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第三排的短发女生说：“我二十一岁，为什么活得却像是四十一岁？每天都被很多压力裹着，论文、GRE、考研、找工作……”因为情绪激动，她的语速急促，像是迫不及待要把胸中的积郁释放出来，她的单薄身躯承受不住了。

这是北京大学的一堂讲座课，我是这堂课的讲演者，台下是新闻学院的三年级学生。他们的表现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大多出生在一九八七年前后，在九十年代后期度过青春期。这二十年经济扩张、物质丰裕、资讯发达、中国日渐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也是意识形态死亡的二十年。

我们曾本能的相信，这种环境将孕育出更独立、更自由、对世界了解更宽阔的一代人，而他们将把中国社会带入一个新阶段。但事实好像并非如此。这堂课程像是这一代人困境的某种缩影。在讲课环节时，我发现他们对世界所知甚少，十五年前我读书时被认定为必须知道的人类历史和重要人物，他们几乎都很陌生。

而在交流环节时，他们都抑制不住的表达自己的受挫感，他们感觉到社会的巨大压力，不相信个人的意志与力量，感到自己一直在遵循别人的要求而生活。诗歌、爱情、理想主义，这些青春必要的元素，在他们的生活普遍性的缺席。

接触的时间短暂，或许我的观察不可避免的带有偏见。两天后，我在《南方周末》上读到了关于义乌工商学院的“超级毕业生”的报道。这所学校的副院长是个狂热学生创业支持者，学生最普遍的创业方式是在淘宝网上开办自己的小店，他们中最成功的一位叫杨甫刚，他二十四岁，刚毕业不久，却已月收入四万元，还雇用六位员工，其中一位还来自名校武汉大学。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此刻，他是这所默默无闻的学院的奇迹和希望。如今，这所学院正变成一所淘宝创业家的乐园，宿舍里堆满了纸盒子、接不完的电话，年轻人大部分时光都消耗在网上——他们是一群网路世界的小商小贩。副院长贾少华则对记者说：“延续培养精英的老思想，那是误人子弟。”

北京大学和义乌工商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极端，却陷入同样的困境——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彻底缺失了。大学失去了独立性，不仅屈服与政治压力，也臣服在社会压力之下。而年轻人，这些代表着国家与社会未来的新血液，一方面缺乏灵魂上与知识上的引导者，缺乏保护和鼓励，另一方面被提前推入赤裸裸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竞争中，被挤压和驯服，用自己的青春热情和创造力来交换生存哲学。他们没有被当作一个个人来看待，而只是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我理解那个北大女生的感慨。即使在中国最知名的学府，教育理念也很少被提及。这所大学担负着盛名，却早已交出了原则和信念。行政化与商业化，这两个趋势正扼杀掉它的生命力。它本应是中国最精英大学，为这个国家提供最杰出的头脑、最富批评性的观念、最具理想主义的青年。但它对于这一使命，视而不见。那些费尽心机考入这所大学的青年，在短暂的虚荣心被满足之后，发现了无穷的失落。

他们渴望在这里被启发，被引导，被激发出生命中最灿烂的东西，并寻找到自己最想走的道路。当这一切都没有时，他就只能成为流行观念的俘虏。他要成为别人希望的自己，他要和很多同龄人在同样的社会标准进行同样的竞争，于是竞争就变得残酷无比，他越发迷失了自己。

我也理解贾少华的感慨和杨甫刚的选择。是啊，这样一所学院，既没有传统也没有现实的师资和学生的竞争力，它唯一的优势在于它背靠这个出名的义乌——全球小商品的集散地。与其让学生在校园里无所事事的四年、或者学习那样僵死的知识，不如让他们及早进入社会。但很显然，贾少华误解了“精英教育”。中国大学从未给学生提供过“精英教育”，僵化、刻板、陈旧，不是精英教育。而他提供的解决之道，或许不再刻板、陈旧，却只是一种带有新的毒性的解药。

他使教育彻底庸俗化，事实上，他的方法没给学生带来任何新的价值，学生们只是提前变成了小商贩。他们的成功也是如此脆弱，就像《南方周末》的记者潘晓凌总结的：“最低的运营成本、最充裕的时间，再加上青春无敌的精力，这些全天粘在电脑前的超级学生们拥有难以复制的竞争力。”但是，义乌已有太多这样的勤奋小商人，或许他们的很多父母都是如此，那揦这所学院的存在还有何价值，另一座有个学院名字的批发市场吗？

在某种意义上，二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或许是最不幸的一代。他们生活在物质、资讯过分丰沛、精神与价值却如此匮乏的年代，也是一个技术手段不断增悤的年代，目的和意义却消失了的年代。

纵观中国历史，文字禁忌和避讳以本朝为最，以前只是皇帝名讳，顶多加上皇帝的直系亲属。如今的避讳又岂止领袖名字而已。《中国日报》称：“中国人民正享受着五千年历史前所未有的自由”，而手机短信抑或网络搜索，被屏蔽的敏感词却浩如烟海，已成为五千年历史前所未有的奇观.

网民归纳：“在香港一切准许，除非法律禁止；在新加坡一切禁止，除非法律准许；在台湾一切准许，包括法律禁止；在中国大陆一切禁止，包括法律准许.”大陆名目繁多的禁令，竟管辖到人的耳膜和视网膜等生理官能。外交部发言人被记者问及网络封锁时，答曰：“可以看的就看，不可以看的就别看。”原来中国人的眼睛甚么看得甚么看不得，都要由政府来决定。

世博喜庆当前，不幸“杀子”惨案连连，网民汹涌上帖，网管疯狂删帖，这个粉饰和谐的政府不去“救救孩子”，还要给罹难孩子撒上化屍粉。一切不盛世不和谐的声音与图像，都属不可以看和聼的禁忌避讳；万一你知道确有其事，也不许向公众谈论，大家都须假装这事没有发生。但在华的洋鬼子不在此列，他们眼耳口鼻功能正常，像圈养起来的异类，享受着联合国三大人权公约赋予的权利，却不得惠及这个国家的人民。

当年国民党把反帝写入党纲，誓言争取关税自主、取消租界和外国人在华的治外法权。北伐胜利实现了关税自主，抗战胜利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取消了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却没想到，反帝立场更激进的共产党，偏把治外法权奉还给洋鬼子，你想不要都不行，你要人人生而平等，把联合国人权公约赋予的权利分一点给中国人，却万万不行，只缘中国人民素质低，还不配和洋人平等。尽管北京政府在三大人权公约上签过字，但老百姓“享受着五千年历史前所未有的自由”，已经很幸福了，还待怎地？

鲁迅杂文《由聋而哑》指出，许多哑巴并非生理上不能说话，而是因为聋，聼不见别人的言语，无可师法。“於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当今中国距鲁迅的时代已过去大半个世纪，但让人民失明失聪失声的势力仍然高高在上。然而世情变易翻覆，世纪神兽草泥马的诞生，象徵着极权体制“失禁时代”的来临.

在这个失禁时代，几乎任何公共事件、公共话题都充满扭曲的荒诞感。在网络红翻天的“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他和韩寒一样，都是失禁时代应运而生的骄子，袁腾飞把本朝执政的“伟光正”史实罗列出来，如数“党”珍，讲坛下笑声不绝，宛如听单口相声。并非袁腾飞巧舌如簧，不是韩寒妙笔生花，实在是这个时代太荒诞了！

（写於2010年5月12日）

基督徒相信神迹。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所经历的第一次明白无误的神迹发生在2004年底。当时我住在纽约唐伯桥先生家。一天晚上，我11点多钟从外面回来。推门进屋时，发现伯桥与王光泽先生（我俩一起暂住伯桥家）有些面面相觑，好像正谈论一个与我有关，但又不太适合告诉我的话题。

说实话，当时我有些紧张。但是我尽量克制自己，故作轻松，略带调侃意味儿地说道：“不要担心，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尽管如实告诉我，我可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脆弱。”他们释然了，说外间传闻北大已把我开除，香港媒体和巴黎记者无疆界组织的电话已打到伯桥家，求证消息是否属实。

这个消息确实出乎意外，我感到有些吃惊，不过尚能做到从容镇静。“二位多虑了，我还不至于被这个消息击倒。”我们接着谈论一些别的话题，至凌晨一两点才睡下。

次日早晨五六点钟，昨晚的消息于半醒半昧之间又朦朦胧胧浮现在我的脑际。一种虚无缥缈的压力，像无边的浓雾，笼罩充塞心胸。就在这时，耳畔传来一个十分清晰的声音：“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这声音的口气，不是疑问，也不是质问，而是一种提示或提醒。言外之意是，你的遭遇与耶稣上十字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必要紧张。

自春天发表《讨伐中宣部》惹祸，至今已过去七八个月，其间我从未想起过耶稣，更没有想过拿耶稣做榜样来坚定自己。这个天外来音真是神奇、突兀而又及时，它好似斜刺里杀来的一彪人马，把我从紧张、忧虑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思虑着这句话，直到天亮。我的心犹如雨过天晴，重归清净澄澈。传言带来的压力涣然冰释。

更大的神迹出现在3个月之后的2005年3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我到首都华盛顿做访问学者，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吴志攀说要我先辞掉北大教职再接受邀请，否则可能遇到程序上的麻烦。北大教师去国外做访问学者的不止一万人次，从未听说谁是先辞职后成行的，为什么我必须如此？真是岂有此理！我去意已决，但面临吴的威胁暗示，我内心仍然感到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大约是3月14日早上，我在北大燕北园家里用小螺丝刀拧紧右眼镜片右端的螺钉，同时告诉儿子，两天后我离北京去美国时，要提醒我带着这把小螺丝刀。否则螺钉松动了，用指甲上紧很费劲。

我眼镜上的这枚螺钉已经松动五六年之久了，最初一两周松动一次，后来周期越来越短，已经发展到每周两三次的程度。3月16日是我赴美的日子，早上起来洗脸时，心里突然涌出一个主意：我不带螺丝刀！到美国之后，如果这枚螺丝钉不再松动，就表示神与我同在。有神同在，无论未来的人生多么叵测，我都不会再忧虑。怀揣着这样一个与神相约的心事，我来到了美国。

令人难以置信，自3月16日至美，到10月10日归国，在半年差一周的时间里，这枚螺钉竟再也没有松动过！

在美期间，我住在位于华盛顿郊区的《观察》网站办公室的楼上。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推开院门，见房门口左侧跪着一位年轻女子，背对着墙壁，似乎是在祷告。我大吃一惊，以为走错了地方。原来她是杨子立的妻子路坤，她那是在为狱中的丈夫祷告。路坤是基督徒，她建议我归主。我笑笑说，我对基督不陌生，我外祖母、母亲都是基督徒。

10月10日回国后，我开始坚持主日崇拜。2005年除夕，在余杰弟兄家，由北村弟兄带领，我向慈爱的天父跪下，决志归主。

2006年3月，我受独立中文笔会的差派访问日本。一天，日本朋友坂井臣之助先生和葛朔然女士夫妇，邀请香港著名专栏作家林和立先生和我到府上共进晚餐。坂井先生是日本共同通讯社资深记者，是他把我的《讨伐中宣部》文集译为日文，葛女士是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

他们夫妇的公寓楼前是一座精致典雅的寺院，浓浓夜色里各种装饰灯盏光怪陆离。葛女士说，这个寺院特别灵明，一对被不孕症困扰多年的新加坡朋友曾在该寺院求子，一年后葛女士收到了他们的报喜电话。

我们一行四人路经寺院门口，葛女士建议我们一定进去许个愿。我已决志信主，基督徒十诫的第一条就是不可信别的神，可是耽于盛情，我还是走进了寺院，并在最后时间里抓住悬挂在正殿檐下的大麻绳摇动许愿。我记得我许的愿是祝儿子学习进步。摇绳的刹那，我感到特别不平安。

寺院许愿之后大约一两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3月7日，我正站宾馆房间的窗前有意无意地观赏风景，眼镜右侧的那枚螺钉突然咯崩响了一下。摘下一看，螺钉松开了！我急忙向上帝祈求，请他饶恕。自05年3月16日赴美国前在北京以这枚螺钉与神相约，至06年3月7日这枚螺钉在日本突然松动，时间大约是差一周不到一整年。

此后两周内，这颗螺钉又松动了一次，我再次为此向上帝忏悔。这一天大约是06年4月某日。此后，这枚神奇的螺钉竟再次如沉睡一般，再没有松动过。

2010年2月19日，我的这副戴了十多年的眼镜出事了——右腿儿在可折合处没有任何先兆地格嘣断掉了。我到眼镜店换腿儿，店员说没有配件，并且说，任何眼镜店里都不会有，只能把整个眼镜换掉。眼镜的镜片早已模糊，也该退役了。

此前妻子曾建议我换一副新眼镜，我说不能换，因为这副眼镜蒙受过上帝特别的祝福，承载着我与神的约定，昭示着神的眷顾和警策。换言之，这是一副上帝用它与我立约的眼镜，用世俗的话说是上帝在它上面显过灵的眼镜。如果不是这枚螺钉的缘故，它可能早已被淘汰。今天它虽然因断腿退役了，可我不会把它丢进垃圾桶，而是将终生珍藏，并且作为传家宝珍藏。

几年来，这枚螺钉加给我的精神力量无与伦比。新的眼镜配好之后，我对为我配眼镜的店员小姐讲述了旧眼镜上这枚神奇螺丝钉的故事，并且告诉她，希望她有一天也能成为一位与神同行、蒙神保守的基督徒。

2010-5-19北京

《伊斯坦布尔的幸福》 [土耳其]李凡纳利 著 贾文浩 译 燕山出版社 2010年5月

讲述一个老文明的现代幸福是最不容易的。还未被代表的偏远村镇、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军警特单位、有着永恒梦幻感的都市，血肉之躯置身于这些不同的秩序，彼此想象、交流，在幽闭和荒漠里呼吸……《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像一首交响乐，把这种古老文明的当下生态流畅自然地展现出来了。作者的雄心、抱负是显然的，他要把当代土耳其介绍给世界，他要给当代土耳其提供一种总体性的叙事。

一般而言，总体性的解释需要讲故事。要好好讲故事，就应对故事怀有同情。一个好的故事，应新旧内容齐全、启示案例具备，以使读者返求诸己。《伊斯坦布尔的幸福》做到了这一点。

生活在宗法秩序里的天真少女，被道貌岸然的伯父强暴，使家族蒙羞，其出路要么自杀，要么被杀。愚忠的原教旨青年接受了去杀死堂妹的任务，把堂妹带到伊斯坦布尔。这两个乡下人目睹了古老文明如何在空间序列里逐渐现代都市化的过程，建筑、服装、人们的言谈举止，在新与旧、传统与潮流之间过渡。而在潮流中的大学教授，经常上电视而混得脸熟，家庭和社会地位令人羡慕，却仍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这一点儿未泯的良心让他乏味、恐惧，彻夜失眠，他最后选择了弃绝，悄然离开追逐都市幸福的人们，扬帆出海，一圆自己无牵无挂、跟自然相亲的梦。

这三个人的相遇是一种文化的碰撞。教授在回归大海前的引导，使得少女变成了一个自由独立的现代女性，她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但明认“真主是爱我的”。而她的堂哥倒在精神支柱坍塌后无所适从了。作者借这个故事展示了一个文化古国的现代生活图景：偏僻乡村的熟人社会、都市人的亮丽日子、郊区农民工的艰苦生活，政治斗争、种族冲突、官僚腐败、新旧交融……

青年的迷失、教授的隐迹跟少女的新生是很好的启示，或者说是现代幸福生活中的隐喻。更值得玩味的是故事的主旋律：“荣誉谋杀”。一个共同体的成员以宗族荣誉为由，杀害那些被他们认为需要除去的人。伪善的伯父要侄女自杀，她不自杀，就要让她被杀。而其他心知肚明的成员还为她上路祝福。

这种古老文明中的恶习造成了乡村的超稳定结构，却也给其中的人民以悲惨的生活。但作者的叙事和解释远不止于揭示此一事实：为了某种利益，库尔德工人党游击队跟政府军大打出手，而儿时的伙伴效命于对立的双方，在山沟里厮杀，直到一人死去；自然，对居民实现三光政策或野蛮拆迁，已经让年轻的士兵们习以为常了：“这个国家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起来的，他们为土耳其献出生命，那些叛徒妄图毁掉我们的民族，分裂我们的国家，……为国家而死，直接进天堂。”教授为了体面，白天做顺民，只有在晚上做回自己的主人，“黑夜是堂吉诃德，白天是桑丘－潘沙”；到他不管不顾地决定遁世时，他见了老恐龙系主任、令人厌恶的同事，仍不敢把心中的想象丰富的报复计划付诸实施。

在少女去伊斯坦布尔的列车上，她耳闻目睹了特务对绝食大学生，争取社会进步的青年们的蔑视，他诬称这些人是恐怖分子：“他们不懂什么是‘家庭’……他们都是库尔德反叛者！这块土地属于土耳其人。谁把自己叫做库尔德人、阿拉维派教徒或者左派，就趁早见鬼去！”

可以说，作者其实揭示了一个极为深刻的事实，无论古老文明还是现代伊斯坦布尔的幸福，都是建立在某种“荣誉谋杀”基础上的。与其说荣誉给予了幸福感，不如说荣誉谋杀了幸福。在这样的文明社会里，乡村的女人们无可奈何地伺候男人，而男人们多只能沉默，让伪善者大行其道。在这样的文明社会里，都市的官员想着怎么编故事、立项目瓜分国库。在这样的文明社会里，农民工只能匍匐在都市的边缘，像畜生一样生活……这也是小说中的教授无能思想、断然回归自然的原因。借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这样的社会“何其相似乃尔”。

这部小说有着老文明不能承受的轻灵，也有着现代人的幸福感或幸福指数被物质计量所不能承受的重量。作者有着旁观者的同情，他提出了问题，也试图解决问题。尽管社会依旧，但愚忠者迷失了，教授清白了，少女成长起来了。这有些像我们的鲁迅，仍给予生活以希望。

这个经历了革命的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里步履蹒跚。其幸福、荣誉都足以给人启示。作者以温暖的诗意、如歌的影像感，以及对生活的善良和祝福，使作品接近了伟大的行列。

 

　　贺卫方自称是“新新疆人”，他在新疆的两年“支教”，有人替他感叹，在他看来却是“千载难逢的机 会” （陆长瑞/图）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是常态

南方周末：作为法学家，你认为在新疆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特别意义是什么？

贺卫方：说起新疆大家都认为是边疆，因为它是汉文化的边缘，对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来说，也是边缘的。我说这里是文明发展最有活力的地方，不是边缘而是中心，因为它是各种文化交融、冲突铸造出新文化的“梦工厂”。

不同文明之间有冲突是一种常态，没有冲突才怪。

我是一个坚定的统一论者，我不会赞成某种分裂的主张。实际上，中国历代政府统治新疆相当温和，包括当年瑞典传教团在喀什的观察，都认为统治者对于伊斯兰教及本地人的风俗习惯表现出很大的宽容，明清包括民国期间的中国政府对新疆的治理，通常不赞成用很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出现阿古柏搞独立、搞分裂，就会采取左宗棠式的比较强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毕竟这是非常态的。而常态化是解决民族之间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非常重要。再者，需要想方设法通过民主的机制，让不同的主张能够获得沟通。

南方周末：西方国家有什么方法处理族群问题？

贺卫方：加拿大任何一个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包括总督、总理，讲话都要说一段英文，再说一段法文，因为魁北克省几乎全民说法语，民族情绪也很厉害，路牌一定要有法语，不能只有英语。

美国可以接受一个黑人做总统，我们会不会有一天接受维吾尔人做我们的主席？我认为将来完全可以。

在美国，公民从来不需要填自己是什么民族，但是我们得填，招工或高考招生对少数民族优惠。跟美国相比，我们不断强化族群认同，而不是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强化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有助于消弭族群冲突。

民主、法治说起来都是些“革命大道理”，其实是解决我们国家现实问题的重要出路。

为什么奥巴马可以跟希拉里组成一个政府；而同样是黑人，奥巴马跟鲍威尔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你会发现即便华人在美国，有喜欢民主党的，也有世代投票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没有大是大非的环境里，因为大是大非问题都解决了，剩下的就是税收、堕胎、同性恋、医疗改革等政策性的事。通过这些把国民给拆散了，同一族群中有冲突，不同族群之间持相同政见的人有合作，社会被整合成为另外一种类型的社会了。

台湾民主的不成熟就在于一切以族群来划分，绿的，蓝的。这是不成熟的民主，成熟的民主不是以族群来划分，而应该是以社会政策来划分的。

不同族群应当从小生活在一起

南方周末：在同一个族群内部，还是会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阶层吗？

贺卫方：对。阶级斗争学说过去是被简单化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也完全被妖魔化了。其实，阶级学说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框架，一个国家的法律秩序的形成跟阶级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古罗马开始到英国大宪章，你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阶级：国王是一个阶级，贵族、贫民、自由民等又各自构成不同的阶级，他们相互斗争，也相互妥协，最后形成多元化的利益结构和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有相对清晰的利益界限，甚至会影响到政府权力的分配。

我们对过去阶级斗争的记忆，包括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些说法，感觉非常糟糕，是因为它代表着从前那样一个不断斗争的时代。现在不提了，但你没办法想象一个权力非常强大的国家、政府，每个人又都是原子化的，这样的社会肯定很糟糕，得要重新唤起对所谓阶级斗争、阶级妥协的正确认识。

南方周末：唤起阶级的意识，能创造融合吗？

贺卫方：目前我们只有一种身份辨析系统，就是民族。在美国，很少有所谓的民族学校，因为这样不同族群无法融合，应当从小叫他们生活在一起，互相交流，对于长大以后的相互理解非常重要。

这个社会必须重新用多元化的身份系统去划分。应该强调所谓的国家认同，你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然后再强化利益群体的不同，比如说出租车行业的利益、老板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建立各种各样的行会、商会、工会、农会，都是为了重新整合这种利益，让社会中利益相同的人能够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显示自己力量、表达自己诉求、表彰自己权益的组织化的存在。

任何行业性的组织可能多少会倾向于横向打破一味的依据血缘的族群身份辨别系统，能让各个族群都发生某种程度的“分裂”，不再一味地说我这个民族怎么样，而是这个政策对我们行业有什么影响。

南方周末：你曾经想过写一个“治疆七策”，是哪七策呢？

贺卫方：只是在点评某一次论坛，一个老师说到这类问题时，我提出了七点，包括我说的重新整合身份识别系统，尊重不同族群的抗议权利，也包括经济政策方面的合理化。还有，我不了解世界经典的现代政治、法律理论的著作到底有多少被翻译成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我猜会比较少。对于南疆的许多普通人，包括西藏的藏民们，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分享现代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哲学各方面的理论、学说，这对于建立现代国家、民主体制是很有好处的。

小城市也应有最高水准的大学

南方周末：你曾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调入北大，也曾在哈佛做过访问学者，现在又在石河子大学教书，比较这几类不同的大学，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贺卫方：在整个大学管理、决策过程中，应该是学者掌握决策权。就治理而言，大学就是一个学者的共和国，是自治的，我们就是大学的主人；但是实际上，中国现在大学管理高度行政化，不是学者握有最终的决策权。

尤其是大学和教育部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教育部通过各种方式让大学不得不服从于它的控制。

越来越多的教育部官员，给大学带入很强大的行政思维，近年来教育部不断扩张对于研究生入学考试权力的控制。

我们的大学过于集中，大学依附于政治中心。在海口、北海、威海这种小城市，是否也可以建设一些国家最高水准的大学？西方国家有一些最好的大学都在10万、20万人口的小城市里。我们都是在巨大的中心城市里才会有好的大学，搞得“巴黎充血，外部贫血”。

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作人权，好像也有点霸道

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名叫张三。张三有段时间吃喝无度，加上市场上垃圾食品又多，吃完了噌噌噌地发胖，胖到了体重血脂血糖都严重超标的程度。这时候医生说了，你再不减肥就危险了，而要减肥就得少吃饭多运动，这样吧，我给你开个减肥食谱。张三把食谱拿过来一看，上面基本只有蔬菜粗粮，而鸡鸭鱼肉几乎不见踪影，于是他气不打一处来，大骂医生：你这个坏蛋，想把我给饿死是吧？！我以前每天吃一斤肉，现在只能吃一两，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看出这个张三的逻辑问题出在哪吗？他把医生的减肥食谱，而不是他自己以前的饮食无度，看作他挨饿痛苦的根源。

前几天从电视上看到希腊民众大规模罢工游行，抗议政府削减开支，有极端分子甚至杀人放火，我不禁想起了上面这个情形里的张三。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欧式福利国家，与“美式自由主义”相对照，被很多人认为是一种更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虽然美国的公共开支模式表明，它其实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福利国家。但是欧洲福利模式，一般来说主张更大的公共部门和更高的开支，更早的退休年龄和更多的休假时间，更多的劳工保护法令和更高的税收等等。于是，在这种温情脉脉的福利模式中，希腊的“地中海式田园生活”就不足为奇了：希腊的公共部门雇员一年有14个月的收入，宪法保障他们的铁饭碗，58岁就可以退休，退休以后还是一年14个月的养老金，一年至少有一个月的带薪休假，据说很多人一年中有七个月是下午两点半下班。对了，希腊的预算有一半用于公务员的收入和福利，其公务员占人口比例是英国的5倍。

这种福利生活如此诗情画意，简直可以说是世外桃源。但是，天上噼里啪啦掉馅饼这事总是令人生疑：如此惬意的生活，谁来埋单呢？希腊政府和人民东张西望，想到了一个字：借。尤其是加入欧盟后利率较低，希腊一口气借了3000亿欧元，直到有一天世界人民惊闻希腊政府预算赤字高达GDP的13.6%、政府总债务则占GDP的115%.

借钱的痛苦在于还得还钱。随着几笔主要贷款的逐步到期，希腊人的选择只能是：要么赖账不还——但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危机以及投资者纷纷溃逃希腊，造成经济萧条，福利国家由此萎缩；要么就得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盟的贷款，但条件是削减公共开支，福利国家由此萎缩。就是说，希腊人必须在“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之间做出选择。即，希腊人没有选择。

不对，希腊人还有选择。“勒紧裤腰带”和“勒紧裤腰带”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勒紧谁的裤腰带。金融危机和资本外逃伤害的是整个经济和社会，而削减开支伤害的首先是公共部门，根据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一个政策的受益或者受损对象比较集中，他们组织起来行动的可能性也更大，这也是我们看到希腊街头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原因。在政府表示愿意以削减公共开支为代价接受欧盟－IMF贷款之后，示威者发出了怒吼：“凭什么让工人为银行家埋单？！”

好响亮的口号，但领取丰厚养老金、一年领14个月工资的好像不仅仅是银行家。虽然“工会”、“公共部门”这种词似乎总是和天然的正义感联系在一起，但在一个利益博弈的政治体系里，它们也仅仅是利益集团之一而已。把人们习以为常的福利给砍去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为了集团的利益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将特权当作人权，好像也有点霸道。

令人不安的是，希腊问题只是欧美各国福利国家病的冰山一角。虽然希腊在债务问题上“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但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甚至英国、美国也紧跟其后。有统计显示，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比例接近100%左右，而人口老龄化和福利泛化则可能使债务进一步加剧。量入为出本是最朴素的道理，但是将福利视为集体权利而不是个体责任的文化已使很多人失去了这种朴实。对于这些人来说，胖子的问题不是暴饮暴食，而是医生的减肥食谱。

当然，对欧美的债务病也不必过于担忧。民众并非铁板一块，也非不可理喻。英国大选中，三个主流政党都允诺上台后当务之急是削减赤字。就是希腊，一边是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另一边也还有“沉默的大多数”。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1%的民众认为IMF－欧盟的救助方案势在必行，而推动该方案的希腊总理支持率仍高达60%.美国前总统福特说过：“一个大到能给你一切的政府，势必也大到能拿走你的一切。”想必在假日海滩上晒够了太阳的欧洲人，也会逐渐琢磨出这个道理。

自杀的孩子们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

富士康发生N连跳——之所以用“N”字代替，是因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时候，这个N字是否又跳了——引起网民强烈关注，矛头与火力也逐渐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难辞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20刚刚出头的孩子们轻生自杀？

匆匆浏览了一些网络文章，觉得大家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经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几种说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劳动强度以及令人压抑的企业文化等等把员工逼得跳楼自杀……

如果这些原因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简单：富士康只是一个企业，哪怕真如外界传说的，存在血汗工厂和残酷剥削，可他毕竟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大企业，既没有发生绑架、强迫他人进去工作的事件，也没有像一些传销公司那样，把年轻人锁在房间里限制自由，结果不得不翻窗逃离，跳楼身亡……

我们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场，理直气壮地反问批评者一句：我们只是来去自由的企业啊，我们如何逼死员工？你高兴可以来，不高兴可以走啊，为什么用这种方法从窗户跳出去？是不是我们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无法承受工作压力的年轻人不愿意离开，或者觉得离开我们就没有前途，感觉绝望，就去自杀？

这个假设的问题你能回答吗？富士康自己显然无法回答，否则，他绝对不会找高僧去帮他驱邪。我今天试图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但我想从其它的地方与其他的问题入手。从我常常去做经济和社会调查的东莞与新塘入手。在那里做调研时，我有两个比较强烈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朝气蓬勃的私营老板与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强烈对比。我在广东接触到不少勤劳聪明的私营老板，其中部分来自内地。和内地相比，这里的经商环境好，市场成熟，私营企业发达，寻租空间少，如果不涉足垄断企业，当地政府还会适当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赚钱，比在内地强多了。

可我同时接触到的却是那些同样来自内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板们都知道他们的价钱，不会给多一分钱，而他们又没有任何保护与集体行动。虽然拼死拼活也能够赚到几百、一千甚至两千的工资，但他们付出的却是超时、超强的劳动。很多打工妹说，在这里，生活的目标只有一个：工作。而工作，却只是为了活着。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国家”和“社会”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拿我经常去的新塘来（号称全世界的牛仔生产基地），你到了这里，会被这个小镇的繁华迷惑住：街道上运送牛仔服装的车辆一辆接一辆，老板的奔驰和宝马到处都是，豪华酒店里谈生意的老板和伺候老板的小姐们络绎不绝，只要你细心一点，还能注意到繁华阴影下匆匆赶路的打工仔与打工妹，他们虽然占这里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却仿佛只是这个地方的过客，是这个地方繁荣昌盛的点缀。在这里，你找不到他们的位置……

这里充满了活力，可却总让你感觉到这活力是畸形的。按说，这里比内地更加符合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标准：“国家”功能大面积地退出了经济领域，或者可以说，在经济领域，“国家”减少了干预，还给民众一个社会空间。可是，这空间却让你感觉不到一个完整“社会”的存在……

“国家”为这些绝望的孩子们做了什么？

我们不妨这样问一下，是什么东西让那些并没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个让他们厌倦得选择死亡的企业门前自杀？他们都才是20左右的孩子，为什么不逃离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离开啊？难道这些孩子眼里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绝望与死亡？请问：国家在哪里？社会又在何处？

1949年后的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或者说国家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国家就是社会。当时，国家用两个东西把国民限制得死死的：单位和户口。而遭到这两个东西伤害最深的就是农民：户口像锁链一样把他们绑在居住地，可是却又没有“单位”照顾他们的福利，给他们发粮票。结果，每当灾难降临（例如1959年），首当其冲甚至活活饿死的几乎都是农民……

1976年改革开放后，“单位”和“户口”有点改革，控制有所松动，单位不再是束缚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换“单位”了，好的“单位”还是你的福利保障。户口制度虽然没变，你却不必老死在户口地，农民们终于可以进城去出卖苦力了。但户口仍然是锁住他们的锁链，只不过从以前紧紧锁住他们的脚镣，现在变成了一条更松更长的铁链，始终牢牢地牵制着他们，又仿佛深深打在他们脸上的烙印。而这个时候，就连户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一种身份象征与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紧紧的时候，国家无力照顾农民，改革后，他们唯一所做的是给农民打工的自由，却依然无法或者不愿顾及他们。如果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那些20岁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户口地不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要他们不犯罪，公安不会抓你，你可以自由出卖劳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饿死去自杀——他们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业、老板。那是他们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们唯一的绝望……

写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这难道不正是现代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都有的现象？不错，从现象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可惜本质却完全不同。这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关系问题。

每一次看到国家有大事发生，群情激动的都是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爱国如痴如醉，让人看得感动。我们都知道这样一句话：别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问一下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总统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肯定没有想到，最有资格说这句话的，竟然是今天中国的打工仔与打工妹。

在中国的改革以“下岗”的方式彻底消除了自己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后，享受了自由的农民们，纷纷奔向打工之路。他们的勤劳、聪明和好用让无数“中国制造”的产品、西装革履的领导人以及腰缠万贯的老板们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阶级”相比，他们价廉物美，没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补助，他们几乎不给目前崛起的国家制造任何麻烦——修奥运建世博，他们召之即来；等到辛辛苦苦建设好后，等到这些东西成了国家的象征的时候，他们挥之即去……他们病了自己去解决，没钱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救济；这让他们宁肯加班加点不要命的工作，而我们的国家也就在他们的勤劳中繁荣昌盛起来……

也许到了我们应该弱弱问一句的时候：国家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我们可更学术一些地提问：哪些事应该是国民为国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须是国家为其国民做的？就我所知道，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条件，精神状态和心理因素都处于极差的地步，在没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况下，你给他一个超过两千一个月的工作，然后你可以让他们干任何事，只把他们弄得崩溃……这不是富士康一个公司的问题，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区广泛存在。

我们首先应该问一下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护那些孩子的。富士康们只是雇佣他们工作，如果一个强大国家的国民眼里看不到国家，没有了社会，只有一个公司的时候，那个以赚钱为目的的公司可以轻松剥夺他们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当孩子们对一个本来可以随便离开的公司绝望到自杀的时候，说明他们早就不对这个国家，以及我们的社会还抱有一丝的信心与希望！

我们的“社会”又在哪里？

然而，国家不是无所不能的，更不应该是“无所不在”的。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中国的灾难就出在那个“无所不能”的国家无处不在，把社会挤压得名存实亡，而且，这个“国家”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做了很多。

后来三十年的改革，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大大减弱，所以，才有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发展。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越俎代庖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

这恰恰是我们偏执的改革留下的祸根。按说在南方地区，目前从经济结构上说，比改革开放以前以及大多内地地区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经接近西方国家了，可是，我却在那里看到了一些畸形的发展：“国家”部分撤走了，“社会”却根本没有形成。这样，这里就形成了一些有钱人独占的“私社会”：老板就以他们的“天上人间”夜总会、山珍海味的餐厅与纸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为自己的“社会”，数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务他们的陪衬与点缀，我们不禁要问：社会大多成员的社会又在哪里？

社会取代国家，公民利用社会参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基层治理；另外一条就是民众基于不同的利益、爱好而结成的组织、社团，包括NGO、工会与行业工会等。在以前的中国，这些本来属于公民社会层面的事情，都被国家大包大揽了。后来，国家退出了，基层治理基本上只服务于权贵与投资者，“国家”也在社会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可是——

国家却不肯在社会更多的领域放松控制，还公民一个健全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是要和“国家”分庭抗礼，而是相辅相成，又自成一体。西方的“社会”一直大于“国家”，在中国倒好，“国家”还是老大，可这个“老大”却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该做的（例如保护这些孩子免遭企业残害，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反而死死限制社会健康发展，不肯还给公民和社会应有的权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会里公民用来自保和互相照顾的言论自由、出版与结社的自由。

你能想象吗，在西方一些国家，甚至连流浪汉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舆论阵地”，有的甚至办有不定期杂志，来维护“族群”的利益，可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不但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工会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甚至更有甚者，有些NGO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当地“国家”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区来说，各地政府引进资金，扶持企业，发展经济，加上大小老板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识，可是唯一没有组织起来，可以向老板讨价还价，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就是总数高达两个亿的打工群体。国家给了他们“自由”，但只是给他们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问题还有。

就算是最伪善和虚伪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勤劳与好用，如果这些劳动者像西方社会里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求自己的权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国经济可能还真没有如此“繁荣”，至少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的劳动者也获得了应得的权益，“国家”将绝对不会像今天这样有钱和牛逼，动不动就办出世界第一的奥运会与世博会……

可是，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还要牺牲几代孩子才能让我们明白，“国家”并不是建立起来专供国民去热爱与伺候的，被国民建立并被供养的国家，也应该起到照顾国民尤其是孩子的义务与责任。

如果国家不愿意出手做它该做的，那么至少应该放手——松开紧紧扼住社会咽喉的手，让公民们自己去建设一个社会，一个公民的社会……

2010/5/20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这是今年4月30日至5月7日发生于google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