说，上述研究在某一个方面都找到了大饥饿的原因之一，但比较《饥饿与公共行为》，其局部性和狭小视角，以及背后的某种学术勇气的丢失便显露出来。正如这本伟大著作的书名所体现出来的定义，森认为大饥饿的本质原因是公共行为的失误。在森看来，所谓的公共行为，不仅是指国家的活动，而且包括人民大众所采取的社会行为——不仅有“合作”的(通过公民合作)，还有“对抗”的(通过社会批评)。前者显示，国家行动的性质和效力在缺乏公众警惕和活动的情况下，非常容易恶化；而后者则显示，公民权力的丢失，导致了饥饿的普遍蔓延。

　　在《饥饿与公共行为》中，“权力”成为最基本的概念。在书中，森就权力等基本概念进行了数据式的罗列，这些基本概念包括:权力、天资与交换、扩展权力、合作冲突、能力与生活水平、营养不良状态与营养不良、剥夺与贫困、社会保障。

　　我个人是极力赞成森的结论的。在《饥饿与公共行为》里，我们看到，印度虽然从体制上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地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反观中国，当时的体制阻碍了饥饿信息向中央政府传达，而群众对整体性的饥饿局面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天真地以为自身的饥饿仅仅限于自身，或者仅仅限于一个生产队，或者一个村庄。这种遮蔽很有可能在大饥饿的蔓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学者们在探索大饥饿的成因，寻找解决大饥饿的方法的时候，似乎仍然在遮蔽或者回避。
　　
　　“饥饿”的解决

　　尽管阿玛蒂亚·森开辟了人类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经济学的普及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国内经济学界对森的评价却是见仁见智的。一部分学者对森大加赞赏，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存在重制度探讨、轻福利研究的倾向，而在经济生活中，也存在强调物质刺激，忽视道德建设的现象。而森的理论在于指出了价值判断和伦理道德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使得我们重新审视这个忽视的环节。赵晓谈到，他一直在沿着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和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的学术线索在思索，2002年他写下的《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应该是他思索一个阶段以后的个人总结。另一部分学者比如李仁贵、党国英则认为，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实际上真正忽视了中国经济学甚至是中国社会发展所欠缺的东西，所谓道德，是
依靠羞耻感来维系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准则，中国经济还是应该按照“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路，在制度建设上继续跟进。

　　经济学界对森的认知上的分歧，正好体现了森的巨大价值。如果把森的另一本伟大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结合起来阅读，相信国内的学者们会一致认为，其实森在他的学术体系内，已经解决了本质性的制度问题；而如果单独就《饥饿与公共行为》一本书来看，我们更愿意把森的工作当成一种启蒙。事实上，这正是森的意图，他在谈到这本书时，清楚地说明:“我们试图使讨论尽可能少一些专业性，使人容易理解，有时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简洁的陈述，因为这种方式与另一种更正式的风格相比，可能要少点严厉性。”

　　如此看来，对于中国当下的经济学界和普罗大众而言，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就是一部难得的启蒙读物。
　　
　　
　　《饥饿与公共行为》，(印度)让·德雷兹、阿玛蒂亚·森著，苏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2月版，35.00元。

 

　　英女王私生子在欧洲文坛乃至世界文坛上，威廉·莎士比亚这个名字的分量不言而喻。然而，留下大批传世佳作的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说法不一。美国一名莎翁研究者日前又给出夺人眼球的答案：莎士比亚的真身原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前的私生子。

　　只是“戏说”

　　一本名为《牛津：伊丽莎白之子》的新书日前走进美国读者视线。标题中的“牛津”并非意指英国牛津郡，而是牛津第17世伯爵爱德华·德维尔。来自美国的作者保罗·斯特赖茨在书中提出两大引发争议的推断：首先，这位热爱并擅长文学的牛津伯爵是伊丽莎白一世的私生子；其次，“莎士比亚”是他的笔名之一。

　　“我改写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历史。”斯特赖茨对英国《独立报》记者说。他认为，有关这位未婚女王一生守身如玉的说法不过是“都铎王朝宣传机器编造出来、被大多数历史学家照搬的传说”。

　　斯特赖茨相信，他的新理论将像《物种起源》一样“一下子给人以完全不同的视角”。

　　莎士比亚是否出身王室还是个悬疑。不过，他的另一大断言恐怕很快就能成真———新书会让整个学术界“大吃一惊”。

　　对此，斯特赖茨强调说，他写这本书“不是要争论什么，而是书写关于艺术家牛津伯爵的成长故事”。

　　秘密生子

　　按照斯特赖茨的推断，在1548年夏天，伊丽莎白秘密前往英格兰的切森特，生下一名男婴。她就是日后开辟王朝鼎盛时代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这名私生子的父亲是伊丽莎白公主的“继父”托马斯·西摩———她的父亲亨利八世去世后，他的最后一位王后嫁给了西摩。而男婴随后被送至第16世牛津伯爵约翰·德维尔处抚养，取名为爱德华，日后成为第17世牛津伯爵。

　　此前，也曾有传记作家猜测伊丽莎白一世少女时代曾与身为朝臣的西摩有过恋情，尽管她曾拒绝过下嫁给他。不过，这些传记最终的结论是，两人的感情无果而终。斯特赖茨在书中写道，此后伊丽莎白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当时的历史学者称她生了一场病，但历史上没有留下她在1548年之前的看病记录。“我怀疑她当时生了一个孩子，”斯特赖茨说，“如果你研究一下文学，就会发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就出现过她生孩子的传言。”

　　不过，根据已有史料，这位女王曾在一封信中提及有关这一“下流行为”的传言，并予以严词痛斥。但斯特赖茨强调说，“她当时没有直接驳斥传言是虚假的，而只是说传言损害了王室声誉。”

　　至于女王的私生子，照斯特赖茨的说法，他被安置到第16世牛津伯爵家中抚养长大。这位伯爵被迫迎娶了一名与伊丽莎白一世关系密切的女性，死后爵位自然而然传给了斯特赖茨新书的主角———爱德华·德维尔。

　　真正莎翁

　　事实上，有关莎士比亚著作真正作者是第17世牛津伯爵的猜测并非新论。曾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的斯特赖茨，合作撰写过多部戏剧和音乐剧，在一次创作期间对莎翁身世谜团产生浓厚兴趣，成为莎翁身世之“牛津伯爵论”的热心支持者。他本人目前是名为“牛津（伯爵）研究所”的负责人，还是“莎士比亚－牛津（伯爵）学会”的成员之一。

　　按照“正统”理论，威廉·莎士比亚于1564年4月23日出生在沃里克郡斯特拉特福镇一个平民家庭。由于家道中落，他曾一度辍学经商，最高学历就是在当地语法学校的学习经历。

　　正因这份草根阶级的履历，先后让不少学者对莎士比亚的身份产生怀疑。他们的论据之一为，根据莎翁著作中种种细节，一个来自平民阶层的莎士比亚怎么可能对宫廷和上流社会乃至其他国家的风土人情有如此全面的了解？

　　曾求学于牛津和剑桥大学并在欧洲各地游历过的爱德华·德维尔由此成为不少学者论证出的“真正的莎翁”。这位第17世牛津伯爵是当时颇为知名的剧作家、诗人、音乐家及舞蹈家，曾使用过不少笔名。

　　斯特赖茨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笔名就是“莎士比亚”。

　　斯特赖茨还在书中写道，爱德华·德维尔显然深受伊丽莎白一世喜爱。在老牛津伯爵去世后，这位女王原本可以按照惯例将小伯爵的监护权出售给她自己，却没有这样做。

　　斯特赖茨认为，爱德华·德维尔知道自己“私生子”的身份，还在《哈姆雷特》等戏剧中露出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