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场由台海两岸一对六、七十岁老人你侬我侬、倾情出演的办家家酒，一年一度又开始在北京续摊，但推杯换盏的热闹和再浓再烈的国酒茅台，也无助于为此类好像也算”两相情愿”的政客戏码注入哪怕半点严肃的”国是性质”。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国共产党现总书记胡锦涛，这一”虚”一”实”之间的又一次高”峰”会，由于双方继续无视或刻意回避这两个曾敌对五十年以上并持续武力相向的政党共同给中国人民及两岸社会造成最严重人道灾难的惨痛历史事实，以上戏码的掩耳盗铃色彩已暴露无遗。国共两党至今不敢真正面对历史与现实的鸵鸟心态和行为，注定双方”两相情愿”的这场表演真正是徒具其表；两岸人民也因此更洞察双方政治人物此时此刻内心的虚弱、颟顸及他们正自我陶醉的所谓高端游戏之极度空洞乏味的本质。

诚然，两岸人民从来对自己土地上国计民生的繁荣发展抱持期待并孜孜以求；而历史上，正是同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分别在相当漫长的岁月中曾经完全剥夺了两岸人民所本应享有且在不断追求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如今国共两党唱唱两岸经贸至上的高调，也无非是跟在两岸的民心民意之后一路小跑而已，相信国共抛出互相搂搂抱抱的此招，总不会是已弱智到他们自以为是世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两个先知先觉者了吧。

自以为高明的把玩历史者，必被历史所把玩；同样，回避历史的自以为得计者，也必被历史所清算。两岸人民深知，历史的真相正待面对，历史的迷障尚需清除，历史已开始在并终将还两岸人民一个公道。两岸人民乐于看到，不仅是国共两党，不仅是亲民党、新党，也包括对两岸统独问题与上述政党持高度异议的民主进步党和台湾团结联盟，还包括两岸在野或与两岸执政者持异议的所有政治团体和人士，能够统统坐到一起，不单单是谈经济、贸易，更要谈政治，谈人道，谈历史，为台海两岸全体人民及后代的生命财产安全着想，为台海两岸的永久和平与繁荣着想，彻底否弃武力，倡导和解和睦，两岸共存共依，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部分，作为华夏民族命运共同体，共渡世艰，共享福祺。

缘此，两岸人民更可以把臂走到一起、坐到一起的共识是，台海血脉相联的土地上再也不能重演”2.28 “和”6.4 “这样的历史悲剧，任何毛泽东式、蒋介石式的极权主义恐怖文化和战争文化应该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等全体两岸政治力量的思想武库中被彻底清除。

作为大陆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台湾在野党的中国国民党，在两岸的政治版图和现实中，分别处于各自面对重重危机、慌乱寻找一线出路的彷徨时刻；连胡（壶）的家家酒当然含有双方这两位尚缺乏政治想象力和政治道德勇气的政客之间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的可怜目的。格局不大，气度尚小，这一场所谓”两相情愿”的政客把戏也就必招致一厢情愿、草草收场的狼狈结局。

中国国民党已由它的新任主席马英九执鞭，无论他在两年后的台湾是否可代表已失去政权的国民党和泛蓝力量卷土再来重新执政，接下来的事实，胡锦涛面对的国民党对手——或家家酒对象（如果国共继续乐此不疲的话）——必然是打对岸驰来的这一匹”马”。两岸人民愿意看到国共两党领导人下一次碰杯的时候，双方的杯中终于已不是历史上的血。

连胡（壶）搬出的家家酒可以休矣。

2006.4.14 于波士顿

作者系旅美诗人、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兼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

──《观察》首发

今年4月3日，湖南省常宁市荫田镇爷塘村农民蒋石林以一个普通纳税
人的身分，以“财政局超预算、超编制购买豪华轿车”为由，将常宁
市财政局告上法庭。4月10日，是常宁市人民法院给出是否受理答复
的最后期限。上午10点，市法院立案庭庭长朱志国一行告知蒋石林
“法院不受理”，理由是：“起诉人蒋石林所诉事项不属于人民法院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符合起诉条件，故法院不予受理。”（4月13
日《新华网》：《农民将财政局告上法庭，局长登门讲清实情》）

应该说，蒋石林状告财政局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是意料之中的事。我不
是法律专家，不知道常德市法院作出这样一个裁定是否合理。但是，
我知道一点，在中国，民告官从来都是非常困难的事，何况，正象报
道所称蒋石林的老乡们所认为的，蒋的状告常德市财政局，纯粹就是
“多管闲事”。不过，相信不会有任何人怀疑蒋石林的动机，不会有
人把他的行为象看待演艺界的所谓“明星”们那样看成“炒作”。而
从某种角度看，蒋石林的起诉虽然被驳回，但也未必说没有一点积极
的作用。比如报道称，就在市法院给蒋石林送达“法院不受理”的当
天，市财政局局长周年贵一行亲赴蒋家送“说法”，一五一十的向蒋
石林解释财政局的用车状况。同时他还感慨：“不透明的财政管理必
将产生瓜田李下的猜疑。蒋石林告状一事让我们得出教训，我们一定
要建立‘阳光财政’。同时，财政部门用钱尤其要加强自律，只有自
己率先依法管好、用好每分钱，才能管好、用好全市的钱。”

就此，我们应该可以说蒋石林在常德市财政局违法购车一事上的作用
有一个定论了。但是，从这件事的整个过程来看，其中有许多问题便
还没有定论，其中一个问题便是，我们怎样看待那位告诉蒋石林财政
局违法购车的人大代表的素质。

从报道我们可以知道，蒋石林之所以能知道常德市财政局违法购车，
是因为一位人大代表和他谈到了这件事。而我们知道，相比于蒋石
林，作为人大代表的他显然更应该在问责财政局违法购车一事上承担
责任。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法》第三条规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
国家秘密，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
的实施。”而第四条则规定：“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
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听取和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努力为
人民服务。”那么，既然他认为财政局购车违法，他不是应该对财政
局提起质询吗？既然作为本选区的公民蒋石林对财政局违法购车一事
有意见，他不是同样应该就此向财政局提起质询吗？但是，他在面对
这一切时究竟做了什么呢？我们不知道。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那位人大代表曾经就此通过有关人大议事程序向
财政局提起了质询，而媒体只是因为蒋石林告状一事具有的轰动性效
应从而把那一切忽略掉了，那么，这无疑是媒体的失职。然而，如果
在这一事件中那位人大代表只是起了一个把财政局违法购车一事告诉
蒋石林的作用，却未有其它任何动作的话，那么，这位人大代表就不
仅仅是未能尽到他的代表职责，同时，他的人品也不能令人恭维！

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事物、事件、现象的评价，有两种标准：一种是理想的标准，一种是历史的标准。以理想的、道德的、现代的标准去衡量历史和历史中的一切，横加指责全盘否定，一片漆黑晴看历史，最大伪学骂儒家，这在网络上是司空见惯了。遗憾的是，一些名家学者也犯这样“一根筋”的毛病。例如，一位我素所尊重的思想家哲学家黎鸣老，就完全站在当代及西方的立场上，把中国历史骂为一片黑暗，把传统文化批得一无是处。

黎鸣老在他的一系列雄文铁口直断：“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儒学伪学的蛊惑，完全不知真理为何物，致使中国历史上智慧发展停滞的中世纪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秦汉之后的儒学彻头彻尾成了制造伪人和伪君子的伪学，在两千多年伪学的笼罩下，中国就只能出现大量伪人、伪君子型的无用文人，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真正的思想家、科学家，技术发明家，中国的思想天空一片黑暗。”云云。诸如此类的情绪化语言层出不穷，赢得江湖大量彩声。反驳者虽不少，大多驳不到位。如有个叫李士光的传统“卫道士”对黎文逐一驳之。我浏览一二，发现此君卫道激情有余，弘儒学力不足，以致处处被动，处于下风。

黎李之争，让我想起发生于宋朝的著名的朱（熹）陈（亮）之争。朱陈之间围绕王霸义利问题展开激烈论辩。朱熹强调天理人欲不可两立，把历史分割为三代以上与三代以下两大截，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德行纯粹，道心与天理相符，是王道政治；三代之后天理失传，道统不彰，人欲横流，所以历史长期地陷入了黑暗状态。

朱、陈之争又主要围绕对汉唐的评价而展开。汉唐两朝轻徭薄赋，刑罚罕用，人才辈出，天下晏然，但朱子从道德观点出发完全否定汉唐，认为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天理则王，人欲则霸，认为汉唐之君“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无一念不出于人欲”，即便事功伟大也是霸道之政，无足称道。陈亮则从功利观点出发基本肯定汉唐，认为王道霸道并非截然对立，汉唐虽“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陈亮集》卷四《问答下》），区别在于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

朱熹、陈亮在十余年时间里，书函往返互辩不已。朱熹是用唯理想、纯道德、非历史的绝对标准去衡量历史、评价汉唐的。他不仅要求外王（政治）从内圣（道德）开出，以道德去丈量政治，而且用帝王的私德去丈量国家政治乃至整个时代。小尺子这么一量，汉唐那样繁荣昌盛的政治社会也变得一无是处了。这场历史上著名的王霸之辨及“汉唐”之争，虽后来不了了之，但朱子之学越传越盛，陈亮之论郁而不张，实际上是输了。此乃各种政治历史复杂原因所致，其中也有陈亮功力不足的问题。“学术三脚猫”与“道德一根筋”相遇，相互缠夹，有理的反输了。

令我吃惊的是，朱子居然于春秋智慧和经权、文实思想一无所知，知经不知权（知原则不知权变）、知文不知实（知理想而不切实际）。

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历史，岂但暴秦五代、岂但元明清？连两汉唐宋也会一无可取！朱子与黎老，一是大理学家，一是反儒大家，一个唯道德，一个唯西学，立场完全相反，犯的却是同样的错误：树一个道德的（朱子）或现代的（黎老）浪漫主义高标去丈量历史，对略有不符者一棍子打死！而这样的错误，许多网民和不少学者皆大犯而特犯！

理想标准陈义过高，最容易脱离实际，流于迂阔空泛。历史标准是以历史事实为基础，把标准放在历史之中去进行衡量，比较切近，却也有不足和弊病：容易“现实”过头，堕入狭隘低陋的实用泥坑，变成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流弊所及，是非消泯，正邪两可，连秦始皇都可以抬成大英雄。用牟宗三的话说，理想的标准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不知道历史的艰苦”，历史的标准则属于“是顺俗趋末的现象观”。他在《论凡存在即合理》一文中写道：“讲历史最忌的有两种态度：一是顺俗趋末的现象观，这必流于无是非，即有是非，亦是零碎的而无总持，颠倒的而不中肯。二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如说中国自禅让井田废，便全流于黑暗，又如说中国人以前不知道民主，不知道科学，不知道男女平权，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不知道历史的艰苦。”

所以，历史标准与理想标准不可偏废，理想需要现实的牵引才不至于虚浮，现实需要理想的指导才不至于堕落。孔子看待历史的眼光就特别圆融全面，将理想标准与历史标准综合统一、贯通并存。例如，管仲不仅私德不佳，而且常有逾礼之举。孔子一方面斥之“管仲之器小哉。”一方面又崇之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关于汉唐，孔子如地下有知，也必曰：如其仁如其仁，文不与而实与。汉唐不完全符合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原则，”做得不尽“，故”文不与“；但在那个时代，汉唐已做得很好很出色了，故”实与“。

对君主专制也当作如是观，用原儒的选贤与能、天子一爵、大同太平等标准衡量，君主专制绝非理想政治，但用历史的眼光看，这个过程却是非人力可以超越的。在孔子及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以儒学为指导思想的开明君主专制不失为最合适的选择，做不到最优，就做到次优。

不可否认，由于君主专制的历史过于漫长，儒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权力而过于牵就政统也是难免的，在儒化政权的同时难免政权化儒。当务之急是把隐晦已久的儒学理想的一面刮垢磨光，借以驱邪逐魔，重新照耀世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中共政权，不仅用西方民主自由和儒家大同理想的标准去衡量，它是反动的，就是用儒家历史的标准去看待，它也是恶劣的。简单地说，它比君主专制更坏！

（2006-4-14）

附言

上次写《为什么说黎鸣是中国最大的狂徒》，枭婆便责我对黎老不敬。我给他讲了禅宗“赵州三等接人”曲故：赵州有“第一等人来，禅床上接；中等人来，下禅床接；末等人来，三门外接。”的规矩，对来访者中越没身分学识的越客气，远远迎出山门之外，而第一流人物来了，该干嘛干嘛，连禅床都懒得下。侍者不解，赵州解释是，第一等人悟道已深，双方可以交心论道，不必计较外在形式了。老枭以下犯上直言批评，正是视黎鸣老为第一等高人哩。枭婆听了，直骂我狡辩。狡辩手衷言乎，任凭世人猜测吧，呵呵。

“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早提出者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吴敬琏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权贵资本主义”是中国近年来思想界提出的一个新名词，“权贵资本主义”倾向的出现是与中国进入市场化社会和资本社会所密不可分的。198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的越来越密集，社会资本和社会财富被迅速地集中到一部分人手里，由于片面地追求经济总量增长和发展效率，以至于长时间以来社会公平问题被政府悬置起来，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并日益恶化。而且，中国的官方高层在进行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缺乏较为合理与稳定的策略，使得中国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上愈演愈烈，以至于出现了在西方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意识形态演变与政权颠覆危机（如1989年事件）。这样看来，“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就不可避免。“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实际上使中国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之中，即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呈现出模糊化、边缘化的状态，出现了社会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的情况。从社会形态来讲，中国1980年代以后的社会形态已经日益向西方资本主义过渡和演变，然而中国主流的政治家们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社会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民间社会则愈来愈倾向于中国社会形态的西方化演变，这就形成了一个民间与官方关于实质社会形态的张力与冲突。我们在划分社会形态时往往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认识模式之中，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社会形态并非我们所说的如此简单，即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的确已经资本主义化，而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则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是专制化的政治伦理。政治伦理的专制化与经济形态的自由化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悖论，而这个悖论即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作了最好的理论注脚。
然而，中国是否已经进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思想家吴思曾对“权贵资本主义”进行了自己的学术阐释和分析，吴思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资本和资本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社会形态，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并没有控制社会权力。所以他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官家主义”而非资本主义。我认为吴思的解释和定义是合理的。
何谓“权贵资本主义”？从名词概念看，“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复合名词，由“权”、“贵”和“资本主义”组成。“权”指政治权力，其代表为掌握为中国政治资源与政治权力的阶层，“贵”指贵族、富贵，其代表为掌握中国经济资源和社会财富的阶层，主要是指在改革开放以后借助于国家经济政策或通过投机行为迅速积累起原始资本的大企业主和大商人，人一“富”则“贵”，“贵”则有“权”。所以，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伦理模式仍然没有脱离传统封建社会的政治伦理。至于“资本主义”，则是一种西方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大量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出现，而在中国当下，虽然有比较密集的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但是，中国真正的私人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发展机制是不健全的，中国大量的资本都被凝聚于官家、政府手中，或是被少数商业巨头所垄断，而广大的中小企业主或民营企业主则并没有多少社会权利资源，在国有企业不断发生金融问题、国企老总不断出现经济问题、国有企业不断出现倒闭、兼并、破产、重组等情况下，民营企业的发展却因为资本不足而步履维艰。民营企业社会权利资源的匮乏，使得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属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形态。实际上，在中国独特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下，中国的资本状况都充满了浓厚的政府意识和权力意识，民间商业资本往往被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从今年来发生的陕北油田案、德隆破产案、郎顾之争等等震惊全国的经济案例中，都可以看到政府在经济运作中的强大权力。国有企业企业主与当地地方政府之间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亲密关系，国有企业的政府收购，名义上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而实际上则又使国有资产重新流入拥有较强政治权力的权力者个体手中，这样，国有资产仍然在流失，而社会总财富仍然没有增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趋势仍然比较模糊。所以，在我看来，中国实质上并没有进入真正的资本主义，至于提“权贵资本主义”，同样也是不准确的，而提社会主义，当然更不准确。为了能更清晰地论述中国的社会形态特征，我特地引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权贵社会主义”。
“权贵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和“权贵资本主义”一样，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从词义学上说，也是个复合型名词。“权贵社会主义”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中国社会形态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权贵”与“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矛盾和冲突的。一方面，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的人道的社会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权贵”阶层的出现却又打破了中国人的这种政治理想与社会理想。之所以提出“权贵社会主义”的学术概念，主要是为了同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相区别，我这里特别要对这几个概念进行说明：第一，“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仅仅只是一种社会形态而非纯粹的政治形态或经济形态，在这里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指涉；第二、我们首先不要被先验的陈旧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所左右，即要抛开那种单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形态，而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落后的反动的社会形态的陈见。这是一种文革式的粗暴判断，也是一种陈旧的阶级分析方法，早已过时，不必紧紧纠缠。所以，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带有先验的政治伦理预设；第三、“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必须要有两个决定性的条件：一是政治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二是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形态已经出现了发达的商业资本的局面。以此两点观之，中国既未在政治形态上进入资本主义层面，也未在经济层面形成成熟的商业资本，而仅仅是权力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合谋，其在实质上仍然是一种集权政治。
为什么说中国在政治形态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三个最为根本的前提预设：一是以宪法为基础、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思想；二是以自由主义为先导的政治伦理的形成；三是多党竞争制的形成。然而，这三个方面在中国都没有充分实现。宪政思想在中国虽然经历了长达100余年的发育与生长，然而却并没有扎下根基，中国主流政治层面的宪政意识相当缺乏。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并没有形成西方的宪法政治的局面，没有形成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相分离的权力运作模式。自由主义虽然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所发轫并传播，但当执政党取得绝对性的政治领导权之后，并没有给予自由主义以充足的发展空间。即使是19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日益盛行，但仍然基本上停留于学术层面和民间意识形态层面，而没有进入到官方主流的政治话语之中。另外一个就是多党竞争制的形成。多党竞争
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在政党制度层面的一个显著标志，为什么必须是多党制而非一党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商业资本占绝对控制地位，而资本主义执政党则由占绝对商业资本控制地位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所组成的政党所充当，这就是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出现的原因。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这种政党体制是一种寡头政治，或者说是一种资本家政治，但是这种政治形态却是以宪政主义和自由主义精神为政治伦理基奠的。从这种程度上，中国既未出现资本家执政的寡头政治家，也未出现多党竞争的多党制政党制度，而是共产党一党执政；而从经济形态和经济伦理角度说，中国虽然出现了市场经济，虽然出现了商业资本，但是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市场化，经济并没有绝对的自由化，中国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进程中带有着太多的政治权力色彩，这并不是一个时间先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程度高低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现行的政治体制不改革，即使是经过再漫长的时间也不太可能实现高度的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在哪国都一样，绝对的市场化和自由化都是不存在的。而这，也正是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坚决反对的。主流经济学家高唱市场化、自由化的高调，坚持国有企业产权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而这恰好为非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因为，在非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将国有资产私人化，而实际上却使国有资产遭遇大规模流失。在中国经济要不要自由化、市场化的争论中，主流经济学家与非主流经济学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立场。在我看来，市场化是一个必须的路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也是大势所趋，中国不实现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绝对没有前途和出路；但是中国的问题即是，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必然失去政治航向，如果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层面的改革，那么，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但是，中国目前却仅仅进行了经济层面的改革，却没有进行政治层面的改革，没有政治改革作为依托的经济改革必然会是瞥脚的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作为依托的自由化必然是半自由化或伪自由化。所以，综合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是，政治伦理层面没有履行宪政文明和自由主义，没有建立起三权分立的政治构架，没有建立起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有此几点，足以说明，中国的社会形态并不完全是一些人所说的“权贵资本主义”，当然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兼具有“权贵社会主义”特征与“权贵资本主义”特征的混合社会形态。实际上中国是陷入了社会形态的真空与混乱之中，没有任何一种学术名词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目前真正的社会形态。
我这样论述，并不是否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体系建构，这不是马克思本人的体系建构的问题，而是马克思的学术体系在后来具体的现实社会发展中遭遇了变异。社会主义在学理上本身并不存在问题，问题在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背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学说在发展中遭遇了变异。
在我看来，无论是“权贵社会主义”还是“权贵资本主义”，都不是中国社会所应该主张的，“权贵资本主义”和“权贵社会主义”的本质都是权贵阶层控制着中国的社会资源与权力资源，不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是由大资本家、大财团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权贵社会主义”则是由官僚阶层控制和垄断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而广大的中下层社会群体则毫无社会话语权。“权贵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种垄断资本主义，“权贵社会主义”实质上则是一种专制集权主义。在社会形态上，中国既不需要“权贵资本主义”，也不需要“权贵社会主义”。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是为了防止市场化进程中的“权力寻租”和社会不公正问题产生；防止“权贵社会主义”，是为了防止专制集权主义在中国的泛滥。

2005年以来，一个以前只存在于政治学词典的专有名词，开始在中国媒体舆论中频频使用。这就是“利益集团”。2006年两会期间的舆论更是把利益集团当作重点话题。不仅如此，这个本来流行于美国的中性词，在中国成了贬义词，甚至是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在，人们纷纷谴责利益集团影响和操纵公共政策。“决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口号已经亮出。有人断言，利益集团越来越成为中国的内忧，成为改革的影子杀手。为此，有人疾呼“叫停改革”，以免改革成为利益集团的牺牲品。似乎一切都是利益集团惹的祸！一时间，对利益集团说“不”声震天价响！

　  不过，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以为，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那些被人们斥为利益集团的，不是利益集团，而是权势分利集团。真正的利益集团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产物，是权力与商业利益分离的产物；在中国，权势分利集团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是权力与商业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如此，利益集团是公民自由结社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公民不能自由结社的产物；利益集团是消除行政垄断的产物，权势分利集团是强化行政垄断的产物；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自身；权势利益集团的力量来自于政治权力。所以，中国当前的许多问题，还不是利益集团造成的，而是缺乏真正的利益集团造成的：一方面，权力与商业利益密切挂钩，另一方面，真正的利益集团发育严重不足，普通民众无权组织起自己的利益集团来参与利益竞争。

许多大型国企就是最典型的权势分利集团。他们之所以强势而表现出集团性它们与党政权力有着密切关系，甚至是牢固的结盟关系。权势分利集团有组织以地区、部门为势力范围，以行业利益为纽带，有执照，依托党政权力瓜分和占有经济资源和商业利益，靠权力分利，是权力和纳税人的钱堆起来的巨无霸。这些权势分利集团具有浓厚的寡头色彩，他们排斥民间力量参与竞争，妨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依托权力无节制强化其寡头垄断地位。这些权势分利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的，官商完全一体。他们的主管今天是企业的当家人，明天就可能是高官，后天又是银行家。在中国，这些权势分利集团所向披靡。他们最有能力向决策者施加压力，利益最有保障。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顾名思义，是利益取向相同的自愿结成的团体。利益集团有两大特征：一是有组织的，二是纯民间的。现在根本不存在利益集团所需的法律和制度条件。按照现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接受其监督和领导。这样就使中国目前所有的社团具有民间和官方的双重性。一切团体只有取得行政挂靠之后才有可能到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因此，这些组织都不是纯民间的，而是挂靠、依附在行政权力之下。无处挂靠的利益群体根本就注册无门，哪里有组织化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现在的立法与决策过程根本就没有为利益集团预留空间。在我国目前尚未承认利益集团地位合法化的背景下，有权势分利集团，有到处散落的利益诉求，有作为权力附着物的半官方组织，就是没有纯民间、组织化的利益集团。

    尽管如此，我认为，利益集团在中国的出现将不可避免。民众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因为，承认人的利益，就意味着承认人们追求与捍卫自身利益的权利。在追求和捍卫利益的过程中,相同利益的追求者志同道合,形成为利益集团。利益集团追求和捍卫其利益，这是正当的权利。只要利益无法禁止，利益集团也无法禁止，因而也就不应该禁止。允许各种利益集团的存在，就要允许这些利益集团来竞争对立法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因为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不可避免。事实上，禁止不同利益集团的存在，正中权势分利集团的下怀，这样就没有利益集团与他们竞争了。帮助弱势群体的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鼓励他们组织起来，结成利益集团。

政治学有个经典主张，这就是：让野心与野心相对抗，让权力与权力相制衡，让利益与利益相竞争。中国正在变成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应该允许、鼓励各利益集团的不同声音来影响公共政策。禁止利益集团和利益竞争，不是办法。真正的办法是，国家为利益集团亮绿灯，为权势分利集团亮红灯，切断权力与利益的纽带，让所有利益集团平等竞争，让国家退出市场，让官员退出企业。

中国也需要真正的利益集团。在文明社会，政治参与越来越多地是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出现。作为公民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利益集团对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宪政民主的游戏规则常常就是在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还是一股巨大的分权力量，能够有效地垄断与极权。有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才是有效而成熟的政治参与。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利益集团，就没有民主。只有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才能加速民主的到来。

 

　　^{人文的另类杂志本来死生有时，偶然有几份因缘际会成了传奇，香火却是不会绝的，大家都做不下去的时候，肯定会有人进场去办，因为每一代都会有人选择人文事业。不过按理，一个大国应该有能力稳定养起5-10份每期销量在10万至150万本的人文主流杂志———终有一天。}

^{陈冠中 香港知名文化人，1976年创办《号外》杂志。漫画 赵斌}

　　美国杂志概览

　　美国可被称为人文类的杂志，大型的少、小型的很多，故可分成主流、另类两类，有独立的或营利的，但更多是受补助的或背靠非营利机构的，在网络年代，纸媒体难免受压，这是共性，人文杂志的经营肯定是辛苦的，但不至于没市场。这里不算新闻性的周刊或带人文内容但另有归类的主流杂志，如《读者文摘》、《国家地理》、VanityFair（《名利场》）、Esquire（内地译作《先生》，香港叫《君子》，旧译《老爷》）、ArchitecturalDigest（《建筑文摘》）、Wired（《连线》）等等；有时尚前卫文化感的次主流杂志如Interview（《访问》）、Dazed andConfused（《蒙瞪》）等还是归时尚类；也不谈有人文味的城市杂志（周报也算杂志），如纽约、芝加哥、得州月刊、VillageVoice（《村声》）、LAWeekly（《洛杉矶周报》）和各大中城市收费或免费的城内生活杂志；也不包括特殊或专业人文趣味的杂志，如FilmComment（《电影评论》）、ArtForum（《艺术论坛》）、RollingStone（《滚石》）、ColumbiaJournalism Review（《哥伦比亚新闻评论》）、ForeignAffairs（《外交事务》），更不说各种粉丝志（fanzine）和要同僚审批的学术刊物。在美国有两份很出色的佛教杂志———ShambhalaSun（《香巴拉太阳》）和Tricycle（《三轮》），另有进步的犹太人杂志Tikkun（《调和》）和美国少数民族杂志Transition（《过渡》），都很人文，但不包括在我这里所谓的人文杂志内。

　　主流人文杂志

　　我这里介定的人文杂志是指读书人的综合杂志。美国最难得的是还有三份杂志和一份书评报，可以说是这个人文定义下的主流刊物，独立靠广告和发行生存，在美国大城市的机场、大型连销书店甚至一些报亭都买得到。它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纽约客》、《大西洋》、《哈泼》和《纽约书评》都有来头，其中《大西洋》创办于1857年，当时美国还没有衔接东西两岸的铁路。以上四份都有过较大的发行量，至今每期《纽约书评》和《哈泼》超过十万份、《大西洋》超过二十万份、《纽约客》超过一百万份。

　　美国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人很多，只是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不见得看杂志看书，但偌大的国家总还得有十万以至上百万人要看主流人文杂志，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文内容才能整合出足够的读者群，关键在“主流”两个字。

　　《纽约客》开始的时候是一本幽默杂志，先后雇员包括文章大家如索伯（JamesThurber）、怀特（E.B.White）、厄普代克（JohnUpdike），而好文笔的幽默文章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是能吸引广大有文化的读者的，一下建立了高的平台，然后才谈得上与时俱进，这是《纽约客》的经验今天为什么没法重复的原因所在，因为读者阅读趣味已变。不要忘记，当年的纽约高级知识分子曾讥讽纽约客是“中眉”（middle-brow）杂志，意即是媚读书人的俗，是自命高眉者不屑为的。到了今天，很多人会认为《纽约客》是高眉杂志，这是相对而言的。上述《纽约客》经验有两点却可以参照：首先要抓住读书人有阅读欲望的共性主流趣味，同时不要太高眉（不要高估读书人），才可以把饼做大。

　　什么是今天美国读书人有共同阅读欲望的趣味呢？从以上四份刊物看，是政治和社会议题。读书人还是关心国事天下事的，起码是爱聊或爱看别人聊国事天下事。四份刊物都花大力气做时政文章，不单请权威学者和大名气作家深入浅出写时政议题，还邀约大牌记者写独家深入的调查报告。这正是中国至今发行量最大的周报《南方周末》的做法，不避时政，甚至为高文化水平的读者滚地雷。做不到这点，人文杂志就得认命做小众市场，不要怨销路打不开。

　　因为除了时政外，读书人族群的趣味其实很杂很散。我在20世纪70年代追买过《纽约客》，只为了宝琳·姬尔的影评，但现在不太会有人这样做。《纽约书评》则在20世纪70年代中以前比较多介绍急进———意指欧陆———的学院理论，后来风向转了，立即回到美国读书人的主流，即泛自由派立场（在美国政治光谱上已算是中间偏左），封面大文章一定是借书评热点时政的长文———人文杂志不怕有长文，只要是令人有阅读欲望的长文。

　　小众人文刊物

　　在主流刊物之外，美国有很多另类的小众人文刊物，它们的发行网比较窄，多是靠订阅的。其中值得一提的是UTNE月刊，是由UTNE这个人的家庭作坊开始做的。做什么呢？早期就是专从2000份另类刊物中选出好内容做文摘，口号就是摘出“另类媒体中的最好”，因为另类报刊太多，需要一个挑选平台。UTNE的编辑很用心，每期有主题，近年更主动约稿，每年颁出各种奖给另类刊物。UTNE是独立经营的另类刊物的范例，现在算是有次主流的地位了。要进入美国另类刊物世界，可以从UTNE开始。

　　有些另类刊物因星移物换，由灿烂趋惨淡。譬如MotherJones（《琼斯妈妈》），在大文化气候仍有点急进的上世纪70年代中很有力道，也做过不少独家深入调查报告，至今仍在，但已被边缘化了，只能转向非营利，靠一些进步势力的基金会和个人捐款维持。当然也有些老而弥坚的政论刊物，如创于1865年左翼的Nation（《民族》）和创于1914年自由派的NewRepublic（《新共和》）。

　　另类人文刊物很多要靠补助或挂靠基金会机构学院，譬如，以发表优秀新派写作著名的Granta，附属于《纽约书评》；传奇老牌文学及访问刊物ParisReview（《巴黎评论》）成立了非盈利基金会，以便拿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钱来养自己；获奖专业户VirginiaQuarterly Review（《弗吉尼亚评论季刊》）归弗吉尼亚大学；麦卡锡时代一路既异于左也异于右的Dissent（《异议》）季刊则有独立主张研究基金会支持。

　　其他人文刊物

　　我会偶然看一下其他有特色的人文刊物，如WilsonQuarterly（《威尔逊季刊》）、HudsonReview（《哈德逊评论》）、Kirkus Review（《柯尔克斯评论》）、YaleReview（《耶鲁评论》）、NationalInterest（《国家利益》）、Progressive（《美国展望》）和American Scholar（《美国学者》）等。

　　美国最受议论的高眉人文知识分子刊物可能是PartisanReview（《党派评论》），由上世纪30年代的老左到50年代的新左到变了传奇，从来销路不过1000多份，后来由波士顿大学接手，最终还是撑不下去。不过，在1965年创办、被认为引领了美国新保守主义一代风潮的Public Interest（《公共利益》）季刊，也于去年停刊，大概都是完成了历史任务。

 

^{《思考与回忆：俾斯麦回忆录》
作者：俾斯麦
版本：三联书店 2006年2月
定价：59.80元}

　　^{《思考与回忆》是俾斯麦1890年去职后倾全力撰写的回忆录，不仅述往忆旧，亦是他的政治遗言。他纵横捭阖、波澜壮阔的一生，他的政治思想与外交战略及19世纪德国乃至欧洲复杂多变的历史均正焉毕现。}

　　俾斯麦作为德国历史上并肩菲特烈大帝和希特勒的政治名人，他的回忆录不仅对于理解近代德国和欧洲历史意义甚大。在这本回忆录中，俾斯麦用极少的篇幅回顾自己的功业，而把大量篇幅献给了自己所参与和制定的第二帝国外交政策。可以认为，俾斯麦所忧虑的，是第二帝国尴尬的地理位置所处的未来困境，以及由此衍生的当前和未来的外交难题。

　　俾斯麦死后的帝国外交

　　二十世纪初，时人如此评价德国的外交政策，“当（在会议桌上）发生争论时，德国总是在开口前把一支左轮手枪摆在桌面上，结果使别的国家望而生畏，联合起来对付它”。蛮横的帝国外交态度背后是同样蛮横的帝国的武力，欧洲大陆最强大的陆军、最庞大的军事工业、条顿骑士团精神和野心勃勃的君主威廉二世。尽管俾斯麦已经在1898年作古，但毫无疑问，这个地处中欧的超级军事强国的缔造和条顿骑士精神的复活都应归功于这位“铁血宰相”。至于“第二帝国”那位骄横傲慢且昏庸无能的当政者威廉二世，恐怕只有当希特勒的军队占领巴黎之后才有机会自欺欺人地向前奥地利流浪汉写信称这是“第二帝国的荣耀”。

　　俾斯麦死了，与这位外交大师一同离去的是第二帝国一贯谨慎、权衡的外交政策。第二帝国的外交界，再也没有人能继承俾斯麦“像魔术师一样在空中玩转六个球”的外交能力。现在，帝国失去了昔日的平衡感，在西壁，德国人继续加深与法国人的仇恨；在东壁，威廉支持奥匈帝国与俄国争夺巴尔干，直接把俄国人送进了英国的怀抱；在海上，威廉的海军计划把英国人的清梦打搅了，让这个岛国感受到了几百年间从未有的来自大陆的威胁。恐惧第二帝国的武力，终于使欧洲的各大强国组成了“协约国”。欧洲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库，只要一点火星，就能引爆一场世界大战。果然，1914年萨拉热窝一位塞尔维亚青年帮威廉二世点燃了导火线，让威廉二世惊呼“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市民、军队、国王，乃至乡下的农民，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由衷欢呼，在战争的狂欢中，似乎没有人想到德国要面临东西两线作战。而这，恰恰是俾斯麦当政第二帝国时期最为恐惧的外交悲剧。

　　对于俾斯麦外交事业继承人的盲目和健忘，基辛格在《大外交》中作了如下评价：“德国人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备工作，以及在成功后必须改持稳当温和的路线。他们只看到耀武扬威的一面，却未能对成功背后的基础明察秋毫。“

　　俾斯麦时代的帝国外交

　　缔造第二帝国，应当归功于三次由普鲁士主导的战争：1864年普丹战争、1866年的普奥战争以及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如果俾斯麦撇开这三次战争本身的军事准备及作战方案，仅就外交成就而论，其精彩绝不输于战争本身。俾斯麦纵横捭阖，施展各种手腕，造成有利于普鲁士的国际局面，然后各个击破对手。最精彩一笔，莫过于与奥地利缔结城下之盟，而没有强攻维也纳，使得普鲁士在解放南德意志之时永远免去了后顾之忧。拿破仑曾嘲讽“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又不罗马，更非帝国”，1871年，普鲁士王在凡尔赛宣布称德意志帝国君主，长达一千多年的诸邦割据，各自称雄的混乱状态终告结束。

　　在帝国的缔造过程中，俾斯麦显示了他超卓的外交才能，但如何在欧洲诸大国中维持帝国，才是俾斯麦最担忧的难题。第二帝国的悲剧在普法战争之后便埋下了伏笔。由于普鲁士强大的陆军传统，陆军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陆军在获得对法战争的胜利之后，不顾俾斯麦的反对而割占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省份，陆军的短视致使第二帝国在西壁制造了一个“永远的敌人”———法国。在1871年之后的二十年外交工作，俾斯麦十分清楚，在将来与法国一战可能将无可避免，但绝不能让俄国从东壁卷入到这场战争之中，否则将是德国的悲剧。既然与法国一战无可避免，对俾斯麦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不得罪英国与俄国，在东面极力调和奥匈帝国与俄国在巴尔干的矛盾，抑制海军的扩张以使英国不担心德国海军力量过于强大。在这二十年中，俾斯麦一次次召开和会，充当欧洲大国利益纠纷斡旋人的角色，拉拢英俄两国，极力使德国摆脱东西两面作战的危险。在回忆录中，俾斯麦曾提到，如果形势所迫，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放弃奥匈帝国以避免使德国陷入到对俄国的战争中去。

　　应当说，俾斯麦在当时采取的外交策略是极其成功的。不仅避免了德国再一次陷入“七年战争”之后的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而且成功地利用了欧洲当时极端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德国上升为欧洲大陆第一政治大国。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克制冷静而又狡猾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

　　俾斯麦外交的终结

　　《左传》记穆叔为官，“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此之谓三不朽。三不朽中，俾斯麦立功立言皆有之，惟立德有所欠缺。俾斯麦以“比皇帝本人更保皇党人”的政治身份出任宰相，蔑视议会政治，打压当日左右两派，重建菲特烈大帝的军国主义独裁传统。随着德国政治地位在欧洲的上升，第二帝国虚骄自大的情绪也不断膨胀。俾斯麦离任前，他的外交路线实际上已经举步维艰，去职之后，威廉二世更是干脆抛弃了俾斯麦经营了二十年的外交路线。

　　检视19世纪末的欧洲地图，德国居于欧洲各大国的心脏部位。德国的外交成败，不仅关于德国的未来生死存亡，更关乎欧洲的和平或战争。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军方、党派和君主），俾斯麦维持欧洲交互平衡的外交策略在十九世纪末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武力外交。德国人首先坐在了炸药包之上，顺便给整个欧洲也背上了炸药包，威廉二世等待的就是那颗引爆整个欧洲的细小火星。

 

根据亚马逊书店、巴诺书店、北美主要媒体图书排行榜综合整理

　　上榜书的更新太慢，大概是全世界图书排行榜面临的共同境遇。和中国的图书排行榜的“静止”差不多，英语榜单上同样是老书当家。即使偶尔有诸如《两个蓝衣小姑娘》这样的新书上榜，可是看看它的作者———依然是排行榜的常客。本周小说类图书榜单，俨然“永不过时”的《达·芬奇密码》继续独占鳌头；再看其他上榜图书：《坏事在前》———讲述正开庭调查中的一宗谋杀案的法官被绑架，两个侦探全力追踪；取名模仿但丁《神曲·地狱篇》的《第十圈》———漫画家之女被诱奸，漫画家从此堕入迷案中；《圣殿骑士遗产》———以十字军时期的展品失窃拉开主线；《卑鄙棕发女》———法庭下原告杀了被告，法官的秘密迟早公之于众……可见依然是“悬疑推理”风劲吹。本周有一本《两个蓝衣小姑娘》，在4月4日上市前，已在巴诺、亚马逊排行榜上占据了极靠前的位置。有“悬疑小说之后”之誉的作者玛丽·克拉克，继续她发表于1975年的畅销小说《孩子们到哪儿去了？》的套路，相同的是依然从天下父母的噩梦———家中孩子被拐走着笔；不同的是，这次她的写作中少了往常令人透不过气来的紧张气氛，但未正式推出已经广受瞩目，可见克拉克在悬疑推理小说迷心目中的地位。

　　非小说类的新上榜图书———凯瑟琳·科洛里和卡第·厄尔斯特合著的《与你共事真要命：如何摆脱工作中的情绪障碍》，3月新鲜上架至今，在按小时更新的巴诺、亚马逊排行榜上一直稳占一地———“减压”类书籍占据21世纪的图书前十位，毫无异数。

　

 

4月7日———4月13日

_{本周总榜新书《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榜眼

翻译作品的重点所在

　　本周总榜上惟一的一本新书来自央视名嘴，“说球的”黄健翔。比起2000年他的《歪批足球》，这本新书仍有男人的豪情，但也多了些“坐看云起”的况味。著名记者李承鹏在为之作序时，特别提到黄健翔“大声说‘我就是欣赏张靓颖’”，以此证明他“不仅有工作，而且还有生活，与时俱进的生活”，因为“没有生活的人是干不好工作的”。但这让读者多少有些不愉快，因为不久前关于黄和张，曾传出过迅速被当事人否认的绯闻。

　　在这个娱乐至上的年代，大众受充分训练，对任何空穴来风都十分警觉。黄恰在此时出书，难免坐实了炒作的结论。这也难怪，近来书业似乎在向娱乐圈偷师，宣传手法务求争夺眼球，甚至不惜低俗化。不过，或许宣言要“像男人那样去战斗”的黄健翔无心于此，大家还是不要被传言转移了重点吧。

　　重点所在，也许是我们在选择图书时需一再考虑的问题，以避免被误导。如继续停留在小说榜单上的上海译文新版的《洛丽塔》就是个好例子。“第一部‘全译本’”，“字数最多、没有任何删节”，较之1989年漓江版（23万字）、2003年译林版（26.1万字）分别多出12万字和约9万字等宣传，有效地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甚至某种窥视欲。《南方周末》有针对性地做了整版报道，细究原委。最终认为除各家译笔繁简有异外，新版译者主万依据的是（英文）详细注释本才是《洛丽塔》忽然“丰满”起来的原因所在。“至于‘猛料’，绝非如巷里坊间渲染的那么多”。

　　与总榜的新意欠奉相比，学术榜单倒是流水不腐、每周更新。这其实与此类图书的小众性有关，随大流的读者相对较少。但也并非毫无趋向可言，比如，“日本”就是重要关键词之一。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持续热销不仅因为它够经典，更与两三年来中日关系的僵局有关。巧的是，新上榜的《犬与鬼》同样出于一个美国人对于日本的观察，并且同样地以分裂对立的意象作为对这个国家的总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科尔指出，日本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东方国家中现代化最为成功的标本，但实际上，它是现代化过程中“体制失败型”国家的典型，藏匿了太多的错误。书中指陈令人心惊，“知彼”有助于我们“知己”，即以邻为镜。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菊与刀》一样是那种绕不过去的经典。2005年该书问世百年之际，《南方周末》曾刊出阎克文的文章，以发行最广的三联译本（1987年初版，于晓、陈维纲等译）为例，严厉指责其错译误导之处，以及“由此造成的显性或隐性的破坏性影响”。关于这一点，网上也多有议论。

　　陕西师大出版社2002年时就出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者彭强、黄晓京），用的是1986年四川人民社的译本。但本周上榜的这个“修订版”，译者为于晓、陈维纲，显然是在三联译本基础上的修订。

　　“修订”得如何，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如阎克文所言，“这种压缩饼干式的经典文本，其思想密度、知识含量和逻辑严谨性都具有高度凝练的性质，每一个术语、概念和词组在整个逻辑链条中几乎都是无可替代的……”译者不能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与此类似的事情不少，我们扼腕叹息之余，也惊喜地发现，学术类图书的读者水准越来越高，要求（尤其是对翻译）越来越苛严。高素质的读者未来势必能催生更精准（至少不误人子弟）的学术类图书。

　　_{新京报图书排行榜数据由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万圣书园、风入松书店、国林风书店、涵芬楼书店、卓越网上书店、当当网上书店等提供。}

 

　　《蓝与蓝》作者：李彦

　　版本：左岸文化2006年1月

　　定价：400（新台币）

　　一个水手的优雅诗篇

　　曾于海军服役的军官诗人李彦用敏锐的触角，以随意优美的文字经营出动人的诗篇。内容有描述军旅生涯的感怀，有对爱情的体认，对岁月的回忆，虽然书中无法看出诗人思维的时间经纬，但其心智与视野一次次的蜕变，不经意的跃然纸上。本书纪录了他在大海的蓝与天空的蓝之间度过的心情岁月。

　　《青春正盛》作者：林正盛

　　版本：联合文学2006年1月

　　定价：250（新台币）

　　人生是点点滴滴的瞬间

　　在林正盛执导的电影里“青春”一直是他十分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回他选择用文字而非底片，书写下自己曾经拥有的青春。他在书中说起“瞬间”，对他来说，“瞬间”二字带着残酷，是一种永不复返的残酷感。在人生漫长生命长河里，点点滴滴的往事，回想起来仿佛都成了瞬间。

　　《爱上图书馆》作者：王岫

　　版本：九歌出版2006年1月

　　定价：250（新台币）

　　传播书香的责任感

　　一位浸泡图书馆工作三十年，仍旧乐此不疲的老馆员，他以充满书香的人间岁月佐以热情澎湃的人文气息，写下多年来爱书的体会，同时也不忘传播书香的责任感。他以“观书者”自居，将图书馆员的角色具体而微地描述出来，其间的心得与甘苦读来令人会心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