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国民党应当开除连战的党籍

在短短一年间,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一连三次访问大陆,对暴虐的中共政权极尽谄媚之能事。这个在台湾已经为选民所抛弃的过气政客,只好跑到大陆来吃一点中共“统战饭”的残羹冷炙。为了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接待规格,连战不惜贬低台湾的民主成就,而对苛政猛于虎的中共当局大唱赞歌,连战已经成为中国国民党的“负资产”,中国国民党必须当机立断抛弃此一“负资产”。

连战在北京机场发表简短讲话指出:“万事起头难,但是只怕有心人,我们是有心人,什么心?是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理念。今天我们两岸的同胞,都需要密切的互助互惠,这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共同努力。我在这里也带来台湾千千万万的同胞,对我们大陆的各位同胞由衷的祝福。”除了中共的诸位领导之外,普天之下恐怕再也找不到这样无耻的讲话了。

首先,连战不是台湾民选的总统,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千千万万的台湾人民。他先后在两次选举中被人民弃之如履,居然还敢于厚着脸皮说自己“代表”台湾人民,这跟中共当局的“三个代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两岸固然需要互助互惠,但此岸一会儿又是磨刀霍霍的飞弹演习,一会儿又是气势汹汹的《反分裂法》,对一个时时刻刻都在威胁你的邻居,你如何与之互助互惠呢?商人是没有祖国的,哪里有钱哪里便是他的祖国,所以台商才会前赴后继地到大陆来投资;但是,政治家却不能没有远见卓识,不能无视选民的人心向背——愚蠢如连战,只知道一味地讨好中共当局,可惜中共当局有不能用枪杆子逼着台湾选民投票给连主席。对此,连立场比较中立的西方学者也嗤之以鼻,美国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丹尼•罗伊(Denny Roy)在《台湾政治史》中如此评论说:“连战曾突发奇想,表示台湾可与中国成立一个中华联邦,并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党对党的对话机制。”然而,中共会放弃一党专制,允许昔日被他们赶走的国民党重新回到大陆来吗?一个民主社会的在野党如何与一个专制社会的独裁党对话?我翻遍了历史书也找不到好的范例。

其实,连战口口声声说祝福大陆的民众,大部分大陆的民众却并不领他的情。连战居然弱智到了连“中共”和“中国”都分不开的地步——“中国”和“中国人民”只是被“中共”绑架的人质而已,他们不能也不愿与中共之间划上等号。回顾中共统治大陆的历史,在这些连战似乎很关心的“大陆同胞”当中,就有数千万人及其家庭因为与昔日在大陆的国民党政权有过某种联系,而遭到中共当局长达残酷的迫害,家破人亡者不计其数,其中甚至还包括了许多为抗战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国军将士。连战固然不是一个民选政权的元首,但他就连一个政党的负责人的基本责任都未能承担——他先后三次访问大陆,可曾说过一句话来慰问这些中共治下的国民党冤魂?在此意义上,连战是国民党的叛徒,是国民党在两岸声誉的巨大的破坏者,今日的国民党自选领袖马英九必须直面这一硕大的“负资产”,否则国民党根本无法“置之死地而后生”。

大陆媒体对连战的专机有细致的描写,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此次飞行作了精心的准备,所谓“鲜花迎客”、“福娃留影”、“丝巾寄情”、“蛋糕助兴”,节目一环扣一环。我不知道这些“羊毛”究竟出自哪里:是国航自己买单——我也是国航的长期乘客,那么我的利益便受到了伤害;还是连战及其政党买单——这些钱究竟是哪里来的呢,是挥霍国民党的党产还是来自其他方面的黑金?或者干脆就是中共拿纳税人的钱来收买彼岸的代言人——中共花钱从来不会经过人民的批准。让我更加厌恶的一个细节是:连战此行几乎是“挈妇将雏”——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居然以一副接班人的模样,高调地接受大陆媒体的采访。这位年轻的国民党中委,除了泡明星之外,我没有发现有什么领导的能力与品质,他不过是一个“年轻版”的连战、又一个娱乐周刊上的花花公子而已,大陆却当作香饽饽捧着。

在我看来,连战此行出席两岸经贸论坛,堪称“水果之旅”和“熊猫之旅”。连战宣称自己是为了促进台湾经济的繁荣,但是为了一点点的经济利益就可以牺牲性命攸关的安全吗?为了出口一点零关税的水果,就值得付出当奴隶的代价吗?为了得到两头弱智的大熊猫,就值得坠入中共的统战圈套而“与狼共舞”吗?在主席台上,连战与中共腐败官僚的代表人物、赖昌星的幕后老板贾庆林谈笑风生,这一场景让作为四川人的我想起了当年蜀王修建金牛道的故事:秦王意图灭蜀,但又深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于是,秦王想了一个计谋,秦王告知蜀王,他有一对金牛要送给蜀国,希望蜀王修建一条金牛道,以便秦国将金牛送去。蜀王乃一贪婪愚昧之徒,乃下令举国筑路,殊不知路成之日即国灭之日也。

连战就是今天的蜀王。蜀王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连战空有美国名校政治学博士的头衔,却没有一点起码的政治智慧,也许是“利令智昏”吧。台湾的民主政治、自由经济和人民福祉,决不能被这个昏庸的“蜀王”所葬送了。包括国民党党魁在内的台湾的诸多政治人物,不是不可以访问大陆,而是在访问大陆的时候,必须当仁不让地告诉面临民间政治自由的诉求日益增加的压力的中共当局:以台湾经验和国民党经验来看,经济发展与国家主导的有限度的政治改革,将给社会带来更多的活力,并且提供民众对自由更大的议价空间,政府对反对声浪的压制将不再奏效。台湾经历的转变包括:新闻出版自由、反对党的合法化、对于早期被禁止的政治性议题有更多的包容及讨论、政府机构的改革、政权由军队及党的掌控释放至政府机关、司法独立以及各类选举的全面展开等。在此过程中,国民党也逐渐由一个威权社会的独裁党转变成一个民主社会中参与公平竞争的多党之一。

一个对于台湾以及中国大陆的前途真正负责任的政治家,当然可以在不设定任何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到大陆访问。他们到大陆访问,并不是以藩主的身分朝拜宗主国,而是在不卑不亢的接触之中,让中共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世界民主大潮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毫不畏惧地正告中共当局:所谓“台湾大多数人民意愿的表达”与中共单方面的预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隙甚至对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若干“高度敏感”的问题经过自由讨论之后,后世的中国人必将能够理解——不论台湾是其一省或为一独立国家,都能与中国缔结全面耀眼的文化与经济关系。台湾即使不受北京官方的统治,也绝不会危及生活在彼岸的中国人。中国大陆可以摒除心中的不安,与国际社会一同为台湾的成就喝彩、为台湾的进步引以为荣。那种企图用战争手段解决两岸问题的做法,不仅会伤害台湾,更会让大陆退回刀耕火种的野蛮时代。那些拿千百万人民的生命当作赌注的政客,最终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遗憾的是,连战先生并没有这样做。连战在大陆的所作所为,不仅让我联想起蜀王的“自作孽”来,也让我联想起五代十国时代的“儿皇帝
”石敬瑭来——如果说石敬瑭甘当辽国的“儿皇帝”,那么连战便企图让国民党甘当中共的“儿子党”。连战在大陆的丑态,不仅是国民党之耻辱,亦是台湾民众之耻辱。对此,中国国民党要有“壮士断腕”之勇气——如果早一日将连战头上这个不伦不类的“名誉主席”的职位去掉,早一日与这一“负资产”撇清关系,国民党方能早一日获得台湾民众乃至大陆民众的信任。二零零一年八月,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支持成立台湾团结联盟,国民党立即开除十一位加入台联的国民党党员。有鉴于李登辉长期领导国民党累积的影响力,国民党在九月也开除了李登辉的党籍。可见国民党开除前主席的党籍已经有过先例。如今,国民党开除连战这一卖台、媚共、求荣的“自私汉”,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么,一向温柔敦厚的马英九主席有没有胆量这样做呢?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六日

──《观察》首发

綦彦臣:“高速25”预测之吊诡

北京大学与国家统计局的两方学者合作,推出《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6——对外开放中的经济增长》,颇为引人注目。按经济学的模型研究方法,这个报告无可挑剔,它的最重要的内含是:”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国际国内不可控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意外发生,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可望保持在7.2%以上。”吊诡之处,就是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如果”得以确定,那么,三步美好前程就会出现:(一),到2010年,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将比2000年增长一倍,超过当代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大体上全国一体地脱了贫;(二),至2020年,人均GDP已是2000年的4倍,实现全面小康;(三),至2030年,人均GDP比2000年增长10倍,完全工业化,成为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水平,大体上相当于今日台湾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真个美好前景的更大含义则是或者不言而喻的是:1,经济增长无论是粗放型的拼资源(含高进口)还是内涵型的拼技术,”发展”仍是被搁置的事项或不能作首选。这也意味着,体制内的有影响的学者已经与皇甫平、吴敬琏达成一致,力挺经济总量型”改革”.2,为了维护经济总量型”改革”,可以采取强硬政治措施对付各种风险因素,包括体制内整肃、体制外打压。

在明了这样的吊诡或内在含义后,那么,重大的社会后果也不可能不被考虑——从学术上讲,是增加预测模型因素:其一,恶劣的环境后果将会持续加重。为了这个富有政治含义的7.2%,环境代价仍是必然现象。只好陷入”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格局,即随着环境破坏的加剧,投入更多的治理费用。但是,究竟能治理到什么程度,则不用细论;有”舆论导向”控制着,往好处看,就是了。到目前,淮河的治理效果已经做了证明:投入了累计500亿的治污费,环境效果没有任何好转。

其二,社会利益主体更加多元化,政府会更加主动扩权。中国一直坚持政治上的”中国例外论”,即不可能采用”小政府,在社会”的国家治理方式。如此,还得在强化政府权威的老路上往下跑,所谓”和谐社会”也是官权主导型的。目前,加强中央权威的呼声也正是”中国例外论”的一种翻版。还有,随着民众权力主张意识的强化,大规模的抗争运动会更多。是否真正地推进民主政治,也必将引发体制内的”路线冲突”.中国能走好”经济高速增长”与”政治逐渐民主”的钢丝吗?恐怕全世界没一个经济学家敢出来打保票,所以北京的经济总量型主张派系的学者写起预测的报告来,就十分学术化地用”如果”来排除诸如环境破坏、官民冲突这样的因素。

“高速25″的另一个技术性排除是将台湾问题也给”如果”出去了。可以预见,台湾问题在2015年,必成了大陆必然面对的选择:是否开战。现在,连最有希望主张统一的马英九派系都主张”以政治民主化促统一”.中国大陆政治精英集团即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现在没一点迹象要明确表态,称:”可以以民主促统一”,尽管存在着种种暗示——连库恩《江泽民传》的长长的后记也对世界暗送秋波,说什么伴随经济不断增长,中国会愈加民主,但是什么时候放弃”中国例外论”,达到真正的民主恐怕仍是个世界级的斯芬克司之谜。当然,这个谜面只是政治既得利益集团矫情的捏造,更多的人已经明了: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民主才是一场真正的”文化革命”,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有人谓之为”颜色革命”.但是,人们也别忘了老毛当年批判他的反动派时曾说过,当革命到自己头上去,反动派就自然地要反对革命了(——大意如此,我没细考)。可以肯定地说,老毛进北京前”赶考”猜题时,只是想着”李自成命题”了,而绝没想到台湾问题也是个大考题。

一句话:答不好台湾这道题,仍然要落第的,或重”流贼的故事”. “25年高速”是个绝妙的吊诡,也是一个赌博式的猜题!

2006年4月12日写于泊头小城绵逸书房

Yahoo ! employees get chance to see Chinese detainee videos

12 April 2006

Yahoo ! employees get chance to see Chinese detainee videos outside companys headquarters

(JPEG) A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team stationed itself with a video player outside Yahoo !s California headquarters on 7 April 2006 and stopped employees as they left the building, offering to show them videos filmed in China of people criticising Yahoo !s cooperation with the Chinese police.

The videos, which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ebsite, consist of interviews with the brother of Li Zhi, a Chinese pro-democracy activist who was arrest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Yahoo !, and the lawyer of Shi Tao, a journalist arrested in a similar fashion.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taff also tried to meet Yahoo ! executives, who initially refused and even threatened to call the police, but finally agreed to a meeting toda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ants Yahoo ! to stop cooperating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the arrests of activists and journalists, whether through its branch in China or a local partner. It also wants Yahoo ! to stop operating an e-mail service on Chinese territory and for Yahoo !s servers in China to be brought back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 wants any Chinese police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about a Yahoo ! client to have to be submitted to a US court.

In the first video, Lis brother criticises Yahoo !s role in Lis conviction. Li is in prison because of you, he says. He already had hepatitis and now he has pleurisy because the poor working conditions in prison (…) Our family is broken (…) I am convinced he is innocent (…) All this happened because of your company (…) and I hope that in future you will heed your conscience before doing this kind of thing.

In the second video, Shis lawyer, Mo Shaoping, says Yahoo ! is implicated in many similar cases : I have names, but I cannot reveal them yet (…) I think Yahoo ! could refuse to collaborate if it recognises that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ese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In Februar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ent Yahoo ! a list of the 80 cyber-dissidents and journalists in prison in China, asking it to say where or not it was involved in their arrests. Yahoo ! did not reply.

The two videos were televised on 12 May on ABC programme World News Tonight together with footage of the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action outside Yahoo ! headquarters (see the video). They will also appear in a report on the Franco-German TV station Arte on the evening of 19 April and in documentary to be screened on the Dutch TV station VPRO on 7 May.

All this comes 10 days before a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by Chinese President Hu Jinta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hopes the US authorities will raise the issue of online free expression in their meetings with Hu, and that the visit will be accompanied by the release of Li and Shi and other detained journalists and cber-dissidents.

就中国大陆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致美国总统布什公开信

就中国大陆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 

有雨好读书

   三国时期的董遇有过“三余”读书法,即冬者年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冬日里,雪花飞舞,玉树琼枝,煮一壶清茗,幽馨溢满斗室,挑一些明清小品或诗词话本之类,静静地看,认真地体悟,妙不可言。夜半清静,月华似水,佳期如梦,捻亮床畔一盏青灯,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或半躺半坐,或仰面俯卧,此谓读书一乐事。雨天更具高格,看窗外烟雨蒙蒙,听书中字里行间阵阵私语,或呢哝柔婉,或慷慨激昂,应是读书妙境。
  
    雨天,访友行游,恐有诸多不便,然而却是读书好时光。无论细雨缠绵,还是大雨滂沱,手执一卷,静对风雨,虽有与风雨同飘之感,但是坐在自己家书桌前,会觉得庇风护雨的家更安宁。随便从架上抽取一本书,在雨叩窗棂声中读上一段儿,雨润泽了你的思绪,把你带入了一条悠长的小巷中,让你不禁掩卷凝思。这时,浮在心湖水面的可能是如雨如雾的惆怅,然而压在底下的却是无限的饱满,禁不住想与倾心的友人细谈一番。人不能多,只三两对坐,且声音不宜太高,唯此才能与雨境相谐。然而思来想去,深恐这样也是一种破坏,还是给远方的书友写封信更好些,于是提笔写道:在这风雨潇潇之时,我正在读某某书……
  
    “细雨润石阶,凭窗静读书”。依个人习惯,雨天最宜读古书,且以竖排本为佳。不为附庸风雅,而只为探录一种心境。捧着古书念念有词一行一行地读下去,恍惚间便觉得自己是数百年前的一个身着青衫、脚踩布鞋的穷酸秀才。读书成了对话艺术,自然便容易融洽起来。若是读到妙处,觉得书中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即非手舞足蹈,也要拍案叫绝。此时,窗外雨声楔入耳中,突然觉得这雨声简直是佛界梵音。嘀嘀嗒嗒,嗒嗒嘀嘀,雨敲打着窗台与玻璃,有节奏,有韵律,宛然有一种神游千里的韵致。
  
    雨夜读书更有不可名状之趣。听春雨淅沥、夏雨急骤、秋雨萧然,看茶叶慢慢舒展,斗室有了一种亦梦亦幻的感觉。写到这儿,至今不会忘记多年前独居一室的那个雨夜。雷电交加,大雨倾盘,一个人守着偌大的一间空房,心慌,也心伤。这时候,书是最贴近心灵的朋友,找出一本古典诗词,在昏黄的灯光下专抄那些记风写雨的语句。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和风细雨,到“昨夜雨疏风骤”,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直至“浓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顿觉凄冷。后来抄到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时,笔顿住了,眼前出现了一幅图景:九百年前,谪居黄州的苏轼,归途逢雨,同行的人皆狼狈不堪,独他从容不迫,“吟啸且徐行”,这位大师历经沧桑,心胸已如一片汪洋,无论风雨晴阴,不惊不宠,“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从容和成熟的境界,仿佛给空虚浮燥的心灵注入了一剂清醒和镇静。
  
    也无风雨也无晴,唯有从容读书情。读书累了,眺望户外,朦胧的烟雨,朦胧的行人。行人或披雨衣或撑雨伞,你成了看风景的人。看风景的人,顿时有了风雨兼程风雨无阻的豪气和自信。

“杰出诗人”海选及话语权争夺

  乐趣园、《诗选刊》等联合主办的 “1979-2005中国十大杰出诗人评驯活动,再次把诗人推向前台,但如何评选,则成了大众十分关注的话题。据说,网络评选推出不久,页面点击率就超过了300万。有评论家不无嘲讽地说“诗人现在也要海驯。

 
  “你是体操运动员,玩平衡木呀?”著名先锋诗人余怒说。有人出钱办个诗歌奖,奖励写诗不错的人,是件很好的事,但有些人动辄以大师自居,很让人不齿;有些诗歌奖,左一个民间,又一个知识分子,就因为有人说有所谓的民间和知识分子,他们评奖就不偏不倚,两不得罪。你要么民间,要么知识分子,要么是纯粹的诗歌文本说话。有很强的倾向性是可以理解的,评奖本来就是体现评委的趣味,没有一点个性,也就没有一点意思了。

  而朦胧诗代表诗人粱小斌则认为:“不管怎么样,评奖总要进行。”他认为,网络的出现,给每个人基本上的表达自由,以网络为基础来做诗歌奖,让很多诗歌爱好者也能来参与投票,普及面扩大了。虽然参加的人数增多了,可能会评出很好的作品,也可能会评出很差的作品,但在这个过程中,诗歌也走向了诗歌爱好者,走向了群众。

  他说,即使汪国真得了奖也没关系,这在诗歌史上也是允许的,事实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喜欢汪国真没关系,总比没人喜欢好,人们的阅读水平会逐渐地提高,这是一个培养的过程。

  对于诗歌奖,他认为越多越好,90年代的一些评奖,是几个编辑在一起评,当然了,他们水平很高,要相信他们,那个年代,编辑说谁好,是很有权威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诗歌奖也多了,评委也多了,很热闹,对于诗歌,总是好处多于坏处。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在谈论诗歌了。对于评奖的模式,他认为很难说评奖会有一个“理想”的模式,但以网络投票这种方式来进行,肯定是不错的一个形式,它的参与方式变了,结果和影响就大不一样了。

  不管诗人们怎么看,既然是一个评奖,人们总希望这个奖能够实至名归。

  “超级女声”的海选,第一阶段成功地做到了公平,公正和公开,从而获得权威性,赢得了最多的拥戴。这引发了一些有识之士的思考:能不能把海选这种机制运用到文学评选中?文学评选有自身的特点,如何引进这种机制成了一个问题。 “1979-2005中国十大杰出诗人评驯活动,就动用了类似海选的机制。该活动策划人牧野说“十大杰出诗人”评选的标准就是建立在个人成熟话语系统上他认为,“1979-2005中国十大杰出诗人评驯是当代诗歌、诗人的一次大规模集会,也是新时期汉语诗歌的一次重要事件。

  事实上,不仅仅十大杰出诗人评选项目建立了评选标准,其他如先锋诗人、优秀诗人、网络诗人等评选项目也建立了可把握的标准。

  “诗歌写作从纯文本角度没有标准可言,诗歌写作只能是语言的可能,诗歌的丰富性证明了不同语系的语言表现,但是,对于评选而言,需要针对性的标准,也可以说是一道门槛。针对评委和推荐诗人设置的,毕竟,这次评选处理的是新时期以来近30年中国诗歌写作的场域行为,宗旨就是通过评选结果呈现中国当代诗歌地理的地形地貌,其严肃性是第一位的;从纯文学的主体要求上说,要充分体现诗歌的公信力和客观性,而非等同于年度诗歌奖或某某概念文学奖。

  他还认为,之所以针对每一评选项设置不同的标准,并且在每一推荐页面同期予以发布,就是要求我们的诗人在网上推荐的时候,以评选标准的尺度量一量推荐的自己和他人,以避免答非所问,浪费时间、精力不说,还会产生被愚弄的感觉。

余华《兄弟》遭文学批评家质疑

《兄弟》(上)自去年出版以来,受到了读者以及文学评论家的颇多微词,文坛期待10年的余华新作没有像《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那样带来震撼。3月中旬,《兄弟》(下)终于出版,首印30万册,一上市就成为畅销小说,据出版社称已经在筹备加印。

但与市场的良好反响截然不同的是,部分文学评论家对这部作品进行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编者

《兄弟》 余华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7.00元

 当初余华《兄弟》(上)问市时就出现了商业热销与专业恶评并存的现象。近日,《兄弟》(下)的面市再次激起了文学界的批评热潮,谢有顺等批评家公开撰文在创作艺术层面否定其价值。而余华面对质疑“避重就轻”的态度,更令一些专业读者心生反感。

李敬泽:没兴趣看《兄弟》(下)

知名评论家李敬泽的一篇《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令所有对《兄弟》(下)感觉别扭的读者找到了别扭的理由。李敬泽认为,《兄弟》把40年来的经验简化成善恶斗争,“《兄弟》上半部的方程式就是1+1=0,就是世界在善与恶的冲突中的命运——这的确是狄更斯式的宏伟模式,但问题是狄更斯是背靠着上帝进行叙述,而余华把自己就当成了上帝……它不再是一个人在荒野上发出的孤独的声音,它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安排、界定和审判。”

余华近日表示,他可以部分地接受谢有顺对其作品“情节缺乏真实性、与社会语境不符等硬伤”的批评,但是无法接受“把‘文革’的经历写成了善恶冲突”的指责。他认为,后一种批评看似符合逻辑,但在文学的领域不成立。“莎士比亚一生就写了善与恶,但他还是很伟大。写善与恶有伟大的作品。写人类复杂经验的作品有的很伟大,但这不能否定其他作品就不好。”

对此,李敬泽表示,当作家面对历史,特别是具体的历史、具体的经验时,选择以善恶的方式叙述是一个最简单、最保险的方法,但如果一个人在艺术上没有更高要求的话,完全可以选择这种方法。“《兄弟》(下)我还没有看,虽然也有好奇,但是听到有人说比上部写得还差,加上事务繁忙,也就没兴趣了。”

从“具体”荒诞到“抽象”荒诞

另一些文学批评家也对《兄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表示,《兄弟》基本重复了余华在上世纪90年代初作品的框架和格局,延续了“苦闷记忆”的主题,写法和想法上没有超越。《兄弟》显得很保守,作品中含泪的悲惨、荒诞和幽默的成分我们都太熟悉,对于专业读者这意味着一种“无意义的重复。”

更大的问题是,余华以前的《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呐喊》等作品通过干净的叙述展示残酷和荒诞,都源自现实,是从“具体”的现实到“具体”的荒诞,非常有力量。而《兄弟》有一种从“具体”荒诞到“抽象”荒诞的走向,“荒诞”成为观念上的“荒诞”,并不饱满,因此其所谓的“反讽”也成为平庸的怪想。

而评论家王尧则认为《兄弟》一方面让专业读者失望,一方面却在普通读者中走红,孰“虚”孰“实”暂时还很难看清楚,需要时间的沉淀才会明朗。余华在《兄弟》的叙事上肯定是转向了,尽管《兄弟》没有满足大家对余华的期待,但是他叙事上的突变应该是有意义的。因为转向后的余华跟贾平凹、莫言等人的风格还是截然不同的,他仍是特色鲜明的。

“甘肃作家阿拉旦被指抄袭”追踪

连日来被文学界关注的“甘肃作家阿拉旦被指抄袭”事情有了进展。14日,记者获悉,王新军等人正在联系律师准备用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14日下午,记者采访了王新军,“当初阿拉旦付我的是让我创作电影剧本《萨日朗》的订金。当时约定为 30000元,如今剧本给她已经三年了,钱到现在还没有付清。这与导演方给她付不付钱没有关系,因为我与导演没有约定。所以电影拍不拍,她都应该付给我全部的剧本创作费用。所以阿拉旦说让我还钱她才承认抄袭,这完全想把事情搅浑。”王新军说:“事实上她一直就欠着我的钱,而她将我那些散文(她说的是素材)拿出去到处发表,我见到一分钱了吗?退一万步讲,就算是她将那些“素材”加工成了散文,那至少也应该在发表时署上“王新军”的名字!”

    据了解,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已经比较复杂了。王新军等人认为通过法律途径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刘晓波:连战出任中共政协副主席指日可待

连战醉在大陆,不是因为喝了太多的茅台酒,而是因为得到了太多瀛台的“龙恩”。

近一年前,“连爷爷,您回来啦!”这句西安后宰门小学小学生高声朗诵的诗歌,作为2005年的笑话红遍海峡两岸,还一度跃上2005年度大陆最经典语录榜首。

现在,过气政客“连爷爷”带着一家老小六口,又来大陆了。

连战此行再次在豪华盛宴中展开,除了胡锦涛的瀛台晚宴外,连战在北京期间还要参加三次晚宴:14日晚,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宴请连战夫妇;15日晚,北京市市委在北京饭店C座大宴会厅举办招待会,宴请连战一行人员;16日下午。连战游玩颐和园后将在园内的听鹂馆享用晚餐。

据境外媒体报道,国共经贸论坛和连战大陆行的所有开销全部由大陆提供。中共乱花纳税人从不吝啬,即便为了一个台湾过气政客,也不惜豪华排场;连战对享受如此奢华招待也是心安理得,连吃带拿不算,还要用大陆纳税人的钱祭奠他连家的祖宗,已经与中共高官的公费旅行毫无区别了。

胡锦涛再次用茅台款待,中共国台办又宣布十五项惠台措施,孙中山总是充当国共的纽带,胡锦涛特赠连战纯金版《孙中山题词手迹》,连战专门到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冢并题词:“青山有幸伴中山,同志无由忘高志”。

连战又被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请上讲台了。连战在台湾已经很少有在备受瞩目的公共讲台上滔滔不绝了,只有中共为他在大陆提供讲台。所以,连战演讲的醒目特点可用四字概括:谄媚,小气。

谄媚自然是对中共,整个演讲,只要提到大陆,除了赞美,竟无一字批评;谈到两岸经贸合作,连战的口气如同乞丐见施主:重振台湾经济,只有靠大陆这个“救主”了。比如,他把台湾今年经济增长的3.8%,也要归功于大陆。

连战的谄媚水平之高,令我叹为观止,专拣中共爱听的话说。比如,当“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之时,他告诫欧美各国说:“面对中国的这种崛起,应该采取一种与人为善、乐观其成、共存共荣的态度。不要把中国大陆妖魔化、诬蔑化,认为它是一个威胁。”

但连战对《反分裂法》和不断增多的对台导弹,对现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民主牌”,对陈水扁“如果大陆民主了,不排除统一的可能性”,却只字不提。

连战的小气也只能是对台湾,他在介绍台湾成就时,把全部赞美给了国民党执政时期,而把民进党执政说得一无是处。最过分的是,连战对中共独裁政权的谄媚,已经越来越象大陆的民主党派或香港的某些富豪,而对台湾现政府的态度却形同仇寇。作为民主台湾的最大在野党的荣誉主席,居然跑到独裁大陆来“借胡压扁”,这在当今世界的所有民主国家的在野党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

连战在大陆如此抨击民选的陈水扁政府,即便没有“联共制台”的主观故意,但在客观上却产生了“联共制台”的实际效果。在此意义上,连战的“破冰之旅”,非但破不掉中共独裁,反而让中共找到了进入台湾政治的途径。

去年,连战首次大陆行的八天里,他所到之处都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和欢迎;他的所言所行,都是离别的感伤、还乡的心悦、手足的深情和良好的会谈。在结束大陆行的登机返台前,他留给中共的,自然是千恩万谢和毫无分寸的赞美。于是,他的大陆行,完全变成了为中共政权的两岸政策背书:以虚幻的和平共识来置换实实在在的武力威胁,以“民族大义”置换“制度之争”,以经贸往来、怀乡寻根、文化认同代替了政治制度的歧异,也就是以空洞的民族主义煽情来代替现实中的制度对立和武力威慑。

互为仇寇的国共两党,1949年前大部分时间是战场上的兵戎相见,1949年后是半个世纪的相互隔绝,现在是一边自由而另一边独裁,致使两岸关系处在“政冷经热”的跛足僵持之中。然而,纵观被中共现政权恩准的连战,所有的历史恩怨、现实隔膜和制度对立,都不见了,反而如同失散多年的兄弟突然相见,只有相见恨晚的痛惜,同根同源的亲切,寻根拜祖的怀乡,两兄弟(两党魁)握手的激动,回乡游子对故土的感念和赞美。

在我看来,困扰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台湾只占一项,即陈水扁政府的台独倾向;在大陆起码占两项:1,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即“反分裂法”及其几百枚导弹;2,两岸政治制度对立。而武力威胁的背后是暴力治国的独裁制度,大陆一天不民主,台海和平的隐患就一天无法消除。

连战大陆行的整个过程和所谈议题,主动权完全由北京掌控,是中共通吃的零和游戏,而连战则像个只会唱赞歌的“朝圣者”。如此和谐的“胡连会”,堪称完美的“统战秀”,但完美得虚假。

可以说,这样的国共握手,除了在台湾越来越边缘化的连战本人,可以靠大陆行来实现“晚年辉煌”之外,对改善两岸关系和台湾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

我在远观台湾大选时,还只是觉得连战及国民党败在政治上的老朽;现在近距离观看连战的大陆表演,才看清他败在过于“小家子气”上。如果连战因此而“青史留名”,但只能是“臭名”。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良知赢得的,而是靠独裁中共恩赐的;即便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和瀛台茅台宴,让连战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和荣耀,但那不过是独裁者的统战策略织就的虚幻桂冠。

连战的表演,直追中共政协主席贾庆林。

如果,连战以后每年都来大陆且继续这样的“表现”,说不定会象霍英东和董健华一样,最终“出息”成中共的超级花瓶,荣升中共政协副主席的前程指日可待!即便中共为了达到更好的统战效果,不让连战在组织上“入党”,但连战本人两次大陆行的表现,已经在思想上行为上“入党”了。

2006年4月15日于北京家中(首发《民主中国》2006年1月15日)

 

余杰:北大有谁向马寅初道过歉?

    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历届北大校长之中,马寅初无疑是最受北大师生和知识界尊重的一位。然而,马寅初在北大也遭受了巨大的屈辱和无尽的批判。那是北大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之后不久,许多外宾来华访问,鉴于马寅初崇高的声望和二十多年的沉默,他们纷纷问及马寅初的情况。于是,有关方面专门派一名新华社记者前去采访马寅初,希望放些信息出来让海外关心马寅初的人们安心。
    “近二十年来,马寅初不是被人们遗忘了吗?”马寅初的次子在电话中这样质问记者,并代表马寅初拒绝了这次由官方刻意安排的采访。“我父亲本人和我们家属迫切要求党组织对他落实政策,希望能够尽快复查他的问题,公开平反,恢复名誉。”
    时光倒流到二十年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康生将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叫到中宣部,布置批判马寅初的事宜,还告知北大方面,在批判完成之后中央会将马调离北大这个“战略重地”。于是,陆平回校之后召开常委会,传达康生指示:“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杂志写了一篇《重申我的请求》的文章。他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藉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要贴大字报把他拖住,不让他外出视察。”北大党委常委会对此进行了研究,并于十二月十七日给北京市委写了报告,提出批判马寅初的做法和安排。
    这个报告说,要通过学术讨论揭发马寅初的政治问题,要对马寅初的学术、政治问题一起进行批判,要把马寅初的洋奴思想搞臭,还要彻底揭露马寅初的政治面目。具体做法是:以北大人口问题研究会、毛泽东哲学会、经济学会民意出面组织学术报告会,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综合平衡论”等谬论,然后动员群众在校园内贴大字报全面揭发和批判。
    据《北京大学记事》记载:十二月二十八日,北大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报告会,由经济学系教师作《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三十一日,北大学报发表马寅初的长篇论文《我的哲学和经济理论》和四篇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的文章。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零年一月下旬,先后有两百多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建设》上发表。许多文章直接辱骂马寅初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地主、资本家”、“披着学术外衣,贩卖反动政治观点,向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进攻”。
    马寅初在这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面前没有屈服,他在反驳文章中指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生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总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遗憾的是,当时的北大已经高度政治化了,它不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不再有“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北大师生当中没有几个人能够体会和认同马校长坚持真理的勇气,大部分人都参与了对马校长的攻击和批判。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一日,马寅初被迫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由陆平继任。不久,马寅初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位也被罢免。此后二十年,马寅初彻底从公共领域消失了,他也被剥夺了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权利。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直接操纵批判北大批判马寅初运动、并由此当上北大校长的陆平,在六年之后的文革中却成为北大的“黑帮头子”,十年间受尽折磨。在牛棚里、在批斗会上,陆平有没有良心发现的时刻,对自己昔日领导的“批马运动”进行忏悔呢?我没有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看到陆平曾经向马寅初道过歉。
    这不是马寅初第一次倒霉。一个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会有好日子过。一九三八年,马寅初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他多次公开批评国民党当局压制言论自由的做法。马寅初在一次演讲中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不能言,就更难;我就要言人之不能言。”他直接点名斥责孔祥熙、宋子文的贪污腐败行径,要求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能够“大义灭亲”。在那次演讲中,马寅初大义凛然地说:“今天我将我的儿女都带来了,是要让他们知道我的主张是什么,今天我的演讲就是我留给他们的遗书,我马寅初不怕死,怕死就不来了。”此后,马寅初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密监视、软禁直到被捕。一九四四年,在各界人士的声援下,马寅初重新获得自由。就在恢复自由之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中,他发布了自己在监禁期间写作的论文《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是分不开的》。这篇论文即便是放在六十年之后今天,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那些鼓吹“新权威主义”和“王道政治”的学者名流们真该找来认真读一读。
    追求真理就是要付出代价,没有任何一种真理会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马寅初先后在两个政权下度过了将近两段加起来接近三十年的幽居岁月,这就是他付出的沉重代价。直到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方才亲自批示给马寅初平反。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四日,北大召开干部大会,给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此时,马寅初已经是九十七岁的老人了。
    北大有负于马寅初校长。当年那些自愿或者被迫参与辱骂和批判马寅初的北大师生,有谁向老校长道过歉呢?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人公开地道过歉。我相信,当年不少的参与者,如今正是北大各个学科领域中风风光光的教授、博导乃至院士。大家都把自己年轻时候的罪过与错误深深地掩盖起来——自己原谅自己、自己给自己找到开脱的理由,这是中国人最精通的、无师自通的生存秘诀。
    然而,我相信,如果作为整体的北大和作为个体的每一个北大人,不向马寅初校长道歉,不向每一个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侮辱和被伤害的师长、同学、同事道歉,北大就无法完成自我更新,北大就无法与蔡元培的传统完成对接。如果真相和真理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北大也就无法健康地成长为世界一流的大学。
    北大有谁向马寅初道过歉?这不仅对已经逝去的马寅初校长来说是一个问题,更对每一个北大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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