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争取平等权利的社会斗争就无法达到真正的自由
温：在人们讨论自由主义的时候，认为你所受到政治上的高压或者不民主的环境本身，使人们比如你这样的人，倾向一个理念上的自由民主。因此把理念上的自由作为一个人们祈望的目标。
樊百华:“坑农”厉鬼温铁军
今年“两会”，共产党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我有很多担心。理由是被树为“建设新农村”旗帜性人物的“三农专家”温铁军，他的一些言论是明确歧视农民的。
温铁军在知识官僚中级别不高，但一般厅局级远不及他的风光。近年来，温铁军特别串红，一是被推为中央电视台2003年年度经济人物，二是“新乡村建设”才搞了几个月，就被传媒炒得红红火火；三是温铁军担任总编的《中国改革》、《中国改革•农村版》、《改革内参》，都集中闪现着温铁军“当年戴草帽、穿裤衩、着背心、骑单车”，奔走于乡村调查研究，心系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农业的乡土学者形象。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温铁军，分明成了一个榜样学者。
2005年年初，我从网上看到山西作家李锐《给友人信谈张炜》。李先生在信中说到：“中国问题的巨大和复杂，让许多‘真理’变得捉襟见肘。有鉴于此，尤其不可以用简单的义愤填膺来代替冷静坚定的理性思考。我非常敬佩像李昌平、温铁军这样的思考者和行动者。我甚至不认为应当把权力和市场‘本质化’成为恶魔，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的正是有效也有监督的权力和坚持平等原则的市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一些人对温铁军的认识有太多的“失真”。
本文不无“矫枉过正”之意，不是要抹煞温先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价值，但却一定要将温先生更重要的面目看个清楚。题目中的“坑农”二字，针对的是温先生的言论。
一，永远的“喜鹊”
我了解温铁军以“长江《读书》奖”为第一阶段。事实上也就没有了第二个阶段。在那篇奖金为3万美元（曾有报道说温铁军给河北定县他“蹲点”他“挂牌”的“乡建学院”捐款人民币3万元）的论文，《“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的一开头，温先生就摆出“用脚做学问”、“注重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革命领袖将外来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派”姿态。论文的中心意思是：西方无论什么学说理论，都无法搬用到中国；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但除了农民素质低需要继续教育的问题外，20世纪的核心问题——土地制度已经解决。世纪之交农民问题已经扩展为“三农问题”。文章主要回顾了从孙中山到毛泽东到邓小平解决农村土地制度问题的实践，认为他们都能从实际出发，都达到了各自能够达到的正确、伟大、英明。针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改变的舆论，温先生明确指出：目前的农村土地政策远未走到尽头，是切合、适合、符合农村发展的实际需要的。就这样一篇文章，说了半天，“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完了。当然，温先生对一些具体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熟悉。
这就应了一句格言：熟知不等于真知。数年过去，温先生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所变者是效法前人搞乡村建设，获奖更多了、影响更膨胀了，从歌颂江泽民的“资本经济”转到了歌颂所谓“新政”。
温先生的榜样意义用他自己一次座谈会上的一句话可以看个透了——
“从长期看，不仅任何政府都没有‘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能力；而且只要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仍然以分散小农经济的方式生存，那么对农民而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农村的村社自治结合就是必然的结果。”（《改革内参》2003年11期）
2004年5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温先生关于“三农问题”的代表性著作《解构现代化》。书中大讲毛泽东的两个相信：相信党相信群众。“目前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到农村基层和农民头上，……”“中国要真正实现‘三个代表’的伟大思想……”“我们首先应强调中国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应该认真学习邓小平，毫不避讳地讲清这种国情，谁想让我照搬你的制度，请你把我这2亿多过剩农民劳动力拿走。……你给他们人权吧。” “中国得明白，站在这块土地上，脚下这块热土就决定了你搬不来现代化。你就得认可‘可持续发展’。”原来“可持续发展”在温先生这里是用来对抗现代化的！（该书146—153页）他肯定歧视农民的发展战略说：“……这些年的增长也表明，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约束的瓶颈制约。唯一比较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过去靠这个（包括剪刀差）支撑工业积累，现在进一步靠这个支撑出口优势。”（该书28-30页）
温先生的这些言论是一贯的。而最露骨的表达，则集中、鲜明的出现在同年几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
2004年10月13日，这一天的温先生一定处于他有生以来难得的亢奋中，因为他在福建宁德，作了一场注定是他这辈子最精彩最重要的演讲。题目是：《“十六大”以来宏观经济形势》。
为了突出“三农问题”，以突出三农专家的荣耀，温先生不惜忘记了他自己对20世纪的总结，说：“三农”是“上个世纪没有强调的问题”；也忘记了他1998年拿了三万美元奖金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便是：政府的现行农村政策是最切合现实的。
针对“居安思危”（或者如我说过的“居危思安”）的杞人忧天，温先生说：“这十年的时间，中国经历的是在增长速度快的时候出现的那种方方面面的问题……”——温先生像一个编外宣传部长或者政治辅导员一样！这种套话的意思无非是两个：现实中是有不少问题，但我们增长很快，是前进中的问题。不说是一种自我辩护（这居然没有妨碍温铁军也跟着批判“GDP主义”——对于官话，温铁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方向、任何话题上都能保持永远正确，多年来，我竟没能发现温铁军让宣传部长们难堪的哪怕一例！）的套话吧，逻辑上也蛮不讲理：既然这些问题是因为增长才必然甚至必须出现的，又凭什么说过去不重视才造成、现在重视了就可解决？岂不是慢增长少问题不增长就没问题了？温先生用假问题掩蔽真问题的本领与他当院长的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那些油嘴滑舌的政治辅导员，不相上下。
最近一句马屁拍得最响亮的话便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新世纪的重大战略转变’的历史阶段。”无论有没有、能不能大转，都没关系，温先生长期来已经能够编成一本大书的马屁话，像到时候有没有全面小康你也没法追究一样，谁还值得去计较温先生呢。
温先生说：“人们很容易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资本经济’，但从‘资本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却很难从经济的角度推导出‘全面小康’。于是，强调‘全面小康’与强调‘资本经济’就是对立性的。”温先生批评反对宏观调控的人经常说他们“迷惑人们的感觉”，温先生何尝不这样，你这里权力乱捞的假资本—市场经济，劳工工资还不如150年前美国工人的工资高，普通老百姓是缴税大户，可人家既有真利润又有真福利，富人也是缴税大户，贫民窟已经比这里的市民楼（非民工）好多了，怎么可以不分中国外国一概说市场经济、资本经济与谁也还不知底细的“全面小康”对立呢！你这里对立人家那里可不对立。温先生说话就这风格，所以没讲几句又来宣传部长们玩烂了的辩证法：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小康’，并不跟‘市场经济’、‘资本经济’对立。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执政党的三代领导集体，从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来看是一以贯之的，并不是矛盾的。”他说邓小平设计的“市场经济”“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传统”；江泽民的“资本经济”等等思想“是他十三年执政的思想结晶。”总之，直到现在的“重大战略转变”，都是非常正确的。只是刚说对立又说不对立，让人匪夷所思。
二，好一个“农民代言人”！
歌颂孙中山的温先生反对土地所有权改革，反对农民有征地中独立自主的谈判权，因为这样会妨碍经济快速增长（温先生承认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得力于两次大的“圈地运动”）。尽管温先生也看到了野蛮征地造成一系列苦难，他也还是铁着心坚持说，就是不能给农民土地私有权，就是要继续剥夺农民的谈判权——除非经过例如温先生指导建立的农会。他动不动就洋洋自得说中国比印度做得好：“为什么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印度的10倍以上？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建设太困难。铁路两边全是贫民窟，想将铁路从单轨变成双轨，就得搬迁贫民窟，容易吗？”
从早先反对“自由化”开始（尽管1980年代的他也曾有过小小的“失足”），到现在的反对经济全球化，温先生强烈反对四个化：“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无论如何，“反对派”算是“全面发展”了。但是，他显然顾忌到专门歪用“四化”的权贵们的不高兴，于是，他就有些腼腆地说：你们的我不反，但最好听我一句。——他出的主意是：采用“并不矛盾的但容易被接受的、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应该是工业化、城市化、货币化、资本化。”什么意思呢？为了国家强大的工业化，在中国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一定要付出“污染与人权”的代价——但为了国家你还说什么？为了将农民更大量地变成民工的城市化，就得征地——你不想变成非农人口、缩小城乡差别吗？过去的城乡歧视、现在日益扩大的城乡差别你要吗？不要就把地交出来！尽管温先生也批判野蛮拆迁，但他就是不愿意看到农民有谈判权，并解释说那样至少不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你看温先生是多么有机心！落实到利益，他的所谓便于人们接受的“四化”，无法是希望对农民剥夺得“技巧”一点、更有“中国特色”一点。
这样，温先生自称“实事求是”写的《无地则反，党争则乱》一文，说是要“维持公有制”是假，骨子里维护的只是“集权制”。怕什么呢？温先生既心惊胆颤又幸灾乐祸、洋洋自得、惟恐天下不更乱更黑地说：“尽管城乡差别全世界第一，农民被剥夺的程度并不亚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却仍然没有出现农民起义，充其量不过是砸个乡镇政府，掀翻几辆警车，打了几个警察。还没有出现农民武装起义，没出现农民大规模造反。”
针对同行们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减小成本增加农民收益的设想，温先生说：“永远不要想”“规模效益”！为什么？因为温先生的“四化”都是对“集权需要”而言的，一到农民他就“变脸”说：农民的土地永远不能货币化、资本化，只能让他们老老实实有得种先种着，用承包的办法拖住农民（如果国家不搞工业和城市扩建，农村就让它永远这样下去），别让他们到城里来犯罪、把城里弄得乱七八糟……温先生不顾历史上发生农民起义、改朝换代主要是因为“朝廷权力恶性扩张”，而不是因为“地主获地太多”的事实，同时又简单片面地端出它的“出国考察报告”，拿出一串串“历史的外国的教训”，来吓阻先权利（能给农民私有权的尽量给——并非“土地私有化”而是“充分私地制”）后效率（土地向种田能手、经营能手集中）的改革方案。带着毫无顾忌的“集权霸气”，温先生赤裸裸地说：“这个制度（指农户皆佃户的现行分种制——引者）的收益是社会稳定，制度成本是农业没有效益。因此，三农问题才是重中之重，才必须创造出中国特色的解决方式。”原来如此：不让农户皆主人，并用这个不让来证明农民不富是对的，说到底，温先生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三农问题”，就是千方百计的控制农民，确保“稳定”。这真可以命名为“法家三农”了。温先生竟好意思将秦晖先生的“权利三农”（即三农的根本是农民权利问题）无端（没给出一个具体证据）指为“片面的深刻”，你的全面除了“经常官费调查”、“频频上报领导”，或许自以为是的“对上负责”还有些“全面”，论到古今中外的识见、现实把握的准确和对民众的负责，除了机会主义的小姿态，你温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只能实行小农经济加集权政治的模式”，不是你这个欺世盗名的“农民代言人”经常脱口而出的吗？
三，“密室”中的狰狞面目
在宁德的讲话中，温先生披露了他参与的一次“关门密议”：“我们去年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第一，现在要想推进美国式的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90%以上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分。在这种三部分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
原来温先生长期反对自由民主，是出于自己、同伙、奸商、贪官们的利益需要。温先生坦率吗？呆吗？这使我想到世界上的真话至少有善恶两种。善良的人们能够想像到，以“农民代言人”闪来晃去的这个姓温的，还有这样一副泼皮无赖般的嘴脸吗？（请读者原谅我的不客气了！）
看这个姓温的以何等人物的口气继续说了些什么吧——
“任何执政党，包括美国的党争，不也是执政的共和党想加强自己执政党的地位吗？执政党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加强地位符合政治规律。所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认识到，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尤其是党内干部，至少先服从一次党中央。”
这是“学者”的腔调、“专家”的口吻吗？远远不是了。
人们哪，请好好动脑筋想想，这样的坦率罕见吗？难道在“正式报告”、“正式讲话”，尤其重要节日、重大活动前夕的安保综治通令中，不也常能看到蛛丝马迹么！我所想追问的仅仅在于：温先生这样讲是管不住嘴巴的失言吗？如果不是，是不是属于一种刻意的言论安排？如果是，那为什么要通过何新、王山、康晓光、“冼岩”、萧功秦、温铁军们，一而再、再而三时断时续地释放，夹杂混合了无奈、威胁、恐吓、劝告、又打又拉的“公开密码”呢？
此间就这种李敖厉鬼们的辈出之地、沃土肥壤。
姓温的又一次坦露了他必欲置农民于无望之地而后快的凶相：“再提醒一下在座的各个权力部门的人，包括公安……所有这些部门的同志们，你们也照搬不得现代法制。……我问你们，农村大包干以后，事实上恢复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呢？恢复的是传统的小农村社制的经济基础。……你们是上层建筑呢，还是经济基础？当然属于上层建筑。那请问，难道不是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决定你们吗？”
难怪不让农民有自己结社以作和平谈判讨价还价的自由，难怪温先生要让农民长期“小农”下去。温先生当然不是通常的“说真话”。事实上他是有更多的忸怩作态的。想想吧，一个“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小村”，拥有那么台电脑，得到那么多“捐款”，“八字未见一瞥”便牵动了那么多神经，造了那么大的势，这样做与九亿农民的“新村建设”有关系吗？农民们当然需要一定的指导、培训和帮助，但是，自然界没有跳跃，社会进步没有离开自由自发的外推型跨越，当年的晏阳初、梁漱溟，比起德兰修女来，实际上有了较多的一厢情愿；而今天的“效法”则因主事者的先入性政见，必定更少了理念的真诚，更多了杂乱的工具意味。
随着温先生一个个光环披身，近年来，我曾反复思考：为什么温先生要千方百计表演“农民代言人”的种种小把戏？这棵“三农问题悬崖边的歪脖子树”，为什么能够被诸般“高端”媒体一再美化、无限放大？是什么力量出于什么需要精心包装了这个“赤脚学者”、“草帽专家”、“实践派代表”？坦率说，我又想到了17年来一直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若隐若现的“替代工程”。温铁军这个“三农李鬼”的如日中天，这样的思想、学术、实践、理论“四维丑闻”，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能不叫人深思吗？
多么乖戾悖谬阴暗厚黑的“三农专家”！将农民打散、垂下分种地的锈钓钩、诱逼农民不死不活地吞着、再将缺氧的鱼网拴到巨型铁桩上，你们游罢，一则离土难离乡、离乡不离土，二则外出打工坚决只给低薪，三则让专政的铁拳始终悬在你们的头上——这，就是“压迫农民的代言人”名变药不变的“三农药方”。
关注时事的人们一定记得：“三农专家”演讲的省份那前后发生了什么！“三农专家”仿佛专程为地痞恶霸撑腰打气去了——有人“骂我们的基层干部是土豪劣绅。其实，基层干部90%以上本质是好的，恰恰是强压了一个现代上层建筑的基层，既让他们去贯彻这个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又不给足额经费，只能迫使对小农收钱来支持这个庞大的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所以农村就鸡飞狗跳，结果当然要跟农民发生矛盾。而反过头来骂他是土豪劣绅。到底谁错了？干群矛盾尖锐，难道赖那些执行这种错误政策的人吗？……欺男霸女干坏事的也有。但大部份基层干部是好的。”温先生宣布：就这样了，这是“上层建筑”要求也知道得一清二楚的“规律”！
天真的人们还真以为温先生四下忙调查，暗地里还不知道出了多少铁腕主意、上了多少冷血奏折呢。照他自己的这些话看他的所谓调查，或许是到处察看官心、窥探民风舆情也未可知。难怪《中国改革（农村版）》停办之后的通报信，写得那样晦涩支吾！
丘岳首:不要把“海外反对派”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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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连战在“两岸经贸论坛”上喊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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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孙中山
1949年后，对国民党的头面人物，中共独尊孙中山，毛泽东称孙为“革命先行者”，每年十一还要在天安门广场竖起孙中山画像；改革以来，中共对孙中山的评价越来越高，曾隆重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并自称是继承孙中山的未竟之志；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放孙中山专题片，采用台湾国民党的称呼，尊孙中山为“国父”，显然是为了与统战台湾国民党。
去年和今年，两次“胡连会”中，孙中山的亡灵都是主角之一。连战在南京中山陵和北京衣冠冢两度祭拜孙中山亡灵，胡锦涛两次讲话中都引用孙中山语录。
在中共五十多年的强制灌输下，一提起孙中山，大陆人马上想到的是他留下了“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然而，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来说，他留给后人的真正深入骨髓的政治遗产，首先是暴力革命和列宁式政党，也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次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党国体制”，也就是政治独裁。这一遗产的最初继承人，是利用军事政变夺得国民党最高权力的蒋介石，最后的继承人是通过内战登上执政地位的毛泽东及其中共。
改革以来，重写中国近现代历史和重新评价历史人物，已经变成自由知识界的主流，自然也要对孙中山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其中，老一代学者袁伟时和青年一代学者王怡的重评最有影响。袁伟时先后写过《民初“护法”与法治的历史经验》、《政治策略与民初宪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批判过“孙文的错误选择”；他还写过《孙文“卖国”档案》，详细梳理了孙中山的机会主义外交。几年前，王怡曾撰文指出孙中山是“乱臣贼子”（《二十世纪之乱臣贼子》）；最近，他又写出了《孙文与中国百年宪政的教训》，用大量史实论证了“从民主走向独裁的孙文道路”，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义与独裁”、“出卖国家主权”、“内战与分裂”。王怡的结论是：“孙中山乱共和、乱民国，并在‘天下为公’的旗帜下乱天下人的性命。这时我称他是‘乱臣’，便和‘贼子’相通，‘贼子’者，民贼也。”
大量史料已经证明，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孙中山都是激进的革命者和霸道的专制者。按照孙中山死前的一系列政治作为，如果他能活到可以武力统一中国、君临天下之时，孙氏天下未必就是他所许诺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政”，而极有可能是又一代极权君主，如同毛泽东在夺权时高喊“反独裁、争民主”的口号，而掌权之后就变成了“历代都行秦政事”的独裁帝王。
最近，我读了《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张育仁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第一次领教了孙中山的喉舌思想。据该书介绍，在中国报业史和新闻思想史上，孙中山之前的启蒙者们，大都把报纸看作“民口”，即民众诉求和社会舆论的代言人。但孙中山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最热衷于办“党报”，而且用鼓吹“党口”代替了“民口”。
在中国的政党史上，孙中山首创党魁至上、君师合一、以党建军、以党训政的传统；在中国新闻史上，孙中山是“最早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提出报纸应该充任‘党的喉舌’的革命家。”（P163）孙中山眼中的报纸是党的宣传工具，新闻和记者是党派主张的宣传员，而不是事实的记录者。他认为，新闻宣传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须臾不可离弃的重要武器，革命时代和建设时代都少不了报纸的鼓动宣传。他曾说过：“武昌起义，当时能够达到目的，……完全是由于我们宣传的效果！”（P169）
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日本，孙中山在1898年想与康、梁联系，但遭到拒绝。于是，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抨击保皇党，宣传革命排满。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并创办了机关报《民报》，在宣传革命纲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时，也着重宣传孙中山的党权至上的思想：“……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P168）既然党组织至上，党办报纸自然应该充当“党的喉舌”。
首先，党报是“革命宣传机关”和“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既要大力宣传“党义”，也要毫不留情地批判政敌。作为党务机关的党报，还必须成为培训“党义”宣传员的学校，党的领袖应该担负起教员的责任，经常到党报学校来演讲，以培养出精干的宣传人才。
其次，革命党必须有高度的思想统一，党报应该办成“舆论一致”的典范。他说：办党报的宗旨就是“造就健全一致之舆论”。所以，党报的重要职责之一是同化不同的思想舆论，但党报决不能讲新闻自由原则。对于不同思想观点，能同化的尽量同化之，而对于那些不能同化的，就剥夺其言论自由权利。所谓“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为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P170）
在不给“敌人”言论自由方面，毛泽东是孙中山的真正传人。他在1955年5月24日写下《驳“舆论一律”》一文。他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但是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事实上，从延安整风到反右再到文革，不要说“人民内部”从来没有言论自由，就是中共党内也从来没有言论自由。
2006年4月16日于北京家中
王怡:一个大陆自由主义者看台湾
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和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团体澄社，在3月12日联合举办“两岸知识分子论坛”，讨论两岸民主话题。因为种种阻挠，我很意外地成了这次会上唯一一个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十天访问，我看到一个了不起的台湾。走在台北街上，因为大家的肤色、文化和语言都相同，就有一种时空错乱感，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回到未来》。也许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后的成都大街上。你在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群众演员不一样，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没关系。但在这里，我在捷运的火车上，我的相貌和周围的台北人差不多，可以完全混迹于一个民主社会当中让人认不出来，因为我脸上并没有写着我来自共产党中国。我甚至很害怕遇见一个小偷，把我的通行证暴露出来，让所有人都扭头看我，发现原来我和他们不同。这是种奇妙的感觉，使我开始从生理上产生对台湾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我怎么可能接受一个民主的台湾被一个共产党的中国统一呢。
当我真正来到台湾，和台湾的朋友们见面，和那些陌生的台北人在一辆列车上“百年修得同船渡”，我发现在“台湾的命运只能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民主逻辑之外，我真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种政治逻辑。因为其余的逻辑都伴随着暴力和蛮横。而我只要想起任何一种需要依靠暴力来保驾护航的逻辑，我就会想起地铁上那些台北人的脸。想起他们的脸就是一种背叛。像以前有一个自称非常仇日的朋友，讲了一大通理论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认识的日本朋友？他说一个都没有。我说原来如此。其实我们应该更恨火星人，因为我们连一个火星人都不认识。我们可以尽情地恨他，不怕得罪人，绝没有道德上的负担。
台湾人的斯文以前也见识过，但这一次铺天盖地，还是有些让我震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老伯，一路上唱了几首老蒋时代的宣传歌，在对讲系统里问路，完了就说四个简单的字，“了解、感谢”。那种文雅和温柔的语气让我怦然心动。我对一个台湾朋友说，这位老伯身上，有一种在大陆教授们身上也已“扫地”了的斯文。因为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是狼一样的时代，没法给教授们这种温柔的气质，光知识是给不出来的。就像台北的诚品书店，我进去了就不想出来。我无法想象台湾人的文化气质和阅读习惯可以浓缩到这样的地步，足以养得起这么优雅和心平气和的书店。大陆的教授们心平气和不下来，也温柔不下来，因为你在书店里翻书，你对店外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尽头充满了顾虑。所以从诚品的旗舰店出来，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仅仅是为了这一家书店，我将在任何情况下誓死反对一个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政权。仅仅从审美的角度说，那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焚琴煮鹤事件。如果不幸那是一个我必须活在其统治之下的政权，我只能选择成为它的敌人。为了诚品书店而背叛一个国家，就像温莎公爵为了情人而放弃江山，活着还有更富有人性尊严的选择吗？
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有一个情结。就是看到台湾在自由民主的好处里独善其身，心头就痒极了。就着自由民主，不是就着文化传统而对台湾充满期待。希望台湾的知识界、媒体、政府和民众，能够更加关心大陆的政治命运，想象台湾能有足够的自信心而不是鸵鸟的心态，成为华人世界中民主自由价值的宣扬者和捍卫者。因此也对台湾目前各种“去中国化”的现实，对台湾把一种独立的理想，只放在台湾岛内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下去观照，感到不太理解，没机会来台湾的就暗自叹气。台湾人要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在我看来只能在整个华人世界里，在与大陆民主化的互动中，甚至在全球化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背景下，才有机会得到一个幸福的结果。缺了这样一种宽广的视野，台湾的民主就会永远被蓝和绿这一对概念所绑架。说到底就是被对岸的共产党绑架。说得不客气些，台湾虽然比共产党小几十倍，但总比王怡大了两千万倍。有了自由民主的台湾，在共产党面前显出的骨气和勇气，如果连一个大陆公民王怡都不如，那还说什么说，不如洗洗睡了。
但是反过来，这次访台又让我感觉羞愧。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迄今为止，又基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对台湾问题有过什么发言呢？大陆的异议作家几乎什么话都敢说了，就是台湾问题不怎么敢说话。为什么不敢呢，怕得罪老百姓，超过了怕得罪共产党。怕自己被群众抛弃，怕雪上加霜，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合起来反对自由主义。《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我们少有人鲜明的表达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很少有人坚定的说，我反对这部法律，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台对武。尽管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这样，自由主义者对台湾人的期望就很虚妄了。共产党对台的问题是分不清什么是欲望，什么是权利。这是一种小孩子的状态，小孩子的逻辑就是我想要什么，我就有权要什么。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台湾人站出来捍卫大陆的民主，铸一座自由女神像送过来。我们今天就必须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甚至不惜为此与自己的政权和支持者反目成仇。
尼采抱着一匹马哭喊说我的兄弟啊，这么大个台湾，这么大个大陆，我们有力气去抱吗？
2006-3-27
秦耕:公民维权与公民不服从
我始终以为，作为一项主要是“做”的事情，公民维权已经被人们“说”得太多了，如果每个有志于维护公民权利的人，把用来说的时间多用在“做”上，那中国当前的公民权利状况至少比现在要更让人乐观，至少一部分权利在丧失时不那么轻而易举。当然，“说”也是维护权利的手段之一，比如王怡认为“挨打就应该叫疼”，这“叫疼”大概就属于以“说”的方式维护权利。如果挨打都不叫疼,打了白打，那打人者必然更加猖狂，自己和他人今后被打的机会还会更多。我不喜欢的，主要是把公民维权当作一件“说”事、甚至说得很热闹、在维权行动正在紧张进行的关键时刻还争论起来。比如前不久朋友们就曾经围绕公民维权与公民不服从的界限争论起来了。我因为知道自己在“做”的方面没什么值得夸耀的举动，因此轻易不敢多说，除在2003年写过一篇《论公民维权的法治主义原则》外，几年来不敢以“说”的方式维权。虽然我不愿意多“说”，但有觉得些话题还是应该先说清楚为好，比如公民维权与公民不服从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其实单从字面上看，公民维权采取的是消极的、防守的态度，是对既有权利的顽强坚守，公民不服从采取的是积极的、进攻性的态度，是对应有权利的坚决追求。二者似乎截然相反，毫无共同之处，一个是抓紧手里的馒头，说什么也不不放手，甚至不许他人咬掉一块，一个是在抓紧属于自己的馒头的同时，还伸出手来，提出应该有肉吃的新主张，如果不给吃就和你闹，就不理睬你限制吃肉的规定，甚至自己动手直接抢肉来吃，直到你修改或废除“不许吃肉”的“恶法”，使他吃到肉为止。但如果从事物的本质上来看，公民维权和公民不服从都是对正当价值的追求、坚持与捍卫，只是所追求的权利在实现的时间上或实现的难度上有先后次序而已，比如先有馒头吃与进而有肉吃。尽管如此，公民维权和公民不服从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
前段时间在关于维权的一次小小争论中，李建强律师在谈论维权律师的法律困境时，主张所谓维权就是在尊重、认同现行法律体系的前提下去争取被非法侵害的合法权利。有朋友质疑他，对于那些明显属于“恶法”的现行法律该怎么办？他回答说在“言论上驳斥，行动上遵守”，接着又遭到质疑，说他嘴上说的和实际做的脱节，是两张皮。其实李建强律师提出对现行“恶法”应该在“言论上驳斥，行动上遵守”有特定行为对象，这就是专指维权律师群体应该如此，因为他本篇文章就是论说维权律师的法律困境的。也有其他朋友提出置疑，如果是甘地，他该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这就把公民维权与公民不服从拉到了一起。我的看法是，甘地如果作为一个非暴力抗争者，那他的身份已经不是律师了。早期在南非，他是一个职业律师，他帮助居住在南非的印度居民维权，这时的甘地是一个维权律师。但随着非暴力抗争运动的发展，用他自己的话说“彻底选择了为公众服务”的生活后，他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律师身份，事实上在印度，随着非暴力抗争的形势发展，像尼赫鲁等人也放弃了自己的收入可观的律师职业而投身到伟大的非暴力斗争中去了，他们的身份这时已经不是维权律师了。
在我看来，李建强律师所说的守法维权原则，是专指在维权活动中律师应该坚守的原则；而各位朋友反驳他时又提出公民不服从，这就模糊了公民维权与公民不服从之间的界限，他们坚持的其实是圣雄甘地的原则和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原则了。
我在2003年曾写过的那篇《论公民维权的法治主义原则》中，提出公民维权必须从实体、程序到主体资格都完全合法，维权者所能选择的空间，仅仅是基于价值判断在个案上有所取舍。很显然，维权的前提是承认现有法律秩序，维护法律有效地位，争取法定权利的实现或被侵害的权利得到救济；而公民不服从首先挑战的就是既有的法律秩序，以法律的废除或不被遵守为诉求。一个要维护法律，一个要改变法律；一个以现有法律为行动标准，一个以自己认定的正义价值为判断依据；一个表现为行为合法，价值被法律最终确认，一个表现为行为非法，但以法律最终被价值否定为目标。二者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甘地就是一个公民不服从行动的策划大师，有着超人的政治智慧，成功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公民不服从行动，如采集盐、盗窃洋葱、非法出版。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选择公民不服从，也就是同时选择了坐牢，事实上英国殖民者的监狱大门随时对甘地敞开着，而甘地也对监狱乐此不疲，随时赴会。
从价值上判断，当前中国最需要的是公民不服从，但从实践上判断，当前中国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是公民维权。但愿更多的人愿意在公民维权中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像吝啬鬼守护自己的半块金币那样，守护自己那少得可怜的公民权利。
2006-4-13
中国恢复审查起诉纽约时报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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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19日狱委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报道：中国当局决定恢复目前在押的《纽约时报》新闻助理赵岩的审查起诉。 今年3月17号，北京法院曾经正式通知赵岩的辩护律师莫少平，说已经撤销了对赵岩的刑事指控。随后莫少平表示，按照法律，赵岩应该在几天内获释回家。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赵岩仍然被关押不放。 莫少平对中文部表示，他得到通知，检方决定恢复对赵岩的审查起诉。莫少平说，中国法律没有关于恢复审查起诉的规定，因此检方的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赵岩在2004年9月被捕并一直被当局关押。他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和诈骗。中国执法部门怀疑他向《纽约时报》披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权力更迭等敏感信息。 |
朱学渊：看万润南的政治智慧
看万润南的政治智慧
朱学渊
重新出山的前民运领袖人物万润南先生，也是有过一次良好交往的朋友，他在十多年后的一番思想袒露，却非常使我失望。他借刘宾雁先生的话，说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起了一篇《和共产党“分道扬镳”》文章的头，最后落实到“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的尾，他说：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它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政治笑话说：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反对它的人呢？有象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万润南把邓小平的蛮横说成“智慧”，还说“……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所以共产党聪明，……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比尔盖茨有没有说这样的话，亦如赵紫阳有没有说中国搞的是“最坏的资本主义”，都是需要查证的。
总之，万润南说的“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就是说“没有足够的权力武力”；而专制只要多活了一天，就是多有了一天蛮横的智慧的。人若没有权力和武力，就跟着共产党走下去。
万润南崇许什么呢？“打着左灯往右拐”是“欺骗”，“两手都要硬”是“残忍”，这都是中国特色的政治愚昧，它们贯行中国历史几千年，长短的朝代已更替几十次，邓小平再多行一次，不过是多玩了一次“浪费时间”的循环游戏而已，而“不争论”“硬道理”的灾难恶果，已经统统突现在中国社会里。万润南鼓吹“左灯右拐”“两手都硬”，就是要中国人把“不欺骗不残忍，就不能成事”的传统游戏永远玩下去。
万润南所看不起的“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其实都是言行一致的基本人格。齐奥赛斯库之“车毁人亡”，是因为制度的不好，而这种制度又是他自己在罗马尼亚一手推行的；戈尔巴乔夫能“人未亡”，是因为他推行了改革，已经在前苏联造就了相对宽容的社会气氛。人的成败生死，都是有不同的价值观的，万润南惋惜齐奥赛斯库失去了“赖活”的机会，而齐奥赛斯库本人却可能以为得了“好死”的光荣。 万润南说，他这多年来一直在铲除心中的“小毛泽东”，而这篇文章却叫我们看到一种奴隶兼爱奴隶主的心态，这是专制造就的国民性，也是国民性助长了专制的“相得恶彰”。当然，不能说万润南的话都错了，但他的世界观却是很有问题的。至少，民主运动是要争取一个力图禁绝“左灯右拐”，禁绝欺骗民众的“非赖活”社会。
万润南：和共产党「分道扬镳」
假如面对左的刘宾雁和右的曹长青，共产党肯定更害怕刘宾雁。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宾雁先生走了，我心痛，但无语。那么多人在说，真情怀念的、虚情标榜（自己）的，我想再说也增加不了什么；又看到善意评价的、恶意泼污的，我想公道自在人心，所以依然无语。直到读了曹长青先生的《和刘宾雁分道扬镳》，我才觉得该说点什么了。在入题之前，我也先交代几句与宾雁先生的一些交往。
首倡警惕人人心中的小毛泽东
我第一次见到宾雁先生，是在文革期间，我岳母冯兰瑞家里。我岳母是个很有独立见地的老太太，她同宾雁是熟识的老朋友。她请宾雁来家里帮忙做一些资料的整理工作。我好奇地注视着这位著名的大右派。康同璧说「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是大好人」。我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右派都是才子，大右派是大才子」。我看到的这位大好人兼大才子是个标准的东北大汉：伟岸的身材，宽阔的方脸，饱经风霜的前额。
后来读到他写的《人妖之间》，觉得写得棒极了。在七九年的时空环境里，如此痛快淋漓地揭露「伟光正」的阴暗面，把一个人不人、妖不妖的王守信写得如此栩栩如生，无论是政治含义还是文学意义，都让人感到震撼。
同宾雁先生真正相知相熟，是流亡到海外以后。八九年七月在巴黎商量筹组成立民阵，我又见到了先生。在成立民阵倡议书领衔的几个人当中，宾雁先生和苏绍智先生是我尊重的长辈，严家其先生和吾尔开希则是代表当时知识界和学运领袖的风云人物。但总得有人跑腿办事，于是就把我列名其中了。我们这一代人，完全是在党文化的教育下成长的。虽说因为六四同共产党在政治上分道扬镳了，但一开口、一举手、一抬足，处处是党文化的印记，所以一开始招来许多口诛笔伐。我在批评声中慢慢地学、悄悄地改，逐渐体会到民主不仅是一种理念、一种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但要彻底同党文化分道扬镳，又谈何容易。所谓「清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宾雁先生「要警惕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的警语，道出了根除心中贼的长期和艰难。
严家其先生做完第一任民阵主席后不准备连任，我完全理解，也清楚那不是我的角色。所以我诚意地找过方励之先生、管惟炎先生，请他们出山，都没有得到首肯。后来找到宾雁先生。我们谈得很晚，他详详细细问了许多问题，我恳切地作了回答。最后他说还要同朱洪阿姨商量。那晚我就在宾雁家睡沙发。第二天一早，他告诉我朱洪阿姨不同意。他动情地说，朱洪阿姨一辈子跟着他历尽坎坷，到晚年了，不能再让她担惊受怕。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懂。现在，我有点懂了：这是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男人的回答。
后来宾雁先生和朱洪阿姨到巴黎来，我接待他们。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我发现批评你、说你坏话的人，大多数都是距离你很远的人，距离你越近的人，越说你的好话，看来你这个人坏不到那里去。」可能是身边的人更能感受到我在不断地调整自己。宾雁后来在许多场合Wanruennan我讲公道话，也因此让先生招到许多无端的攻讦。这也让我一直觉得对宾雁有所亏欠。对民运队伍中形形色色的「小毛泽东」，我们大致都有相同的观感。我要说，宾雁先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良心」，也是「民运的良心」。我还记得九三年华盛顿会议上面对「小毛泽东」们的丑陋表演，宾雁一声「天地良心」撕心裂肺的呼喊，震撼了许多人的心。每次我途经普林斯顿，都会去拜访先生。最后一次是他在病中、手术后。每次话题总离不开他念兹却不能在兹的那片故土：吏治的腐败、沸腾的民怨、道德的沦丧、三农的困境，那种痛心疾首、那种悲天悯人，都让人深深感动。
我们也常常谈到「小毛泽东」，谈到毛式思维、毛式语言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许多朋友到了西方，话语内容变了，话语方式却依旧。我自己就是这样。有一次在海外讨论新权威主义，我讲过诸如「当前，是扬弃还是坚持新权威主义，是区分真假民主派的分水岭和试金石」之类的昏话。这种典型的毛式语言、这种自以为真理在握的狂妄、这种不知深浅的无知、这种非黑即白的蛮横，自然引起了许多批评。在批评声中，我慢慢学到了一种谦卑、学到了对他人的尊重、以及对不同意见的包容。
宾雁先生走了，但身后并不寂寞。曹长青先生因为「顾忌昔日友情」，又不想惹你生气，所以现在他可以表示同你分道扬镳了。
宾雁不希望中国盲目一边倒
曹长青先生在《和刘宾雁分道扬镳》一文中，把他同宾雁先生的分歧归纳为「至死眷恋社会主义」和「用特权写报告文学」。我想就这两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说一点看法，以与曹长青先生商榷。
左派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说刘宾雁对此至死眷恋，这大概没有错。问题是「眷恋社会主义」本身不是错，就像曹长青先生推崇右派保守主义不是错一样。我能理解宾雁对社会主义的「眷恋」，也能理解曹长青对资本主义的「推崇」，但理解不了的是他因此要「痛恨」左翼的《纽约时报》，因此要「和刘宾雁分道扬镳」。左派与右派的报章媒体，都是美国文明的组成部分，他们可以各自「扬镳」，但不应当「分道」，也分不了道。
就我本身的背景和经历，我可能会更倾向曹长青推崇的右派经济理论。但这不妨碍我去倾听左派的说法，不影响我与宾雁成为好朋友。八九年刚到美国，NYCU邀请我去演讲，我自己讲了些什么，已全然记不得，据说这是老年痴呆的初步症状。但我却还清楚地记得一位女士的提问。她是NYCU的教授，人长得漂亮，问题也提得漂亮。她说：「我完全支持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斗争，但当你们反对你们制度的时候，千万不要对我们的制度评价过高。」我想，正是因为还有这种清醒的声音，所以才让我们对美国的制度更有信心。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完善是相辅相成的。九十年代初，苏东波之后，欧洲左派社会党纷纷在大选中败北。法国社会党也在议会选举中失利，又要面临新一轮左右共治。在地中海边的一个小镇，召开了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据说那个小镇是法国社会党的发祥地。法国朋友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与「伟光正」开得完全不一个风格。例如在会场里更像文革中群众组织七嘴八舌的串连会；在会场外则像是BookShow，布满了各个派别出版物的摊位。大会演讲非常精彩。一位创党元老回顾了历史：当年，几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地中海边的沙滩上，规划法国未来蓝图；然后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屡创辉煌。这时候，大会的气氛High到最高点。紧接着，一位年轻人站起来，（好像是法比尤斯，社会党的领袖之一），给滚热的大会浇了一盆凉水。他略带低沉地说：「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其实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勿庸置疑，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法国、在欧洲、在全世界，都在退潮……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不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才成为可接受的？」
面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退潮，面对东欧和前苏联社会制度转型过程中的阵痛，我理解宾雁先生的关切和忧虑。他想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化将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一边倒」、「一刀切」，中国有过一次了，代价巨大、损失惨重。难道朝另一个方向再来一次「一边倒」？宾雁的担心不无道理。面对近几年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美洲的迅速抬头，他「有兴趣」收集资料、分析研究，何错之有？难道「痛斥」一番「疯狂」和「小丑」，美国式的民主就能在后院开花？
在这些问题上，宾雁先生的思考可能更全面、也更深刻。
共产党害怕「第二种忠诚」
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及其对共产党的看法，是让曹长青先生「和刘宾雁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之一。曹先生在文章中说：「刘宾雁的『忠诚论』，不管提出第几种，最后还是要『忠诚』共产党。」这种说法，有很多地方值得商榷。
首先，对共产党来说，只要不是「第一种忠诚」，就是反党、叛党，刘宾雁鼓吹「第二种忠诚」，实际上就是鼓动反党、叛党。对此共产党绝不会手软。报告文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刘宾雁先生本人的命运，就是明证。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比曹长青明白。
在七十年代末的时空条件下，让刘宾雁不要讲什么「第二种忠诚」，而要「像原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从整体上否定共产党，主张结束共产主义」，这可能吗？同共产党专制作斗争，不是光喊「爽」就行，而要「可能」和「有效」。从斗争艺术而言，否定「第一种忠诚」，在当时就对共产党构成了可能的最大挑战。在这一点上，刘宾雁比曹长青明白。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邪恶的，不等于共产党队伍中的每个人都是邪恶的。这一点，好像曹长青先生也同意。那么，宾雁对其成员作某种区分并寄希望于某部分人，又错在哪里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不都是前苏联共产党人吗？
共产党至今还在中国存活，不仅依靠暴力和谎言，而且因为它比其它人、包括反对它的人「聪明」。一个政治笑话说：当年齐奥赛斯库打着左灯往左拐，结果车毁人亡；戈尔巴乔夫打着右灯往右拐，车毁了，人未亡；邓小平打着左灯往右拐，结果车、人都保住了。八九年之后，面对苏东波大潮，邓小平说了三句话：一是「不争论」；二是「不当头」；三是「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话不多，但能说到点子上。一是政治对策；二是外交对策；三是经济对策。这三句话帮助共产党渡过了难关。如今，他们又归纳出一套「卷旗不缴枪」、「让利不让权」的应对策略。
反对它的人呢？有象样的对策和策略吗？
共产党有两手，左的一手和右的一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一方面，「要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又在说什么「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建设和谐社会」。他们有两套发动机，左边陷入泥泞了，上右的一套；右边陷入泥泞了，上左的一套。
反对它的人却自己在那里搞「左、右互搏」，有意思吗？
我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面对两个人，一个是「左到如此地步」的刘宾雁；一个是「右到如此地步」的曹长青，共产党更怕谁？
依我说，共产党更害怕刘宾雁。首先，共产党不害怕曹长青。他推崇的右派经济政策，共产党正在做。连比尔盖茨都称赞中国搞的是「最好的资本主义」；曹长青那些声援「台独」、「藏独」的文章，共产党只会当作反面教材看待。对宾雁就不一样了。你不是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吗？刘宾雁会真心诚意地去做、去说、去写。他可是「刘青天」啊。共产党受得了吗？所以共产党聪明，坚决不让年过八十、身患绝症的老人回去。他们真的怕宾雁，连他的骨灰都怕。
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不仅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还需要足够的政治智慧。
对刘宾雁报告文学的苛责
从西方的新闻规范来看「报告文学」这种体裁，曹长青先生所言极是。但在文革结束不久的中国，把这种体裁的文章写得如此精彩、造成的社会影响如此巨大，则是宾雁先生的贡献。
中国历来就有「奏本文学」和「状子文学」。前者如《出师表》；后者如《窦娥怨》。把这两种文学功能结合起来自成一体的，便是刘宾雁的「报告文学」。这是「在文字狱世界里创造了一种新的抗争文体」，苏晓康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解读：「刘宾雁是一个撕开口子的人，他从怀疑细节开始，怀疑整个庞大的乌托邦；他也最先开始讲真实的故事，讲得全中国如梦初醒；他独领风骚，撩起一场暴露文学、揭短新闻的风潮，竟无意间赋予记者职业一顶『为民请命』之冕，在没有法制的中国，曾将传媒业的社会干预功能最大化，可谓『无权者的权力』风光一时。」如果要说刘宾雁有什么「特权」，那么就是这种「无权者的权力」。问题在于：究竟是刘宾雁以写报告文学为自己争取到了这种「特权」；还是依靠这种「特权」，刘宾雁才写出他的报告文学？在曹长青看来，显然是后者。他在文章中质疑刘宾雁：「为什么到了美国之后，在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呢？在很多原因之中，有一条大概是因为他失去了当年的特权地位。」
这实在是苛责。刘宾雁有什么特权地位？一个摘帽右派，通过自己的道德文章带来的社会影响，使得当权者也不敢怠慢。如果非要说这是特权，那么也是先有文章，后有特权。我同意苏晓康的说法，这是「无权者的权力」。 共产党对这种「权力」很在意。独裁政权不可能容忍任何人同他们分享权力，尤其是「为民请命」的话语权。共产党的天，怎么能变成「刘青天」？这就是邓小平一定要点名整肃刘宾雁，要批判他、放逐他、至死都不让他返回故土的原因。曹长青却能把特权的受害者说成是特权的享有者。
至于后来为什么宾雁先生「再也没写出任何一篇报告文学」，还是苏晓康的理解到位：「与其说中国不能没有这颗『中国的良心』，倒不如说刘宾雁不能没有中国老百姓。于是放逐他，便是把他从中国的胸膛里摘除出来」。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百姓，一颗从胸膛里摘除出来的心脏，其存活尚且艰难……曹长青却质疑他为什么不能像原来那样跳动。
我和曹长青也算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他的文章大多观点鲜明，有时候甚至「异峰突起」，还都在常识和常情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只是这篇《分道扬镳》，我实在跟不上趟了。有话不吐不快，写出来就教于关心这篇文章的朋友们。
但愿我们在尘世的喧嚣不打扰宾雁先生的在天之灵。
如何为子虚乌有的书写书评
将书读完再写书评，这是写书评起码的要求，但我这次等不及了，书刚读一半，作者死了，无论如何都该及时谈及死去的作者，更何况对于一位读者、佩服那死去作者的读者来说，这样的书还是读慢一点好－－不会再有这个人写的书了。3月27日，堪称天才的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去世，他的两本著作《完美的真空》《索拉里斯星》去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
20世纪的东欧诸国见证了人类历史上一系列重大灾难，无论是两次大战还是和平时期，政治角力总在这方土地上空上演，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既是波兰的灾难，也是人类的灾难，个人、民族之痛与全人类之痛如此深刻地结合在一起。但磨难归磨难，波兰也有切·米沃什，有辛波斯卡，有亚当·米奇尼克这些优秀的知识分子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即使在”弹丸之地”的捷克，也有赛弗尔特、赫拉巴尔等人组成的文学群星阵容，当然，还有最为硕大、至今闪耀的一颗－－哈维尔。在此壮阔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理应承认出现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这位世界赞叹不已的科幻作家实属当然，但更能以此观察到莱姆在那些天才式科幻作品背后的态度，作为东欧知识分子之一员，即使在”书评集”《完美的真空》里，也看得出莱姆广阔的思想景色。
《完美的真空》一共评了16本子虚乌有的书。作为科幻作家，莱姆在此书中散发的幽默感实在强烈，或许可以称他为最幽默的科幻作家。在那本步《鲁滨逊漂流记》后尘的《鲁滨逊家族》一书里，我们借莱姆的评论得知，讲述的是”鲁滨逊的社会生活，他的社会福利事业，和他艰巨的、熙来攘往的生存方式”的”孤居生活的社会学”，以及这么一个大题目:”一个初无人烟、到小说结尾却人满为患的岛屿上的大众文化”。从莱姆先生煞有介事的诙谐笔下，我们读到这位”新鲁滨逊”受不了孤岛生活，决心造人，首先添了集义仆、司衣、司阍、司膳于一身的胖子斯尼宾斯(而不是传说中的礼拜五)。
”初次造人，我们这位学徒期的造物者，倒也考虑过民主，但他先前容受民主只是事非得已，他肯定必定别人也是如此……斯尼宾斯蠢得恰到好处，这样不费吹灰之力就拔擢了他的主人……”
相比之下，《千兆网络》的评论则是对文学评论之恶意嘲弄的集大成之作，此举虽然已在《鲁滨逊家族》中牛刀小试，但都没有这篇来得轰轰烈烈。这部出于”觊觎詹姆斯·乔伊斯桂冠”的作品，可以想见有多少典故，比如莱姆对”千兆网络”这个单词的过度阐释:包含了”巨大混乱”、”某种划艇”、”意大利语的提琴”以及倒读呈现的种种含义，既让人心生厌烦，又会为莱姆的戏仿深深折服，他的确以滑稽的方式展现出一种原创的美丽，这一结果超越了戏仿本身。
为莱姆所折服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作为科幻作家，莱姆的作品诞生于”无”，但仍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深刻的现实痕迹，若干年前他作为汽车装配工的命运感可能就寄托在了某个角色身上。当莱姆决心为这群同样属于”无”的书写书评，绝非仅仅博读者诸君一粲，即使作为文学研究的文本，《完美的真空》都堪称黑色幽默的绝佳范式，说不定还会被冠之以”后现代……”的名目。在这本书中不得不提的是《小队元首路易十六》，这本子虚乌有的小说讲小队元首陶里茨逃到阿根廷组建王朝的故事。巧合的是，在1960年，以色列特工的确曾在阿根廷抓获了纳粹战犯阿道夫·艾希曼，此人受审的经过还促成了汉娜·阿伦特一系列作品的问世。细读莱姆这篇书评，其实他的反讽并非仅仅源自他身处的国家，这种荒诞感基于欧洲的现实困境，莱姆了不起之处的确在于他科幻作家的预知(如《性爆炸》)，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总结。
莱姆是这样评价莱姆的《完美的真空》:”作家没有写的书，作家无论如何肯定永远不会动手的书，却可以假托给虚构作者的，这种书由于不存在，难道不是特别的像沉默吗？对于旁门左道敬而远之，难道还能把自己置身于更加安全的地位吗？断言这些书，这些学说属于他人，其实相当于不言而喻，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玩笑的情形之下时。”
的确，莱姆这本书充满了不言而喻的意味，大概从来没有一位作家像莱姆一样，一本”书评集”就可以承载真正的文学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莱姆是值得深入了解的作家，只是我们都知道得太少了。
《完美的真空》，(波兰)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著，王之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10月版。18.00元
漫游中的沉默与绝望
作为海明威的同窗好友、菲茨杰拉德的同时代的著名作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约翰·奥哈拉并未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在中国学者所著的美国文学史中也鲜有论及。即使在哈佛大学萨克文·伯柯维奇教授主编的8卷本的《剑桥美国文学史》中，约翰·奥哈拉和《相约萨马拉》也只是被一笔带过，远不及《永别了，武器》和《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被大书特书，赋予了时代的美学的社会的这样那样的等等的意义。然而，在去年《时代》周刊创刊以来的百部最佳英文小说里，《相约萨马拉》排名第六，远远超过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小说。
与海明威的新闻式写作一样，《相约萨马拉》的语言简洁，叙事平淡，悲悯酸楚，冷漠真实。作者常常在不经意间插上一两句题外话——如玛丽·曼纳丝从一个美丽的矿区少女变成一个纽约荡妇，似乎这个人物与全篇的主人公毫无关系，但正是这不经意的一笔，作家试图说明，在胡佛——“饥饿总统”的统治时期，“明年会好起来”只不过是空头支票，会有更多人与小说主人公朱利安·英格里斯一样，走上不归之途。结尾讲到路德·佛列格勒的可能有的好运，初看起来，似乎是想与开头所描写的路德夫妇的恩爱的叙事基调保持一致，而细细一品，就能体会到作者心中的悲凉——又一个家庭正在走着朱利安·英格里斯夫妇的老路——正如今天我们身边的无数家庭也正在这条路上昂首前进一样。
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不同的是，约翰·奥哈拉眼中的吉布斯维尔小城一片宁静。没有恶之花式的喷发，没有“美国梦”破碎后的悲壮，只有作者心底处静静燃烧的野火——作者不是一个革命家，也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倒更像是一个冷眼旁观的怀疑主义者。在这个小城镇，田园诗般的风情在这个飞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业已烟消云散。朱利安·英格里斯本是一个体面的汽车销售商，是乡村俱乐部成员，妻子也十分可爱，可以说命运几乎赐给了他一切，但他却糟蹋了命运的厚赐。在圣诞节前后的3天时间里，英格里斯酗酒、堕落、挥霍无度，还做了一系列蠢事，以至于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然而，正是他可悲的命运，让他的小说更有分量。在他笔下，小城镇的一切似乎都比较安逸和随性，不会有大城市的富有戏剧性的大起大落。音乐通宵达旦，美酒开怀畅饮，似乎一切从来就是如此。然而，在经济发展出现滞胀、各种危机潜滋暗长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小城生活的点滴苦涩也已暴露无遗，其人际冲突也同样不可避免，令人惊心动魄。朱立安·英格里斯无法在人情世故的外衣下掩盖自己对一个恶棍发自心底的厌恶，也厌倦了这种表面风光、内心彷徨的无根的日子。在从小就学会的容忍与沉默中，他奋力一击，以一个男人的方式告别了所谓的上流社会。
或许，在传统的左派人士看来，这就是在现代时期被批判过的“文明病、城市病”——尽管现在又被视为小资的标志，时尚的先锋。崔永元说忧郁是天才的象征，李欧梵认为颓废是自己的通行证，迷茫、孤独也一直被大众视为诗人与哲学家的标志，但在《相约萨马拉》中，约翰·奥哈拉则向我们描述了光环背后的阴影，再现了悲剧发生的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他并不是试图为我们寻找到一种所谓治疗社会病灶的良方，而只是试图说明，人终究无法正确认识自己，原来的一切人性问题并未随社会的进步而减少，它还依然存在——事实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经不起任何考验，仅仅泼出一杯冰水就能让一切美丽的幻象成为过眼云烟。
《相约萨马拉》，(美)约翰·奥哈拉著，许岚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3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