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年代中国的“半身叙事”
【作者按语】 进入以消费主义为标志的“零年代”（2000～2010）的中国，“资本暴政”和“市场革命”引发了各半身之间的话语战争：下半身嘲笑上半身，上半身鄙视下半身，左半身围击右半身，右半身抵抗左半身，半身的演义进行得惊心动魄。撰写本文的意图，就是要对这些破碎的文化“半身”，做一个卷宗式的扼要描述，并将其缝合为一个完整的“躯体拼图”。
1、 上半身的“人纹叙事”
“上半身”是知识界及其思想操作系统的一种公共隐喻。中国知识界针对“市场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成了上半身叙事的一个样板，展示头脑对身体、精神对肉体、理性对情欲的抵抗。但这种矫情的抵抗显得如此乏力，以致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街头文艺演出，因为就其本性而言，目前流行的所谓“人文主义”理念，并未真正指涉中国民众的普遍权利，而仅仅是知识者对其自身话语权的一次曲线求索。
更耐人寻味的是，知识界在九十年代后期的话语权力的重获，导致“人文主义”进一步蜕变为“人纹主义”，也就是把标签化的“人文”作为叙事的母题，让它不断闪现在知识份子书写（言说）的现场，令其成为道德文化身份的外在象征。人们通常以为，只要握住了“人文主义”，就可以集正义、良知和美德于一身，也就当然地在人民和官员面前拥有了道德优势。这种知识界的自我“纹身”运动，无疑是面对消费主义危机及其自身犬儒化道德危机的应对策略，但并不能掩盖其丧失基本伦理尺度的基本事实。
经过深入“揭批”王朔们的痞子话语卫慧们的“下半身主义”，继而又经过大力弘扬“人文主义精神”，知识份子终于把自己修饰得很有点人样了，“美人纹”纹遍了知识份子的表情严肃的脸庞，但这种文化纹身能够改变知识界的内在黑暗吗？从学术剽窃、资本贪污到政治失节，难道历史上还有哪个时期比当下的知识界更为腐败和无耻？更有甚者，中国高等院校已经成为全球学术垃圾的最大生产基地，那些所谓“核心期刊”和“社科研究项目”，不仅为垃圾论文出具合法化证书，也成了繁殖垃圾教授的庞大温床。这场受到知识界热烈追随的学术纹身运动，大肆消耗着“人文主义”的剩余价值。
2、 下半身的“阳具叙事”
这个命题与人们通常说的文学（平面）叙事不同，它仅仅针对当前的建筑业理念而言。中国的现代建筑已经打开了阳具化的伟大进程。这是肉身叙事和硅酸盐水泥的联盟。规划者企图借助建筑物的阳具化来表达国家主义的权力欲望。这种传统的文化象征主义，几乎成了支配新建筑的唯一理念：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金茂大厦之类的阳具化造型之上，追加了政治和商业霸权的双重语义。
这是对传统国家主义建筑话语的严重反叛。古典国家主义建筑是一种女阴式的书写，它被限定在圆形的穹隆式框架之中，或者环状地匍匐在大地上，仿佛是一种对“上天”（阳性事物）的谦卑的响应（北京天坛和永定客家土楼是这方面的两种样板）。西方工业化幻象改变了中国建筑的语法，并促成了一场都市建筑高度的狂热竞赛。在现代性和全球化语境中，地方国家主义大规模征用勃起的阴茎图式（同时也是西方男权主义的色语），令其散发出自我政治夸耀的摩登气息。
为了加强阳具话语的语义，黄浦江沿岸的新生代建筑，还在其底部使用类似睾丸的圆球构形（东方明珠电视塔和国际会展中心），以及在阳具式高楼的上部加盖类似龟头（一些球形或圆冠状构形）的顶层。上海传媒还大肆炫耀这种阳具主义建筑所引发的“性高潮”，并以拥有四千幢12层以上的高楼并排名全球第一而深感自豪。继号称中国第一的浦东金茂大厦竣工后，上海、北京和广州的高楼竞赛已经达到白炽化程度。对“标志化建筑”的渴望，转换成一场灾难性的高度角逐。
这无非是在重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常识性错误。911悲剧和世贸大厦的倒塌显然已经发出了警告，但令人惊奇的是，上海直到地面发生严重沉降以及城市中心公共交通陷入危机之后，才手忙脚乱地宣布要遏制高楼数量，但整个中国并未因此放缓打造“石屎森林”的狂欢节奏。预谋中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为这场“权力美学”的空间大合唱标定了新的高度。
3、 前半身的“中产叙事”
“前半身”是指这样一种前瞻性叙事，也就是在国族叙事中加入未来的时间元，以便为我们提供某种具有“先进性”的社群样板。
在八十年代，没有比“小康”这一概念更具前瞻性了。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以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检测，中国在1998年左右就已“达标”，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市民阶层早在七年前就已获得生活的“基本保障”。于是，“小康”的魅力迅速消退，让位给了新兴的“小资”，也就是让位给了一种更符合前瞻概念的社群理念。年轻的都市白领汇入了“现代性”的洪流。
但作为中产阶级预备队的“小资”（以后还出现过所谓“BOBO”－“布波”），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过渡类型，中国的时尚媒体竭力要把“小资”定义为一种新的小而完美的生活方式，借此推销“消费转型”的市场理念，从而揭穿了“小资”的消费主义本质。小资从不创造新的文化，它只是一个精细的消费群体，寄生于西方的时尚潮流，成为制造商、经销商和广告商的首席标靶。
零年代的最大喧嚣，就是关于中产阶级诞生的福音。以收入而不是政治立场、生活方式和社会声望为标准的各种调查报告，向我们公布了激动人心的结论，国家统计局宣称，家庭年收入只要达到6万元就已属于中产阶层，这场用“中等收入”替代“中产阶级”的理念动乱，却引发了浪漫主义官员的热烈欢呼，因为它不仅可以验证经济大跃进的伟大成果，而且为本国找到了先进性的最新代表。
但是，即便中产阶级真的已在中国降生，它也与先锋精神无关，在已知的西方历史上，中产阶级只能扮演文化保守主义角色。正如“小康”和“小资”都与前卫运动无关一样，而中国的“中产”（中等收入阶层）则更像是低等的经济动物，维系着简单的“创收－消费”模式，甚至没有起码的权力和名誉冲动，更无暇顾及文化“原创”，恰恰相反，本土中产的“小康－小资－中产”的发育三步曲，正是中国文化负增长的历史。声势浩大的社会财富重组运动，不仅没有触发种族文化的复兴，反而令其继续溃烂，变得更加臭气熏天。
4、后半身的“保皇叙事”
与以“小”为美的前半身叙事截然不同，“零年代”的中国市民阶层和农民阶层继续沉浸在“宏大叙事”的历史幻象之中：从大清到大明再到大唐，“大”的民族幻象支配了人民记忆。这个格局的创造应当部分归功于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低吟浅唱地讴歌满清王朝，为康熙的独裁和暴力申辩，试图以历史还原的名义重建大清帝国幻象。二月河的沤心沥血之作“皇帝三部曲”，则把这场保皇闹剧推向了高潮。“新保皇派”在文化领域的宏大手笔，描绘了十年来的基本文化图景。
在这种对历史的改写中，民族主义和极权主义展开了互抹口红的劳动竞赛。二月河还精心刻画了满清皇帝和汉族知识分子之间的友情、皇帝的信赖和知识者的忠诚，以及在主奴、尊卑、统治者和效忠者之间的稀有蜜月。由于畅销书作家的不懈努力，国家主义话语大步倒退到了“新文化运动”之前，形成了张勋式的复辟语境。尽管最初的《宰相刘罗锅》还保持着某种警醒的批判性，但此后，一场以讴歌为目标的“皇帝戏”浪潮不可遏止地席卷整个电视娱乐业。在消费主义的赞助下，皇帝、朝臣、公主、格格、太监、献媚的文人云集于荧屏，帝国话语成为大众文化中最“荡气回肠”的“主旋律”，被五四新文化运动革除的“辫子美学”重新开始盛行。
张艺谋的《英雄》，以令人炫目的好莱坞制作技术讴歌秦始皇，为老牌极权主义辩护，成为这场冗长的帝国闹剧的高潮。那些拙劣得令人发笑的台词，却饱含着一个“很严肃”的事实：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在市场资本主义的掩护下，正在迅速退化为演艺界最“反动”一代。不仅如此，《英雄》中刺客与独裁者的惺惺惜惺惺，还标志了流氓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媾和。胡玫导演的《汉武大帝》，则是“保皇叙事”在电视领域精致化的代表，汉武帝的扮演者满脸杀气，企图向我们验证专制君主的伟大性，但他的严厉面容却折射出了“新保皇派”的卑微镜像。
5、 左半身的“革命叙事”
财富、贫困、正义，公正，激情、革命……，这些语词的盛行和时髦，成为知识界的“一道亮丽风景”。新左派在中国的复兴，构成了后毛时代的动人图景。左派、左道、左袒、左边锋、左撇子、左嗓子、左心房、左性子和左轮手枪，支配了世人的心灵生活。极端的新左派甚至讴歌极权者幽灵，渴望第二次文革，缅怀格瓦拉的游击革命和红色暴力，尽管某些新左观点不乏真知灼见，但这场喧嚣还是酿成了一场话语灾变。张广天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范例。
2000～2002年间，为“找一种合适的方式诉说革命”，“人民音乐家”张广天上演了一系列的红色波普戏剧，将延安和文革的街头活报剧改头换面后搬上舞台。张广天机智地利用青年观众的历史盲目，把红卫兵话语转换成戏剧对白，在舞台上制造毛崇拜（小剧场诗剧《红星美女》）、鲁迅崇拜（“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和格瓦拉崇拜（“革命话剧”《切•格瓦拉》）。而这三种偶像崇拜只有一种目的，那就是在先锋的面具下展开红色媚俗，以迎合激进学生的“革命趣味”和“暴力嗜好”。张广天高擎的“红星”，成了无数趋红小飞蛾的欢喜目标。
与张广天遥相呼应的是，受到西方知识界左翼运动的鼓舞，新左派在不断向愤青灌输“革命”神话，而由于民众的文化品质和精神传统，新左永远比自由派更容易“掌握群众”（任不寐语），并已藉此在话语巷战中把“自由主义”逼到了街角。
新左拥有一个热烈的民粹主义良知的容貌，但因其话语原创力的丧失，只能靠租借旧集权话语来维系其政治命题的表述，尤其是那些早已被历史抛弃的文革话语，并逐步落入了声名狼藉的老左的精神陷阱。人们时常可以看见，在老左举行的各种纪念性集会上，闪现出新左们的亲切身影。这种“政治祝寿”构成了耐人寻味的象征：新左们声情并茂地接过了老左同志的话语钢枪。
6、 右半身的“自由叙事”
在所有的“半身叙事”中，我始终对作为少数派的“新自由主义”保持敬意。自由主义者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捍卫及其通过修宪加以理性改良的主张，比新左的“革命叙事”更具“理性的魅力”。尽管其“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协缓进”（徐友渔语）的主张遭到了群殴，甚至有人把权力社会的腐化涌流，都归罪于市场自由主义的主张，但它对“个人自由”的捍卫，还是激发了我的热切关注。在“底层关怀”之类蛊惑人心的喧哗中坚守独立立场，这正是自由主义者的卓越本色。
就在人们关注自由知识分子“宪政叙事”的同时，却忽略了来自民间领域的两种声音，那就是来自南京的“他们派”和北京宋庄的视觉艺术群体。南北二京的这两座彼此孤立的营垒，正是民间自由主义的两大摇篮。
以秦淮河为中心的南京城市民风尚，尤其是低廉的消费指数，使之成为滋养这个自由主义的“金陵学派”的文化温床。“他们”群体发端于一个八十年代民刊《他们》，这个刊名此后便成为其进行自我命名的标签。经过岁月洗劫，绝大多数诗歌流派都已销声蹑迹，而这个“复数的第三者”群体却保留下来并日益壮大，成为中国南方最活跃的自由写作团体。韩东、朱文和鲁羊是其间的“三个代表”。尽管过度口语化损害了诗歌的内在价值，但这些被“权威”批评家所蓄意忽略的作家，还是为民间自由文学的成熟作出了贡献。他们的反英雄主义言说，从推翻“大雁塔”的简单诗句开始，已经演化成一场话语抵抗运动，并为南方的文学叙事开启了一扇后门。
另一方面，北京通州的宋庄镇，则成为滋生和养育自由视觉艺术的摇篮。它拥有一个圆明园村的短暂传统，却在地理广度上变得更加辽阔。自1994年五名盲流画家迁入开始，它逐渐成为北方先锋艺术创作和波西米亚生活的双重样板，近千名良莠不齐的“盲流”画家、作家和电视人在这里混居，没有单位与领导，也没有政治管制，书写、涂抹、拍照、吸毒和纵欲，挣动于精神与肉体之间，仿佛是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中国翻版，洋溢着前卫、交易市场与道德出轨的混乱气息。正如宋庄创始人之一方力均所描绘的造型那样，他们是一群表情佯傻的流氓，但其中某些人却已转型为衣冠楚楚的商人。
资本逻辑正在有力地改造宋庄，用市场尺度重塑艺术家的灵魂，在赋予其尊严与金钱的同时，把那个地点变成了全球艺术订单的供货（制造）中心，这意味着中国最大的自由原创飞地的终结。宋庄向我们展示出中国叙事的严重困境：在摆脱政治管制之后，艺术家不得不向市场作出自我献祭的一跃，按画商和买家的口味来制造艺术产品。如果说圆明园是逃亡，那么宋庄就是皈依。它的命运，正是中国半身叙事运动迈向“和谐社会”的征兆。
本文题图：“月份牌”之一（作者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