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丹:我们凭什么忘记──写在“六四”21周年到来之际

六四二十一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电邮,大意如下:

“王丹你好,

我是香港的XX.  今年清明前夕独自一人在天安门广场拍了这些照片, 为记念六四ニ十一周年.  送给你及曾为民运流过热汗热泪热血的生死难者, 还有天安门的母亲.

一直有一心愿能在天安门广场上, 高唱”血染的风彩”, 但四方八面的闭路电视, 秘密警察及公安, 我辨不到!!  我可辨到的只可看着曾染血的地砖, 人民英雄记念碑及毛主席的照片, 默默的低声地唱毕整首”血染的风彩”, 两行眼泪一滑而下..

八九年, 我十五岁, 被深宵直播新闻的画面, 吓傻了!  臂上挂上黑纱, 放学后跟同学们不停地将关於六四的报纸影印本, 放入白信封内, 写上中国各地商贸公司的地址 (特别是内蒙及西藏地域), 不知道合共有多少封, 肯定有过千封.  之后每人分别放入不同地区的邮筒寄出. 希望当年他们真的收到我们的信!  在平反六四的游行中, 叫喊着口号, 洒着泪和汗, 一个在殖民地长大的+五岁的我, 一直在想”究竟这是一个怎麽样的世界?  真的也太真了, 做假的也太迫真吧?!”  若果当日我可以的话, 我相信我会踏上飞机, 跑到天安门广场上, 为你们支援..

二十一年了, 六四仍未平反, 但我希望真的有一天, 在篮天白云下的星期天, 我们数百人, 甚至数千人, 尤如天坛公园的老伯伯老婆婆, 围着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声大合唱”血染的风彩”. 希望这一天, 我们仍是黑发, 不需等到白头.

祝一切安好!”

如果让我写下一些关于六四二十一周年的感想的话,我宁愿如实转录这封来自香港的电邮,因为浸透在这封信中的情感,正是21年来不分大陆还是香港,台湾,世界各地的华人想到六四悲剧时的那种心情的真实写照。它比我作为一个当事人的回忆,来得更加伤痛,更加刻骨铭心。

21年过去了,我们要问的是,这样的伤痛已经过去了吗?表面上看,也许是。但是从这封电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人的内心还是有这样的隐隐的伤痛,它犹如隐没在暗处的血渍,偶尔被阳光照射到,还是会放出惨淡的光华。任何一个民族,如果要健康成长,就不能不正视内心的这种伤痛。一日不摆脱这样的内心阴影,一日就不能说我们是一个健康的成熟的民族。

而今天的中共,非但不去处理这样的民族成长过程中积累的伤痛,反而试图抹杀历史,让伤痛不仅无从得以减轻,反而更加深深地掩埋起来。这无疑是对民族的犯罪。难道,历史通过淹没真相就可以成为过去吗?难道,只要封锁住国内的言论,曾经有的伤痛就化为乌有了吗?这是一个掩耳盗铃的政府,也是一个对人民和国家极为不负责任的政府。

也许,我们无力改变政府的行为,但是,作为人民,我们不是完全无能为力。当我们面对一个极力要我们忘记历史的政府的时候,我们所能作的最大的反抗,就是尽我们的所能,不要忘记历史。

有人说:已经21年了,中国已经有很大变化了,就忘记过去,向前走吧。

我的回答是:

第一,    虽然已经21年了,虽然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没有变化。我们看到刘晓波因为言论被判重刑,请问,这与文革时期有变化吗?我们看到司法制度不能独立行使社会功能,人民有冤屈只能通过上访的方式申诉,还要受到打击迫害,这与70年代末期有什么不同?我们看到,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不满逐渐积累,这会比80年代更加进步吗?任何有良知的人,怎么可能蒙住自己的眼睛,只去看那些变化的部分,而不去看那些没有变化的部分呢?既然很多在1989年导致学生上街的问题依然没有改变,我们,凭什么忘记?!

第二,    虽然已经21年了,当时作为镇压一方的政府,有一天忘记六四吗?大批流亡在外的国人至今不能回国,只因为他们不愿意按照使馆的意愿,承认自己当年的行为是错误的,请问,政府有忘记六四吗?今天在中国,六四仍然是最敏感的词汇,不要说民间,连官方都闭口不谈,这样的敏感度,请问,政府有忘记六四吗?那些天安门母亲们,他们没有任何政治动机,如果他们申请去天安门广场,为自己死去的孩子点燃一支蜡烛,政府会同意吗?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当年开枪杀人的那个政府,他们一天也没有忘记六四。我的问题是:如果,作为杀人者,都没有忘记;我们,凭什么忘记?!

所有中国人,都希望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我们可以为之骄傲的国家。但是,如果仅仅发生在21年前的一件重大事件,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能够骄傲得起来吗?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中国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站出来,大声地告诉全世界:尽管中国政府试图淡化历史,但是,我们不会忘记。

美国笔会对刘晓波被转送到偏远监狱深表失望

(独立中文笔会6月1日讯)美国笔会今天发表声明,对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日前从北京转到辽宁省的锦州监狱深表失望。

美国笔会的声明说:刘晓波博士前会长刘晓波因他六篇文章和《零八宪章》中的224个字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在服十一年徒刑,在他上诉被驳回3个月后终于在5月24日从北京第一看守所被转走。他的妻子刘霞直到 5月30日才被告知这个消息。据报道,当局自 2月份二审以来首次允许她去探望刘晓波,但这次旅行需要从他们在北京的家坐几个小时火车。

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和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表示:“我们深感失望的是,中国政府把我们同仁刘晓波转离他家人如此远。重要的是记住刘晓波没犯任何罪,因此这一举动肯定会带来国际社会新的谴责。笔会继续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美国笔会一直密切关注刘晓波和他的案情,该会会长克瓦米·安东尼·阿皮亚教授及20多位最著名的会员今年元月已提名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

美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属于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列。国际笔会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更多信息请参阅:www.pen.org/chinawww.chinesepen.org

联系人:

美国笔会萨拉·霍夫曼(Sarah Hoffman), +1-212-334-1660 ext. 111,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46-8-50022792, [email protected]

FOR IMMEDIATE RELEASE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Sarah Hoffman, (212) 334-1660 ext. 111, [email protected]

 

Liu Xiaobo Transferred to Remote Prison in Liaoning Province

New York City, June 1, 2010—PEN American Center has learned that prominent dissident and intellectual Liu Xiaobo has been moved from a detention center in Beijing to Jinzhou Prison in Liaoning.

 

Liu Xiaobo, a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who is serving an 11-year sentence for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for 224 characters in six of his essays and for Charter 08, was finally moved from Beijing Detention Center No. 1 on May 24, more than three months after his appeal was rejected. His wife, Liu Xia, was only informed of the move on May 30. Authorities are reportedly allowing her to visit Liu Xiaobo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his appeals hearing in February, but the trip takes several hours by train from their home in Beijing.

 

“We are deeply disappoint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moved our colleague Liu Xiaobo so far from his family,” said Larry Siems, Director of the Freedom to Write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 at PEN American Center.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Liu Xiaobo committed no crime, and so this move is certain to bring renewed condemna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EN continues to call for his immediate and unconditional release.”

PEN American Center is the largest of the 145 centers of International PEN, the world’s oldest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and the oldest international literary organization. The Freedom to Write Program of PEN American Center, which works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the written word wherever it is imperiled, has been working to end China’s imprisonment, harassment, and surveillance of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and curtail Internet censorship and other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dom to write in that country.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pen.org/china

艾  鸽:就《艾鸽文集》被封致胡锦涛的公开信

 

胡锦涛阁下:

我本不想就《艾鸽文集》被封与你的大名联系起来。艾鸽何人?区区草民。胡锦涛何人?当今皇上。但就如文革中身系冤案而无法追究具体责任人时,只能归罪于文化大革命和归罪于毛泽东一样。你是大总管,你足下的毛毛虫所为,也得让你开颜一回。你手下的小爪牙,也太抬举我了,不惜使用何等科技,把远在海外的隶属于独立作家笔会的《艾鸽文集》封掉。封一个《艾鸽文集》,可能比封一个大型网站容易得多吧。我也抬举你一下,与你对个话。“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事情的经过如下:

最近,艾鸽连续发表了长篇7言古体诗《自由祭》题记1989年6月4日,及历史长篇小说《自由的诱惑》续篇。前几天,艾鸽在整理文集时,在长篇7言古体诗《自由祭》的标题外,又加上题记1989年6月4日。所有操作依惯例及规定进行,操作完毕后也显示正常。但一觉醒来后发现,《艾鸽文集》只剩下开头部分。长篇小说三部曲中的《后宫》《自由的诱惑》被全部摘除,及还有大量的诗词和绘画作品不翼而飞。开始,我以为是网络出了故障,并与有关管理部门多次联系,求助恢复,但致今仍无法恢复。后来,我又试着重发《自由祭》,文集中竟然无法显示出来,见图。显然《艾鸽文集》的系统已经遭到破坏。而半年前,也是因为连载历史长篇小说《自由的诱惑》,《艾鸽文集》遭受病毒攻击而无法打开。

胡锦涛阁下,也许你会说:寡人不知。是的,这些琐事用不着你操心,北韩的天安艦事件才是皇上的心焦所在。可手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走狗的凶残证明主子的暴虐。艾鸽的诡谲派艺术作品,在全球的点击率已经达到两千万。不过是艺术的真实,就让你们惶恐成这样。你们不是有一大批御用文人兼“大师”吗,谁去封过你的“文集”呢?“真理”在你们手中,何怕别人散布点异见呢?你们的爪子也太长了一点了吧,在海外也要把《艾鸽文集》打成禁书。无奈艾鸽“胸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

还值得一提的是:艾鸽属于正常人,难免有爱美之心。故《艾鸽文集》还和天下美女有芳缘。艾鸽诗评天下美女300首,也被你们封掉。得罪艾鸽自然无所谓,还要附带得罪天下美女。皇帝没本事评,太监没本事评,老百姓评不得吗?被天下美女鄙视和咒骂的皇帝你是古今第一人,不觉得汗颜吗?

你们自诩是“先进文化的代表”,为何那么害怕“落后文化”呢?怜君何事到天涯?六四是你们饶不过去的历史门槛。继续维护六四大屠杀的结论一天,你的罪戾也就会增加一天。本来你是有机会做胡耀邦的传人的,千古美谈为“隽俊风流,慷慨大义”,可惜此胡非彼胡,胡耀邦会容忍手下的做这种卑鄙无耻的事吗?远在海外的《艾鸽文集》你们都要去封,可见贵体已经虚弱到何等地步?有本事就站出来对话。何必做这种鼠窃狗盗之举,有负天地钟灵毓秀。

最后,还是用我《自由祭》中的几句诗来结尾吧!

     歌功颂德几时休,
    朽木雕出斑斓纹。
     佳冠熏世贱手纸,
     落乎九天皆虚名。
     秋蝉寒蛩休喧唱,
     顾影光辉只在衬。
     黑白社会参差是,
     法警盗贼惑区分。
     犬儒卑躬称大师,
     鼠辈屈膝尊为能。
     文坛瓦鸣天钟弃,
     艺苑升平醉红尘。
     此悲若是淡若水,
     天下皆无不可忍。
     前见古人秉星烛,
     后有来者撑天辰。
     秦宫汉殿化秽土,
     万古唯留文翰名。
     登高卓绒山巅处,
     风云揽怀且解饮。
     葱郁何处无馨香,
     总是幽映梦中人。
     莫负千古不囿愿,
     心扉开处清昏瞑。
     天若有情天不老,
     万木落尽还催生。
     (完)
    20010年6月1日 艾鸽 于巴黎

龙应台:官员是球员,知识分子是裁判

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实更类似裁判,掌权者更像是球员。知识分子可以快意恩仇,但体制中的掌权者却要默默做事,而非指点江山。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进入体制,必须认清自身角色的转换,放下原有的身份,变成一个忍辱负重、耐心协调、任人批判的人。———龙应台谈知识分子从政

因文笔泼辣而被称为“龙旋风”的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前晚携纪录片《目送》到访羊城。在中山大学举办的大陆首映暨交流会上,曾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被问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从政后如何处理与官员错位的关系,她打了个比方称:“官员是球员,知识分子才是裁判。”

谈纪录片:历史有太多被深锁的抽屉没打开

一身简单装扮的龙应台手插裤兜走上台前,语调温婉,但言辞依旧犀利,三个小时里,现场多次掌声如雷。

龙应台说,这是她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场合在大陆与读者见面,是纪录片《目送》第一次在大陆放映,也是自己第一次在广州和读者见面。

广州也是纪录片和巡回的最后一站。龙应台感言,她最大的感触是:历史有太多的被深锁的抽屉没有打开;当你试图超越原来自以为是的成见,你很容易能看到你的敌人伤在哪里,你一旦看到,马上会发现有很多深层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纪录片《目送》中有不少台湾人的视角。她提醒观众,台湾人的记忆与经历和大陆人不同,影片的表达也会跟大家习惯的方式有落差。她希望有志气的年轻人,看片时能够不急于“审判”,不急于捍卫自己的既有观点,而是“带回家想一想”。她说,青年人的勇气,不在于用力勇敢维护你原来相信的东西,而是表现在用力勇敢推翻你原来相信的东西。

谈知识分子从政:知识分子进入体制须放下原有身份

曾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其经历也颇受关注。有读者问: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你如何看待知识分子从政,如何处理文化局长与具有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立场矛盾的关系?

“龙旋风”直爽地回应道:“我不认为两者之间有矛盾。知识分子的身份其实更类似裁判,掌权者更像是球员。知识分子可以快意恩仇,但体制中的掌权者却要默默做事,而非指点江山。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如果想要进入体制,必须认清自身角色的转换,放下原有的身份,变成一个忍辱负重、耐心协调、任人批判的人。裁判不能兼球员,球员也不能兼裁判,两者各有职责,不宜混淆。”

对话

“你一定要做那个有思想的螺丝钉”

昨日下午,龙应台接受记者采访。“龙旋风”快人快语,在谈国家机器与个人命运时,她的言语果决、坦率,但提到广州这座城市时,她又流露出温婉的一面。她说广州对她来说是一座特殊的城市,50多年前她的父母就是从黄埔码头离开大陆,从此与亲人咫尺天涯。在台湾、香港定居过的龙应台说,不排除会在广州住下来,把这里作为观察大陆的一个窗口。

我想告诉年轻人,个人是有责任的

南都:你的新书《大江大海1949》关注国家机器下的个人命运,但读者也会问,他为什么会被卷入,是否他自身的抉择和缺陷会导致命运是这样,这些在你的写作中考虑过吗?

龙应台(以下简称“龙”):战争中的巨大罪行的审判,在我以前的书都有提到过,比如在柏林墙脚射杀平民的士兵,他个人应该负多少责任,他的长官该负多少责任,这是非常复杂的命题。在写《大江大海》这本书时,我想做的是把不同的国家机器盒子打开,让大家看看是什么。本来在其原有价值观,他是属于正义的一方,不正义的一方,胜利的一方,失败的一方,但现在天平打翻了,机器打开了。

但是,不处理不代表问题不存在,恰恰在这本书里,我想告诉年轻人的是,个人是有责任的,你一定要选择你自己的位置,你一定要做那个有思想的螺丝钉,否则你会被这个机器所吞噬。

台湾的“混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

南都:你的书中多次提到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你怎么看待两岸三地的公民教育差异?

龙:以公民教育来说,我觉得台湾应该是做得最好的,香港现在比较麻烦。台湾的公民教育不能理解为一门课,其实它是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对陈水扁审判,每天电视上各种名嘴进行分析,让你知道原来起诉不只是相信检察系统一面之辞,还要律师辩护,还有很多程序,这就是活生生的演出。

大陆媒体可能觉得台湾如何混乱,但你如果真正懂的话,你会知道这是公民教育渗透在每天的生活里。

有些事情需要社会持续讨论,越讨论辩论程度越高,不同的视角会出现越多。

记者:比如大陆的“屠童事件”,没什么讨论空间。究竟媒体报道是利是弊,争议很大。

龙:这就是很遗憾的东西,剥夺大家一起上课的机会。包括富士康的事情,菲利普(注:龙应台在德国生活的小儿子)对我说,30万人的厂,相当于德国一个城市人口,照正常人口比例来算,这根本不是事情。我提醒他,你有没有考虑原来的自杀率是多少,把事实弄清楚后再评判。

在台湾从没人问我如何青春永驻

南都:昨晚提问环节在网上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有些提问不够水准?

龙:我的感觉是提问的年轻人表达不够清晰,语言运用能力不像我想象中好,有问题但表达得有些混乱,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紧张吧。在我印象中,语言表达能力最好的应该是大陆的学生,昨天呢,给我的感觉是,这些学生怎么和台湾香港的学生很像呢!

南都:关注的视角有何不同?

龙:(笑)在台湾,我还没碰到有人问我是如何青春永驻的。

黄花岗墓是华人世界最美好墓园

南都:听说你上午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

龙:黄花岗墓园大概是我见过在华人世界最美好的墓园!它的庭院设计一点都不阴森,白兰花树下有老太太在打牌,但并不显出对逝者的不尊重,我还没见过这么活泼的、和人的生活结合得这么好的一个墓园。

刘霞在锦州监狱探望刘晓波

08宪章发起人刘晓波已被转往辽宁省锦州监狱服刑,周三他获准与妻子会面。刘霞指丈夫精神不错,祇是人较消瘦及有胃部不适。会面期间全程有看守人员监视,但未有打断他们的对话。(冯日遥报道)

刘晓波自上月26号由北京第一看守所转往锦州监狱服刑后,至今已一星期,他妻子刘霞周三下午获狱方批准与丈夫会面,为时一个小时。会面后刘霞接受本台记者访问时指,当局批准丈夫每日有定时的户外活动时间,丈夫的精神状况尚算不错,祇是经常有胃痛。她说:他每日上午及下午分别有到户外活动的时间,他会看看书,写下笔记,精神状态还算不错,但人比较瘦,还有胃痛经常发作,医院刚为他做了身体检查,抽血的化验报告仍未出。

刘霞说,她带了一些书籍及内衣给丈夫,又把丈夫较早前在医院所做的身体检查报告交予狱方。会面期间看守人员一直在旁监视,丈夫托她向关心他境况的朋友致谢,谈话期间她获准握著丈夫双手,但祇能谈及家人及自己的近况。她说:看守人员对我说除了谈谈家人及自己、丈夫的身体状况、饮食等问题外,一律被禁止谈别的事情,否则会立即被打断会面,所以我亦遵从指示,没有谈及别的事情。与晓波没见三个多月,能不用隔著玻璃,能握著他双手谈话,我已很高兴。

由北京到辽宁省锦州监狱,来回车程要近八个小时,刘霞说,至今仍不清楚为何当局会将丈夫转往该监狱,丈夫亦对此表示不理解。她说,曾经多次要求当局将丈夫转往北京监狱服刑,至今一直没有任何回应。刘霞说,以后每月能到监狱探视丈夫一次,事前要致电狱方安排会面日期。

54岁的刘晓波,因参予起草《零八宪章》,在2008年12月被北京巿海淀区国保人员带走,翌年6月正式被逮捕,同年12月25日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处以11年有期徒刑,今年2月中二审上诉开庭,结果维持原判。

刘晓波曾是八九民运中“六四四君子”之一,其后被捕入狱。去年12月,他与大约三百名知识份子、律师、作家及学者签署《零八宪章》,要求民主宪政,其后一年间,海内外共有一万多人签署宪章。

纪念六四——廖亦武作品朗诵会将在柏林等地举行

 廖亦武(摄于2008年6月)

“六四”二十一周年之际,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组委会发起了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中国四川作家廖亦武作品朗诵会的倡议。廖亦武的一些与六四有关的作品,如诗作《致一位死刑犯》,纪实访谈《六四难属吴定富》等,将以德语、英语等语言,在各大洲诵读。

为什么
我总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信仰
和天安门的亡灵?

–廖亦武 《致一位死刑犯》

廖亦武这位四川作家,尽管从未被中国官方允许踏出国门,但他的作品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许多国家出版。1990年,因创作、传播和编剧长诗《屠杀》,廖亦武被捕入狱并服刑至1994年。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与六四有关的长诗《致一位死刑犯》、《与一位死刑犯讨论死亡》等。他的这些诗作,将是今年6月4日在德国等许多国家的25个城市举办的纪念六四朗诵会的内容。

发起这一世界范围内廖亦武作品朗诵会活动的是柏林国际文学节组委会。负责人施赖伯(Ulrich Schreiber)表示,其初衷是:”首先是为了纪念六四大屠杀。其次,是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作家廖亦武的作品。去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以及其后的科隆文学节,廖亦武均被中国官方阻止前往参加。 “

去年9月,德国菲舍尔出版社(Fischer Verlag)出版了廖亦武2001年的作品集《中国底层访谈录》,德文版名为《坐台小姐与农民皇帝》(Fr?ulein Hallo und der Bauernkaiser: Chinas Gesellschaft von unten)。廖亦武用10年的时间,与300余人作了采访,编成这本文集。文集中的访谈之一《六四难属吴定富》也是这次柏林国际文学节呼吁在世界各地朗诵的作品之一。

125位各国知名作家签名表示支持

柏林国际文学节组委会负责人施赖伯介绍说,有关呼吁在五大洲获得了强烈的反响,目前已经有125位知名的作家签名响应,其中也包括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南非女作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奥地利女作家耶里内克(Elfriede Jelinek)等。德国作家布赫(Hans Christian Buch)也是签名者之一。他说:”六四这个话题在中国仍是禁区。21年前的1989年夏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具体细节仍被隐瞒,不允许公开讨论。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那是1985年,人们期望民主化的到来,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或学术上的改革。但这至今仍未出现。”

本周五,6月4日晚,德国柏林、汉堡、弗莱堡、汉诺威,瑞士巴塞尔、苏黎世,以及法国、尼日利亚等多个国家将举行纪念六四–廖亦武作品朗诵会。德国著名演员齐施勒(Hans Zischler)也对该活动表示出极大关注。他说,在阅读了廖亦武的作品《中国底层访谈录》的德文版之后,他深受震撼:”我还从来没有阅读过一部这样的作品,我深受触动。这位作家是位非同寻常的采访者,无论是与厕所门卫,开除公职的官员,还是街头盲人交流,他都能使他们毫无畏惧地讲述自己的经历。这给予了他的作品特别的品质。”

朱欣欣:那场屠杀为何在继续?

 

1989年六四民运,民主女神与天安门皇城上的毛像对峙。
 

 

1989年6月4日早晨,北京六部口,解放军坦克追碾撤离广场的大学生后的情景。
 

2009年6月2日晚至10日下午,为防止我在六四屠杀二十周年之日,穿着自己设计的纪念六四文化衫,石家庄市桥东区国保大队派6人“陪同”,把我“请”到平山县温塘镇九华山庄宾馆“被旅游”(详情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一文)。

一边是华丽炫目的世博会,一边是幼儿园、校园接连发生凶案的淋淋鲜血,还有,六四难属丁子霖等“天安门母亲”和齐志勇等六四伤残者的正义诉求继续被打压,“大熊猫”(国保)对我这个六四异议人士不时“传呼”(打电话)……其实,这悖谬的场面是一个共同背景的延伸,一个被撕裂国度的双重面孔。

21年前的六月,北京街头的坦克和枪弹夺去了无数生命,撕下了中共最后一层伪装,也击碎了许多人包括我在内的幻想:“中共死了!”这不亚于当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尽管中共是自造的假神、魔鬼撒旦的替身,而上帝依然“自有永有”。从此,中国从20世纪满清君主制、民国威权统治、中共毛邓时代个人独裁走向了寡头专制。中国社会倒退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随着意识形态的崩溃及合法性危机,中共只剩下以“民族”、“ 国家”之名维护一党私利的借口,对异己从上世纪的公开屠杀变成暗地镇压,不敢公开,生怕自己“见光死”。杀人越货,屠杀之后是抢掠。威逼、利诱民众在奴隶位子上坐稳,任权贵们稳定地掠夺,从当年“官倒”的暗地分赃,变成借“改制”之名公开抢劫。屠杀也与时俱进,从有形的屠杀向无形的屠杀继续,各种形式的屠杀蔓延开来——用权力强奸法律,屠杀正义;用权力掠夺财富,屠杀公平;用利益阉割学者,屠杀良知;用高压钳制媒体,屠杀真相;用财富收买商人,屠杀诚信;用金钱腐蚀医生,屠杀爱心;用谎言培养学生,屠杀真理……今天,面临转型的中国给世界、给历史留下了最怪诞、最堕落的绝版标本。

二十一年来,无论是官方还是绝大多数国人,不约而同地对六四大屠杀“失忆”、“失声”了,仿佛根本就没发生过(难怪香港作家陈冠中的小说《盛世:中国2013》中,连那个月都几乎在所有人的记忆里消失了),有的甚至从当初反对转而赞同“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然而每个人无法逃离真实的现实,看看苟且的犬儒之下换来了怎样的“稳定”——“数据显示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连降22年”(2010年5月12日《新京报》),“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整个国家GDP的10%以上。”(袁剑《奇迹的黄昏》第五章“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2004年)“我也考察了世界最穷的非洲,那里与我想象的原始与野蛮判若两个社会——有32个国家的最低收入超过中国,一些国家虽然贫穷,但人民却也安居乐业。”(刘植荣《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中国劳动者何以活出尊严来》2010年3月2日)“众所周知,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是靠投资尤其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的。……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损失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之间。”(熊培云《发现社会》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是用来养人……公务员和党政事业机关吃财政饭的总共是七千万人左右,……七千万人耗掉了GDP百分之三十的百分之六十,其他的十二亿五千万人只能分享那百分之十二点多的GDP的财富。你想一下这个社会是何等的不平等!”(经济学家何清涟《大陆已进入社会反抗高峰期》2009年3月)“2007年5月,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指出,在中国,0.4%的家庭占有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成熟市场,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国家50%—60%的财富。……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 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2009年6月25日《时代周报》)

在中国从事富豪排名已10年的胡润说:“中国财富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向富人集中。2004年以来,个人财富达到10亿以上的人数大幅增加,当年资产达到10亿元的巨富我们只找到了100个,而今年仅我们找到、在榜的就有1000人。”据他观察,在北京,巨大财富的拥有者除正常创富外,还有大量的“三种人”: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的人;二是灰色收入者;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他甚至认为,富人的圈子里依靠勤劳致富的不过30%。(《中国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2010年3月瞭望新闻周刊)。在国际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败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09年度“清廉指数”(CPI)报告中,中国内地清廉指数全全球排名比去年下降7位,居第79位(香港清廉指数居第12位,中国台湾排在第37位)。在国际非政府机构“无国界记者”公布的2009年世界媒体自由度排名榜中,中国被排在第168名,是倒数第八名。在国际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公布的“新闻自由2010”报告中,中国与朝鲜、缅甸同时被列为亚太地区三个新闻自由记录极差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媒体管制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仍然是一个政府把媒体当作宣传手段、当作洗脑工具的一个国家。”(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中国60年媒体的演变以及新闻审查》2009年10月13日)

常言道:“苟且偷安”。苟且未必能偷安,“苟且偷安”其实是自欺欺人,主子们欲望的不断扩张注定了奴隶们的位子也永远不会坐稳。于是,伴随屠杀的延伸,反抗也在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在北京律师协会发表演讲谈到: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万起,2007年、2008年、2009年都超过了9万起(2010年2月27日《羊城晚报》)。生活在中下层的纳税人在被剥夺的同时,还要为压制民众的官方“维稳”付出沉重代价:“据统计,我国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就连这份官方报告也承认:“正当利益不能顺畅表达,可能助长社会基础秩序的失范:腐败盛行;国民收入和财富分配有相当部分是以灰色甚至黑色的渠道进行,贫富悬殊的趋势难以遏制;潜规则盛行于社会;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社会公平正义遭受侵蚀;人们对统计数据失去信任感;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在流失;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出现疏离,缺乏平等有效的沟通和互动……这些问题,才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真正的长期的祸患。”(清华大学课题组报告《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领导者》总第33期2010年4月)

二十一年来,普通百姓的经济保障一步步减少,真正的自由却不增反减。一方面,公权私有化,私权官有化,政治成了权贵们自定游戏规则的后花园,公民参与的权利“被代表”,“被和谐” 的权利空间不断压缩;另一方面,被官权直接或间接操控的伪市场、伪文化,加上压制言论和信息封锁,不断制造幻象。通过城市表面的“化妆”、转移视线的“游戏”(京奥、世博、亚运等)、官媒渲染的所谓时尚,甚至利用天灾人祸的扭曲宣传,掩盖贫富两极分化的现实,麻痹人们真实的现实感,把权贵们瓜分民脂民膏的盛宴,装点成似乎可以全民发财、全民自由狂欢的派对,让人们迷失在不平等的逐利中,把社会不公归因于个人或命运,忘却其背后看得见的权力之手。权贵们以所谓“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诋毁和拒绝普世价值,为执政为党的理念寻找借口,掩盖政治制度的根本缺陷,分化人们的共识,使社会碎片化,阻止民间社会的正常发育,保持权贵集团做大做强。历史和现实证明,这样的崛起只能是权贵们国家主义的崛起,重蹈当年德意日法西斯、南美独裁国家的覆辙,也许会“创新”出新的怪胎:“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小说《盛世:中国2013》香港作家陈冠中著,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

 

  
                                 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基督山

从当年天安门广场蔓延到今天各领域、多形式的屠杀,当年的凶手将更多的人收买、捆绑为帮凶,对名为“神州”但缺神的中国来说,与其说“天下无道久矣”,不如说“天下无神久矣”。正如索尔仁尼琴所言:“每个人都必须悔过,说清罪孽,说出他怎样参与了欺骗。”“我认为没有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上帝是人间乃至宇宙唯一至高的立法者和守护者,世人皆有罪性和罪行,只是上帝派到这世界的代管人,而不是世界的主宰,只能按上帝的公义治理这地。不“以神为尊” 就无法“以人为本”,不完美的人及组织却自封“伟光正”的“大救星”,以我为尊,僭越上帝,只能冒“以人为本”之名行“以党为本”、“以权贵为本”之实,造成人格和现实的双重分裂,无论权贵还是平民,多少人被利益捆绑。权贵买来的短暂感官刺激替代不了精神的贫困,富而不贵;穷人因物质匮乏失去受教育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二者都陷于没有属灵生活的非人状态。

百年来,国人追求幸福的历程与自己的目标渐行渐远。在古代君主制社会,从平民到帝王都承认人间之上的“天”,尽管不都是基督教的“上帝”,至少有所敬畏,有所顾忌。五四运动以后,科学、民主、自由传进中国,这外来的文明一直难以生根,现代文明仅仅停留在器物层面,即使科学也只是手段、方法而不是推而广之的精神。

勇于探索和质疑的科学精神源于对理性的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的信心,“世上除了基督化的欧陆以外,没有另外一个文化系统可引起现代的科学革命。”([美]兰西•佩尔斯《科学的灵魂——500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基督教不唯物也不唯心,而是唯实,同时承认物质和灵性两个世界。从牛顿到爱因斯坦,92%的大科学家是神的信徒。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米立根(Millikan)说:“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这人智不能窥测的范畴便是宗教的领域了。……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学习谦卑。”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在《神与天文学家》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象是个恶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摘自里程《游子吟》[美]校园书房出版社)

正是有了终极的信仰,才能坚守良知,反对迷信和对人间偶像——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国家——的崇拜。当个人崇拜掀起的大跃进导致三年大饥荒夺去几千万人生命的时候,钱学森等科学家却在“爱国”地耗巨资制造原子弹。就在中国第一颗核弹爆炸的1964年,在苏联,已觉悟的“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联合24名知名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写信给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警告”他不要恢复独裁者斯大林的名誉。从此他开始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把他定性为“第一号公开的敌人”,他曾被监视居住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激动地评价说,“在苏联那成堆成堆的腐败、重私利、毫无原则的知识份子中”,萨哈罗夫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在中国毛独裁时期,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被誉为“中华圣女”的基督徒林昭,与其他自由先驱相比,她对这个体制认识最深,决裂也最彻底。所以早已被杀害的她至今还令官方恐惧,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册上没有她;她在苏州的墓地被用铁丝网围住,每年清明或她的祭日,官方还在那里监视大批祭奠的民众,甚至安装摄像头。在官方体制内,类似萨哈罗夫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天文物理学家、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先生(六四后他被迫流亡海外)。

在中国,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一再被迫害,被指为犬儒型文化太监的御用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却自以为荣,现代时尚包裹下的是从三国、水浒以来弥漫社会的暴力与厚黑(难怪鲁迅劝年轻人少读或不读中国书),个体的“聪明”投机导致社会整体的愚昧落后和巨大的交易成本,形不成共同的博弈规则,国人实在是被小“聪明”所误。直到今天,自由的空间尚不如民国时代。前不久,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腾飞敢于揭露历史真相并表达个人观点,本属平常,但在谎言充斥的今天,居然惹起争议,遭官方打压。接着,5月12日,福建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要求“爱国守法,依法执教”,规定高校教师在课堂散布严重错误言论将被解聘。所指错误言论包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国家法律法规等错误言论,对学生确立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造成不良影响的。”(人民网2010年5月12日)在这里,错误正确与否,不是以普世价值为标准,而是以“党权”的所谓政治正确划线,这不仅违背常识也属违宪。一群无知无耻的官僚把持教育,将教育用作培养现代奴隶、奴才,这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倒退甚远。1986年8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可以讨论》,其中写道,旧社会人民处于无权地位,只好“莫谈国是”,新中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有什么理由禁止他们对那些与自身利益攸关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争鸣呢?”福建这个规定与民国时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育家、基督徒陶行知的“追求真理做真人”的教育理念相差何止天壤!“当年国民党也千方百计想在大学插足,但收效不大,因为那里的教授不买这个账。陈序经当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时,大约1941年前后,国民党为加强对西南联大的控制,要求当时担任院长以上职务的教授都得参加国民党,陈序经知道后对他的一个学生很坚决地说:‘如果一定要我参加国民党,我就不做这个院长!’不仅个人有这样的勇气,整个学校也具备这样的气质。”(谢泳《危机时代中的西南联大》)此事如果在今天的福建后果会如何呢?抗战爆发前,北大清华已是世界知名的大学,如今,在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公司QS公布的2010亚洲大学前200名最佳大学排行榜上,北大清华为何均未进入前10名?答案不言自明。所以陈丹青的文章曾以这样的题目直言不讳——《大学教育烂到这步田地!》,称中国教育现状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新京报5月18日报道:“教育部和国家外国专家局决定组织实施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今年共100名左右高校领导将到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培训。”这个时候不讲“中国特色”了,本土民国时期好的教育传统还未继承,谁能保证这样的国外培训不变味儿呢?

所以,没有信仰的导引,科技就会成为党字号偶像奴役国民的利器之一,形成现代科技支撑落后制度和愚乐文化的荒谬局面。这些皆因国人的急功近利,不但制度文明的引进和建设被权贵集团有意忽视和拒绝,而且对更深层的信仰缺失,不但没有给予自由发育的空间,反而不断打压,尤其是上世纪后半叶。于是,表面上打倒了帝制,也通过无神论、唯物论颠覆了上天,将人及理性摆到了至高的位置。与“复杂性理论”相比,“唯物论是分子水平的思想方法”(华裔经济学家、基督徒杨小凯《我认识基督的三个过程》),看不到彼岸世界的信仰对此岸世俗的决定性作用。事实上,在充满专制文化的社会,社会没有自然发育成熟的空间,个人理性的启蒙和权利意识的难以觉醒,因此,对强人及其理性盲目和无条件的肯定,在救亡图强的民族主义和集体无意识的催化下,变成了对强人和强力集团的偶像崇拜,被其用来整合社会,形成巨大的能量,这能量以及一致对敌的需要,形成了严格的体系,容不得半点自由,所谓革命成了新专制对旧专制的战争,直到新的领袖以共和的名义登上比皇帝更高的宝座。既然人民把领袖当作了“上帝”,他就如上帝般任意行使权力。可惜这人造的假神只是肉身凡胎,充满罪性,如狂妄的毛泽东所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毫无内外约束的权力使罪孽以乌托邦的旗号殃及人间,登峰造极。

中国持续今日的百年灾难,实在是每代人、每个人的承担,即使没有毛泽东这个独裁者,这背弃上帝的国度也会推举出张泽东、王泽东。当年挪亚的后代背弃上帝,以人类自我为中心,在巴比伦建造巴别塔,拜“国家”这一偶像,遭到上帝的惩罚。同样,从自称毛主席的战士、党的儿女、革命事业接班人,到自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再到崇尚权钱的拜物教,许多人已毫无良知、道德底线,国人一再拜偶像而不与天父相认,屡遭劫难,至今还不悔改,执迷不悟,实在愧对上帝对这个民族的眷顾和怜悯。

源自东方的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罗马的法、英国政治并称西方现代文明的四大支柱,现代民主宪政正是以基督教关于人的“原罪说”为基础的,不承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不会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80年代,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如果你认为人权是对国家的一种根本性的限制。你就必须把人权放在一个永恒的世界图景当中去审视。”(王怡《与神亲嘴》2007年)人生不仅仅靠理性和情感,还需要信仰,这信仰不是理性、利益的算计,是对终极真理坚定谦卑地信靠。无论公共领域的权力还是私人领域的权利,其终极的合法性来源唯有上帝的公义,而不是来自人皆有罪的世间,否则就陷于相对主义的“丛林法则”,谁能保证今天的奴隶明天不会变成更残暴的独裁者呢?正因为西方人通过基督教信仰与上帝立约,才能按上帝的旨意坚守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契约,使科学、道德和法制拥有了坚固的基础,而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动摇。即使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大战,逐步僭越的人类理性及国家主义的傲慢,导致对上帝不时的背叛,信仰上帝的力量终究还是拯救了世界。马丁•路德•金、曼德拉、图图、金大中等,都见证了超越性的信仰对世俗暴力的胜利,见证了对立双方拥有起码的人道底线,才能最终走向非暴力博弈的成功。代表人类先进制度和文明的国度是最具基督教信仰的美国。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开宗明义——“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公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美国总统就职时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在美钞和联邦政府办公大楼可以看到这样的字样: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曾在一份判案例中上写道:“我们是敬畏上帝的民族,我们的法律预设有上帝的存在。”……这充分证明了上帝的恩典,就连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我知道,上帝喜欢你们。” (毛泽东与布什大使的谈话  摘自于歌《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

从历史到今天,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从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到今天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统治者,都是无神论者,对宗教不是迫害就是压制、利用,他们不但不受法律的制约,还自封红太阳、大救星(1950年4月,毛泽东在审定“五一”节的口号时,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这一条。“毛主席万岁!”这个几亿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竟然是毛泽东自己要别人喊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把自己当作统辖物质和灵魂两个世界的上帝,把权力中心等同于真理中心,强迫民众膜拜。实际上他们对神却无法摆脱。1938年,斯大林通过前一年大清洗的屠杀巩固权力之后,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没收、关闭、拆除教堂和捕杀神父。可是1942年纳粹德国大举进攻时,苏联节节失守,斯大林命令把象征着无限神力的喀山圣母像从关闭的莫斯科教堂中抬出来,而后他和众将领与官方钦定的主教谢尔盖宗一起祈祷上帝。凤凰卫视电视片《克宫秘史》记录了40年代末的某一天,在严格警戒的情况下,斯大林随身只带一名贴身警卫,步入克里姆林宫附近一个久负历史的小教堂,在圣像前屈膝跪下,低头不住地默默祈祷。而坊间关于毛泽东及其后领导人迷信的传说也不少。

当一般民众缺乏信仰自由的成长环境时,在对有神论和无神论都没有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宗教的天性就易被其它代用品所填补,或是圣人、领袖、明星、大款等偶像,或是权力、金钱等,或者是自我,或是貌似的逍遥……这样,得到的只是虚幻,漂泊的心灵没有皈依。看看我们身边,多少人一旦权在手,便成土皇帝。世人皆有罪,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撒旦。试想,当年“五月花号”上如果是无信仰的中国人,他们踏上北美自由大陆时,也不会缔结共和的契约,只会推举一位新的独裁者,或者陷入内讧(问问那些移民海外的中国人,所受的坑害往往来自同胞,最多的对立也是同胞)。我们不时软弱和跌倒,自己不能抓起自己,只有借助信靠上帝才能得救。

几十年的高压和愚民政策,使国民的心智一直处于“类人孩”水平。不是盲从地跟着潮流跑,就是什么都不信地退入小我。改革开放以来显示出开始成长的青春期叛逆特征,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所以狂热骤起又易迅速消沉,接着又被另一股狂热裹挟,追逐时尚也被时尚所牵制,缺乏韧性和反思,难得特立独行,普遍成为“大众人”型人格的犬儒。“年轻人变成犬儒实在是最可悲之事,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不曾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已经什么都不相信了。”(胡平《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美国博大出版社2007年)面对大面积的社会溃败危机,官方极力推销御制的所谓“社会主义价值观”,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意识形态。真正的价值观不是人为可以炮制的,是社会自发产生的,是人们自由、自愿达成的共识和默契。中国政府已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八条明确规定:“人人享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提高社会凝聚力,只有超越性、包容性的宗教信仰,“上帝可以说是社会整合性的代名词”(【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宗教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可喜的是,现在许多国人从乱象中体会到宗教信仰缺失的重要性(例如韩国从独裁转型走向宪政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国基督教会的推动,韩国人三分之一是基督徒)。近些年大陆基督教发展迅猛,从平民到精英,越来越多地成为上帝的儿女、主内平等的弟兄姊妹。有报道称大陆基督徒已达1.5亿。“根据美国《全国天主教报告》提供的数字,中国每天有一万人成为基督徒。这个报告认为,到本世纪中,中国基督徒的人数可能达到两亿,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国家”(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波士顿大学教授罗伯特•海夫纳在亚洲民主研讨会的报告《宗教化以及亚洲宗教多样性重塑》2010年4月)。原美国《时代周刊》住北京采访主任戴维•艾克曼则认为,今后30年,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将可能是基督徒(戴维•艾克曼《耶稣在北京》2003年10月)当福音传遍神州,天安门前的毛泽东画像和他的干尸及其他人类偶像从人们眼前和心中消失,上帝的圣爱将会把神州变成真正的人国,人的地位和理性得到更高意义的确立,放在合理的位置,既不拔高也不降低,每个人拥有做人的自觉和尊严,“个体感到自己被某种具有普遍意义和更高意义的东西所制约,对于个体来说,这种东西既是始源,也是归属;个体对它既忠心耿耿,又希望得到它的提携和拯救”(同上),有了信仰,才能把上帝的公义赋予法制和道德,真正被坚守,而不会沦为一己之私的玩偶,人间的屠杀才能终止,刽子手的忏悔才能带来宽恕,死难者得到昭雪,实现社会和解,无论是权力的刀还是被侮辱被迫害的杨佳、邓玉娇们的刀,都会被非暴力的民主博弈所替代,让我们的后代活出真正的尊严,让和平与爱降临这片国土。我坚信那一天的到来,如同坚信上帝的全能与公义。

“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圣经》)
阿门!

2010年5月23日八九“六四”惨案二十一周年前夕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陈永苗:喝茶党崛起与韩寒身上的光影战争

《零八宪章》运动带出了一个“被喝茶党” 来!2008年底到2009年初,《零八宪章》公布之后,有很多人都被当局请去喝茶。其中首批签名人士300多人,几乎都被喝茶一遍。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零八宪章》出台之际,经济危机以及变本加厉的国内经济政策,威胁了白领阶级,把白领阶级抛掷如政治漩涡,于是签署《零八宪章》成为他们一次怪异的政治表达。很多白领阶层被喝茶,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上海的波斯小昭。

其后由于国内维权运动与网络的互动,例如邓玉娇事件、福建三网友事件,越来越多的白领阶层成为公民记者,成为维权运动参与者,这样在中国,就有了“喝茶党”。 艾未未在推特上就带动了一大批“被喝茶党”人。目前“喝茶党人”活动的趋势和范围在不断扩大。现实中,被喝茶已经很常见了,并且白领阶层以被邀请喝茶为时尚为光荣。

这绝非商业促消行业,而是一种与政治有关的活动,美联社专门作了一篇中国的「被喝茶党」的報道,创造性地把美国新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 移植到中国概念,把被喝茶的人称为“新喝茶运动”中的“喝茶党人”。.

月球上一小步,就是地球上一大步。“被喝茶党”取代“说真话”群体的崛起,是民主运动往前趟一小步。我们原来见警察喝茶,担心的要死,见多了,当做了日常生活。抵制实名制不外乎,为了一种避免恐惧的自由,如果实行实名制,都一样,该干嘛就干嘛,用实名说话,反而促进勇气。是一种恐惧到不恐惧的进步。

从2003年胡温新政以来,我们发现丧失自由与否的界限,是组党。组党的,坐牢,不组党大致没事。挑战性言论不会丧失自由,只会造成升大官发大财的机会丧失。只要不渴望升大官发大财,说真话已经有了很大的空间,例如网络。如此摆脱了一惊一乍,有了一定的免于恐惧的自由。

之前的铁窗先行者流血又流泪。铁窗先行者的寂寞,不像民国,也就是切断了与民众的联系,同时被当病毒,不安分的威胁,进行妖魔化。也不像八十年代或者90年代初。李海说,90年代初他去外地串联,获得普通民众的支持,过了92年就不行了。这种切断应该在92年挣钱大潮之后。原来八十年的改革者,整体上也成为既得利益剧团或者边缘集团,于民间切断的联系。

 与“被喝茶党”差一级的,是韩寒热以及背后的体制边缘“说真话”群体。来自“被喝茶党人”,倾向于行动和作为的人,在许志远发表在《亚洲周刊》批评韩寒文章之后,与“说真话”群体进行一次“哪一个更加重要”的较量。

民众所需要的,也不是韩寒所发出来的影响力。如果对民众真的有影响,早就被封了。韩寒说的,不外乎是四五一代人人生经验的通俗版,这对统治本身,已经没有任何杀伤力。偶尔造成具体人不爽。但是对统治本身,是一种异议花瓶。

我不是说韩寒说的没用,而是说那是重复用功,而且政治上是迷糊的,双刃剑,也可以用来维护统治(让你说话出气,就是维护),也可以用来反对。现在除了“说真话”一代之外,其他人都不用启蒙,就“说真话”一代脱离现实。

对韩寒博文的阅读,带来的快感,仅仅是一种焦虑的暂时纾解,而不是政治观念或者意志的塑造,是扶不上墙的泥巴。阅读内心抵抗话语,是一种原地踏步的抵抗么。内心的抵抗,以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民主与宪政。就像阅读武侠小说心里就幻想,自己在替天行道。

对韩寒热的批判,说明对阅读性的内心抵抗话语,有着扬弃的渴望,有着对实际政治效果的呈现的渴望,也就是从内心的教义和体验分享走出来,进入行动。也说明超越说真话的渴望,实际行动的渴望已经异常强大,提到议事日程。

书斋之论自有其用处,只有把做书斋之论当做解决方式和出路的时候,才要批判。行动很重要,但是也不能因此说书斋之论,就不要了。对韩寒批评只针对对韩寒的过分赞美,也就是衍生的,相对独立的层面。这里有两个层次,一个是韩寒本身,另外一个是对韩寒批评与对韩寒的过分赞美。后者关心的是赞美的是非,附带上被赞美者的是非。

这是民主运动亚群体重要性的争论。韩寒相当于明星啦啦队员,而更倾向于行动的艾未未带着一大帮粉丝下场踢球,就球员个人而言,新闻聚焦不在没关系,但是对于整个总体而言,就有问题:主次不分。也就是谁应该是光彩之中,谁应该在阴暗之中,这是光与影的战争。

当然这里总体上有一个缺陷,就是太依赖于灯光,都是表演。要改变格局,就必须有更多的艾未未下场踢球,而韩寒继续当拉拉队队员,还是下场都无关紧要。少一些韩寒无妨,但是对艾未未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韩寒与韩寒的粉丝,有了很好,但远远不够。很必要但很不重要。打个比喻来说,现实需要星球大战的高科技才能有出路,韩寒会中华武术当然比不会好,可是杯水车薪。

这是一个临时性的儿童团,小兵张嘎组成的,但是目前需要的是强大的游击队。儿童团可以为游击队做准备,但是并不是主角。过于依赖于镁光灯,那么儿童团占据主流,那么游击队就边缘化。所以一个要儿童团成为儿童团,不要用来替代游击队。

把历史中的伟大范型,例如鲁迅,直接黏在韩寒身上,或者并不存在的将来潜力(有没有潜力,资质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就韩寒来说,除非将来有大挫折,否则就是吐口水的庸人一个了),提前透支在当下,也就是把期货当做现货。把一个本来是一快普通玉石吹牛吹成和氏璧,过了临界点,就会翻卷过来,最后会说成连普通砖头都不是。

在“被喝茶党”面前,韩寒很不够,“韩寒热”不够用。人不吃饭,就会饿死,那么吃饭是不是就是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的呢。吃饭很重要,仅仅对快饿死的来说如此。可是这一些人与完成某种共同目标来说,也就不够用。

实际上,韩寒是用处不大的热情,起哄与围观不能代替真正的做事情。起哄与围观者的自大,成为首要的。我觉得首要警惕的是:自我中心。

实际上许知远的批判,在于彰显更为重要的“被喝茶党”,否定围观和起哄者的自我中心。对韩寒与韩寒的粉丝的批判,也就是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应该将渴望“说真话”那一代人,推到敲边鼓的角落地位,别妨碍做事的人,用维权运动压倒启蒙。

这是评价标准的问题,韩寒热与“被喝茶党”不可同日而言。韩寒是吃饭,“被喝茶党”算在进补。当时把吃饭吹成进补,说起哄与围观改变或者改变了中国,就是可笑的。

批评韩寒有两种作用,一种贬低取消,一种是希望更完善。评价标准高低是很重要的。但是不管如何,要首先警惕每一个群体的自我称义。起哄与围观者,都会觉得没有了起哄与围观,事情就废了,因为自我是中心,自己就是太阳。当然还有比“被喝茶党”更重要的。一个病人,需要的是进补,更需要的是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就能复原,而进补未必。

“说真话”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最为重要的政改问题,并不是说真话能解决的,也就是并不是协商与会谈、妥协能解决的。当掌权者的自我保存与掌权同在,一日无权,便害怕死于非命,因此不可一日无权的时候,你通过“说真话”叫他去死,既是为了他好,他也会一蹦三尺,勃然大怒。

整个政治问题,是纠结在哪一个阶层身上,这一层的体验,就有整体性。“说真话”知识分子的经验,在八十年代有总体性,如今丧失了。一个老师,他会相信讲理讲真话,最终会解决问题,这是他的屁股圈定了脑袋。现在更有决定性或者整体的体验是讲真话没用。

“说真话”仅仅是第一个台阶,在其上更有无数的台阶。这样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的上头,都有无尽的台阶,都必须敬畏,不能自大。以无限来衡量有限,不同台阶的差别其实不大,但是以现实必要来说,台阶与台阶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并不是都是一回事。当做一回事,并且因此把第一个台阶,也提携到极为重要的位置,那就是偶像崇拜。

言论自由的诉求,具有暧昧性,也可能维护专制,也可以瓦解专制,过于暧昧。例如经常有人要求专制体制给人说话,有个泄气口,免得高压锅爆炸。这么要求到底是为了维护专制,还是专制专制呢。现在到了放弃对第一台阶的渴望和赞美,而打破沙锅问到底:到期要起什么作用。

韩寒与韩寒的粉丝的困境,也就是赞美“说真话”那一代的困境。渴望“说真话”的老一代,实际上或在自己渴望的惯性当中,而无法跳出自己的心里记忆,习惯于口渴而拒绝喝水,而对敢于喝水者过于赞美,获得太大的声誉。 “说真话”那一代无法舍弃微薄的既得利益,同时又良心不安,只能在现有弹性范围内说一些话。一旦有对他们赞美过界的异议,就立即退到自我保存的地步,来反击。说什么“说真话”不容易。不易是不易,但没多大用。一个人很难做好事,但不等于做了好事,就拯救了世界。说真话还是有一些不容易,因为他们获得的既得利益过于微薄,不能苛责,要求其放弃。

这基于一种对专制恐惧感。“说真话”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情,需要以专制为背景。我们来看台湾民主化之后,李敖只能脱衣服来吸引眼球。推崇“说真话”的话,必然暗中支持了专制。他们也渴望打破专制。“说真话”可是需要专制大沙漠作为背景。如此的赞美,内在地有一个悖论:那就是没有残酷炙热的大沙漠,就没有大沙漠边缘的美丽之花。不能光看到美丽之花,而不看背后的残酷炙热,这是二位一体的。离开了专制,“说真话”啥也不是,一旦坚持“说真话”,就会在一个看不见的黑暗中坚持了专制。“说真话”与专制并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一种隐藏着的“共犯”。“说真话”一代对自己的方案自满,趋于非理性。理性与非理性要看政治形势,无视已经发生了重大形势变更,还幻想文革的坏与80年代之美好的刻舟求剑肯定是非理性。韩寒就吃是吃着这一代人的口水,然后再吐在博客上,获得无数80后的激赏。

这样的困境很悲惨,“说真话”的人还很少,需要大力推广,可是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说真话”的政治作用已经不大了。坏事往往是良好意图带来的。关键在于这种路径,代价多大,可能性多大。当推崇赞美“说真话”的时候,就要考虑责任伦理。考虑这一种路径的有限性。

 关于韩寒现象的争论,支持“被喝茶党”一方,一旦要求更多,步子更大,就引起“说真话”那一代的反弹和恐惧。就像宗教战争从来不是信仰的战争,而是血气群体的战争,同样关于韩寒现象的争论,也就是“说真话”那一代,与渴望行动这一代人的争论,哪一个优先哪一个敲边鼓,哪一个主角哪一个配角,哪一个获得更多光环哪一个更加寂寞的战争。

我觉得解决办法要尽力摆脱过于依赖于镁光灯。摆脱对新闻运作的过度依赖,也就是去掉其表演性。就目前摆脱过度依赖所取得的成就而言,维权运动是一个小进步,把摆脱了对单一舞台和小圈子的依赖,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生长点,成为一段时间内舆论焦点所在,这样就通过做大总量的方式,尽可能遏制小圈子的内斗。内斗和重要性的等级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断做大,就可以稀释掉,缓和起来。

还需要不断版本升级,不断向上流动,可以缓解重要性的等级争论。要不断上台阶,不仅是个人还是整个群体。小团体的自我中心,自满就会遏制这种上升,从而拖住了后腿。要让整个民主进程,是永远在路上,不断升级换代的,不断完美。韩寒们应该上升为喝茶党人,由儿童团变为青年团,再变为游击队,再变为正规军的过程。

郑  义:从环境灾难看真正的有效监督

4月20号晚上,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的叫做“深水地平线”的钻井平台突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造成了11名工作人员死亡。漏油事件所产生的污染大大地超过了最初的估计,极有可能超过1989年发生在阿拉斯加州海域的埃克森漏油事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原油污染海洋事故。

埃克森石油公司当年为那次漏油一共支付了43亿美元,包括提供给民众的赔偿金、清除石油污染的费用、和交给美国政府的罚款。这一次呢,据估计英国石油公司不仅要承担高昂的经济损失,其名誉也将大大地受到损失。

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心调配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挽救局面,限制这一起石油污染。美国政府也紧急在濒临墨西哥湾的路易斯安娜州和阿拉巴马州建立了应急指挥中心。

路易斯安娜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军队也出动参加救灾。但是很多路易斯安娜州的居民都表示,政府再一次叫他们感到失望。上一次是2005年的风灾,小布什政府曾经因为救援不及时而受到普遍的指责。

美国海岸警卫队和英国石油公司最初估计,原油泄漏量应在每天一千桶左右。但是后来发现,实际情况却是每天有五千桶石油流入了大海。

在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社会发生这么大的环境灾难,是必然要追究责任的。17号,美国负责近海石油开采安全监督的联邦矿业管理局副主管克利丝?欧依漓丝申请退休。因为这个部门遭到指责,被认为对漏油事故监管不力。美国国会也将追究负有监督责任的主管部门。

中国近年来也有所进步,对造成环境灾难负有责任的官员也受到追究,也有一些官员辞职、或被免职。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是一种进步。但是还不够,必须要制度化、法律化。最艰难的是官商勾结,政府主管部门、监管部门和污染厂商有明显的或隐蔽的利益关系,这是中国形成环境灾难的癌症。

从这一次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来看,监督的来源至少有四个。一个是政府的自我监督,比如奥巴马总统发话、各个受害州政府发话;一个是议会发话,这就是三权分立的立法部门对行政部门的监督;第三个是大小媒体发话,这就是被称之为“第四权”的舆论监督;最后还有各种民间环保组织的抗议。

有这么多层次的真正的有效的监督,行政部门想搞官商勾结、或者是不作为,这就比登天还要难。

姜维平:六四,必须要打开的中国“死结”

一 年一度的“六四”即将来临,中国政治的“死结”,又一次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就国内来说,中共又要如临大敌,严密监控异议人士;就海外来看,一直坚持平 反“六四”的香港支联会,将发起放飞民主风筝的活动,在全世界各地也都会出现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总之,不论如何,作为一个中国人,不论持有怎样一种 态度和立场,都不会忘记历史的悲剧。

 

图片:左一姜维平,右为原香港《文汇报》社长李子诵(1997年拍摄,姜维平提供)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限,我们无法在短期内选择国家领导人,但中共18大之后,不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当上了共产党的一把手,都无法回避“六四”问题,它似乎成了中华民族的死结,打不开又扯不掉,谁解开了它,谁就是找到了一把锁钥,他将名垂千古,荫及后代。

然 而,就目前来看,这种希望好像还相当渺茫。胡锦涛缺少新思维,温家宝过于孤立柔弱,中南海的高官们大都把个人的利益看得太重,而对民族前程和国民生死不负 责任,他们似乎把地位当成了舞台,按照集体争论写出的台词脚本,表演了固定的程序之后,就匆匆地退场了,他们不知道观众在想什么,也不在意后代如何评价, 故“六四事件”就变成了长达21年的死结。

其之所以谓“死”,是因为一旦打开,石破天惊,共产党未必跨台,但一党执政的体制将被历史抛 弃,过去那些富得流油的官员与奸商,将面临两种抉择:或缴出不义之财,重新做人,或负隅顽抗,即被整肃,而能够争得民心的新政党则上台,或许中共作为在野 党还有机会。但必须改头换面,动大手术,否则只有灭亡。到那时,大大小小的党派展开竞争,表面看似乎混乱,但这是中华民族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最佳远景。

或 许正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现在的中南海高层领导人,对明天既充满恐惧,又充满憧憬,故踌躇再三,瞻前顾后,不能定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在物质上和 思想上与极权统治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吧!不过有一点是共同而令人欣慰的:他们本身与六四惨案没有直接的责任,这似乎是平反六四事件的希望之所在,但接下 来的问题是,“死结”一旦打开了,对负有罪责的李鹏等人如何处理?对建国以来的类似案件如何处理?比如,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使许多人非正常死亡,致伤 致残或坐牢,这些冤假错案如何善后赔偿?……更为重要的是,裸露出来的社会矛盾归咎于政治制度,是修补它呢,还是彻底遗弃它?如是后者,会不会出 现权力真空,产生社会动荡和国家分裂?等等。

显然,即便是现在的党内民主派温家宝,也是不会选择扬弃中共的途径,那么,老百姓还会像1976年 10月那样,把过去所有的一切人权灾难,归咎于共产党内的某几个倒霉蛋?谁是未来几年内中共高层权斗后倒下的新的“四人帮”?中国,还能继续创造经济高速 增长的奇迹,靠专制列车的惯性再慢慢地爬行吗?它何时才能驰出没有人权,尊严和法治的黑暗的隧道?1978年后,一度深得民心的“胡赵政改”成果还能恢复 吗?……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困扰着中国的知识份子,也充塞着体制内官员的心灵,连普通老百姓也未曾彻底遗忘,实际上它都是死结下面的皱褶,层层 布局,又细又密,虽小犹深,如果解开了心灵“六四”的疙瘩,一切均迎刃而解。

2009年以前,我曾有条件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阶层的人,进行了似 是随意但很明晰的调查,我发现,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人们表面上对政治变得冷漠,行动上变得务实,但心灵深处,并未遗忘许多人的名字:方励之,王 丹,吾尔开西,柴玲,等等,比如2008年的一天,我到大连友好广场某家打字复印社影印我的传记手稿时,一位中年人对我说,你知道吗?方励之的儿子死了! 我很吃惊,因为我不太清楚,他讲了他在美国遭遇车祸的过程,并肯定地说,是不是共产党特务干的?……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收听外国广播嘛!从 这一事例可以看出,中国普通老百姓依然关心海外民运人士的命运。又如,在另外一个朋友聚会的场合,话题扯到了“六四事件”,谈到了王丹,很多人沉默了,但 我的介绍却吸引了他们,其中有一个体制内的官员说,王丹才四十多岁啊,等那些老家伙们都死光了,他就能回家了!我问他,你希望他回来吗,他的回答令我震 惊:希望,也不希望!因为他鼓吹的那一套对我个人不好,但对我儿子那一代人有利,未来的中国肯定是民主社会!……其实,这些对话,既是社会的真实 写照,也是它的鲜活缩影。

既便是中共严密操控的媒体人士,也大都对“六四”有一本良心账,只是不想再次祸从口出,丢了饭碗而已。我记得1997年 香港《文汇报》举办50年周年庆典,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张浚生出席,他是典型的思想僵化的保守派,但“六四”时反对共产党屠城,被迫离休的原社长 李子诵,也令我惊喜地出现在大家面前,我读过《徐家屯香港回忆录》,得知“六四”时李子诵社长曾使香港《文汇报》开天窗的事件,故十分敬佩这位老报人,与 其合影留念之余,也请教了一些当时参加“六四”活动的《文汇报》同事,他们的态度虽不如已故的金尧如那么坚决,但观点都很明确:“六四”总有一天会平反。 要我说,在得不到平反的日子里。不论新闻界人士如何沉默不语,但每个人都像《文汇报》的开天窗之语形容的那样:“痛心疾首”。实际上,多年来,在《文汇 报》等海内外新闻界人士的心目中,李子诵,金尧如,刘锐绍,程翔等都是良心记者!

现在,中南海的领导人,大都是年过花甲之人了,由眼下的政治体制 所决定,其举手投足,均事关大局的稳定和国家的未来,他们不论是太子党派,还是共青团派,都面对一样尖锐的问题:是贪婪手里的权利,为自已和家人敛财,阻挡历史前进?还是用活已有的权势,为子孙后代的幸福着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总之,所有的问题都凝结到了一点:是否平反“六四事件”?可以推断的是,关起 门来,他们不知道争论了多少次,却找不到两全齐美的结果:既能伸张正义,寻求社会公平,又能永享富贵,保住既得利益?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得过且 过,耽搁了中华民族的大好光阴!使阳奉阴违的官员,不得不坐在火上口上,使两极分化的国民,找不到精神的家园。

据报道,中国从1993年到 2003年,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人数由73万增加到307万,令警察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而越庞大反倒越使社会矛盾激化,更趋于不稳定。北京国家信访办门前的人们,遭到打压和遣返,使他们不得不流向香港,流向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楼前,变成了护巢的叽叽查查的“麻雀行动”。各地涌现 的杀人狂,歇斯底里地指向了弱势群体,政府警察接管了幼儿园和学校,使下一代人失去了安全感。台商的富士康厂区,成了“12级跳”的展示人生美梦破灭的舞 台。判刑入狱11年的杀人犯赵作海,巧遇了被自已杀死的当事人“复活”,他得以幸运地回家,并得到了65万元的经济赔偿,但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为老百姓 代言的刘晓波,再一次被高墙电网,挡住了善意的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声音,而杀人犯杨佳的墓前则堆满了鲜花和贡果。当太子党的红歌感动得老百姓热泪盈眶之时,前高官曾庆红公子曾维的豪宅已被澳洲媒体曝光……这一切典型事件都预示未来,使中共政权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于是,这种矛盾恐惧的心理,扯紧了“六四”的死结,也波及到了海外,使华人社会形成了黑白分明的裂痕,使历史的伤口,裸露在海外的自由媒体里,牵动着人们的眼球。据报道,香港支联会副主席李卓人透露,由美国运抵香港的新民主女神像和天安门屠杀浮雕,遭到了香港海关的扣留。此艺术品高 6.4米,由陈维明打造,他毕业于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88年移居新西兰,曾为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美国总统奥巴马造像。此像按照 89年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像制成,比现在摆放在理工大学的旧像高一倍多。支联会原本计划本月29日起在时代广场展出,“六四”当晚在维园摆放。而 天安门屠杀浮雕宽达6.4米,高2.3米,分成五块,将与女神像一并展出。

但号称一国两制的香港,竟然发生这样的怪事:海关最初告诉他们,怀疑罪犯会在雕塑里藏毒,故只有暂扣检查。但我认为,与其说是例行公事,不如说是等待中南海决策。果然,5月29日,该艺术品被海关没收,蔡耀昌等13名民主人 士被警方拘捕,30日,身患重病的司徒华乘坐轮椅,带领数千名香港市民冒雨游行,再次呼吁平反“八九六四”!可见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胡温政权,已无所作为,令国人失望!他们面对一件艺术品如临大敌,惊恐不安,只能显示中共政权的脆弱和倒退,已经达到千钧一发的可怕程度!

目前,距离中共18大召 开,还有两年多时间,不仅社会各种矛盾云集,而且党内派别加速整合,但靠权斗倡廉进行新陈代谢,已不能满足老百姓人权意识的觉醒和要求,“六四”成了绕不 过的领结,它缠绕在国家的脖子上,调整得好,精神焕发,而反之行事,进一步扯紧,只能使统治者窒息。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中共的领导人,一旦具备了足够的 勇气,敢于打开它,其就变成了“活结”,走活了中国这盘棋!现在,胡温班子剩下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应当果断地开放党禁和报禁,成立“六四事件”真相调查委 员会,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实现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还政与民,互相制衡,共同发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新的有尊严和幸福感的生活!否则, “六四事件”就只能是“死结”!

2010年5月27日写于多伦多,6月1日修改,谨以此文纪念六四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