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

中国的先贤孔子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中国的文革“批林批孔”运动中,孔子不但被批倒批臭,而且被判定为“愚民政策”的鼻祖。其实孔子所说的意思完全相反,这是古汉语不设标点符号而产生的误读。

孔子的原来说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个标点,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孔子的原意是:人民可以知道的和可以去做的,就要使他们知道和给他们去做的自由;人民不知道和不可以做的,也应该让他们知道和明白其中道理。

孔子的这句语录,中国的历代帝王就没有履行过。到了中共建政,“愚民政策”更加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本来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就是让人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民主与法制观念普及民间,这样和平渐进的制度转型,社会代价才比革命少得多。

殊不知,专制政权愚民政策的严厉,放眼全世界,恐怕也只有禁用短波收音机和把中波频度焊死的北朝鲜是排名第一了。但北朝鲜毕竟少了一项记录,就是没有“网警”,因除了金正日自己,别人都不能上网,故此无须网警把关,而中国大陆的网警,多达十万!不仅如此,中共还不惜调拨大笔资金进口软件和技术,建构所谓“金盾工程”,在互联网上阻挡和过滤一切不合他们胃口的资讯。

中共的愚民术还有一招,国事、天下事不可让老百姓都知道,但连百姓自己的事情也一样“不可使知之”。每个中国人毕生都有一样东西伴随著,这就是档案。你无论在何处读书、工作、生活,到处都有“组织”对你无微不至地关注,它对你的每段人生旅途都作出盖上组织印章的评判,白纸黑字,板上钉钉,你的一辈子都被档案这只无形之手所操控,而你永远看不到它,甚至至死也看不到关于自己的记录。

个人档案这东西,并非中国才有。但以秘而不宣的“组织鉴定”左右著公民的命运,却是共产国家的土特产。在西方发达国家,公民有权随时查看自己的一切信息记录,政府不可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而滥用公共权力。而公民的权利,还不止于查看自己的个人档案,更在于可以自由查阅政府档案,政府无权拒绝公民查阅档案文件的要求,公民如果遭到政府阻挠,可以诉诸法律,司法机构将出面保障公民权利。在西方民主国家,每个人都有知情权。这就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参与,这正是共和思想的精髓,也是民主宪政的基石。

而专制极权体系恰恰害怕的就是这个人民的知情权。中共立国,就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它的苛政拖得越长,暴行积累的越多,就更不可以让人民知道了,说远一点,三年大饥荒时期饿死人的数字,县一级所有基层的原始记录都严密加封,至今不得曝光,遑论血泪淋漓的文革十年……如今贪得无厌的窃国大盗、贪官污吏,多得好似蝗虫一样,要捂是捂不住了,但捂不住也要捂!这成了这部极权机器的本能反应,无论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等公共事务,都不得“使民知之”。连SARS、艾滋病、禽流感疫情这样的关乎亿万老百姓安危的公共信息,也锁入黑箱之中。

但现在的中共政权要封锁信息、漂白历史和清洗人民的记忆,渐渐有点吃力了。毛泽东时代,国家重门深锁,国民都是失明、失聪、失声的精神残疾人,极权暴君制造了愚民,而愚民又成了暴君统治得以延续的必须条件。而现在,中国加入WTO,经济与国际接轨,互联网与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一个耗资上百亿的“金盾工程”怎能过滤乾净?中共明白,锁国政策已不能贯彻,但是这座专制的政治城堡却要坚守下去,于是,他们出笼了新的秘诀:“导”。导字诀略有创意,即是把滔滔民怨引入人工开掘的河床,搬出“阴谋论”,这世界到处是阴谋,无不以仇华反华以围堵中国为目的,然后向民众灌输精忠报国的观念,把老百姓被剥夺的尊严嫁接到国家虚幻的“尊严”之上;把老百姓现实中的屈辱嫁接到“民族屈辱”之中。他们不遗馀力地教化“爱国愚民”,渲染“仇华反华”势力的邪恶,不惜摧残自己国民的灵魂和心智,以达到他们政权长治久安,江山永不变色的目的。

这就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相互依存的关系。

湖南涟源市三甲农民大起义揭密

湖南

卢雪松:公民李文娟的维权成本

公民李文娟,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因向国家税务总局举报鞍山市国税局的截留国家税款、截留经费等涉嫌近三亿元的违法行为,接连遭到打击报复。她两次被辞退工作,并于2004年9月被鞍山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又于2004年10月被鞍山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处以劳动教养一年。2005年10月,沈阳市于洪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对她的劳动教养决定。(据央视《新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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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祖国,永远不可以只是空洞的呼喊和浮泛的激情。现代民族国家是公民以宪法为契约组成的命运共同体。爱国需要一个公民对民生疾苦的忧患和对民族命运的承担。“位卑未敢忘忧国”,一个人站起来,在她所处的环境中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作出具体的努力,我们就有理由说她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现代公民。当公民李文娟目睹“那些贫穷的下岗工人和农民们卖菜,为一元税款被追得满街跑”,而巨额税款却可以任意流失,她说:“如果不管,我的心忍受不了。”公民李文娟尽了自己的努力,她无愧于这个国家,她是优秀的。可是,遭遇了以上种种之后,公民李文娟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再遇到这种事情,我不会再举报了。”也就是说,她对祖国利益的维护和对公民权责的坚持在现实面前被无情地击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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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公民李文娟必须历尽千辛万苦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被辞退之后的漫漫上访之路,在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度过的黑暗的一年时光,迟迟不能下达的判决结果,差点为此丧命的年迈母亲……她的维权成本已过于高昂,高昂到让一个优秀公民尚且难以承担,高昂到让几乎所有旁观者望而生畏,高昂到让热爱祖国在一个和平年代竟也变得悲怆。公民李文娟被处以劳动教养的理由是“多次无理上访,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理由!全国人大代表黄琼瑶在本次人大会议上提出,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导致权力滥用,利用劳教打击报复上访和维权人员,某些腐败分子打击和迫害群众。李文娟的遭遇恰好为黄琼瑶代表的这一观点提供了沉痛的例证。不知道鞍山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是否能明白,国家机关工作本来就是为包括“上访和维权人员”在内的所有公民服务的。如果李文娟的多次上访竟被斥为“无理”,那么,由此造成的对包括李文娟一家在内的公民生活“秩序”的“扰乱”,本来是应有具体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站出来承担责任的!曾经也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李文娟,不得不在劳教所度过了黑暗的一年,恐吓信甚至被送到劳教所里,而这真的并不是李文娟的耻辱。在现代文明国度,公民李文娟的义举应当得到司法制度的具体的保护和支持,但至少在这一次,整整一年的时间,它没有站在李文娟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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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李文娟努力地维护了她的尊严。在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她拒绝在刑事拘留证上签字;刚刚进劳教所,她就对鞍山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非法决定提起了行政诉讼。从一审开庭到作出判决竟要十一个月!而且这还是李文娟的家人到全国人大等单位多次上访的结果。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是不是李文娟的举报直接触及的那些人认为李文娟必须要在劳教所呆满一年?他们是不是盼望像李文娟这样的现代公民在灾难的“教训”面前最终放弃正义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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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文娟在镜头前说:“你能力太小了,有权力,有关系,你才能那样做”,一定有些人正躲在黑暗中狞笑呢!这些腐败分子涉嫌犯罪,他们正是国家和民族的敌人。必须以制度的约束提高腐败分子的犯罪成本,必须以制度的保障降低甚至消除李文娟们的维权成本,人们才会相信,做一个现代公民是可能的。爱国者不是“堂吉珂德”,作为“位卑”者,他们真正有权利也有能力爱自己的祖国。

记忆中那头奔跑的公牛

《与公牛一起奔跑》(爱尔兰)瓦莱丽·海明威著 新星出版社2006年1月版 定价:26.00元

   大凡关于海明威的书,总是离不开那些硬朗的线条———斗牛、拳击、钓鱼、捕猎、旅游……就连福克纳在《老人与海》的书评里也写道:“迄今为止,他笔下的男男女女都是自己形成的,是用自己的泥土自己塑造自己的。”在福克纳看来,海明威似乎“简单”了些。当然,这仅是一个美国南方“乡下男人”的看法,要是换成一位女性,感觉一定会很不一样,比如瓦莱丽·海明威的这本《与公牛一起奔跑》所记录下的是海明威最后的一段岁月。

  这位大胡子的“硬汉作家”在这位来自都柏林的爱尔兰女记者潮湿的笔触下,好像是咖啡里的糖块,慢慢在一个女人记忆的浸泡下溶解开来,分散到每一个细节的瞬间里去,它更像是一本流水账,作者并非是海明威的仰视者,她自顾着自说自话,她与海明威的相遇,毋宁说是一次字母的巧合,她的姓氏丹比—史密斯似乎让海明威想起儿子的教父,于是促成了那次采访,这也改变了那个女人一生的命运,而后她成了他的私人秘书,后来又成了海明威儿子的妻子,在“瓦莱丽·海明威”的字母后面,有着一种莫名的“夙命感”,笼罩着那个女人的一生。

  成为海明威的秘书,在都柏林、巴黎、马德里、普罗旺斯、古巴、纽约间穿梭奔跑,看斗牛、参加海明威的宴会、滑雪———在不同的地点后面,陪伴着这位著名的美国作家的是一双阴郁敏感的目光,穿过那些喧嚣与热闹,看到这位有着公牛一样野性的作家生命的“滞耗”,那些生命最后日子的“末路感”,“我能看出厄内斯特是为写作而生的,写作是他的生活核心,当写作的技能开始萎退时,生命在他眼里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意义。”这似乎成为了后来判断海明威选择结束生命的动因,作者还提到一个细节,她与海明威开车遇到两个要钱的孩子,海明威送给他们的却是一支圆珠笔和一张纸,“用这个,你就能够挣到自己的财富!”

  笔在海明威那里,笔与同风车决斗的矛一样,是“荣耀的武器”。

  如果说海明威的死,似乎可以让这个女人摆脱与海明威家族的关系了,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她无法意料地成为格里高里(海明威的儿子)的妻子,又在一种新的角色里成为海明威家族的一分子,在距离第一次采访海明威28年后,又与丈夫离婚,事实上,作者的经历变成了“海明威”家族最为独特的注脚。在回忆丈夫的死时,作者只是引用海明威《海流中的岛屿》中的几句话:“最小的男孩很英俊,他像袖珍战舰一样强壮”,这样,围绕海明威的故事似乎越来越远,记忆又上溯到最原始的起点,自述者变成故事的主角,“我引用马克多斯·福特小说《好兵》中的开场白作为结束———‘这是我听过的最为悲伤的故事’,这是最悲伤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当然,作者无意博取任何人的同情,与公牛一起奔跑,除了暗示着海明威之外,它似乎也是作者生命深处活力的一种召唤。

永远的初恋

  那时候,尽管我生活清贫、匮乏、平淡,工作所得勉强可以养家糊口,因为当时学校拖欠工资,还要时常接受亲戚的接济……但只要有这些书在我身边,我的精神世界就是富有的、非凡的、浪漫的,甚至于幻想中从未降临的爱情,也在那些诗丛里的某个隐秘的角落潜藏着,等着我去寻找和发现,如同草丛里的翠雀花那样孤寂地盛开着:花瓣的蓝色“比天空亮三倍,也要暗三倍”。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极大地改变我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都发生了巨变……我逐渐适应了紧张、多变的工作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记忆中故乡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地理上的概念而渐至模糊甚至湮灭……但是,那种对于爱情的幻想,依然不合时宜地、徒劳地、不期而至地袭来,纠缠着我,困扰着我,使我时时对一切的可能都充满着期待,彷徨在未知和两难之间,甚至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遭受过严重的伤害。

  如今,年届不惑,很多从前无限憧憬的事物都渐渐淡薄,如同雨后高远的天空上轻薄的卷云,只剩下了模糊、稀薄的影子……理性促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既然我有了按世俗的标准可以算是比较幸福的家庭生活,那么对于浪漫爱情的幻想和追求,就注定不是属于我的,“今生偏与梅无缘”了。

  当前些天我偶然读到勃洛克的《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这首诗(《勃洛克抒情诗选》,汪剑钊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的时候,忽然对这种心态有了一种新的解读:

  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前来叩击诗人的大门,夜晚被幽暗所笼罩,嘟哝着模糊的话语。

  风儿带来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芬芳,

  弥漫大地之王和天堂使者的怀抱;

  伴随着霞光最初的绽露和最后的飞逝,

  她把一朵黄色的玫瑰插在黑色的卷发中:

  让肉体毁灭吧——灵魂翱翔在荒漠的上空,

  你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将永远忧伤而年轻。

  我不是诗人,我没有写出几首象样的诗篇,所以我没有资格享用诸神的盛筵,也没有机会领受缪斯妙目的垂青。但我的灵魂也许同样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她使我永远忧伤,永远年轻,永远都期待着那霞光辉映下沾满玫瑰上的朝露的、初恋的爱情。

  最后,请允许我再引用《阅读普希金》中纳博科夫对于俄语“тоска(忧伤)”一词的解释以结束此文:

  “在英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传导出‘тоска(忧伤)’一词全部的细微含义。就其最深刻的病态意义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情感,一种没有什么特别起因的很大的精神痛苦。就较浅的病态意义而言,这是一种不清晰的心灵痛楚,没有愿望对象的激情愿望,病态的苦闷,朦胧的不安,智性的痛苦,强烈的渴求。在个别场合下,也可能是某人或某种特定东西的愿望,是眷念,是爱的苦闷”。

  我从这几段话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及灵魂的震撼。仿佛觉得这位远在异国天堂里的老人,正用慈爱的、全知的目光透视着我,我为自己的内心的隐秘被一览无余而感到了一丝羞愧。

  我仿佛觉得,我所就读的华北平原上这个小县城的雨后的天空,也如同基辅的天空“像月长石镶的屋顶一样灿烂”。只是这里没有“瓣上带着红斑点的浅黄色栗子花”,只有校园墙边那一排高大的梧桐树下,凋零在风雨中狼藉的落英,一朵朵淡紫色间杂着白色斑点的唇形花瓣,带着泪珠一般的雨滴,如泣如诉,如怨如慕,让我深深陷入一种莫名的忧郁与不安之中。

  我的初恋也和这个时候——初春的美好相关联着。我也觉得,校园里每一个少女都是绝美动人的。她们窈窕的腰身,飘摆的裙裾,馥郁的发辫,羞涩的顾盼,乃至神秘的窃窃私语、银铃般清脆的笑声……与花圃里茁壮的蜀葵浓绿的掌状叶片、月季梢头嫩红色的芽尖、教室前白杨树上悬垂着的紫褐色柔荑花序、操场边新栽的青葱欲滴的云杉和侧柏……乃至墙角砖缝里悄然开放的、如星星一般闪烁着金色睫毛的蒲公英和苦苣菜,所有的一切都促使我朦朦胧胧的想:我所感触到的生命历程中具有微妙的美感的一切,一切的微妙的美感,将向谁诉说,与谁共享?

  初恋往往是从暗恋开始的。在那个短暂的春天,我暂时还没有真正坠入情网,还没有具体的某个少女成为我的倾诉对象。但我青春热血奔涌的心海里,已经有了一个模糊的恋人的影象,如暗夜里天边隐隐闪现的金星,如混杂着青草和泥土气息的醉人的花香……无时不在撩乱着我那颗初慕少艾、躁动不安的心。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在这无凭的尘世上,谁能给我无限的温柔?允诺我以真正的幸福?谁能以柔波似的心胸,消融我那雪花一般纯洁的情愫?是谁的身上有着朱砂梅的清香?是谁的眼神凝结着紫丁香的哀怨……

  在我的幻想中,将来定有这样一位言笑嫣然的久别的故人,与我剪烛夜话,喁喁情深,窗外细雨淅淅沥沥,落红撒满阶砌……而我定会向她轻声诉说那万里征途、天涯孤旅:潇湘残月,楚天柳岸,巴山秋池,江南驿桥……

  也许正是这种美妙的幻想迷醉了我,使我自然而然地迷恋上了诗:从“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从“春残到死丝方尽”到“杨柳岸,晓风残月”,从“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到“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觉得,我的爱情的宝匣一定是蕴藏在诗丛里面的,会有这么一天,在一个幽暗的黎明,我找到了这个魔匣,怀着忐忑、焦灼的心情,用颤抖的手轻轻打开它,在那一瞬间,定会是霞光灿烂,花雨漫天……

  也许正是这种美妙的幻想迷醉了我,使我成年后经历过若干次不成功的恋爱,终于总算按照大多数人的惯例结婚成家,孩子降生,有了朝夕相伴、一颦一笑时时挂心的人,过起了柴米油烟、精打细算的清苦日子。很多年都是收入微薄,环境艰苦,就连买本书也是踌躇再三,实在抵抗不过书中的诱惑,咬牙狠心买下来,回到家来也是东躲西藏的,最怕面对妻子的质询和呵斥。看书的时候也是偷偷摸摸的,生怕妻子突然闯进来……真有一种类似偷情的惶恐不安和莫名的负罪感。

  那时候,尽管我生活清贫、匮乏、平淡,工作所得勉强可以养家糊口,因为当时学校拖欠工资,还要时常接受亲戚的接济……但只要有这些书在我身边,我的精神世界就是富有的、非凡的、浪漫的,甚至于幻想中从未降临的爱情,也在那些诗丛里的某个隐秘的角落潜藏着,等着我去寻找和发现,如同草丛里的翠雀花那样孤寂地盛开着:花瓣的蓝色“比天空亮三倍,也要暗三倍”。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极大地改变我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都发生了巨变……我逐渐适应了紧张、多变的工作和陌生的生活环境,记忆中故乡的一切都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地理上的概念而渐至模糊甚至湮灭……但是,那种对于爱情的幻想,依然不合时宜地、徒劳地、不期而至地袭来,纠缠着我,困扰着我,使我时时对一切的可能都充满着期待,彷徨在未知和两难之间,甚至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遭受过严重的伤害。

  如今,年届不惑,很多从前无限憧憬的事物都渐渐淡薄,如同雨后高远的天空上轻薄的卷云,只剩下了模糊、稀薄的影子……理性促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既然我有了按世俗的标准可以算是比较幸福的家庭生活,那么对于浪漫爱情的幻想和追求,就注定不是属于我的,“今生偏与梅无缘”了。

  当前些天我偶然读到勃洛克的《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这首诗(《勃洛克抒情诗选》,汪剑钊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的时候,忽然对这种心态有了一种新的解读:

  缪斯穿着春天的衣裳前来叩击诗人的大门,夜晚被幽暗所笼罩,嘟哝着模糊的话语。

  风儿带来的花朵散发着馥郁的芬芳,

  弥漫大地之王和天堂使者的怀抱;

  伴随着霞光最初的绽露和最后的飞逝,

  她把一朵黄色的玫瑰插在黑色的卷发中:

  让肉体毁灭吧——灵魂翱翔在荒漠的上空,

  你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将永远忧伤而年轻。

  我不是诗人,我没有写出几首象样的诗篇,所以我没有资格享用诸神的盛筵,也没有机会领受缪斯妙目的垂青。但我的灵魂也许同样接受过女神的祝福,她使我永远忧伤,永远年轻,永远都期待着那霞光辉映下沾满玫瑰上的朝露的、初恋的爱情。

  最后,请允许我再引用《阅读普希金》中纳博科夫对于俄语“тоска(忧伤)”一词的解释以结束此文:

  “在英语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传导出‘тоска(忧伤)’一词全部的细微含义。就其最深刻的病态意义而言,它就是这样一种情感,一种没有什么特别起因的很大的精神痛苦。就较浅的病态意义而言,这是一种不清晰的心灵痛楚,没有愿望对象的激情愿望,病态的苦闷,朦胧的不安,智性的痛苦,强烈的渴求。在个别场合下,也可能是某人或某种特定东西的愿望,是眷念,是爱的苦闷”。

除了八卦,还有真情

书名:《寻欢作乐》作者:萨默塞特·毛姆版本:译林出版社2006年1月定价:18.50元

   《寻欢作乐》的封底按照近年出书的惯例,印上几句来历不明的吹捧之词。马尔克斯说:“(毛姆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可见大多数人都喜欢和自己大相径庭的东西,连伟大的马尔克斯也不例外。奥威尔说:“(毛姆是)现代作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这也让人有点意外,也许他们两位的早期艰难的求学生涯有些许相似?这两句话无凭无据,也只能姑妄听之,只有和毛姆一样又聪明又刻薄的伊夫林·沃,说了一句实在话:“毛姆在拿捏人们对八卦信息的胃口方面,可谓大师。他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卖关子,然后选择一个令人吃惊的时候说出来。”

  读这本书,真是可惜自己对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英国文坛一片茫然,因而不能从悬想与对照中读出更多的趣味。不过毛姆的那篇序写得也足够有趣———书写成于1930年,这篇序作于1950年,大概是多次再版,议论纷纷又渐渐平息后,他带着一种“闲话说玄宗”的淡然超然的口气,来作个四两拨千斤的认证了。

  他说爱德华·德里菲尔德不是托马斯·哈代,承认阿尔罗伊·基尔的原型是休·沃尔波尔———虽然“尽力掩盖起各种踪迹线索”,还是在初版后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原型的快递,指出了这本书是对他的“冷酷的写照”。

  一本小说既然带上了种你知我知的狡黠笑意,就不由得读者不去探究故事后头的八卦源头。但《寻欢作乐》的好处,是一个好作家的好处(虽然毛姆对自己的定位是个二流作家,好比伍迪·艾伦把自己定位为二流导演一样———这种定位倒说明,他们乃是二流中的极品),八卦只是为小说增添一点小花边,就算没有了,小说本身也还是料子实在、剪裁得当的好衣裳。

  《寻欢作乐》的开头和结尾最能体现伊夫林·沃所说的,在“卖关子”与“说出来”之间的机智,小说的开头费了许多功夫来写休·沃尔波尔的来访,让读者心中着急,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等着包袱解开,中间的几段回忆,写得行云流水,行所当行,止所当止,让读者也跟着一唱三叹。而结尾,是小说的一个大包袱,是在大家以为故事已经结束的时候出现的。它到底好不好呢?孩子与其后的故事,是不是包袱得太重了,以至于使故事失去了总体的轻灵,并且太像一个原因,试图解释原本不太需要解释的事?

  ———我这两句话,也说得很是模棱,也算是一个“关子”,等着没有看过的人,自己看自己想吧。

  小说好看,人物打动人心与故事说得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德里菲尔德或者基尔这些引起八卦的人物,都不是小说的核心,小说的核心是一个叫罗西的女人。

  毛姆在写罗西的时候,基本上是写意的,对她只有一两段的外貌描写,一两段比较细致的情节与动作,然后呢,就是作者难以抑制心中的爱意,一个尽地向读者宣扬:她是一个多么好的女人啊!实在来说,这种写法是容易显得傻乎乎的,但是因为毛姆在写起别人时那样蔫坏,全然不是个傻乎乎的好人,只是因为对这个女人,实在是心之所往,动了真情,才这样“直抒胸怀”,让人也陪着感动起来。

  毛姆是这样写罗西的:金色的头发,淡黄色的皮肤,但是“她给你的印象却不是金黄色的,而是银白色的”,“不像太阳而像月亮那样淡淡地闪着光,如果要把她比作太阳的话,那她也是破晓时分茫茫白雾中的太阳。”在一夕欢娱之后,有一段清晨的罗西站在镜前的描写———这段话实则是男人的目光:“这是一个天生为了欢爱绸缪而生的躯体。这时候,在那片正奋力与越来越强的日光争斗的烛光映照下,她的全身现出一片银光闪闪的金色,只有两个坚实乳头是淡红色的。”

  这个女人,甜蜜的,少言的,鲜艳的,坦白的,兼有妇人与孩童之美的,纯洁的,大度的,与身边的众多男人共度身体之愉的,罗西,她,到底是谁?

  我几乎舍不得八卦她。而毛姆只有在序的最后一句话中,才说出自己最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因为那个脸上挂着明媚可爱的微笑的女人为我再次生活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她就是罗西·德里菲尔德的原型。”

本雅明:单行道上的逆行者

   《单行道》本身在思想表述上就构成了一种全新的向度,一个在人群纷扰中跑入了一条不为人知的单行道的猛烈转向,这本书在德国出版不久,对于希特勒时代之前的德国充满了敏锐的观察的克拉考尔随即将该书视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学创作中的一次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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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文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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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道》(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定价: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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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瓦尔特·本雅明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

    □书评人 杜庆春

    本雅明在写完为申请大学教授资格而作的《德意志悲剧的诞生》后,感到他的写作与正统的学院规范有距离,毅然收回了这篇论文。此后,他开始了另一种写作,《单行道》就是这种写作的第一部著作,这是散文的和格言的,这是最强烈和最直觉的思想在瞬间的喷发。这是思想的烟花开在求索者的夜空。烟火有其璀璨的明亮,而瞬间明亮在夜空中却又如同一段谜语。

    阿多诺在评说《单行道》时这么说:“应该是通过智力活动的某种短路去点燃火焰的东西,这个火焰即便不把既存的东西烧尽,也会将它照得熔为灰烬。”下面就是我的一些被照亮的、熔为灰烬的思绪,它们等待被风迁徙,飘往单行道上……

    不可言说之梦

    本雅明藏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面,他的眼神不断射出逼人的光芒,而我知道一些事情他是不说的,因为没有对等的倾诉者,因为没有真正的天才的保护神的存在,因为藏匿才是天才真正的策略。藏匿才是不受审查和曲解的惟一选择,死亡是最终的藏匿,本雅明最终选择了死亡,而不是被迫出售自己的内心。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线上的他的结局,对于写《单行道》的他不算是遥远的未来时刻。

    本雅明在《单行道》的开篇就发出不要出卖自己的警告。他借用民间说法,提醒人们不要在没有吃早饭前讲述昨夜之梦,不能在梦还没有彻底醒的时候讲述自己的梦。“依此看来,叙述梦的内容很可能带来灾难,因为与梦中世界依然处于若即若离状态的人通过叙说出卖了这个世界,他必然会遭到报复。用更现代的话说,他出卖了自己。”

    《单行道》的题词,指明这本书献给阿西娅·拉西斯。这个女人难道是本雅明在梦犹未醒时的表白,是一次对于警惕的放弃,是一次情不自禁的表白,是爱情。

    “这条路/叫阿西娅·拉西斯街/是她作为工程师/使这条街整个地穿过了作者。”一个女人穿越了天才。本雅明讴歌了这位女性,这是一位天才对于激发自己灵感的女人的讴歌,是一位洞察世事的智者对于沉溺的恶补,这个恶补看起来就是一场要把自己交待出去的爱情,而在给这位女人的献辞中,他最大程度地回收了对自己的不可抑止的骄傲。本雅明说:“伟大的作家们都毫不例外地对他们之后的世界进行了构想”,而我说,伟大的天才都毫不例外地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构想。
 
    可言说之梦

    在梦彻底醒来之后,那些经过检视和修饰的梦,可以反复地言说,且可以记录在案,以供他人研读。本雅明的造访歌德宅邸之梦就是如此。当他梦见馆长请他到通道的尽头,在窗台上打开着的来访者登记簿上签名时,他说:“当我上前伸手翻开登记簿的时候发现,我的名字已经被狂放的儿童笔迹大大地写在上面了。”这样的意象,几乎构成了所有天才们的相似的故事集了,一位天才总是在自己童年时代就受到伟大的前人的眷顾,或者和伟大的前人有着一种冥冥中的灵魂交流。

    这个梦还在继续:“在桌子一端的右首,我在歌德身边坐下。饭后,歌德费力地站起身,我用手势恭请允许扶他。当我的手碰到他的胳膊肘时,我激动得开始流泪。”在这种流传甚广的天才传说中,我依然被本雅明的深情打动。我只能用我的一次梦中的泪流满面作为对他的致敬。在看完安东尼奥尼的回顾展所有影片后的夜晚,我梦到了我们举行一次小的聚会来庆贺这次影展的成功。在一间仓库一样的影院中,放映着一部黑白的电影,故事和人物依稀是前苏联的,但这部电影在我的梦里的作者是安东尼奥尼。看完之后,大家来到庭院,有梧桐一样的树在落叶,三张长条木桌构成一个小的会场。一位同事将话筒递给我,让我说几句。我拿过话筒,发现是一截旧的、上了锈的自来水管。我说,“他终于来了!”然后就泪流满面,等醒来的时候枕头是湿湿的。在不断阅读本雅明之后,我最为害怕的事情是他会走入我的梦境。

    逆行者

   “笃信是不具有创生力的。”(“致男人们”篇)创生的力量如果不能来自笃信,那么只能在笃信的反面蕴育和生长,在这个方面是单行道一样的毅然决然,这是一个空间的隐喻,如同本雅明对于巴黎街道的空间思考一样,单行道的空间,构成了一个孤独者的穿越,构成了一种一个向度的决不妥协的穿越行为。

    本雅明熟知的波德莱尔在巴黎的清晨起来,在匆忙的上班人流中,他发现自己是惟一的逆行者。人流中的逆行者才真正构成了灵魂深处的单行道,这不是空寂的空间的单行道,这是喧哗中的单行道。一个逆行者擦过所有迎面走过的表情时,一定是孤独与狷介,一定也是逃亡和哀愁。

    创生的思考在本雅明处只是写给男人们的话,给一位女人的话则是这部书的题词。天才在梦见歌德的时候是骄傲的,在工作的时候是艰辛的,所以本雅明在“标准时钟”片中说,“天才是勤奋”。男人在渴望女人的爱情时,把自己的才华献给女人,然后,让这种爱情穿越生命时,却只想证明男人的创生力。

    我不得不抗拒这种通过对女人的命名的自我证明,这本书的那段题词,开始扭曲变形,它们成为这样:“这条路/阿西娅·拉西斯不是街的名称/不是这条街道的修筑者/她是一位路人。”在现实生活中,阿西娅·拉西斯没有中断和本雅明的交往,但是也没有答应本雅明的求婚。

时间:2006 年4 月14 日

文学掮客悄然狩猎中国新生代

 65岁的托比路伊戴(Toby Eady)从伦敦来到了香港,他准备再从这里启程,向北飞往生机勃勃的中国内地,一片广袤的文学大地。

  CNN3月30日的报道说,他此行好比一次春季狩猎,不过无需携带任何武器。伊戴是一位文学经纪人,在伦敦开有自己的出版代理公司,他要寻找的文学猎物,是未来的中国当红作家。

  “新一代的中国作家已经浮出水面,”他说,“你正在听到一种不同的声音,而出版商们也想结识他们。”4月中旬,他将带领十五、六个西方出版商到访北京,他们会去一些出版社走一走,看一看,谈一谈,但最大的目的,是要跟一批作家新星们见个面。

中国作品升温

  在内衣、彩电和鞋子之后,国际掮客们已经开始把手伸向中国的文学新秀。一些新生代中国作家最近在西方的成功,已经大大刺激了国际出版市场对中国原创作品的兴趣。
伊戴说,从两年前开始,他已陆续把25个国家的出版商带到了中国。但他本人干这一行,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那时,他对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发生了兴趣,并于80年代中期做成了自己的头一笔大买卖。

  他说,澳洲是中国作家的一大卖场,很多中国作家在这里掘到了他们的第一桶外国金子。“这是一个和中国紧紧连在一起的国家,并且真的对描写中国的文学佳作感兴趣。”他又举了另一个女作家的例子。

走向世界也不易

  但是,中国的新一代文学之星照耀全世界的时代还远未到来。伊戴说,对西方出版商、经纪人和翻译家来说,在海外出版中国作家的作品仍然是一大难事。

  “时间是最大也是最不容易克服的因素,”他对CNN说,“要想让一本书出版,你得准备上三年才成。”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作家的手稿要不可避免地经过“西方化”的加工。首先是语言。伊戴说,汉语是一种“图形化的”语言,在结构上与西方诸语种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难免得做一些小的调整。”他说。

  出版商面对的另一个难题是,高水平的译者实在是凤毛麟角。伊戴说:“大多数很年轻,报酬也很低。”

  他说的不错。我们来数一下,除了葛浩文、蓝诗玲,还有马建自用的英国女朋友,当今活跃的汉译英好手,还有谁呢?

当代中国题材是主流

  设在香港的出版公司――Pan Mc Millan Asia营销主管丹尼尔路瓦茨(Daniel Watts)也认为:“要想把一个不会讲英语的中国作家推广到(国际)市场上好难啊。作为一个出版商,你总得合计合计,‘这一个作家到底有多大的升值空间?’仅仅一本好书可是不够的。”

  “我们感兴趣的是当代中国,”瓦茨介绍说,他更看好的是回忆录与主流小说。伊戴就像个导游,正在香港等着接他的出版商旅行团,然后直奔北京。他揣着一大堆人名和地址,也许还有几份已经打印好的合同。名单上的中国新生代作家们,想必已经做好了接见外国买主的准备。

  “有些作家们已在前几次行程中签了约。谁知道这一次我们会签下谁呢?”

《江南》正在创造文学杂志奇迹发行量飙升近10倍

 

 晓风书屋是杭州一家标志性的人文书店。它很少卖杂志,不过新改版的两期《江南》却在该店卖出了95册,其中今年第一期40本《江南》两三个星期就售完了,等到书店要添货,却发现杂志社也没货了。

这样的火爆,即使是口碑最佳的《收获》杂志,也难以望其项背。据称《收获》杂志现在还有每期数万册的发行量,但在杭州,它卖得很一般,一般一个书报亭能卖二三本,而《江南》,杭州的书报亭好的能卖到十几册。

《江南》正在创造浙江乃至国内文学杂志的奇迹。

在这个纯文学越来越势弱的时代,居然有一本纯文学杂志在短短几个月内,发行量从原来的不到两千册飙升到如今的近两万册,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这本杂志叫《江南》,今年1月开始彻底改版,双月出版,如今刚刚发行两期。

【读者】

广州的老板打来电话

我要买500本过刊

最近,《江南》编辑部一片喜悦景象。好消息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一个广州的企业家偶尔看到了今年第一期《江南》,说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看的杂志了,打电话来要买500本过刊送给员工看,说以后要给每名员工订一本。”“美国旧金山的朋友发来电子邮件,说在那边也能买到《江南》,据说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进了20多本杂志在国外销售。”“瑞士、加拿大都有人看到了《江南》。”喜讯一个接一个,去年10月始上任的主编袁敏乐开了花:“国外的数量不大,但关键是你看到了杂志的影响力。”

【作家】

陈建功在中国作协会上表扬

《江南》贴近社会反映热点

浙江省作协副主席王旭烽则带来了作家方面的反响。刚刚在上海召开的中国作协全委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对来自全国的作家说:“《江南》改版后,反响很好。它贴近社会反映热点……”他的这一表扬,绝对是对《江南》最好的推广,当时全国不少知名作家都在。

主编袁敏说:“以后找这些名作家约稿就好多了。”

这不,下一期杂志上,她就约到了王安忆的稿子,不过不是小说,而是王安忆整理的母亲茹志鹃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日记,这可是从未面世过的。还有广州的作家张欣,《江南》编辑部给她寄了两本杂志后,她说:“只听说《江南》办得不错,一看果然,刚刚一个稿子给了《收获》,下一个一定给《江南》。”而听说下期杂志准备推出“新乡土文学”专题,莫言、贾平凹、迟子建、曹文轩等人马上应邀写来自己对乡土文学的看法,让袁敏感动不已。

【同行】

《萌芽》杂志总编赵长天说

了不起的《江南》在创造奇迹

地方性纯文学刊物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发行量基本上只有3000册左右,《江南》杂志却从此前的不到2000册,达到了现在的17000册(含赠阅),这让同行感到惊讶。《萌芽》杂志总编赵长天特地给袁敏打来电话说,他觉得《江南》很了不起,创造了奇迹。而一些报刊亭、书店甚至超市,看到了《江南》的好势头,也纷纷要求代卖杂志。不过,杭州文化商城有摊主要代销杂志,袁敏拒绝了;武汉、郑州等地要求多发过去几百本杂志,袁敏也拒绝了。她说,要再观察观察《江南》的市场走势,要暂时让市场处于饥饿状态。

2006:文学期刊走出“少数人的园地”

2006年初,两家文学期刊的改版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中国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小说选刊》正式“变脸”,开始“贴地行走”,关注社会现实,第一期反映民工生活的封面还引发了又一场“馒头风波”。改版后的三期在文学界颇受非议,却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好评,发行量也节节攀升。原本寂寂无名的浙江省级文学刊物《江南》则以“曲高和众”为目标,高举纯文学大旗,改版后第一期的销量就从2000册迅速攀升到1.1万册,第一次出现了加印,还宣称要向《收获》看齐。两种不同思路的探索,似乎为徘徊在困境中的文学期刊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无论哪条路都并非坦途,“求雅”还是“求俗”,仍然是摆在文学期刊面前的一个两难选择。

文学期刊开始“贴地行走”

回想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的黄金时期,销量最高的达100多万份,如今,这种盛况早已一去不复返。据统计,在目前国内的800多家文学期刊中,能自负盈亏的不到10家,大多数期刊的发行量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册。90年代后,政府取消文学期刊的财政补贴,大规模的改版与转型也应运而生。

相比当年《湖南文学》变为前卫时尚杂志《母语》,《百花洲》改为女性文学专刊,《小说选刊》这次改版的步子迈得并不大。之所以震动文坛,主要还是因为它的影响力。《小说选刊》是国内知名度最高的小说月刊,其入选作品参加大型文学评奖的中奖率高达80%左右,堪称名作家的摇篮。

最初的争议集中在刊物的封面上,以往的《小说选刊》封面多为幽雅的风景画,新的封面改用反映百姓生活的写实摄影。改版后第一期的封面是一位民工拿几个馒头当午餐,有些文学界人士批评这个封面太直白,缺乏含蓄美,有的作家甚至把封面撕掉。而大多数读者则对这个封面很认可,认为民工的形象令人感动。主编杜卫东强调,封面不仅仅是包装,还应该成为办刊宗旨的形象化展示,与文字相得益彰。改版后的内容也更贴近现实,要“贴着地面行走,与时下生活同步”。改版后的三期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销量以每个月10%的速度递增。而文学界的反映则比较冷淡,有作家担心《小说选刊》的权威性会受到影响。

文学界与读者的一“冷”一“热”,也反映了二者地位的变化。曾几何时,期刊编辑与知名作家是刊物的主体,读者的声音非常微弱。如今,文学的边缘化让读者变得格外宝贵,读者喜爱的纪实类作品、网络小说等也成为新宠。今年新改版的《青年作家》在内容上也更贴近现实,《北京文学》新增了报告文学和网络文学栏目,《人民文学》、《芙蓉》、《钟山》、《大家》等大型文学期刊都宣称要“面向市场、面向读者”,这似乎已成为大势所趋。文学刊物要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不再是少数人“自己的园地”。《小说选刊》副主编冯敏表示,《小说选刊》希望把远离文坛的一部分读者也覆盖进来,而不仅仅是文学爱好者。

纯文学期刊也可以“曲高和众”

虽然纯文学的阵地正在缩小,但希望和机遇同样存在,今年新改版的《江南》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作为浙江省级文学刊物,《江南》的地位和影响力与《小说选刊》等自然无法相比。然而,改版后的《江南》首印5000册销售一空,又加印了6000册,还第一次收到全国各地的邮购单。新任主编袁敏表示,《江南》将以“曲高和众”为目标,下一步要走出浙江,争取进入全国纯文学期刊的“第一梯队”,两年内销量直追文学期刊老大《收获》。

在大多数文学期刊苦苦支撑的时候,《江南》的成功令人惊异。新任主编袁敏被称为金牌图书策划人,曾一手捧红了海岩、韩寒。入主《江南》后,袁敏提出了“大江南”的文化概念,既要坚守文化品格,又要贴近民众关注的市场热点。还与一些知名出版社和影视机构联手策划图书出版和影视剧,并负责作者的版权代理。改版后第一期刊载的长篇小说《如嫣@sars.come》,早在刊发前就已在北京街头出现打印本,被热炒到40元一本。《江南》在首发该小说的同时,立即和文汇出版社合作出版该书。把刊物与出版、影视结合起来,不但解决了刊物的生存困境,把文学推向市场,还大大增强了对作家的吸引力,可谓一举多得。传统期刊的主编往往由知名作家担任,或者由主管部门任命。本次《江南》公开向社会招聘主编,又是一个新的尝试,袁敏就是从应聘者中脱颖而出的。事实证明,纯文学期刊面对市场并非总是无奈,同样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弄潮儿。要做到这一点,光靠栏目与选题的调整还远远不够。

“文化”与“文学”并不对立

文学刊物大规模改版以来,基本形成了两个趋向,一是由文学走向文化,二是继续坚守纯文学。前者以《天涯》和《作家》、《书城》等为代表,内容已不限于纯文学。1996年改版的《天涯》在全国率先走“大文学”、“泛文化”路线,其“民间语文”栏目刊登的是普通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检举信甚至判决书等,其无可替代的资料性牢牢吸引了关注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读者。《作家》和《书城》都以美国的《纽约客》为模仿对象,纯文学大约只占1/3的比重。

即使是坚持纯文学的刊物,在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外也开始增加新内容。《收获》增加了“人生采访”、“封面中国”、“亲历历史”等栏目,《钟山》开设“凡人素描”,《十月》、《当代》和《北京文学》都推出了报告文学栏目。《中华文学选刊》曾一度把民谣、漫画、墙头标语等纳入选刊视野,现在又全面回归纯文学,像这样在两者之间“来来往往”的期刊还有不少。

事实上,随着更多新文体的产生,文学的内涵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四大类,应该吸纳更多的内容。这些刊物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是开放度不同而已。《天涯》主编李少君认为,文学期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读者的定位。只有找准了读者群落,这个刊物才能站稳脚跟,越办越好,这才是问题的真正核心和难点所在。

从世界范围来看,传统的纯文学杂志都不太景气。美国声誉最高的《巴黎评论》,销量也不过二三万份,其他纯文学刊物一般不过二三千份。在中国,纯文学爱好者虽然为数不少,但也很难支撑起几百份文学刊物的生存。随着新媒体和网络小说等的兴起,青少年阅读文学刊物的兴趣越来越低。同时,在刊物上发表作品也不再是登上文坛的惟一途径。因此,找准自己的定位和读者群,是文学期刊必须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近年来,日本文学期刊开始复兴,讲谈社创办的《浮士德》杂志以年轻人为主要对象,借鉴漫画和游戏来绘制插图,东京创元社以出版推理小说而著称,《WEB小说中公》通过小册子、网络、手机三种形式向读者发布小说。10年前,上海的《萌芽》推出“新概念作文大赛”,销量从原来的1万余份飙升至40万份,也直接促成了“80后作家”群的兴起。现在,喜爱科幻、推理、青春文学、传记文学、历史文学等的读者都不少,对文学市场进行细分,将为文学期刊提供新的发展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