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门前的“中国崛起”：彩头还是霉头？
最近以来，“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在全球甚嚣尘上，震耳欲聋。而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则被一些人看作是为“中国崛起”举行的剪彩仪式。为此，中国甚至还奉上了一份162亿美元的厚礼，出手不可谓不阔绰。然而，未曾料想，这一“剪彩”，居然失了“彩”头，而触了霉头。当布什在白宫草地致完欢迎词，胡锦涛正准备发言时，一位华裔女士，突然“崛起”于记者群中，高声用英文喊道：“布什总统，别让他杀人，别再迫害法轮功。”她同时挥舞着手中红黄相间的法轮功的旗子。一时间，胡锦涛似乎懵了，好一阵未能回过神来。
这是否预示某种不祥之兆在“崛起”呢？
“眼见它楼起了，眼见它楼塌了。”
自从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极左的经济国策，中国经济开始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的“崛起”是不可否认的。
问题是，它是依托什么体制、以什么方式崛起的？崛起后，它会走向何方？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官，国富民穷”？是挑战国际主流秩序，挑战普世价值？还是汇入国际主流，拥抱普世价值？简言之，是崛起为一个自由国家，还是崛起为一个对抗自由的国家？是崛起为和平民主，还是崛起为军国主义？是崛起为一个文明国家，还是崛起为一个野蛮国家？
白宫草坪发生的事，戏剧性地呈现出了国际社会及人们对中国崛起的复杂观感。
中国谚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的，没有永恒的强国富国，也没有永恒的弱国穷国。我们也确实在历史上见识了不少国家崛起的故事。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德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两次崛起，日本在20世纪初叶的崛起，前苏联在20世纪的崛起。它们是一种类型。此外，英国在18、19世纪的崛起和强盛，美国从19世纪末至今的崛起和持续强盛。它们又是另一种类型。
19世纪下半叶，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策划下，普鲁士帝国挥舞军刀，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即，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完成了德国的基本统一。德国崛起为强大的军国主义国家，力量日隆，进而跃跃欲试，挑战当年的霸主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于兹爆发。德国战败，签下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由崛起而坠落。
而今日中国，在收回香港、澳门后，磨刀霍霍，声称不放弃用武力收复台湾。这不由不使人联想，中国是否将在崛起为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后，效法当年德国挑战英国之举，挑战今日美国呢？中国共产党和当年的普鲁士帝国都是武力崇拜者，是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政权。在普鲁士帝国，军人的地位十分崇高，有少年从军的传统，这种尚武风气影响了德国人几百年。此外，中共与普鲁士统一行动的奠基者都是铁血式的强权人物——毛泽东和俾斯麦。
不过，更加意味深长的典型是德国的第二次崛起——在二十世纪的崛起。一战失败后，德国全国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悲情意识，凡尔赛和约成了德国的国耻，德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对自己不公平，有一种被迫害、被围困的被虐心理；对英法美的行为，极其敏感，常怀敌意，往往并做出过度反应。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利用了这一民族情绪，高扬民族主义，比俾斯麦还彻底地统一了德国，清除了难于集权的联邦因素，废除了不平等的凡尔赛条约，夺回被瓜分的领土，解放出德意志民族被压抑多年的力量，唤醒了这个民族。其时，他解决了德国的失业问题，使德国经济欣欣向荣，迅速接近英国；摆脱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歧视，洗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的国耻。因此，希特勒被认为是德国的大救星，他使德国人感到，德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它正在经历辉煌的复兴和伟大的崛起。
1939年4月，在一次著名演说中，希特勒志得意满地说：“我接受了这样一个国家，它因为信任外国的诺言，因为民主制度种种恶劣的弊病而濒临毁灭。……我克服了德国的混乱，重新建立了秩序，并且大大增加了生产，……发展了交通，使庞大的公路网得以兴建，运河得以开凿，巨大的新工厂得以出现，同时也致力于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我曾经做到了使七百万失业的工人全体得到工作。”
是啊，在当时很多德国人看来，与希特勒之前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相比，希特勒领导的经济强大的第三帝国显然更加优越，它实现了德意志的目的。因而，德国认为，为了国家统一的意志和高度的效率，必须清除那些卖国贼、自由派、犹太人，必须消除不合谐的声音。崛起的德意志决不向英美等列强低头。魏玛式的低效率的民主制度简直是窝囊废。归根结底，民族复兴难道不是比个人自由更重要的事情？
这样，德国崛起了。德国向英美式的主流政治模式挑战了。德国“最终解决”犹太人了。德国为更大的统一开战了。……最后，德国被粉粹了：灰飞烟灭，遍地废墟，满目荒凉。
日本，也有过这样的相似的“崛起”辉煌。它的军国主义强悍力量，崛起于甲午战争，崛起于日俄战争，崛起于九一八，崛起于七七卢沟桥，崛起于珍珠港。日本人声称其崛起，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它发动的战争是黄种人对白种人的“正义”之战，是为了整个亚洲的黄种人摆脱英美白人的殖民统治。这一拯救黄种人的“大东亚圣战”，使广袤的亚洲与太平洋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最后，直到日本本土“崛起”了两朵原子弹蘑菇云，亚洲的天空才真正烟消云散。不过，不是亚洲摆脱白人的“殖民统治”，而是日本接受了白人给它制定的宪法，真正“脱亚入欧”“脱亚入美”而被“殖民化”了。
对中国人更熟悉的，恐怕是苏联的崛起了。1917之后,那里把国家变成“党-国”，把生产资料全部收归国有，实行统制性的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治国，政教合一，全国布满关押政治犯的“古拉格群岛”。苏联高效率集中全国力量，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几个五年计划，高速度完成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和国家军事化的目标。二战后，“崛起”为世界核子超强，与美国平分天下。它统率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国家叫板、“冷战”几十年，何等威风！然而，这种高度极权的国家，却在与西方的制度竞争的压力下，在自己国民的不满与抗拒下，像海市蜃楼一样，没有战争，没有暴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崩溃解体了。
目睹德、日、苏的崛起史，正如老话所说的：“眼见它楼起了，眼见它楼塌了”。沧海桑田，莫此为甚。
英美长盛之谜
总结“崛起”案例，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居于主流和领导地位的，唯有英国和美国。而先后气势汹汹地崛起并挑战世界秩序、挑战英美的，主要有德、日、苏。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它们崛起很快，失败更快。有人称之为“大国的悲剧”。而二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至今仍未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成功案例。
这似乎是一个神秘的现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主导型国家，宁有天命乎？”人们难免会有不平之鸣：上天何以独厚英美？而德日苏崛起的悲剧，其中的逻辑、模式和教训又是什么？
其中的基本逻辑是，这些新起的国家，由于悲剧性的历史被强化，产生了强烈的被迫害想象和成为强国的焦虑感，他们把国际关系理解为彻底的丛林原则，一切围绕战争旋转。这就促使当政者汲汲于集中国家的权力和力量，于是，一个绝对的主权者必定诞生。而且，不能对这个主权者有任何制约，必须允许他自由地判断国家是否处於危险状态，并绝对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维护国家的安全，哪怕为此而牺牲臣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就是“主权至上”的霍布斯式的理念，它促成了一种国家主义甚至极权主义体制。
这些“崛起强国”的基本模式是这样的：过去的德日苏和毛邓的中国，都致力於设计一种国家体制，这种体制能够确保国家集中力量办事的效率非常高，能够优先发展军事能力，集中资源发展那些有助於积累军事能力的经济部门；确保权力的集中，大幅度提高国家动员资源的能力和效率；相应地，也应当通过法律强制，通过军国主义教育（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培养服从的公民，鼓吹国家主义，鼓舞国民为了国家愿意牺牲一切的精神。它们动用国家的力量高速发展经济，特别集中于重工业，创造了一种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发展模式，可称之为“统制主义”或“计划经济”模式。 统制主义模式是对自由主义模式的否定，它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方法，甚至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啊-私有产权制度，它们使国家成为主导力量，追求快速工业化。这种模式，虽然可以暂时奏效，但因与经济人本性不合，故后劲乏力，最终难于竞争过自由的市场经济，难逃失败之命。
事实上，新崛起国家，虽然狂热地相信强权政治的逻辑，但他们暂时引发出的国家力量通常并没有所想象的那样大。他们看到了看得见的力量，而忽视了真正具有长远效力的国家力量：忽视了由於内部的优良治理、公民为维护自己的自由生活方式而自然地散发出来的软力量。
正如胡适所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新崛起国家的基本失败正在于他们企图用一群驯服的奴才来建造强国，而且其国家强力干预经济还违背了经济学最基本的原则。
人们或问：既然经历诸多挑战，何以英、美自18世纪以来仍大体上维持了在世界上的主流地位？
原因很多，但简单说，根本答案要从其立国原则中去寻找。
英国建立现代国家是一个自然的自发的演化过程。作为一个岛国，它与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纷争颇有疏离，故英国人更关注自己内部的制度安排。当时欧洲大陆各国集中焦虑的是，如何保障一个强大的王权，以便能够使国家集中力量进行与他国的战争。而英国人反其道而行之，专注于内部的权力分配和限制，想用法律、用议会来限制国王的权力和特权。它的注意力是向内的。在当时这确实是异数。
美国这方面与英国类似，远离欧洲。它遵循了华盛顿离任时的告诫，美国应当孤立於欧洲的霸权之争以外。故它在建国时也倾力向内，关注国家各种权力的平衡与制约，根本目标是保障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与安全。
英美于前述的德日苏不同，后者是以国族为单位、以国族为核心来考虑问题的；它们专注于外部国家间的战争。前者则是以个人为单位、以个人为核心来考虑问题的，它们专注于保障个人自由。 后者注意力向外，前者注意力向内。
于是，我们看到一条似乎矛盾的原则：那些在原初并不致力于追求对外强大而着重致力於内部善治保障人权的国家，最终却持久地强大；而一心致力于迅速对外强大的国家，最终却走向了毁灭。
实际上，20世纪初，美国也有一个崛起的经历，它取代了“日不落帝国”的英联邦而成为世界第一超强。但这个强权崛起的过程中，与过去历史不同，并没有血腥的战争，并没有国际秩序的大纷乱过程。那是一个平和的自然的崛起和取代过程。
原因何在？虽然众所周知，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英美两国之间相互深怀戒心。但重要的是，在关键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强弱易势之际，基于：
1）两国之间在国家制度上的同质性，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人权” “法治”的相同诉求，导致“民主国家间无战争”。从根本上避免了两者之间的“零和游戏”，缓解了换位时的国家紧张。这点显然与崛起时期的德日苏不同。
2）两国在文化、宗教和民族血脉的传承性。
3）在国家战略上，美国避免了直接挑战英国的国家利益，譬如，忍痛放弃了对加拿大的觊觎等等。
4）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关系。
诸种因素的作用，导致美英之间霸权转换和平而自然。这对双方是双赢的历史过程，促成了对现代史有重要意义的“美-英特殊关系”的诞生，它已成为主流国际社会的核心枢纽。
从历史上德日苏的“崛起”悲剧，再看美英之间平滑的霸权替换，比较当下的“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何以挥之不去？“中国崛起”何以引发国际社会疑虑重重，原因当尽在不言之中了。这里有三个关键词：第一是制度，第二是制度，第三还是制度。中南海当政者，听懂大国兴衰的历史教训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