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他喜欢温和，却又无法容忍平庸的温和，他强调个体，可在日常生活中他又如此地需要朋友……他独特的个性恰恰反衬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其缺乏个性……

作者按︰此文经修订，原写於1989年“六四”镇压后的六月下旬，是我在纽约获悉刘晓波在北京被捕后的激愤与回忆之作。文中的刘晓波是二十多年前那个纯粹个人的刘晓波，当时，我们都还年轻，没有今天的複杂，我的文字亦嫩拙。1993年底，我回到北京，他已出狱，之后多年，我们共同经历了更多的事情，可此文我一直未向晓波示过.2000年后，我流亡，再创办独立中国作家笔会，晓波接任会长后，在中国担当的角色愈发重要，可我们的分歧和失望亦多。现在，晓波再次入狱，且刑期漫长，我的悲愤、挂念和诸多心绪，难以言表。借此文的发表，希望他的妻子刘霞可以读到。

我试着用尽可能平和的笔调去描述他，因为他太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欲念一致的人，一个行动着却又沉缅於激烈思考的人。有些人入狱了，留下的是事蹟和见解，相貌和性格却越来越模糊。而他，一个极具见解的人，入狱后，却留下太多的个性、故事、气息，还有使我莫名清静的怅然，一种轻松之后并不轻松的回忆。

这就是晓波，我的好友刘晓波。他是一个人物，一个永远的“躁动机”，他在房内不停地走动，叼着香菸，一只手不自觉地搓着胸前的泥，脸上溢着最憨的表情，问我生活中最朴实的问题.这时，我开始被他折磨，面露烦躁，开始应付他，进入他的程序，我要在他结结巴巴的提问中发展我的阴郁；或者，我要改变话题，问他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使他滔滔不绝.只要和他在一起，你就别想休息，你要顺着他的思路往前递进，时而，他和你大谈康德，时而，他又跳到卡缪，他常常自说自话地重複卡缪在《薛西弗斯神话》中的独白：“我没有见过为本体论而死的人。”他甚至告诉过我，他在北京的家里对着妻子、儿子和墙壁朗诵他喜爱的西方经典的情形，他说他曾经朗诵过三遍马奎斯的《百年孤寂》，并使你不得不相信，他也把叔本华枯燥的哲学着作《意志与表象世界》朗读了三遍。

 

刘晓波（右）、贝岭2000年七月在贝岭北京的家。

贝岭／图片提供

1987年的北京，他说我“整天骑着车子乱窜”，我则反讥他“整天骑着车子乱侃”。1988年春，躁动的季节，我忽发奇想，想找人与他“对侃”，故请一位正要去探访他的朋友带了张字条给他，请他务必於某日下午二时，在魏公村的北京外国语学院某个教室见面，请他务必要来，且不见不散。那时，他已在北京师范大学留校任教，果然，他骑着车子来了，一见面，他半调侃半抱怨地说︰“你这一字条是圣谕吗？”我则将在教室里等他的诗人多多及其他朋友向他一一介绍，他愣了一下，显然，他知道了我的用意。果不出所料，一坐下，多多主问，我补充，先从五四到西方的启蒙运动，再由康德跳到王国维，从对一批西学书籍的见解，到对一串中国知识界名人的看法，晓波从容侃来，一一作答。那是西书中译正盛的年代，我们以西方介入型知识分子如卡缪、沙特或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的作品和行为作参照，晓波剖析着中国知识界名哲学家李泽厚着述中的问题，及专制下中国知识人的人格分裂。几个小时侃下来，直面现实，我们都被沮丧笼罩。

当年，晓波被称为“黑马”，他先以惊世骇俗的批判论述震惊体制内的文学界，再以不薄的西方古典哲学功力捣入才成形的思想界，形成“刘晓波震撼”或“刘晓波现象”。乃至於京城的个体书摊上，刘晓波的《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一书要以几倍於原书价的价格，再搭上两本滞销书才能买到。

四月的纽约，他打来电话，说他决心已下，后天就要启程返国，为了不让自己再犹豫，他索性买了不能更改日期的机票。我放下电话，立即赶到他的住处，见到他的第一句话是：“晓波，我为你骄傲。你先走，我随后就到。”此时的他，一扫前些日子的迷惘，有一种罕有的平静，他有些结巴地说：“贝岭，咱……咱们这时不……不能只待在纽约，我们此生不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准备吗？”

那些日子，我们日夜守在电视前，看着成千上万年轻、热血的大学生走上街头，在为共和国的明天而呼号，他们如此真诚，我们不应只在纽约兴奋、流泪、激动，我们应该回去，和北京在一起，和学生们在一起。

终於，晓波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他想到过坐牢，甚至想像过一飞抵北京就被逮捕，想像过监狱对知识人无尽的汙辱。可晓波和我没有想像到政府会让军队朝学生开枪，会用坦克和装甲车辗过人的躯体，谁会有如此残忍的想像呢？

六月，“六四”后的某一天，晓波走出了澳大利亚外交官、小说家周思（Nicholas Jose）在北京外交公寓的住处，他不愿意再躲藏，作一个倖存者，不愿意在死亡、杀戮之时，不和学生、北京市民们在一起，他无愧於他所做的一切。

他离开纽约时，我曾为他担忧，认为他这个时候回去，会被当局以为他是美国来的“黑手”，有政治企图.当时晓波曾声明：我回去是履行作为大学教师的职责，我在美国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我在文章里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不依附任何政治团体，强调民主的程序化与非暴力原则，况且，我的性格也难容於任何政治组织。

他走上大街，面对逮捕，他用行为为他的文字提供了答案。他写过五本书，做过许多演讲.他结结巴巴却又口若悬河，他有足够的偏激，他行文的论战式风格常使被批评者感到缺乏平和与客观，他不留情面的处事方式与不妥协的批判锋芒更让人难堪，他听到太多对他的议论却又不以为然。总之，按照世俗的标准，他有太多的缺点，他独特的个性恰恰反衬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其缺乏个性。他喜欢温和，却又无法容忍平庸的温和，他强调个体，可在日常生活中他又如此的需要朋友。他其实是一个易相处的人，他知道人的複杂，却又渴望单纯，他说真话，从不掩饰人性中的弱点，他的见解接近真实的“本体”，却又不以“本体”的代言人自居。你越熟悉他，就越能感受到生命本能的气息。

晓波真的入狱了，那可能的刑期正聚在他的头上。而我，却因恐惧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我们曾相约一起回到中国，甚至订下机票，可我犹豫了……我们曾朝夕相处，如今，竟有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我自责，我为我的怯懦羞耻.

别无选择，那些青春的血，那些亡灵，那些深陷囹圄的人，还有晓波的入狱，将制约着我的生活，我的笔，我今后的行为。

那是北京，那是我成长并经历苦难的北京。那里的人们直爽而善良。北京，北京的血，北京的市民和学生，晓波、周舵、德健及被捕的人，将是我的魂所系、梦所绕.

针对当前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6月13日，公安部动员部署全国公安机关集中开展为期7个月的严打整治行动。打击范围甚广，包括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涉枪涉爆犯罪、黑恶势力犯罪，群众反映强烈、深恶痛绝的电信诈骗犯罪、拐卖儿童妇女犯罪、“两抢一盗”犯罪和“黄赌毒”等违法犯罪行为。

严打一词在近些年有所淡化，但只要是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应该都不会对此感到陌生。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法治进程十分缓慢，政治改革也彻底停止，与此同时，社会道德水平也日益下降，而以敛财为目的的犯罪活动却日益猖獗。很多地方的黑社会势力就是在当时开始崛起的，虽然隔三差五地会有严打行动，但社会治安状况并不见好转，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警匪勾结的现象。

江泽民时代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虽然法律在逐渐完善，但在没有实现法治的情况下，法律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具有约束力。只要有关系和舍得花钱，即使是身犯杀人的死罪，往往也能死刑变活刑，活刑变逍遥法外。据说，有些地方甚至已经对拿钱买命明码标价，一个死刑犯只要花上20万左右的钱财就能免死和获得从轻发落。与此相反的是，对于无钱无势的民众来说，很多时候就算是你没有犯罪，也可能蒙冤下狱，佘祥林、赵作海、王子发等人就是明显的例证。

人治社会的法律都是为最底层民众设立的，对于有权有势者，法律往往形同虚设。历次严打期间，都有不少违法者漏网，而很多原本罪不至死的民众却因为犯了点小法而被处死。佘祥林等人得以保全性命并最终洗清不白之冤，这算是比较幸运的了，最不幸的是那些没有一点违法犯罪劣迹却被冤判死刑的人。扫描一下近些年媒体曝光的重大冤案，几乎都是江泽民时期制造的。

严打，让犯罪分子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而让一般的民众听起来却感到振奋人心，因为谁都希望身处一个好的治安环境里。不过，当严打伤及自己无辜的亲朋好友时，很多人才会幡然醒悟，同样能感觉到严打的可怕。严打的出现，其实正说明我们的社会距离法治社会还非常遥远，只有在不需要严打仍然可以保持良好的社会风气时，那才是民众之福。

近段时间，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数起杀童案让一般民众都忧心忡忡，而湖南永州的杀法官案和广西梧州的向法官泼硫酸案则让官方惊悸非常。公安部之所以要开展新一轮的严打行动，很明显和上述事件有莫大的关系，非常令人诧异的是，公安部对新一轮的严打行动部署几天之后，广东肇庆就再次出现了19岁青年乱杀无辜的惨案。由此可见，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了非常大的程度，即使有严打的高压，有的人仍然要以身试法。

严打虽然不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但只要能真正做到打击犯罪，倒还是值得支持的。虽然公安机关在民众中的口碑并不好，但公安部此次开展严打行动仍然令很多民众期待。不过，仅仅看媒体对此行动的宣传是不够的，我们既要听其言，又要观其行。非常遗憾的是，在开展严打行动的开始几天，我们便看到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6月14日晚上，北京维权律师倪玉兰被警方非法拘押；15日晚上，北京民间组织活跃人士苏雨桐被警方抄家、拘押，同时热心于救助访民的刘德军被从家中带走并遭暴力殴打，享受“黑头套”待遇；6月16日是端午节，这一天早上，维权律师唐吉田被朝阳警方围堵家门，维权律师李和平、黎雄兵、李方平被严厉安保……。以上只是在公安部开展严打活动后被骚扰的部分维权人士，未经媒体披露的应该还有很多。公安部在公布打击范围时，并未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纳入其中，从北京的情况看，打击维权人士似乎成了重中之重。

曾几何时，多个部门曾一起开展打击低俗行动，虽然官方媒体对其宣传冠冕堂皇，但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每一次打击低俗行动的主要目标却是打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不一而足的敢言网站就是在打击低俗过程中被关停的。工信部此前要求电脑用户必须安装的绿坝软件也是以屏蔽色情暴力内容为名，行监控用户和屏蔽敏感内容之实。

往往在敏感日期前，网络封锁和网络攻击就会加剧，“六四”21周年的敏感日期已经过去，按说，这个时间段已经没有敏感性可言，但是从6月12日开始，陆续有服务器设在海外的维权网站和异议网站遭受黑客猛烈攻击，直到攻击停止，这些网站才恢复正常运作。受攻击的这个时间刚好和公安部开展严打行动的日期相吻合，很多异议人士都认为这是严打行动的一部分。

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其实都是难得的社会良心，在民主、自由、法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和世界潮流的今天，这些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海之所以大，是因为海有纳百川之胸怀，大国崛起是中共当局和民众的共同理想，但是，从上述这些“敏感人士”不断遭到打压的情况看，当今的执政者缺少海纳百川的气量。

开展严打行动，让人感觉此前公安机关并未做到执法必严，而要倡导依法治国，就不应该有严打，因为一切都可以按照法律办事，严打只会进一步增加人治色彩。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这些年里，社会乱象却是频繁出现，当个别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认为是个人问题所致，但如果层出不穷，则完全可以认为是社会问题。

现阶段，严打虽然顺应民心，但更重要的是，在严打的同时，执政当局更应该寻求制度上的变革，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民主、法治体制，社会治安状况才不会继续恶化，很多犯罪才不会发生。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绝大多数都是遵纪守法的良民，北京警方不去竭尽全力打黑，而是先拿这些人开刀，真是倒行逆施。令人欣慰的是，其它地方还未出现明显的这方面动向，但愿这只是地方行为。

此次的严打行动会不会是像之前打击低俗行动那样挂羊头卖狗肉，让我们拭目以待。

2010年6月18日

王丹的《假如八九民运成功》一文发表后，有很多人质疑。但我认为该文很好的反驳了加诸89民运的指责，尤其是以“八九民运成功了又如何”的假设为前提的指责，可以说这是种种指责中极端荒谬的一种。我也非常赞同王丹的看法，假如八九民运取得成功，中国并不会发生中共担心的改朝换代和民众担心的社会动荡，它只会加深市场化改革，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从而避免21年来发生的权力快速腐败、已经势如垒卵的社会分配不公和官民之间已经形成的敌我对立。但遗憾的是，政府在21年前用子弹和坦克回应了民众的政治诉求，于是权力腐败、分配不公、官民对立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今天的现实。可以说，避免今天出现社会危机，就是八九民运当初的政治诉求，而政府用“成功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方式把危机保护下来了。如果说八九民运是企图拆卸一颗炸弹的“拆弹部队”，而政府则是把炸弹当作“宝葫芦”紧紧捂在自己怀里不放的“傻大个”。与其说今天的社会危机是八九民运失败的结果，不如说是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取得的辉煌“政绩”。如果说21年前完全有机会拆除炸弹的话，而今天“傻大个”是否还有机会在炸弹引爆前全身而退，就谁也说不准了。

但我想问的是，1989年的民主运动真的失败了吗？

21年来，官民双方、国内国外，在对1989年民主运动的看法上完全对立，而且至今仍看不到取得共识的任何迹象，但各方在用“失败”一词对1989年民主运动盖棺定论上，取得了惊人的一致。连王丹在反驳对八九民运的种种指责时，也是以承认民主运动失败为立论前提的。所谓失败论者，大凡有四种情况。其一假设民主运动的预期目标是改朝换代，因为目标未能实现，所以运动失败；其二是假设官民互动，达成妥协，各退一步，民主运动最后以大团圆收场，因为双方互不相让，结果两败俱伤，所以运动失败；其三是假设不管预期目标是否实现，民主运动至少在最后要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落幕，因为最终未能避免暴力屠杀，所以运动失败；其四是假设民主运动一定会直接推进改革，而不是导致中共内部改革派遭到全面清洗，使改革步伐不但停滞20年，甚至还出现严重倒退。而王丹在该文中衡量成败的标准，是作为运动主体的大学生提出的“平等对话”、“不是动乱”这两个最低目标是否实现。按照王丹这个衡量标准，成功了无非就是承认运动的正当性，官民双方可以平等对话，协商解决社会问题。反之，民主运动被诬蔑为动乱并遭到暴力屠杀，官民之间非但未实现平等对话，反而最终走向敌我对立，这当然是失败了。按照失败论者假设的四个目标和王丹提出的标准衡量，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1989年民主运动完全失败了。

在我看来，改朝换代、达成妥协、和平收场、保护改革等四个假设并非1989年民主运动的真正目标，更非唯一目标。即便王丹认可的两个最低诉求，也非衡量八九民运成败的唯一标准。以失败论者自己假设的目标或以王丹认可的最低目标来衡量1989年民主运动的成败，都是不客观、不全面、不准确的。他们的错误，就是企图用单一化的标准来评价一件意义重大、价值多元的历史性事件。拿一把短小的尺子，当然无法测量伟岸的巨人。

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是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全民运动，被当时西方媒体称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如此规模宏大、波澜壮阔的一次民众自发形成的运动，在缺少正常公民社会法律秩序和合法公民组织领导协调的情况下，民众运动能够自始至终在全国范围内保持和平、理性、秩序、克制，而没有出现动荡、骚乱，更未出现所谓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这在世界范围都是罕见的，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奇迹。相反在运动期间全国治安形势迅速好转，社会秩序良好，在运动的中心北京，甚至还出现小偷罢偷、交通肇事减少、打架斗殴消失等现象。虽然在长沙和西安曾出现局部骚乱，但持续时间很短，而且很快平息，未对全国范围的运动秩序产生整体影响。而同年发生在美国的黑人骚乱，近年发生在法国和希腊的骚乱，以及今年发生在泰国的骚乱，都成为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伟大和成功的反面对照。如果广受赞扬的2006年台湾红衫军运动其和平、理性、秩序可以与1989年大陆民主运动相媲美的话，台湾红衫军运动与大陆1989年相比，在规模上就小得不值一提。仅仅这一点，1989年的民主就是非常成功的，它创造了历史，值得每个中国人为之自豪，而且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为中国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曾有旅美华裔撰文回忆，在那一段时间他在美国所到之处，人们总是对他友好，这是他在美国几十年期间，唯一感受到美国人发自内心尊敬的日子。

1989年民主运动作为一次自由对专制的抗争，人性对强权的反击，它没有失败，也不会失败。它向每一个运动的参与者、亲历者、观察者表明，人类追求自由的天性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力量，它永远不可战胜。“你可以摧残花朵，但无法阻挡春天”，虽然追求自由的人们最后遭到血腥屠杀，但真正感到恐惧的正是杀人者自己。这就是21年来为什么要强迫人们在沉默中渡过6月的第4日的原因，这就是当局21年来要刻意掩盖历史、歪曲真相、强迫遗忘的原因，这就是以暴力取得所谓胜利的人从此生活在恐惧之中的原因。超过10亿民众自发的以不同方式参与争取自由的运动，无可争辩地向专制者宣告，无论用多少谎言欺骗，无论用多少强权威吓，无论用多少利益收买，专制都不会长久，自由最终仍将降临这片土地。凡是经历了1989年民主运动的人，心里非常清楚这一点。经历了1989年民主运动的人心里更清楚的是，中国人并非看起来那么愚昧、麻木、冷漠和自私，就是这些看似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身上蕴藏着无比的智慧、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自由的种子一直埋藏在他们心底，只要春天到来，每颗种子迟早都要发芽和开花。

1989年民主运动作为一次民权启蒙实践，作为一次最为广泛的民众动员和民众力量的集中展示，作为一次主权在民理念的公开宣示，作为一次公民行使权力的全国演练，它更没有失败。通过这次全民运动，民众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亲自体会了参与载舟覆舟的宏大历史叙事的具体感受；第一次知道渴望自由的人性在彼此心灵之间原来是息息相通的，也第一次知道了彼此之间是休戚与共、患难相随的整体，而不再是孤立无援、任人宰割的个体；第一次清晰的意识到今后在任何貌似凶残和强大的专制面前，自己都不会完全绝望，也第一次知道中国人原来也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会永远任由专制强权宰割、欺凌和羞辱。

1989年民主运动作为对专制的虚伪、丑陋和残暴嘴脸的一次彻底揭露，它还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不管中国的集权体制还需要多少年才能结束，但1989年都是它的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40年里，其合法性被谎言所掩盖的话，那么在1989年之后，其精心编织的全部谎言已被无情揭穿，片甲不留。从此之后，专制丑陋的本来面目和全部罪恶就无情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就是从这时开始，专制已经不再要求人们从心里服从它了，而只满足于你表面上的服从，它已经不打算改造人们的灵魂了，只停留于你不要做出公开反抗的举动。因为它已经确切地知道人们完全地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专制已经不像此前那么穷凶极恶，虽然从这时开始它变得更加肮脏了。无论极权体制在中国还能延续多少年，1989年都是它死亡的倒计时。1989年的民主运动虽然在表面上未结束中国的极权体制，甚至也未像人们期待的那样至少为结束中国的极权体制开创一个良好的机制，但它巨大的震撼力量像引发泥石流一般，几个月后在西半球引发了东欧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连锁崩溃，其对人类历史做出的贡献也不可低估。

1989年民主运动还是一次空前伟大的公民道德净化运动，正是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在长达40年的各种运动中被摧残得苟且偷生的中国知识阶层，终于重新找回了自己丢失的灵魂，比如被迫沦为喉舌的《人民日报》编辑记者们公开打出“4.26社论不是我们写的”的标语参加游行，捍卫自己作为媒体人的尊严；比如北京大学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终于肆无忌惮的以放声大哭的方式，把自己压抑了40年的委屈酣畅淋漓的公开宣泄出来；比如无数个平日做惯了专制帮凶的人这时痛哭流泣公开忏悔自己的罪恶，发誓从此与邪恶一刀两断重新做人；比如有多达几千万普普通通民众，他们是平日里任劳任怨的工人，是胆小谨慎的小市民，是老实巴交任人欺压的农民，是失去读书机会、被迫以文盲身份经商的个体户，是目光短浅、麻木冷漠的学生家长等等……但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新人，克服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胆怯、懦弱、麻木、冷漠和自私，勇敢地第一次挺直自己从生下来就弯曲着的腰杆，理直气壮地做了一回自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你看见平日里胆小卑贱的人在潮水般涌动的游行队伍中带头呼喊着口号，你看见平日为针头线脑斤斤计较的小市民们慷慨解囊倾其所有捐钱捐物，你看见平日里那些虚伪做作的人此时脸上洋溢着人性的光辉在发自肺腑的慷慨演说，你看见平日里狡猾懒惰的人此时舍生忘死舍身取义的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阻挡坦克和子弹……在那些日子里，10亿上的中国人同时经历了一次精神的洗礼，洗净灵魂中隐藏的全部污垢，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伟大光辉事件。

如果把民主体制在中国的最终建立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1989年的民主运动已经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它当然没有失败。仅仅“4.27大游行”的规模，就远远超过了“5.4运动”，已经创造了新的历史；从1989年5月15日开始，在大陆政权60年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为期7天的一次真正的、全面的新闻自由期，虽然短暂，却也珍贵，同样创造了新的历史；在全国各地出现一批又一批误入歧途的人们，站出来集体焚烧党证，公开宣布决裂，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也创造了新的历史；在地处遥远的海南岛，出现了有历史记录以来第一次以学生、知识分子和市民为主体的游行示威活动，也创造了一项历史记录……公元1989年是一个伟大的年代，是一个无比光辉的岁月，无数的普通人，他们就这样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它终将载入史册。失败论者以官方是否屠杀作为衡量标准来评价它，就像以某个人是否曾遭他人伤害为标准来评价他的人生成就与价值一样，在逻辑上是十分荒谬的。

如果一定要说失败，那失败的不是21年前的民主运动，而是后来这21年。

东方早报：你作为法学家如何看近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共讨论、参与的事件？你如何看公众、媒体、网络、政府等方面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的互动和对话？

贺卫方：我觉得这种讨论使很多事情得到更多关注，让高层能进一步介入。没有唐福珍事件，以及事件所引发的网络口诛笔伐，可能不太会启动《拆迁条例》。富士康不断地跳楼事件、“屠童”等等，网络提供了很好的讨论平台，这促成了社会的压力。但这些讨论中，缺少传统平面媒体和新兴媒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传统媒体在任何社会都应是社会主流，它传达理性的声音。西方媒体中，那些专栏作家提供理性的思考，引导公众更深入思考，而不仅仅只是表达愤怒，甚至造成不应有的伤害。比如成都孙伟明醉驾案，他毕竟还只是酒后无照肇事，不是有意伤害他人，但最后结果是，公众愤怒压力导致他被判了死刑，后来变成无期徒刑。为什么会这样？这跟不合理的媒体设计有关。

现在有人说要网络实名制，我坚决反对所谓网络实名制，这使我们刚刚有的一点空间被打压。但我们必须去想象、追求更加合理的媒体良性互动、公众参与，来推进我们制度发展。

东方早报：但很多讨论，特别是网络上，往往带有愤怒的民粹倾向，甚至是情绪影响了法治，你怎么看？

贺卫方：一方面是我们主流媒体没有起到理性推动的作用，另外一方面还涉及司法独立问题。我们的法院四面通风，什么权力都可以进来。不久前赵作海冤案，就是个典型。为什么发生？现在追究法官和警察的责任，但真正的责任现在很清楚是政法委。我们的司法制度混乱的地方是，我们搞不清谁是决策者。

东方早报：虽然公共讨论的空间在放大，但相当多的讨论是无序的，是谩骂，包括知识分子内部的讨论。

贺卫方：我们的公共讨论中常常或者谩骂，或者没有交集。在一个社会，公共讨论应是多元化的，比如议会、媒体、一般公众的街头表达等等，公共讨论应在各个层面表现，最后形成一个吸纳民意、整合利益的体系。

东方早报：在知识界，现在公共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汪晖涉嫌抄袭事件。很多人对此事发表了意见，也有人把此事件看作是一个政治路线事件，你怎么看？

贺卫方：这个事情当然很有意思。我过去批判过武汉大学周叶中事件，最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那个事情当时被政治化了。我想汪晖这个事情，是非非常清楚，事实摆在那。有几段就是在做换字游戏，把梁启超的名字换成鲁迅，把列文森的那本书抄得乱七八糟。我希望汪晖能出来自我了断，诚恳地说：“我不符合一个教授的资格，我从此不做清华教授。”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否则就是斯文扫地。谈到所谓政治问题，前不久在美国开亚洲研究学会的时候，有几个美国学者犀利地批评汪晖著作中怪异的观点，比如他讨好西方左翼的不可成立的理论。这里就有学术问题，也有政治问题。

学校教育重视学生的理性话语能力，从社会作用来说，是一种帮助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

理性话语是民主社会的特征，而非理性话语则常常伴同专制而生，在专制社会中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政府的权力话语。从社会作用来说，重视学生理性话语能力，是一种维护民主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教育。从公民修养、禀性来说，则是一种提高国民素质的人文教育。

几年前，一位教授朋友对我说，中国公共理性话语危机已经严重到了非采取行动不可的程度。他想编一本给大学生用的写作课本，训练他们基本的逻辑说理能力。公共说理是公共文明的成就，也是形成良好社会关系、民主政治秩序的根本条件。只有说理的社会才是正派、宽容的社会。公共话语逻辑和说理不只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习惯，而习惯是需要从小培养的。一个人一旦错过了易于培养思想和话语习惯的形成期，即使后来有机会获得相关知识，也很难真正成为习惯。

说理的习惯如何养成呢？不妨以美国现有的公共说理教育为例，大致说一说可借鉴的实践经验。

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中，公共说理教育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只是对低年龄的学生没有明确提出“说理教育”的说法。例如，《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有具体的要求：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之不同。”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而五年级第一次明确“说理评估”（expositorycritique）的要求。

小学五年级以后，初、高中阶段一直继续用“说理评估”作为一项基本阅读要求。其中又以六年级最为关键。在五年级的基础上，六年级阶段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有了系统要求：一、判断作者结论所用论据的合适性和恰当性；二、用准确、有说服力的引述语合理陈述观点；三、察辨文本中缺乏论据支持的推理、谬误推论、说辞和宣传。

在具体教学中，六年级公共说理分为两个部分：一、辨析“逻辑谬误”；二、提防“宣传”。要辨析的逻辑谬误又分五种：过度简单化、浮泛空论、巡回论证、虚假两分法、无凭据推理。要提防的宣传手法有十种：人云亦云、谩骂、偏见、势利、老百性的话、吹嘘、“科学”根据、证词、恫吓战术、株连。这两部分的内容在有的教科书中合并为“逻辑谬误”，因为“宣传”本来就是一种利用一般人逻辑思考弱点和缺陷的“误导”话语。这两项都需要在实际阅读中通过感性、具体的实例，不断让学生讨论和加深印象。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想法”。“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才获得正确性。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想法必须加以证明，提供理由。四种常用的理由是：事实、例子、数据、专家意见。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教育强调“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存在着两种辨认方式。一、“事实”的陈述是可以确认的，如“林肯是美国总统”。而“看法”的陈述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才能确认，如“林肯是一位伟大的总统”。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具有可共同确认词义的字词，如“园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字词是个人理解的，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归纳起来便是，事实说：“请你核实”；看法说：“我说对，就没错。”事实陈述是谦虚的、协商的；而看法陈述则是傲慢的、独语的。

七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的要求是：“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其中注意“偏见”和“成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八年级则是要求复习六、七年级的“说理评估”，重点在“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

七年级和八年级读物内容比六年级要深，所分析的不当推理和谬误论述也更为复杂。例如，八年级课本中已经有美国经典作家的作品。在阅读作家埃德加·爱伦·坡作品的时候，课本中有一篇含有说理谬误的评论，评论写道：“爱伦·坡的小说、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教师会告诉学生：这里犯了“普遍泛论”的谬误。常见的泛论表述法包括“每个……”、“所有的……”、“大家都……”、“总是……”这一类用词。评论还写道：“自己精神没有问题的作家是写不出这种故事的，不然爱伦？坡又如何能体会什么是疯狂。”这里犯的是“虚假对立”的逻辑谬误（要么“疯”，要么“不疯”）。其实，作家写疯子可以运用想象，不一定自己非要是疯子不可。再有，评论写道：“我们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别是那些写恐怖故事的作家。”“我们知道”类似“毋庸置疑”、“众所周知”、“大家都知道……”，犯的是“本来就有问题”的逻辑谬误，因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证明的。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高中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懂得说理是“对话”，不是“独语”。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例如，文章不同部分的顺序、逻辑过渡）、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注意概说和论据之间的关系、正确理解论据（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弄清不同文本的结构、语气、读者（如学术刊物、报纸评论、政治演说等等）。

高中第二阶段是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publicdocuments），例如：政府的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服务部门的宗旨、规章、条例、商贸和招聘信息等等。当然，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件，这也就涵盖了很大一部分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既然都是公共文本，就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凡是印成铅字的，并不一定就在道理上说得通，这是反复进行的“说理评估”要告诉学生的基本道理。

公共说理写作在许多大学里是大学一年级学生，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的必修课。与中小学时期写作仅是英文课一部分不同，大学里开设有专门的写作课。许多大学写作课有一学年的内容，第一学期注重于基本写作技巧，如描写、叙述、比较、说服、辩诘、评述。第二学期则完全是“说理写作”（expositorywriting），说理写作又称“分析与研究”。大学生修各种课程，基本上都要写“论文”。“说理写作”是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普遍论述能力，不仅是专业写作，而且也是社会生活中的公共说理。

总之，在美国学校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有一个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10年。这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初中3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除了这个国家的民主传统之外，重视公民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作者系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

有关古籍的目录、版本，是非常高深的知识，因此目录学、版本学是很专门、很冷僻的专业。人们总以“钻故纸堆”来形容，比喻某人或某种学问不问世事或与世隔绝，而目录学、版本学就是最典型的“钻故纸堆”的学问，是标准的“象牙塔”。然而，为了一本书的真伪，目录学、版本学泰斗王重民先生却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王重民，字有三，自号冷庐主人。1903年元月出生于河北高阳，1924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专攻文史，致力于古籍文献及目录学研究。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北海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1928年，清末筹建的京师图书馆改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并将原北海图书馆并入，王先生进入该馆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成就显著，于1934年被派往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国和欧洲的敦煌遗书、太平天国资料、明清间来华传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国古籍。二战爆发后，他来到美国，将北平图书馆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近3000余种善本书全部制成显微胶卷，并撰写提要，后又为国会图书馆和其他大学图书馆整理、鉴定中国所藏中国善本书，并写提要。在海外数年，他对总共近6000种中国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详细记录了些书籍的版本特征、流变、作者、编校者及刻工等情况，对古籍研究贡献殊伟。1947年，王先生回国，出任北平图书馆代主任，并在北大兼职，参与了北大图书馆专业的创办。两年后，新政权建立，他作为北平图书馆代馆长主持了将图书交给军管会事务，不久，出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并兼任北京大图书馆系主任。

此时，王重民先生早已是敦煌学、目录版本学、图书馆学等方面公认名列前茅的学者，但由于在办馆方针上与主管领导思路不同，所以他在管理馆务上的一些想法不能实现，不免有些苦恼，便在1952年向文化部提出辞去副馆长的要求。他的辞呈立即获准，于是在北大专职任教，仍任系主任。1957年，他在中共邀请的民主人士整风鸣放座谈会上发言，对当时主管图书馆事业工作的领导提出一些应该改进的意见，后来又在中共北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对北大的图书馆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评、改进意见。结果是，他被打成“右派”，受到降级、降薪、撤掉系主任之职的处分。

“文革”开始，王重民先生自然被关进“牛棚”。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的“棚中花絮”一节中，记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牛棚中，他们这类“罪犯”每天都要写思想汇报。有一天，在例行的晚间训话时，完全出他的意料，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队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着就是拳打脚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来，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纸来写自己的思想汇报，递到“牢头禁子”手中。季先生写道：“在当时那种阴森的环境中，我一点开心的事情都没有。这样一件事却真大大让我开心了一通。我不知道，这位教授是出于一时糊涂，手边没有别的纸，只有使用手纸呢？还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胆，有意嘲弄这一帮趾高气扬，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牢头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1974年，“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进入高潮，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目录、版本学知识突获青睐。

李贽是明朝思想家，是“评法批儒”中被广为赞扬的“法家”人物代表。这时，传来在福建泉州新发现了一部李贽的著作《史纲评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贽）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并非李贽之作，而是假造的“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华是毛泽东“亲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厂二校”中的“二校”，“两校”领导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书的鉴定，便由“两校”的领导人直接负责，要王重民再作鉴定。他们知道，王先生在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说不是伪书，便可镇住众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没想到，经过几个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识时务”找出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是一部伪书。王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女士在《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学术活动年表》（《图书馆学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回忆说，“两校”领导曾指着王发火地问道：“你说这部书是伪书，对你有什么好处？”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时，北大召开校批斗大会，会上校领导以不点名方式批判王以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员干部。会后，系领导还专门找他谈话，问他听到会上讲话有何感想。回家见到妻子，王先生悲愤难抑，泪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强调要他“对自己脑海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检查”。此时冠心病复发的王先生用微弱的声音回答说：“我不能再作思想检查”。但是，来人仍然强调他一定要作检查，然后离去。这一夜，王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样，对亲人说出去散步。然而，这次他却再没有回来。刘修业女士回忆说，亲人、同事四处寻找，到深夜，发现他“竟步王国维先生的后尘自尽在颐和园长廊上，当发现他遗体时，他留下一封信给我说：”我死了，给全家影响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临走前还在他书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评传》，我事后细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评传》是有深意的，一则因他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帮‘的意旨，次则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龄，被明末当道者诬蔑，自尽于狱的“。几年前被关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还能默默忍受，此时只是开会批判、写检查，并未拳脚相加，但他却以死相争。显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这种学问、知识的真伪并非谋生的职业，而是一种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甘心为之殉道的志业。他，容不下权力对学术、知识的亵渎。

“文革”中冤狱遍地，在那种严酷条件下屈打成招者、不得已揭发别人或承认自己有罪者数不胜数，委实情有可原，不必苛责。然而正因为如此，像王重民先生这样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对抗强权，捍卫区区一本小书的真伪，则更令人崇敬。他捍卫的，是文化的尊严、知识的尊严、学术的尊严、人格的尊严、生命的尊严，犹如暗夜中的一支幽烛。汉娜·阿伦特写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的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种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美]汉那·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序）。

王重民先生就是这种不是以理论和概念，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点燃了闪烁而微弱的光亮。这种暗夜微光，却“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