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贿选的本质是官员贿赂民众——《论民主》系列之四

今天我们谈一下民主制度下的贿选问题。我想首先提出一个至少我还没有看到的新提法:所谓贿选,其本质就是官员贿赂民众。是一种涉及贿赂的腐败行为。

如果你听上去有些别扭,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除了民主制度的所有社会制度里,涉及贿赂的腐败只有一种形式:民众贿赂官员。

在民主制度下,有史以来第一次,“腐败”有了一种新的内容:官员贿赂民众。——我想,对没有见过这种“腐败现象”的中国人来说,有些难以理解。也难怪,在一些主流媒体和电视上,一提到西方国家和亚洲地区民主选举中的“贿选”现象,就有人忍不住对我们自己的制度充满自豪感:至少,有一种全世界性的腐败——贿选——中国就是没有。

由于经常追逐观察世界各地的选举活动从事我个人的研究与写作,虽然只在西方住了十几年,但我亲身经历过的各种选举可能超过大多数西方的老人家们。这些年下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所有的民主制度下的选举,都是某种程度的“贿选”。

广义的“贿赂”应该有很多种,例如用金钱贿赂,用溜须拍马贿赂,用媚笑贿赂,用女人贿赂,用请客送礼、恭维、承诺好处来“贿赂”,下跪祈求的方式也是一种贿赂,是用比金钱更宝贵的人的尊严去行贿……民主制度下的选举,就是一些想当官的,或者想继续当官的精英或者权贵,用各种手法“行贿”选民,希望得到他们的青睐,从而得到他们手中的选票。

这各种手法最明显的就包括承诺当选后给大家好处,打广告迎合民众的“低级趣味”,去演讲阐述自己的施政方案直到嗓子沙哑(老百姓还绝对不会请你喝一口水),去一个一个抱选民的孩子直到选举那天双手都抬不起来,把自己的老婆和女儿也拉到民众面前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对大家笑脸相迎,公布自己的家底与财产,去帮比较刁钻的“刁民”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在台湾等地的选举中还多次出现了竞选县市长的“领导同志”给选民下跪拜票和谢票的“丑闻”,当然也少不了一些非法分子去用金钱直接去买通选民投自己的票……

现在,我把民主的“画皮”给大家剥开了:这就是民主选举,这也是国人闻风丧胆的“贿选”!我不会掩盖民主的这一缺陷,只是在继续分析下去之前,我弱弱地提醒大家一句:这种听上去让人恶心的“贿选”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至少在这种制度下,广大的民众不用争先恐后地去贿赂那些当官的,更不会出现“选民”在政府门口下跪的奇景!

中国人——尤其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没有见过“贿选”,但传说中的贿选已经出现在中国乡村选举中,这也是一个不应该否认的事实。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该回答的是,应该怎么看待中国的乡村选举?

先说一下中国乡村选举的背景。1949年后的三十年里,实践证明北京在农村实行的政策几乎都是灾难性的,而维系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固有体系又被破坏殆尽,中国农村被折腾得一穷二白,农民死了几千万,到了改革开放时,中国农村实际处于崩溃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才松开紧握农村的双手,把一个烂摊子还给了农民。至于这种如此小范围的选举是否可以称为“民主选举”,实在值得怀疑。

走了全世界那么多地方,中国的乡村选举是我遭遇的最独特的一种选举。说它独特,有如下几个原因:一,这是在全世界收入水平最低、民众相对的民主素质也最不高的一群农民中实行的“民主选举”;二,这是涉及到世界最大一个群体(中国八亿农民)的选举,也是每一场都是世界上最小规模的选举(以村为单位),所以,每一场选举对这个群体的整体利益没有任何帮助和影响——你从来没有听说中国三农政策与三农的命运是因为他们选举出来的官员(村长)决定的。他们只选举一个村长出来执行上面的命令。三,这是一场最底层的选举——因而,压在它上面的所有层级的领导和书记都可以决定这个选举的游戏规则,甚至可以决定选举是否有效……

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很难再找到类似的选举了。由于上面说到的原因,中国乡村选举确实出现了一些宗族冲突、贿选的例子。尤其是贿选,在如此小的范围内,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情况下,关系亲疏一清二楚,走门串户都可能成为“贿选”的证据。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要搞清楚,那些拿金钱来贿赂你选他的人有一个前提:他当选后一定要赚回这些钱的,否则,他不是官员,也不是贿选,而是“慈善家”。

我近距离观察过几次乡村选举。有一次,一位农民找到我(我的读者),他沮丧地说,他们的村长在选举前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还偷偷给答应选他的村民一人一千块现金(在湖北,这不是小数字)。没想到选上后,他不干好事,坏事做绝,还贪污了出租鱼塘的钱。他说,他对民主选举有些失望……

我首先恭喜他用一千块的钱就学到了“什么是民主”,而这个简单的概念,要我坐飞机去传授他十天左右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让他彻底明白过来。然后我问他:现在,你是不是知道,下次选举的时候,不要因为人家给你一千块钱,你就选他?他连连点头。我没有帮他去告他的村长(这是他找我的目的),因为又快到了换届选举。我知道,他不但更深地理解了民主的概念,而且,更清楚在即将到来的改选中,如何去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当然,现在世界各个民主国家和政体都有越来越严密的法律对付这种用金钱和物质行贿选民的腐败行为。其实,当选举上升到较大的范围和较高的层级的时候,贿选本身变得越来越难,也更有风险。例如,在台湾以前的县市长选举中,有一种贿选是这样的:选举当天,一些候选人的亲信暗中组织大巴把阿婆阿婶拖去投票场投票,路上有的还塞一个红包给贪财的阿婆们,暗示他们投给谁票……但大家想一下,这种选举如果拿到台湾全省,拿到美国,拿到中国大陆,哪一个候选人有这样的财力和人力拉候选人去投票?更危险的是,一旦被媒体发现,及时曝光的话,你就弄巧成拙了,不但有可能要上法庭,本来要投你票的民众也不去投了。

中国的乡村选举由于其规模,很难完全杜绝人情、族群与贿选,但二十多年的基层选举经验显示,这种选举制度比以前由上级领导委派和指定村长的做法要好得多。就拿“贿赂”这一项来说,在由上级委派的制度下,村干部也要贿赂,他们收刮村民血汗,去贿赂的是上面的各级领导。在选举中,他们要“贿赂”的是村民。贿赂领导,不但是无底洞,永远是暗箱操作,让你死得不明不白;而“贿选”却是阳光下的腐败,村民看得清楚,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当然知道一定要去防治。正是在种种“贿选”中,他们学到了民主选举的初步知识,更清楚如何平衡自己的眼前好处与长远利益,他们在进步……

现在让我们响应温总理的号召,把乡村选举发展到乡镇选举,县城选举……我问你,你们的县城有多少“富人”愿意把自己的财产拿出来分红包?如果推广到省城,推广到全国?将近七八个亿的选民呢?请问,任何一个候选人,即便拥有几千个亿资产的候选人,又能拿出多少钱去贿选?更不用说随时曝光你的媒体,以及并不是傻瓜的民众——千万别把选民当傻瓜,他们真会为了几十元、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去投票给你?然后再让你用四年时间连本带利从他们身上赚回去?

所以,贿选在西方民主选举中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而在新兴的民主国家和政体里,在那些不久前民众还对统治者下跪祈求、纷纷给权贵们送钱保平安、维稳定的地方,确实或多或少存在贿选这种腐败,但这是民主发展初期无法绕过的缺陷,也更是——

民主制度的精髓所在!让我们一起努力,希望“官员贿赂民众”的时代尽快到来……

李江琳:一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

在曼哈顿格林威治村中心地带,百老汇大街,第六大道之间,有一片长方形的绿地,它就是华盛顿广场公园。私立纽约大学就在公园一带,公园四周的建筑上,凡挂着中间有一支白色火炬的紫旗的楼房,就属于纽约大学。华盛顿广场公园颇有波西米亚风格,又在格林威治区,不少“旁客”和艺术家们喜欢在此活动。广场中心有一座白色大理石拱门,那是著名的华盛顿凯旋门,凯旋门后面的大街,就是第五大道。

公园四面有四条街,南侧的那条街叫西四街,街上15层高的红色大楼是纽约大学图书馆,图书馆对面,是学生中心,它的紧邻是天主教堂和法学院;广场北侧有一排希腊式红砖房,它们建于1829和1833年之间,是曼哈顿的著名建筑之一,其中的一幢,是纽约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部。广场东侧是大学地街,街上,正对着公园,有一座四方形的白色高楼,那是纽约大学主楼。

当年在纽约大学读书时,我曾在主楼里上过一学期的课,但是,对这个街区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我一无所知。那时我并不知道,曾经有很多年轻的女孩,走在这条窄窄的人行道上,然而,她们不是进入一所名校上课,而是进入一家血汗工厂做苦工;我也不知道,我每星期走来走去的那条窄窄的人行道上,曾经洒满斑斑鲜血。

主楼的后部紧挨着一座10层楼房,这座楼位于格林街和华盛顿地这两条街交汇的街口上,现属纽约大学,纽约大学化学系就设在这座楼中。每天,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学生们在布朗楼里进出,不知道他们是否注意到,面朝格林街的白色墙壁上,钉着的那块铜牌?铜牌上有纽约市政府徽章和纽约地标建筑保护基金会的铭文,表明这座楼房是纽约市政府指定的“地标建筑”。

这座楼房的前身,叫约瑟夫·杰·阿许大楼,大楼的第8,9,10层,就是纽约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原址。1911年3月25日,这里发生了一场大火灾。146名工人在大火中丧生,大部分死者是青年女工,她们多为来自波兰,意大利,爱尔兰,俄国等地的新移民,年龄最小的仅14岁。这场大火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震动了全美国,并且引发了一连串社会改革,因此,它被称为“改变了美国的大火灾”。

(一)

1911年3月25日,星期六。

下午4点30分过了,三角女式衬衣工厂的工人们正准备下班。三角女式衬衣工厂位于阿许大楼第8,9,10层,雇有500多名工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女工,年龄在30岁到14岁之间。

8楼的剪裁车间里,男剪裁工都已经下班离厂,约有130名女工正在排队领取本周的薪水。9楼是缝纫车间,几百名车衣工正纷纷离开机器,到盥洗间去取自己的手袋,然后,她们将排成一条长队,从工头面前走过,打开手袋,让工头检查,以确保她们没有夹带布头纽扣什么的。

突然,8楼发出一声闷响,紧接着,一个姑娘凄厉地尖叫:“火!火!失火啦!”

没人知道火是怎样烧起来的。8楼车间里有很多张木制的大裁剪桌,桌上堆放着次日将要裁剪的布匹,地上到处是碎布头,几只装满了碎布线头棉纱等废物的大垃圾箱,在墙角放了不知多久。一旦燃起,借着满地的易燃物,火势迅速蔓延,火舌从一张桌子跳到另一张桌子,很快吞没了8楼,又窜到9楼。浓烟弥漫,几百名女工在呛人的浓烟和烈火中惊惶地乱跑,哭喊声,惨叫声,玻璃碎裂声,响成一片。

4点45分,正是下班时间,楼下的街道上,行人往来匆匆。突然,人们听到阿许大楼里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窗上的玻璃碎了,破碎的玻璃纷纷扬扬从空中落下,掉在人行道上,摔得粉碎。众人仰头看去,滚滚浓烟从8楼汹涌而出,浓烟里传来凄惨尖利的呼救声。

“火!阿许大楼失火了!”行人纷纷驻足。一个男人朝街口的红色铁柱冲去,一把拉下了289号报警箱的把手。人们从华盛顿广场公园赶来,从纽约大学的教室和宿舍里赶来,从临近街道上赶来,冲向阿许大楼,住在附近的人们纷纷跑回家,从床上,沙发上扯下被单,毛毯,被子等,赶到现场,准备救援。

一些男人冒着浓烟上8楼,却发现楼梯上通向工厂的铁门紧锁着,一群女工挤在门后,疯狂的砸门,凄惨地尖叫求助,那门丝纹不动。有人抄起什么东西,把门上方的玻璃砸碎,姑娘们一个一个地从破碎的门洞里爬出来,被救援的人们带到街上。10楼的一群女工穿过浓烟和火焰,逃到房顶,旁边紧靠阿许大楼的楼顶上,一些纽约大学的学生们帮助她们翻过矮墙,她们得以逃生。

一群女工设法逃到防火梯上,试图通过防火梯逃生,但是,年久失修的逃生梯已经严重锈损,在姑娘们的重量下,防火梯轰然断裂,女工们惨叫着,从高楼上跌落。一群女工冲向大楼里的电梯,绝望地拉住电梯的钢缆,钢缆断了,她们跌下电梯道,无一生还。

大楼下面的人们绝望地看着着火的楼层,无法救助。顷刻,浓烟滚滚的窗口上,出现几个姑娘的脸。她们爬上窗台,站在高高的窗台上,她们面前是虚空,坚实的大地在24米之下;她们的背后是地狱般的烈火,火舌向她们逼近,舔向她们的头发和衣裙,浓烟中,人们看不清她们的脸,也看不见她们脸上绝望的表情。然而,熊熊烈火把她们的身影烙进了美国历史之中。

在无数双焦急,痛苦,绝望的眼睛注视下,姑娘们如同一只只火鸟,裙裾上带着火焰,从24米的高楼上纵身跃下,落到坚硬的人行道上,她们的四肢舒展开来,像一只只从高空掉下来的布娃娃,鲜血从她们破碎的身体里喷涌而出。接着,又一个女工从楼上跳下,鲜血四溅。又一个,又一个……

接到警报几分钟后,几匹白马拉着救火车赶到现场。附近的几家消防队先后赶到,消防员们拉出水龙,架起云梯,却发现云梯整整底了9米,只能达到第7层,。烈火中的女工们绝望了。两个姑娘拉着手跳下,3个,4个,甚至5个姑娘,手拉着手,纵身跳下。一对恋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跳下高楼。几个裙子着火的女孩,自知生还无望,嘴里喃喃地祈祷着,用布条绑在头上,遮住眼睛,一头扎出窗外。

楼下,人们张开被单,毯子,被子,试图接住跳下来的女工们,但是,被子毛毯承受不住冲击力,高楼上跳下的身体穿过被单毛毯,沉重地摔在人行道上。消防队员们带来的救生网也无法承受冲击力,破了一个大洞。地上四散着年轻姑娘们的尸体,鲜血染红了街道。水龙带里的水喷射到火场,又从空中落到地上,汇入地上的鲜血,淌入下水道。

人们咒骂,哭泣,呼喊,许多人昏厥过去。人群中有一位名叫弗朗西丝·帕金斯的女士,当时,她是纽约消费者同盟的官员。日后,她将在促使政府通过法律来改变工人工作条件起到重要作用,并且以美国劳工部部长的身份,成为第一位进入内阁的女性。

半小时后,大火被扑灭了。阿许大楼下面的人行道上,躺着50多具尸体。消防队员们进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满目焦黑狼藉,平日坚强的男子汉们含着眼泪,从废墟中找到一具又一具如同焦炭一般的尸体。36具尸体堆积在电梯道里。在8楼的灰烬中,消防队员们找到24枚结婚戒指和订婚戒指,9楼的缝纫车间里,一些女工甚至来不及离开缝纫机,她们烧焦的尸体就倒卧在残缺的机器上。从保留下来的现场照片上可以看到大火后的惨状,整个车间没有一样完整的东西,只剩下一堆焦黑废物,几根像是铁棍的东西,扭曲得不成形状,从废物堆中探出来。

146名工人在这次大火惨死,另有几百人受伤。大多数死伤者是青年女工。面对眼前狼藉的尸体,市法院的医务检察官泣不成声。

一年前,在纽约的几百家血汗工厂工作的工人们曾经举行过声势浩大的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减少工时,改善工作条件,罢工的人群中,包括三角女式衬衣工厂的女工们,她们特别要求改善工厂的防火设施。这场罢工并没有带来重大的改变,由于生活所迫,女工们不得不回到工作条件及其恶劣,安全毫无保障的工厂做工。

1911年3月25日,她们的鲜血流在街头,她们扭曲的身体躺在曼哈顿下东区的街道上。与此同时,她们制作的时髦漂亮的女式衬衣,挂在中城的时装店里,向世人展示着美丽,而美丽背后的悲惨现实,却需要她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展示。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2,30年间,美国流行一种叫做shirtwaist的女式衬衣。这种长袖衬衣宽肩束腰,装饰着各种花俏的花边,纽扣,刺绣等等配件,通常与长裙搭配,以凸现女性苗条高佻的体形。由于制作复杂,生产这种衬衣颇费人工。但是,那时的纽约并不缺少廉价劳力。

19世纪中期,由于饥荒和战争,大批移民从欧洲和亚洲涌进美国。这些新移民人地生疏,身无所长,不少曾经是农夫或工匠,为了养家糊口,他们被迫在工作条件及其恶劣的工厂里做工。这些工厂通常设在老旧的楼房里,通风条件很差,他们每星期工作60小时,有时甚至70小时,所得薪水甚至不够养家。生活所迫,妇女们不得不外出工作,挣钱贴补家计。然而,由于语言不通,教育水平太低,她们的工作机会及其有限,大多数出外工作的妇女除了做女佣,就是在制衣厂当女工。她们为制衣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力。1909年,仅纽约一地就有500家生产这种女式衬衣的制衣厂,3万多名青年女工在这些制衣厂做工。她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长达12小时,每周的薪水只有6美元,而这6美元的工资还时常被拖欠。

为了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减少工时,增加工资,车衣女工们很早就组织了工会。1825年,纽约的女裁缝们成立了“女裁缝联合会”,1831年,联合会组织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由女性举行的罢工。罢工持续了5周,但是女工们提出的要求并未得到满足。1863年,纽约制衣厂的女工们成立了“劳工妇女工会”。1866年,美国劳工工会成立,工会鼓励女工们加入工会,为自己的利益和权利抗争。然而,在许多工厂和企业中,资方禁止工人们成立工会,并且威胁要开除工会会员。不少工厂中,工人们只能秘密加入工会。三角女式衬衣工厂的部分女工,也是地下工会会员。

1900年,女装,童装,制帽等制衣业的女工们联合起来,成立了“国际女服工会”。女服工会为改善女工的工作条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时至1905年,社会终于开始倾听女工们的声音。这年,一群中上层妇女在纽约市成立了“妇女工会同盟”,“同盟”中有不少妇女界的知名人物,包括未来的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同盟”的宗旨是帮助女工们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同盟”组织了许多活动,包括赞助公开演讲,为贫穷妇女提供紧急物质援助等等。但是,女式衬衣厂的女工们的境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1909年11月,纽约女式衬衣工厂的工人们进行了一次大罢工。罢工恰恰是从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开始,起因是该厂工人们为抗议资方开除工会会员。这场小规模的罢工很快发展,参加人数不断增加,成为报纸上惊呼的“2万人起义”。工人们的要求包括将每周工时降低到52小时,增加逃生梯等。罢工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罢工期间,700多名工人被捕。被捕的工人遭到警察虐待,不少女工被警察毒打。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以及舆论的压力下,一些工厂主答应了工人们的要求,提高了工资,并将每周工作时间降低到52小时。但是,在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工人们的罢工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工时没有减少,工作条件没有改善,防火梯没有加固,工厂仍然设在消防队的救生梯无法达到的高层楼上。

1910年12月28日,纽约市消防局长克罗克在纽约州议会作证,他告诉州议员们,纽约市消防队救生梯只能达到7层楼的高度,而在纽约市,上千上万的人在7层以上的楼层上工作,很多高楼缺少逃生设施,一旦发生大火,这些人将无处逃生。

克罗克不幸言中。

大火后的当晚,曼哈顿26街东河边的码头边,排着100多具棺木,2000多名家属前来辨认亲人的遗体。人太多,警察每次只放进20人。由于尸体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当晚只有40多具尸体被家属辨认,许多尸体只能从残存的衣服,鞋子和首饰来辨认。最后,有7具尸体无人认领,工会为这7位死者举行了集体葬礼。

火灾之后,纽约市沉浸在巨大的震惊和悲痛之中。

4月5日,阴雨绵绵,天空低沉灰暗。律属于60个工会组织的工人们从各地聚向华盛顿广场,悼念146位死于火灾的女工。广场正中的华盛顿凯旋门下面,停放着一具空棺,棺盖放着鲜花做的花环。当工人们走到阿许大楼时,在同一刻,几千条嗓子发出痛苦的呼号,呼号声震动了纽约市,唤醒了纽约的良心,也唤醒了美国的良心。呼号声迫使美国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难道财富的价值真的超过生命的价值?

下午3半左右,工人们8人一排,排成长长的队伍,跟在那具空棺后面,走上第五大道。街道两旁垂着象征祭奠的紫色与黑色布条,下东区的商店集体关门,以此向死者以及她们的家属致哀。那个阴沉的下午,40万纽约市民走上街头,向死者致敬。据估计,大约12万工人参加了这次大游行。那是一场沉默的游行,除了哭泣,没有口号,也没有呼喊,12万工人组成了一条长长的,沉默的河流,河流载着椎心之痛,从曼哈顿的心脏淌过。

(三)

惨剧过后,人们开始为避免悲剧重复作出努力。从普通公民到市议员,政府官员和记者纷纷发出自己的声音,谴责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毫无安全设施的工厂,市民们要求市政府通过更加严格的法律来防止类似的惨剧再度发生。

1911年6月,纽约州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调查工厂安全问题。这个机构即“纽约州工厂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由州议员罗伯特·瓦格纳担纲,共有6名成员,其中包括“妇女工会同盟”的主席玛丽·德瑞叶女士和弗朗西丝·帕金斯女士。四年中,委员会的成员们亲自考察了无数工厂和贫民住房,他们参考了安全专家提出的建议,向纽约州政府提出一份报告,报告中向政府提出了许多建议。根据委员会的建议,至1914年,纽约州共通过了34项法律,来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迫使资方加强工厂的安全。1913年,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52小时成为纽约州的法律。

1918年,一战结束之后,美国国会成立了妇女局,该局的宗旨是“提高劳工妇女的福利,改善她们的工作条件,提高她们的效率,促进她们得到高薪工作的机会。”

1900年到1920年这20年,美国历史上称为“进步年代”(Progressive Era)。在这段时间里,许多州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这些法律增强了防火条例,减少工人的工作时间,禁止童工,通过最低工资等等。工人们的工作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1935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全国劳工关系法”,从法律上保障了工会代表工人与资方谈判的权利。

1961年3月2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灾50年纪念日。一批老妇来到当年她们从烈火中逃生的大楼前,来悼念死于那场大火的姐妹们。劳工部长弗朗西丝·帕金斯女士在纪念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她回忆了当年目睹的那场大火,回忆了大火如何唤醒了美国的良心,民众与政府合作,通过了许多法律来防止惨剧再度发生。

2001年2月15日,三角女式衬衣工厂大火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罗丝·弗雷曼女士去世,享年107岁。

2001年3月14日,纽约市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议会发言人彼得·瓦隆尼提出的反血汗工厂提案。根据这项提案,政府不得用纳税人的钱来购买血汗工厂的产品,诸如警察和消防队员的制服等等。朱利安尼市长否决了这项提案,但是,4月25日,市议会以44比4的压倒性多数废除了市长的否决。

同年3月25日,三角女式工厂大火90纪念日。为纪念146名死去的女工,纽约州长帕塔基宣布,纽约州政府将增加10名制衣业调查员,并将在调查中采用新技术,州长希望这些措施有助于在纽约州消灭血汗工厂。纽约州劳工部有一个专门机构,称为“纽约服装业特别委员会”,委员会负责管理在纽约州注册的1786家服装公司,这些公司必须每年更新记录,委员会也负责监督这些公司,要求它们达到纽约州法律所规定的各项标准。在纽约州政府的网站里,有“纽约服装业特别委员会”的网站,人们可以免费查到任何一家在纽约生产服装或者服装配件的公司的记录,特别委员会的网站上还向人们提供如何辨认血汗工厂的常识。

三角女式衬衣工厂的146名女工并没有被忘记。她们的名字被记录在一个专门为这个事件建立的网站上。三角女式工厂的事件成为一个美国劳工运动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被写进美国劳工运动史中,被写进高中历史教材中,被写进美国妇女运动史中。一代一代的美国孩子,通过学习历史懂得一个道理:生命的价值重于财富。

2003年感恩节那天,我带着14岁的女儿来到华盛顿广场公园。公园上中间的华盛顿凯旋门四面搭着架子,正在维修。公园中央有个大圆池,它其实是个喷泉,但只夏天的周末才喷水,平时,它是个表演场地。此刻,一大群人围着中心的圆池,看几个黑人青年表演。公园还为狗儿开辟了一角,许多大大小小的狗正在欢快地奔跑。儿童游戏区里,孩子们在荡秋千,长椅上,两位街头音乐家在吹萨克斯管。

我和女儿悠闲地漫步,穿过公园,走到街对面的白色楼房。在格林街角,我停下脚步,拉过女儿的手,指给她看那块铜牌。我告诉了她三角女式衬衣工厂的故事,和那些倒在这条街上的年轻姑娘们的故事。我对她说:“记住,当你看到别人在争取权利时,千万不要以为那与你无关。你今天所享受的安全,是无数人在近100年之内争取得来的。你为他人争取权利,也就是为自己争取权利。”

后记

1911年4月,三角女式衬衣工厂的厂主,马科斯·伯兰克和埃萨克·哈里斯以一级和二级杀人罪被起诉。审判于同年12月4日开庭。12月27日,陪审员宣布二人无罪。

截至1914年的三年内,共有23宗民事控告达成,23个家庭获得赔偿金,平均每个家庭获得的赔偿金额为75美元。

洪振快:谁是“人民”?

近日,有人大闹涵芬楼书店,据他们自己声称他们是在代表“人民”讨伐袁腾飞,表达对袁腾飞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的不满。“人民”是个崇高的词,代表“人民”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声称代表“人民”似乎就可以口含天宪,对他人施以“人民的专政”了。然而,到底谁可以代表“人民”?“人民”需要某些人去代表吗?据网友爆料,带头大闹涵芬楼书店的某人来头不小,自己曾任职全国工商联,其父为少将,因此,其人本为官,而不是民。这样的人,他所代表的,到底是他们自己,还是“人民”?人民,需要他去代表吗?关于文革和毛泽东,真正的“人民”看法怎么样?

下面的文章,就介绍了一个真正的人民——堪称“精神烈士”的张佩英女士,为了说出自己对毛泽东的不满,而惨遭杀害。本文所说,全部是有根据的,根据是公安部门所藏的张佩英案件档案,有人如果认为本文不合历史,那就去调看档案,档案中所收的材料,远比文章中所说更尖锐,比如张佩英曾经在食堂公开大喊“打倒毛泽东”,为了文章能发表,这样的话自然是不能写进去的。然而,让人遗憾的是,本文如此温和、客观地描述事实,即使是敢于说话的报刊,仍然不敢刊登。

历史真相是不可能永远被遮蔽的,对于历史人物,人民终有一天是会给以公正评价的。对于死了三四千万人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曾经有过如此悲惨的事?中国尽管水旱灾害频繁,然而数千年来也从未有过如此惨剧。“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吗?如若不是,何以发生比任何历史时期都严重的饿死人事件?这样的惨剧,难道不是“人祸”的结果吗?既然是“人祸”,难道不该有谁对此负责吗?王佩英只是说出了真正的人民的心声,就惨遭杀害。有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最爱人民、最能代表人民,然而如果真有对人民的爱,他能让三四千万的人民饿死吗?

还有多少“精神烈士”被我们遗忘

在过去的一个甲子中,有几位“精神烈士”——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在疯狂的时代里,由于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坚定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有时候我感到遗憾,因为这样的“精神烈士”实在寥落如晨星,一亿人中都未必有一个;如果她们能够多一些,我们对于民族的思考能力会更有信心。最近,由于了解到一位女性的事迹,使我意识到其实值得我们敬仰的“精神烈士”并不少,只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被湮没了,也被我们遗忘了。其实我们不必遗憾,更不必对民族的思考能力失去信心。我们这个民族虽然不易诞生深刻的思想家,但从来都不缺乏社会良心,精神的脊梁也从来就没有弯过。

这位女士,名叫王佩英,1970年1月27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处死。在当时一份作为“现行反革命犯”而被列入“处决”名单的材料中,遇罗克的编号为一○,王佩英的编号是十一。与林昭、遇罗克她们相比,王佩英有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即在她身上更加表现出一种现代公民意识——她认为毛泽东应该对“大跃进”等失误负责,应该自动引咎辞职。基层组织整理的王佩英言论,有这样的话:“人民生活不堪言,衣食住行真艰难。”“人民对您客气,毛主席,请您自己跳下政治舞台吧。”

就我有限的了解,从来没有人敢于如此“大逆不道”,即便是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她们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曾有微词,但也没有直接、明确地提出毛泽东应该对失误负责,应该自动引咎辞职的。众所周知,在那个以毛泽东为神的年代里,许多人仅仅因为对毛泽东像无意中表示出不敬就被人告发而身陷囹圄的,没有人敢对毛泽东表现出丝毫的不敬,更不用说要求毛泽东“自己跳下政治舞台”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给王佩英归纳的“主要罪行”要说她“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疯狂的攻击我们伟大领袖”了。

在今天,出现重大责任事故领导干部应该引咎辞职已经是一种普通的认识,但是在半个世纪前,有这种意识,并且敢于公开表露,针对的还是“我们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思想,一种需要极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才能做出的举动。王佩英何以能够如此,至今仍然成谜。

王佩英原来是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的保育员,后来当一名勤杂工。当然,这是解放后的事了。生于1915年的她曾经在一所教会学校——河南开封私立静宜女子中学读完初中,后来支持他的先生张以成的地下党工作,1950年成为共产党员,1955年全家从郑州迁到北京,1960年先生因病去世。

与王佩英一起工作过的人都说,她工作非常勤恳而尽心,常说“要为劳苦大众”——对此她应该是极其真诚的,所以当她了解到1959-1961年间发生大量饿死人的事情后,她没法隐瞒自己的内心焦灼而终于形之于言,于是为人告发,身陷险境了。

对于1959-1961年的大饥荒到底致使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迄今还未有官方的统计数字或研究报告。《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5期有文章(林蕴晖《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非正常变动》)归纳各种半官方出版物及民间说法,大体有死亡一千多万、二千多万、三千多万、四千多万四种说法,而推论应以三千多万的可能性为大。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三千多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呢?可能的原因不外是两个:“天灾”和“人祸”。历来的争论,就是争论“天灾”和“人祸”各应负多大责任,应该一九开、二八开还是三七开的问题。认为是“三年自然灾害”的人,会说那三年的确有灾,他们会拿出气候数据,分析说不能排除有“天灾”的成分。对此持异议者,则拿出水文数据,证明根本不存在干旱,不仅一切正常,甚至是“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科学是我们应该尊重的,气候、水文等科学数据有助于我们了解真相,但是对于饿死千万人的灾难来说,这些论争的角度其实不具有价值,因为论证存在“天灾”无非是为了论证粮食产量的绝对值有可能下降从而导致食物总量不足,但是在一个现代社会,即便一个国家粮食产量的绝对值真的下降了,也不能证明饿死人是正常的,因为可以向国外购买粮食,没钱买的话还可以寻求国际援助。因此,从气候条件论证存在“天灾”因而导致饥荒和死亡明显是不成立的,更何况并没有数据支持这一点。

从粮食产量(即食物总量)来看,是不应该有饥荒的。根据官方资料,1958年产粮4000亿斤,1959年产粮3400亿斤,从绝对值来看,当年全国人口约6亿,人均拥有粮食大约600斤,根本就不存在粮食绝对量不足的问题。1960年产粮2870亿斤,1961年产粮2960亿斤,人均粮食也有将近500斤,所以即便真的有“天灾”导致粮食产量下降,从全国来看绝对量还是足够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农村大量饿死人呢?原因在于粮食被征购,不能留在农村了。1958-1961年,国家征购粮食分别是1095亿斤、1348亿斤、1024亿斤、809亿斤。其中1959年征购1348亿斤,高达粮食总产量3400亿斤的39.4%,也就是说,有近四成的粮食被征购,农村的大量人口只拥有总产量的六成。这留下的六成粮食,还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这才是饿死人的真正原因。

对中国历代人口有深入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对1958-1962年间的人口变动进行研究(该研究依照历史上的政区——府、县进行统计)后还发现,非正常死亡在全国各省、各省内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以省份来说,四川、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四川约940万,安徽约633万,各约占灾前人口总数的约13%和18%.而非正常死亡人口少的省份,如浙江、山西,仅有14万人和6万人,分别占灾前人口的0.55%和0.37%.不仅各省情况迥异,而且省内各府的情况也千差万别。全国有20个府未经历灾荒,如江苏松江府(包括上海)、浙江温州府、江西袁州府、广东高州府,贵州普安厅,四川懋功厅、松潘厅,河北(直隶)口北三厅,陕西西安府、延安府、榆林府,甘肃庆阳府等。这种现象是不能以“天灾”去解释的,比如同是四川,为什么有都江堰灌溉之利、素称“天府”的成都平原大量死人(仅成都府境就有约70.8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地理条件并不比成都府优越的懋功厅、松潘厅却未经历灾荒呢?其他各省也有类似现象,这种现象显然不能用气候条件去解释,而只能是人为原因导致。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将1959-1961年间气候并无不正常的情况下的大饥荒归结为“天灾”都是不具有说服力的。但是,如果承认1959-1961年的大饥荒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那么谁该为此负责就是一个不得不追究的问题。众所周知,“大跃进”等行动是毛泽东发起的,1959年彭德怀曾犯颜直谏,1962年刘少奇曾激动地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可见党内曾有挽救的努力,如果不是被毛泽东压制下去,是不会发生如此大的灾难的。对此,毛泽东显然要负领导责任。

从2004年开始中国政府推行高官问责制,2006年1月1日生效的《公务员法》规定:“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现在官员需被问责已经成为一种普通的认识,可是在1960年代,人们还不具备这样的公民意识,而王佩英正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毛泽东应该对“大跃进”以来的失误负责,并且应该自动引咎辞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先知先觉,让人肃然起敬。

思想超前在特殊的年代对于个人来说未必是幸事,王佩英因其真诚的“要为劳苦大众”的良心和正义感而呐喊,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精神烈士”,是不应该被湮没、被遗忘的,知道曾经有过她们,我们对民族的未来就不会失去信心,因为我们并不缺乏思想者,也不缺乏社会良心。

韩寒:青春

我有一个朋友,毕业之前虽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但积极健康,毕业以后去找工作,好不容易才找到,给别人加工东西,一个月赚一千五百块,时常加班,加班有时候有工资,有时候没有工资,合起来一个月能赚两千。他家在二十公里外,买了一个电瓶车,每天早出晚归,刚刚结婚,买不起房子,好在农村当时盖了三层楼,他们把一层和二层都租给了外地来打工的人,每间两百多,一共租出去六间,一个月可以补贴一千五,这些外来打工的人往往一个家庭三个人住一间,每个人的收入是八百多,靠步行和骑车,在附近的工厂里上班,附近的工厂是比加工业污染更大的化工业,是当时我们镇招商引资过来的,大部分都倒闭了,没倒闭的略有盈余,但是如果一治理污染,可能就亏损了,一亏损就没办法交税和拉动GDP了,所以政府也不能管,被这些厂污染的河流穿过我家门前,我老家的村里几乎每个农民住宅都住了超过二十个外来务工者。这些农民住宅的房东一般都有一个孩子,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类似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朋友觉得自己混的还算不错,至少娶到了老婆,每个月的钱差不多都用于基本生存,什么大件都买不了,如果想要换个工作或者自己出去闯闯又不敢,一方面没有社会保障,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一方面如果断了一个月的收入,生活就没有办法继续了。他们想去镇上买房子,把自己的户口变成城镇户口,这样对以后的小孩子比较好,但是上海郊区镇上的房子一套至少要五十万,他要不吃不喝工作25年才可以,而且还是毛坯房,要装修好还得再饿5年。

他的隔壁邻居,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刚大学毕业,工资比我第一个朋友要高一点,但女方要求也高,一定要在市里有一套房子才能结婚,这套市区二手的老公房房子至少需要两百万,我的朋友需要工作六十年,或者他们家的房子出租给八户外地打工人家,出租一百年才能买得起市里的房子,于是他们唯一的期盼就是动迁,就算政府五十万拆了他们的房子,五百万把这块地买出去都无所谓,至少五十万可以付清市区里那套房子的首付,以后的再说,老婆好歹可以娶进门。至于房子拆了以后父母住哪里,这的确是个问题,也许可以三百元租其他农宅的一间大一点的房间过渡几年再说。我的第一个朋友以前的工作是三班倒,工厂太远,身体出了问题,辞职才换了现在的工作,期盼着少加班和加薪,老板表示明年可以每个月加一百块,后年再加一百块。他上个礼拜告诉我,他的父亲可能要去海外给别人做泥水匠,出去三年就可以赚二十万。我问他,那你怎么打算,他说就这样,还能怎么样。他的母亲在给人拧电灯泡,八百一个月。这个上海郊区的家庭,孩子二十多,生活都能望见五十多的自己,五十多的父亲,还要去海外打工两年,至于那些外地打工者,他们虽然觉得讨厌,把周边工厂的工作额度都挤了,而且还把工资挤压到几百块一个月,整个村里外地人本地人的比例都超过了10比1,但是又不得不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租了他们的房子,一年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万多收入。

这就是上海的郊区普通人的生活,也许还算是不错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富士康有这么多人跳楼,机械的劳动,无望的未来,很低的薪水,但去了别的地方薪水更低,很高的物价,除了吃得饱和穿得暖以外,别的什么都做不了,而让你吃饱饭还在被这个政府当作对世界人类天大的贡献和政绩宣传,还恨不得拿出远古时代的数据和冰川时代的照片想表明,你能吃饱已经要感谢国家了,你说你能奢望什么。我的那个朋友虽然生活压力大,但是他还有朋友和家庭,在他的二十公里远的地方,绝大部分的年轻打工者,他们的家庭都在几千公里外,而且家庭也未必温暖,你赚了多少钱往往是中国家庭衡量一个小孩在这个世界上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是一个中国的大部分网民都未必熟悉的群体,你看很少有论坛上有现役的富士康员工向大家讲述关于自己员工跳楼的故事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时间甚至能力。外面的灯红酒绿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连对爱情的憧憬都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者,现实是最大的第三者,也许唯独在跳楼的时候,他们的人生价值才有所体现,那就是被当作一个生命被提起和记起,可惜现在又变成数字了。

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的都更惨,有混的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的好的女同学,那是嫁的好,别人都羡慕你在富士康有社会保障,按时发工资,安排住宿,加班还给钱,你说你像个机器,别人说自己像包屎,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如果将他们的薪水涨十倍,会不会没有人跳楼?只要别通货膨胀十倍,当然没有人再跳楼。当然,老板也不会这么干,就算老板这么干,也会被政府勒令禁止。为什么我们的政客能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挺起了腰杆,还能来几下政治博弈,耍几下政治手腕,是因为你们,每一个廉价劳动力,你们是中国的筹码,GDP的人质。无论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封建特色的资本主义,在未来的十年里,这些年轻人都是无解的,多么可悲的事情,本该在心中的热血,它涂在地上。

余  杰:温家宝为何对惩治腐败束手无策?

温家宝想当良相,想表现得很有文化品位,虽然是理科生,亦苦读了不少名人名言和诗词集萃之类的书籍。每当举办大型记者会的时候,也是他晒书的时候。二零一零年“两会”闭幕的记者会上,温家宝的演技再次得到淋漓尽致地发挥。他说:“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没有一片土地让我这样深情和激动,没有一条河流让我这样沉思和起伏。”而我要说的,是的,没有一片土地未曾遭到你们的污染,没有一条河流未曾遭到你们的毒害。温家宝还引用屈原《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来明志。可惜的是,当年朱镕基已经发过扛着棺材当总理的豪言壮语,温家宝再用诈死之计已经骗不了人了。面对包括自己的家族在内中共大小官员的贪腐成风,他的苦口婆心与贪官们的置若罔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当总理仅有“万人迷”的演技是不够的,还得有果断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可惜的是,在温家宝的身上,只有前者,而没有后者。

监察官员该补习数学课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监察厅副厅长赵振铣透露,中纪委全会对何时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态度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他认为,在反腐倡廉、社会监督等制度还没有建成的情况下,盲目推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不仅难以达到初衷,而且将会对其结果难以处理,造成混乱。今天的中国,官员乃至每一个人的收入构成情况都非常复杂,“各种收入错综复杂的纠缠,这几十年财产性收入怎么甄别?我看把纪律监察的力量再增加十倍都没有办法理清。”

与此同时,宁波教师陈勇,再度在网上曝家底:家庭存款为八万余元,且“无二奶、无情人、无姘头”。这名自称一辈子都买不起房的年轻教师声称:“任何人如对文中资料及数据表示怀疑,您仅需出示中国公民身份证,即有权查阅本人及家庭成员全年银行账户往来情况明细以及其他一切与财产相关的信息,本人提供任何必需的配合。”若有不实,则“愿在黄帝陵前自裁以谢国人”。

一个中学老师为何要在网上公布自己的财产呢?陈勇说:“我想为那些以保护隐私为由,拒绝公示财产的官员作出表率。去年曾有官员质问老百姓为何不公布财产,现在,百姓公布了,官员呢?”

看来,老百姓的财产状况并没有厅长大人想像的那么“错综复杂”。仅仅靠公民的良知和基本的数学知识,就可以将自家的财产清单整理并发布出来,根本不需要将纪律监察力量扩大十倍,也不会危害“压倒一切的稳定”。

然而,官员的财产状况就没有那么简单了。赵大厅长口口声声说,官员作财产申报会造成“混乱”,言下之意就是威胁中央说:你们不要将我们逼到绝路上去,稳定还得靠我们来维持,如果我们全都完蛋了,你们还能独存吗?

赵厅长来自四川,四川官员的数学能力向来不佳。四川地震至今,死难学生的人数仍然没有统计出来。致力于调查死难学生真相的民间人士谭作人反被判以重刑,艾未未亦遭到成都警察之毒打。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自己的数学不好,不好好去补习,反倒要将数学好的人污蔑为“国家的敌人”。

面对越来越大的网络舆论的压力,赵大厅长吐出来的一句官话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中共官僚的数学不及格,太极拳却打得蛮好。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成熟的时机”呢?也许,到了中共垮台的那一天,时机都不成熟。北大人说,香港人争取的双普选也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温家宝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中国不能搞民主,不是民主不好,而是民众的素质尚待提高。那么,香港民众的素质已经是亚洲之翘楚,为什么香港人不能双普选呢?

在我看来,陈勇比赵振铣更适合当监察厅的厅长,乃至中纪委的书记,正所谓“当官不申报财产,不如回家种红薯”。

“中国的贪腐成度属于中等”

最近有一则新闻报道显示:在一份题为“您认为哪些行为最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民意调查中,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连续三年位居榜首,而且今年选择此项的民众高达近六成左右。由此可见,民众对官僚腐败的痛恨,已经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而民众对中共自身遏制腐败的信心,也已经下降到了地平线之下。

近年来,每当一个新闻事件发生之后,就会跟着有所谓的“专家解读”。尽管专家们早已是“被御用”,早已在民众心目中声名狼藉,但他们仍然在媒体上高谈阔论,自我感觉良好得很。这不,又有一名专家粉墨登场了:对于这份民众的投票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我们中国人自古就是‘不患寡,患不均’,其实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贪腐程度属于中等,我们自己把它夸大了。因此,官员的贪腐在调查中居于首位。”

“这个专家不是人,天篷元帅下凡尘”,原来,根据学富五车的金灿荣教授的理解,不是共产党政权太腐败了,而是中国的老百姓太愚昧、太无知了,再加上中国“仇富”的文化传统,这才“夸大”了当前的腐败状况。我们的腐败只是“中等程度”,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还要经过好多年的努力拼搏呢,心急吃不成大胖子的。而且,中国也不能样样都霸占世界第一的位置啊,在别的问题上可以不谦虚,在这个问题上不妨谦虚一点吧。

今天,中国的国际形象堪称两百年来最佳的时候,就连洋鬼子们都从千山万水之外跑来俯首称臣了。江泽民的传记,难道不是花旗银行的董事撰写的吗?英国的外交部长,不是预测未来的世界是“中美共治”的吗?因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能因为一点点的腐败问题,就妄自菲薄、三省吾身。谁要是再说中国的坏话,中国一不高兴,世界都要为之颤抖;谁要是不相信中国站起来了,看看奥运会和大阅兵,你想不下跪都不行。

说腐败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是那些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愚民鼠目寸光的看法,或者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卖国贼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官僚及其大奶二奶到欧美国家去住别墅、开跑车呢?如果不是腐败,怎么会有大大小小的官员到花花世界去学习考察、疯狂购物呢?巴黎的老佛爷百货公司专门配备了懂中文的导购小姐,而洛杉矶的富人区里一条又一条的街道都被太子党占据了。如果不是这些客人们让人叹为观止的消费能力,西方的经济还不陷入大萧条之中?西方人对中国的腐败只有千恩万谢的份儿,他们就连腹诽都不敢呢。所以,腐败只会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

我们当谨记金灿荣教授的教导:中国原来并不腐败,只是老百姓的心理素质太差。

为什么贪官都爱养“小三”?

温家宝亲自签字,由国务院颁布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该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公务员有包养情人的行为,将依情节轻重被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这是近年来我看到的最有趣的一个法规,国务院教导公务员不要包养情妇,如同幼稚园的老师教导孩子不可随地大小便。

中共官员利用公款包养“小三”(这个称呼大约比“二奶”更“文明”一点)已形成风气。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承认,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落马贪官都存在包养情人、二奶、嫖娼等生活糜烂问题。贪官有贪官的活法,民间有民间的智慧,当聪明的知识分子对当权者的败坏保持沉默的时候,老百姓便用独特的方式来描述病入膏肓的吏治。近日,网络上盛传一个“二零零七年全国小三大奖赛”的热贴,全文如下:

全国小三大奖赛二零零七年春季赛段已经决出胜负,九项冠军得主分别是:

一、数量奖:江苏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一百四十六位。

二、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女大学生十七人。

三、学术奖:海南纺织局长李庆善,性爱日记九十五本,头发、阴毛标本二百三十六份。

四、青春奖:四川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个情人年龄都是十六到十八岁。

五、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MBA知识管理,有效使用七十七名情人。

六、挥金奖: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八百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元,平均每天二十三万元,每小时一千元。

七、团结奖:福建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二十二名情人共办群芳宴,并设三十万元的佳丽奖。

八、和谐奖:海南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六个情人、六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

九、干劲奖:湖南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五名情人立誓:保证到六十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这就是掌权者们的真实嘴脸。贪官们养情妇就像养宠物,包二奶就像包身工。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奴隶制度,将维持到几时呢?

好像故意要与国务院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作对,《条例》墨迹未干,“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这两场好戏便鸣锣上演。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的段义和,以爆炸、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段义和为摆脱情妇柳海平的要挟,指使属下利用爆炸装置引爆柳所驾驶的汽车,将柳炸死,并致伤两名行人。现场血肉横飞,极其恐怖。此为“贪官杀情妇案”。

六十三岁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则因情妇举报而落马。庞一直官运亨通,本来可以在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平安退休。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最信任的情妇们组成了一个十一人的“情妇告状团”,不仅揭露其生活腐化,而且拿出其贪污收贿的资料。庞遂锒铛入狱。此为“情妇大起义案”。

“贪官杀情妇”和“情妇大起义”,可谓和谐社会的“拍案惊奇”,它们有力地嘲讽了温家宝制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也显示在一党垄断权力的政治制度不改变的前提下,中共单靠一纸空文根本不能挽回官僚阶层道德江河日下的趋势。

共产已死,菩萨当立

今日之中国,乃是“共产已死,菩萨当立。”大小贪官们虽然都对党章党旗宣过誓,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他们心中早已是明日黄花,随雨打风吹而去。说他们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自己都觉得是一种羞辱。北京一名腰缠万贯的高干子弟就酒后吐真言说:“我现在最怕的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会跑来共我的产。”

那么,中共官僚究竟信什么呢?他们很少信仰基督教,因为这种信仰需要他们舍弃权力与金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走义路;所以,他们大都自称信佛,因为他们认为菩萨是可以花钱收买的,正如他们自己一样。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在包头市中院开审。赤峰市十二个旗县区中有九个是国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旗县,而“父母官”徐国元在六年时间里,疯狂敛财约三千二百万元。检方指控,徐国元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徐国元每收到一笔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企求“平安”。

寺庙不仅是徐市长心灵的栖居之地,更是他的藏宝之地。当有关部门对其开始侦查之时,他便有计划地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将两百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运至数千里之外的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该寺院的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藏匿在一尊佛像的耳朵里。可惜是,菩萨最终未能庇护这个虔诚的贪官。

无独有偶,山西省繁峙县号称“史上最牛的反贪局长”穆新成被双规之后,民间舆论却对其不乏同情和惋惜:在许多人眼中,这个身价上亿的贪官俨然是一名“大善人”。穆新成不仅资助若干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还斥资数百万修建了一个寺庙。

穆新成的“佛家恩师”常悟对记者说,穆对佛法有很深的研究,“如果不是误入歧途,穆居士将有大修为。”作为穆新成一手集资修建的古北台寺住持,常悟从弟子那里得到多少好处,一般人凭常识可以知道。拿人手软,吃人嘴软,即便是出家人也不例外。常悟大和尚对穆的犯罪行为是这样理解的:“他快意恩仇、敢说敢做,深信随性自然即佛之大境界,一切皆为矛盾……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戒即是不戒,不戒即是戒,贪即是反贪,是为了抑恶扬善。”

这个大和尚的理论水平还真高,居然说得出“贪即是反贪”这样无比深奥的话来,比起大部分无产阶级理论家来强多了。这句话比所有律师的辩护词都要有声有色。那么,在法庭上穆大局长会引用来为自己辩护吗?会有更多的贪官以之为座右铭吗?这个大和尚真该享受比少林方丈更高的待遇,真该被请进中南海给政治局上一堂佛学课,一定会让胡温诸君豁然开朗的。

如此,全党皆贪的共产党总算找到出路了,不必再搞什么自欺欺人的“三讲”和“科学发展观”教育了,“贪即是反贪”不正是一张每个贪官都梦寐以求的“丹书铁券”吗?干脆将“贪即是反贪”当作胡锦涛理论和温家宝思想的核心内容吧。

中国第十七案:聂绀弩(1976)

世界第十七案:金芝河——韩国(1976)

江棋生:以公民行为见证和书写历史

大凡干了坏事的人,总会有一种冲动去伪造真相,或掩盖真相。而掌握专制权力的人干了坏事,则更会制造遗忘,抹杀历史。21年前发生在中国北京的六四大屠杀,是中国官方所干的一桩人神共愤的大坏事。因此21年来,官方对历史极尽遮掩、淡化、抹杀之能事,妄图使惨绝人寰的六四真相随着岁月流逝而不断虚幻化,直至从民族的公共记忆中消失。

几天前,日本NHK记者田中正良先生问我:你认为中国官方掌握六四死难者的确切数字和具体名单吗?我说:他们当然掌握。但是,如果外部压力没有大到超过临界点,他们是决不愿意也决不敢公布的。我接着对他说,除了义正词严地谴责官方对历史的篡改和抹杀外,中国民间实际上有一个更为可取的做法,那就是:拒绝遗忘,说出真相,形成和公布完整的六四死难者档案。

这些年来,由于天安门母亲群体和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民间已经为近200名六四死难者建立了档案。但是,这离确认每一位死难者、完整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还有不小的差距。试想,如果六四死难者以1000人计,那已被确认者尚不足全部人数的五分之一;如果以2600人计,则还不到十三分之一。根据一位已故天安门母亲苏冰娴的证词,当年北大人民医院中至少有140名六四死难者,但至今只确认了其中4名,还有136名有待确认和铭记。据多名目击证人证实,当时复兴医院中有不下80名六四死难者,但目前只落实了18名,至少还有62名有待确认和铭记。

六四死难者的名字和档案,并不是深锁在权力保险柜中的“国家机密”,民间无可置喙。事实上,它只是死难者之家属、朋友、同学或同事间保守着的“民间机密”。 为了建立六四死难者档案,人们需要做的,是小民间对大民间的解密,也就是民间的自我解禁、自我解密。我当然清楚,小范围里的知情者从继续“保守机密”到公开说出来,这不仅仅是一念之差。这里面确有风险考量,这中间需要消除恐惧。但是,已经沉默了21年,难道还有理由再沉默下去吗?人生有几个21年?!多沉默一年,身上的钙就多流失一年,做人的尊严就多流失一年。在六四事件发生21年后的今天,在互联网已经进入上亿个中国家庭的今天,如果某位死难者家属中还没有人敢站出来打破沉默,发出申冤和抗争的声音,那么,死难者的朋友中是不是该有人站出来了?死难者的老同学、老同事中是不是该有人出面提供和公布死难者线索了?此外,六四屠杀的目击者,六四后参与救治死伤者的医务人员等,难道还应该“怀着愧疚”继续沉默下去,而不是服膺良知站出来道明事情的真相吗?

做到这一点,远不需要“在沉默中爆发”,远不需要豁出命来“抗暴起义”,只需要由“沉默”演进为“发声”;说得更具体简捷些,就是只要动用微博公告世人就可以了。做到这一点,只要拿出不屈的上访者四分之一的勇气,拿出福建马尾4?16“围观”中走上街头者十分之一的勇气,就够了。

但是,做到这一点,即由民间建立六四大屠杀死难者的完整档案,却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有了这份档案,六四反人类罪就成了无可争议的铁案。有了这份档案,官方制造遗忘、抹杀历史的“折腾”就通统成了泡影。而更为重要的是,“你不公布名单,我就建立名单”的做法,体现的是难能可贵的去臣民化觉醒,展示的是当下中国最值得弘扬的公民精神;可以说,它是中国民间以公民行为正视历史、见证历史的一种崭新尝试。

不仅如此。中国民间建立六四死难者档案这件事,还是以公民行为自主书写历史的一项创举。美国已故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曾经说过:“能够使历史发生转折的伟人是罕见的;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可以对各种事件施加一份小小的影响,而这些作为的全部就书写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对此,我深以为然。我觉得,中国民间以公民行为书写历史的另一项可能创举应该是:收集和公布1957年反右人权灾难中造成的 552973名右派的名单。这中间,错划右派被改正的为552877名,当局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为96名。我深知,成就此业,殊非易事。但是,比起让当局公布552973名右派的名单来,还是要可行得多!须知在嘴上挂着“公平和正义”但却很不讲理的当局眼里,连公布5?12四川大地震遇难者名单,甚至连公布王家岭煤矿38名死难矿工名单这样的事,都像是犯了顶级大忌,断不可为啊!

在六四事件21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想坦率地说,我并不认同法国作家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中写下的名言:“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我的看法是,中国的希望不在于等待,不在于“顺其自然”,而在于能有愈来愈多的国民,以主动促成社会变化的公民行为,去减轻和驱离见怪不怪的无奈和无力感,去争取公平和正义在这块土地上的逐步实现,去书写一页又一页辉映人类普世价值的中华文明进化史。

2010年5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胡  平:就中国模式展开世纪性大讨论

以倡导“三宽”(宽松,宽容,宽厚)著称的前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朱厚泽先生,因患癌症,于5月9日逝世。

据高瑜女士说,朱厚泽先生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还关注中国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就中国模式展开世纪性大讨论的建议。无独有偶,这恰恰也是《北京之春》杂志在今年年初向作者约稿时列出的一个大题目。

曾与朱厚泽共事的姚监复回忆说,今年1月,他去医院探访朱厚泽,听朱厚泽再次讲到中国发展模式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非常严肃地对待。中国模式是以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使资本家和地方财政得到土地红利、人口红利的模式,这种模式表面上、短期看是有效的,但是不是可以持续发展?朱厚泽说,中国道路到底是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非常好的经验,还是像苏联道路一样,在二十一世纪给中国和世界带来悲剧性的后果。

在这段话里,朱厚泽讲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模式的特性,一是这种模式是否可持续,可推广。我的朋友丁学良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他的回答是,因为中国模式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丁学良写道:“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窰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丁学良的这些反问非常有力。由此引出的进一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别的国家很难做到的事,中国就做到了呢?而且还是在共产党统治下做到的。中国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工人农民的无情剥夺与压制,而共产党却是以“工人阶级先锋队”相标榜,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称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现在,工人农民都被叫做弱势群体了,可是当年共产党闹革命,却是以工农翻身做主为号召;在整个毛时代,工农都是被奉为领导阶级的。不少人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一党专政加市场经济”(有人还加上“对外开放”)。然而按照这一概括,49年前的国民党岂不早就是中国模式了?

丁学良还写过一篇文章,解释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为何唯独中共政权得以幸存并焕发青春,大放异彩。丁学良的回答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和共产主义的宿敌――资本主义结了婚,而其他共产国家的共产党则是把“消灭资本主义”当作不可更改的原教旨,所以无法生存下来。丁学良的这一解答很值得商榷,因为很多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尝试“复辟资本主义”方面比中共还要早得多;另外,在共产专制垮台后,苏联东欧等国的前共产党人们也大都接受了资本主义。在我看来,真正的区别是,苏共、尤其是东欧共产党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在放弃共产党的基本教义之后,还在那里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继续垄断权力,实行专政。他们的脸皮没有那么厚,而他们的手在试图扣动扳机向人民开枪时没法不发抖。

因此我以为,要正确地解读中国模式,仅仅对现状作静态的描述是很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花气力对历史、对其来龙去脉作动态的描述,尤其是要对若干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入分析。不但要探究它们是怎样发生的,而且要探究他们为什么发生,为什么是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那种方式发生,以及前一事件对后一事件的制约和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特性有更准确的把握,对它所蕴含的价值有更透彻的了解,从而也就对它将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有更清醒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