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目前有两大文化矛盾现象：一是，官方权力核心力倡文化改革，而文化产业的标杆领域出版业与报纸业，一片暗淡；二是，影视产品粗制滥造、践踏文化，而权力批发机构仍以利益“改革”方式反“改革”。

   　这究竟是为什么？

   　首先来看，所谓的文化改革是服从宣传“三个代表”的政治需要的，即不能在文化上进行不断创新就无由诠释或补足“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先进的文化”一说。故此，就有了2003年5、6月间中共核心高层文化主管人物李长春先生的“三个一切”。6月4日，李先生视察吉林省长春市等地，提出了“三个一切”即：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都要改变，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2003年6月末，李长春先生的“三个一切”成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的主要精神，会上他发表了重要讲话，称言：“深化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时隔两年多即2006年1月，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又联合发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人民日报马上发表评论员文章，曰：“充分认识体制改革重要紧迫性”。

   　在官方大力填充“三个代表”留下的文化空缺之时，实际情况又何呢？答曰实质上，“文化管制／管制文化”仍然大行其道！

   　“管制文化”在分析层面上有两种意义：一是，对文化产品进行管制，如出版（片）审查制度、新闻行业准进许可制度，等等；二是由于管制动作的连续性即制度化，现时就形成一个文化亚种即反文明的“文化病态”，如整体的文化心理阴暗，特别是对含沙射影响、微言大义的恐惧，于是，“管制”就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第二种情形的惯性发展，必须导致“文化”败亡。这种慢性的败亡即非古典崩溃也绝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之“破四旧”与“怀疑一切”所造成的恶果。

   　以上分析绝不是危言耸听，实际情况也证明，所谓的“文化”已经败亡，即出现了非古典崩溃。由于管制文化形成的利益集团无法适应市场，必然实行寻租，设法出台更多的“技术管制”来诠释政治上的正确，以便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利益集团就是盘剥民间创新集团的那些许可证发放机关。比如说，一个官方出版社，它既无市场经验又无相应编辑力量，就必然依赖“卖书号”生存。一个书号从1万块（人民币）到1.5万不等。据悉，几家顶尖级的大社也开始从此道上捞钱，而书号价格则高达3万元。一个出版社一年卖上一百个书号乃平常之事，再加上低价倾销一批非畅销书，日子就能过得相当不错。

   　至于电影（电视剧）的许可证操作更为复杂，“审批的不确定性”有时可以搞得制片人声名狼藉、投资人倾家荡产。何以如此？因为一部影视得到立项后，投资拍片少则几百分元投资，多则数千万，但审读一关很可能被毙掉。如此，几百万乃至几千万投资则化为乌有。若是投入到黑市去以光盘形式发行，最多能收回投资的40％，少的甚至达不到10％。如此残酷和“潜规则”必然抑制民间的创新活力。所以，无论李长春先生的讲话还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意见”，都无法解决“意识形态刚性——管制文化的寻租——破坏市场活力”（或可称“意管破机制”）的根本问题。

   　中国“文化”的败亡，从根本上讲是意识形态的悲哀！设想一下，存在着“意管破机制”的社会怎么会产生先进文化。产生不了先进文化，何论代表最先进的文化？

   　纯粹是一场儿童游戏般的自我涂鸦！

   　为配合权力核心的改革倾向，中国最大的文化管制权力寻租机构（曰“国家广电总局”）也煞有介事地称从2006年5月份开始“取消题材立项审批”（中新网，4月15日），以便“更加符合文化市场运行规律”，但是它根本没放弃审读制度。不惟如此，它仍称“重大题材仍需立项审批”，并且“动画片，重大历史题材，中外合拍剧，还是要按照原来的办法进行管理。”又一场半吊子式的“改革”。究竟这一“改革”将产生多大流量的寻租利益转移，至今尚无法测知。

   　与权力核心口号化改革、权力批发即许可证发派寻租中心的“技术化操作”相对应，有两大诠释等于提前给所谓的文化改革划上了句号。

   　其一，中国出版业已经由泡沫接近崩溃临界点，业内人士已经无法乐观，诸如印数下降、退货增加、库存暴涨、效益下降因素造成了滞涨局面（《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科文献）。这种局面的形成很大动因来源于“意管破机制”，其中盗版的猖獗即致正常渠道“退货增加、库存暴涨”的主因仍来源于出版社与黑市的勾结，正如中国黄色（妓女）产业的形成是由警方参与（背后支持）而致一样。

   　其二，中国报业陷入全面经营危机，《2006传媒蓝皮书》（中新网，4月13日）称：“以2005年为‘拐点’，中国传统报纸已经停下了持续多年的上升脚步，广告营业额开始大幅度下滑，平均跌幅达15％以上，…传统报纸的强势地位已经从根本上被动摇。”云云。此种停滞、动摇固然有网络媒体兴起的影响，而更大的原因仍“意管破机制”导致的结果。试问：今天中国有一份纯民办的报纸吗？

   　在“意管破机制”的强大钳制下，权力核心的改革与不过是“瘸子打驴——坐着喊”而已。不惟权力核心只是“瘸子打驴”，就连我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也要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在“审读”一关上搞个倾家荡产。一位西安大学生读了我的《中国古代言论史》，大加赞赏，来信问我为什么不写言论史的近现代部分。我很尴尬，除了资料准备、资金筹备外，最大的因素仍是“审读”一关。因为，近现代言论史必然会涉及敏感话题，如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乃至六四事件，哪个出版社敢出这样书呢？

   　我凭写稿挣钱，若花上三年功夫写一本《中国现代言论史》，一个月内让出版社给“毙掉”，实在是从经济上讲不通。只讲《中国古代言论史》的出版，就足够教训。本该赚钱，却赔了。为什么？书号费1.5万拿进去了，这个较学术化的书不能多印（只印8千册）；再加上出版合同上的周折，费用加大。有一家国字号的出版社一见选题就皱眉头了，谈了一个月，左提条件、右提条件，最终还是让社长给否了，他说：“《中国古代言论史》没涉及国民党，当然就涉及不到共产党，但是其中有含沙射影的地方。”

   　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现代“腹诽罪”吗？！

   　与这位社长的左派式评论不同，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雷颐先生读了该书初稿，评价说：“填补了一项空白，开拓了一个新领域。”但是，学者的评价比不了“意管破机制”里的权力评价，民间出版人士则善意地劝告：“这该是社科院那帮人搞的书目（课题），他们有闲钱、有闲人都不干，你这不是吃饱了（撑得）吗？这个妓女化的文化市场，谁还搞那样高雅的课题。别谈什么赚钱了，能出了，就得敲鞋帮子（念佛）了！兴许那会儿，出版总署的人心情正好…”

   　不管权力核心人物李长春先生掷地有声的“三个一切”，也不管我为了谋生而必须自我审查计划在国内出版作品，更不管出版总署的人哪会儿心情好，问题仍然是：这一帮中国人，如果他们不想彻底地整体上将中国搞垮、搞烂（再回到1860年以前），那么为什么他们认可“意管破机制”的存在呢？

   　若干年后，李长春先生如今日李瑞环先生一样地淡出政坛，他会不会为自己的“三个一切”之前的“真善美”一样地化为政治闲谈之资，而脸红呢？

   　若干年后，我这样崇尚自由的作家，会不会面对着笔杆子与饭碗子的两难选择而羞惭地请求上帝原谅呢？

   　若干年后，那些稳占在“意管破机制”中间的分利集团，会不会在中国民主化到来后请求人民原谅，已免除对他们的经济（非政治）清算呢？

   　这一切，已经不再是悬念，而取决于中国“文化”败亡的速度。

— 评樊纲网民言论

不知什么原因，一直以来无法在国内被网友誉为”大粪坑”的”强国论坛”注册，所以，也从不到那里去逛，当然也就不知道发生在那里的一切。而来自广东信息时报4月12日的报道称，几天前，在那个”大粪坑”里，又暴发了一场”粪水”大战。起始原因是一个网名为”cdf”的网民，把樊纲最近说过的一段话搬了上去，并大加赞扬。樊纲说了什么呢？他说，”网民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

如果是一年前、两年前读到象樊纲先生那样的大牌专家学者发表上述的言论，坦率地说，我可能会感到奇怪，但是，今天再读到这样的言论，则就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所谓专家学者、社会精英，在面对网络时所表现出的失落情绪。而他们的这种失落情绪，当然是因为他们曾经垄断的公共话语权力被网络轻易的击败了。照一些网友的说法，是他们再也没有可能把自己伪装成民意的代表了，再也不能利用他们自封的民意代表资格加上一些他们任意加工的所谓”民意”来影响政府的决策了。樊纲先生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情绪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也不是第二个，更不会是最后一个。

由于他们情绪上的失落，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本来应该是高素质的专家学者们，却总是爆出一些低素质的言论！不说别的了吧，单说樊纲先生把网民定义为一个特殊的利益群体，就真的非常难以令人理解！有网友说得很好，就现实来说，网民在社会中的分布，遍及社会各阶层。上自达官贵人专家学者，下至平头百姓地痞流氓，真可以说是五行八作，形形色色。所以，笔者真不知樊纲先生所谓这个特殊的利益群体的利益体现在哪？是既得利益，还是什么？而樊纲先生又称，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好，樊纲先生说的这一点还是很现实的。但是，问题在于，即使有一个农民、民工在网上，他的言论毕竟也代表了一个农民、一个民工，而在网络之外，我们又能见到哪怕一个农民、一个民工的言论能够表达吗？而如果网上的这位农民、这位民工无权以民意代表自居，那么，在网络之外的社会现实中，又有谁有权以民意代表自居？

而如果说樊纲先生的此番说法十分荒唐，那么，那位十分推崇樊纲先生观点的网民cfd就樊纲的观点而阐发出来的东西就更见荒谬。cdf称：”(网络)这个新事物中包含着一些新的问题，一些人在网上攻击改革开放，乱发表意见，搞得决策者无所适从，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几点很重要：1、要搞清发表某种意见的网民的数量。因为许多人在网上写帖子，一张口就是’人民’，其实，他们并不代表谁。2、’上报’制度需要改革。因为，如果按照现在的’上报’制度，这些少数人的意见很容易被当成一种’民意’而回报给上面，使中央失去正确的判断。3、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不会被少数人的网上言论所影响。4、言论自由应该主要在报纸、杂志上实现。因为，网络是匿名的，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毫无自律可言、许多人是根本不负责任的。因此，我们很难从网络的言论自由中得到很多有益的东西。”

好一派忧国忧民的面孔！只是，他说人家一张口就是”人民”，怎么就不说中共及他的各级官员们、甚至那些大大小小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们从来就是自许为”人民”的代表呢？依我看，如果说网民张口就是”人民”而不能代表谁，但那最起码能代表他自己。而中共及他的各级官员和那些大大小小的社会精英们张口就是”人民”，那更是不能代表谁，甚至不能代表他自己。至于说到什么”上报”制度需要改革，那是你政府的事，与网民何干？与网民的意见是否代表民意又有何干？而”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只有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不会被少数人的网上言论所影响。”的言下之意，无疑是在说网上的言论都是反对改革的！同时当然也是说网上的言论只是少数人的言论！说网上的言论都是反对改革的，当然是睁眼说瞎话。而说到网上的言论是否少数人的言论，先要计算一些数字。但据我所知，中国网民已经有1亿人，虽然他们相对于中国的总人口13亿人的确不能说是多数，但是，他们相对于那些一直以来垄断公共话语权的中共各级官员以及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社会精英，应该是绝对的多数吧！

不过这位先生说的”言论自由应该主要在报纸、杂志上实现”，我还是同意的。但是，报纸、杂志上的言论自由便应该让网络上的言论自由为其让路吗？更何况中国的报纸、杂志还根本就没有什么言论自由，于是网络上仅有的一点言论自由也便显得弥足珍贵，而cdf却又连这一点可怜的言论自由也不想给中国的网民，那真可以说是专制的可以了！

在“北有《读书》、南有《随笔》”的美誉响彻中国文化界的年代，我还是一个被现代八股作文严重桎梏住头脑的高中生。平时翻阅的杂志多半为老师所指定的《中学生园地》之类，更上一层楼者，亦不过是《读者》与《青年文摘》，哪里晓得阳春白雪般的《读书》与《随笔》？因此，第一次邂逅那本名叫“随笔”的杂志，难免有些惊艳的错觉———那是在大学开初，去对面寝室找一位江苏籍的同学聊天，蓦然在他杂乱的床铺上发现一本已然破损的杂志，灰白色的封面，朴素中透着典雅，尤其是刊名的题字（后来才知道出自茅盾先生的手笔），端庄而飘逸，极有气魄。当时我更多的是好奇———因为以前根本不知“随笔”为何物———顾不得与同学搭讪，便翻起这本不起眼的刊物慢慢读。读的是哪一期，具体有什么文章，至今已不可考，只是我记下了何满子、邵燕祥等先生的名字，亦开启了与《随笔》的恒久因缘。

此后两年，我一直坚持对这本杂志的关注。由于清贫，只好借助看守学校图书馆的便利，去一楼的报刊阅览室做一个知识上的饕餮之徒，边读边做笔记，后来竟积攒了厚厚的两大本———这其中自然少不了《随笔》的成色。幸运的是，有一次书市，我撞见一本砖头似的折价书，名为“《随笔》20年精选集”，印刷质量相当恶劣，八成是盗版。但那时我哪里会顾及什么读书人的道义底线，10元银子能换得一本杂志20年的心血集注，天底下有多少这等便宜的馅饼？而我的沾沾自喜，不仅出于经济，更是出于精神：正是在这本暗黄色的盗版书中，我初次读到遇罗克的名作《出身论》，尽管是浅白的事理，可在一个常识缺席的时代，混杂着青春的锐气，很容易让我热血沸腾起来。一年之后，当我想重读此文，却再也找不到那本一度令我手背酸疼的“砖头”，去书店预订，亦是无果。无缘无故地得到，无缘无故地消失，只好归结于命运的无端。

但从此之后，我对《随笔》的感情则开始淡然，倒非受到“去留无意”的刺激，而是接触了诸多新事物，年轻的心性发生变迁。《随笔》数十年如一日的沉稳———乃至老气横秋———的格调，毕竟不能吸引一个青年人长久的喜好，比照之下，《读书》的学院体，《万象》的流言体，一样利弊分明。而《书屋》、《书城》，还有早夭的《东方》等，却都因其不拘一格而各领风骚———至今我仍钦佩《书屋》的大气，某一期上，共计只刊发两篇长文，这类异端之举，恐怕在偌大的中国难寻第二家。不过如此对比，正映照出《随笔》与《读书》的长处，后几本杂志的际遇皆是风波不断，坎坷横生，乃至出师未捷身先死，惟有前两者的旗帜能在狂暴的商业大潮中屹立不倒，除了经营有度之外，还是得承认，它们传承着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并且这种传统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灵，历经风雨，生生不息。

《随笔》的传统，在我看来，首先在于“随笔”这种独特的文体。它介于散文与杂文之间，兼具浪漫的抒情与现实的论辩于一身。不妨视之为非驴非马的骡子，但作为文体的随笔却不同于作为动物的骡子，它拥有极强的繁衍能力，自成一个独立的派系———近些年来，各类随笔的涌现蔚为壮观，即是明证。随笔超越于骡子的原由，可以溯源至它的本性。用于光远先生的话说：“随笔即自由之笔。”一言以蔽之，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20世纪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促生了多种语体，如五四的启蒙语体、鲁迅的杂文语体，毛泽东的革命语体，世纪末的大话语体等，其中优劣，实难分辨；但论及文体，随笔无疑代表着一个高耸的巅峰。比较学术论文所苛求的近乎教条的规范，构成随笔之灵魂的自由精神更是难能可贵。而正是这一精神，奠定了《随笔》杂志二分天下的根基。

自由不仅仅是文体的血液，如我所言，它还必须是一种贯穿于思想的精神，与作者的独立人格肝胆相照。这便是《随笔》传统的另一要素———姑且称之为“品质”。依我模糊的总结，《随笔》的传统可以用陈寅恪先生的箴言概括：“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巧合的是，《随笔》所在地，正是陈寅恪晚年的寄居地，或许真的有一种代际之间的薪火相传，心魂相守。如此则要说到困扰《随笔》的危机，即其作者与文章的老年化倾向：老骥伏枥的同时，不免日暮途穷。所以，教育什么样的青年人，怎样传承思想的接力棒，将是新时期《随笔》必须肩负的使命。这可能意味着一道黑暗的闸门，也可能意味着一块光辉的路标———作为《随笔》的忠实拥趸，我希望是后者。

        林达新书《如彗星划过夜空》近日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与以往主题较为分散不同的是，该书主要集中于美国宪政民主的发展过程，以及美国行政机构与新闻界的纷争。

　　《如彗星划过夜空》是“近距离看美国”系列的第四本，全书共34万字，仍然采取了书信体形式。该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通过1787年美国费城制宪会议前后的系列故事，反映了美国宪政民主从起源、发展到相对成熟和实践的大致过程。作者循着制宪会议的进程，在讲述中逐步推演出对美国宪法有关制度设计的思想土壤、历史机遇以及基本理念的思考，并描述了美国早期思想家和政治家面对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在交锋和妥协中显示的政治智慧。这一部分还对美国宪政制度中存在的隐忧和它的历史局限进行了分析。

　　该书的第二部分通过20世纪60年代美国反越战运动期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在披露所谓“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一事中，凭借宪法权力，与美国政府行政机构抗争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凸现了美国式民主的运作机制，也涉及了制度在新危机中的困境。

       英国小说家穆丽尔·斯帕克（MurielSpark）于本月13日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逝世，终年88岁。

　　斯帕克一生共创作了24部小说、几部短篇故事集和3部颇受欢迎的传记。但真正为她赢得声誉的还是创作于1962年的小说《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该书主要描写了二战期间，爱丁堡女子学校的一位年轻女老师试图打破沉闷社会桎梏的经历。

　　1998年7月，《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与《尤里西斯》、《洛莉塔》等名著一起，荣列美国兰登书屋《当代文库》编辑小组选出的“20世纪100大英文小说”之中。

　　斯帕克出生于1918年，她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所体现的实验精神有着强烈的自我风格。斯帕克的小说涉及了上世纪三十年代至今的重大历史事件，注重反映动荡社会背景下人的精神状态。对于生命和死亡的主题，斯帕克一贯用尖锐的讽刺视角去揭示世间的卑微和空虚。她的小说曾两次获得布克奖提名———1968年的《公众形象》及1981年的《有意闲逛》。

　　评论家大卫·洛奇如此评价：“斯帕克很有趣，却不失深刻思想，她的作品能让其他作家和读者都陷入思考之中。”

　　有人把君特.格拉斯(Grass)的《比目鱼》(Der Butt)与伍尔芙《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相比, 我觉得它们除了在女性主义的暗喻内涵方面有相似处之外, 其实并不好比。因为《比目鱼》占了一个优势－－它创作的时代－－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南美魔幻主义与法国超现实主义小说大盛的时代，而不再是二十、三十年代──《一个人的房间》创作的时代, 那时, 甚至意识流叙述也算时髦玩意儿。

　　不管女性解放运动的象微在《比目鱼》里是如何明显－－当然这种「明显」也是批评家操控的拿手好戏──其实女性解放运动的特质， 按照格拉斯一向的魔幻寓言倾向来猜（对于像我这样的批评者来说，「猜」是最好的批评动词之一，它既包括对文本的正视，也不反对批评者意识的自由），就是把解放强调为无穷无尽的「颠簸」。九位「厨娘」所象征的九个时代意义是动荡不安的。她们个人的微观生涯也是生于动荡、活于动荡、死于动荡。从石器时代终结到日耳曼民族大迁移，从宗教改革到巴洛克的瑞典来袭。而这些集中在德国但泽地区的大转折, 都被一条无所不能的比目鱼串连了起来。这条象微男性权力、地位、力量的比目鱼，最后变成了格林童话《渔夫和他的妻子》中的神鱼（读格拉斯此书前最好先读这篇童话）。一个毛骨悚然的文本完成了，这个文本中，神鱼与渔夫代表维持和平、安定的力量，它们就是「平衡」；渔夫妻子是贪婪、无知、凶悍的象征，它是破坏和动荡不安感觉的来源。是的，这就是女人，还有比这更直接的二元对立吗？被烧掉的另一个版本《渔夫和他的妻子》中，比目鱼是女人从天上偷来的天火（雌性的普罗米修斯），然后人类才过上了吃熟食的好日子。但比目鱼像伊甸园的蛇一样，唆使男人用火来制造武器，于是一切都不同了。比目鱼成了神鱼，男人掌握了权力，女人在被赋予制造动荡者的罪名同时，却用生存下去的信条来对抗毁灭性的战争。这是新的道路，「颠簸」必须到来。

　　然而，这一切都是格拉斯精心布置的，格林童话未必有那种对立意思，比目鱼由始至终都被妖魔化，厨娘则代表着维持生存的神圣。像但泽三部曲中的《狗年月》一样，格拉斯的世界永远是嘈杂的，各种声音互相攻击、嘶咬，然后一种决定性的低音出现，它稳重、坚强，永不休止地发出那单一的频率。在《比目鱼》中，这种声音就是食物，来吃吧! 尤其是第五个月，土豆压倒了一切。尽管格拉斯写作不喜欢格言警句式的点睛，但这一章结尾伊瑟贝尔（渔夫妻子）的一段话仍是极具煽动性，这里「煽动」是就意识蠢动的振幅而言：

　　「芜菁甘蓝怎样了？」她从自己体内说。而不是他从她的体内……然后，客人们就来了。他们对我们这道有历史意识的菜肴称赞不已，让给我们添上，一次又一次地添上。

　　而最后一章：

　　「我坐在空空的提盒旁。从历史中掉了出来，猪肉白菜令人回味无穷。」

　　还有比这更能表现主题的线索么？到了最后，要发现「新的开始」的开始，最能纠正男性所主导之历史方向的，只有由女人烧就的吃食。仅此而已。

   《延安日记》的作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是苏联人。此书的中文版由东方出版社初版于上世纪80年代，笔者读的是该社2004年3月再版的黑皮本。

    1942年至1945年，彼得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份到了延安。他以日记形式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形。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的接触和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也有评述。

    我觉得，此书是一部研究中共党史难得的参考文本，虽然其中不乏偏颇之处，比如，针对当时延安的反苏情绪，彼得就完全是站在苏共“老子党”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

    此书对延安的鸦片生产有较多的记述。我又查阅了国民政府禁毒方面的史料。总的来说，国民政府在禁毒方面是有成效的。1917年后，国内动荡，各地军阀为增强实力，以鸦片烟税为财源，竞相开放烟禁，清末民初的禁烟成果付诸东流。

    历史学家顾颉刚1931年旅行河北、河南、陕西、山东4省后记述如下：

    “我们久居都市，已度现代化生活，而内地民众则还过着纪元前20世纪的生活，除了一把切菜刀是铁器时代的东西之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时代的。要是仅仅这样的浑朴，那还保持着古人的健康，要改造也不难，无如鸦片、白面的流行，普遍得像水银泻地一样。我到一个小县城里，只有200家铺子，烟馆倒占了40家，其数量远超过米店。许多农村里，可以买不到一张纸，一支笔，但鸦片、白面是不会没有的。那时穿中山装的是何等表示前进，我亲见一位穿中山装的朋友接连在烟卷上抽着白面，悠然自得。但白面瘾的急剧增进，以致家破身亡的惨剧是大家说得出的，听说实在穷得没有办法时可以把自身出卖给制毒的人，因为他死后可以从骨头里取出白面的成份来，再行制造。当白面瘾发时，发疯如狂，尽在地上滚，在那时，房子也舍得拆，连老娘的衣服也要剥去变卖了。我一路看见的人，‘三分不像人，七分倒象鬼’的不计其数。……

    许多农村里，别的药没有，606和914总是有的；西医可以没有，打针的人总是有的。亡国，我们住在都市里的人早已有此恐惧了，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成了国民的常识。灭种，城市里人还没有这感觉，而我在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看出来了。我带了一颗沉重的心回到北平，然而北平却是酒绿灯红，金迷纸醉，上下都在颓废酣嬉之中。一经对比，使我忍不住流下泪来。我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我言之过重；就是相信了我的话，也只有作同情的一叹，说：‘这有什么办法呢？’”[1]

    国民政府看到了烟毒的严重性，于1935年4月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向全国发布禁烟通令，并公布《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

    禁种方面，规定了绝对禁种、分期禁种、分年减种，直到绝对禁种。

    禁吸方面，以1935年最后登记截止人数为准，按烟民年龄依次勒戒，分为5期，以一年为一期，每年烟民为数至少递减五分之一，至1940年底完全戒绝。

    《禁毒实施办法》规定，吸用烈性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限于1935年内自行投戒，如查获未经投戒者，拘送戒毒所勒戒；1936年内如仍有未经投戒而私吸者，除勒戒外，并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自1937年起，凡有吸用毒品及施打吗啡针者，一律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此外，凡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者，依法处以死刑，从犯按情节轻重，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公职人员对于制造、运输、贩卖烈性毒品有帮助者，概处死刑。另外，国民政府还规定，凡制造、贩卖烈性毒品者，无论主犯还是从犯，一律处死刑……。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禁烟禁毒措施空前之严厉。但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国民政府以机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政府虽未废止禁毒令，但常力不从心，因此鸦片烟禁而不绝。

    读了《延安日记》后，又想到顾颉刚的感慨，于是想弄清楚，延安的鸦片生产是否在国内其他文献里有所披露。

    在这方面颇有研究的学者单世联告知：《谢觉哉日记》下卷734页有记载。

    1945年1月5日谢觉哉写道：“……仁政观点不够，容易发生毛病。同一事物，有仁政观点的人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毛说我党犯过两次错误，一是长征时乱拿人民的东西（不拿不得活），二是某种物（不种度不过难关）──缺乏仁政观点的人，则认为这是直接有利的办法，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这里的“某种物”、“某货”、“不种度不过难关”，指的当是鸦片。

    彼得在《延安日记》里所述如下：“到处都在做非法的鸦片交易。例如，在柴陵，远在后方的步兵第120师师部，拨出一间房子来加工原料，制成鸦片后就从这里运往市场。[2]”“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做对外市场）至少提供120万两鸦片。鸦片的……种植与加工，大部份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166页）彼得和任弼时谈话结束时，任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167页）任弼时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

    尤任曾问及毛泽东，“特区的农民往往由于非法买卖鸦片受到惩办，而现在甚至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机关也在公开地生产鸦片──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46页）“毛泽东没有吭声。邓发代毛泽东回答说：‘从前特区只是把盐和硷运往国统区。我们一挂挂大车满载着盐出去，带回来的钱袋却是瘪的，而且还只有一个钱袋！现在我们送出去一袋鸦片，就能够带回满满的一车钱。我们就用这些钱向国民党买武器，回头再用这些武器来收拾他们！’……”（46页）

    彼得还在日记中写道，中共“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但不见命令原文。

    笔者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网站上发现了当时冀鲁豫边区第六专区下辖的“淮太西”县政府（由河南之淮阳、太康、西华三县之一部划编而成）颁布的“淮太西县烟土税征收与管理暂行办法”。这个“办法” 是民国三十四年七月颁布的，有7条17款。

    第一条就开宗明义说，“为了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管制烟
土出口，争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据冀鲁豫边区政府税收原则暨本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其具体规定是，“于本县中心集市设立烟土总行，统一管理烟土行之经营与税收事宜”，交易税率是15%。凡“低报烟土价格因而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纳款外，处以应缴税款二倍之罚金”；凡“购买烟土人，于购买后，实行走私漏税者，查获后除补税外，另处相当于纳税额二倍之罚金”。“买卖烟土之商民必须将税款向总行或合法营业之行户进行交纳，方准出口”。这里的“出口”，当是指向国统区出口。

    2005年5月18日，笔者采访李普老，问他“淮太西县”是不是有这样的“烟土税办法”，他说没听说过，延安种鸦片的事他倒是听说过。李普1930年代参加革命，大部分时间在国统区，没有去过延安，但在延安生活过很长时间的李锐等老友都对他谈过此事。

    解放区种鸦片的事，当时的《西安晚报》也曾有报导，说“栽种以晋北及陕北各县为最普遍”，“初时尚避开交通大道，佯作种棉之宣传”，后来竟“随处播种”。“在舆论的催促下，国民政府对边区之种植与运销鸦片，自不能不采取措施，乃于1943年4月， 准备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烟毒检查团赴陕北实地调查，先由陕西省政府于4月9日电知十八集团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萧却拒绝检查，说“查边区烟毒，早经禁绝”，“实无派人前来之必要”。这样，“检查团”当然不能成行。

    从谢觉哉1943年6月6日的日记中可知，延安确实存在着鸦片问题。

    谢当天的日记第一句就说，“拟给各分区各县（市）政府禁绝吃烟指示”。以下是指示全文，兹照录如下：

    “吃鸦片，这一旧社会遗下的疮疤，我们已经治好很多了，但查还有少数未戒绝的瘾民。必须再下一把劲，免得“死灰复燃”。除禁种禁运另有禁令外，特给以关于禁止吃食的指示：

    一、各乡（市）政府接到此指示1个月内，把境内烟民，分别瘾的大小，年龄大小，禁绝期限，彻底清查一次。一般规定：30岁以下的限3个月戒绝；40岁以下限5个月戒绝；60岁以下的限10月戒绝。衰老有病的，可酌量延长，但至多不得超过一年半。

    登记时要把烟民找来，当面说定戒绝期和逐步戒绝的方法。乡（市）政府应随时检查或委托行政村（或关坊）主任、自然村长（或街巷长）检查。不可于登记后就听其自流。

    烟民隐匿不肯报的，逾期未戒的，戒后又复吃的，查出后送司法机关罚办。

    二、要和生产与教育工作联系起来。烟民多是不事生产及行为堕落的人（大部是二流子），要用说服与强迫的方法，使其卷入生产大潮，即使其生产劳动很小。同时要他知道自己是社会一份子，至少不应为社会上看不起，以激发他戒烟的决心。今年的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运动中，不少有烟瘾的二流子戒绝了，有的也赶上做好人。可见用积极方法策动戒烟是很有效的。

    三、要造成群众运动。不只是劝烟民说吃大烟怎么不好，而且要在村民大会上，市民大会上做劝戒运动。一村一市有抽大烟的人，是不美满的。使烟民不能不愧悔。且要发动儿童、妇女劝戒烟，儿童能劝服其家大人戒烟的，是模范儿童；婆姨能劝服其丈夫戒烟的，是模范婆姨。如果丈夫顽固，乡村政府可允许在其丈夫未戒绝大烟的时期，婆姨有管理其家经济的全权。

    四、登记烟民后各级政府及各地卫生机关应帮助烟民找戒烟丸药，按瘾发给，如期戒断。必要时可设立戒烟所，集烟民在一处禁戒。戒烟丸药及住戒烟所，贫者可不收费。戒烟药品，除特许者外，不得在市面出售。

    五、要彻底做到禁绝种、禁绝卖。

    六、各级政府应将办理戒烟事宜──烟民多少、戒的情形随时逐级向上报告。今年总结工作时，戒烟工作是各级政府考核成绩之一。[3]

    从这则“禁吃鸦片令”可以得知，如果不种鸦片，财政本来困难、老百姓本来很苦的解放区何来鸦片？从上引谢觉哉语“甚至发展到某货内销”，也可印证解放区的烟民吃的鸦片就来自解放区的“内销”。

    《延安日记》还提到：1944年中共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持，积极邀请美国使团来延安访问。美国人为帮助中国找到出路，答应到延安，可蒋介石坚决不同意，后来罗斯福总统对蒋几乎是下了最后通牒，蒋才同意了。

    4月28日，彼得在日记中写道：“外国记者即将来访。毛看到机会来了，想借此同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他推想，记者们会造舆论，而政界人士就会着手认真办事。不料，中共领导在这件事情上遇到困难了。……大片土地都种上了罂粟，这是件十分令人不愉快的丢脸的事情。……怎么能掩盖得了呢？……著名的359旅被派往该旅驻地通往延安及其冬季营地的道路两旁，去铲除罂粟。第一旅也同样在干这个差事。”（243页）这种对付办法，迄今已成一种“检查文化”了。

    毛泽东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既然如此，也可以说，革命就是用非常手段去达到目的──这“非常”，就是不择手段吧。国民党是革命党，它不择手段得到了政权；共产党也是革命党，它也可以不择手段实现党的利益和目标。当时，国民党要封锁，共产党要生存，鸦片就“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了。

    而今距延安时代近70年了，正视这段历史我倒觉得尤其重要。

    不能正视历史，就不能开创未来。

    历史学家们、尤其是中共党史专家们，只需拿出良知和勇气，就象袁伟时先生说的那样，“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因为真话绝对是有益无害的！

【注释】 
[1] 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0至11页。
[2] 《延安日记》，第103页，以下同一出处的引文只注明页码。
[3] 《谢觉哉日记》，第485至486页。

【整理者按】这是秦晖、温铁军、汪晖三人的一个对话。《天涯》与《中国改革》杂志曾先后发表过未经笔者审阅及认可的两个删改版，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发表未删改的文本以正视听。在这个由笔者整理的版本中，本人的谈话部分有相当篇幅的进一步补充，同时也

国家的责任与权力

　　温：我恰恰认为现在所谓的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或任何理论派别，他们的讨论在中国目前都缺乏前提性的条件。

　　秦：如果你说的“讨论”是指弘扬自由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并且提出诉求，我认为那都是非常必要的。如今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