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九年祭访李银河: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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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花红柳绿时,她都要去“看望”他。李银河/供图

  “读小波的书是最好怀念”

    记者(简称记):我知道昨天(4月11日)您去给小波扫墓了,本想陪同的,可是没给您打通电话。

  李银河(简称李):是,昨天去了好几拨记者。

  记:墓地在哪儿?

  李:在佛山陵园,清河北边。之所以选那儿是因为在那儿的山上看中了一块大石头,在那石头上掏了一个穴,就当小波的墓了。如果把他放在一块块的石碑群中,不符合他的性格。

  记:小波曾说,他若写墓志铭,会在“活过,爱过,写过”后面加上一句“书都卖掉了”,事实上他的墓碑上写的什么?

  李:就是“王小波之墓”,因为那字刻得都很大,没地方再写其他字了。

  记:我看到您博客上(点击进入李银河博客)写“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每年的4月都是这种感觉?

  李:是啊都是这感觉。

  记:小波被誉为中国的乔依斯兼卡夫卡,他走了9年了,人们每到这个时候都不忘祭奠他,为什么会对他念念不忘?

  李:大概还是因为他作品的生命力吧。一个人的作品的生命力不是靠人为的炒作能操控的,能有两年的就不会是1000年,谁也左右不了。

  记:最好的怀念方式是?

  李:就是读他的书。

  记:您觉得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李:比较纯粹的美,我老引用孙郁的一句话,他说王小波这人是个奇怪的人,他不同于其他作家都是有传承的,小波不同,他似乎横空出世,在传统文学里找不到根儿。比较浅的理解就是他的写作是远离约束的,无论别人赞成或反对,他都不关心,他的文学最主要的就是无中生有的创造一种美出来,不管用什么语种,没有其他的杂念,或批评谁或赞美谁,这是他能超越时空的一点,他追寻的是内心最纯粹的文学。这是他的小说。

 另外,他的杂文传达了一些自由的体验,包括对时政的批评,至今都不过时。

  “小波的脑子是清楚的”

  记:您跟他生活了这么多年,认为是什么成就了他?

  李:有天才的一面,有人说天才就是勤奋,其实不是,他在想像力方面有别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另外就是修养,他看书非常快,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测的,以前他跟我说过他看书的速度是别人的7倍,有人说他看得不细,可问他所有细节他都知道。

  记:家庭的影响?

  李:家庭,那就是他爸爸妈妈生出的他的智商就高呗,呵,他的哥哥姐姐确实也都很优秀,都很聪明,这是遗传因素吧。另外,他在家实际上是最不受宠的,他小时候学习又不好,就拿数学来说吧,很奇怪,他会突然拿回个零蛋来,突然又拿回个奖来,原来他对功课一直都是自己琢磨,琢磨透了就可能全做对了,就会得高分,琢磨不出来就吃零蛋。他在家里不是太受宠,他的心里就总会有一股劲儿,要自己做得更好。

  记:三年前我请您到信报做客,您曾说小波是一个“浪漫骑士、行吟诗人和自由思想家”,他离开9年了,您对他的评价还是这样吗?

  李:这是我对他在爱情、小说和杂文三方面给的评价,三联生活周刊的朱伟就说我评价得很准确。

  记:王蒙最后都说:“他这个人太明白了。”您觉得对吗?

  李:王蒙应该说是不喜欢小波的,他是现实主义作家。但他这评价是恰当的,小波的脑子是清楚的,不像好多人对好多事看不明白。

  记:钟洁玲曾是小波作品的责编,她见过三次小波,说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今天仍然没有。生前小波也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一般,究竟是谁排斥谁?

  李:可能互相排斥吧,主要是小波的创作与许多传统观念下的创作不是一个路数,他也没有流派,至今他的作品也很难归类,有他自己独特的东西,一个人的文字能够让别人一眼认出来那是不容易的,小波做到了。文学圈是很奇怪的,有些人是绝对不能接受小波的,甚至有的权威人士说“对于王小波这种畅销书作家不予评价”,事实上这绝对是对王小波的误解,他不是什么畅销书作家,他的畅销与希儿顿、丹·布朗的畅销不是一个概念,畅销书是一种完全娱乐性的商业的,根本不算纯文学作品,而小波的书绝对是纯文学,因为他的书畅销就说是畅销书作家,不客观。

  记:小波在天上也希望您生活得幸福,您生活得幸福吗?

  李:挺好的吧,至少是平静的。

  记:怎么想到要开博的?

  李:事实上是网站霸王硬上弓啊,有一天通知我说在首页上公告我开博客了,弄了张照片上去,我一看就开吧。之前他们跟我说了一声,我没太在意。

  “小波不死可能会开博客”

  记:小波在的话会开吗?
 
  李:可能会吧。他的博客应该是受欢迎的。博客就是网络日记呗,对我来说他的意义就在于有自己的一个交流平台。有人会有微词,说我们已经有话语权了,事实上我们很多活动内容是没有地方可发表的,博客是接近了言论自由的本意了,所以很受大家欢迎。

  记:刚开博时您写了两句话:“人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是可耻的。”“人,诗意地栖居。”怎么解释?

  李:这话不是我说的,我的理解是,“人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是可耻的”意味着你还在为糊口而奔波着,你还在生存的层面,在心灵层面还没达到自由的境界,也就是说还很不成功吧。

  记:我的理解是人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是因为有太多的欲望,所以有许多事要去做。

  李:对,这也是一个理解,欲望太多就会影响自己享受人生,还拼命为物质打拼,这是很可耻的。

  记:诗意的栖居呢?

  李:福柯说,人的生活应当是一件艺术品,画家作画、导演拍电影、作曲家创造音乐……许多艺术工作都变成了一个行当,其实人的生活最应该是一件艺术品,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你就是诗意的栖居了。

  记:小波的生活达到了吗?

  李:在他辞职之后的后半段应当是,之前也是做了很多他不想做的事,比如下乡、当老师那些阶段,也不是诗意就是一定要享受生活时才是,在你受苦难的时候也可以诗意些,让自己把生命这事好好想一想,好多人想不到生命的意义,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或根本不愿意想,不敢想,比如那些为了点小事就玩儿命的人,他们根本没想过生命是怎么回事。一个人要想诗意地栖居,必须得想生命这个事儿。

  “我俩的关系一点不世俗”

  记:最近我在看周国平的自选集,他有一篇对死的思考,经历了至爱者的离开,您怎么看待死?

  李:我觉得死一点儿也不可怕,如果我想明白了生,就能很坦然面对死,死谁也避免不了。

  记:可那种恐惧都有啊。

  李:小波死前的2月,我过生日,我写过在想死以后会是什么感觉,好像到处都冷冰冰的,实际上你想透了后一点儿也不可怕。活着又是什么呢?死是所有人的归宿,视死如归,就是消散了,什么都没有了。要是想透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为什么我们有就能接受,没有就不能接受呢?

  再说不坦然接受它你就不会快乐了,有很多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有些事明明没办法却不坦然接受,只好焦虑,既然是谁也没办法的事,为何不坦然接受?

  记:您说和小波不是帅哥和美女,您认为自己最吸引他的是什么?

  李:思想倾向很像,能谈得来,所谓情投意合,当时他的才能并非所有人都发现得了的。我自认为文学修养还可以,有人说我是慧眼识珠,能懂得他。我们的关系一点也不世俗,我们谈恋爱时,他父亲作为一个老干部还没平反,家庭状况从世俗看并不好。我大学毕业了他还在工厂,我理解所谓浪漫就是这样,不在乎对方出身与挣多少钱。在他看来我可能比较难得,不是一个俗女人。我当时根本没意识到我们两人的差距有多大,后来结婚了他才告诉我。当时我在光明日报,写情书给他寄到他厂子里了,据说引起了很大轰动,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样。我母亲开始并不喜欢他,他的思想意识比较激进,毕竟“文革”刚结束,1977年。

  领结婚证是偷偷的,我没问题,我上班了,他是1978届的,算有单位的带薪的那种,有的学生已经很大了,他们班岁数大的都是30多了,他是26岁,也够大的了。

  杂说王小波

  孙郁:可惜他活得太短了

  (文学评论家、鲁迅博物馆负责人、“王小波生平展”策展人)
 
 
  王小波是一种新型自由人的典型,他的精神的生长只是刚刚开始,可惜他活得太短了。他没有像鲁迅那样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化人。如果多活些年,他可能具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实际上,他已填补了鲁迅世界的一种空白。我们传统文化里,没有罗素和拉伯雷的结合体,王小波完成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在鲁迅那里是没有的。

  王小波的写作姿态很低,他总是先解构了自己的内心世界,然后再颠覆外部世界。中国人有一种希望“成圣”的传统文化心态,这距离人的纯真本质很远,毕竟大家都是普通的人。王小波却积极倡导和践行另一种标准,那就是人首先要活得有趣,他反对伪道学。王小波是一个可爱的哲人,他在形而上方面所达到的高度,在当代作家中很少人能达到。我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有些作家文笔以幽默调侃见长,比如老舍、张天翼等,但他们的作品还停留在形而下的层次,对现实的驳诘都尚未达到王小波的深度。

  黄集伟:他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出版人、书评家、语词收藏人。现为接力出版社副总编)

  王小波现在已经游离出自己的作品和作家身份,而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被充分接受、充分误读的文化符号。

  我理解的王小波作品在今天仍然受到如此强的关注,原因不外有三:第一,他的作品还是很有一些个性和魅力的;第二,他的人生经历有一些传奇之处;第三,他已经不在世了,因此具有了稀缺性。至于说到将来大家对王小波的关注是否会越来越高,这个不好预测。打个比方说,王小波在今天是一座高山,将来如果出现比他更高的山,他可能就不算什么了;但如果将来没出现,那他肯定还是那座受瞩目的高山。

  欢乐宋:欣赏他独立的人格

  (“王小波门下走狗”的创始人、斑竹兼出书主编)

  到今年,《王小波门下走狗》已经出到第四本了。从读者的关注度看,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大家都喜欢幽默的文字,作者们写得都很好,而且各有特色,总体质量对得起读者口袋里的银子。但“门下走狗”们目前普遍功力尚浅,想要超越王小波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只能等待天才的出现。王小波带给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尝试着追求智慧和有趣的人生。

  我也喜欢创作,我的写作风格和王小波并不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王小波让我欣赏的地方是:独立的人格,自由主义的立场,决不为了谋求个人私利而献媚和屈服于世俗及体制的力量;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悲悯情怀;追求智慧;追求诗意的人生,反对任何力量对有趣的扼杀;一流的文学造诣。

  在今天纪念王小波,最好的方式是把他的作品全部再读一遍。

新闻午报4月第2周畅销书榜

文艺类   
《兄弟·下部》              余华              上海文艺出版社 
《骗局》                    丹·布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耶酥裹尸布之迷》          纳瓦罗            辽宁教育出版社   
《莲花》                    安妮宝贝          作家出版社      
《洛丽塔》                  纳博科夫          上海译文出版社    
《达·芬奇密码》            丹·布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阳光像花一样绽放》        海岩              上海文艺出版社 
《乔家大院》                朱秀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死亡拼图》                哈兰科本          辽宁教育出版社      
《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            作家出版社      

综合类       
《做最好的自己》            李开复            人民出版社       
《细节决定健康》            张国玺            青岛出版社       
《印记》                    张秋芳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年中考金手指》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自助游(2006年升级版)》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胜于能力》            宿春礼            石油工业出版社   
《细节决定成败》            汪中求            新华出版社        
《彩色菜谱完全版家常菜1000样》                吉林科技出版社      
《财富人生V》               陆炯              上海教育出版社      

以上根据上海书城、季风书园销售排行整理    

“死亡是期待的一部分” 斯帕克入葬

 

当代文学界最著名的苏格兰小说家、以《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一书出名的穆里尔·斯帕克,上周四逝世于佛罗伦萨,享年88岁;周六,葬礼在意大利托斯卡纳举行。

1962年,斯帕克写下了小说《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一夜成名,小说被改编成备受好评的电影。在漫长的职业写作生涯中,她共写下了24部小说,一些短篇故事,以及三部广受欢迎的传记,其中包括两次获得英国布克奖提名的《公众偶像》和《存心游戏》,获得布拉姆·史托克奖的玛丽·雪莱传记,以及2004年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终结学校》。她生前是美国艺术文学院名誉成员,获得过英帝国女勋爵勋章,以及法国艺术和文学勋章。

斯帕克的写作风格和主题远远超前于她的时代,却很受欢迎。在1959年的小说《我要活下去》中,她写道:“死亡,当它逼近时,不该让人感到吃惊。它应该只是对于生命全部期待中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种经常存在的对死亡的感觉,生活是平淡的。你的生命终将一片苍白。”

斯帕克1918年出生于爱丁堡,婚后曾育有一子,但不久后就离婚了。1963年开始,她与艺术家珀涅罗珀·嘉定同居,并在此后的30多年中相濡以沫。1967年,她移居意大利,在一个小镇上住了27年。

世界独裁国家的共同特点

  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国家人民已经比较充分的享受到了文明、自由与民主带来的快乐,有些国家虽然在世界文明发展的一浪又一浪推动中有所进展。但总体上还不能脱离独裁、专制与愚民的统治。这些独裁国家不管是富裕的还是贫穷的,也不管是民族的还是宗教的,都不同程度的表现出以下特点。
  
  1、设置一种超凡的无法制衡的权力,这种权力是实施独裁的必要条件。这些权力行使不是为了全国人民,而是为了某一部分人或某一集团的利益。
  
  2、权力的取得暗箱操作,一般由上面的人授意或任命,而非人民推举或选举。
  
  3、权力成为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力,权力首先是为权力拥有者服务,这往往形成权力网,形成中国古代的那种官官相护。在这些国家里,权力的移交和继承者往往是权力者的儿女或亲信。
 
 4、在这些独裁国家,权力由法律规定的权力,也有法律没有规定的假冒伪劣权力或特权,而这些假冒伪劣权力或特权要比法律规定的权力利用的还彻底还泛滥。
  
  5、法律的制定缺乏透明性,公正性。一些法律的制定从潜意识上讲从深层次上讲倾向于某一部分人或某一集团。以法律的名义保护了一部分人。
 
 6、这些国家官本位思想严重,官人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管制者、社会财富的分配者和社会事务的仲裁者。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当官的想当官,当了小官的想当大官,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着说不清的官情结。

  7、官办媒体泛滥,这些媒体花着官员们从人民那里搜刮来的钱,不为人民说话,只是充当官员们的能活动的舌头。
  
  8、打击异己,对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政见采取高压政策,全方位对这些人进行攻击,不惜采取一些很恶劣的手段,在这方面萨达姆金正日等很有代表性。
  
  9、压抑民众的个性发展,民众被一种偏执的思想或意识洗脑,民众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易于统治的弱智,普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张扬的个性。
  
  10、在这些国家,有两种意识很强烈,一个是主子意识,一个是奴才意识。缺乏基本的爱自己和爱别人的意识,有着很不健康的侥幸心理,幸灾乐祸是这些国家最突出的表现。

无国界记者北韩新闻自由调查报告:极权独裁者豢养的新闻

  在过去三年,朝鲜排名在《无国界记者》尊重新闻自由国家行列的最后。现在平壤部署军事核子计划,造成国际危机,一些观察家认为,这并不开放。国际媒体更谈到《平壤之春》对新闻自由的意义。

  《无国界记者》在南韩展开对北朝鲜新闻工作情况的调查。根据曾任职朝鲜记者、南韩和国际专家的资料显示,新闻媒体没有正面改变,仍然由单一党派控制,甚至有人说由金正日个人监管。媒体偶然会用“改革”一词,但该政权继续对人民灌以愚蠢的宣传。

  朝鲜政府对所有国内新闻工作者实行一个“永久资讯计划”,对媒体工作套上一个等级制度。首先要报道的新闻是金日成和他儿子金正日的伟大事迹,然后是朝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谴责帝国主义者和大财主的腐败,批评帝国主义者和日本人的侵略本性。

  《无国界记者》的“为极权独裁服务的新闻工作”报告说,最少有四十名记者被“革命化”,即是说被重新教育。连把高级官员名字写错,也被列为“新闻错误”。还有其他记者被送到集中营。据悉有二十万北朝鲜人被关在这些营里。在一九九六年失踪的电视记者Song Keum Chul,因为质疑某历史事件的官方版本,被关到集中营。

  唯一非官方的新闻来源是外语电台所播放的韩语广播。在朝鲜的电台和电视全限定于单一频度,收听外国电台的人有被关进牢里的危险。二零零三年底政府展开监控电台运动,把电台列为它们政权的新敌人。

  《无国界记者》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关注对朝鲜人新闻自由和知情权的尊重。

  报告还特别批评了古巴。

  在古巴,许多记者遭到刁难、受到恐吓、甚至被关进监狱。二十几个批判政府的记者在二年前被判重刑。独立的记者在哈瓦那是完全不受欢迎的。他们经常被跟踪,在重大事件前被软禁,他们的电话被切断。另外,虽然记者的工作许可证并没有实际效果,但工作许可证的申请费仍然断调高。记者金泰罗抱怨说: “我们无法去任何地方。虽然我们拥有工作许可证,但就每一个事件,我们还需要申请特别批准,而这些采访要求通常不会被批准。因此大部分人根本不再作报道,因为他们的报道内容常常被视为一种挑衅。”

  古巴岛上最著名的独立记者是李韦罗。八十年代,他作为古巴正式派驻在莫斯科的通讯员,从莫斯科带回了新的思想,他以为可以在古巴的社会主义中进行改革和所谓的透明化。被解聘的李韦罗创立了独立的通讯社“古巴新闻”,这样他就成了同事们眼中的反革命分子。

  李韦罗认为,事实上并没有所谓反革命的或革命的新闻业,只能说有新闻业或没有新闻业。通讯社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报道有关事件,使得读了报道的人,可以对事实有全面概念,形成自己的看法。

  两年前这位六十岁的记者被判刑二十年监禁。就像其他的反政府的人一样,因为他经常和在哈瓦那的美国代表或公司有接触,这变成他的大灾难。哈瓦那政府有鉴于华盛顿的激进的反古巴政策,便借此把他说成是一个政治阴谋家,一口气将七十五个反政府人士判了重刑。其中包括艾斯皮诺萨。这位独立的记者便因为发表批判言论被解职。他说:“在这里,有不同于政府的意见,就已经是一种违法行为。古巴政府对他的政敌的迫害方法,根本是从当时东欧普遍使用的手法复制过来的,古巴的镇压机器基本上是东德时代的德国国家安全部和苏联时代的克格勃做法的翻版。”

  加尔恰是一家名为“题目”的报业的老板。他说,独立的新闻业在古巴很难行得通。她的报纸常出版许多令人惊讶的批评政府的文章,比如说报道许多古巴人的逃亡事件和古巴的贪污情形。她说:“新闻检查这个字解释起来非常有弹性。虽然没有人会告诉你应该处理什么题目,但是我们由于政治原因,偶尔也作自我检查。但在这套规则内仍有它的自由空间,可让我们利用,而且它在最近变得特别宽松。文化部里的干部告诉我们,这个题目或是那个题目不受他们的欢迎,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出版那些文章,而没有人因此焚烧了这些杂志。“这段期间也有一些被捕的独立记者提早被释放。观察家们评估,在哈瓦那的领导阶层在媒体自由上将会有一些宽松,在哈瓦那工作的外国记者也这样希望。

刘晓波:比任何传统独裁都野蛮的极权主义

    传统独裁者是野蛮的,他们迷信暴力、残忍和阴谋,对外推行穷兵黩武,对内实施恐怖政治。独裁者大都具有病态的权力恐惧和多疑猜忌,把主观认定的危险当作客观存在的危险,常常会制造出许多莫须有的敌人,导致滥杀无辜和冤狱频繁。但传统独裁的滥用暴力和恐怖统治所针对的对象,主要是战场上的敌人或企图颠覆政权的“政敌”,而决不会把杀戮的主要矛头对准驯顺的平民,不会连保持沉默的权利也剥夺。传统独裁者也绝不仅仅基于意识形态的标准,把顺民群体作为必欲除之的敌人或非人。
    
    然而,极权主义是史无前例的野蛮统治形态,它比任何专制独裁制都更加残暴,极权主义仅仅根据其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敌与友、人与非人,划出“理应被消灭的群体”,并以“集体屠杀”、“集中营”、“劳改营”的方式进行肉体灭绝,以“公审”、“游街”、“大批判”、“思想改造”、“检讨过关”等方式进行精神灭绝。极权者所要灭绝的人群,既不是阴谋颠覆政府的政敌,也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按照种族的或阶级的标准所定义的 “敌人”,即被意识形态偏见所定义为“非人”。被纳粹极权定义的“劣等种族”和被共产极权定义的反动阶级,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既不是武装人员,也没有夺权的野心,他们大都是徒手的驯顺的平民,是政权的效忠者,甚至是一味自贬而不要任何尊严的胆小鬼。他们只希望通过尽力服务于政权、战战兢兢的自我改造来获得极权者接纳。
    
    但在极权主义的眼中,无论这些顺民们怎样表演效忠、提供服务和自我改造,他们的种族标记和阶级出身却永远难以消除的,那是永远的耻辱标记,必要遭到群体灭绝。
    
    据历史学家考证,在西方历史上:
    
    古罗马的苏拉暴政时期,被打死的元老、贵族、骑士和普通人有几千人。
    
    提比略、卡里古拉和尼禄这三位古罗马暴君统治时期,共有几万人被杀。
    
    中世纪最残暴的宗教裁判所,即西班牙总裁判官托马斯.德.陀克维玛达,他的残忍曾使所有教会刽子手黯然失色。在他十八年的裁判中(1480-1498年),活活烧死一万零二百二十人,烧掉六千八百六十位缺席的或已死的的异教徒和异端者的模拟像,判处了九万七千三百二十一人穿带有“圣宾尼陀”的耻辱服装,没收财产,终身监禁等。西班牙整个宗教裁判时期的牺牲者共三十四万一千人,其中,被活活烧死的约三万二千人。
    
    在法国一百年迫害新教徒的时期内,天主教大约打死约二十万新教徒,其中几千人惨死于那个最著名的血腥夜晚——巴托罗缪之夜。也就是1572年8月23日夜,胡格诺教徒的重要人物聚集在巴黎,参加其领袖那瓦尔王亨利的婚礼。天主教的亨利.吉斯以巴黎各教堂钟声为号,率领武装部队,屠杀徒手的胡格诺教徒二千人。那瓦尔王亨利因同意信奉天主教而幸免遇难。因8月24日是巴托罗缪节,故史称“巴托罗缪之夜”。
    
    在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恐怖时期,革命法庭判决上断头台者共一万七千人,被关押在狱中的人数大约七万人左右。
    
    再看西方的纳粹极权统治时期,仅种族灭绝就在短短的四年内屠杀掉六百万犹太人。
    
    据俄国史学家统计:在俄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伊凡雷帝的统治,皇家直辖区制度夺取几十万人的生命。在伊凡雷帝最疯狂的时期,莫斯科每天都有十至二十人被打死。
    
    在整个十九世纪的百年中,俄国沙皇制度处死的政治犯有几十人,死于监狱或流放地的政治犯有几千人。
    
    再看斯大林时期的恐怖暴政所杀害的人数,据1956年克格勃在回答政治局的秘密质询时曾通报:从1935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枪决或在劳改营中死去。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真正的受害人数还更多。
    
    在最疯狂的1937-1938年,莫斯科曾经在一天内就处决上千人;在秘密警察所属的路比扬卡监狱,平均每天登记执行枪决的数字就有二百多起。
    
    共产极权的恐怖统治依靠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柏林墙倒塌后,东德国家安全部的秘密档案曝光,在共产极权统治的三十九年里,1700万东德人生活在东德国家安全部、即秘密警察的严密监视和控制之下,这种控制之全面渗透到整个社会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东德国家安全部里有长达180公里的案卷、4000万张卡片、几十万份电话窃听记录和近1.5万袋撕碎的文件。人们估计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大约收集了600万份个人档案,其中400万份是关于东德公民的材料,另外 200万份是西德人的档案。东德国家安全部曾有2万名军官,他们和9.4万名情报人员以及分散在2全国各地各种机构中的417.3万名眼线一起,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特务网,学术界、媒体、甚至宗教界也经常有入被卷进来,政党更是无一幸免。
    
    如果前苏联和中国的类似档案被解密,那将是远远超过东德的天文数字!
    
    即便是其他共产小国的杀人数字也极为惊人,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暴政: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二百万;柬埔寨二百万;东欧一百万;拉美十五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加在一起将近一千万。

《亚洲媒介》:中国的网络独裁

从初次接通全球互联网起,十一年已经过去了,但是中国连接互联网的通道至今仍然被由代理服务器组成的防火墙守卫着,这堵墙已被证明被柏林墙更实用,更难以穿越。更有甚者,对宽带连接需求的增长导致了耗资八亿美元的“金盾工程”的启动,一个全自动公共监督数字系统,否认中国人民的信息权以助延长中共的统治。
金盾工程的基本原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由西方机构开发的系统支持下,中共锻造了一把扬言要封锁通向民主之路的虚拟剑。

在中国,互联网的进出口主要是监督和过滤政治信息。它们的技术功能包括封锁海外网站,过滤网页的内容和关键词,监视电子邮件和互联网聊天室,劫持个人计算机,散发病毒,以及内接公安局的监视系统。互联网不但没有带来自由的新时代,反而使中共当局极尽极权控制之能事,足以使欧威尔(George Orwell)著作《1984》中的统治者羞愧。

从今年四月十五日起,金盾工程的高科技监控着中国网民的一思一动。欧威尔未能成功预见的是,中共政府是在民主西方的帮助下实现这一切的。(译着按:指西方科技公司因金钱利益,助中共架起金盾工程。)

今天,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在法律上祀奉“互联网政治犯”的概念。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能相当于“犯罪”,“激进观点”可导致入狱。真正的罪犯 — 西方公司Nortel,Cisco,和Sun Microsystems的官员 – 那些建造这个阴险的思想控制系统的人,却将呆在中国五星级的旅馆里,而不是监狱。

从中国的第一个互联网犯人林海音(Lin Haiyin音译)因煽动颠覆行动入狱,到最近的作家师涛被拘留,一百多名独立知识分子因表达他们的观点被关进监狱。互联网监控也是法轮功修炼者被处刑人数不断上升的原因罢 – 到四月十八日总数达1,692。

现代中国的互联网通信充满了诱饵和陷阱:方便用户的网页设计,容易点按的图形,象征性的脸部表情,网上广告中美丽的女星,还有不断刷新的国际新闻,引诱用户参与,表达他们的意见。但是,一但有人的指尖触摸到键盘,互联网的“餐桌民主”便不复存在 – 他或她可能发现他们落入圈套,因为互联网警察监视着敲入的每一个字。

在一个言论自由被限制达半个世纪的国家,互联网最初被认为是天赐的礼物:人们对它充满了热情,建立网站和个人网页。现在这些人发现他们暴露在公安局面前。

例如,民主和自由网站(Democracy and Freedom Web)在三年内被临时关闭或封锁了43次。它对赵紫阳逝世的有力报导最终迫使它屈从于金盾工程的权力。今天,在中国一个虚拟服务器的平均上网寿命仅为30秒钟,17,000个互联网聊天室被关闭。网上过滤技术能封锁或截获八千万中国网民的电子邮件。

由于互联网聊天室和个人电子邮件成为许多中国人的基本需要,互联网监控升级也达到高峰。结果,今天的思想家比他们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更易于被抓住在表达“未认可的”观点, 那时地下刊物是言论自由的主要渠道。

的确,互联网在中国的覆盖率稳步增长,但是归功于西方技术,中共监察能力增长更快。从它革命之日起,中共一直在渴望这样的监督能力。至少目前,独裁体制在中国不但安全,而且处于攻势。

但这不会长久。尽管金盾工程是中共在1949年控制中国后在意识领域最大的单项投资,它也可能是中共崩溃前最后的豪赌。就像柏林墙,中共的网络控制在技术上可能是复杂的,但它们是在守卫不可能被守卫的,在支撑不可能被支撑的。

 

——-“中国的网络独裁”(China’s Internet Dictatorship)发表在《亚洲媒介》(Asia Media),作者为中国旅居英国异议作家马建.马建曾访问台北,根据台北市驻市作家网页介绍,马建1953年8月18日生于中国青岛,1986年移居中国香港, 1997年移居德国,1999年起旅居英国。作品具强烈社会意识、碰撞社会现实,因而屡遭中共当局查禁;而深刻的力道同时也震撼了中国的读者。作品《红尘》获英国旅行图书最大奖。

独裁体制下的言论自由陷阱

    古人云:“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文字狱历来被中国文人所不齿. 中共统治者虽然还不敢赤裸裸地否定言论自由,却又难以掩盖对它的恐惧和痛恨,近期来新京报和冰点周刊的勒令整顿,“中国工人网”、“共产党人网”、“自由公社”和“工农兵BBS”等网站的关闭,异议人士在大陆的言论封杀无非是情急之下再次原形毕露. 黄琦、欧阳懿、刘狄、杜导斌、师涛、罗永忠、张林、郑贻春、许万平、李志等人都是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观点和看法被关押或判刑,可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络局副局长刘正荣在2006年2月14日记者会上发言:“中国至今没有任何公民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言论而被逮捕.”. 可见对独裁政权挑战的言论自由,即使仅为摆设仍然是中共所需要,甚至可以成为国人的一道陷阱.
    
     中共政权大致可分为前半段的极权和后半段的威权,其中包括十年左右的宽松转变期,极权和威权以言论自由为陷阱的方式不尽相同.前者是使用阴谋之后加以阳谋,对绝对服从独裁意志持微辞者一网打尽,连带忠诚中共的疑似人物也不惜借扩大化加以陷害. 迄今正好为50年前臭名昭著的“双百方针”和随后的“反右”,大鸣大放的圈套简直应用到了极至. 对“反右”中共目前还未有认错的胆量,只是承认扩大化的“失误”,根据中共所提供的数据,有人算出竟扩大了三万倍之高,这给一代中国人留下了永志不忘的烙印,到现在都让国人谈虎色变. 
    
    今天,中共失去了极权的基础,大面积诱骗公然打压异己运动得不到任何来自民间的支持,尽管时有以同样手段迫害少数异议人士,但也尽是些偷鸡摸狗式的勾当,更无力扩大.现在中共所能做的是对言论自由的歪曲和贬低,简单说成是打扮历史、宣扬恐怖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自由,这其实是更隐蔽的陷阱,被诱入后的井底之蛙竟会幻想是为了国家,他们成了被人们所讥笑的被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愤青.最近,中共御用文人在被控以否认大屠杀的罪名的英国历史学者欧文身上大做文章,企图证明言论自由得不到保障举世皆然,在中国更是合情合理. 也许是巧合,就在欧文被判的次日中午,利用手机短信散布停水消息的周清海被牡丹江市公安机关治安拘留,以偷换概念来论证自然是中共所谓合法的行为.
    
    言论自由指人人有权自由地发表意见,人人在发表意见上都有平等的权利. 言论自由里所指的言论不应包括艺术创作,它必须是在法律保障范围内的自由,不伤害别人自由的自由,当然应该尊重历史和客观事实. 据新华社特稿,欧文除了在自己著作中“质疑”犹太人受害事实,还在17年前发表演说,认定德国纳粹毒气室是“骗局”. 奥地利以1945年出台否认大屠杀构成刑事犯罪的法律给予重判. 在二战刚结束这个特定时间所出的这条法本身是否适用于现代社会或可再议,而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以及其他轴心国反人类罪行,意在挑起种族分裂,故意伤害数千万二战的亡灵及其家属,让后人伤痕难以平复,这至少也是罪过,即使奥地利将来修改此法. 但欧文和周清海的本质不同在于,欧文否认有大量无可置疑的证据的纳粹大屠杀历史,而周清海传播的是客观事实. 侮辱和造谣污蔑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极左和极右的共性则是由“他们的理论”来断定历史,得出的结论和客观事实背道而驰就当为言论自由. 历史是随着锲而不舍地求寻证据而逐渐清晰,袁伟时教授以史实为依据的《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让中共如芒在背,此时他们把言论自由早已置之脑后,连带欲发表该文的冰点周刊也遭查封.
    
    日本极右势力近年来越来越嚣张,期待中共向欧洲小国奥地利学习,起诉否认南京大屠杀等侵华历史的日本人,使军国主义思想有所遏制,让受害者灵魂得到安宁,这似乎是问道于盲,与虎谋皮,因为这是中共要捍卫的“言论自由”,况且他们还是外国人.
    
    2月25日于巴黎

德国南德意志报社论:中国变成了法西斯主义右翼独裁

中国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

经济变化有没有为中国带来政治开放和改革?德国《南德意志报》社论评论指出 ,中国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中国实行的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 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

 社论说,「施罗德这样的乐观派认为,经济变化必将带来政治开放和改革,中国必定 会更为自由。但是,这是一个美好的、可惜是毫无依据的希望。」

 《南德意志报》说,虽然中国的政治确实在转变之中,但并不一定朝着西方希望的方 向变化。共产党在实践中抛弃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理论,他们的胸膛紧贴资本主义,同 时他们继续镇压对其权力的任何挑战。

 社论说,这个政权正在蜕皮,正从左翼独裁变成右翼独裁。这种变质既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也使人失望。在城市走向富裕、意识型态退缩、个人发现自己价值的同时,是精 英腐败和自我致富、工人受剥削 、农民的权利遭到剥夺。

 这个政权的颜色发生了变化,一些观察家认为,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正在 使中国拉美化。中国的党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中国实行的 早已是一种类似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并不是社会主义政治∶威权政府与大资本结成了同 盟,煽动大中华主义,以代替宗教。

 中国法西斯主义最具体的表现是在军事上,《法兰克福评论报》也以社论评论指出, 买武器的国家把武器用於何处,这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中国需要用欧洲、包括用 德国的武器保卫自己、抵挡随时可能出现的攻击吗?把外国军援作为抵御好战邻国的必 要保障,是不现实的。

 社论反对取消对中国华武器禁运,因为没有任何一个邻国能够以战争威胁中国。

 《法兰克福评论报》说,从朝鲜到蒙古,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到缅甸,从泰国 到越南,没有一个邻国能够以战争威胁中国,除非它自己决心走向灭亡。中国毕竟有充 分的武装,是核大国,拥有与此相关的飞弹技术。

 社论强调,中国大幅提升军费预算,是因为中国要把现有的庞大步兵部队转变为架构 更现代化的军队。这样的军事技术现代化使一些邻国不安,首先是台湾。不过,台湾岛 受到美国充分保护,即使极力主张台独的人也不会幻想能赢得一场对中国发起攻击的战 争。

 《法兰克福评论报》最後说,美国警告人们要注意中国军队的壮大,这样的警告当然 有耸人听闻的目的,不过,美国的警告也包含着一丝现实主义的成份∶在可预见的时间 内,中国将上升为一个地区霸权国家。

── 原载《南德意志报》

陈永苗:可持续性维权运动与“告别革命”

  “合法的反对”认为应该理智地维持维权抗争者保留合法的地位,这是政治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了它,政体就趋于衰败。
   
   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英美“合法的反对”这着一观念一直困扰法国人,让他们感到既费解又陌生。“反对者?就像英国的那样,行吗?拿破仑泡在浴盆里,懒洋洋地问道:“我还没有发现,反对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维权运动与权贵资本主义肯定是在法律框架下得你死我活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阶级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在这场抗争中,维权运动与权贵资本主义是不可能一致的。
    
   这30年的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体制的变革并不是天大的难事,造成体制变革的原因是“全中国皆知的秘密”——既得利益集团不肯放弃。权贵资本主义属于最贪婪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对他们进行说理肯定是秀才遇兵,只有让他们认为不改革会造成利益受损,不改革的成本大大高于收益时,他们才会像挤牙膏那样改革一点点,或者做出虚假的改革姿态。不是让他们在改革中获益,而是不改革让他们损失惨重让他们同意改革。例如掉脑袋,恐惧才是他们屈服的最大压力和最大动力。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只有对立,才能推动改革。只有抗争者坚持自己的立场,这样道义资源才从权贵资本主义转移到抗争者手上,让维权抗争成为主流民意,如果当局不尊重主流民意,不顺从民意,就没有了合法性。这样才能让权贵资本主义觉得政治上的亏损将超过经济上的利益。
     
   宁可少要一点安宁,宁多要一些抗争,宁要不太平的自由,而不要专制下的秩序,不要作稳的奴隶,宁要患难中的主人,与其在面前权贵资本主义弯腰低头,不如容忍可与之作斗争的强盗。
     
   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认为,一个共和国因为冲突而获得活力,没有冲突就没有政治与自由,罗马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甚至要求了罗马共和国内部的争执。中国要想翻身,就要有内斗,必须有对权贵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维权抗争。如果不是由维权抗争者像马虻一样不停地叮咬,政治体制改革恐怕就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他们只能继续往黑洞里填东西,退又不能退出,结果耗尽家财和时间,中国还是一团漆黑,要大白天打灯笼。
     
   或许有人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假设说改革确实有个过程,可是并不能说现有的改革方案就是当下最好的,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权贵资本主义提出的方案肯定是有利于他们。而按照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最佳方案至少应该是按照目前的现实可能,让维权抗争者利益最大化。
     
   在近代之初,梁启超就用法国大革命的例子,用流血革命来威胁清王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管号召“告别革命”的初衷如何,这种变脸作用是负面的,抵消了抗争的动力。这样会让权贵资本主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从而减缓历史进程,让权贵资本主义心中轻松,更倾向不改革,或者改革力度不够,所以“告别革命” 的大局感还不如不要好,这样会造成放弃对当前的理性审查:到底是不是当下最佳的。
     
   难道权贵资本主义拿出的方案就天然是最合适的吗?要知道最佳的改革方案的形成,类似于市场买菜,是双方对立,一直讨价还价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大白菜实际价格要两毛钱,“告别革命”者才刚开始讨价还价,就说权贵资本主义卖1块钱很公道。其实没有必要替权贵资本主义去担心,做好独立知识分子的本分,把这次抗争当作商场竞争好了。最佳的方案也不一定是维权抗争者的,而是经过搏奕的结果,所以维权抗争者只管在底线以上坚持自己好了,没有必要杞人忧天。 “告别革命”者站在卖方立场为卖方说话实属不该。
   
   从“将革命进行到底”变为“理解当下现实”这种变脸不是专利。古今往来大凡革命派和“保皇派”从来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革命派一开始激流急下,一泻千里,但一遭遇上阻碍和挫折,就立马转为“保皇派”。“告别革命”者从革命派转为保皇派让我想起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刺秦剑客,顾全“天下”让他们放弃了革命暗杀。“告别革命”者的心中也有一个“天下”不成?
     
   刺秦剑客的“天下”是朝向和平和秩序的,是经过战乱以后人心思定的“天下”。可是“告别革命”者的“天下”确是相反,中国当下风雷交加的前夜,人心思乱逐渐成为大流。看来“告别革命”的大变脸必将成为悲剧。
     
   在这样一个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要想找到中庸立场那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你站在了中庸立场,实际上就有利于了权贵资本主义一方。美国建国先贤麦迪逊认为,在不同利益的争吵中,希望有一个中立的、不带感情色情的仲裁人是徒劳的。只有“偏执”才能最大程度的促进改革。冲突的存在并非取消了改革,冲突本身就是改革,而与权贵资本主义一致客观上的效果就是阻碍改革。“告别革命”者的“保皇”可以被美曰其名“渐进”,但是他的“渐进”其实是 “不进”或“慢进”。 只有维权运动不停地挤牙膏,根本的体制才能尽可能快地变革。
     
   改革要求有一个时间表,这一点值得赞赏。“告别革命”者的“保皇” 就取消了这种要求。没有把中国改革纳入理性的视界之内,而是置于希望的未来,是极度危险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意图在于把改革抛出的地平线之下。如果没有被监视着,改革进程会被抹改掉。不将改革交由理性监理,而必然交给历史的偶然和暴力,也就是说会造成崩盘,崩盘再来重建。
    
   “告别革命”者可能担心一味激进下去,可能造成崩盘。但是激进和崩盘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在激进和“保皇”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如果担心目前过于激进,可以调整一下,变为温和点或理性点,没有必要转向“保皇”。
    
   一个健康的社会秩序需要秩序,需要有思想、想象和利益的冲突才能和谐。这种和谐是动态的,运动中的。这样把秩序和冲突的结合在一起,将冲突纳入制度之中,把握住冲突的脉络,让制度来容纳驾驭。只有让制度容纳冲突,才能经受考验,减缓避免社会震荡。而偏面追求秩序,把冲突扼杀在摇篮中,或者不惜一切后果撵出,是怯懦和无能的体现,其结果是巨大的社会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