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近期，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绪方贞子访问中国，据了解，绪方贞子此行，主要是评估日方对中方的日元贷款事宜，为最终取消对中经济援助，确立基调。这也是多年来，日本朝野日益增强的呼声。
   
   表面上，日方的理由是，中国已经能够举办奥运会、世博会，证明其国力发展，已经无需日本援助。实际上，中共狂支军费，穷兵黩武，以及蓄意煽动反日风潮，才是日方决意取消对中援助的主要原因。中共军费开支成倍增长，却处于“不透明状态”，引发包括日本在内的邻国不安。
   
   针对日方的政策调整，中共外长李肇星宣称：“没有日本援助，中国也行”。其实，这是典型的“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因为，众所周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并非依靠自力更生，主要就是依靠外资，每年数百亿美元的外资，包括日元贷款，支撑了中国经济的表面繁荣。
   
   以日元贷款为主要形式的日本对中经济援助，开始于1979年，迄今，投入资金达3万多亿日元，涉及项目达232个。对中国经济建设，尤其基础建设，起到重大作用（日元贷款，主要用于中国海港、铁路、水利发电站等重大项目的建设）。然而，对内，在中国人民面前，北京当局对日本经援几乎只字不提，试图把所有建设成就都兜揽到它自己头上。日方对此深为不满。
   
   非但如此，北京还蓄意挑动反日。愈演愈烈的反日风潮，与其说是中国民间的情绪发酵，不如说是中共当局的政治需要。以此转移国内矛盾焦点。外界评论，在中共的高压下，中国人民只有在足球和反日两个话题上，才能“享受”到“自由”。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固然伤害亚洲人民的感情，值得批评。中共借题发挥，声色俱厉地指责日方，声称“任何人都不能忘记和篡改历史”。如果中共那么重视历史，为什么不反思自己？日本在历史上的侵略罪孽，毕竟属于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而不属于当今民主的日本。然而，反观中国，不论是早期的“大跃进”、大饥荒、“文革”，还是后来的“六四”大屠杀，以及当今镇压法轮功，都是共产党一党所为。作恶者不仅没有下台，还高高在上；不仅没有反省，还强词夺理；专制与迫害，不仅没有结束，还在持续进行，企图“进行到底”。
   
   日本政治家表示：期待一个民主的中国出现。一语道破了中日关系的症结。事实上，中共固守专制与独裁，不仅危害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也损害了中国本身的国家利益。因为，自从中共制造“六四”大屠杀之后，就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
   
   在西方国家，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25%来自劳动力、原料、能源等资源；中国的情形刚好相反，只有2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75%则来自劳动力、原料、能源等资源。也就是说，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高成本、低效益、高消耗、低产出的原始阶段。
   
   不仅高技术不能光顾中国，就连中国经济赖以为继的外资，也渐渐转向。比如，中国失去了日元贷款，日元贷款却大规模地转向印度。不仅是日元，台商和台资，也开始大量转向印度。说到经济改革，印度比中国晚起步十几年，如今却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道理并不复杂：印度拥有民主与法治，这是国际资本安全的保障，也是国际社会觉得物有所值、投有所益的信心所在。
   
   说到底，中共拒绝民主，就是拒绝国际合作，包括丧失西方高技术，坐失日元贷款。当今世界，正处信息时代，各国均在高科技引导下，迅速发展。没有高技术，中国不可能真正崛起。一时的“荣景”，只能如昙花一现。中共枕于一党之私，蓄意耽搁民主改革，从而与滚滚过往的国际科技潮流失之交臂。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共产党，明显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阻力。
   

鲁德成最终被救到加拿大，成功施救的是名不见经传默默无闻的旅居加拿大的民运朋友Z先生等五君子，其中也有大名鼎鼎弱不禁风的盛雪的努力。如果说不张扬是做事成功的必要条件，那么，不吹嘘、不表功的美德正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全力以赴的动力与源泉。

Z五君子为救鲁德成到加拿大是担了风险，牺牲了自身的一些利益的，遑论那些十二万分繁复的各种手续。

我曾呼吁“……大陆许多见死不救，当众强奸的事例多矣，我们痛心于国人的麻木沉沦。现在鲁德成就在我们面前要沉入水底，我们也当那麻木的看客吗？！何况，对于鲁德成三君子，我们大家都有罪，都欠了他们还不清的债。我们大家，我们这个民族对不起鲁德成、余志坚、喻东岳啊！

“对于这样一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永远捶打着民族良知的大错事，我们全体都应□悔，而不是装聋作哑、分辩解释、推搪诿过、或仅仅私心难过。如果连这样的认识、勇气、担当也没有，我们与中共何异？！我们这个民族将无救了！

“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其过也人皆见之，其改也，人皆仰之。

“中华民族道德滑坡全体沉沦的挣扎从此始！对天安门三君子，对鲁德成的态度可以是一块试金石。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人对此真心□悔。知耻！知耻近乎勇！知耻，非真耻；不知耻，才是真耻！知耻，才对得起三君子！知耻，才对得起良知！知耻，才是人！知耻才会有救！知耻，才能救鲁德成！知耻，才能救自己！知耻，才能面对将来、面对子孙！知耻，才能再做事！“\f1 骤闻此讯，心潮激荡，匆匆草此，语或粗鲁，见谅小过，愿成大德，有心之人，请附吾议， 叩头致谢，为三君子。”\par现在，Z五君子不声不响真正地救了鲁德成，无论我们对鲁德成三君子曾是看客或是帮凶，曾经沉默或作过事后呐喊，我们再不能面对五君子这一善举、美举、壮举无动于衷了。知耻与向善，正是源头与归宿！明确地、明白地、即时地向五君子致敬感谢，正是张扬正气，驱除污秽的好时机。三君子和五君子，正是真善美的表率，正是人性的统一。无需害羞，不必吹捧，切勿超然，让我们说一句老掉牙的话：向五君子学习！学习五君子的真善美，回归人性！

Z五君子，还有盛雪，你们端坐了，黄河清向你们鞠躬！

06、4、12于地中海畔顿首

中国大学现状系列之四

大学历来承担着批判性保存和发展人类知识和价值的传统使命，这价值领域的使命表现为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尤其当社会处于价值激烈震荡的转型时期，大学的这种作用更加突出。然而，当其体制上成政府下属机构，作为大学核心价值和生存之本的学术自由十分边缘，办学宗旨既偏离大学自诞生就坚持的开发人类精神潜力，又割断大学与民主的天然联系，背离现代大学推进民主政治、促进社会公正的使命——这样的大学已经灵魂不附，遑论为社会保存理想和树立标准？ 现实情况是，我国大学不仅把传统使命抛弃得十分彻底，而且在近一二十年间不断涌起的非理性狂潮中随波逐流。结果，社会患疾，大学无一幸免。最受人诟病之处，是加入腐败的狂欢，特别是当贪欲被受教育机会商品化释放出来后，便无所节制。然而，这象牙塔内的腐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塔外人无论如何也想像乏力。 设小金库、回扣、贪污、行贿受贿之类各领域共有的腐败模式，大学一样不少，腐败程度也不逊于别处。可是真正触目惊心的是大学依仗特殊资源发展出来的腐败新途径、新模式，这是渗透一切学术环节的腐败。 在科研立项、评奖，职称评定，硕士、博士授予权的申请和资格评审这类纯学术事务上，学术标准不及关系和金钱，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反常已经常规化。拿教师职称来说，有学术实力而不谙或不屑学术外功夫者往往不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但学术之外功夫十分了得的人；就学校之间在博士硕士授予资格上的竞争而言，不向有关部门“行贿跑点”，不跟投票评委一一勾兑，多半没戏。如此，莫说不少大学的教授头衔当不得真，许多学校的学位授予资格也是当不得真的。 教育部名目繁多的“评估”，则催生了大学有组织地造假作弊的腐败“新气象”。这种造假作弊还依仗校方掌控的权力资源教唆、威逼师生参与。大约一两年前，成都一些高校为应付教育部教学评估，纷纷组织开展了全校性造假。如何使师生在被抽查中按校方统一口径回答问题，如何制造学习空气浓厚的假象，等等，成了这些学校整整一学期的头等大事。虽说正常教学活动大受干扰，师生无端遭受折腾，但对校方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卓有成效的造假使得原本资质平平的学校在教学质量评估中一举夺优。接下来是重奖有功人员。最搞笑的是，被重奖的除一些二级学院的头儿们平时有教学任务，其他的几乎清一色不教不授不做学问但在造假中立下汗马功劳的行政、后勤官员。奖励方式是按这些有功人员行政级别高低，分别组织到国外或国内公费旅游一遭。而这如水般花出去的钱，多半是要打入教育成本的。 本该既保持标准又开风气之先的大学竟然有组织地造假，如此示范，难怪学界作弊成风，难怪诚实、正直这些品质越来越稀缺。不过，为了应付形形色色的“评估”而造假，社会危害性可能稍逊于下面一类造假：每年国家课题中设立了为数不少的偏袒性或对现状辩护性的伪学术课题。这类“课题”需要的不是学术实力而是政治站队，不是学术良知而是见风使舵和善于搁置良心去投权势所好的投机性。伪学术“课题”的课题费十分可观（注）。这钱不仅滋养了大堆学术垃圾，还提供给一些无良学者的发财途径——还在90年代初，学界“先知先觉者”就已经发现，争取国家课题是学者名利双收的一条捷径。 背离了大学精神的高校尤其把久已有之的体制性扭曲、劣变能力发挥到了极至。如今，任何评比、任何一种学术职衔或荣誉设置，都会迅速变成新的分赃途径和分赃机制；而学术上引进任何评价指标，都会迅速发展出足以应对它的新的造假手法。所以，许多在学术上连三脚猫功夫都谈不上的学官可以脚踏几只船，官位、学衔、研究生导师、学术带头人、有突出贡献专家……有多少要多少，一个不拉，统统集于一身。最近有人鼓噪设文科院士，我看，趁早打住。莫说我国文科严重受制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分科不伦不类，根本不具备设立条件——据悉，中国社科院将建立的学部委员制，可能成为在文科建立院士制的前身。而它要设的五个学部中把作为人类思想探索中出现的众多流派之一的马列主义跟人文、经济、国际问题、法学与民族学相并列。这破坏学科为基础的分类就很让人看不懂，但却提示了：推选学部委员的标准不可能真正从学术出发。据2005年12月22日南方周末文章《社科院欲设“院士”？》，参加学部委员推选的人“必须有副高以上职称或者是党委委员”。真不知这“党委委员”身份与学术何干？仅此规定，便透露出非学术因素不仅渗入进遴选标准，而且举足轻重。即便搁置意识形态化导致的学科关系混乱，搁置非学术因素支配遴选标准，仅根据这么多年屡试不爽的变形规律，此举也无非增加一个学术上的顶级分赃机制罢了。 至于为克服学术评价标准的混乱而引进的国际上常用的“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自然》和《科学》论文数”、“SCI论文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等评价指标，命运一点不比学术职衔之类的好。这些指标，比如“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教职人员平均学术表现”，在中国大学作弊造假是轻车熟路。例如，怎样提高论文引用率？就有大学能够发明出如下作弊法来应对：以金钱奖励为诱惑，要求教师在论文中引自己学校刊物上发表的本校教职工的论文。这可是一举多得：既制造出了“高引用率研究人员人数”，又提高了本校刊物的“论文引用率”。 在作弊常规化、组织化的环境下，作弊是正常态，不作弊倒成了另类、傻冒。 值得注意的是，对作弊丑闻，人们现今还只盯着抄袭剽窃、篡改试验数据之类个人劣行，对性质更加恶劣的有组织作弊缺乏足够重视。笔者说得上是学界抄袭剽窃劣行的经常性受害者了，对这种或偷鸡摸狗或明火执仗的思想盗窃行为深恶痛绝。但平心而论，无论对学术可信度的破坏，还是败坏学生心灵和加剧社会精神沦丧，个人剽窃行为再怎么层出不穷，再怎么可恶，跟大学有组织作弊这样的集体欺诈行为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何况，有组织的作弊还为大量的个人剽窃行为撑起了保护伞，剽窃者可以有恃无恐。所以，才有如下怪现象：几年前在某名牌大学身居要职者的剽窃丑行已经引来“洋人”兴师问罪，却地位巍然不动；抄袭剽窃劣行最近曝光的“著名法学家”可以对采访记者公然以“某某部会找你”相威胁……我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地方能让剽窃者这般气壮如牛。  注：几年前，课题费上亿元的当代社会阶层变迁研究便属这种“伪学术”。该研究按职业划分社会阶层，把“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即官员阶层美化成“是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及市场化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却无视高级官员中变相的世袭性和由此产生的封闭性，无视整个官僚集团中广泛而深刻的腐败，无视利用公权设置私利、为维护既得利益而拼命抵制改革在官僚集团中有相当代表性。事实上，当前中国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阻力来自官僚阶层。只有罔顾事实，才会把最大阻力封为“主要推动者和组织者”。至于所谓“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主导性阶层”之说，其实为极端官本位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报告中关于“在改革的最初十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处于政治与社会经济地位不一致的状态，他们的经济利益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的断言，则事实上用极为可疑的“不一致说”和“补偿说”为后来广泛发生于官员中的腐败现象，特别是利用公权设置私利提供了合理性辩护。——作者

一、铁路

4月11日9时32分，由青岛开往广州东的T159次列车，行至京九铁路林寨车站到东水车站区间时，与武昌至汕头的1017次列车发生追尾，造成20余名旅客和工作人员受伤，一列列车机车受损，另一列列车尾部4节车厢脱线，并使铁路运输中断。当日19时30分恢复通车。事故期间，铁路运输中断，广州的报道称“退票窗把钱都退光了”，铁路部门对7千多乘客全额退票，并免收20%退票费。

什么时候，我们才有这样的国情：铁路部门因自身原因导致的退票，不但全额退票，而且给予20%的退票补偿费。或许到那个时候，“铁老大”就不会把免收20%退票费当作“施舍”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也有一桩铁路事故，时为1988年3月24日，有两列火车在上海发生相撞，发生特重大伤亡，33名日本学生伤亡，其中26名死亡。在我国，3人以上死亡就为重大事故。因为当时死伤的有日本人，政府必须严肃处理，时任铁道部长的丁关根引咎辞职。

资料显示：1978年12月16日，由西安开往徐州的368次旅客列车按运行图规定，应在东陇海线杨庄车站停车6分，等会由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旅客列车。由于司机、副司机在行车中打盹睡觉，运转车长擅离岗位，当列车进入杨庄车站后，没有停车，继续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前进，冒进关闭的出站信号机43米，在1号道岔处与正在以每小时65公里速度进站通过的87次旅客列车机后第6位车厢侧面冲突，造成87次列车机后第6、7、8、9位4辆客车颠覆，第10位客车和368次机车脱轨。旅客死亡106人、重伤47人、轻伤171人–估计当时没有外国人；机车中破1台、客车报废3辆、大破2辆；中断正线行车9小时03分；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由于当时打倒“四人帮”，这起事故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郑州铁路局的声誉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事后，正司机被判10年，副司机5年，运转车长3年。1978年10月前的铁道部长为段君毅，后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0月新任的铁道部长为原张学良东北军旧部郭维城，没想到接任两月时间就发生人间惨剧。当次，倒没有一把手被追究领导责任。

今天，列车追尾事故，20余人受伤，不知道有没有外国人，以免引出国际影响。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事故也要有人承担责任，否则领导干部头上的“安全生产责任”就成为一句空话。

二、人大

4月12日9点30分，北京朝阳区供销社主任、朝阳区人大代表李清林在《人民日报》附近的甜水园街交通银行水碓子支行办完存款业务，走出门口时，遭4名男子猛砍，后紧急送医院后发现手掌血管全部破裂，致重伤。目击者徐先生回忆，大约9点30分，刚从交通银行出来的这位男子走到一辆黑色帕萨特小轿车前，他正欲开车门时，一年轻男子从后面快步走来，突然从怀里掏出一把40多公分长的刀，照着正在开车门的男子就是一刀。这时，又有3名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4个人围着已经倒地的男子一阵猛砍，持续了5分钟左右，4名男子才收手，随后跑到马路上打了一辆出租车离开了现场。

北京的社会治安到底有没有广州好，我觉得很难说，因为北京是“首善之区”，应该是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可就在堂堂中央党报《人民日报》大门不远的地方，就发生如此惨剧，该如何说呢？北京的一个区级部门主任，是处级干部，却开着那么好的车，帕萨特在20万至30万上下，而且是他自己提着两个满袋子去银行存款，应该不是公务，因为任何公家单位都有财务人员。不幸的是他出了银行，提着空着的袋子就被歹徒盯上，不幸发生了。

我的评论是：多亏他是人大代表，否则就不会被新闻界所关注。因为我知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被打，甚至被砍，新闻报出来的又有几个？多亏他是人大代表，有这样的压力，破案就应该不难了。

三、冤案

悲喜交加的人物“佘祥林当上总经理首日上班卖出3箱啤酒”。自2005年4月13日佘祥林无罪释放起，经过整整一年的适应社会，佘祥林正式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深圳某啤酒公司宜昌地区销售总经理。4月10日上午10时，他来到了葛洲坝一家酒轩。当他笨拙地递出平生第一张名片时，酒轩胡老板足足愣了一分钟，喃喃问道：莫非你就是京山的佘祥林？胡老板赶紧将他迎进大厅，不收取进场费，并让佘当天先送3箱。

媒体锦上添花不是错，能雪中送炭才可贵。全中国，还有多少个几年前，几十年前的冤案没有昭雪，还有多少个无名的佘祥林还在饱受苦难，甚至有的人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媒体啊，人们啊，能否擦亮双眼看清楚这个真实世界？媒体是了望者，人们有雪亮的眼睛，人民借助媒体不是仅仅为了歌功颂德，还是为了减少不义，维护社会公正。假如媒体的错位，不作为，人们如瞎子盲目，那么谁能保证我们之中的人不会成为新的佘祥林呢？

四、爆炸

4月10日凌晨2点25分左右，山西省原平市轩岗媒电公司职工医院发生爆炸，到11日为止已发现有33人死亡，在现场找到大量雷管导火线等危险物品。楼房地面层为车库，楼上则有17个房间住了人。炸点四周都是小旅馆，当时住满了人，爆炸后全部坍塌。几天来，原平风雪交加，更为人间增添悲情和不安。据称搜救工作还在继续，受伤人数还没有准确统计。警方还在调查炸药的数量和来源，但网上有传言披露，一名个体矿主9日晚把矿坑用的炸药载回住处，暂时放在车库里，结果凌晨就发生了爆炸，至于炸药怎么会被引爆，并不清楚。但轩岗煤电有限公司宣传部长李建章指这个说法“毫无根据”。

既然爆炸原因尚不清楚，为什么轩岗煤电有限公司宣传部长李建章就可以指那个有关炸药的说法“毫无根据”呢？既然是爆炸，又有雷管导火线，不是炸药又是什么爆炸呢？搞宣传的李部长或许被爆炸吓昏了头，不知道如何回应记者了。

33条人命归西，血的教训别等到血迹干了以后，就忘记了血，更忘记了教训。

中国是对枪支和炸药管理最严格、甚至最严厉的国家，可为什么就有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炸药呢？当年，老布什在当总统的时候，保守而又坚定地道出了美国人持枪的理由：“每一个自由的男人和女人都有权力拥有枪支，以保卫自己的家园。”如果有人（哪怕它是个善意的）未经允许闯入自己的家——这里的家不是国家的家，而是自家住宅的小家，任何一个自己都有权开枪防卫，这是他自己的最后权利，最后底线。自己用枪保卫自己的家园，这就是美国精神。当然，持枪的理由很多，最著名的是全美步枪协会的名言：“步枪不杀人，人才杀人”。美国有持枪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的前提是这个国家拥有文明、法治、民主。

当然，枪的威力远不如炸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没能把这个源头给管住呢？现在中国的不幸可以证明，不是炸药杀人，是搞乱炸药、管乱炸药的人在杀人。

我们小时侯是吃“狼奶”长大的，知道两把菜刀闹革命，也不过是菜刀而已。或许当时不那么容易搞到炸药。现在，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却看见炸药随处炸矿、爆炸的事实，真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被歹徒利用报复社会、革无辜者的命呢？当年，张君说“我杀人主要是因为我穷”时，革坏人的命和革无辜者的命又有什么界限呢？我们会不会都有可能那些无辜的牺牲者之一呢？我们没有最后的拥有枪支的底线，也没有保护自己的身体免于被炸的妄想，因为一切都在发生，我们却不知道该问责谁，该怎么办？

五、戒毒

中新网4月12日电，截至2005年底，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超过116万。2005年，中国强制戒毒29.8万人次，劳教戒毒7万人，同比分别上升了9.3%、8.6%。

中国到底有多少名吸毒人员，正如中国每年有多少个死刑犯人被处决一样，只是问，没有答；只有超过，没有超过了多少这个具体数字。上面新闻提到的只是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没有登记而实际上吸毒的人，又有多少呢？或者按照这个报道的逻辑思维，没有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超过多少万呢？很遗憾，没有报道，我也不能猜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登记吸毒人员在增加，没有登记的也在增加。肯定是有个具体的庞大的数字在背后，暴露的只是冰山一角。不管你承认不承认这个数字，它都存在，而且在威胁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平安。政府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往土里一埋，就以为天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自欺欺人，害人害己。

六、少女

4月11日，广州市第115中学30多名女生被年级的级长赶出了学校，原因是因为这些女生头发过肩而不准进校门。这些被赶出学校的学生在校门口等了一天之后，都未被校方允许返校上课。女生说，“他们所谓的‘标准’就是头发不能过肩，过肩一点点的都被抓了出来。”“我们有留长发的自由，学校怎么能干涉我们的自由嘛！”“他们有什么权力不让我们上学？”在教育部新修订的《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对中学生的仪容仪表方面只是规定：“穿戴整洁、朴素大方，不烫发，不染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男生不留长发，女生不穿高跟鞋。”

女生就是女生，与男生不一样，因为她们有留长发的自由。可笑的是115中学的做法，让天下人笑话了，也太不把教育部的规范当回事了。

中国的中学教育，自上世纪中叶以后，似乎越教育越退步了，八十年代不这样管，九十年代也不这样管，但了二十一世纪，居然像清朝腐朽政府管男人长发、女人裹脚一样管起了女中学生的头发来了。当权力一旦被滥用，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近几年来，宪政问题似乎不约而同地成为国内与海外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焦点。在国外，这方面研究侧重的是新近民主化国家的宪政问题，在中国大陆则似乎更侧重宪政史研究。这一点或许与大陆出版界的”晚清热”有关。侯宜杰所著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则正处在”晚清热”与”宪政热”的交叉点上，而且其学术上的份量更是值得重视。（下文简称《风潮》，凡引自该书只注明页码）#
通常，对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学术研究都把重点放在民国时期，对清末立宪运动则常常是一笔带过；或是对学界的知识分子（如康梁）在宪政运动中的作用和作为大加铺呈；而对中国商人的宪政情怀和追求则轻描淡写。如果研究清末的宪政运动是作者著书之鹄的的话，那么，书中对清末商人与这场宪政运动的关系所作的探讨则是我阅读该书的一个意外收获。作者无意中在这一主题上所花费的大量笔墨和篇幅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商人的宪政情怀是研究中国立宪运动所不可逾越、不可或缺的课题。
一
清末的立宪运动主要是由立宪派来推动的。立宪派主要由四种人士构成：官（员）、学（者）、商（人），再加上普通民众。要论立宪的最强大的动力当然来自商界。官员中的立宪派由于所处权位的关系能对立宪要求表示或暗或明的同情，就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学界则由于戊戌维新失败的缘故较难以发挥号召力，其领袖人物康梁等人由于亡命海外，对国内开展立宪运动则心有余而力不足。唯有商界在官员和学界的匡助之下，为立宪奔走呐喊，不遗余力。如书中所指出的：当时，工商业最发达的当属江浙，江浙的立宪派声势也最为浩大。而且，作者认为，当时的立宪运动是商人阶级的有组织的作为，并且认为，这个阶级是以（准）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当时的商人阶级”以各级商会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由大中城市直到乡镇的巨大网络，将力量集合起来。不仅如此，商会总理、协理和会董均由选举产生，议事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具有一定的民主性。通过商会，资本家们受到了民主训练，增强了组织观念。”（页109）作者不自禁地指出：”立宪派的阶级基础绝不仅仅是上层，而是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不应把目光完全局限于张謇等几个人物身上”（页115）。江苏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粤商自治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等，这些立宪派团体的成立，标志著以商人为重要主体的立宪派由分散的个人活动进入有组织的活动，由个人的宪政情怀，凝聚成商民群体的宪政情怀。
以预备立宪公会为例，其中商民所占的份量，”据《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公布的358人的材料，其中有77人当过知县以上的官吏，约占21.5%；在各种工商企业、团体中任职的，约占22%。由于当时风气重官轻商，有官、商双重身份者往往只登记官职而不登记商人身份。就这两个数字来看，工商资本家在会员中已占明显的优势，何况会员题名录所列出的385名会员，只占它上报会员人数1513人的23.66%，即不到会员总人数的四分之一。那未公布姓名、身份的四分之三强的人中，可能还有不少知名度较低、资本不大的工商业者。”（韦庆远等，191）《风潮》也格外关注在整个立宪派中的份量。作者根据对1910年直隶第二次国会请愿者身份统计出，参加人数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占总人数的33%，商民占26%，两项加起来，就占总人数的59%。（286）”立宪运动代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也是全体民族资产阶级。”（287）而商人整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商人们的宪政追求在为自己获得了基本权利的同时，也为每一位普通公民获得了同等的基本权利。没有近代商人群体的出现，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立宪运动。
近代的立宪运动本质上是商人阶级的民主运动。近代史上，宪政的确立与商人阶级的崛起与确立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看，商人阶级无疑是立宪运动的主体与中坚。立宪派中的知识分子、官员，乃至形成中的中产阶级（如职员、教士等）都属于广义上的商人群体。所以，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同样，立宪派的宪政追求也就是中国商人的宪政追求。
二
一百年前（1895年）爆发的日俄战争可以说是国内出现宪政呼声的外在催化剂。商人们”在日俄战争之后，亟力鼓吹’宪政救国’。他们认为，俄国失败在于’专制’，日本获胜则因为实行’立宪’，因此’非俄之败于日也，乃专制国败于立宪国也’，又说，日俄之战，乃是专制国与自由国优劣之试验场。”（黄逸峰等，页167）
这番议论虽然反映他们对宪政在认识上的肤浅，但也的确是有感而发。因为清末的专政政体是钳制工商业的最大障碍。民族资本和市场经济倍受当时政府的抵制与摧残。梁启超曾在《国风报》上谈到清末民间的市场化尝试所面对的政治环境时指出，”今日中国之政治现象社会现象，则与股份有限公司之性质最不相容者也。”而股份公司”非在完全法治国之下未由发达。”故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苍江：”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1910年，卷27）
胡绳先生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引张謇之言为证，清朝当局”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立法”，”商之视官，政猛于虎”。（胡绳，352）当时，这种绝对君主专制，根本不受法律的节制。只有法制，没有法治。君主”超然于权限之外”，官员”游行于利禄之中”。正如《风潮》所指出的，在受到维新运动的冲击之后，对自由企业制度和私有财产，”清政府虽采取了鼓励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仍有许多阻碍、束缚，官府的刁难使一些投资者裹足不前，苛重的捐税窒息著企业的生机，关卡层层勒索的厘金制度更让商人畏如猛虎。张謇曾对人说过：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欲叛其上者非人理。”（页108）”权限不属，舍商务一端而外，略无置喙之地”的局面，使商民感到了参政与限政的重要性，而参政与限政的根本途径舍立宪以实行宪政而无它。他们逐渐认识到了自己”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更有监督政府的义务”，在立宪运动中总是挺身而出，不吝资财。
以国会请愿为例。”当请愿代表一发出号召，由各地商会出面，纷电请愿代表，表示决心继续请求，誓作后盾。江苏的商界召开了大会，选派代表，直接上书请愿。吉林商务总会和各地分会亦公请代奏即开国会。上海的李厚、陈震福、陈寿颐、金贤还以华商联合会的名义，拟就请愿书，准备联合海内外华商请愿。广东、江西、山东、湖北等地商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活动。（页287）法治的阙如是商民们的切肤之痛，正如作者所指的，[在当时，]”只有当法律有利于其独裁统治或需要利用法律镇压人民时，他们才唱一唱时髦的法治高调，给人民扣上一顶犯法的帽子；一旦法律妨碍了其独裁统治或有利于人民行使民主权利时，他们便肆无忌惮地把法律践踏在脚下，靠强权来维护其私利了。”（页396）而改变这一局面的最佳途径就是按照宪政的程
序建立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立法和权力机关–国会。
商人们深刻地认识到，民富与国强皆赖于工商业的自由发展。”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页109）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需用”宪法”和法律节制政府的权力，迫使之对工商业的发展采取友善的态度，”他们要求政府彻底改变以商为贱的偏见和抑商政策，奖励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宪法不立，民权难伸，’商权亦无由振'”。张謇更是把立宪与商业的发达挂起钩来：”非朝廷力持宪法，笃守大信，巩固臣民权利，不能使实业振兴。”（页113）为了求得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业的顺利发展，另一位商界名流郑观应要求国家订立实行”保商之法”和革除”困商之政”，并提出了办企业应”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他更是立宪运动和开议院的积极倡导者。（黄，页44）
他们要走的第一步当然是预备立宪。为此，他们成立了以商人为主体的各种宪政研究会，从事宪政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并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参与地方的公务管理。”上海地处中外交通的重要中心，文化发达，商工辐集，这里麇集著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页117）他们的宪政情怀当然最为强烈，如由郑孝胥、张謇、汤寿潜组建了预备立宪公会，（页119）”会员以江苏、浙江、福建籍人士为多，并以实业、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为核心。李书平、周晋镳等都是经济实力雄厚的资本家，并在上海商务总会、总工程局和苏州商务总会担任重要职务。”（页120）以”‘预备立宪，先与同胞谋自治，将以研究内政外交之得失，发为议论’为宗旨的粤商自治会的主要人物都是商业资本家和善党善董，经济实力雄厚。”（页142、页143）
张謇、汤寿潜等商绅为推动立宪在1904年间为两江总督魏光焘拟请立宪奏稿，并写信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他们也能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劝说清政府实行立宪。在这同时，张謇还特地把刻印好的《日本宪法》、《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内阁重臣和其他达官贵人，争取他们对立宪运动的赞助和支持，并冀求能触动内廷，取得那拉氏的’感悟'”。（黄，页167、页168）
由于立宪派的共同努力，清政府被迫宣布”预备立宪”，这无疑给商人阶级乃至整个立宪派的情怀提供了一帖兴奋剂。1906年9月1日，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以绅商学子为主题的立宪派对此的反应是’奔走相庆，破涕为笑’。其中最热烈的要数江苏，其中又以上海居首。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和总商会、华商体操会、南市商业体操会、洋货商业会馆、商学补习会、锡金商会、商学公会及中央学校等开了庆贺会。”凡通都大邑，僻壤遐陬，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贺。”（页73、页74、页75、页76）
在此后设立的各省咨议局中，不仅商人们握有极大的发言权，而他们还以咨议局为权力基础和制度工具，来进一步凝聚、推动宪政的社会力量，并且不遗余力地限制政府的专横权力。作者指出，各省局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注重立法，纠举不法官吏，澄清吏治，办理各项新政宪政，剔处弊政，减轻人民痛苦和负担。（页244-246）各省咨议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反对总督巡抚侵权违法。其中最普遍的和最重要的是预算与税收权的争夺。这两项权力与商人的关系最为密切。争执最普遍的要数预算问题，各咨议局都为此事与督抚闹得不可开交。议员认为预算关系本省兴革，最为重要，一开始便催督抚交议。可是，有些督抚不交，有些虽交，但仅有支出而无收入。各局相互约定，坚持咨议局联合会通过的决议，一面诘问督抚，一面电资政院质问支部，务求圆满解决，否则停止开会。（页348）
在著名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商人们更是扮演著主要角色作用。商人注意到，他们之所以”受到外国种种苛待，受政府种种压制，皆因无有国会之故。’近日最有便利于商民之事，莫国会若矣。'”（页189）”各省商会的请愿书从世界各国国会给商人带来的种种利益，对比中国无国会，而致不能有完备的法律，不能制定正确的商业政策，税收不合理，进出口税利洋商不利华商，说明商人的命脉完全系于国会。”（页289）他们再次演示”没有代表不纳税”的自发性要求，”他们说，’国会不开，则财政不能监督；财政不能监督，则吾民朝以还，政府夕以借，吾民一面还，政府一面借，又谁得而知之？谁得而阻之？徒然使吾民于租税捐派之外，多一代官还债之义务，吾民虽愚，又谁愿以有限之脂膏，填无底之债窟乎！'”（页301）这使人想起现代国会的起源与”没有代表不纳税”的要求之间的干系。这些商人们正确认识征税的合法性来自纳税人及其代表有权监督政府的行为。这同时也证明，以宪政为基石的现代代议制度与市场经济和商人阶级的兴起有密切的联系。
众所周知，宪政的本质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政府专横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商人为核心力量的立宪派在资政院中的努力更是反映其对宪政情怀的执著和理性。凭著这种执著而理性的宪政情怀，他们几乎把御用的资政院改造成立代表民意的国会。《风潮》的作者也注意到，”资政院决不是政府的捧场机构，不是唯政府之命是听的简单表决机器，而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不完全的立法机构，或者说，是一个处于过渡形态的初级的混合型议会。至于其结构成分、会议程序、议事规则、表决方法、内部组织及纪律处分等，均与立宪国家的议会相同,更说明它不是封建专制机构,而是民主政治机构。”(页354-355)
“立宪派主张议会政治，国会具有最高立法权，监督弹劾政府权，并决定政府成员的进退。如果召开国会，不但政府权要们的政治命运从此系于国会，很快要被淘汰，而且再像过去那样专制独裁，一心为个人及子孙营谋私利、荣华富贵，胡作非为，也根本不可能了。因此，他们视民主为洪水猛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说什么’将来开国会后，事事干涉，政令必至下移’，’民权实属可怕’。基于这种自私、恐惧心理，他们千方百计加以阻挠，此其坚决反对速开国会的基本原因。”（页331）
“立宪派不愿放弃占领资政院这个重要阵地与要求速开国会并不矛盾，相反，倒是显示了他们非常注重实际，能把最高理想与现实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它，为人民造福，进一步伸长民权，遏制君权，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页355）在作者看来，资政院的《议事细则》规定的议事过程与立宪国家的制度类似，开会、讨论、表决充满了民主精神，一扫衙门的专制腐习。《分股办事细则》规定将全部议员分为六股，每股互推股长、互推理事；股员分专任、特任两种，由股员互选正副股长；专任股员分为数科，各科互选审查长；股员会的议事程序、表决方法等，也同立宪国家一致。这两项细则同样表现了资政院的民主性质。（页357）
该书还详细描述了首届资政院通过的三项极具宪政意义的重要议案：1.速开国会案；2.弹劾军机大臣案；3.赦免国事犯案。（357-378）速开国会案表达了商人阶级要求在中国实行代议政治的愿望。弹劾军机大臣案反映了立宪派议员试图循著政治程序来节制专横的、不负责任的行政权力。
赦免国事犯案则体现了他们朴素的权利意识。既然国事关系到每一个公民，而参政议政是每个公民的正当权利，故一切”为国事犯罪者”，”宥勿问”。（373）
“再如1911年预算案，这是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政府原不打算交出，议员据理力争，终于迫使政府屈服，经过多次详细审核，将原预算额37635万两核减掉7790万两，使岁入总额略有盈余。议员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资政院的独立品格。”（377）
立宪派”捍卫…立宪制度，维护并扩大国民的政治权利，…要同肆无忌惮地破坏宪政、专横野蛮的内阁进行拼死斗争。他们指控政府借款不经资政院议决，违反资政院章程；关于各省权利事件不经咨议局议决，违反咨议局章程；收回商办铁路不准股东置喙，破坏公司律；不准拍发电报，侵犯人民通信自由权利，非法捕人，摧残司法权、立法权。…立宪派要实现扩张民权，协定宪法，成立政党，监督政府，建立真正立宪制度的目标。”（457） 从上面近乎冗长的引证中不难看出，中国商人所抱有的宪政情怀极其强烈，甚至于近乎痴迷的程度。他们对宪政的满腔热情、执著追求和积极参与，在清末宪政运动的每道环节、每个步骤中都充分体现出来。
三
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革命”的世纪。多少年来，与革命站在一边就等于宣告与”正义”站在一边；不用说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就是稍稍与革命保持点距离，那就等于宣告自己自绝于”正义”。商人立宪派的宪政情怀一个世纪以来之所以得不到承认，无非他们有以通过立宪式的改革来抵制”革命”的嫌疑。为此，该书在后面的部分辟有大量篇幅为商人立宪派辩护，洗刷了长期以来商人立宪派所蒙受的不当罪名。（500-524，565-586）我在这里想补充的是，立宪与革命完全是两回事情，谈不上以一者取代另一者，尤其是革命代替不了立宪与宪政。因为，革命不能自动达到立宪的目的。不通过流血的革命而通过和平的改良就能达到立宪的目的，当然是一件好事。改良也罢，革命也罢，两者都不与立宪构成或此或彼的选择关系。两次革命后，中国宪法的频繁废立，充分说明革命的成功并不能自动解决宪政问题。革命的目的在于更换政权，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政权。革命早已告成，宪政却仍在未来。”后革命与前宪政”的格局更加说明一百年前宪政诉求仍未过时。立宪不同于革命还在于立宪与革命非同一层次上的政治变迁手段，两者之间不构成类比关系。革命越彻底，并不自动导致宪政越完善，所以两者之间不可相互替代。而且，革命甚至会进一步摧毁对政府权力所剩无几的限制，造就一个完全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全新权力。而”关于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立宪派是非常明确的，认为制定时”必先辩明立宪国与专制国区别之性质”；限制君权，扩张民权，”宪法之为物，即君权削减，民权增殖之表示”。（页398）而且，商人们对革命后果的担心并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排满革命使”中国人之生命财产已大半埋没于腥风血雨之中。” （页174）
商人立宪派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辛亥革命后的新政权虽然立了宪，但并未实现政府权力的宪政限制。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张謇一方面出面为政府筹款，另一方面又”大叫’勿扰商’，阻止临时政府肆意筹款。开始，张謇为了帮助解决外省军队离开江苏的经费问题，曾嘱各商会筹垫20万元应急。临时政府成立，急需军事、行政费用，准备让商会再筹垫50万元。这时，张謇出面’劝勿扰商，自任为筹’。他自告奋勇为政府筹款，非但无阻止政府筹款之意，相反还减轻了政府筹款的麻烦。”（页516）
此外，张謇还本著宪政原则公开反对当时如日中天的革命家孙中山、黄兴私自借贷外债，其理由是此事未交参议院议决，显悖《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为违反宪法。（页519）这两件事情说明，即使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也同样存在著是否要限政的宪政问题。面对不讲究程序的新政权，商人立宪派代言人张謇却表现出了高度自觉的宪政意识和可贵的政治勇气。
四
从世界范围内的历史进程来看，立宪运动的出现通常伴随著公共事务领域与私人事务领域的正式分离。这种分离的社会经济动力来自市场经济与商人群体的浮现，宪法则是这种分离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中国的情形当然也不例外。立宪先驱之一康有为最早注意到宪法与公私的关系，他在《上清帝第五书》中明白无误地指出：在中国，立宪的任务是，”采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页8-9）他要求通过宪法来在公共事务领域与私人事务领域之间划出一条楚河汉界。宪政的确立有助于在公共事务领域限制不当的公共权力，在私人事务领域则有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经济自由、财产权等）。纵观中国立宪史，市场经济瓦解了，商人阶级消亡了，宪政的最强大的社会动力也就消逝了。
晚清商人对宪政的执著追求可能还与另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现象有关。这就是市场经济下的商业行为与宪政制度下的政治行为之间的高度亲和性与同质性。商业行为的本质是自愿的交易，每一笔买卖的敲定都须经过买卖双方的自愿”同意”，出现纷争则要靠”商量”来解决，也叫”讨价还价”。宪政作为一种政体，其不同于其他政体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这种体制之下的一切政府行为都须遵循同样的”同意”原则。法律和政策的制订也都须循著一定的程序取得”同意”才能生效。显然，这种基于”同意”原则基础之上的政体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为接近商业行为的准则，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为文明，也就更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按照公共选择理论，商人们选择宪政来配套市场经济同样是出自”对效用的理性计算”。作为商人总是倾向于选择交易费用相对较少的政治体制，希望减少由于政治体制的缘故造成的交易费用的增加。而宪政无疑比其他任何政体都更能满足他们的这一合理要求。事实上，宪政并不仅仅使商人受益，而且会惠及每一位普通公民。因为现代商业社会不同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社会，每个人都要靠交换来消费他人的产品和服务，因此，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商人”。这就导致商人的政治要求与普通公民的政治要求的根本一致性。所以商人的宪政情怀假定在动机上是”自私”的，但其后果却是使所有的人都受益。这样就不难理解《风潮》的作者对清末商人的宪政情怀所给予的高度同情。
商人群体与宪政的关系是个大题目。《风潮》一书也无意中表明商人群体是中国走向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力量之一，有著不可取代、不可小觑的政治功能。可以说，把握住这一关系是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的法门之一。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588页。
其他参考资料：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红旗出版社，1982年。
2.黄逸峰、姜铎、唐传泗、徐鼎新著：《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3.韦庆远、高放、刘文源：《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目次
    之一、投票箱的妙用
    之二、宪法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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