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的目光失控地

淌向那街头的蒙雨里

它好象在寻觅什么

可掬着的只是一滴滴的涓埃

 

月光加入了进来  她喃喃地

那朵红玫瑰早就泊碎了

象一位凄美的姑娘

迤逶着青春的最后的香喘

她发现自己已经永远地离开了

那芳馨包裹的魂魄

被压扁的嘴唇上

还含着一枝初恋的丁香

 

我的目光再次失控地

踟躇在街头

它跪在雪雨里

好象要去亲吻一滴涓埃

即便只是苦涩

或一抹随风飘逝的淡淡的回忆

 

可你又是如此地清晰

轮廓分明到双哞若衔月 

我好想 好想再看你一眼

可你突然落纷扬扬

 

 

我轻轻地呼唤着你的芳名 

恍惚看见你的袅娜身姿犹在

你以美的神圣迎接了 

一枚射向你生命的死箭 

你不信似地粲然一笑 

整个宇宙却因你而骤变

 

我的目光失控地

淌向那街头的蒙雨里

它好象已找到什么

可掬着的只是一滴滴的涓埃

“以前我很悲愤，当你看到矿难，你悲愤是人之常情，当我看到五十次矿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悲剧。不过当你看到第一百次的时候，你会有点儿觉得这其实是个喜剧”

“那个时候的我也嘴硬，想消灭一切老家伙，到后来我发现，这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长者，其实我也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启蒙，但是我会更优秀”

一方面，你几乎不可能让他尊敬某个作家或者学者，甚至于你怀疑他根本不钦佩任何人，除了他自己。他的骄狂几乎是刺目的。

但是，他的声音温暖得不行，每一个字都有热度，他的笑容那般温和，即使言语中有过度的不逊和嘲讽，也能被这笑化成春风。只有亲眼见过他的人，才能体会，韩寒并非一直如他表现在文字中那样爱谁谁，私底下的他，善良、温和、沉默，甚至有那么点羞涩。

无论如何，他是当下社会与时代扫描中再也绕不过的符号。作为一个矛盾体，韩寒如他的赛车服般颜色鲜明。

因为忙于比赛和赶新小说，韩寒几乎推掉了所有的采访和活动，这次电邮采访拖了许久。但正如有人说，韩寒说可以，就一定可以，在截稿的最后时刻，韩寒如约发来了答案。

独立似乎很难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么看《皇帝的新装》中那个说“他没穿衣服”的小孩？

韩寒：说来惭愧，可能也是巧合，我小时候阅读过大量的寓言和童话，唯独没有看过《皇帝的新装》，可能当时一看标题就以为是封建题材的童话，就没看。后来有人说起，我才去补看的这个童话。

Q：补看后对那个小孩有什么看法？

A：说实话，当时我觉得他挺傻的。

Q：《GQ》说，你身上始终留有一种孩子气，从17岁到27岁，保持着少年的率真，你对自身的这种状态有感觉吗？

A：这不能叫保留，因为保留是一种刻意的状态，我也不觉得少年和率真，我觉得本该如此。

Q：你符合很多人对理想80后的寄托。在你眼里，有对80后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想像吗？

A：有，但一定不是沦为给资本家和国家机器充当廉价劳动力。

Q：今年是第一批80后出生的人迈入30岁行列的时候。三十而立，在你看来，“立”有一个标准码？

A：立其实就是独立，但似乎很难，不是他们的错，是生存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了。

Q：当初那些和你一起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少年也各奔前程，有人在商业上很成功，有人潜心写作，而你成了作家赛车手，可以说，你、张悦然和郭敬明，各有自己清晰的成长轨迹，郭敬明和张悦然那里是否有你所欣赏和羡慕的东西？

A：有，我欣赏张悦然的文艺和郭敬明的努力。

我没有愤怒，更多是悲伤或好笑

Q：自己的博文被删，李承鹏会选择打电话过去骂，你会怎么做？

A：一般网站编辑会通知我，我也回一句知道了。文章是已经留下的东西，它留在自己的博客上和留在别人的电脑里其实没有什么区别，我也完全理解他们把文章删除，本来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我不会那么较真，我再写就是。如果有一天，任何文章都不会被删除，那杂文也就基本没有必要存在了。当然，我希望有那天。

Q：写每一篇博客时，你都对自己毫不怀疑吗？还是会对自己有过滤？

A：当然会有所过滤，但是我的过滤口比较大，我不会怀疑我自己，怀疑就不要做，做了就不怀疑，当然，你做了以后可以怀疑，但做的那一刻，不能怀疑。作为一个车手，这点尤其要遵守，就如同你在过弯道的时候，你不能害怕，但是允许你后怕，否则你在弯道里就失控了。

Q：面对一些事情，你会感受到愤怒这种强烈的情绪吗？

A：我没有愤怒，更多是觉得悲伤或者好笑。（以前我很悲愤，当你看到矿难，你悲愤是人之常情，当我看到五十次矿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悲剧。不过当你看到第一百次的时候，你会有点儿觉得这其实是个喜剧。看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

Q：有这样一个例子，有研究生考公务员，笔试第一名，面试前晚看了你的博客，觉得胸中郁郁，不吐不快，第二天和主考产生争执，被淘汰。对于自己通过文字的的确确在对一些人发生影响，你怎么看？

A：虽然现在司法不独立，但法院，律师迟早会忠于自己的职业力量，就好比现在很多媒体人虽然有很多言不由衷的稿子要写一样，但是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在某一天告诉世界自己真正的想法。这位同学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他笔试第一名说明他是有能力的，我觉得他不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来，就算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情能做一辈子的谈资，多好啊。

Q：发生影响可能会在某些时候要求负责，怎么办？

A：我只负责女生……

向白烨道歉：其实他也是受害者

Q：韩寒已经成为一种现象，许多人写文章，也说韩寒，我读韩寒，我和韩寒……许多媒体报道你，选韩寒当市长，韩寒神话，坏小子韩寒，关于你的争论，以及或捧或杀，从未消停过，你喜欢这种状态吗？

A：不能说喜欢或者不喜欢，其实在我17岁的时候就是如此，但那个时候争议比较多，也许大家都还不了解我，那个时候的我也嘴硬，想消灭一切老家伙，到后来我发现，这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长者，其实我也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启蒙，但是我会更优秀。

Q：几年前，你和白烨的争辩让人觉得你很冲动，说话也不客气，现在你好像比较少针对个人，而是对公共事件发言较多，这种转变是否代表你理性了，成熟了？

A：因为我觉得个人已经不好玩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对白烨也有很多不公，在此我向他道歉，他只是这个体制里混饭吃的一个人，他没有做什么恶，而且也没有给社会造成负担，其实他的那些评述也没有给新时代的到来造成什么牵绊，他只是在自言自语，我当时火力太猛，有点冲动，觉得很多局面就是因为这样的老家伙造成的，其实不是，他们也是受害者。而面对政府不一样，政府是最强势的，也是最弱势的，强势是因为他可以随时用权力灭了你，弱势是因为甭管它对错，只要骂政府，感觉你就是个有识之士。光批评不够，所谓建设也是白瞎，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这就是乐趣所在。

Q：你对公共事务保持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A：这是我作为一个男性作家的职责和使命。

Q：很多人谈论你，可能还是要从那时的退学事件说起，如果当时成绩没有糟糕到要被学校退学的地步，会选择退学吗？

A：不会，很多人生的重大决定都是逼出来的。

Q：没上大学对你是否产生影响？

A：你觉得呢？

Q：过去十年，你过得好吗？过不去的时候怎么办？

A：和开车一样，过不去的时候就调个头。

Q：十年前的《对话》节目如今看来，颇引发大家的感慨，你怎么看这其中的流变？当大多数人站在你的对立面时，一般人也就慌了，你为什么还能那么稳？

A：因为我相信这是导演的安排，我相信这个世界已经改变，我相信我当时看到的不是完全客观的事实，但纵然是这样，既然他们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就要搞定他们，虽然当时的手法比较稚嫩，言语也比较逞能，但既来之，则干之。

Q：我想知道的是，你退学、包括后来选择赛车为职业，心里是完全的笃定吗？

A：当然不笃定了，我那个时候还不到20岁。我可迷茫了，好在迷茫归迷茫，该干的事都干了。

我已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

Q：令父母失望会让你沮丧吗？

A：不会，让自己失望最沮丧。

Q：你和父母的关系怎样？关于你曾经几次做出的影响比较大的决定，你们之间有过分歧吗？对于你现在讲真话可能面对的危险，他们有没有担心？

A：我和他们现在的关系很好，我的母亲很善良，我的父亲很智慧。虽然说真话在中国有一定的风险，但坦率的说，我已经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很多人的下场比我惨多了，我有什么可担心的。

Q：你现在准备办杂志，但如果杂志运转不好，怎么办？身为主编的你，对员工负责是否会令你感到压力？

A：会，因为这次是要对男的负责了，不光对女的。

Q：为何不愿意接受面对面采访？

A：我觉得除了上床必须互相面对面，远了鞭长莫及以外，其他都没有这个必要。你看，我们的邮件采访就完成得很好。（《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上海、北京）

他们说：韩寒带来新的气息

我不去谈韩寒这个人物和特色，太多人说过了。我想说，，一个健康、开放、有创意的社会，里面应该产生不同年龄、不同形式的韩寒。80年代我写《野火集》的时候，因为写几篇文章一夜暴红，是因为那个时代有很多禁忌，就好像一个人的皮肤脆弱，一拍就马上红肿、出血。我觉得韩寒的出现是好事，带来了新的气息、新的思维和新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这个社会变得开阔、健康、多元化的话，每个人都需要有发声的空间。但是实际上，大家都能表达自我、难得有英雄的年代，反而才是比较健康的时代。——龙应台

年轻人里，我看好韩寒，再写几年他就是鲁迅，他只是少一些鲁迅身上的深沉和悲剧感。如今人们总说80后怎么怎么，实在是太类型化了，80后其实也不乏韩寒这样有想法的。——梁文道

我很关注韩寒，因为我想知道花园里到底能长出些什么来。他是难得的年轻人，很有正义感，如果长在大自然，他会更强大。我希望他机智一些。另外，毕竟是一个作家，尽量把外界的干扰降到最低，我们最终留下的，还是我们的作品和思想。——白桦

韩寒身上散发出生命给予的快乐和祈愿，这些普通的愿望是我们每一天实实在在的情感。韩寒的眼光、判断、反应、速度、参与感、明确的态度、他身上的普通属性、感知快乐的能力，他的较真劲，已经在改变这个一再被涂抹得乱七八糟的画面。正是这些简单的原则，维护了我们生存最重要的品质。——艾未未

韩寒和郭敬明刚好代表80后价值取向的两面：郭敬明要名声、钱、虚荣，这是好事情我不想贬低他。韩寒代表另一面：一整套意识形态和花招动作，在他那儿完全无效。好几代人下来终于能这样，了不起。我们小时候也叛逆，但没有人格参考和个人意识，我相信很多80后都有这种意识，但韩寒特别精彩。——陈丹青

我和韩寒是朋友介绍的。之前我就听说过，韩寒见光死，个儿不高，我说不会吧，挺帅的呀。一看，确实个子和我差不多，老远看见一小孩儿过来。挺好的，我觉得韩寒挺好，他是这个时代的骄傲。我很喜欢韩寒，暂时地，必须要加一个暂时，因为未来他也可能会犯很多愚蠢的错误。就像我也可能犯。——李承鹏（杨梅菊/整理）

作者按：每年今日，我都要在博唠阁上写点什么。今天，我把近一年前贴在这里的一篇文字连同当时的按语置顶一下，以为纪念。读历史愈多，愈加深切地感受到，不同民族或国家，之所以有那么不同的命运，大抵上跟是否具备及时而有效的纠错功能有关。不用说，是否具备这种功能，又受到各种历史、文化、制度等复杂因素的约束。对于这一重大事项的反思和检讨，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本文虽然是因司法而发，却涉及到更广泛的制度建构。所以，文末说胡适先生的那句话应当感动我们的司法界，当然，它也应当感动司法界之外的其他人。2010年6月4日

原按语：本文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1月8日，这里略有增补。最近发生的几起事件，让我愈发感到我们这里的冤屈正在不断增多，辩冤白谤的通道正在不断地堵塞，这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政府所当为者。我们已经反复言说，法律职业者参与维权，所具有的特殊优势就是把当事人的不满引导到法律和理性的途径中，依据合理的法律程序和实体规范解决各种冲突，这是一个社会得以建立良好秩序的必由之路。假如有司者反其道而行之，不提供正义的平台，而且打压那些引领当事人求助法律的专业人士，结果只能是把蒙受冤屈的人们逼上更激烈的反抗之路。我不免想到孟子讲过的道理，“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贺卫方2009年8月10日

2003年孙志刚事件报道之后，许志永、滕彪和俞江三位北大法学院毕业的优秀博士怀着一腔热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议书。我与盛洪、沈岿、萧瀚、何海波等学界同道随后一起发出另一个建议书，希望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能够依据宪法第七十一条，启动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对于孙志刚事件本身以及收容遣送办法在全国的实施情况进行专门的调查。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建议，首先是因为这是关系到一项全国性立法本身是否合宪的的大问题，需要在全国人大这样最高的层面上作出最权威的调查和审议。另一个理由则是，孙志刚事件发生在广东，由广东省以及广州市的相关机构进行调查，无法避免瓜田李下的嫌疑，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后来的发展当然是众所周知的。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国务院废除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行政立法，代之以社会救助办法。被收容的成千上万的人们恢复了自由，网络上欢声雷动，一片叫好。但是，此前学界提出的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启动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建议却几乎被忘却了。孙志刚事件导致一部恶法终于废止，这当然是不幸中的一件幸事；但是，类似的超越法律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做法仍然大行其道，某些冤狱也难以获得及时而公正的申雪。很明显，如果冤屈不断地日积月累，难免民怨沸腾，神鬼哭号，最终引发整个社会秩序的崩盘。因此，比起个别案件的公正判决，一种合理而有效的辩冤白谤的机制是更重要的。

现在，聂树斌案件又一次把我们的理冤机制缺乏效果的事实彰显于世人面前。王书金供述他乃是强奸杀害康某的真凶，并且对现场的指认以及其他情节都丝丝入扣地合乎原来的侦查记录。如果最终证明王书金所述为事实，那么距今12年前被指控强奸杀害康某的聂树斌的无辜，可是聂树斌早已被执行死刑。这几乎把河北的司法机关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杀错了人，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对这一惊天冤案加以昭雪当然是天经地义的。但是，我们这个体制啊，偏偏承担纠错职能的机构正是当年制造冤案的机构。仿佛当年方成先生一幅漫画里虚构的场景：蒙受屈辱的秦香莲向包拯告状，包大人在状子上大笔一挥——“请陈世美同志查处”！

让我们看看其中的关节。1994年聂树斌以涉嫌强奸杀人被捕，经过石家庄市中级法院一审和河北省高级法院二审判处死刑，1995年4月执行死刑。10年后，戏剧性的事件发生，王书金供认，康某之死系他所为。全国媒体一片哗然，公众对于司法机关如此草菅人命怒气冲天。压力之下，河北省“有关部门”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其中包括“公检法”的有关人员，对于聂案作出调查，并承诺要向外界公布调查结果。但是，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这结果却仍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与此同时，“真凶”王书金的案件却由河北地界里的邯郸市中级法院判处了死刑。蹊跷的是，虽然王书金一再声称自己对于康某之死负责，但是，以追诉犯罪为天职的检察机关却对此置若罔闻，单就王书金的其他三起命案起诉，法院也心领神会地照判不误，害得王书金不得不提起上诉——那种在刑事审判中绝少见到的上诉类型——要求对于一审未予追究的犯罪追加指控。向谁上诉？当然，又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那家对于聂树斌案行使二审和复核权力，并且又参与对王书金供认的专门调查的机构。这真正是孙猴子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对于这种让疑似冤案决策者进行调查的做法，聂树斌的家人和不少论者都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不可能公正地行使这一权力，并且有违“任何人都不得担任跟自己有关事务的法官”这一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安排也势必把河北省的“公检法”置于一种悖论式的困境之中。如果聂案果真是冤案，他们就要自我否定；但是，假如他们不否定自己，则如何塞住天下人的嘴？所以，这本身就是一种违反人性的和不道德的做法，不仅对于聂家、康家以及王书金等不公平，对于河北有关机构也是不公平的。

合理的途径何在？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最高人民法院也许是最适当的机构了。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或者“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第二百零五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于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王书金的供词已经表明，聂案的判决存在重大误判嫌疑，而河北法院已经不是适格的再审主体，那么，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可谓顺理成章。再审程序中，王书金将成为本案的关键证人，即便河北方面对于他主动供认的杀康案不予追溯，也不妨碍最高法院在最终确认王的证词属实的情况下，直接宣布聂树斌无罪。

对于这起涉及重大、举国关注的案件，最高法院的审理无疑应当最大限度地公开进行。虽然我过去曾经对于电视直播审判提出过异议，但是，本案的再审却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此类案件审理和判决过程的公开透明，不仅能够有助于国民对于司法权的监督，而且对于再审法官也是一种制度性的保护。当所有的证据都明白无误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法官的判决就只不过是对于水落石出的结果加以确认而已，任何对于判决的指责都将无从发出。

“辩冤白谤为第一天理。”胡适曾说明朝御史吕坤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我们希望它也能感动今天的司法界。

我们习惯看到的政治宣传大体都是面孔严肃地讲述正经八百的道理，难免于官腔的大块文章，难免于拔高之嫌的专题报告，现在发现有了另类。最近一篇报道说，美国两党为争选票培养小选民，出版了一大批针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版物，其中不泛一些情趣盎然引人注目的作品。民主党推出“民主党人确保我们都能分享玩具”、“为什么爸爸是民主党人”、“为什么妈妈是民主党人”一类的幼儿读物，共和党则推出“妈妈救命，民主党人在我床下”等类书藉回应。这些书中都配有色彩丰富的插图，例如民主党推出的书中其中一页写到，“民主党人确保我们时刻安全，就像妈妈做的那样”，配图是，当一头象征着共和党形象的笨拙大象挡道时，一名母亲的身影陪伴着自己两个孩子。这些宣传当然是着眼于当前的选战，也有着眼于长远的考虑，一是培养小选民，重点在于从小就培养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因为众多个人兴趣都在童年形成；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儿童政治书读者群定位为未成年人，但真正的市场在于父母辈。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这对我们的宣传在技术方面应当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我的感觉是，我们对于政治宣传不可谓不重视，但相当多的宣传没有精心策划，不能贴近百姓生活，显得僵硬，缺乏生活情趣，难以引人关注，更不足陶冶性情，从而树立正确的信仰和价值观。这方面确有借鉴学习的必要。

以美国版的公民读本为例。前言里引用一个伟大哲学家的名言：了解你自己。第一章从“你，一个人”开始，谈一个健康的人，你和你的个性，和他人相处，直到“做个好公民”。第二章是“你，一个学生”，谈学习能力的不同，改善你的学习，清醒地思考。第三章是“你，一个家庭成员”，谈的是不同的家庭的问题，做一个好的家庭成员。第四章才是“你，一个公民”，谈你生活中的政府，政府存在的理由。

开篇词：“这个国家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它的政府制度、经济体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在这个制度下，你必须能够自由买卖和拥有，你自己决定做什么，而政府只是为你服务的机构。“当政府是你的仆人，你是自由的；当政府成为你的主人，你就象奴隶一样，不再重要了。”要认识自己尊重个人，但不是唯我独尊，而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好公民是善于调节自己的人，善于学习的人，善于思考的人”，在这些前提下，才是一个能够行动的人。好的公民是忠于国家的，是建设性的。

要清醒地思考。你的思考必须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要不断认识最新发现的事实，知道事实以后，一个清醒的思考者要能够解决问题。

要避免情绪化思维。“我们每个人都是有偏见的。我们都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事情，可是我们不能让它影响我们的清醒思考。极端的思路都会对国家和个人造成极大的伤害。不要轻易下结论，思考要从事实出发，不要从观念出发。

做个好的家庭成员，是做个好公民的基础。有各种不同的家庭，家庭是有种种问题的，解决家庭中的问题不容易，而幸福取决于你的生活方式，取决于你对家庭成员的关心和爱。

个人自治的问题。自治建立在公民具有民主性格的基础上，鼓励从小尝试，学会组成各种社团，认识和改善自己，敢于承担责任，学会平等地和他人相处。

主要内容就是这些。表面上只是围绕个人的生存和发展选取不同的视角，教你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实际上信仰与价值观以及政治已在其中。

我们的政治宣传在着眼点上以及技术上应当有一个调整：必须明确区分党员教育与国民教育、党内教育与社会教育，二者不可混同。党员教育与党内教育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事，目标可以是“培养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而国民教育则应当以培养现代法治国家的合格国民为目标，党员必须是合格国民，而合格国民未必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所以社会宣传应当更加贴近生活，贴近老百姓的思想，围绕“做一个大写的人”，从小学习做一个合格的国家公民，长大以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制度下的合格选民。对普通国民而言，与真实生活不贴近的政治宣传只能是人财物的浪费。最近的电视报道中有一些宣传极其平易而感人至深，如南京上海几个百岁老人的故事。南京111岁高龄剪纸老太的乐观宽容天性，上海百岁老人退休后四十年做好事，只是因为从中获得“开心”，虽无感天动地或催人泪下的事迹，却在生活细节之中给人以如何做人的启迪。看来我们面向社会大众的政治宣传应当与时俱进，必须并且完全可能改变僵硬面孔，更加贴近百姓真实生活，发现和挖掘题材，展示鲜活的思想，并采取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生动丰富的表现形式，以追求切实有效的宣传效果。

韩寒能否代表中国年轻一代？无论对于韩寒本人还是他背后的诸多年轻人，这个答案其实都不太重要

如果让我评价韩寒，我愿意用三个字，挺好的。

韩寒是一个很阳光的小子，和众多粉丝相比，我对他谈不上关注，但偶尔会看他的文章。韩寒吸引我的特质在于，他的敏锐、正义感和看问题的到位。

事实上，对于韩寒的态度，我的认知和外界的感受有一个落差。一个月前，我和陈丹青、梁文道、吴思在单向街公开讲座《军阀和五四》，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我们的讲座中，不断有读者提问时会问到韩寒。其实以前也是，总有媒体、学生和读者会问，“张老师对韩寒怎么看？能不能评价一下这个年轻人？”其实可能我本身并不是那么喜欢韩寒，并不是总在关注他，甚至包括陈丹青也是。但众多合力造成的却是另外一个印象：不光年轻人热衷于谈论韩寒，我们这些稍微有那么点点话语权的人也在谈论他。

当然，这个是事实层面，可以略去不讲，单单分析现象，我们就会大吃一惊，是什么，促使或者说推动着我们在关注韩寒？我和陈丹青、吴思是50年代的人，文道接近70年代，严格说来都是有代沟的，但我们有共同的心愿，那就是作为过来人，愿意看到年轻人成长，乐意看到有更加独立敢言的年轻人冒出来。

韩寒不是代表

也有人说，韩寒的出现意味着狼和羊的世界里终于有人了，我认同这个观点，而且，这是一个相对正常的人。在试图由羊变为狼的种种可能性弥漫的社会中，把自己定位为人，并且决心一生都将像人那样站立的人会越来越多，韩寒是一个整体。

大多数时候，韩寒的存在具有个体性，但是，在以年代划分群体的语境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使将韩寒放进他背后的庞大青春军团，他的脸依然鲜明，那么，作为个体的韩寒，能否代表中国年轻一代？或者说，略去韩寒不说，谁能代表中国年轻一代？

有人也曾说，尽管韩寒幽默风趣独立敢言，但他仍是独自在战斗的个体。事实上，韩寒的孤独并不值得担忧。其实，韩寒最怕的就是必须和谁一块战斗。由此出发，他甚至也不会想代表谁，代表是很难的，它像一枚永远不能同时出现的硬币的两面，一方面是单一权力的集结，另一方面，是民意的最大体现。

而作为体制和话语威权的对立方，韩寒不可能有更多，当下中国的教育制度注定了这样，如果教育制度好，可能会有一千个，但环境先扼杀掉了另外999个，剩下一个，就是韩寒，所以，韩寒顶多是80后的骄傲，但不会是他们的代表。

韩寒是一种选择

意见领袖，意味着影响，而影响的下一步，必然是社会责任，韩寒作为年轻人的意见领袖，受到追随在所难免，因为这个世界的本质便是如此，每个人都在面临追随和被追随，置身其中的年轻人，不哈韩哈日可能也哈郭敬明了，总要选择谁来追。于是，这很有趣，因为韩寒提供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是退路——与其哈韩哈日还不如哈韩寒。当然，严格来讲，一个理想的社会，不应该存在追随，人人应该有主见，不能韩寒说什么就是什么。但是，目前的教育和格局都注定如此，注定大家都喜欢跟别人走，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韩寒恐怕就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另一方面，对韩寒的追随可能存在更多的潜在优势——年轻人在追随韩寒的时候是在追随什么？韩寒是特立独行的，你是否也要学着独立，韩寒的思考是有智慧的，你是否有可能自己去思考？至少在追随中，你能够分辨韩寒和其他物种，这首先就是进步。

再进一步，如果把韩寒放到国际视野，他的优势可能多少会被剥除，但是，和西方所熟知的钢琴家郎朗、篮球明星姚明相比，韩寒又是那么与众不同，你几乎能够一眼辨认他。郎朗和姚明走向世界，很明显靠的是特殊技艺，这份技术是一般人做不了、学不来的。但是韩寒不一样，他没有特殊的东西，他最大的资本，来自于他的智慧、他的独立、他的无所顾忌敢说敢干。一方面，这可能是最珍贵的，但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最没有门槛的，如果要学，思考是可以学的，勇气也是可以有的，至于智慧，也无非是后天修炼的。这个时候，韩寒就显示出他强烈的草根特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韩寒，都有可能成为韩寒，这是最了不得的——这种与共性注定韩寒是这个时代最特立独行但又最具平民特质的明星。由此推论，很多人是否从韩寒身上看到希望，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韩寒给年轻一代传递的，绝不是希望的反义词。

我们甚至可以说，韩寒的存在，其实是年轻人自己的选择——他们选择了自己的立场，从而某种程度上主导了主流话语的导向——事实上，是年轻人参与，才造就了现在的韩寒。

那么，我愿意说，中国的年轻人仍然有希望，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选择，弥足珍贵的是，这个选择是你自由意志的体现，就像你们选择了韩寒，韩寒才能出来。

所以，追究到底，韩寒的话语权，也是背后诸多年轻人的话语权，他的发言，本身就是代替更多的人在呐喊。而他们，从韩寒那里学到的，可能恰恰就是，我们不要代表，只要表达。(杨梅菊采访整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总体趋势向进步方向呈现，这一般没有人怀疑。这三十年中，一个特殊现象是中国贪官的数量激增，我没有详细统计，但凭感觉和断断续续看到的各种材料，大大小小的贪官加起来的总数真是惊人。我有时候也想这个问题，事情何以致此呢？

一般的认识，都会认为这是我们的制度缺失造成的，这在大的判断上没有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中有一个明显漏洞，就是监督机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这已为研究政治制度的人所共察。但细想可能还有一些其它问题。我想到了中国官员的出身。

中国贪官的高发期是近十几年来的事，如果仔细观察，这些贪官的年龄基本在1930年后出生，越往后越呈现贪官年龄下行的现象，也就是从总体分析，年龄越靠后成为贪官的概率越高。这几年集中爆发的以1940—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为高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年龄段的政府官员正在重要上升阶段，居于从政生涯的高峰，出事的概率当然要高些。但另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有时候也需要考虑进来，这就是中国贪官的出身。

隋唐以后，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员多来自科举，科举本身既是知识训练，也是道德养成，虽然这个制度利弊互现，但一般说来，它在传统社会还是正面作用大，它的不能适应时代，不在制度本身的原理，而在时代发生变化后所面临的新问题。一种制度退出时代，有它必然的命运。

1949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转型，传统社会积累和养成的知识与道德中，能自然适应新时代的并不多。在执政者看来，需要的是思想改造，也就是把以往传统社会中的基本道德体系冲破，从而建立新道德标准。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明显感觉，旧时代来的人，在基本的职业态度和一般的道德标准方面相对稳定，人们普遍认为，新时代有新气象，其实得益于传统道德的积累，因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的主要成员是由旧时代受教育者构成的，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来说越能普遍遵守社会规则。后来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转型发生时，对于以往传统社会积累的道德资源不但不珍惜，反而以破坏为主要目的。

在社会生活中，以社会下层骨干构建社会精英的主体，结果是社会成员的道德流于向下发展。当时社会普遍采取以群众运动、政治批判取代道德建设的管理方式，一时制约了这些官员的普遍贪污冲动。但当群众运动、政治批判不再可能成为常态社会制约贪官的主要手段时，中国多数贪官出身中的短处，立刻就显示出来。

1949年后，由于社会精英主体基本依赖社会下层成员构成，长期的公有制度和计划经济形式破坏了正常的社会演变秩序，以“地富反坏右”为边界的政治制约，把中国传统时代社会精英形成的机制也破坏了，也就是说出身良好家庭的社会成员，很难上升到社会的高层。1940—1950年代间出身的中国贪官，身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容易借时代的大趋势实现自己的人生道路，简单说，就是在每个时期他们都可以找到适应时代的立身之本，尤其在政治方面。仔细观察，这个年龄阶段上升的中国贪官，其实有相当数量是在“文革”中就开始政治生涯的，这说明他们的道德和良知并不稳定。由于这些人多数出身于中国社会的下层，在成长阶段处于社会物质生活短缺时代，所以一旦居于高位时，很多人立刻显示出一种向社会索还的特殊心理，无论是金钱还是美女，其心态多有疯狂之处。这个特点可能还要延续到196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大约到1970年后出生的人身上或许会呈现下行的趋势。

当然这是一个简单的观察，但中国贪官出身中有明显时代特点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到中国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的事实中，可能确实存在缺乏有效后台保护的因素，而那些出身上层家庭的在事实上暴露的可能性要低于一般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贪官，这可能也是这个阶层贪官多的一个因素。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专门讲过“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的缺点。赵翼认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这还多少有些正面肯定，但这些出身寒微的人通常有共同的短处，赵翼指出：“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惜顾及名检。”观察近年中国贪官的出身，大体可以为赵翼的话作一注解。

现代社会，已基本不存在传统社会中的名门望族，特别是在计划生育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以后更不可能形成这样的事实了。但在官员选拔中，注意品格、知识、能力以及政治考察的同时，适度注意家庭背景，也是历来选官的经验，在现代社会，虽然在操作上有极大难度（有时候还容易造成新的血统论），但这样的思路，仍不失为一种吏制的有效经验。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眼中的“知识分子”就是我的小学和中学老师。后来知道了“知识分子”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指多上了几天学、多读了几本书的有“知识”的人。另一个是指那些关心社会与个人，常常惦记着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读书人。后者多了点思想、良心与勇气。到了国外，才发现大多数国家好像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知识分子”的阶层。现代文明国家里，各行各业里都是由有“知识”的人在挑大梁，而且，没有上过学的，就没有“知识”吗？再说，有良心、有思想、有勇气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啊。

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词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在我高中毕业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就等同于“犯罪团伙”，直到今天，讽刺、批评和攻击知识分子还依然是一种时髦。有人代表农民（他们往往早就不是农民）指责知识分子对农民关心不够，有人代表工人（他们现在显然也不是工人了）谴责知识分子思想落后，有人代表拆迁户而责怪知识分子不去为他们维权……

但谁是知识分子呢？谁都可以是知识分子，谁都可以声明他不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就成了一个大粪桶似的东西。以前当权者要整你，就说你是“知识分子”，把你弄得死去活来；现在一些自以为代表工人农民的所谓“普罗大众”不高兴了，也可以把你说成是胆小鬼与依附权贵的“知识分子”，攻击甚至辱骂一通。

在中国，批评和辱骂知识分子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可以赢得不少掌声，相反，你不能说农民愚昧才受欺负，工人懒惰应该下岗，农民工不进血汗工厂就无法生存下去……当然，能够把知识分子批评得入木三分的，大多都是知识分子。

据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评，但问题是，在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责任变成了“被批评”。没有群体不能被批评，但有些批评让人觉得，仿佛当今中国的一切错都是知识分子造成的。这个国家好像是知识分子们建立和操作的，国人的苦难是他们一手造成的。难道不清楚，过去一百年特别是六十多年，知识分子其实是真正的弱势？

我的不安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我的不安变成惭愧则是和前不久自己做的一个小统计有关。那是在我有系统地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录与传记后，对照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所做的一个统计：过去一百多年，特别是过去六七十年里，中国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竟然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甚至包括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被误导到拥有了这样的感觉：人家外国的知识分子才是充满勇气与良心的，我们中国的：胆小怕事、犬儒、依附权贵……

我的统计当然不那么学术，但有心人不妨自己去整理一下历史资料。做完这个统计后，我还建议你再做一个计算：在过去一百年中，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有哪一个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自由而遭受如此深的苦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这一切当然不能只归咎于政府与当权者的邪恶，在邪恶的政权下，苟延残喘、像狗一样生活的个体与族群多的是，相比而言，中国的“儒”——知识分子——反而是最有良心与勇敢的一群人，他们成群结队的被投进监狱，他们一批一批地被屠杀——古代中国如此，而过去一个世纪，却达到了高峰。

相比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过去70年里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不但是统治者折磨的对象——这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包括前苏联等，却也是广大的愚民和暴徒们羞辱的出气筒——这一点在其他国家还真不多见。有多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正是被他们关心和热爱的“民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你可以说，这是被统治者误导，“民众”是无辜和不明真相的，可是，被误导的愚昧毕竟也是愚昧啊。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当今中国的现状，难道不正是当权者把知识分子当成玩物，一些人把攻击知识分子当成时髦的直接结果？

只要做一个中外古今的简单比较，你会发现，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退缩，他们不吸取教训，他们一次一次站起来发声，爬起来抗争，始终痴心不改。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真理和正义而伤亡的比例，甚至超过了上个世纪里各国士兵的阵亡率……

当人们用“忧国忧民”来定义与要求“知识分子”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知识分子也是人，有血有人，有家有室，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他们同农民、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群体一样，应该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权。而自从1942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生存权受到最大威胁的群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只是用来要求和约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然而，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历史，我们却可以说，世界上还真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更配享受这句赞誉的。

每次阅读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经历的时候，我就想起那句刻在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话……

1942年的延安整风，一位写杂文的王实味因为几篇文章和黑板报而被抓起来，折磨了几年，每天把他像狗一样拖出来下跪检讨做反面教材，最后还是被枪毙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那是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必要条件，他们不但什么也不说，还欢呼清楚了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

1957年被投入监狱的胡风，还有一百多万的右派分子，死的死，残的残，妻离子散……群众依然是“不明真相”，而毛泽东开始清算右派的时候，就是以一篇《工人说话了》，打着人民的旗帜开始的……

再到以大革知识分子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灭，仅仅计算不忍揭露同伴，不忍说瞎话，而含恨自杀的知识分子人数，就可能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有记录的知识分子自杀的总数……那时的“我们”，却纷纷和“知识分子”脱离干系，紧紧围绕在毛主席周围，甚至那么多人都成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帮凶，至今竟然还有那么多愚民在怀念以残害知识与知识分子为主的文革……

还有那一年发生的事件，当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行动起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动……那么多背井离乡至今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的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们”（如果存在知识分子分子这个阶层的话）为他们做了些什么？至今为止，给了他们多少同情与支持？

这之后，动不动就有被开除或者因言获罪投入监狱的也大多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请问，古今中外，还有哪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为了履行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而遭受如此大的磨难，可他们依然前赴后继？如果真有一个叫“知识分子”的阶层，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绝对是对得起民族与民众的。

在这个国家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分子在受苦受难时，另外的阶层要就是保持了沉默，要就是成了帮凶，可是，只要当我们对现状不满，感觉到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我们却想到了“知识分子”，我们讽刺、嘲笑甚至辱骂他们不为国家、民族与民众站出来……

当今天任何一个人质问中国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的时候，他应该先问一句：这个国家对知识分子做过了什么；当我们质问知识分子们为“民众”做了什么贡献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问一句：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否知道知识分子已经为他们做过了什么？以及，他们对知识分子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的祖祖辈辈是农民，父亲读了一点书，哥哥姐姐终于跳了农门，挤进了小县城中国工人阶级的行列。我考上大学，成为国家干部（公务员），穿过军警装，经过商，但都和“知识分子”不沾边。然而，当我的人生走过了一半，人间的路走了这么长的时候，我渐渐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感染，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启蒙了我。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延续毛泽东建立的以糟蹋知识和知识分子为本的体制。中国的知识分子——至少在过去六十年里，比任何群体都更对得起民族与国家。

今天，我把自己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献给为独立思想和理想献身的知识分子，献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献给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推动国家进步与改善民众生活而默默工作的知识分子们……

2010年5月35日

采访缘起

这篇东西放了四年多，整理它时，“六四”已过去21年。不晓得胡中喜近况咋样？监狱里还关没关“六四”暴徒？从网络得知，我写过的广场行为艺术家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逃亡海外，被折磨成疯子的 喻东岳通过疗养，逐渐好转；而我没写过的王连禧依旧疯着，大冷天躺垃圾场，不断翻白眼，曾被好心人送医院急救。

年前我曾致电武文建，想入京寻访王连禧等人，可受国家机器阻隔，未能成行；手中若干形形色色的采访录音，也一拖再拖，没形成文字。我会被各种逝去或正在逝去的悲惨人生彻底消磨掉么？精力真的大不如前了。可这划地为牢的日子，还看不到头。

回过神来追忆胡中喜。那是2005年12月20日中午，太阳明晃晃的，可因为呼啦啦刮风，大街上根本站不住。还是武文建这个“暴徒线人”，率领我和班忠义，倒地铁和公交车，然后打出租，直趋京郊南三环的沙子口。找一东北餐馆，点一汤锅，在暖乎乎的氛围里，武文建再次打电话催促。十几分钟后，胡中喜有气无力地出现了。武文建起立，猛扑过去，两暴徒鬣狗般撕咬，拥抱了好久，被老班的摄影机记录下来。

随后坐定，彼此介绍。稍微吃点东西，40岁的胡中喜就挺爽快地打开话匣子。耗两三小时，工作结束，他还拿出《“六四”五周年祭》的手稿给我们看。上面有“每个人在此时刻被迫作出自己或果敢或逃避或臣服于暴政而助纣为虐的抉择”的字样。

随后他起身，说该回家了。“老婆孩子父母，一大堆围着，只要外出他们就不放心”。“穷鬼也幸福啊”，武文建羡慕道，“哪像我这号，老婆孩子父母都在天边飘着。”

正文

胡中喜：“六四”之后人生全变。共产党关我这些年，你说家里人为我花多少钱、跑多少腿、操多少心、受多少气呐。这亲情债无法还清了！嗨，我丫的这辈子混得忒失败！

老威：学潮之前你干啥？

胡中喜：工人阶级啊。老毛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专政要依靠咱啊。我的单位是进出口供应站，1989年5月12号，我去北京火车站找一位会长，商量点事儿，却不知不觉受群众运动感染，卷入游行示威，跟如今的爱国愤青差不多。

老威：可如今的愤青都在互联网上。

胡中喜：当年没网，也不来虚的，你爱国吧，就显身光天化日，实实在在操练。5月19号军车开始进城，分几路，浩浩荡荡，可在丰台六里桥被群众堵住，在其它什么什么地儿也被堵住。

老威：那时部队还没接到开枪的命令。

胡中喜：对、对。好些兵根本没带枪。但我们像过节，激动得不行。5月20号晚上，我在游行长队里，喊口号喊哑了嗓子，还领头扯一横幅。完事儿后，高自联的学生领袖找到我，要我当工自联的常委。

我没吭声，不太好意思哦。可5月22号，我们却单独成立了“黑豹敢死队”，50多名队员，有工人、学生、还有外地来的。我任队长。主要负责维持游行秩序、慰问学生、给大家（也包括原地待命的解放军）送吃送喝。再就是布置游动哨，及时联系并传递各路口的情况。

老威：也照顾解放军？

胡中喜：可不是吗。戒严令刚出来，那些农村兵娃娃，被共产党弄到荒郊野地，封闭洗脑，不准看任何电视和报纸，就只能将当官的鸡毛当令箭了。他们懵头懵脑往北京开拔，具体情况却两眼一抹黑。所以我们老百姓，就得耐心给他们讲明，究竟怎么回事儿。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你们上北京来干嘛？首都哪儿需要这么多军人？你们看看，大伙儿像反革命歹徒吗？大热天的，给你们送冰棍儿，我们自个儿都舍不得吃，哪有这么高尚的歹徒？

老威：军人的反应怎样？

胡中喜：耷着脑袋，木偶似的。满脸的水，不知是汗还是泪。估计是命令，不准与群众搭话，所以推辞不过，接冰棍儿时，也就道声谢谢，或点头笑笑。

老威：你挺有号召力嘛。

胡中喜：过奖了。这些爱国表现，后来都变成反革命犯罪啦。我图个什么？

老威：不知道。有机会问问屠夫李鹏，你图个什么。

胡中喜：谁曾想转眼就天昏地暗？我们敢死队有个小子，才 17岁，部队大院出来的，胆儿忒大，领着五六个人，在大街上突然遭遇一解放军，他们原地刹步，不料那个兵却慌了，直接把家伙扔地上，扭头就跑。

这小子白捡一冲锋枪，还有两百发子弹。当时我不在场，后来听说了，就劝他们赶紧扔。他拧着不干，嚷着要扛枪上山打游击。我说就你加一杆破枪，打什么游击啊？可笑。

老威：后来呢？

胡中喜：孩子不懂事儿，没办法，我们只得逼他扔枪埋子弹。那小子太倔，只当着众人面儿，在南河边埋掉几颗子弹，最终还是乘我们松懈，拖着枪失踪了。

老威：类似的情景，不少人遇到过。搞不好是故意丢枪，制造“暴徒”。

胡中喜：对呀。可大伙儿都青春热血，没考虑那么多。抓我那天，正巧我24岁生日。瞧我这生日过的，差点没被打死。

老威：唉。我们继续。屠城那阵儿你在哪儿？

胡中喜：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独自一人走着，中途碰着谁了，打一招呼，接着走，“唆”的一颗子弹就擦我嘴角过去。我的脸本能地偏右，顿时眼冒金星，一股热流“嗡”地从脚板涌上脑门。我傻了几秒钟，不行啦，真他妈开枪啦，而且不是传说中的橡皮子弹。我撒开脚丫子就跑，边跑，那子弹就边“唆唆”地追我，脑袋、胳膊、腰，一阵阵“唆唆”，一阵阵麻，子弹头射着周围的地砖，炸起一道道火星星。我的裤裆热了，估计是出小便了。幸亏我个儿不高，目标小，捡回一命。旁边乱七八糟倒人，那血呀，卜地喷一股，接着是一滩、两滩、无数滩。大约有十几个横在地下吧，那哭那惨叫，已经不是人的声音了。没被射中、还在跑着的人，都顾不上仔细瞅了。记得我还边跑边扯着嗓门嚷嚷“枪口不能对准人民！枪口不能对准人民！！”听听，这就是我这“黑豹敢死队”队长的脱逃口号。有点儿价值吗？

老威：感觉有点儿。嘿嘿嘿。

胡中喜：嘿嘿嘿。

老威：你的叙述与好些学潮精英不一样。

胡中喜：那些学生领袖，把“誓死不撤”的口号吼得震天响，后来他们撤没撤咱不知道。那夜我还看见过柴玲，还有与她刚新婚的封从德，还有谁呀，一时记不得。对了，“东北虎敢死队”还把机关枪架在纪念碑那儿，刘晓波带人要缴他们的械。再后来，硬扛没意思，我们这队伍就解散了。几个外地队员，大伙儿筹些钱和粮票，打发他们先回去。

老威：革命没宣告就结束了。

胡中喜：我也这么想。于是继续上班。6月12号我生日，由于早班，不到晚5点我就下班了。天太热，百无聊赖，我就找一小饭馆，要了三两酒，俩凉菜，一鸡脚，心想爱国失败了，人也死那么多，只得自己对自己好点，生日还是要过。却不料念叨还没完，酒才刚满上，一枪筒就顶着我后脑勺。

演戏似的，吼一声，“别动，动就打死你！”随后我被摁住了，再随后他们把我扭送辖区派出所的二楼，推进黑屋子，几个警察就围上来，不由分说开打。哎呀，我滚到地下，卷成一团，勉强护住要害部位。最可恶的是一小警察，冲我裤裆猛踹，疼得我喊“你他妈踩哪儿不行，怎么专踩人这儿？”“好啊！”小屄崽子狞笑道，一把提起我，膝盖跟着上。

接着是电棍、大头皮鞋、棒子、椅子腿。逮什么来什么。一会儿令我跪，一会儿令我爬，一会儿令我靠墙，然后猛扫一腿。这样边整边审，回答得稍微慢点，两根高压电棍就前后夹击。哎哟！从晚6点到半夜3点，那帮畜牲真能折腾！我被弄得迷迷糊糊，痛顾不上，几乎虚脱了。终于他们也熬不行了，才暂时收兵。留人在门口看守，天快亮时，那人还挑逗我：“太惨了你，不想逃吗？”我没吭声，心里却骂：“我逃？你丫不乘机整死我，立一功。”

老威：他们问你什么？

胡中喜：谁谁参加敢死队，做了什么，怎样分工，职业、住址、门牌号等等。这我哪知道？大伙儿自发聚一块儿，之前谁认识谁啊？很久以后弄清楚了，原来那捡枪小子害怕，把枪转给另一人；那人更害怕，就干脆投案自首，把武器源头供出来。警察顺藤摸瓜抓捡枪小子，稀里哗啦就牵出敢死队一大帮。操，我这本命年生日过的真不赖！骨折几处，浑身没一块好肉。

第二天大早转东城分局看守所，每个号房都满员，连过道也圈满人，清一色“六四”暴徒。平常每号房定员8位，值此非常时期，竟装26位。那个肉贴肉地挤！犹如变质的鱼罐头，恶心。连做梦也恶心。

老威：怎么睡觉呢？

胡中喜:我被打废啦，蒙大家照顾，才平躺了20来天；稍稍恢复一点，就按规矩，绷直，侧睡，尽量少占空隙。身是翻不了的，如果忍不住要翻，就提前哀告左右，蚌壳似的张开，待我动弹完毕，又合拢如初。

大伙儿的肉粘一块，臭汗蒸腾，将号房变成雾蒙蒙的澡堂子。可我们却从不洗澡，手和脸也不洗。幸好吃食极差，我们饿得昏昏沉沉，没劲儿折腾。后来全体暴徒都染上疥疮，无一例外。这下有事儿做了，大伙儿都吭哧吭哧挠痒，皮屑横飞，跟着，肉就一块一块烂，真他妈让人抓狂啊。有个人猛挠几小时也止不了痒，就冷不丁儿爆吼一声“杀掉我吧！”惊动了政府。可除开四环素软膏，再没其它药。虱子、跳蚤、蚊子也趁火打劫，这罪遭的。

老威：四环素软膏不止痒。

（武文建插话：我栽进去那阵儿，有人的肚皮烂出馒头大一洞。）

胡中喜：那就是芥毒！疥疮深度溃烂，就成芥毒！

老威：别说了，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了。

胡中喜：但就这样，还饿得快，可见把人放进老鼠洞，也能活下去。本来规定一餐两窝头，但警察恨咱暴徒，就克扣成一餐一窝头。初入牢门，都咽不下，估计那玩意儿，外面的野狗也不吃。可关过一阵，那窝头的香，就赛过巧克力。不能两三口就下肚，得慢慢品。饿、痒、热轮番夹击，事隔多年一回想，能撑到今天，奇迹呀。现在我做梦也常常回到号房，肚里没油水，每顿就一窝头配一烂菜汤。突然饿醒了，就在半夜三更，翻箱倒柜找吃的。撑得不行，还往嘴里填冷煎饼。

老威：后来呢？

胡中喜：那种日子熬了9个月。许多暴徒弟兄陆续判了，走了。随后，大量刑事犯又进号房，他们在牢里的地位比我们高，还受警察指使，监督我们擦地、洗厕所。绷直侧睡也取消了，因为一牢头要占两人以上的铺位，所以就命令暴徒们轮班睡，没轮着你睡，就只能笔直站着。刑事犯们还模仿警察提审，模仿法官判刑，你得一五一十回答。如果拒绝，他们就寻更开心的，比如让暴徒们互相扇耳刮子。轮到我，我就想咱们都是参加过爱国运动的弟兄，你可以打我，但我决不能还手。牢头见我违令犟着，大怒，迎面就一拳。我后脑勺猛磕墙上，落一疤，至今还在。

老威：变态啊。

胡中喜：更变态的是，还追查放屁呢。谁放屁被发现了，就一顿臭揍。这、这、这思想要管，行为要管，吃喝拉撒要管，连屁眼儿也要管。这、这叫什么国家。

老威：不透气的国家。

胡中喜：再后来，天儿冷了，单衣扛不住。看守所就允许家人送东西。众牢头勒令我们写信，让寄高档香皂、牙膏，然后直接抢去。我也心灰意冷，反正快转监了。

老威：程序走完了？

胡中喜：没。东城分局转七处，又呆一年零二个月。

老威：两个看守所的情况差不多？

胡中喜：七处好些，至少一人一铺位。但刚进去时，被电了一棍儿。

老威：为什么？

胡中喜：下马威呗。踩泥地电我半天，还踩脸，鼻梁骨差点断了。

（武文建插话：那话把儿没被电着吧？）

胡中喜：还真电着了。好像刚电完嘴，就电屁眼儿，问“爽不爽”，接着就电那话把儿。我的寒毛倒竖，轰隆一下就晕死掉。不太好提，我还、还失禁了……

（武文建插话：大便还是小便？）

胡中喜：搞那么清楚干嘛？反正什么都出来了。

老威：你何时判的？ 胡中喜：1991年的11月17号。开庭那天正巧美国打伊拉克的海湾战争爆发，共产党就趁国际动荡，西方关注“六四”屠杀的视线转移，赶紧把我们这帮人给办了。那个早上，我还发烧呢，就被判刑10年。律师挺正直，真尽力了。我自己也为自己尽力了。但大势所趋，于事无补。

我关秦城时，律师还专程来探望。我的罪名是“反革命持械聚众叛乱”。我持什么械了？整个学潮中，我也没喊过“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反动口号，也没扔过瓶子、砖头，可人家要判就判，要杀就杀，甭废话。没地儿讲理！就披一法律的狼皮，没地儿讲理！

老威：据说秦城监狱都关高层政治犯。

胡中喜：我这底层政治犯也在里面混了两三个月，然后送大兴县的北京市收容所。有百来号“六四”暴徒关那儿。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号房进来老少两暴徒，看上去是父子，那老的腰被打折了，一瘸一拐的，衣裳烂成刷把；那小孩呢，不过十一二岁，背脊中央的脚印子还清晰可辨，过几个月了，还清晰可辨！他妈的还“军民鱼水情”呢， 对一小屁孩都这样。

知不知道什么叫“嗡”？大皮管子，一抽一“嗡”，犯事儿了，每次至少十几“嗡”。

（武文建插话：哈哈，我被“嗡”过两三回）

胡中喜：我也被“嗡”过两三回。

老威：劳改的日子好过些吧？

胡中喜：打挨得少了，劳动时间却增加了。主要是服装加工，每天十几小时，缝扣子、剪线头、扦边之类，到世界末日也干不完。最惨的是弄玻璃纤维，歇工躺下，还大面积刺痒。1998年出狱，这身体就不听使唤啦，没钱，上不起医院，就自己随便买点药吃。

关了小10年，社会和人心全变，咱被排挤到边缘的边缘，没人理。就靠吃点低保，赖活着。

老威：跟父母住一块儿？

胡中喜：20多平米的地儿，挤五口人，我父母我姐我侄子，还有大把年纪的我。

（武文建插话：你比“贫嘴张大民”还惨啊。也不是你一人，“六四暴徒”里还有比你更惨的。）

胡中喜：从1998年熬到2003年，老房子要拆迁，我因为坐牢，户头被取消，按政策该得的拆迁费九万六泡汤，我只得到两万低保补助。我一下子急了，找派出所，找街道办事处，不顶用。脑子一热，就买一桶汽油，准备去天安门自焚。我媳妇发现了，拦不住，她就拨打110，结果警察把我给截住，摁地上了。警察说：“你干嘛？”我说：“没干嘛，四处溜达溜达。”他们又说：“你提汽油桶干嘛？”我说：“马路边捡的。”他们拿我没辙，就收缴汽油桶，放人。

老威：够倒霉的。

胡中喜：我不算倒霉，我有个好媳妇。

老威：哦。

胡中喜：1998年出狱，从前的同事见我落魄，就介绍她和我认识。她是重庆来的打工妹，北京姑娘看不上咱，就只能找外地的。交往10个月我俩就成婚了。

老威：有孩子吗？

胡中喜：有个6岁女孩。我老婆后来开了个小理发店，我也在外面找零活儿，发狠攒钱，生活终于有所改善。可归根到底，这辈子完蛋了，要技术没技术，要文凭没文凭，干苦力吧，勉强扛一阵，胳膊腿儿就不灵便了。这社会一转型，连共产党员都下岗，谁会搭理我这个底层反革命啊？

老威：做生意呢？

胡中喜：没本钱。再说了，做生意不坑蒙拐骗，也赚不了什么钱。

老威：对当年的事儿后悔吗？

胡中喜：挺悲哀，谁知道能不能熬到“六四”平反那天？即使平反了，又能怎样？然而死前，我好歹得向女儿说说，她爸爸和共产党结下这梁子，绝不后悔！绝不服输！她爸爸虽然穷，窝囊，可大节不 亏，算个大写的人。

 

在中国——
深渊的底部
仍然是道路！

在中国——
堕入深渊的人
仍然可以是行进者！

在中国——
当深渊飘来飘去时
世界踪影不定！

在中国——
必有人抓住起飞的时机
必有人惊奇：
深渊的飞翔真是漂亮！

在中国 ——
是道路飘来飘去
底部的、深处的魂灵
渡引着万万千千人！

在中国 ——
深渊的底部
回声互相撞击！

在中国——
深处，深不可测者
留下足迹深深！

在中国——
其中必有人
头戴黑发，也是头戴乌云！

在中国——
道路，飘来飘去
在远方打了个可疑的死结！

在中国——
道路，就这样被固定了
但未来，将在那里猎猎飘展！

在中国——
深渊，轰然倒塌
你和我，初次地，暴露在地平线上……

                    2010.6.3.午夜  香港

几年前，王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一个采访，其标题叫“知而不言是一种罪”。我当时的直觉是这个要求是不是太高了？人们知道的事情很多，但都能说出来吗？即便有勇气说出来，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能力的人，又有这个精力吗？总之，我当时的判断是，这个要求不说对他人，哪怕是对自己，恐怕也很难做到。至少，我不考虑勇气与能力，只考虑精力，我也做不到。

是的，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苦难深重的国家，而真正能接受比较正规的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即便如今为止，依旧是很少的一部分人。而很少的一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被洗脑、不被当局收买、不被利欲熏心而颠倒黑白的，就只剩下更少的部分。而这剩下的更少的部分，刨出一些沉默的部分人，有精力敢言能言的人，就只能是凤毛麟角了。而凤毛麟角中，常遭受诸种高压的制约，能够持续敢言能言者，可谓百不存一。那么这样看来，如果“知言不言”是一种罪，那么可以这样，经历过如此多中国苦难的中国人，应该都是有“罪”的。这个罪若按基督教的角度，当然不用讨论，那是绝对有的。但从普通人的生活角度，我们怎么得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在这样一个空前高压的国家。

但若“知而不言”不是一种罪，那么是不是反过来我们所有“知情者”都没有罪呢？如此一来，知情而不言，知情而掩盖乃至故意混淆，这样的界限到底有多大差距？真相不说出来，亦即“知而不言”，就永远不会是真相。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受难者就永远受冤而不得安宁。把真相带到黄泉之下，带到泥土之中，让其消息于天壤间，而这真相又对于人的尊严、生命以及曾经的反人类罪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样的“知而不言”是不是一种罪呢？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你知道一些六四事件的实情，你却不说出来，不拿出作为人的尊严来作证，让那些墨写的谎言横行于世，继续欺骗你的子孙，实是继续帮助极权者害你的子孙，那么为人父母乃至为人（外）祖父母，你的内心真的是平安的吗？21年了，有多少人从内心里追问和思考过这个问题？难道只要自己家或者是亲朋好友没有人死难，你看见的一切真相，就可以轻易地带入泥土，而不受到良心的拷问了吗？

坦白地说，要做到什么事情都知无不言——不是知无不言，亦即知而不言即是一种罪，那么这样是悬的过高。但有些是影响群体公共生活的大事件，事关人命、尊严以及人类道德底线和良知拷问的事件，如六四屠杀事件，我认为知而不言――沉默，即是共同参与了对这桩事情的掩盖，即是一种犯罪。退一步说，不够勇敢的普通的没有能力民众，不敢说出自己知道的六四实情也就罢了，那些知晓不少实情的知识分子、参与的大学生，至少面对自己惨遭屠杀的同学、同胞，也有义务出来作证，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回忆出来，用血写的事实来击破墨写的谎言。至于说像一些如伍皓一样吃六四人血馒头的人，与那些“知而不言”的同龄人相比，就更是罪孽深重。

我认为，今天说出六四事件的实情，与十年前相比，其风险已然降低。网络各种关于六四事件的言论和回忆，虽经GWF的封锁，仍为不少传播和知晓。当我们合力参与讨论六四事件、说出该事件自己所知晓的实情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未曾亲历的倾听者、观察者，会一起共同脱敏，摆脱说出实情和谈论六四事件的恐惧。一旦更多的人摆脱恐惧，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事实被揭露出来，做到在极权政府尚未垮台、档案尚未公布之前，这一事件所导致的广泛的民心向背，已是昭然若揭。

我认为我们纪念六四，不仅是要说出真相，更要从具体的实事做起。一是更为广泛地调查六四死难者名单，不只局限在天安门母亲群体，我们每个活着人特别是亲历者都有这个责任，使伤残数据更为具体，只有在事实的基础上，才能使六四遭遇的屠杀更加大白于天下；二是力所能及地帮助死难者或者伤残人士的家人，不在于你每次捐多少，而在于你持续的帮助，让对方感受到一种前行的动力；三是关心六四事件进过监狱的受害者，特别是关心那些底层民众——亦即被诬为暴徒的六四受害者，使他们能到一些基本的救助，六四事件的关注不只止步于有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圈子当中；四是对六四事件作一个编较详细的编年（月），包括后来所出的各种资料（书籍、光盘、文章等，包括各语种），使得《六四事件编年史》逐渐完善，帮助更多的人快速准确地了解历史。

有一种罪过叫沉默，我们要从不再沉默开始，活在真实的现实当中，说出我们知道的真相，向更多的人传播六四事件，以洗涮我们胆小懦弱的耻辱。为让我们说出真相，从点滴之事做起，把纪念六四日常化，让民众对此事脱敏并摆脱恐惧，六四死难者的血才不会白流。争取中国民主自由的六四遇难同胞永垂不朽！

2010年6月4日六四事件21周年、女儿14岁生日7：54分写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