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

睡得晚，醒得迟，朦胧中感觉手机收了好几个短信。这样一个经过风雨夜的周末，谁会记挂我呢？

睁开眼睛，阳光明媚。仿佛昨日的阴雨不曾有过。

几个朋友转发来短信：“朱厚泽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9日0时16分在北京辞世，享年80岁。根据其身前遗愿，丧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遗体火化，骨灰送回家乡安葬。对亲朋好友多年的关心和帮助谨致以衷心感谢！特此泣告。妻熊振群率子女2010年5月9日。”

贵州的杨建国先生称道，“中国伟大的思想者、学者朱厚泽永垂不朽。”

学者张健说：又一棵大树倒了。

跟厚泽先生有一面之缘的闯歌从云南发来短信：“请转达对朱厚泽先生的怀念之情。”

……

哦，昨天我还在跟少安等人谈起厚泽，我们都有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厚泽先生选择了这么一天，母亲节。这个童年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曾撰文怀念抚养他的二姨说：愿她的灵魂得以从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超渡，得到安息。现在他也离开了这充满忧伤的人世间，得到安息了。

原来昨天的阴霾是为他而来，昨夜的京城大雨是为他而来。

人天眼灭，哲人其萎，从风从雨。

二

四天前，福建的梁丹先生给我短信说：世存兄，厚泽先生危在旦夕！若在京，烦去301代我们见最后一面，痛殇！我回说，我两个多月前去医院看望过他，他要我别再去看他，要我安心读书、思考问题。梁丹回复，那么尊重吧，听说他已不能言语，我会为他祈祷。

昨天下午我去见少安兄的时候，李宇锋先生打电话，说是厚泽先生已在弥留之际，他希望我能为厚泽先生写点文字，长短不论，并问我还有哪些人尤其是年轻朋友可以写字的。在此之前，少安已经拜托过我了。我没有犹豫地答应下来。

见到少安兄，提起厚泽先生。少安说，这个当然，心里要有数；只是不必刻意，不必矫情。他的消息比我的多，向来待人和善的他说，国人的无行难以言喻，就在这样的时候，厚泽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还有人跑到病房里，要厚泽写字；还有一个人，到病房里支起行头，给厚泽拍照……对少安说的人，我甚至猜到了是什么人。

少安说，人的不懂事是不分年龄的。我想少安的感慨和我的类人孩之断词异曲同工，只是我们都还温良了。国人多无是非，无礼义廉耻。这些平时无行的人，只会见机投机，故到老也不懂事，不明事理是非。

三

两个多月前，忘记了是大年初六初七，我换了几次公交车，进城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厚泽先生。在门口填写访客登记，进入医院大楼，感觉一切都是空荡荡地。离医院一路之隔的东单仍是过节的热闹，我穿行在热闹和寂静里。

进了病房，于浩成、施滨海两位戴着口罩往外走，他们跟我打了招呼就出门了。厚泽先生坐在椅子里，有一个戴着口罩的女士正跟他说着什么；他看到我，拍着身边的床板要我坐在床边。我坐上床沿，听女士询问厚泽先生的病情，很快认出原来是胡舒立。

厚泽先生解释了一下病情，我给厚泽先生讲起大理苍山西边的千年的核桃树，厚泽先生笑了，他跟胡舒立解释，说我这两年在大理生活，他曾劝我去看看那些几百年上千年的核桃树。我心里犹豫是否要讲讲我知道的村民靠核桃生存的故事，我更想说一粒种子承载了千年的丰富。但看着老友的病容，我更觉得沉默陪护是最好的方式。

施滨海发短信，说老人要多休息，劝我问候完就走。我坐了一会儿，也就告辞，并说再来看他。厚泽握着我的手说，你不要来了，赶紧做自己的事，读书，好好想问题。

四

我认识厚泽先生不是通过圈子的朋友，而是通过老乡、我的兄长蒋亚平先生介绍的。算起来，有十几年了。亚平跟厚泽早就认识，对厚泽非常尊重，经常请厚泽先生聚一聚。我是在一次聚会时遇到了厚泽，并听他唱过俄罗斯的老歌。

有一年，厚泽先生生日，亚平不在北京，他委托我去给厚泽买一个花篮。我为此第一次去厚泽先生家，在万寿路的高干大院，见到了厚泽先生。他的家算得上朴素，简单，没有多少家具、装饰，但干净，清爽。我们聊了什么，现在完全忘记了。只记得他给我看过他的摄影，我看着他讲玉龙雪山一类的摄影照片，心不在焉。

又有一次，朋友托我去游说厚泽先生编他的文集。我再去厚泽先生家，那时我跟他已经算是熟朋友了。他的家没有变什么，一切简单，适得其所。一个大的木头架子上一层层摆放着新收到的报刊、资料。我知道他仍关心社会，但希望他能同意编集子，尤其是希望他做一个口述自传的东西。他也认为很重要，并举例说项南走了，没留下什么资料，是一个损失。但说到他的自传或口述自传，他就绕开话题，只说自己太忙，也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他是忙碌的，他的交游极广。年轻朋友开一个小会请他，他也会到场，更不用说他经常全国各地跑，调研、参观。我就见过当红的人物把厚泽的名字挂在嘴边，也见过有人写文章把自己跟厚泽先生绑定在一起。

有一次我在万寿路等人，遇到一个老人走过，嘴里不时噏动，状若念念有词；过了一会儿，老人又走过来，有若神经。我一时为老人的孤独伤感，问朋友注意到没有。朋友说，你以为他是谁，曾经红极一时，大名鼎鼎的前中宣部长，左王啊，你看他现在下台后的下场，一糟老头子而已。你看同样为中宣部长，厚泽现在的生活多么充实……

五

但厚泽的悲剧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不单是指他做中宣部长，成为改革中国最先落马的改革派政治家；还有他晚年的忙碌充实，有许多事并非他所愿，并非最为切要，但他不得不去做了，为此耗掉了他的大部分精力。

朋友们谈起朱厚泽，曾说他的悲剧还在于他的年龄不上不下。一般而言，人们不在位时比在位时要开明一些，这些开明派多被称为党内的民主派、自由派。事实上，他们退位后的生活是在余热和过日子间摇摆。过日子无多少理想可言，也无什么作为可言，而多跟身体检查的各种指标相关，跟血脂血压、心跳速率、脑部供血、骨质疏松、肝胆阴影……相关。余热则是见马克思之前的作为，是他们曾经风云一生的惯性。因此，他们是孤独的，又是坚持原则的，他们失去了跟社会更多接触的条件，但他们愿意听闻信息，喜欢定期热闹、哪怕是相互取暖。这就给了一些年轻好事之徒或有心人以机会，他们给这些老人提供聚会的机会、信息，请他们表态。因此，开一句善意的玩笑，这些老人即使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也会因名因信称义，这名或信就是他们眼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开明、民生，党内民主，等等。他们在群众中赢得了名声，被称为德高望重。好事者以结识他们为荣，以把他们的片言只语捅到媒体上网络上为正事。

厚泽先生的年龄较他们小，被这些资历高辈份高的老人理所当然地看作同类；厚泽先生有着传统的做人美德，故任劳任怨做一些跑腿的事，而把自己的思考、主张放在心底。在公开场合，他只能发表一些比喻，比如他多次暗示问大家，为什么从门进来的主义，却从窗子里扔出去了。

我在《非常道》里收录了厚泽先生两则故事：

1985年，中共中央调朱厚泽任中宣部长。参加北戴河工作会议时，有两个半天讨论意识形态。在讨论意识形态时，反对自由化的劲头很大。清华出身的姚依林说：“自由化的根子在经济工作里面。”胡耀邦点将要朱厚泽发言，朱说，他长期在地方工作，对上面情况不了解，从地方实际工作看，特别是从贵州这个穷地方看，妨碍实际工作和改革推进的主要是左的东西的影响。朱的发言，反映很强烈。杨尚昆说：“是个思想家呀。”

1987年1月28日，邓力群带着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到中宣部接管主张“宽松、宽容、宽厚”的朱厚泽的权力。邓力群介绍了王忍之。朱厚泽在简短的讲话中说：“我来中宣部一年，做了些工作，这些工作的是与非，由历史来评说吧！”邓力群以胜利者的姿态说：“不必历史评说，现在就要评说，胡耀邦下台就是结论！”

六

作为一个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厚泽先生的晚年是忧郁的、孤独的，尽管他的生活热闹、日程安排得紧张、充实。但他的思考少有外人所知。

李慎之生前对我感慨寂寞，只不过李是外向的，能够天文地理海聊神侃的，厚泽先生却内向，寡言。李慎之说所谓的党内右派不思考，厚泽先生比慎之先生走得更远，他在心智、精神、灵魂、头脑上超出党内右派们远甚。我想这一定有出身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的原因，李慎之有贵族气，书生气，厚泽先生却来自贵州，一直跟平民大众的心相通。

人们可以从厚泽先生的一生中总结出他的诸多特点。比如他的亲民，当他被北京召进高升，他的贵州省委书记之职由胡锦涛先生担任，他带着胡下乡。朱厚泽说:“锦涛同志来了，我也不办什么移交了，咱们一道下去看看，比坐在上头办公室里介绍情况强。”比如他的治国心思，他在中宣部长之任提出“宽松、宽容、宽厚”的三宽理念。比如他的治道，退休后，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常人政治”思想，给当局一个很好的建议。……

这是一个能上能下的政治家，他懂得时，也懂得位。他的一个特点就是像海绵一样吸收一切做成他的营养，他在贵州工作时的见地即不同凡响，贵州的生活和工作给了他梯级、平台、台阶的意识，他一生就是不断地梯级上升。但他一生从未等待过，用他在贵州主政时多次阐述的观点：按照梯度开发理论，如像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似乎只有等待东部、中部都发展上去了，才有你的份。人不必幻想或等待明天更好的生活，因为人可以让自己当下的生活好起来。因此他能以自由看待发展，能质疑一般人眼中的统一、文明，能思考进步和天人关系，能理解阳光政治和中国模式……

他的时运不济，他像一个怀才不遇的文人，但他从不抱怨，只是专心于自己的思考。有些书生气重的策士曾给他建言，说他做过地方诸侯，资源广众，该如何如何，他苦笑。何家栋先生生前感慨厚泽至清，说求他安排个人，他都摇头。

我当时也以为是他廉洁，后来发现这是厚泽一类有着圣贤心理的中国人的必然命运，他一旦不在其位，他的资源相当于零；我后来发现，厚泽先生是深知此中三味的，他明白自己能够施展的空间有多大。一个不在其位的贪官污吏都是人人可欺的癞皮狗，一个不在其时的企业家会抱着金银财宝饿死，一个不在其时位的地方大员则跟我们这些文人差不多，只不过厚泽先生不想做文人。我一度称其为独行侠，后来发现他跟我一样只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七

厚泽先生的自由境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般人以为他是改革派，良心派，党内自由派，党内难得的好人……这都是当代汉语的窘境的表现。实际上，在我理解，厚泽早就在内心里跟他的党告别了。君子群而不党，厚泽先生合群，但他绝不会党。他只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公开退党而已。我看过他的散文，那样的人间情怀不是一个“松树的风格”、“敬畏人民”一类的共产党人写得出来的。他早就是中国人民的一员，只不过他以自己的心力向中国人攀升，并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也确实越过普通的中国人民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被误解，被打压，被监视，被封杀……

厚泽先生是一个爱思考的人。这样说，我总是忽视了他的行动能力，实际上，只要给他平台、机会，他的能力是超强的。我看过他在贵州任上给北京写的千字报告，那样的文字是我们这些书生写不出来的。

我国民一生大概只有五年左右的时间光华灿烂，其他时间，不过是庸人和看客，等而下之，不过是糜费民脂民膏的寄生虫，不过是祥林嫂一样的活物，不过是类人孩而已。“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很多人没有善用这宝贵的三年五年。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正在其时。项南在福建任上，只有三年左右的实践机会；厚泽在中宣部长任上，更只有一年的施展机会，但他们都善用了这一年、三年，因此他们为人记忆，他们不一定推动了历史的车轮，但他们给世道人心以安慰。

一个民族跟一个人一样，有自己的命运。厚泽先生深知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无物之阵是如何遮蔽了我们个体的心灵，他也深知时代给予一代又一代人幻象的骚扰。每个人不从根本上着手，就没有希望。

厚泽语重心长：“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

八

我曾经应朋友之约为厚泽先生的一次演讲写编者按语——

本期编发了朱厚泽先生的一次演讲摘要。朱厚泽先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有悲剧色彩的共产党人之一，他执掌中共中央宣传部期间的“三宽”政策几乎跟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策略相当，他的命运显然不如戈氏幸运；在他和他的同志手中，已经无能清算埋葬专制中国的当代形式……

但是，朱厚泽先生的言路思路走得远比他的共产党同志远得多。在共产党的等级专制和普遍专制体系内，在由其名位、利禄、形象、思想、权威、德高望重和羽毛等组成的差序格局里，朱厚泽先生显然背离了一个党人的本质，他回向并认同到文明史以来的精神进化的前沿，尤其是他的晚年更是“海阔天空凭自飞”：他的生存的全部落脚点在于人的良知正义。因此，他远比陈云、利加乔夫、久加诺夫这些自以为是（纯正）的共产党人要平实得多，甚至比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明达正直的共产党人要超越得多，他属于历史和人民大众。

了解中国当代史的学者承认，一个顾准足以挽回极权时代的中国思想的荣誉，一个李慎之足以安慰后极权时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后人将会承认，一个朱厚泽足以救赎以理想自任的千千万万的共产党人。朱厚泽去职之后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是陈独秀先生晚年思考的当代延续；只不过，朱厚泽先生思考的背景比陈独秀先生当年的更要复杂更要困难。朱厚泽先生对中国问题的思考，在深度广度上早已超越了陈独秀先生晚年对民主问题的著名反思，这一点，了解朱先生近年言行的朋友，自有会心。

尽管今天的中共官员们大多嘲笑了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幼稚和亡党亡国行径，但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朱厚泽先生悲悯地理解了这些大大小小的专制人格。朱厚泽先生，跟千千万万怀抱理想的共产党人一起，跟中国人民一起，在努力探索中国汇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路径、方法和目的。一个饱经罪苦的东方大国，将会在这种努力下成功地纳入文明世界，能够良性自处并学会跟世界其他民族共处。

——现在看来，我当时行文还是太激烈了一些。我们太容易走向是非主义，太容易为是非争辩，而忘记了人的有限性，忘记了有限生命中无限的仁爱。我们又太容易飞龙在天时得意忘形而不干正事，或者我们以为形格势禁，守位守时以投机要紧。这正是无数同胞身为中国人民却以为自己是中国人而得意的原因，也是无数同胞身处强势而无作为的原因。从三公之贵和中国人民之贱中新生的厚泽先生一如他的名字，宅心仁厚，泽惠万方。

九

厚泽先生是我知道的中共党内高层最早用电脑的人之一，他比我用得还要早。我在《战略与管理》做编辑的时候开始学习电脑，那时就听说厚泽先生一天有好几小时泡在网上。他的知识、信息一点儿也不陈旧。我曾称道说，近代以来，只有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的发展演进跟世界知识同步；而当代的落伍几乎无人关注。这其中，只有少数人，能够做到精神和知识的世界同步性，厚泽先生就是这少数人之一。他真的是像海绵一样吸取并站在人类思想的高端。

我批评贾府的焦大，当代社会的二丑，痛陈时代进入了一个次法西斯时代，……这些文字厚泽在网上都看到了，他见了我竖起大姆指，并几次不厌其烦地把电子邮件告诉我，要我把新作给他看。我明白他早已不是贾府的一员了。

我曾经幻想跟厚泽先生交流得深入一些。他被人称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曾问他是否听到此传闻，他说有此一说。但说得深层问题，其实是没有的，现实问题都在那里摆着，有什么深一些浅一些呢，他提常人政治、阳光政治其实就有此意思。大有深意其实平常。次法西斯时代，这架没有灵魂的机器只是在平常运转而已，如何调整方向，政治家企业家思想家们不需要有多么深刻伟大，不需要阴谋晦涩，只要尊重常识，尊重常人而已。

前年秋，我到福建连城，遇到参加项南纪念会的厚泽先生，他见到我，非常开心。他还是关心国是，只不过他的视野更开阔了，他问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危机会否带来社会思潮的左倾，我以历史不走回头路走了也是闹剧的话来宽慰他。他问起我做什么，我说兴趣转到中国古典中去了，他点点头。我问他做地方大员时，统治的特务手段是否渗透到乡村，是否每个乡村都有了线人；他说不是，那时的干群关系还是不错的。说起大理，他要我有机会到苍山西边的村里去看看，那里有几百年的核桃树，有意思得很。我以为他是想知道那里的村民如何了，我后来去村里小住，一再看着那些核桃树，想起厚泽先生，突然想到这百年千年的老树给予厚泽的意象远非民生那么简单。穆旦的诗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不禁伤感我们中国人多终其一生只能做一颗颗种子而已，无能开结出这穿透时空的花实色相。

我们和耶苏一样，给我们你给他的欢乐，

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

在非我之中扩大我自己，

让我们体验我们朝你的飞扬，在不断连续的事物里，

让我们违反自己，拥抱一片广大的面积，

主呵，我们这样的欢乐失散到哪里去了

因为我们生活着却没有中心

我们有很多中心

我们的很多中心不断地冲突，

或者我们放弃

生活变为争取生活，我们一生永远在准备而没有生活，

三千年的丰富枯死在种子里而我们是在继续……

主呵，我们衷心的痛惜失散到哪里去了

每日每夜，我们计算增加一点钱财，

每日每夜，我们度量这人或那人对我们的态度，

每日每夜，我们创造社会给我们划定的一些前途，

主呵，我们生来的自由失散到哪里去了
　　

十

我回到大理的时候，跟厚泽先生通邮。他很快给我发来他的照片，我称道他的“玉照”照得好，把一个忧患的仁者志者形象照出来了。到大年三十，我写下四十生日自寿诗，呈厚泽先生，他回复说：我元月住院作口腔手术，已于前日回家，没大问题，愿你好好宁静下来，观察思考，未来需要办的事还多啦。保重保重。

到三月份，我住进巍宝山长春洞。在道观里无事，上网看到“老头会”的老人们挺胡，说是要站在一起，看到厚泽先生的名字，很是诧异，很快又看到文章说这是某人代厚泽先生强签的名字。想到厚泽先生寄赠我的照片，就口占了几章打油诗，名为“题赠朱厚泽先生”，给厚泽先生发过去。

一

革命家风多威权，圣徒心地遵至善

戈巴契夫中国命，百年称道在三宽

二

门窗路径已惘然，懒与宵小讨立宪

别有衷心谢时望，签名上奏是乡愿

三

东土变易虽枉然，一息尚在求善缘

论世忘却三公贵，风雷悲悯少年看

四

地仰天俯真信然，蝴蝶飓风也相关

民我同胞物我与，无声无臭厚则宽

很快收到厚泽先生的回复：“世存老弟:谢谢你的来信和题诗.传上京郊照片一张.略表心意吧.如有空,请将电话相告.祝好.朱老头200903150:05”“朱老头”传给我的照片居然是我的一张照片，几年前我们在郊区玩儿，他偷拍了我，我都不知道。事隔多年，他居然随手能找到我的照片寄给我。这是我这样的书生做不来的。他要我告诉电话的事我忘得干干净净，这次写怀念厚泽先生的文章，才想起此事。他太寂寞了，一定有话要跟我说，只是我远在天边，尚未能让自己适得其所。

但我相信厚泽先生能够理解，正如我能感受到他纯良的心地。我们努力了，这就够了。无论我们作为一颗种子是否开花结实，我们不曾受时世的污染，这就够了。

网上流传现场的朋友短信说：朱厚泽先生辞世的那一刻，雷声大作，风雨交加，医院的院坝里，一地白花！若不是亲眼见到，真难以置信。

我因种子意象想到厚泽先生，不禁想起唐人在他们天才的诗人李商隐辞世时写的挽诗：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鸟啼花落人何在，竹死桐枯凤不来。

良马足因无主踠，旧交心为绝弦哀。

九泉莫叹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台。

　　

但网友的短信让我明认，厚泽先生作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希有的圣贤和大地种子不必抱憾，我们也不必抱憾。他做了他该做的，他不得他该要的。天地也因此为他送行，在母亲节这一天让他回到永久的故乡。他是一个真正的大解脱者，罗汉，真正的无位真人，一个足以风行百代的中国人。

　　

十一

王安石辞世时，他的不可戴天的政敌司马光主张“尚宜优加厚礼”，因此哲宗皇帝对王安石追赠太傅称号。他的另一敌人苏轼时任中书舍人，负责为皇帝起草诰命。苏东坡跟司马光一样超越了政见，站在更高的层次，为王安石盖棺定论。苏东坡写道：“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苏东坡向自己的敌人致敬，因为他们共和才有生命，才有美。

这位不世出的宋代才子为皇帝代笔，为他时代的圣贤和大地种子送行，因为他看出了种子的示范效应：“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

如果我们公正地看厚泽先生，他也正是我们时代“作新斯人”的典范！

2010年5月9日写于北京

近些年，书写民国时代的人和事，成为出版界的一时热选，书店中此类书籍铺天盖地，让人目不暇接。相同的人物、相同的逸闻、相同的事件乃至相同的观念和解读，你方言罢我登场，热闹非凡。抄来抄去，说来道去，无非是要说明民国不是教科书上描绘的“万恶旧社会”，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敢说几句真话、统治者有一丁点雅量、学术、思想、言论有一点自由空间的时代，细究起来，还是不脱“影射史学”的窠臼，如同孔夫子想象出一个远古圣贤的太平盛世，是要反衬当今世道的窳坏。但是，正象“万恶的旧社会”是一种出于政治需要的简单化标签，这个“自由而有趣的民国”又有几分是历史的真实，几分是后人移情的想象呢？

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如此自由而有趣的民国何以会垮台？我曾怀抱这个问题，试图绕开在民国过着好日子的人们的记忆，去探究一下民国底层草根的感受，结果发现他们的记忆是被历史所忽略的，他们的感受是很少被文字记载的。我小时候的老保姆告诉我，她年青时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逃难，军队打仗要逃难，土匪来了要逃难，日本人来了要逃难。在民国生活了十六年的父亲告诉我，当时的感受就是黑暗，看不到自已的前途，而且生计困难，物价飞涨，有钱就赶紧去买米。普遍的情绪是，让这一切赶快结束，谁来都好，谁来都不会更坏。

这里就有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如今的知识分子更多地记住了自由，当时的民众记住的是苦难。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苦难已漫漶不清，自由还在发光。作为一个自觉的自由主义者，我当然对历史上星星点点、本不甚多的自由倍感珍惜，但以史为鉴的严肃态度，又不能不使我审视这种自由据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要追问何以知识分子的自由感与民众的苦难感相随并存。

我们不妨回望历史。民国时代由袁世凯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蒋介石时期所构成。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央权威不足，各地政治军事集团拥兵自雄，相互之间兵戈不息。这种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态势，就使得知识分子的才智获得极大重视，争取人才、争取舆论支持，成为各个政治军事集团壮大自身的必然选择。与“大一统”下知识分子只能“习得文武艺，贷与帝王家”不同，分治状态下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大的言论空间和选择自由，更受尊重。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三国时代等分治型社会状态下，知识分子都有特别活跃的表现。

与传统知识分子只能各择其主，充当策士的历史定位不同，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洗礼，民国知识分子基于对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等西方思想观念的理解，从而具有更多的独立意识，形成了不同的“公共知识分子”群落，存活于各个分治板块的裂缝空隙间，显得卓尔不群。但在胜败定于武力的大格局下，他们注定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而只是被拉拢的、被利用的力量，最终要择边站队。一旦胜负既定，天下一统，他们的独立性也荡然无存。四九年后，留在大陆的民主党派下场之惨固不用说，去了台岛的青年党、民社党，也基本失去了政治话语权。

细考历史，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能在北洋时期兴起，与北洋军阀没有意识形态关系甚大，而且####练兵出身的北洋军人，骨子里还有尊重读书人的传统积习。摧残言论、枪杀记者林白水、邵飘萍的，是张作霖、张宗昌之类土匪出身的军阀。国民党是有意识形态的政党，搞“党化教育”很用力，但统治力只及于江浙及周边区域，北平的言论、学运活跃，与地方势力的姑息乃至纵容有关，要害之处是削弱中央威信有利地方割据，如果过度镇压民间，反给中央插手地方的口实。上海作为言论自由的重镇，是因为租界的存在。反观南京的沉闷，就容易理解了。抗战时期，则是重庆沉闷而昆明活跃，盖因昆明在龙云、卢汉的治下。

可见，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能享有几分自由，是因为中国的分裂状态，有多种政治军事集团存在，彼此竞争。但由于这种竞争是以军事武力为主要方式，兵祸连连就在所难免。兵燹之灾，直接由底层民众所承受，他们自然体味不了自由却记住了苦难。这也是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及共产主义革命席卷中国的深层原因。现在还有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说法——如果当初不怎样怎样，现在会更好云云。其实，人是预见不了以后的“更坏”的，而只能看见眼前的“坏”，而且以为是“最坏”。

撇开苦难不谈，还是会有人认定“夹缝中的自由”也好过没有自由，这也是许多借古喻今、借史讽今的文字大为流行的原因。对此，我是不以为然的。现在拿历史说事的人，有一种不好的习气，就是喜欢“比烂”——这个苹果烂了一块，但那个苹果烂透了，所以这个苹果是好苹果。其实，这个世界是有好苹果存在的，我们是可以“比好不比烂”的。只有在“比好”中，我们才能建立起好的价值观，而不是用“次坏”的东西去充好货。有人总喜欢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中让人二择一，却不肯去议一议“真君子”的风范，反伪道德就不讲道德，反伪崇高就否认崇高，社会风习日下，此亦一原因。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丝毫自由的元素，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找出许多事例，如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历朝历代的言官进谏、民间书院的讲学风气、民国时期的民间办报等。但这种自由，是有很大缺陷的，我称之为“基于雅量和容许的自由”。

所谓“基于雅量和容许的自由”，是指这种自由建基于统治者的个人修养之上，统治者贤明宽仁，就有一点言论自由，可以提提建议甚至意见；统治者刚愎苛酷，就要么因言获罪，要么噤若寒蝉。这种自由操之于统治者之手，被统治者脖颈上套绳套，自由之大小，全在统治者放绳索的长短。毛泽东曾有一句让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名言：“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一个“让”字，才是本质：让与不让，收发在我。让与不让，全在自己对“天塌与否”的感觉。

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我称之为“基于权利和法治的自由”。自由是天赋权利，这种权利受法律制度的保障，非法侵犯或剥夺他人的自由权利，是违法、犯罪行为。这种意义上的自由，是不考虑执政者的肚量问题的，相反，执政者的个人修养，还必须接受公众的审视，威福自恣者必须下台，赖着不走就革命。“革命权”也是天赋自由权利理所当然的一部分。

我正是在此自由非彼自由的区分中认识民国时代的自由的。民国的知识分子向往与呼吁的是作为权利的自由，但在非法治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得到的只是作为容许的自由——这种容许常常变为不容许。这是民国知识阶层较为普遍地欢迎革命的原因——他们不满足，他们的梦想是一个民主法治的中国。身处民国更为底层的社会大众，连这种容许的自由也无法亲炙，只能在苦难中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革命权。革命的结果固然令人唏嘘，但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用来否认革命的合理性，否则就无法解释民国崩溃的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试图从这段历史中得到一些启益及教训，我个人以为：作为与生俱来权利的自由，需要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竞争的社会环境；这种竞争应是民主法治规则下的政治行为，而不能是武力的分裂争斗；自由的美好，必须由民众来体认，而不是少数人的奢侈品；一个少数人享受恩赐式的自由、多数人深感苦难不公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人民社会，政治为最上，公民社会，法律为最高。今天，我们强调“以法治国”，这其实就是人民概念向公民概念的转型

2010年元月，北大有一个公民论坛。记得在其中互动的环节上，台下有位观众向台上的嘉宾提出问题，大意是公民与人民的区别在哪里。来自黑龙江大学的一位教授作了很好的回答，其中有一句话印象很深。他说：我见过人，也见过民，但没有见过人民。

在比较的意义上，人民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概念，因为和这个词构成对应的是敌人。这是《辞海》“人民”的词条：“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这意味着，人民的内涵具有不确定性，外延可以随着内涵的变动而被修改。你今天是人民，可能明天就不是。是与不是的标准，在于政治。比如抗战时期，即使你是地主，只要拥护抗日，你就可以是人民。但到了1949年以后的土改，正因为你拥有土地，你就不是人民而是地主了。地主是人民的敌人，哪怕你曾经拥护过抗日。这就是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

能够确定或解释这内容的，就是政治。政治根据它的需要，可以确定谁是人民，谁是敌人。因此，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和中国改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不知道有多少人提心吊胆，惟恐一夜之间由人民变成敌人。

公民不然，它是个法律性质的概念，与政治无关。公民的身份是法定的，只要你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只要你年满18岁，你就拥有了相应的政治权利。这权利是法律授予的，也是受法律保护的，政治无以插足。

比较之下，人民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它二元对立，不是人民，就是敌人。因此，人民社会也是一个专政社会，即人民专敌人的政。相反，公民社会是一个全民性质的法律社会，无政可专；因为这个社会只有公民，没有敌人。

如果也要给公民社会划分，那么与公民相对的，不是敌人，而是罪犯。但罪犯不是政治概念是法律概念，一个人如果侵害他人或社会，以致造成刑事，他就是罪犯。和专政的敌人很难咸鱼翻身相比，只要法律对他惩处完毕，他依然可以回归社会，成为公民（即他恢复了公民的各种权利）。由此可见，人民社会，政治为最上，公民社会，法律为最高。今天，我们强调“以法治国”，其实就是人民概念向公民概念的转型。

人民与公民的另一不同在于，人民是一个集合概念，公民则是一个非集合概念。非集合概念是具体的，就像公民可以落实到个人的身上；人民作为集合概念，则无以指陈任何一个人。就那天会场而言，人人都是公民，但人人都不是人民。正如文革时商店服务员的口头禅：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服务的。没错，你是人，但不是人民。可见，人民这概念一旦表现在具体场合，既否定人，又否定民。

相对而言，公民概念的优长就在于它的“可个人化”，和人民不同，它不是一种崇高的名义（比如“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它只是能够落实到个人头上的一些权利；而且是可以看得见的权利——财产的权利、信仰的权利、人身的权利等。

当然，人民也有权利，问题是，人民的权利因为高于一切，结果却无以落实到个人。比如，人民的财产肯定不是我的财产，我既不能装进口袋，也不能拿回家。那么，从产权的角度看，人民到底是谁呢？它只有名义，没有人身，产权无从落实。

一个概念，如果不能在个体层面上落实，就有架空的危险。公民是个体的，公民的利益就是你我他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是一种集合的利益。它为权力所集合，又为权力所代表。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更多出于权力之口。问题在于，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个体的权利完全可以被搁置。其逻辑很简单，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高于“我”（“人民”在一切之外，而“我”在这“一切”之中），因此，从个体角度，高于“我”的权利，就不是“我”的权利；如果无法把权利落实到“我”个人的身上，“我”就等于没有权利。

当然，人民到公民是历史过程，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现代社会是权利社会。如果权力社会中的人民往往是臣民；权利社会中的人民，是，也只能是公民。

旅日中国诗人田原的日语诗集获得日本最具权威的现代诗歌H氏奖，成为该奖首个中国获奖者。田原表示，日本自由的人文环境给他提供了无限的创作空间，他今后将继续用中日双语进行诗歌创作。日本有评论认为，华人诗人获奖意义重大，可望给诗坛注入活力。

来日近20年的中国诗人田原的日语诗集<石头的记忆>在众多诗集中脱颖而出摘下第60届H 氏奖桂冠，成为该奖60年历史中首个中国获奖者。

*享受创作自由*

H氏奖创建于1950年，以该奖基金捐款人并是诗人平泽贞二郎的罗马拼音冠名。该奖为日本诗坛培育众多著名诗人，被称为诗坛的芥川奖。

19年前来日留学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的田原在日本出版了两部诗集，获奖作品是第二部<石头的记忆>。

田原对于获奖低调淡薄，他认为任何奖项对于诗人来说都是一时的慰藉与激励，能尽情释放创作能量才是最大的愉悦。

他说：“日本的人文环境更适合我的创作，在日本我更能以一个诗人真实的姿态出现，在表达上不受任何限制，让你的想象自由飞翔。而在中国涉及政治敏感问题还是忌讳的。”

<石头的记忆>诗集收录了田原的26首日文诗作，身边琐事，宇宙空间，日本风情，故乡北京以及四川地震都牵系着诗人的情感。

*为诗坛注入活力*

H氏奖评选方式是每年春天对上一年发表的所有新人诗选进行评选。主办该奖的日本现代诗人会理事长八木干夫表示，评选程序需要经过诗人会会员提名以及选委审评并最终投票表决。田原获奖与他的国籍没有任何关系，评选标准只看诗歌本身。

不过他同时表示，中国诗人获奖还是具有特殊意义。

他说：“当代社会的重心倾向于经济而不是文化，日本的诗人也面临这种尴尬，绝大多数诗人只能把创作作为“副业”。田原获奖对日中诗坛意义重大，可望给诗坛注入活力。”

*脚踩两只船*

日本着名诗人谷川俊太郎把田原的诗集比作“混血之作”，称这是连接日中的诗歌桥梁。

田原在东京举行的授奖仪式上表示，中文和日文以各自独特的个性彰显魅力，刺激他的诗歌创作欲。这两条船他都不会舍弃。

田原获得H氏奖是继08年旅日华人作家杨逸获得日本最高文学奖芥川奖之后，又一名华人新星亮相日本文学界。

要检测一个人究竟是乐观还是悲观，我们得先看看他是不是唐德刚的读者。如果他不是，那就按照古方，给他半杯水。如果他是，那么便对他再说一次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提醒他中国还得再花上好几十年才能转成一个民主的现代国家。他要是惊呼：“天呀！还要等上那么长的时间吗？”我们便能肯定他很悲观了；相反地，乐观的人则会含笑叹道：“苦日子快完了，中国有望！中国有望！”那么唐德刚自己呢？我想，他必然是乐观的。

许多人认识唐德刚皆从他的口述史学开始，我却莫名其妙地在少年时代先读到他早年的论文《中国郡县起源考》。见他从“县”和“悬”这两个字的关系，推断郡县本是古诸侯国未曾分封暂时悬置的行政区时，真是大开眼界，发现教科书外的史学竟是如此有趣。很多年后，我依次看完他的作品，才发现这篇论文的旨趣始终不脱他一辈子念兹在兹的中国转型问题。而他的乐观，或许也就是来自于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吧。

想想看，上一次的中国大转型从分封采邑转向设郡置县，从封建制度转向中央集权，由战国转到汉朝，这一转就转了足足三、四百年。按照唐德刚大胆推测，眼下这一轮告别中央集权驶向现代民主的转型，则只不过是区区两百年的工夫罢了。更况吾人已经赶上是次转型的尾班车，说不定到了2040年便能离开三峡，一日千里。这叫人怎能不乐观呢？

唐德刚这套说法很容易被更科学的史学家鄙夷，或者觉得他没有足够的支持，越出了严格的实证规范；又或者觉得他大而化之，以杂文的笔调写出这等大命题太不严肃。然而，唐先生的读者都能明白，这是他长年埋首近现代史料，亲炙不少关键人物之后才能得到的一份贴切观察，是种积年累月的阅历所磨出来的直观分析。也许它的论证结构不够周密，但它的确是一位有才气的史学家以敏锐灵感所孕育出来的史识。

例如在评注他的老师胡适的口述回忆时，有点夸张地把赞美孔子的话拿来称誉胡适，说他是圣之时者。那是因为中国当年的学术仍在发展中阶段，大家只能搞恰当学术（appropriatescholarship），而胡适正正是一位了不起的恰当学人（appropriatescholar）。他对胡适够熟悉，所以在尊师重道之余，更能近距离地发现胡先生的局限与点出学问上的半新不旧古今折衷。这一点恰好又接上了他那套转型史观：“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运动是个整体。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完成现代化的情况之下，学术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胡适结合干嘉考证与实用主义，半西半中的“整理国故”，便是既无可奈何却又适逢其会的恰当学术了。

只要细心地看，任谁都看得出来强把唐德刚著名的口述史学和他体量庞大的通史写作分开来是不对的，因为贯注其民国通史的史观恐怕就是他做口述史的感性后果，替胡适作传，于是想到学术和时代转型的关系；没有前者，后面的判断是出不来的。

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余英时先生把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说成是一种比喻。我猜他这么说，已经是很客气的了，因为在许多严肃的学者看来，这套大而化之的讲法根本没有足够的论据支持，构不成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假说。更糟的是，唐德刚还要大胆预测中国的转型可能会在2040年左右完成，到时候甚么法治民主全都会灿然大备，几代人用血泪追逐的梦想终将实现。莫非他以为自己掌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有一具能测天机的水晶球？

其实，比喻也没甚么不好的。许多开一代风气的史学论断在今天的学院标准看来，也都只不过是些比喻罢了。吉朋把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咎于基督信仰的兴起，难道这又是个有效的解释吗？恐怕不是吧？有时候，公众对史学的要求并不太高，他们只是想要一套勉强能通古今之变的叙事，使他们大概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了解自己这时代与过去的关系，最好还能发挥点照明的作用，为暗雾笼罩的前方照出依稀可辨的轮廓。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和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就是这种公众史学的最佳范例了。

假如把史学看成写作，把史学家看成作者，也许我们会更能明白作者唐德刚的苦心孤诣。跻身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生逢争战离散的乱世，唐德刚一定很想搞清楚这是个甚么世代，也一定难免要把他的见闻和研究当成可资反省的体验。而体验正是文学想像的基础（不管是甚么意义下的体验）。比喻也好，文学想像也好，那都是能让我们咬紧牙根活下去的救生圈。这个国家够荒唐，这一百多年也够苦了，不发挥一点苦中作乐的想像力，将种种不可思议的遭遇放在历史的长河之中遥距观测，甚至嘻笑把玩，唐德刚和我们又怎能面对那些没有意义的杀戮，与荒谬透顶的结局呢？

你看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记述的民国士兵：兵败时军纪废弛，士无斗志，沿途骚拢焚掠，直是古书里记载的乱军，没有半点现代军队的模样。就算见到身为长官的李宗仁上前斥喝，那些正在强奸民女的士兵也敢持枪反抗。晚年的李宗仁回忆起来，还是要痛心自责，不能原谅自己的无能：“黑夜之中，我随从的卫士又不多，也无法管束。统兵者治军无方，为害百姓，罪大恶极，实难尽言”。你只能把这场面看做是军政现代化的转型阶段，才能稍解心中的苦闷与无奈。

心胸一宽，许多传统的负面人物也就值得同情了。近年替袁世凯翻案的人不少，唐德刚或者是其中较早的一位，他在《袁氏当国》里说：“袁老四先做总统做得很起劲，并发誓要帝制永不再现于中国。何以口沫未干，立刻就违誓要做皇帝呢？这虽然是他个人野心的终于现形，其实他也是经过一整年的亲身体验，确实也体会到，共和国体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才要开倒车，搞独裁，做皇帝。”要知道当年中国人口四亿，其中八成是文盲，剩下的两成也还都不晓得甚么叫做民主。因此国会里八百多名议员其实是没有选民的议员。这批议员也多半不是甚么好鸟，往往是前清想当官谋职的转型政客，没了科举，遂把选举当科举，自求入朝致仕，完全没有代议政治里的代表意识。乃至于弄得民国初年的政局乌烟瘴气，真叫人怀念大清的有规有矩。

转型，就将这一切看成是转型必经的阵痛吧。深圳市政府最近宣布禁止十来种非法上访（所以合法的也就没剩几样了），其中一种是自杀。自杀也能禁止吗？能的，中古欧洲就禁止过。如果不把这项堪与古人媲美的禁令看成是转型未成三峡未出的残留尾巴，你说，日子该怎么过呢？

有女同学问：你怎么会有那么多力量，来承受那么多痛苦的东西？我对她们说，我比痛苦还要强大。

最有可能，在通向思想解放的漫漫长途中，每一个驿站也不能少。

在这个沮丧的年代，你一定要振作。

我曾经花时间来研究人性的幽暗。因此，还要花更多的篇幅，来表述人性的种种可能性，以及赞美人类。

我推崇朱学勤先生所说，“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也许，比分析和深挖更重要的，我们需要找到另外一些起点和景象。

——题记

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像一个生生不息的车间

亚里士多德主张“看见”。人的内在生活，内在品格，都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加以实现。即使一个人少年时被培养起良好品德，但如果后来不幸成为植物人，怀抱着他的众多美德沉睡不起，那么便无法证明他是一个完美的人，尽管他的内在精神结构并未遭遇任何破坏。

因此，“活动”（energeia，或者活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它指从某种隐蔽的状态中走出来，将某种潜在的状态中变为可视的。这个“显示”（显现）的过程越是活跃，越不受阻拦，那么这个人的“善”便越大。而越是遇到障碍，那么这个人的善便越小。亚里士多德不认为一个哪怕是高尚的囚徒也正在实现最大的善，因为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慷慨赠与被剥夺了。

甚至可以将这个意思延伸到爱情中来。那就等于说——爱情不是一个人自己怀抱着的某个东西，不是这个人的私藏品，也不是他的某个秘密享受。称之为“爱情”，当然总是双方的，因而需要向对方“显示”。“显示”便是爱情中的善，不显示便是爱情中的“恶”。

如果不显示，就让对方遇到一个阻遏，一个中断和打击。而即便是“显示”，也不是仅仅是口头的承诺，不是一蹴而就的，仅仅是“表态”，那就什么也不是。而是需要时时处于“活动”、“活跃”的状态之中，需要不断地有所展现，不断地激活自己与激活对方。亚里士多德还将“爱”理解为渴望完美，是从“此”到“彼”的一个前行。

两个人之间，远远不仅是“我爱你”那几句话。在感情状态中，世界像是被涂抹了烈性酒，每个事物都有一种离开地面的姿态，再度焕发出别一番面貌。此刻，人的想象力也特别发达。就像莎士比亚说的，能够将一朵云看成一只鼬鼠，将一棵枞树看成一只狐狸或者一座大山。

而这些神奇的感受，它们同时还在发出邀请，一个片断带来另一个片断，一个瞬间召唤另一个瞬间，就像成片的蝴蝶，渴望成群地在阳光之下翻飞，而不是形只影单。当然只有相爱的人才能够看见。在爱情中，人们感到自己更加轻盈纯净，也更加开阔深沉。在爱情中人们接受洗礼、刷新、锻造和被造锻造。

不仅是在爱情当中，只要是一个丰富敏感的心灵，在面对大千世界参差百态时，面对花开花落、月晕晨昏，肯定会经常产生此前不曾出现过的奇妙感受；一个灵动、开放的头脑，当他与这个世界上不同人们打交道，面对不同的人性表现，他的眼界也在不断打开，智慧迅猛增长。假如人们有兴趣观察自己，有这样体察自己的习惯，那么会时时刻刻感到自己内心神奇、神秘的一面，也会感受世界这个神奇、神秘的一面。

所有这些新鲜的感受从人们身上产生，在人们心灵和头脑中浮现，就像在春风细雨的泽润下，肥沃的土地开始苏醒和发芽，原先埋藏在地下的各种生物和植物，开始长出它们的小脑袋和冒出小嘴巴，急切地想要在这个世界上露面。原先人们没有想到自己身上原来储藏着这么大的能量，没有想到自己的灵魂与身体就像是一座巨大的车间，它正在发出欢快的轰鸣，生产出这个世界上先前不存在的神奇景象。

这些景象虽然不在这个世界上，肉眼不能看见，但是人的内心却能够强烈地感受得到，感觉它们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就像爱情本身并非虚幻地存在于自己身上一样。就像电影中的现实也是悬挂在我们眼前，并不“现实”，却令我们产生无比奇妙的享受，成为丰富我们人性的一部分。这些美妙感受是对于生命的礼遇和赞美，同时也是对于生命的拓展和扩充。

歌德在那本《少年维特的烦恼》中，描写过这样一种心灵的生成和生长：“……它们向我揭示了大自然内在的、炽烈而神圣的生命之谜。这一切的一切，我全包括在自己温暖的心里，看到自己像变成了神似地充实，辽阔无边的世界的种种美姿也活跃在我的心灵中，赋予一切以生机。环抱着我的是巍峨的群山，我脚边躺着道道幽谷，一挂挂瀑布飞泻而下，一条条小溪流水潺潺，树木和深山里的百鸟声喧，这种秘不可知的力量，我目睹它们在大地的怀抱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这个描述中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人的内心与周围环境之间，是一种互相映照、互相生发的关系。人是有柔性的，他/她的心灵是会生长的。歌德还发明了一对很有意义的概念：“小宇宙”与“大宇宙”。他把个人比作小宇宙，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宇宙；前者像一面镜子，映射着后者，并因此而自我敞开。这个大宇宙有多么辽阔，我们的小宇宙就有多宽广；这个大宇宙有多么丰富多彩，我们的小宇宙就有多么斑斓多姿；这个大宇宙有多么深邃，我们的小宇宙就有多么富有奥秘。

费尔巴哈当年论述“感觉的解放”，受到青年马克思的激赏。在费尔巴哈看来，那些从自己身上不断涌现出来的活性感受，“是一个可以用我们的鲜血做图章来担保的真理”。这可以看作在专制条件下，“人的解放”的另类宣言，它标志着某个重心的转移：不再是教会的权威，不再是教会的陈词滥调，一个人需要将力量放到他自己身上来，人自己身上正在出现的东西，可以视作知识和真理的重要来源。

事情原来并不是我们平时感觉的那么糟糕。如果我们拉开一定的距离，不——需要足够的距离，能够站到某个“外面”来，不去计较那些得失，不去细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进项和损失，采取一种比较超然的眼光，将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自由人”，你会发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仍然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是其他任何事情说不能取代的。能够体验自己的自由自主，能够争取自己的自由自主，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还有比这个更加美好的吗？

这其实是毕加索说的话——“你的腹中有一千道光芒”。

你是你自己的起点，也是这个世界的起点

所谓“现代性”，包含着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起点——自我引导并非他人引导，即需要自己营造生命的意义，而不是由其他权威来代替。这句话看似简单，然而它的含义，只有到一定时刻，人们才能体会得到。我相信，即使有人为此写过大部头著作，但是在生活中，这个人实际上总是在信奉他人引导的原则，而绝不让自己做主。

在西方，它产生于这样的环境：当时最为显赫的教会，不仅是世俗权威，掌握着最大的世俗财富、资源和权力，而且还是所处社会的精神权威，在道理上你也不可以与他们争论。于是，“拿开教会之手”，冲破教会的藩篱，让个人发挥自己的头脑，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获得真理与真相，便揭开历史新的一幕。

“拿开教会之手”，意味由此开始一场“裸奔”，即运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嗅觉去辨别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以及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评判这个世界。

在今天这个令人沮丧的年代，在我们目睹了那样多的灾难、不幸之后，在我们经历了那样多的哀痛、悲伤之后，谈论了那样多的不公、不义之后，还能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力量？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我们的起点和道路？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转动地球”。那么，在眼下，这个起点非常有可能——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正是需要自我引导，而非永远期待他人。就像国际歌里唱的“从来也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我们尝试过很多事情，但很少尝试将自己当作自身的起点，也当作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起点。这也许就是王小波为什么如此受人欢迎的原因。这家伙在1978年给李银河的情书中，就这样写道：“我们生活的支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自己要有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生活，一个绝对美好的不同凡响的意义。”这是他当时所发现的新大陆，自己的大陆。我们每个人自己，可能正是这样一片有待开垦的新大陆。

而能够这样去做的前提是，你要信任你自己，你要在自己身上安顿下来，发现人也可以活在自己身上，依赖自己，从自身汲取力量。你不能因为痛恨这个环境而痛恨自己，你不能因为别人否定你，你就一而再、再而三否定自己；你也不能因为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更多吸纳和肯定，于是就自我排斥、自我贬低。你不能因为每日看到的不幸新闻，而陷入各种叫不出名称来的自我破坏的情绪当中。

你不必感到重要的事情正在你身外发生，重要的东西正在离你越来越远。由于某些原因，你不能到场，而在你身后那件重大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对于你来说，没有比你存在于这儿更加重要的事情了，没有比你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更加重要的了。你无须将自己嫁接在别人身上，寄生于别人篱下，从别人那里寻找起点和力量。你原来也是有力量的，你是你自己的起点，也是这个世界的有力起点之一。

不要恐惧自己身上的力量突然丧失了，担心哪一天自己身上的河水干枯，自己的大地枯萎，种子不能发芽，灵感不知去向。“完了，完了，什么事情也做不出来了”或者“没有了，没有了”，“晚了，晚了”，这也是我们时代蔓延的恐惧症。怎么会呢？你的根基正是在你自己身上，你心灵中肥沃的土壤正有待开发。

不要恐惧自己的知识是如此贫乏。为什么观察你自己身上正在出现的东西，你面前的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不成为一种知识的来源？在所有的知识系统中，我最喜欢拉伯雷《十日谈》中的那个——父子带着儿子在世界上闲逛，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一座旅馆到另外一个旅馆，从一个集市到另外一个集市。在由道貌岸然的“经院哲学家”主持的年代，人们口口相传的知识来得更加可靠和重要。

你发现没有，有时候你满怀期待地出门，结果空手而归。我们在私下掌握的真理，比在人群中能够掌握和拥有的，要多得多。难道最好的东西不是从我们自己身上生长出来？你要能够成为有力量的，除非能够给这个世界带去什么，而不是从它那里拿走什么。

于是，大作家托马斯·曼，在纳粹期间流亡于瑞士的期间，为自己列了一个清单，其中包括：

“第二，让自己深入内心的沉静工作。……在动乱、政变、威胁之中，平静和坚持不懈地从事自己的创造性工作。

“第三，在没有其他路标时，自己做自己的路标。

“第四，保持勇敢与耐心。

“第五，大喊‘根基，根基’”。

再次借用亚里士多德“活动”的概念——所谓“根基”，首先是自己扎根的活动，是自我扎根的行动，而不是寄生于别的力量（权威、传统、成见、社会）之中。即使是传统的东西，也要通过你的力量、你的活性而再度焕发。

爱默生谈论历史，我觉得最为称心如意。在他看来，在遥远的历史与现在的个人之间有一些秘密通道，而不是让人匍匐在地和觉得自惭形秽。历史通过自足的个人而重新获得意义：

“他应当看到它可以在自己本身内体验到整个历史。他必须坚定坐在家里，不让那些国王与帝国欺凌他，他知道他比世界上一切地理，一切政府都伟大；他必须将普通读史的观念转移过来，从罗马与雅典与伦敦转移到他自己身上；他必须相信他是法庭，如果英国或是埃及有话说，他就审判这案件：如果它们没有话对他说，那就永远缄默吧。他必须养成与保持一种崇高的降低，有这种见地，一切事实都透露它们秘密的意义，而诗与历史是相同的。”（张爱玲译本）

我们身上的东西也许太老了，历史包袱也许太重了，我们的年轻人应该有另外一个开始：体验自己身上不断涌现的东西，体验自身是一个富矿，体验自身是一个起点、动力和源泉，没有比惠特曼表达得更为美好和充分的了。实际上，正是爱默生与惠特曼，而不是别人，成就了美国精神的叙事，谱写了新生大陆之歌。

“瓦尔特·惠特曼，一个宇宙，曼哈顿的儿子，

粗暴，肥壮，多欲，吃着，喝着，升职者，

不是一个感伤主义者，不高高站在男人和女人的上面，或远离他们，

不谦逊也不放肆。“

“在一切人身上我看出了自己，没有一个人比我多一颗或者少一个麦粒，

我对自己的一切褒贬对于他们也同样适宜。

（《自我之歌》）

“我比我自己所想像的还要巨大，美好，

我从没想到我会有这么多的美好品质。“

《大地之歌》（楚图南译本）

哦，假如你没有力量，这个世界上便没有力量；假如你退缩，这个世界便没有前进。当一个人体验自己，体验到自己身上的好东西，他才能体验到别人身上的好东西。他将自己当作一个宝贝，他也能够将别人当作也可宝贝。

相反，他若是习惯于践踏自己，自暴自弃，那他就会倾向于践踏他人，无视他人。

人本身

从爱情中我们体验到自身，体验到自身无穷活力和欢快；从对于这个世界的种种奇妙感受中，我们也体验到自己，体验到自身也像是一个轰鸣不已的车间。我们于是能够直接体验自身，体验有这么一个人存在于天地之间，他的根基、力量、出发点与源泉，都在他自己身上。这个世界——他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是从他自己的这一端开始，而向四面八方延展。于是，我们就掌握了一个词，叫做“人本身”。

“人本身”，其中包括“她本身”、“他本身”、“你本身”、“我本身”以及“它本身”。

当说出“人自身”这个词的时候，包含了一个动作，即转过身来，暂时中断朝向世界的目光，回望自己的身后，最终运用内在的眼睛（innereye），将目光落在自己身上，驻留在自己身上。这是一个从内部接近自己的视角，从内部来熟悉自己，稳住自己，掂量自己和托起自己。

当说出“人自身”的时候，意味着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人自身”，都有他自己的人性内部，在这一点上不分贵贱。凡是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的东西，在那个人身上也同样可能存在，人们原本不必为了自己的某些念头而感到羞惭，不必觉得自己是天下最为丑陋的一个人。那句古话有两种翻译：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二，凡是对人熟悉的，对我都不陌生。

一边是这个世界，一边是人们自己。对面的那个世界，的确是人们动手自己创造的，她巍峨耸立，富丽堂皇，美不胜收，但是令人感到神奇之处还在于，人们在创造这个世界的同时，还顺便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人性。换句话说，这个过程是双重的，在不同的轨道上平行发生。

不同在于，现实世界中来的那些成果，是可以看得见，也可以运用各种测量、计算的方法来衡量，而唯有人性的“结果”，人性的面向和平台，这个是看不见的，不仅外人不容易觉察，连这个人本身也不易察觉。它们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蕴藏、发酵，发挥强大作用却同时捉摸不定：不断形成又不断消散，不断聚集又不断分离，不断加固又不断削弱。“人心像一个深渊”，这是从比较悲观的意义上来说的，但是同样指向了那个难以捉摸的存在。

然而，我们是否因此可以不去视察我们人性的状况？不去打扫我们人性的战场？不去清点我们人性的财富？不去评估我们人性的得与失？了解以及建立我们人性的框架和底线？

难道我们不正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样需要对其做工作的那一部分吗？难道我们只允许一种指标，经济发展的指标，再辅之以另一种指标，宁愿让人当作工具和手段的指标，将它们加起来，作为对于世界的主要知识和指南？

换个角度来说，人们所完成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它们是否有一个去向？难道不是为了成全人本身？不是为了将人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作品塑造出来？尼采这句话最精彩：“人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马克思说过：“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在马克思之前，他的德国前辈康德所说：“人是目的”，则奠定了现代伦理学最为重要的基础：它强调人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那样是最为不道德的。人本身就是目的，反过来也可以说，所有的目的就是人本身。“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身是目的，具有价值，因此他必须同样对待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的存在。”

那么，在终点上出现的，难道不应该包含在起点当中？难道人们不是应该带着人这个尺度，将它放到各项活动中去？让这个世界为了人按照符合人的样子建设起来，它是人的、为了人和通向人，而不是脱离人和背弃人？孔子说“道不远人”，这是儒家思想中最可宝贵的成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世界应该按照人的面貌去建设，而不是所谓“客观规律”。脱离了人的客观规律，很容易被扭曲和变成对于人的灾难。

说到底，难道最好的东西不是从人身上诞生出来？当然，弄得不好，最坏的东西也来自人自身。人是这个世界上的尺度，同时也需要给人准备另一些尺度和限制。

拥有人自身的知识

丹尼尔·贝尔在那本《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阐述了资本主义的两个不同起点：一个是向着外部世界的无穷探索，包括科学的进军（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技术的运用（改造大自然）以及海上探险以及建立殖民地。另一个起点是向着人们的内部世界无限探寻，探索“人本身”的现实以及种种可能性——人不仅是作为改造世界的工具和途径，不仅仅是供认驱使的对象，还是这个世界的主体，因而同样可以作为认识的对象，尤其是审美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从同一个源泉出发，不久这两者便分道扬镳：前者产生了“实用主义的、有纪律的个人”，最为典型的是“奋勇开拓的经理”；而后者产生了“艺术家个人”，他们看上去放荡不羁，对这个世界无甚用处，只是将精力放在了“人自身”上面，以同样的精力和勇气向着人性内部进军，孜孜以求人性中的那些潜流、暗流，尤其是人的各种可能性。事情甚至走到了这一步：将人放在某种实验室的条件里，看看他会做出什么反应，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这就是实验艺术产生的土壤。实验艺术中那样一些令人费解和气闷的东西，即来源于此。

实际上，涉及到人本身的知识，是一门最为艰深的学问，尤其需要长时间的特殊训练以及积累。其艰难在于，第一，人不能完全看见自己，因为若干原因，人总是在替自己辩解，而不去触及真实。第二，人总是接触周围的人们最多（亲友），他们成了最为方便的观察对象，但是直接将他们写出来，会存在一些障碍，尤其是感情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虚构作品就会成为首选。在一种虚构的光线之下，对于人性的弱点采取某种仁慈的态度。第三，即使是将一个人的全部生活看在眼里，这个人的行为中也有许多不能解释的地方，那么如何将一些断裂的地方联系起来，就需要想象力。

不仅仅是“知识”。人在体验自己和体验世界当中，同时也在拓展他们自己，在延展和丰富他们的人性。这种活动本身扩大了其人性原来的边界，也在提升和锻造他们人性的品格。这类活动既是对于自身的表述，也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赞美和祝福。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上去——我们学习和掌握了许多东西，学会了批判、深挖和怨恨，但是很少有机会练习和表达对于这个世界的礼赞及其所需要的祝词，更少学会以何种方式，接近和熟悉我们自己，将自身当作一个创造力的源泉，一个积极的动力系统，而不仅仅是自卑和自惭形秽的。

2010年5月19日

让我们先看一些宪法和法律条文吧：

《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四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

《立法法》第八条：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高等教育法》第十条：国家依法保护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应当遵守法律；

《教师法》第二十八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下列权利：……（八）拒绝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教育教学活动的非法干涉……

之所以不厌其详列举这些宪法和法律条文，是因为福建省“教育界有关人士”在回应一些批评意见时说，福建省委教工委与教育厅联合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福建省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意见》“仅是将《高等学校法》和《教师法》中的相关法规进行细化”。奇怪的是，“有关人士”根本没有指出作出细化相对应是哪些具体法律条文。同时，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需要有明确授权，福建省两机关又是根据怎样的授权制定这样的《意见》，也不得而知。

很明显，这部似法非法的文件居然规定，高等学校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国家法律法规等错误言论，对学生确立正确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构成师德问题的十种行为之一。并规定，造成严重后果、影响恶劣的高校教师，将被撤销教师资格或予以解聘。这无疑构成了对于教师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权利的实质性限制，值得深入讨论其合法性依据。

从实体意义上说，什么是所谓“散步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基本理论、国家法律法规等错误言论”，这种说法如果不加以清晰的界定，必然导致实际运用过程中的模糊不堪和人人自危。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享有科研、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这种自由固然受到法律的限制，但也只能受到法律的限制。

理解这种自由权利的一个要点是，它意味着我们不受既有的任何学说的限制，可以对于正统观点进行商讨，以求理论上的推陈出新。如果依据十年浩劫时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政策，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是离经叛道；假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不能推翻，那么我们何曾有今天经济发展、社会宽松的局面？

更可笑的是，《意见》居然把法律法规也立为禁区，禁止教师散布违反法律法规的“错误言论”。这对于我这样从事法学教育的教师而言实在是令人恐惧。在课堂上，我曾明确地告诉学生们，我们的国家赔偿法就是一部“国家不赔法”。刑法第三零六条是一个严重危害律师执业的条文；2003年，我和几位学者曾公开指责《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一部恶法。按照福建省教工委和教育厅的逻辑，这恐怕都可以归之于散布错误言论、导致我丢掉饭碗的行为。想想看，这是多么专横且阻碍批判精神的规定！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是思想创新的温床，理论交锋的阵地。要创新，就不能禁止所谓“错误言论”的发表。就理论而言，任何发表之前树立的检验错误或正确的标准都只能带来禁止创新的后果，后起的理论之所以是创新，不正是因为它构成了对于既有理论的突破？不要以为理论创新只是国家领导人的专利；实际上，以大学教师为基本力量的学术界更是承担着重大使命，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在研究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论证。不仅如此，这种对于既有学说的批评和对于新学说的探索也必须体现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之中。这不仅是因为教学必须体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同时，学生们也需要在与教师的共同探索中培养批判性的思维。

钱学森生前曾感叹中国大学无法培养大师，如果我们像福建两机关要求的那样，强制所有的教师以及学生都匍匐在现行理论的脚下，这样的教育能出大师，那真正是奇迹。

本文开头我们还列举《立法法》规定，要质疑的正是福建省的这两个机构是否有权制定涉及公民政治权利的规则。显而易见，借整肃师德之名出台的《意见》，由于内容上对于公民言论自由这样的政治权利作出了超越宪法的限制，因而违反了《立法法》——后者规定这类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也就是说，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法律作出调整；地方立法机构尚且不得染指，更不必说区区省委教工委和教育厅这样的更下层机构。

末了，我们还注意到，制定《意见》的两机关还循例发出一个“关于印发《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建立和完善监督机制”，其中包括“鼓励学生、家长和社会参与对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情况，进行监督评议。各地、各校要面向社会公开师德举报电话、设立师德举报箱或建立其他举报和反馈渠道，聘请‘师德师风监督员’，预防和减少教师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看到这种鼓励学生检举老师，甚至聘请所谓“师德师风监督员”的做法，我忽然想起“卧底”、“潜伏”，感叹“文革”遗风之绵延不绝。

 

接这个名叫“华丽城堡”的小服装店快八个月了……

上班的清晨，走过好像即将苏醒过来的城市小巷，人群的气味迥异於以前我所居留的生活空间.没有泥土和花香，但有着陈旧的店铺隐藏在巷弄里的幽微和安静.每天接触想要“美丽”的人。

人们从“远地”而来……当她们回到遥远的地方去时偶而还会打电话或通过各种方式告诉我她们想念墨尔本小巷弄里的这一个令她们难忘的小店，我经常为此而感动。

我选择一种和以前很不相同的生活方式：辞掉家里的清洁工、每天搭巴士上下班、为採办新货而长途飞行，订购机位舱等不再考量舒适豪华而是计算可随身带行里的公斤里数……许多以前让别人替我服务的工作现都亲力亲为。工作常感疲累，但内心却充实许多。

下班后，偶而我会坐在街边露天咖啡座望着熙来攘往的人群，将皮包里的零钱倒给认真为疲倦了一天的城市演奏颓废爵士乐或吟唱出流浪者心声的街头艺人…当我用汤匙勺起法式薄饼上逐渐融化的香草冰淇淋时，邻座来自伦敦乡下优雅的男士告诉我在紧临火车总站旁的二手旧书店，他再次遇见他梦寐以求出书却早成绝版的心爱作家，那位杜拜来蒙着面纱的美丽女人走过来聊天之后将她的衣襟撩起让我抚摸她内衣衬里的花边……经常来问我有没有工作机会上海来的女留学生订好周末回国的机位，为了居留和一个拥有海边豪宅的老公公同居，老公公泡上另一个当地的年轻女孩绝情地将她扫地出门，她告诉我年近四十的她三年来积蓄散尽，在墨尔本她所能留下的只有眼泪，但她要怎么回去面对她寡居三十年把希望都寄託在她身上，家乡那位殷殷期盼她衣锦还乡的母亲啊？

入冬前的墨尔本城，总有太多悲伤的故事……

生意做到今天，有了一点心得：成功的路途没有捷径，挫折的经验却已经可以写成一本书。

有时想，能好好的当一个普通的人不好吗？

老朋友们都认为我应该身着当季名牌新款和她们坐在城里有空调最高的那座酒店和她们参加珠宝特卖的说明会，或认购一桌社团侨领所推销的美味佳餚在节庆假日与亲朋好友共襄盛举.好好的日子，为甚么要创作？为甚么要思考？为甚么要反抗？

为甚么要违背一般人的期望？

“庸俗还需要学习吗？”

写作时总能看到自己的灵魂，但灵魂是甚么？

平平凡凡的爱钱爱成就一生繁琐庸碌不好吗？

不好吗？

那天和张鹤慈写信，对他有感而发，我说：有很大一部份的知识分子恐惧“无知”，因为他们除了“知识”除了“理性”，对某些真实的庸俗的人生毫不关心，对“欲望”的处理是“作而不述”对“生存”这件事甚致比市井小民更缺乏常识……

“功成名就”足堪自豪吗？

读哲学也罢，写作也好。做生意也一样，那或轻或重走过的一切，只为了替自己心头的新痕旧伤发挥疗效，也为那存在的不安全感和欲望与理智交战的煎熬寻求自圆其说的理论根据，希望使得被抛投被命定的痛苦因而有了一些意义.

我不放弃追求幸福，却总以痛苦为生。

有一天我读到中国一位名叫海子的诗人，他的诗乾净而明亮，他写“春暖花开，面向大海”。那是一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明天，但据说他写了这首诗之后不久就卧轨自杀了。在轨道上疾驶的火车，不能载着诗人奔向他的理想去处，善良的诗人把希望和梦想留给人间，然而，当他面对现实时却无路可走。这到底是诗人的失败，还是现实的残忍呢？

我希望自己能找到一条比较真实的路，既能清醒而又能心澄神净地面对人存在的荒凉。

几十年时光的流逝，也许与我的生命毫无关系，但有的时候，几分锺的等待都足以致命。为了某一特定的瞬间，人可以用一生为代价来交换.当时间过去，值得回忆的不是所有的时光，而是那些与生命息息相通的，决定生活道路的某些瞬间.

理智的清明固然令人自得，但生命如果没有沈醉的时刻，芳华岂不虚度？欢乐也好，悲伤也罢，压抑半生，到底该选择痛饮风暴？还是浅嚐即止继续优雅？

亲爱的苏格拉底，坐下来喝杯咖啡吧！

 

前两年，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曾公布过一份《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门槛明显提高了。

2007年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这条消息可以证实，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强化。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蒋钰[米见]对2005年江苏省8所高校600多名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做了一次调查，半数以上大学生认为找工作时父母的社会关系很重要，其中靠父母关系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占调查总数的27.2%，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只有13.6%，另有一个数据表明，目前官员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是非官员子女的2.1倍。为此，有自称来自农村的大四学生在网上发帖，征求一个干爹，最好是做公务员的，毫不隐讳其目的就是为了顺利找到合适的工作，据说点击率极高。

我由此想到两个问题，第一、是在传统型农业社会向现代型工商社会演进过程中，如何淡化血缘因素的影响力？

传统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个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与随生而来的社会关系（家族、血缘）等“先赋性因素”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地位和出路，这是所有的不公平中最大的不公平。血统在一个社会中越是重要，这个社会要完全向现代转型就越困难，代价就越高。

第二、在一个不可回避的转型时期，如何保持社会流动的一定合理性？

一个相对合理的社会流动是一个社会有序转型的重要前提，如果底层社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畅不够通，其中一定隐含着难以预测的风险和危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认为现代社会流动机制正在逐渐取代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但是也承认现在的社会流动还不是一个公平、开放、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一元化的旧计划经济体制时代遗留下来的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并没有终结，在很大程度上仍制约着的社会流动。

如果对现实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波普尔意义上的“开放社会”尚未在中国形成，社会流动基本上是缓慢的，甚至是相对封闭的，一个正常的、相对合理、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还在孕育之中。从远的说，王朝时代绵延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人们改变自身地位、向上流动提供了一定的通道。从近的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恢复高考也确为身处社会底层的人口向上流动提供了可能性，“知识改变命运”，曾是多少人心中闪光的一句话，尽管高考本身存在相当程度的不公正，但它毕竟还不失为一种不坏的方式。但在近些年来所谓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下，高校迅速滑向庸俗化的惟利是图的泥潭，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的子女已越来越难以承受日益高涨的学费，这条社会流动的“独木桥”如今正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加上上述就业时的巨大差异，低阶层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社会流动障碍正在不断强化。与此相反，较高社会阶层、特别是强势阶层出现了“代际继承性”日益增强的趋势，这是个不祥的信号，它意味着血缘、世袭的纽带成为社会流动中相当重要的保证。

世袭制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中断过，几千年来，我们就是一个建立在世袭制基础上的等级社会，上世纪还曾出现了“龙生龙、凤生凤”的“血统论”，年轻的思想者遇罗克为抨击这一陈腐、荒谬的论调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世袭制的阴魂不散，社会流动的正常渠道就不会通畅，社会底层缺少向上流动的机会，社会中间阶层没有健康地成长、发展的空间，社会就会失衡，合乎公平原则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就不可能取代传统社会的流动机制。维系一个社会正常、稳定、可持续的发展，说到底还是需要一定的公正性，社会要有相对公平、公开的规范、规则，而不能完全按照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行事。可以想象，当一个社会正常向上流动的成本特别高，社会稳定就将失去最基本的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子女在就业上的代际继承性趋势如果不能遏止，其结果无疑是爆炸性的。特别是考虑到，2007年毕业的500多万大学生有100万没有就业，比例竟然高达1/5，这是中国社科院最新公布的蓝皮书说的。

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专家孟令梅等为此忧心，认为父辈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存在的差距，如果能够顺理成章地传递给后代，使年轻一代在从业竞争的起点上就不平等，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进步和公正可言？如果这种现象发展到让有真才实学的人寒心、无助和无望的地步，这将是一种很危险的社会心理暗示。在这篇《关注官员子女从业问题》的政策建言中，他们提出三条对策，一是严格官员子女从业申报制度并逐步走向公开，二是建议修改《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三是健全监督网络，整合监督资源，必要时制定《公平就业法》。

这方面，政府也不是完全没有注意到，早在一年前，司法部就宣布2007年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一项申报登记新举措，以期纠正存在的问题。不久前，湖南省纪委第二次全会暨全省反腐败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开展申报登记，坚决纠正存在的问题。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制度层面的规范，包括立法，而不可能依靠政策性的暂时措施，更不可能依赖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