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那么,让我们走,你和我，当暮色背靠着天空伸展着，像被麻醉的病人躺在手术床上让我们走，穿过行人稀少的街道，走过通夜难眠的廉价客店，人声叽喳的僻静角落，走过满地锯屑与牝蛎的饭馆,街连着街，像冗长的辩论，居心不善，把你引向那难以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是老艾略特的诗。那是一个还算温柔的十月之夜，“黄雾在窗上蹭背，黄烟在窗子上蹭嘴，舌头舔着夜晚的四角，在干涸的水坑上徘徊，烟囱掉出的煤灰落在它背上……”。可我总觉得更像四月。“残酷的月份。在死地上养育出丁香，扰混了回忆与欲望……”。
　　　　
　　　　 是的，四月。到处都是野菜的四月，到处都是丁香的四月。我们在花下等啊等，一会就是一大群。我们在风里叽叽喳喳像饥饿的麻雀一样散开。我们找呀找，都希望找到一棵大点再大点的野菜，找着找着，就剩下风了，四月的风。麦田开始泛青。找着找着，就剩下我一个了。别剩下我，我喊呀喊，无济于事。我想他们走了。他们走了，还有风呢。风走了，还有花呢。花走了，还有香。香走了，还有四月呢。四月走了，那才是真正的一个啊……多年来我一直守着这个最残酷的月份。就像用一张脸去面对另一张脸。“有个时间，有个时间，准备一张脸去面对你会见的脸。有个时间，用来杀人，用来创造，让那些举起问题又丢进你盘里的手，去完成工作，结束一天天日子。”
　　　　
　　　　 去完成工作，结束一天天日子。好长一段时间我都这样想，杰西也这样想。我们一起去第五大道或者第三街。我一直认为她就在我身旁，他就在距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场越过斯坦培格湖的暴雨过后，我发现第五大道或者第三街只剩下我一个了。这怎么可能呢，刚才周围都是人呢。也许他们都躲在廊柱下面了。我找遍了第五大道或者第三街的每一个廊柱，只找到了一片揉皱了的报纸，当然还有彩虹，与遍地的甲虫。我拣起了其中的一个，我多么希望她就是我的杰西。可它的身体是那样的僵硬是那样的陌生。我向彩虹祝福，我多么希望她就是我的杰西，可一会就消失了。我明白不用找了。是的不用找了。可我多年来一直在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我在等。有一天廊柱下冲过来一群躲雨的孩子一群湿淋淋的孩子，我眼前一亮，我想他们中肯定有杰西。廊柱太小，站不了这么多人，我就站廊柱外面。我不希望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淋湿我的杰西。可淋湿了我。是的淋湿了我。同时淋湿了四月的丁香四月的花。
　　　　
　　　　
　　　我真想告诉杰西：　走着走着花就开了。四月的花。我们在花下等啊等，一会就是一大群。我们在风里叽叽喳喳像饥饿的麻雀一样散开。我们找呀找，都希望找到一棵大点再点点的野菜，找着找着，就剩下风了，四月的风。麦田开始泛青。找着找着，就剩下一个了。
　　　
　　　
　　我真想告诉杰西： 等着等着心就湿了。“心灵上，一旦有过另一个人，就再不可能回到一个人的世界。”是杰西说的。她说的对。那么心灵上的那个人让我们来一杯，来一小杯。一小杯我就会醉。我不知道醉后我面对的是否是同一张脸同一个四月？是否有花开放有丁香开放？如果是另一个四月另一张脸，是否值得。“是否值得，经过庭院、撒水的街道、多次落日，经过小说、茶杯、曳地长裙，经过这个那个，还经过那么多事——简直没法说出我想说的意思！但就像魔灯在神经图案映到幕上：是否还值得一做：万一此人，放下枕头，摔开纱巾，朝窗子扭过脸，竟然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完全无此意，根本没有这意思。”
　　　　
　　　　 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完全无此意，根本没有这意思。老艾略特总居心不善地把我们一次次引向四月，然后居心不善地把我们引向那难以回答的问题难以面对的四月之花……

　 （一）
　　郊外有一条大路。
　　有时候，天蓝得发暗，天上的云彩白得像一个个突出来的拳头，这条路上就走来一个虎头虎脑、傻乎乎的小猪。他眨巴着一对小眼睛，执著地寻找着心目中的美好和爱。他坚信每个小猪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难道这就够了吗？他看到有些人在制造一些侮辱人智慧的粗糙东西就愤怒，看到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发狂，他因此而愤懑，看不起人们。某一刻小猪想，也许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属于他、不欢迎他，他何苦还要为它的丑陋难过、进而伤害到自己呢？可是他又想，人总不能为自己活着啊，人们应该彼此相爱。如果不懂得友爱、不懂得正义、不懂得爱真正美的生活，人类还有什么崇高的智慧呢？
　　带着这些问题，小猪不停地找啊，找啊，在那条路上走了不知多少年。他一直继承着童年时的一个习惯，那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他看到庸俗的一切就要记下来，化做沸腾的愤怒。后来他变成了一个又高又瘦又丑的家伙，涣散得要命，却出奇的喜欢幻想，并用这些美丽的幻想，调侃着世间的丑恶。
　　
　　（二）
　　动荡年代出生的王小波有着比其他孩子更为敏感的内心世界，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惧使他从睡梦中惊醒。当人们盲目地活在领袖、吹捧、肉麻的阴影中的时候，他却执意要在混沌之中寻找一条光明的路。他知道宇宙和永恒是无限的，而他自己却是有限的，他在《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这样描写自己的心情：“我的面前出现了一片寂寞的大海。人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些死前的游戏。”但越是这样，王小波就越想突破这种让人窒息的“幽冥”找到一种“永久存在的感觉”——哪怕这感觉是疼痛。
　　十七岁的时候王小波到南方插队，爱上了诗，看了很多，自己也写了很多。
　　“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见《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这让人们想起了《庄子》里混沌凿七窍的故事。但不同的是，混沌凿了七窍死掉了，而王小波，不但拒绝死亡，而且要好好地利用七窍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在凿七窍的过程中，他疼痛着，体会着挫折和痛苦，但是新鲜的空气、不平庸的未来、与众不同的清醒状态那么强烈地吸引着他继续下去，欲罢不能。很多人认为知道真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进而不去思考，庸庸碌碌地活着。而王小波，勇敢地走上了思考这条路。他要跳上思想的台阶战胜原来的自己，取得胜利——因为他觉得“胜利是真正的幸福”。
　　
　　（三）
　　有一个时期，小猪在哥哥的山中住处准备高考——虽然他被社会动乱耽误了读书的大好时机，但是他有了机会，还是想试一试的。小猪的周围都是工人，说着粗话，讲着插科打诨的笑话。小猪也会跟着说，有时甚至不堪入耳，但他仅仅为了哈哈一笑，那种“下里巴人”的消遣始终不能真正在他心里占什么位置，“那只是一件外衣而已”。在这样的氛围里，小猪的思维被训练得很开阔。后来他的太太李银河曾批评他是个“粗人”，他嘿嘿一笑，说这种“江湖习气”的本质是：“我越讨厌什么，就越要把这件事弄明白不可。”
　　此时的小猪已经不是那只困惑、迷茫、痛苦的小猪了，或者说，他已经掌握了对付这些思绪的武器，那就是思想。因为有了思想，他明显的和别的猪不一样。插队、当工人的经历让他有了和其他学院里的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社会教给了他太多东西，时代的疯狂反而给了他更加冷静的头脑。“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他在鲁迅先生那里“批发”来了这样的逆向思维，在一个人鬼不分丑态百出的时代保持着清醒，并以一张笑脸面对这一切——这不是认真的笑，很少有人能把他逗笑，那是一种嬉皮，是睥睨庸俗的调侃。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褪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但是我在心底欢歌。有一柄有弹性的长剑在我胸中穿过，带来了痛似的巨大快感。这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深刻，我站在那一个门槛上，从此，我将和永恒连接在一起。……因为确确实实地知道我已经胜利，所以那些燃烧的字句就在我眼前出现，在我耳中轰鸣。” （见《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小猪给自己画了自画像，名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此后，这个短语几乎成了他的代名词。他把自己心底的爱好好地保存起来，分给爱人，分给朋友，他对他们有着很深的感情，他爱他们“就像爱生命”。但同时，因为爱得强烈，“恨”得也就更加鲜明，他对一切虚假的、丑陋的、浅薄的、肉麻的开始了批判，毫不留情。那只天真善良的小猪长出了一对尖锐的獠牙，任何愚昧的行为都是他的敌人。保守者想消灭他，因为他太“嚣张”、太“自由”；激进者想消灭他，因为他太“冷静”、太“主见”。他聪明狡狤地在敌人形成的火力线之间穿梭，毫发无伤，终于找到了合适的机会逃出了体制之外，自由地生活在思想的田野中。
　　（四）
　　很多时候我消极地想，不管怎么评价前人，对他们都是不公。超前的人在自己生活的时代总是受到不公正、非难，甚至迫害，可是一但他们走了，人们又开始怀念、赞美、歌颂，这简直是一个很大的嘲讽。
　　80年代，我们的国家正处在转型的当口，改革开放的口号刚刚提出来，于是，思想界文化界赶紧把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家、革命家拉出来细细琢磨，不管是梁启超还是严复，无论是谭嗣同还是孙中山，他们的理论都成了时代的注脚，兴奋又激动的人们在前辈的荣耀里乐滋滋地找到了自己行动的合理性。可是经历了80年代末的一场动乱，人们一下子又寂静了，奔腾的热血冷下去，开始极力地为自己的“政治头脑幼稚”找来各种理由，改革家和革命家退场了，书斋里的学者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陈寅恪等国学大师又被尊为知识分子的偶像，余英时为首的学者们呼唤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回到书斋里塌塌实实做学问，李泽厚更 挑起了“告别革命”的大旗把人们头脑中的温度一再降低。“卧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不知陈寅恪大师当年怀着悲凉心情吟颂这首诗的时候，是否料到自己会成为今人的思想肥料？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着极其强烈的政治热情和社会关怀，但是到了当代，价值的多元化将他们的激情无声无息就消解了。领导者的手腕很精明，将一部分人流放，一部分人吸纳到政界纳入“正常体制”之中，无形之中就误解了他们的话语权力，还有一部分人到商海里游泳，放弃了自己用文字说话
和号召民众的志愿。在这样的背景里，王小波就显得稀有了、珍贵了。只可惜他去得太快。《圣经》里说，“上帝眷顾谁，就让他死于青春年华。”那么，对于王二，我们是应该为他终于摆脱了人世的无奈而高兴，还是为我们自己少了忧郁又浪漫的骑士而难过？我们都是自私的人，留不住他，却总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
　　王小波走了好多年了，可是昨晚我梦见了他。我说：“哥们儿，我患了严重的软骨病，有什么医治的偏方？”他笑了笑，仍给我一粒猪骨头做的钙片，转身走了。后来我醒了，感觉自己的牙硬了三分。

　　从刘庆邦的长篇小说《红煤》到罗伟章的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农民工生存的艰辛和心灵的屈辱，成为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焦点题材。

　　“民工午餐”登上文学杂志封面

　　2006年的中国文坛，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以从未有过的鲜明、饱满的形象进入了小说领地。

　　今年1月，中国作协主管的《小说选刊》改版，把一张民工坐在路边啃馒头的照片放到了封面上（见图），同时重点推荐罗伟章的《我们的路》。

　　封面照片上，一位年轻的民工身穿被油漆沾染得斑斑点点的衣服，一手捏着五个大馒头，狼吞虎咽。面对镜头，他尚显稚气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嘴咧得很大，来不及吞咽的馒头从嘴角两边溢出。在他身上，鲜亮的青春和一望而知的困苦，形成了巨大反差。

　　“近期在长篇小说领域，对农民工生活有了集中的关注和反映。”中国作协副主席铁凝说，“包括民工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其实一直都在当代作家的视野里，相信也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文学的道义使然。”

　　民工经历融入小说创作

　　作家刘庆邦新近出版的《红煤》，堪称一曲农民工心灵畸变的哀歌。

　　小说讲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家国有煤矿的农民轮换工宋长玉，不择手段当上了村办小煤窑的矿主，成了城里人。然而，随着滚滚而来的金钱，宋长玉的欲望急剧膨胀，作恶多端，小煤窑的塌陷很快成为他人生的灭顶之灾。

　　曾当过矿工，现任北京作协副主席的刘庆邦，用“红煤”象征农民工灵与肉的痛苦，“煤黑血红”。

　　罗伟章的小说《我们的路》写农民工“大宝哥”进城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儿模样，春节回家却买不到车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过除夕之夜。16岁的同乡“春花”更沦落为洗头房小姐，未婚先孕，孤苦无依。

　　小说的结尾含着些许亮色。一度失去奋斗勇气的“大宝哥”又踏上了进城的路。评论指出，罗伟章的这部小说“描写了大量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描写他们在金钱和尊严面前的痛苦抉择”。

　　三农拓宽当代文学空间

　　文学评论家雷达指出，从罗伟章《我们的路》，到白连春《静脉血管》、荆永鸣《北京候鸟》、迟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农民工问题文学”所反映的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矛盾焦点“三农问题”、“城乡差别”。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农民工”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不能进入城市，也无法回归乡村。而农民工的苦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苦与精神的贫苦，后者尤为突出。

　　“作为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作家，你可以不写农村，但是你的文学还是应该根植于这块土地。当下文坛，一边是城市文学的鼓噪，一边是这样的农民工问题小说。在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对峙中，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精神选择。”铁凝认为，“关注三农问题，将给中国文学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

　　做了一年的自由撰稿人，王彦决定要放弃了：“压力太大了，最多再做半年，就要做别的事去了。”

　　王彦的压力主要来自经济上：“收入少，去年稿费只挣了8000多。”

　　在做自由撰稿人之前，王彦在中国散文协会上班，每月的收入最少也有2000多块。

　　那时他就开始写小说，但工作的束缚使他的创作很

不连贯，为了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他辞掉了工作，开始专职写作。一年之后，他才明白，自由是自由了，可钱没了：“只靠写小说确实没收入，现在我也向《辽宁青年》等杂志投稿，贴补一下家用。”

　　原本打算做三年的他考虑后要放弃了，他想找点别的事做，开家公司，或者直接当书商。

　　像王彦这样的自由撰稿人在北京还有很多，自由撰稿人主要指不隶属于固定工作单位，没有固定工资收入，又以写作为职业的人群。不必每天朝九晚五，不用看领导的脸色，这种自由让很多人心动与向往。上世纪90年代初，王小波、伊夫等人的成功，也激励着大批青年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实际上在北京居无定所，住地下室，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自由撰稿人大有人在，但他们却只为享受这自由并从中找到快乐。

　　丁东、谢泳在《论自由撰稿人——以王小波为例》中说，自由撰稿人在中国几乎是与现代新闻出版业同时诞生的。20世纪初，西风东渐，在上海等商埠，现代新闻业和出版业已经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一批以自由撰稿为生的文化人。其中从事通俗小说写作者开了以大众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河，而以宣传社会革命或社会改良、开展启蒙为主旨者则成为以精英文化为主要取向的自由撰稿人的先驱。现代商业书局和期刊的出现，也使得文人有可能选择自由撰稿作为自己的谋生方式。

　　从新文化运动，一直到40年代末，中国文化舞台上自由撰稿人一直十分活跃。许多大文豪、大学者和著名报人都充当过这种社会角色。从鲁迅起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当时民间的书局、报馆可以合法存在。文化人只要愿意，并有一定资金，就可以创办各种形式的报纸、杂志、通讯社。

　　从50年代初起，所有文化人都被编入单位，成为报社的记者，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电影制片厂、电视台和剧团的编导，国家办的各种研究院所的学者，文联、作协的专业作家，各类院校的教师等等。虽然职业的名称千差万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于单位的人身依附性。自由撰稿人这一社会角色在中国内地逐渐消失。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又重新活跃起来。

　　报纸、杂志的编辑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每天打开邮箱，就能看到很多陌生的来稿，这些陌生来稿中自由撰稿人的稿件占了很大比例。

　　天涯网站中，“传媒江湖”版里充斥着大量的约稿贴子，事实上很多杂志也是靠自由撰稿人的来稿支撑着。

　　王彦认为，自由撰稿人是自由的文字工作者。如果不是以此为职业，以此生存，那就不叫“自由撰稿人”，而只能是“撰稿人”或“自由人”。

　　作为一种新兴的职业形式，不是每个人都具备做自由撰稿人的资格，也并非只有少数的文字功底深厚的人才能做好。曾有人根据自由撰稿人的职业特点，总结了几条“从业资格”。

　　有最基本的文学功底或最起码的文字表达能力；有充分的写作时间；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收集整理资料；有耐心和坚持下去的信心；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

　　目前，自由撰稿人队伍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有的人惟利是图，移花摘木、东拼西凑，甚至全盘照抄；有的公然在网上发布广告，甘愿充当枪手，提供所谓“精湛、快速、专业、全面的写作服务”。

　　事实上，目前对自由撰稿人的管理还存在“真空”。有关人士建议，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对自由撰稿人也需要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以提高其专业水平，并促进其健康发展。

　　已经有一些行动在展开。1月13日下午，在鲁迅文学院召开了当下中国自由撰稿人现状调研会。会议邀请了在京的一些自由撰稿人代表进行座谈。鲁院将对自由撰稿人的现状、自由撰稿人在当下多元文化中的位置、对于自由撰稿人未来的预期等做些调研，此项调研拟在2006年作代会召开之前完成。

　　在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自由撰稿人对加入当地作协抱有浓厚的兴趣。王彦说，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名分，像作家，记者一样的名分。他们也非常希望加强和体制内作者的联系，并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力量的帮助。

塞缪尔·贝克特 (1906－1989)

　　2005年10月13日，荒诞派戏剧在英国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哈罗德·品特出乎人们意料地摘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此前早些时候，也是在这同一年，品特还分别荣获本国的威尔弗雷德·欧文诗歌奖和捷克的卡夫卡文学奖。2006年3月12日，品特又在刚刚举办了冬奥会的意大利名城都灵亲手领取了欧洲戏剧奖。该奖项是对“促进民族间相互理解及知识交流文化活动的实施作出贡献”的人和组织的嘉奖。由此可见，荒诞派戏剧并非像有些论者所说的，早已经成为强弩之末，寿终正寝，并早已为人们所忘记。相反地，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依然存在，而且这种影响已经传到了世界很多国家。品特去年荣获诺贝尔奖就是有力的佐证。

　　今年4月13日，我们又将迎来196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百年诞辰，他主要是以其杰作《等待戈多》等荒诞剧作品获得这一殊荣的。在中国当代一些先锋派剧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贝克特及品特的影子。

全世界纪念贝克特

　　也许是乘着品特获奖的东风，在全世界范围内，今年贝克特百年诞辰的庆祝活动特别地多，而且规模很大。在作家的祖国爱尔兰及英美等西方国家，在他的百年诞辰日前后，纪念活动精彩纷呈：有其代表作品的上演或重排，有其作品的学术研讨会，还有其作品的朗诵会等。

　　2月28日，爱尔兰政府在都柏林为他举办了纪念仪式，爱尔兰文化艺术部长约翰·奥当纳休代表政府出席了活动。美国埃默里大学和亚特兰大市政府联手将2006年作为“贝克特年”推出，在年内将举行一系列的纪念及学术活动，内容极为丰富多彩。在新泽西州的雷德·班克市，两河戏剧公司在3月16日-4月2日期间，上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及他的一些独幕剧，另外还举办“贝克特和基腾·巴斯特电影节”活动，荒诞派戏剧在美国的代表人物爱德华·阿尔比作了主题发言。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今年2月9-11日举行了主题为“百年贝克特：新视角”的学术研讨会。3月30日-4月2日在英国雷丁大学举办“贝克特在雷丁”的学术研讨活动，贝克特的传记作者詹姆士·诺尔逊教授计划发表学术演讲。4月5-9日,在贝克特的母校都柏林三一学院，将进行高规格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贝克特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著名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顿及上述贝克特传记作者都将到会作学术演讲。

　　不仅如此，贝克特这位“以自己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力，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超群出众的艺术想象力和不同凡响的创新精神，将自己对生存的感受通过艺术形式传达给读者和观众”的伟大的小说家兼剧作家，也在其百年诞辰之际在我们中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翻译、出版与剧演

　　近日看到一条新闻，内容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将于今年4月举办“贝克特戏剧节”，将重新演绎他的经典剧作。在全球纪念贝克特百年诞辰的系列活动当中，将首次有我们中国艺术家的声音——贝克特最负盛名的《等待戈多》的“中国版”将搬上上海舞台，这一次，该剧将首次别出心裁地以实验京剧的姿态出现，这真可谓是贝克特同中国戏剧“最亲密”的一次接触，除《等待戈多》外，贝克特不为中国读者熟知的“实验小说三部曲”也将首次以戏剧的形式展现在上海舞台。来自贝克特故乡爱尔兰的艺术家也将再度到沪献艺。上海市话剧中心去年上演的、且引起不小反响的《终局》也会再度上演。该剧是贝克特最钟爱的作品，2005年值上海话剧中心成立十周年院庆之际，首次搬上中国舞台。

　　我们知道，贝克特的一些剧作已有中文译本，已故英美文学专家施咸荣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即翻译了《等待戈多》及《啊，美好的日子》。贝克特的那本学术论文《论普鲁斯特》也有了汉语译本。有不少论述贝克特戏剧及小说的文章已发表在国内的一些学术刊物上。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本人在网上购书，在浏览某家网上书店的书目时，令人惊喜地发现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了一本用英语撰写的论述贝克特小说的专著，题为《走向虚无：贝克特小说的自我探索与形式实验》，作者是王雅华。这是国内学者第一次以专著的形式就贝克特的小说艺术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作者运用比较的方式来解读贝克特于1935年至1950年间创作的五部长篇小说中内在的连贯性和互动性，认为贝克特小说创作的动态进程实际上是一个探寻自我和在小说形式上不断实验的过程。该论著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和修改而成。作者王雅华女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敢于选择贝克特的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且在毕业后仍继续对该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她的这种勇气和坚持不懈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我们知道贝克特的作品是公认难啃的硬骨头。我当即就订购了一本，但在写此文时还未收到此书。

　　前不久，从媒体上得知有关爱尔兰文学交流会（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一条令人敬佩和赞赏的消息。该协会多年来致力于提高对外翻译、推介爱尔兰文学作品的数量和质量，并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爱尔兰文字介绍到国内，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协会成立于1994年，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已经用40种语言向28个国家翻译出版图书600多部。协会在去年7月通过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和文化部外联局表达了希望与中国翻译协会开展文学、出版交流活动的意向。协会于同年9月初派代表团访问中国，中国翻译协会秘书处还举行了欢迎招待会。会上，爱尔兰文学交流会委托中国译协向中国文学翻译界的译者发布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爱尔兰文学交流会将邀请两位中国资深文学翻译人员前往爱尔兰，参加为期四周的爱尔兰文学翻译项目并提供奖学金。从事该项目工作的中国翻译人员将可以在2006年获得两项补助金。其中一项补助金是发放给从事任何一部爱尔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工作的翻译人员。此外，为了配合纪念贝克特诞辰100周年，今年该协会还专门设立了一个特别补助金，将授予翻译此前未被译过的贝克特作品（戏剧或散文）的翻译人员。爱尔兰在向世界其他国家宣传及传播自己国家的优秀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令人颇为深思。

　　贝克特的几部剧作也曾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演过。上演场次最多的恐怕要数那部很多人都听说、但不一定读过或观看过的《等待戈多》。199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首都剧场上演了由著名导演林兆华排演的《等待戈多》，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林兆华启用著名演员濮存昕饰演剧中的流浪汉。2001年3月2日-3月21日，女性版的《等待戈多》曾在上海肇嘉浜路的真汉咖啡剧场上演。《等待戈多》女性版是个非常组合，由两家民营企业及多位艺术家强强连手。这两家民营企业分别是上海现代人剧社及上述的真汉咖啡剧场，这也是他们的首次联合行动。著名剧作家张献和李容、著名设计家王景国、还有戏剧活动家张余联袂为中国现代社会上演《等待戈多》女性版，这完全可以说是个后现代版的，是一次非凡和开拓性的尝试和实验。2004年5月13日-5月15日都柏林盖特剧团曾在首都剧场上演了《等待戈多》，他们演出的《等待戈多》被媒体公认为是本世纪最为权威的版本。

贝克特精神财富的当代意义

　　荒诞派戏剧，对于习惯于传统戏剧样式的中国读者或观众来说，其接受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品特的获奖，以及贝克特百年诞辰而引发的全球性纪念活动无疑会引起人们对荒诞派戏剧进一步的关注和兴趣。人们会更好更快地理解贝克特及品特这样的荒诞派剧作家。荒诞派戏剧专家张容是这样来评述贝克特的作品的：

　　“在贝克特的笔下，人只剩下赤裸裸的生存，人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祖国，没有工作，没有计划，没有未来，无所作为。他的生存毫无意义，荒诞无用，像垃圾一般贱，像动物一样丑，像粪便令人作呕。人以什么来证明他在生存呢？以语言，以喋喋不休的连篇废话。人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何许人也，从何而来，只是拖着身心俱残的躯体，剩下一张会说话的嘴。他无力去爱，无力去恨，无力去信仰什么，无力去欣赏什么，甚至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他的低贱、无能、无知、机械萎缩使他已经降到物的地位，他是垃圾桶里的垃圾，泥里的虫。这就是人在世界上的微不足道的地位，是人类生存环境的真相。”

　　可以想象得出，这样迥然不同于传统戏剧的先锋新剧种，在最初无疑会遇到观众接受上的巨大障碍。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和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需要时间、耐心和过程。这样的戏剧情境极为真实地反映了二战后西方人精神上的“荒原”。这对处于急剧变化中的当代中国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因为信仰及价值观的失落，精神的空虚，生活的毫无目的和毫无意义，对物质的疯狂追求，性生活的混乱等种种现象，也都或多或地显现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正如源于品特姓氏的形容词Pinteresque（意为“品特式的”或“品特风格的”）已经为英国最权威的《牛津英语字典》所收入（早在1993年我国出版的、由陆谷孙教授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也已收入该词），源自贝克特姓氏的形容词“贝克特式的”（Beckettian）也已进入了英语词典。不过，据品特专家罗纳德·海曼考证，贝克特要比品特晚一些（而品特比贝克特小24岁），这也就意味着品特及贝克特的风格，都各有自己的特色，其不同易为人们所辨别出来。由某一位作家的名字派生出来的、表示其特定风格的形容词，一般只有作古的文学大师才能享有，如有Shakespearian,Dickensian,及Lawrencian等。哈罗德·布鲁姆在其主编的《品特论文集》的序言开头第一句就称，“品特是贝克特的正子正孙”，品特自己也曾在一次访谈中承认受到贝克特的影响，甚至还说过他至今还保存着他年轻时候从图书馆借来的《瓦特》一书。不过尽管如此，我们读他们的作品时，还是比较容易发现他们风格的不同之处，品特的荒诞剧中有着一定的现实的因素。但贝克特确实是品特的引路人和榜样，品特曾这样表达他对贝克特的感激之情，“他走得越远，对我的好处就越大。我不需要哲学，政治小册子、教条、信条、出路、真理、答案……他是位最有勇气，最无悔的作家，他越是将我的鼻子按在粪便里磨，我越是对他感激不尽……他也不乱捣我，他也不领着我在花园的小径上行走……他也不向我兜售我不想买的任何东西……他带来了许多美。他的作品是美丽的。”·邓中良著《品品特》一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笠在诗坛是个独特的存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将哈里·马丁松等当代瑞典诗人的作品引入中国，1989年起开始用瑞典语创作诗歌。近日，李笠将其瑞典语诗歌中的五分之一翻译成中文，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中文诗集《金发下的黑眼睛》。昨日，李笠在来沪召开诗歌朗诵会之际，接受了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的专访。

　　与

中文诗作相比，李笠的瑞典语作品更加硬朗、枯瘦，具有线条感。“诗是内在精神的再现，肯定要受文化氛围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北欧气候寒冷，宽叶木很少，几乎没有肥硕的果实，人也很沉默，好像一切都已被事先削减。”他说，作为移民诗人的寂寞和漂泊感，也是这种“枯瘦”感产生的原因。

　　李笠在瑞典并不“边缘”。作为瑞典作家协会成员，他在瑞典出版了五本文集，诗歌《李白》被收入《瑞典现代圣经》，《水的移动》等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李笠表示，将中国现代诗歌之风与北欧语言相结合，在瑞典文学界也显得很独特，他们期望通过他的诗歌发现一种新的语言方式，或是瑞典社会的另一面。“其实我用瑞典文写诗就像小孩写汉字，一笔一画、一字一句都要花力气，写得很慢，有时甚至会发生词不达意的尴尬，有点像戴着镣铐跳舞。”

　　此次出版的中文诗集《金发下的黑眼睛》中的作品是由李笠将自己的瑞典语诗歌翻译而成。“这是一个有趣的过程，有人说‘诗，是翻译中失去的东西’，但因为译者既是改写者，又是原作者，结果就有可能变成了‘诗，是改写中获得的东西’。”李笠说，目前呈现的中文诗经过了几层过滤，翻译的过程中，因音阶不同，很多词语都经过了改动，甚至意象也进行了更换。

　　在李笠看来，这样的过滤只有益处。用中文写作肯定会很流畅、漂亮、一气呵成。但反复过滤的过程给了他质疑每一个文字的机会，将不必要的文字去掉，变得简练、干净，意象精准，这与我国古典诗歌也是统一的。他同时透露，经过这次翻译改写，使他尝试着开始恢复中文诗歌写作的能力，停止了十年的中文诗歌创作，将在浓重的北欧风影响下重新开始。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然观众们听不懂以色列著名诗人巴西娃用希伯来语吟诵的《静夜思》，但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１０日，来自美国、日本、以色列、俄罗斯等１９个国家和地区的８００多名李白“诗迷”会聚四川江油李白故居，吟诵李白的诗词，以李白故里经典诗歌朗诵会形式，共同怀念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

    巴西娃说：“以色列和中国都是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民族心灵相通。我去年才接触到李白的诗，但却感觉一见如故。”

    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把浪漫主义诗歌创作推进到顶峰的杰出诗人，是中国文化走出国门、赢得世界声誉的代表性文化名人。据专家考证，李白生于公元７０１年，在四川省江油市生活了２５年。此后，他仗剑远游，足迹遍及祖国名山大川，留下了上千首传世之诗，直至公元７６２年病逝。

    李白的诗歌大约在公元１６世纪传入欧洲，１８世纪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在世界上广泛流传。

    “我‘必须’喜欢李白的诗。他的诗中有很多月亮和月光的描写，而月光在希伯来文化中是美好的象征，引领着犹太人走出黑暗。”巴西娃接着说。“李白是一个深邃、忧郁、真正的诗人，他开启了通向诗歌的大门。”

    与巴西娃的“单打独斗”相比，来自日本广岛的李白“诗迷”们表演起了“双簧”：一个人在后面深情朗诵，另一个则拿着扇子在前面表演，博得观众的阵阵掌声。

　“李白在日本非常著名，我们同行６人都非常喜欢李白的诗。”来自广岛的横山女士一边说一边用中文写下《峨眉山月歌》，“这是我最喜欢的，我觉得李白的诗充满活力，绚丽多姿。”

    另一位日本游客米久富美子则告诉记者，《春夜洛城闻笛》是她的最爱。她说，“李白的诗深深吸引着我，每次想起这首都会觉得心潮澎湃。”

    “李白的诗生机盎然，非常有趣。”汤姆斯·布赖斯林说。“美国的高中课本里就有李白的《静夜思》，同学们都很喜欢。”

    同样对《静夜思》情有独钟的还有美国华盛顿州塔可玛市长比尔·巴司马，他说：“美国高中和大学中的《世界文学》这门课中有李白的诗。我觉得李白的诗有着很强的震撼力，能够穿入到人的内心深处。作为一个诗人，他对自己国家的影响无人能及，美国历史上就没有拥有如此影响力的诗人。”

    韩国人也非常熟悉李白，多称他为“李太白”。 韩国驻成都总领事朴铜先说：“韩国人都知道李白是喜欢酒的诗仙，韩国人喜欢酒和诗，因此喜欢李白。”    “小时候在首尔上学，离家很远，每次想家的时候就是吟诵《静夜思》。在韩国，长辈经常会提到李白，李白也出现在很多韩国的儿歌和民谣里。”

    朴铜先说：“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非常喜欢自然，尤其是星星和月亮。他的诗像美酒一样，能够缓解城市和现代发展给我们带来的压力。”

　　在对20世纪共产集权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时，西方思想界的许多人物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例如波普尔、阿伦特、海耶克等等。然而在共产极权
主义的故乡俄国，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一些知识分子就已经敏锐地察觉了
布尔什维主义的本质和危险。尼可拉.伯迪也夫就是这样一个先知，他在
1906年写的“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准确地预言了一旦这样一个社会主义
在俄国掌权，所建立起来的将是怎样一个制度。

　　伯迪也夫1874年出生于乌克兰的基辅，父亲是思想开明的军官。伯迪
也夫和列宁属于同一辈人，年青时也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在基辅大学读
法律时加入了马克思主义团体，并为此被流放两年。後来他通过长期的观
察，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俄国变种布尔什维主义从幻灭走向批判和否
定。十月革命後，1922年他被迫离开俄国，晚年是在法国渡过的。

　　伯迪也夫的“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1906年发表在《哲学和心理学问
题》杂志上。在这篇长文中，他首先区分了两种社会主义。他称第一种社
会主义为“中立?的社会主义，其活动范围仅仅限于社会和经济领域。它没
有一套严格的教义，并不想取代宗教。第二种社会主义，他称为“作为宗
教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并不仅仅是重新组织社会经济秩序，缩短工
作时间或者提高工资福利，如第一种社会主义那样。这种社会主义有一整
套教义，其目的是要解决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要为历史设定一个目的。
它有一整套关於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哲学、社会主义科学和社会主义
艺术的理论。在传统社会中，人类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分开的，而这
种社会主义在否定传统意义上的天堂的同时，号召建立人间天堂，在这个
人间天堂中，人类为满足物质生活而作的努力具有了精神意义，物质和精
神被结合在了一起。

　　不仅如此，这种社会主义特别强调一种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是人
类历史的真正开端，有关这个社会制度的意识先于这个制度而存在，而具
备了这种意识并按照这种意识去思考和行动的人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人。因
此，这种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一种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理论，而是宗教。

　　伯迪也夫说，马克思主义关於社会主义将如何建立的说法听上去也完
全象是宗教启示录和末世学。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前的人类历史
将在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中结束，在这场大灾难中旧的一切被烧毁和崩溃
，人间天堂就在这个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在这个人间天堂中没有剥
削和阶级。在这场大灾难之前，人是不存在的，只有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
，只有在这个人间天堂里人才第一次真正地诞生，无产阶级成了新人类。
这种完全掌握了自己命运和自然的新人类和超人在作为宗教的社会主义中
代替了上帝成为崇拜的对象。

　　伯迪也夫说，特别使他感到不寒而栗的是，作为一种宗教，这种社会
主义的力量来自仇恨、憎恶和否定，而不是爱，宽容和尊敬。同样使他感
到恐惧的是，作为一种宗教，这种社会主义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超越性的精
神存在上，而是依附在一些物质性的制度上，例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被顶
礼膜拜为善和美德的源泉。伯迪也夫说，他不能想象一种物质制度如何能
满足人的心灵需求。因此，这种宗教说到底是空虚和没有内容的。从长远
来看，除了制造精神危机，这样的宗教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伯迪也夫说，这样的社会主义对信仰自由和任何形式的个人自由都不
感兴趣，如果必要的话它将毫不犹豫地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人
民的幸福和人间天堂等等的名义剥夺个人自由。

                       哈维尔：共产主义留下的教训
                                2004-11-17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长达四十一年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治画上了句号。今年是革命十五周年，是思考道德行为和自由行动的意义的契机。今天，我们生活在民主社会中，但是许多人──不仅仅在捷克共和国内，仍然不相信自己能主宰命运。他们已失去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对政治的发展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影响文明演进的方向。

在共产主义时期，大部份人认为个人求变的努力没有作用。共产主义领导人坚称这制度是历史客观规律的产物，不可动摇，任何不接受这个逻辑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以防万一。

很不幸，这种支持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还没有完全消失。某些政客和学究还坚持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是出于其自身的原因，同样属于历史的「客观规律」。个人责任和个人行为再次被低估。我们听到的说法是，共产主义只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死胡同之一；因此，只需要坐等其消亡即可。

这批人还相信必然性的其他表现方式，如各种假想中的市场规律和其他指挥生活的「隐形的手」。或许这就是为甚么在共产主义垮台十五年后，我们再次见到政治冷漠现象的原因之一。民主愈来愈被看作仅仅是一种仪式。总的说来，西方社会似乎正经历某种民主思潮和活跃公民的危机。

也许我们看到的现象只是一种由新科技引起的范式转变，没有甚么好担心。但问题也许比这要深刻：全球化的公司、媒体卡特尔，以及强势的官僚制度正将政党转化为企业，其主要任务不再是服务大众，而是保护特定客户群和利益。政治正在变成说客的战场；媒体把严肃的问题大事化小；民主看起来总像是消费者的虚拟游戏，而不是公民面对的严肃问题。

今天我们很清楚，当初在梦想民主的未来时，持不同政见的我们肯定有某些乌托邦式的幻想。但是，当我们宣称共产主义并非仅仅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死胡同时，我们没有错。官僚主义、匿名操纵，以及要求群众绝对顺从，在共产主义制度中发挥「极致」；然而，同样的威胁，有一部份今天仍然存在。

当时我们就明白，如果把民主降格成「保证」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政党之间的竞争，这样的民主其实相当不民主。这就是为甚么我们花如此大的力气，强调政治的道德和活跃的公民社会，以此平衡政党和国家制度。

我们还梦想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两极世界的结束，是使国际秩序更加人性化的重大机遇。不过，我们却看到绕过政治操控的经济全球化取而代之，并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造成了经济浩劫和生态灾难。

共产主义垮台，是在民主基础上建立更有效的全球政治制度的机会；是遏止当前具自毁趋势的工业化世界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想被无名的力量践踏，那么，西方民主稳定繁荣的基础：自由、平等和团结，就必须在全球推展。

但是，如同在共产主义时期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丧失对另一种思维核心和公民行为的意义的信心。我们决不能允许自己在别人的操纵下，相信改变「既定」秩序和「客观」规律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让我们尝试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公民社会，让我们坚持政治不仅是舞弄权力，而更需要有道德层面。

同时，民主国家的政客应思考国际制度的改革，因为我们迫切需要一种能真正覆盖全球的制度。比如，我们可以从联合国开始，当今的联合国已沦为二战结束时的遗物，并不能反映某些新兴地区强国的影响力，同时又不道德地把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代表的国家，和那些代表只为自己或充其量为其小圈子代言的国家等同起来。

我们欧洲人有特殊的任务。如今横跨全球的工业文明源自欧洲，工业文明带来的所有奇迹，连同那些可怕的副作用，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源自欧洲的社会思想的产物。因此，一体化的欧洲应该给世界上其他地区，树立如何应对充斥在现今世界的各种危险和恐怖的榜样。

这样一个与欧洲一体化成功与否有关系的任务，将实现欧洲人的全球责任感。而且比起草率地斥责美国造成当今世界的各种问题，这个策略将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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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捷克共和国前总统

     亚当·米奇尼克访谈瓦茨拉夫·哈维尔：后共产主义的奇特纪元（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