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吴家泾(长篇小说·第三季·上)

钱红政跟在琴的身后,乘琴不注意,掀开饭罩,舀了一勺潽鸡蛋塞进嘴里,等到琴转过身来,一切都没发生。琴是知识青年,插队到这里,大半年了。钱红政还记得她刚来的样子,穿一双翻毛皮鞋,围一条开司米围巾,从左肩往右腰,斜挎着“为人民服务”的黄色挎包。由婶娘领着,沿宅基一路走来。

“呶,大队里晓得我们队小人少,就只分了一个女知青来。”

琴跟在婶娘身后,吊丧的样子,木然地走。脸色和天气一样僵冷,凝着一层淡霜。傍晚,家家都在议论新来的女知青,琴第一次被在众人的口水里起起浮浮。钱红政在路边,看到琴洋派的打扮眼睛一亮,只那么一秒钟,琴的俏丽为他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天窗。

坟墩后头黄电影家下首靠近吴家泾河,河边有队里堆放农具杂物的两小间破屋,队里请泥瓦工修缮了一下,琴就住下了。晨昏日落,淘米洗衣,钱红政跟娘上河滩,总要经过琴的门前,娘就跟琴打打招呼说说话,时间长了,熟识了,娘就向琴讨教毛线衣的织法,琴也问问生产队里的情况。女人一来二去的,红政在旁边,感觉很热乎。

琴在队里,也没怎么给她派活,就负责看护钱红政龚耀先龚小春他们三个。钱红政就有机会围着琴打转转。红政感觉琴和娘不一样,琴喜欢小孩子。在琴这儿,红政可以放肆做馋痨鬼,调皮做贼腔,看到娘,红政有股汗毛凛凛的感觉,娘一唬脸,红政的脚底直抽冷气。有一段时间,朱建国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朱小凤一家惨祸以后,朱建国姐姐朱金桂由舅婆领了去,公社一年补贴400斤粮食;朱建国吃百家饭,由全公社在职的党员干部家轮流领养,每家半个月。

吴家泾的妇女主任是红政婶娘,钱红政就在婶娘家的午槛上认识了朱建国。朱建国穿着婶娘家阿哥钱文明的宽大的罩衫,手腕上卷起两折,象电视上唱越剧的,宽宽大大,松松垮垮。两个人齐刷刷跨在午槛上,面对面,朱建国不停地把刹不住的鼻涕缩回去,熊稠鼻涕黏黏糊糊,“舒凸舒凸……”,象是拉风箱一推一拉进气出气的声音,

“伲只牌位,大人都在说你家一家门是被你老子害死的。”

“伲只棺材,乱话,我娘老子是被阶级敌人害死的。”

钱红政从娘厂里的“司令”那里也听说过“阶级敌人”,从朱建国嘴里再次知道了阶级敌人,从此对阶级敌人毛骨悚然。认识朱建国,钱红政往后就小心翼翼和朱建国保持距离,害怕也被阶级敌人这个坏蛋盯上,那就完蛋。

钱红政偷吃了一口潽鸡蛋,当琴递给他竹篮的时候,仰起小脸,做贼心虚偷偷瞄了一眼,见琴没有发觉,顿然安心。接过来左手提一只,右手臂弯里超两只,歪了歪脑袋,跟着琴去收割完的地里拾麦穗。

琴走在前面,好看的头发在太阳底下一亮一亮,用手帕扎了个马尾,翘得老高,手帕的倒三角俯伏在马尾上,产生出质朴和素雅的美丽。钱红政想起了娘厂里的高跟鞋阿姨,心里把两人一比,觉得高跟鞋阿姨好看,琴也好看。红政肚里在想心事,脚步慢下来,琴回头看看他,目光里有种等待的安详,跟娘不耐烦的悍相判若两样,红政舒服极了。小脚愉快地搬动,忘了头上的热太阳晒得他汗涔涔的。

琴手里提着两壶井水,做儿童团团长。到了叫长林头的田块,龚耀先龚小春朱建国等在那儿。刚刚睡完午觉起来,红政们虎虎生风,你追我赶,把社员收割时遗落的麦穗捡得干干净净。

无法说清楚,为什么有些普通的镜头会一生留在人的记忆映像里。钱红政清晰地记得,晚饭后他和大瞒着娘溜出家门,这天傍晚的天空比收割后的大地还要干净,得溜儿青,没有一丝杂质。在头顶清澈的角落里,有一个红得能滴出血来的大皮球挂在小凤家的屋脊上。红政是骑在大的肩膀上看到的。起先,红皮球似乎在屋脊的左边,后来慢慢移到了屋脊的右边,当皮球挂在屋脊上不动弹了,钱红政骑在大的肩头似乎触手可及的时候,爷俩已经站在了小凤娘落水的河滩石上。

大地呈现出饱满的红色。红色透过河沿边倒伏的噼啪籽树的间隙,把红政抓住父亲头发的手也染成了红色。没有一丝风,一切像是死光了,天地间没有一丝回声。只有穿透大地的红色,象是老天特意在血祭一幕人间的惨剧。河边弥漫着一阵阵麦熟的味道,浓郁得化不开,大地妄图用丰收来消解人间的悲惨。闻到了爽朗的麦香,红政没心没肺地愉快起来,看到大沉默不语,红政不敢把快乐张扬开来。只是不停地扭动着脖子东张西望。

大从兜里掏出一支蝴蝶牌,点燃了,含在嘴里。大没有把他放下来,只是在河滩边一级一级上上下下踱着步子。大的心事也在这一步一步里变得沉甸甸的。大好像没有把红政放下来的意思。大使劲吸着烟,从鼻孔嘴巴里冒出来。刚开始一阵,大的头象一堆被炱着了火的茅草,猛烈的烟雾缭绕着大的脑袋。

从山墙上的窗户望进去,福兴正差遣着几个壮劳力乒啉乓啷地砸东西,稀里哗啦的声音接连不断从窗户里传出。破坏和毁灭的不安击打着钱红政,在大的沉默下,他已经不敢放肆了。大似乎充耳不闻,一直在河滩边瞎转悠,象在寻找自己丢失的魂灵。在小凤家场上,聚集着晚饭后大队上很多来看热闹的,女的交头接耳摇头叹息,男的默默抽烟,唯独河滩边,钱同兴爷俩显得颇为孤单。

从山墙的窗户里望进去,屋里一片狼藉,一片稀烂,几个社员点起火把,拿火熏着屋里的角角落落,似乎要把霉气和阴霾统统赶跑。一阵阵烟气从窗户里钻出来,大地上曾经的一户人家正随着烟岚渐渐消失,弥散在空气中。

皮球不知什么时候滚到了远处,并且只剩下半个,也没有先前那样可怕的血红。河滩边有树冠竹枝遮住了天色,暗幽幽的。只有河对岸空旷的大地象一张巨大的屏幕,顽强的反射着光亮,对抗黑暗。红政揪着大的头发,大举着双手,紧紧拽着红政的双臂。红政看不到大的脸,但能感觉的大全身上下有一股凝重的力量,红政不声不响,默默陪伴着大,刚来时的那股愉快感荡然无存。原来人除了生老病死以外,还有横死恶死不得好死,钱红政在小凤家的河滩边,感受到了命运捉弄下人生无常的第一课。

“大大,冷来。”穿着汗背心的红政被露水击打了一记,抖索了抖索。

“噢,”钱同兴醒过神,应了一声,声音喑哑,声道象被露水压住了,“回家”,声音又像受伤的狗在呜咽。

几十年后,钱红政尚能感觉到转身回家时父亲肩头的抖动。也许,这清晰地普通记忆,无法说清的记忆原因,这一连串清晰与模糊交替胶着的意识印象,蕴藏着人类陈陈相因的遗传脉络。

龚小春家有一堆碎砖块,码得齐齐整整。红政三个拿竹子对角绑了个“厂”字型,插在砖堆一边,有模有样假装开机帆船。突然看到一小群一小群的人往钱红政爷叔家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三个人也无心玩了,跟着人往爷叔家涌去。

厢屋里聚集着很多人。人人传递着过年才有的某种喜悦。原来钱红政爷叔从部队复员回来了。阿婆炒得香瓜子和南瓜子撒了一桌,大家随便拿着磕。先到的坐在长凳上,后到的坐在门槛上,有趴在窗闼上的,有随意站着的,小小的厢屋挤满了人。钱老太当仁不让,坐在中间。架势是《杨家将》里的佘太君。

红政在窗闼外,好奇地注视着刚刚回家坐在藤椅里的叔。叔和朱家宅基朱瑞根儿子朱金元一起当兵,今天也一起复员。红政眼里的叔瘦骨伶仃,眼睛很有神气,喉疖凸得老高,象画画上的雷锋叔叔,一身军装,神气活现。爷叔下巴还有一颗痣,人家逗趣爷叔,说爷叔的痣和毛主席的差不多,唯一的差池就是爷叔的痣靠近嘴窝边,和毛主席的痣差了一段距离,人取笑说,因为这一点距离,所以爷叔没有当着官——福气差一点。钱老太瘪了瘪嘴巴,望着爷叔咪咪笑。

爷叔家和红政家隔了一条巷路,在红政家后面。红政家朝着东,爷叔家朝着南,每天,红政家的太阳要比爷叔家的太阳早两个小时。六七点钟出太阳,太阳转过去,轮到爷叔家,要八九点钟,所以爷叔家背地里恨之入骨。本来,爷叔家前面一无阻挡,很敞阳。钱同兴老子死后,为老子的死难过了很长时间,但对兄嫂不声不响私分财产的做法,窝了一肚皮火气。因为老婆坍台,钱同兴有歉疚,只好打落牙齿往肚里咽,贼吃暗闷苦。

那时布厂,如日中天。效益好,蟹兵虾将个个滋润。那时集体企业,不像朱镕基以后的老板,可以一个人吞掉整个企业的油水,心黑的连渣也不吐。那时一犯吞,就变贪,不杀头也得扒层皮。人一有钱,胆气就壮了。钱同兴受不了老婆的脾气,受得了老婆的工资。夫妻两个在对待兄嫂的态度上,枪口一致。最后和老婆在枕边一合计,决定另起炉灶,自己造房,单独另过。钱红政家就搬出来造在爷叔家前面的空地上。

爷叔还好,当了兵眼界也宽,不小肚鸡肠,有时也还劝爷娘,自已家不也挡着黄电影和琴的日头吗。黄电影家和琴并排在爷叔家后面,婶娘家又在爷叔家前面,爷叔家就变成了后北三间的宅基,三面被围着日头照得少,也难怪,谁落这样的地基根儿,肚子里都不会爽快。

爷叔是称谓,大人也数不清是上几代人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反正都是一个姓钱的老祖宗。吴家泾人没有宗族祠堂的观念,也没有族谱,这一代上一代上上一代,瓜瓜儿淡。如果上上一代死的早,孙儿辈连爷爷辈的名号也报不出来,坟头也找不到。

琴是到的晚,大概在屋后弄什么,手上提着锄头。琴来几个月后,往好里说是扎根其实是听天由命,也慢慢摸索着利用旮旯种些小菜,依葫芦画瓢,别人种啥她也学种啥。她到前面爷叔家,厢屋里已出现了松动,有先来的听爷叔讲了些部队上的事,耳朵尝鲜后,开始离开。琴站在门口,没有跨进屋,贯了一眼,正巧有一拨人离开,琴也随着人流折返而去。

爷叔被安排在小队里做会计。空下来也帮队里做些零碎活。红政更多时候看见爷叔噼噼啪啪拨弄算盘珠子,好像天底下有数不清的账目。倒是朱金元在公社人武部,常来小队的仓库间看爷叔。朱金元一到,爷叔便拎了一瓶粮食白酒,而朱金元也打开申报纸里的猪头肉豆腐干,两个人碗来碗去,神仙一个下午。红政他们三个有时从琴那儿溜出来,在仓库门口直挺挺地看他们喝酒,看得口水顺着嘴窝子流下来,叔就搛三块猪头肉,每人一块,打发开他们。琴寻过来,领他们离开。莞尔一笑,算是打招呼。

朱家宅基那两个知青常来找琴。下雨了不能出工,农家就在家里打稻秈,预备垒柴垛做盘顶用;或者自己扎扫帚,女人在家拾掇拾掇衣裳做做花边。知青就显得空空荡荡。轧不进伙,知青就只能自己一堆。大队里有公社下来放露天电影,《红日》,《三进三城》,一群知青聚集在一块,和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截然分明。

知青们都是常熟城里下来的。那两个男知青插队落户到朱家宅基,带来了一个好东西,红灯牌的半导体收音机。住在为他们搭建的油芒毡棚里。王斜狗自从被冤枉跟小凤有一腿后,在队里孤零零,象个多余的人。来了知青以后,王斜狗就常往窝棚里钻,知青融不进村里人,王斜狗来玩,也不嫌他。王斜狗时常弄点蔬菜瓜果给知青,套近乎,知青也留他喝从城里带的好酒好烟,王斜狗抽着“大鸿运”和“青岛前门”,听着收音机,听到了不该知道的消息,以为拎清了天下大势,出工做田里免不了自我吹嘘一番。

在一个上纲上线的年代,王斜狗的吹嘘为自己吹出了祸害,所谓祸从口出。福兴对王斜狗张扬了他和小凤的事肚子里一直耿耿于怀,当时本想把他绑公社送人保组去,碍于朱瑞根的面子,就饶过了他。这根导火索就揣在肚里。虽然这样,也整的王斜狗灰不溜秋偃旗息鼓,象冬眠的蛇一样蛰伏了好长时间。但王斜狗贼脾气不改,一有得意,就骨头没有三两重,终于又给福兴逮到了个机会。

红政记得,就在众人把小凤家砸得七零八瓣祛魅以后,隔了不久的一个秋日的傍晚,天刚开始凉下来,凉的刚好不能在河里瀖冷浴,又有一撮儿一撮儿的人一阵风往大队小学跑。红政也好奇地小脚甩到屁眼里,起劲地跟在后面。

王斜狗被捆绑在教室里。门口朱福生背着枪在站岗。众人交头接耳传说王斜狗收听了敌台,搞反革命破坏,被基干民兵朱福生和朱二(口男)押到大队部。琴和那两个知青都在门外。钱老太和龚小春娘还有朱家宅基几个娘姨站在外围。切切促促,不知谁的声音在问那两个知青是怎么回事。两个知青异口同声说我们也都在田里出工,自己也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了。

王斜狗垂头丧气,但没有像上次那样脓包,瘫成一团泥。王斜狗有了上次恐惧的经验,横下一条心。人如果到了非得下油锅或被红烧肉的地步,只能对命运逆来顺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听天由命。王斜狗低着头。偶尔转动一下脖颈。福生一看,倒握步枪抡起枪托掴向王斜狗脖颈,

“你老卵,犟噶噶,不服帖,叫你吃辣虎酱!你再犟我看看呢?!”

也许好汉不吃眼前亏,王斜狗就不再动了。外面看热闹的人不断向前挤,攒起头,询问出了啥事。人群里阵阵骚动。跪在地上的王斜狗一时成了外星人。朱阿(口男)在人堆外围,带着三分卖弄,在宣说原委。说他乘知青不在家,偷偷溜进去收听敌台,恰巧自己路过,听壁脚落了耳,就悄悄报告福兴,福兴就带着福生和二(口男)去捉,斜狗一看苗头不对,撒腿就逃。后来人们整了句俚语,“福兴追斜狗,斜狗滑脚头”。

王斜狗终究没能逃过一劫,以“反革命”罪被判处15年徒刑。王斜狗被福生二(口男)押赴公社人保组,红政龚耀先龚小春朱建国跟在后面,看着秋老虎把王斜狗穿汗背心的脊背烘烤的能炸出油来,乌油漆黑,在太阳下耀着光亮。

王老苟在死之前曾经去过几次溧阳监狱看过儿子,带回来的版本是当时王斜狗去找寻隔天喝酒遗落在知青窝棚内的老刀牌香烟,因为混熟了拿大,拧开收音机支愣了一会,被福兴逮到了,就倒了个大霉。王老苟帮儿子激烈的分辨,可群众就是图个热闹尝个眼鲜,管他娘正理歪理屁毛长短。

群众是群氓!

琴一个人孤单单凋零零在队里。婶娘是妇女大队长,她短缺啥,就去找婶娘。刚来时,琴不懂门道,队里分给她的柴草老是不够烧。婶娘一查,好家伙,她把柴草塞满了灶膛,火发不起来。爷叔过来,帮她把积灰挖掉,教会她引草把。成“q”或“p”样子的草把横搁在灶炉垫上,火势就旺,又节省柴草。渐渐,有啥不懂,琴就找叔。钱老太有时过来东瞧瞧西看看,晃晃悠悠,看似散漫,身子骨象纸一样,一吹就飘,让你为她担心。但老天婆的眼睛象闪电,钱老太眼睛扫过,太阳下就没有了阴影。琴很不待见她,有意无意靠在门框上,把她堵在门口,不让进屋。钱老太就只能干咳几声拄着拐杖一翘一翘走掉了。

自从叔从部队回来,琴和叔说上了话。叔当过兵,见识谈吐不一样。琴有事没事乐意去找他。叔虽然当兵出身,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大干块干加实干的年代,叔没有扎棒的身坯,牛一样的力气,抗不住重活,只能干轻省的,被队里几个牛壮牛壮的瞧不起。

平心而论,琴长得不是漂亮,但肯定不难看。也许琴是喝了井水也发胖的角色,看上去丰腴结实。白白胖胖的,走路有股妖娆的风采,屁股扭到东来扭到西,很能迷人。眼神里带点捉摸不定的笑意,就是绷着脸,眼帘、眼眶、眼黑、眼仁组合成一种亦正亦邪的神态,带给人忽远忽近的心理距离。

叔队里公事不忙,闲下来就侍候家里的两头猪。长大以后红政一直怀疑,叔能这么轻省,有一层意思是婶娘家把房子造在他家前面,偷偷还他个人情。因为婶娘家大伯就是大队的副大队长副支书。

叔和琴两个边缘人都轻省,又是前后屋,不发生故事也难。两个青年男女,在相同的环境里,有差不多的境遇,彼此只要不是特别讨厌,长久观察,相互关注,必定会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需要的感觉。在孤独刻板的环境里,人特别需要温暖。

斜狗去吃国家粮以后,仓库场边火烧木上的大喇叭里婶娘说,斜狗是隐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反革命分子,是阶级敌人,现在把害群之马清除掉了,生产革命更上一层楼,号召群众要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不久,深秋以后,大喇叭里又是一阵“东方红太阳升”,过后,朱瑞根的嗓门扯开了。

原来,公社为了水利建设的需要,要凿一条贯穿外塘河和常浒河的南新河,作为西乡片重要的水利设施。全民一动员,效率就排山倒海。第二天,钱同兴家场上就砌起了大灶,仓库场上摆开了几只大桌子,一到吃饭时间,桌上摆满了饭盒。挖河的工地上两边插满了小红旗。河基已经用石灰线勾勒出来了。琴也不再看护小孩,所有的男女老少,能动弹的,都赶到工地上,热火朝天兴挖水利。

钱红政从娘胎里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人。吃饭仓库场和他家的场院里,密密麻麻人撞人,乱哄哄热闹闹。多是壮实的男女。男的赤膊汗衫,女的拿手巾扎着头。工地上丢满了河泥畚箕,大杠箩。挖河的土方一处处堆得像小山。开头,钱红政从家里窜到工地,从工地到仓库场,一圈圈兜,象条没人收拾的小狗到处撒欢。天天这样,就觉得没意思了。

红政看到琴也在工地上,奋力地挑着河泥畚箕从越挖越深的河底呃哼呃哼挑上来,堆到小山上。已经成型的小山上竖着标语牌“比大寨赶大寨超大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工地上人声喧哗,大喇叭里时而《东方红太阳升》或者《社员都是向阳花》的乐曲。

公社是颗常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花

花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花

藤儿越肥花越大

藤儿越壮瓜越大

女声有点粗犷,象郭兰英《我的祖国》的调门,从大喇叭里放出来,传的很远。

每个生产队负责一段河床。为了记工方便,多挑少挑防止有人出老千,就用筹来计算,每人挑一担,就拿一支筹。叔坐在小板凳上负责递筹记工。所有的人吆五喝六,热火朝天。叔和这种气氛格格不入,认认真真的递筹,也不和人说笑,闷声不响。叔做的很机械。叔只有和朱金元一起喝酒时才有说有笑。深秋的太阳已经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但重活一压,汗就从每个毛孔里沁出来。早上七点上工的时候,琴还穿着婶娘送她的杜布罩衫,一会儿就脱剩个纺绸衬衫。鲜亮的纺绸衬衫在工地上格外惹眼。琴似乎早已学会了顺从命运,早已丢掉了刚来时的赧涩,也不以为忤。工地上有好几个女知青,工地把人气儿聚在了一起,男人就开始荤说荤话。

“喂,看~看~~~~,17队个女人咋样?”

“嗯嗯,屁股溜儿滚圆,看起来蛮骚喀。”

“促那娘,女人和女人到底不一样,我老婆也用的百雀羚,可城里女人就是会打扮,把自己整的水嫩鲜活。”

“嘿嘿嘿嘿~~~~~~~~~”

接下来是一阵压低嗓门下猥亵的笑声。男人们一大帮的嘲哄,不知怎么着,狎昵的笑声却钻进了每个人的耳膜。好像天底下的男人全都满腹坏水。尽管乡下男人对知青不会做针线,不会垒柴垛,甚至把麦苗当韭菜的一面弃如敝履;但对城里女人花瓶的一面啧啧称羡。

朱瑞根是常务副总指挥,反绑了手常常在工地上转,视察挑河的进度。福兴婶娘他们有时也跟在后面。

不知怎么的,天地下不干活的人,总是嫌比干活的,嫌比干活洒的力气少,怀疑人人都在偷屎乖,好像干活的都上辈子欠着他的汗水似地。朱瑞根虽然是西乡人,但掮着副总指挥的牌号,东西乡都归他管,面账上一碗水要端平。暗地里为了给自己挣面子,朱瑞根想了个法子,以便使西乡片的几个生产队盖过东乡片的生产队,于是提出来“赶”“学”“比”“超”的口号,组建男、女突击队。

琴当上了女突击队的副队长。琴和婶娘的关系好,是婶娘提出来让琴担任副队长的。刚开工的时候,婶娘还特意把队里那根半新不旧火候刚刚好的杨树扁担留给了琴。火候正中的杨树扁担压在琴肩上,两头一耸一耸,无形中能为肩头卸掉很多重力。扁担头上的一软一跳,把转移掉的重力转换成人世的情谊。

一到突击队,干活就更不能藏着掖着,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有时会有临时起意的弄乖张,部分原因是别人眼红你进突击队,有意要捉弄别人,看别人笑话,拆别人台脚;另一部分受政治意识的主导,能进入突击队很光荣,拼命要向又红又专方向发展。突击队还能带个大红花,纸做的大红花用别针别在胸前,在太阳下熠熠生辉。许多人人生无限的荣耀风光都在这纸花里开放着,灿烂着。

群众在被历史潮流裹挟下,只能做群盲。

叔面无表情,目不斜视,认真打着磅秤。偶尔歪歪嘴,嘴窝边的黑痣一扭一扭,那张脸才算有了点生气。搭在琴左肩的毛巾象是水里捞上来的。男、女突击队大会战,为的就是要为河工上的群众做表率。

女的这组两台磅秤上累加已经到了100KG.整个河基已经挖到了青紫泥那一层。青紫泥又硬又结实,堆在畚箕里,结结实实。就像盛饭,盛一碗饭,捂一下,一碗能有两碗的量,而粥的话,一是无法捂,也捂不实。琴已经没有刚开始比拼的劲头了,挑着畚箕吃力地从河底走上来,踩着临时顺河床砍出的台阶,一步一步往上爬。在她身后,有好几位女突击队员放下担子服输了。

琴咬着牙,艰难地向上挪着步。扁担头上已经没有先前时的一耸一跳,而是想打折了的翅膀,沉沉的压住两头。扁担的两头,一头是政治的花招,一头是人生的无奈,被政治伎俩捆绑住的琴啊吭啊吭大口喘着粗气。

挑到河沿上,叔坐在两台磅秤中间的长凳上,琴把扁担两头的畚箕重重的顿在称盘上。汽油灯把吴家泾段的工地照得雪亮。密集的汽油灯连月亮的影子也赶跑了。星星在灯光的刺激下也眯糊着眼睛,无法入睡。政治鼓动的威力把黑夜颠倒成白昼,使人人亢奋。政治鼓动也把人的荣誉感带到了叉巴路上,人无法挣脱被时代的扭曲或者捉弄。

战天斗地,热火高涨。这边女队,那边男队,卸了担子的就做啦啦队。本来是男女两队抢干快干,突然间形势骤变,变成了好勇斗狠表功劳。从表功劳无形升格为表忠心,所以形成了谁都不肯服输的局面,为了要面子,只得咬紧牙硬撑。汽车行驶错了车道,还可以择机变道,人行驶在命运的车道里,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无法认清方向,更遑论变道了,红色恐怖的铁网里,一变道,就是灭顶之灾。

叔不哼不哈不阴不阳,用食指和中指的剪刀型豁口,打着称星。琴衬衫早已湿透,半新不旧的纺绸裤裤管也像男人一样用稻草扎住,黏贴在大腿上。虽然叔在生活上很帮了琴一把,但叔在生产队里缩头缩脑,特别是现在挑河这样大场面上,叔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琴很看不起。心底里泛起一阵鄙视。琴的头略微的昂了一昂。侧目扫了叔一眼。

琴的眼睛逼过来,叔不敢接招,也许是羞愧,也许是叔作痴装颠,避开琴眼睛的锋芒,叔垂下了眼帘。汽油灯把琴的裤裆里照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小腿内则,两条风干了的蜒蚰痕迹从裤管处蜿蜒向下,在螺蛳骨处盘了个旋,一条从脚后跟下,一条从脚板前下,钻进了鞋肚里。

军用黄跑鞋已经揉烂的看不出颜色,同化成泥土的褐色。两条蜒蚰墨绿墨绿,风干处已经起了细小的裂纹,一小截一小截,在腿上的汗水和泥土的腌渍下,苫住了一个女性的悲哀。女人为男人的不够伟岸而可怜男人,男人为女人被看不见的大手无端地捉弄而悲哀,相互可怜的两个人被身后洪亮的报数声拽回现实。

不知什么时候,领导们站在了磅秤后面。朱福兴用力地报出了一个数,

“130公斤”,

叔的背后响起了一阵掌声。

“不得了不得了,你们17队吃对喀,连外来知青也煞狠头,有道理有道理。”

说这话的是东乡片的一位领导,翘起大拇指晃了晃。明着是赞扬以17小队为主的吴家泾人,实际上暗暗拍了一记朱瑞根的马屁。拍马屁不露痕迹,这是天底下最高明的手段。

琴为女突击队挣了面子。那年,一般男劳力挑河八分工分,价值0.11元,琴被公社竖为挑河标兵,朱瑞根特批,琴每天记满分十分工分,价值0.15元。1976年年夜,经过朱瑞根口谕,已经升为大队支书的朱福兴特批,分给琴20斤猪肉,20斤糯米,并公社开出证明,允许她回城里过年。

经过两个半月的大会战,新开河(南新河)顺利开通。这年的寒潮来得特别早,阳历刚进入十一月份,西风就呜呜地吹得人皮肤开裂。大家都把甘油涂进开裂的手背手指上。裂开的特别厉害的,就去赤脚医生陆品良那儿讨点橡皮膏,缠一缠住。农田里闲下来了。

队里偶尔叫出工,也是把仓库里存着的蚕豆花生拿出来晒一下,或者把玉米棒上的玉米褪下来。一过下午三点半,日头就阴沉沉的。晒和收不需要多少人手,轮不到琴,琴没事就去朱家宅基找那两知青,大家知青伙,谈得拢。两个知青看见琴去,象变戏法一样把队里分的番芋番瓜搁镬子上蒸,三个人慢慢剥着番芋皮瞎嚼,一个日头就晃过去了。但琴多是在日头亮光里回来,一回来,就早早地胡乱烧了点,一个人过日子,吃饭就像骗嘴巴,完了赶紧孵床上。屋后就是空旷的周老藤坟地,北风激烈地撞击着她薄薄的门板,风雷隐隐夹杂着远处的狗嗥象有无数只手在扣门。北风从矮檐下檐桁和椽子的空隙里钻进来,一股股尖利的风束就在她的房间里飘荡,象钻进了无数的野鬼。琴把被子死死的卷住了身体。一过半夜,脚后跟的脚炉就变得冰冰凉凉。好几夜,在呼呼的风声里,熬到天亮。没睡好的琴白天半死不活,象只剩半口气的死人,脸色像棺材里爬出来的,死僵死僵,能把人的魂灵勾去。

也难怪琴,后北三间的房子夏暖冬凉,夏天的东南风吹不进,冬天的西北风却汹涌澎湃。每一次黑夜来临,像面临一次世界末日,恐惧无边无际。一个女人,两间破屋,在宅基的边缘,在不能融入的乡村一个被边缘的女人,背后就是埋一方死人的坟墩,象被逼在世界的角落。孤单凋零的女人在黑夜里,一觉醒来,象碰到了阎罗王的后背,冰冰凉凉。黑夜,成了活人的坟墓,能把人所有的恐惧懦弱激发出来。琴不知道,乡下人家在寒潮来之前,就把那空隙用稻柴或大麦柴塞住填充好,到来年春二三月,地暖回潮,就拿掉。在生活细节上,琴榆木脑袋,几夜折腾,人吃不消了,琴才知道去找红政娘问问。到红政家一打听,原来家家户户早已妥妥当当,琴无可奈何,只得去找叔帮忙。

琴到前面叔家,叔正对着镜子,拿着剪刀,剪掉痣中间的两根白毛。不知为什么,自从复员后,痣里的两根白毛好像长得特别快,叔也剪得勤。叔找到婶娘,拿了仓库的钥匙取了一捆柴,教琴扎。松松地握一把,折一拃长,剩下的柴头绕紧了,就可以塞椽子底下和檐桁的缝隙里。琴旁边慢慢地扎,叔垫了凳,一个一个地填塞。

琴在底下把扎好的草把递给他。叔把军大衣脱在琴的床上,单穿着一件破夹袄。风不时把缠结在屋顶上的檐尘吹在叔头上。两小间屋塞好,叔成了黑脸将军。琴过意不去,烧了一大锅水,帮叔洗头。

“不要紧不要紧,我自己来吧”。

叔拼命客气,不好意思要一个女人为他洗头。琴拽住他的夹袄,不放他走。也不知是天寒被呛的,还是被感动的,拉来扯去,琴的眼里就流出了泪水。叔一下子心软了。叔不是不识好,叔是为自己不如琴能挑能抗,心里自卑着。正是琴来找他帮忙,乡下生活的琐事上,叔就懂得多,也能帮上她,才找回了一丝自信。叔也为琴能来找他而欣喜。

叔的头上还残留着光荣肥皂的香味,娘隔着猪圈朝后面喊,喊他吃夜饭。吃过夜饭的叔坐立不安。琴刚才绕着叔的体香老在叔鼻尖打转转,让叔不住地翕着鼻子。叔心思碎了,碎碎念念都是琴的影子。

天冷,断暗早,叔点着玻璃灯,提上往猪圈跑。猪舒服地咕噜咕噜躺在草垛里。叔把猪圈后墙风洞里的草把抽掉,琴睡觉那间还亮着灯,灯光被风一搅,更加混混沉沉,勾起人作案的贼念头。伴随着无限寂寥和惆怅,叔身上像有无数只跳骚在抓挠。

十二月的天,北风呼啸,掩盖了叔的脚步声。叔举起手,惴惴不安地抬起来,想敲琴的门。突然,手背上象被小鬼拍了一巴掌,一个激灵又缩了回去。寿材板做的门布满了钉眼。当年破“四旧”,把钱老太准备的棺材破了,就装在琴的屋上。没有睡过死人的棺材叫寿材。

叔犹犹豫豫,腿肚子直抽筋,只好折返回猪圈,又点亮了玻璃灯。叔把平时招待朱金元的烟里抽出一支,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阿咳,阿咳……”被烟一呛,接连咳嗽了几声。咳嗽带出了眼泪,叔揉了揉眼睛。一个影子似乎在琴的玻璃窗后晃了一下。叔以为花了眼,再回头细看,影子已经不见了。天地被混沌和迷茫占领着,猛烈的北风把叔的心里吹起了一只角,揭开了一道禁锢的心扉。

叔不死心,紧了紧牙,掖了掖军大衣的衣领,站在琴的门口,横下心敲响了琴的门。叔这次没有瞻前顾后,对于他来说,象是拿出了舍身炸碉堡的决心。谁知道,“笃笃”声刚歇,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

叔正为自己的唐突而心惊胆颤,这么便当开了门,超出了叔预料,稍微一愣。立即一阵猛烈的意外之喜攫住了心房,心一舒,闪身而入。里间的门也开了条缝,亮光被叔带进来的一阵风荡得飘飘忽忽,微弱的灯光荡漾出了人类不灭的欲望之火。两扇寿材板门接连的两声吱嘎使叔稍稍一惊,身体里突然跳出一丝不爽。但叔完全被强大的欲望控制住了。两个人对视了三秒钟,彼此心领神会,拥在了一起。

两个人脱光了刚钻进被窝,琴象想起了什么,匆忙披上叔的军大衣,起身打开自己的藤箱,取出一条毛巾,左手撑开被窝,垫在床上。叔透着疑问,看着她神神道道,但熬住了没问。猜想怕是弄脏了床单洗起来麻烦,女人就是多事。一种从远古天荒积攒下来的需求拧断了他深想,就急欲翻身上马。

两人喘息着,啥也不说,一会,彼此侧着头对望了几下。琴蹭了蹭叔,叔往床边让了让,琴翻转身,把屁股底下的白毛巾抖了抖,雪白的毛巾在15W的灯光里隐隐约约,但依然雪白,微微发散的热量里泛出隐隐的肉味。琴若有所失把毛巾收回来焐在被窝里。叔斜着头,沉沉地闭着眼,忽略了琴刚才的举动。

琴的脸上有点疑惑有点沮丧更多的是不甘心,象是迫切需要某种东西。用食指抠了抠自己的下身。拼命地想寻找一种证明,却不知道要哪儿去找。琴是那种要争风头,争能,怕被别人瞧扁的人。琴象是失落了啥东西,现在要派用场,一时却找不到,琴时不时翻身转身,浑身不自在。叔被她扰得没法安枕,就认真注意起她来。

“你做啥?贼不停孽!”

“呒啥呒啥。”

琴心不在焉,忍住了没动。粗粗重重的呼吸里,隐藏着若有所思却不得其门而入的愁苦,眉宇间升腾起一股墨绿色的黑气。叔伸出赤裸的手臂绾住了琴的头,看着琴那拉屎拉不出的眉头,叔头脑里突然冒出点什么,叔努力凝神,用意念把这点零散的东西拧住,慢慢凝成一团,在头脑里渐渐形成清晰地概念。

琴握住了叔的下身,慢慢搓揉,叔象明白了什么,任由着她弄腾,看着琴那进了财主家却没偷到东西的失落面孔,也不说话。叔的梅开二度没有了刚才那种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愉悦,象是纯粹为了配合琴共同完成一项认证。叔的心理升起了庄重和神圣,一种平时被琴压着的男不如女的自卑感又冒头了。叔这次和她干这事,有了低人一等的感觉。心里压抑之下,行事匆匆忙忙。过后,琴还是老动作,只是雪白的毛巾依然让她失望。肉气味里夹杂着膳腥味,在床笫间游荡。琴一脸沮丧,仰望着屋顶。透过芦席望着黑色的瓦,瓦楞里钻入的风的碎片吹拂着芦席上的檐尘,垂吊着的檐尘飘飘荡荡,偶尔跌落到蚊帐顶上的报纸上,琴的眼神散漫飘渺,象被白骨精吸掉了精气,瘫痪在床头。叔看到琴黑洞一样的眼神,才真真切切地明白了琴需要什么。

寒冬的夜无边无际。叔想起大会战那晚,琴螺蛳骨上那两条墨绿色的蜒蚰,叔望了望琴,看到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叔欲言又止。想说,又怀着怜香惜玉的柔软,怕说出口,象雨打芭蕉那样的摧残她。

叔不敢造次,小心翼翼地注视着琴,希望琴能适时地转过头来,捕捉到琴眼神里的空隙,仍后就能搭上话。这会,琴迷失在自己的世界里,对叔的存在置若罔闻,遗憾不声不响笼罩着琴,这时候的琴,对周围漠然置之,无可挽回地跟叔眼神里传递的答案失之交臂。

黄电影家的鸡窝和琴的床头隔了一堵墙,吹了一夜的北风也疲乏了,风声小了。琴不知是意犹未尽还是心有不甘,骑在叔身上悄悄地蠕动。沉沉醒来的叔摸到了一手屁股,肉花花的丰满结实弹性十足,叔一下子丢掉了睡意来了精神。睡足了精神的叔如虎似牛,琴抿着嘴,鼻孔里有节奏地发出上古的回音。破坏、撕裂、激荡、创造,叔和琴两个人把肉体释放的淋漓尽致。天色已经毛毛儿亮了,叔才有气无力牛喘着,滚到一边。

琴抖开被子,急速抽出毛巾,在叔眼前一抖。叔半睁着眼。毛巾上,三朵牡丹花一样的鲜血慢慢茵开,在三个圆点重叠的地方,血红鲜亮,隐隐闻出若有若无的腥骚味。琴握着右手,食指攥在拳头里。脸上流露出喜极而泣而又克制的激动。

叔也禁不住激动起来,不,不是激动,是感动和喜悦,叔翻转身,紧紧抱着琴赤裸的身体,把头埋在琴的两腿之间。琴的大腿紧紧地夹住叔的头,两个光滑的躯体在被窝里团成一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鸡叫三遍,叔起身的时候,看到琴别住蚊帐的别针少了一只,半边的蚊帐洒落了下来。叔周身周骨涌起一股潮水,把眼睛润湿了。琴的屋位于巷子一隅,静悄悄的,寒冬腊月,巷子里远远传来几声狗吠,天色朦胧,堆积着阵阵雾气,叔披着衣裳往家里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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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孽书压死书店老板

前年初春,我搭乘华航班机赴台北公干。波音机进入云霄后,因积劳而坠入梦乡。忽然耳际响起邻座两名男子交谈声,由于话题集中于香港文化界的一件奇事,我便告辞梦境,聚精会神聆听下去,那位老翁似系资深文化人,年轻人是个忧国忧民的文艺青年,两人突破代沟谈得水乳交融声应气球。

青:这个蕞尔小岛的香港,常常会爆出惊人的新闻。刚过了春节,报上便注销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被书堆压死的奇闻。青文书屋座落在湾仔克街一座旧楼的楼上,给人印象是乱哄哄的一大堆半新不旧的书,那个罗老板五短身材,胖嘟嘟,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成日正襟危坐在计算机、复印机、收款机的包围圈中,顾客到店里打书钉,从开闸钉到关闸,他也不吭声;香港的左派书店早已杜绝政论刊物如争鸣、前哨等,嫌它们招惹新移民阅览堵塞通道,可是青文却不嫌弃那些反共刊物及其读者,还有书店门口杂物架上陈列的文化信息,什么画展布告、新书简讯、社团活动之类的单张,统统来者不拒,所以我路过湾仔总要上去翻翻书,顺带帮衬买几本。那个罗老板,总是在看书,面色凝重,偶尔会同熟客寒暄几句,然而一提到太极拳,他便滔滔不绝。侧闻这家店铺名气虽大,但却负债累累。虽不是门可罗雀,也只是小猫三只四只。

老:青文书屋开在香港闹市湾仔,那里八百方呎的店铺,月租总在十万以上。一家临街的书店,每日付租三千三,以八折进货计算,一百元一本的书每天至少要卖出一百六十六本,这还不算员工薪金、冷气水电保险税费等等。香港是个商业城市,一般市民赌马铺草皮一掷三千元毫无吝色,但花一百元买本闲书却面有愁容。像三联、商务、中华那些以集团经营的左派官商,早就盖起几十层大厦,以收租补贴铺面开销,自然不愁无米下锅。苦就苦了那些小本经营者,为了挣扎求存,就只能向二楼、三楼搬迁了。大书店利润挂帅,不免媚俗,一进门总是摆着畅销书、字典、菜谱、美容、炒股指南、营商秘诀等等;小书店只能走文史哲路线,为大学文科生及关心国是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二楼书店也有经营成功的例子,九龙旺角有家田园书店,其黄姓老板是台大毕业生,他专售民运、六四、中共秘闻等书,还为流亡者提供自费出书服务,凝聚了一大群愤世疾俗的读者,生意做得热火朝天,仓库添了几处,还当上了香港出版人发行人协会会长……

青:那么青文书屋为什么日坐愁城、黯然歇业呢?据说香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如陶杰、胡燕青、锺晓阳、何良懋、叶辉、黄碧云、李国威、王良和、张小娴、锺伟民、马家辉、岑郎天、也斯、陈德锦、李 韡 玲都是青文的常客,以他们的地位与财力难道帮不了青文吗?

老:这就一言难尽了,要从青文的盛衰谈起。1972年,香港大学学生会举办了名为「文化节」的大型文化活动,其中有个项目是「青年文学奖」,旨在奖掖有成就的文学青年。翌年,港大学生会邀请中大学生会合办第二届青年文学奖,以后就设立了青年文学奖协会,至今征文举办了二十多届,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文化名人都是历届青年文学奖的得主,港府市政总署,艺发局也一直提供官方资助,以公帑津贴得奖作品结集成书,藉此鼓励年轻一代从事文学创作。这批青年才俊现在都已成为香港文化界的栋梁,有的在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有的主编报纸的文化版或文学版、书评版,更有些成为畅销书作家、报纸总编辑、大财团智囊等等……

青:既然有这么多富贵荣华的后台,青文为什么维持不下去呢?

老:文人通常是徒有理论,实际经商多数不妙。记得明报前任总编辑王世瑜有一句名言:「当教授可以赚取高薪,可以误人子弟,但是让教授去办报纸杂志或者经营一家书店,一定蚀得鸡毛鸭血。罗志华是1988年接手青文书屋的。当时他才24岁,其经营方针是走名人路线,给青年文学奖得主编印诗集、小说集、评论集,还承印《诗潮》丛刊,创办《青文评论》,又推出大部头《文化视野系列》。这些书刊,祗是在小范围流通,销量都不会超过二百册,那些得奖青年作家冷手抓个热馒头,自然十分满意,于是乎罗志华坐拥香港「文化界幕后推手」的盛誉,几乎每晚都有应酬,俨然文坛重镇。面子是有了,可是夹里却没有,正因为他贪图虚荣,活到四十四还娶不上老婆。平心而论,哪个女孩也不愿意嫁个日日有债主上门催逼房租、书款的空心大老倌,何况其貌不扬,一米五的身材又挺了个啤酒肚腩。「文化推手」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

青:我听说罗志华很会钻营的,在香港艺术发展局的业务年报上常常见到他领取大笔出版津贴的通告。

老:问题就出在这里,君子爱财,务必取之有道。这些公款,从短期来看肉头很厚,但从长远看来,便断送了他的性命!

青:此话从何说起?

老:香港回归那年,他向艺发局申请编印一本《香港文学书目》,称要整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已断了版的香港作家名著,这一专题正在艺发局文学委员会的规划之内,加上那一届文委会主席正好是他的老友张灼祥,于是大笔一挥批给他十八万元。他登门拜访香港文坛祭酒刘以鬯,一口一个老前辈,说得刘以鬯心软,便将箧中积存的四十多年剪报借给了他,那是刘氏编辑两家报纸文学副刊与《香港文学》月刊四十多年累积的宝物。既然文章都是经过这位香港作家联会会长精心批改过的,不必再予审编,就直接付印了。那年头印一千本平装书一万元就足够了,加上杂支也花不了两万元,结果九成公款落了他自己的荷包。书成之后,他又恭恭敬敬送样书到《香港文学》在摩利臣山道的办公室声称归还所借剪报,还掏出两百元钱,称是此书的「资料费」。刘以鬯耳目众多,早就知晓罗某申领了十八万公款而且已经核销,见这两百元不由得勃然大怒,鼓眼暴晴把他推出门外,连样书带二百元钱一齐扔到走廊。这件丑闻传遍了香港文化界。然而罗某公关能力一流,长袖善舞,把文委会两三个女职员哄得晕头转向,居然以法定机构的名义通知领津贴的老中青作家,要优先将公帑印行的文学书刊,交给青文书局发行。此后十多年,大约一百多个清寒作家都把青文当作自己的血汗结晶的总代理,青文业绩虽然欠佳,但书库堆得顶住天花板,原因就在于此。按香港的行规,寄售的书三个月就要结帐,卖不出的书半年就要退货,可是罗某只进不出,有等作家来催款,他总是推说书都堆在仓里,没功夫去翻寻,自己扭坏了腰不能干重活云云。总之,肉包子打狗——有去无还。有时货主态度强硬一些,他怕吃眼前亏,会敷衍着签一张二百元的期票,可惜多数作家是菩萨心肠,一听他说欠了半年房租便知难而退。

青:我不信香港作家个个都这般软弱可欺?一个文化奸商就无法无天了?

老:文委会每年有一千六百万定额资助分发清寒作家,他们多数是近二、三十年前从大陆来港依亲定居的。既无有钱有势靠山,又不谙香港法律,有机会领取几万元出版资助,印完书有点余额,自己还留下一、二百本样书,也就心满意足了,欠收的书帐原本是公帑,羊毛出在羊身上,也就息事宁人,不了了之。九七年前后,文委会三次共拨款近三十万元,资助老作家陈蝶衣印行三厚册《花窠诗叶》……

青:陈蝶衣是不是上海交响乐团总监陈燮阳的父亲?

老:是啊,他早年在上海滩为周璇写了几百首歌,一生写了律诗、绝诗、小令、长调等十万首,在九旬高龄得了这一大笔资助,自然心满意足。自己留下一批样书馈赠亲友后,便遵文委会规定,运到青文仓库,也就此杳无音讯。有挚友提醒他去青文结帐,那位忠厚的老人说:「十来年都不肯结帐,书店老板总有他的难处。算了,追也无用,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放他一马吧!」三册四卷1244页精印的诗集三千册,配有324页彩色插图,书价总值逾二十万,占了罗志华存货的相当一部份仓位,只能算是香港纳税人埋单了。

青:我听说是罗志华输了几场官司,是不是?

老:铺位租金积欠半年多,业主几次告到法庭都被罗花言巧语敷衍过去了,付一个月能拖几个月。最棘手的是两位北方来的作家,他们不信邪,连袂告到小额钱债索偿处。这个简易法庭不像裁判署和区域法庭可以拖宕几年,只要证据确凿,是即判即执行的。罗志华照例持拖字诀不肯出庭,但当他收到法庭信差送上门来的判决书时,才知道这次动真格了。他马上雇车把一房间的书运到九龙大角嘴一座工厂大厦十楼的一间分租货仓,也不推说腰疼了,对外则说是「租约到期,迁往九龙」云云。

青:我也看到青文门口张贴的这张布告,他可能打了个如意算盘,自以为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货还在,易地开张又是一条好汉。按香港法律,换个招牌就不必清偿旧债了。

老:讵料乐极生悲,他正踌躇满志要重起炉灶时,大祸临头了:岁近年关他去货仓点货,由于身材矮小,又懒得从上至下一箱箱倒腾,竟从底下抠书箱,说时迟,那时快,上面二十多箱轰然应声倒塌,将这个矮人活埋在书箱中。当日是年廿八,工厂大厦的工友们早已「收炉」各自忙着祭祖、买年货,空空荡荡的大厦渺无一人。到正月十二,一名大厦看更巡逻至分租货仓外时,闻到阵阵浓烈恶臭,满腹疑云,遂报警揭发此事。警方出动开锁专家开启两重门扇,但见尸体已严重腐烂。由于他是独身,老母与胞姐还以为他独自出外旅游,以至于尸身在廿多箱书刊下度过了长达十四日的春节假期。

青:倘若他踏踏实实做生意,不务虚名,不亏欠一百多位作家的寄售书籍,怎会有一满仓堆到天花板的存书,也绝不会死于非命被书箱压死啊!

老:青文的老主客马家辉在明报副刊专栏中说:「卖书者死于书堆中,这是一种黑色幽默」,马氏殊不知罗志华欠了一身债。举首三尺有神明,冥冥中自有天谴!

青:罗死后,葬礼还热闹得很呢!几家大报喧闹了好几天。

老:出殡那一日,有近百人到祭,在青文出过书的编辑、教授、作家都送了花圈,他们真的伤了心——再也没机会找个书店老板帮助印诗印小说了,当然他们不知道印书的钱都是那一百多位大陆来港作家的资助款,严格来说,都是香港财政的公款。

青:我却觉得罗志华是个聪明人,他得罪的一百多个穷作家无权无势,他们嘴巴小,然而他讨好、巴结的都是文化名人,都掌握了大报的发稿权,嘴巴大声音大,毕竟让他混了个死后哀荣!

老:在香港这样优越的生活环境下,没有战争、没有饥荒、没有瘟疫、没有政治运动,但凡肯吃苦,谁都不会挨饿。我看那些拣纸皮箱的老人都活得很尊严、很知足,罗志华只活了四十四岁,只怨他太重虚名,太会算计,他把共产党那套「打土豪分田地」的鬼蜮伎俩学得活灵活现,反其道而行之,劫贫济富,他借花献佛,自以为得计,最后得了个报应……

青:纸是包不住火的,还是这句话:你能瞒骗人们于一时,能瞒骗个别人一世,却不能永远瞒骗所有的人。这一阵互联网上爆出许多秘闻,例如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私下称无产者为「蠢蛋、恶棍、屁股」,甚至赞美奴隶制;列宁嫖娼患过梅毒,所谓十月革命乃是他收了德皇威廉二世八千万金马克的贿款与德方签订东线停战密约而收买海军发动的残酷政变;斯大林做过沙皇警察的网民;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江西两次被捕都出卖战友摇尾乞怜钻出狗洞……

老: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罗志华火化后,他的姐妹竟将那廿多箱压死他的书付之一炬,似为报「仇」,又权充祭品,这真是再次亵渎文化,有道是「敬惜字纸」,那些愚男女竟将人类文化的结晶加以毁灭……罗志华生前那么多斯文友人也不出面制止……

青:这就是人性弱点的流露,我们中国出了那么多坏人坏事,从上到下无官不贪,无吏不污,就是因为欺善怕恶的人太多,人人都想升官发财而置仁义道德于不顾……

 

我正听得津津有味时,飞机已降落桃园机场。在回程的飞机上,乘客鲜少,便抽空记下了这一席对话,以飨独立中文笔会的众多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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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正果:百年民国:从传统到现代的悲怆变奏——漫议李劼的历史叙述和人文关怀(中)

有关商周之际巨变的辨析可就此打住,在这个问题上,过分的实证性争辩势必与李劼一并陷入考据的泥潭。如果说李劼那一阵起跳前的晃悠已聚足了气势,那么真正值得他脚踏实地,踩出一条路径的领域则属于他所说的“晚近历史”及其有关话语英雄的叙述。

晚近历史是李劼多年来用力之所在,也是当今学界与民间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在以前的好几篇文章中反复提到过近年来大陆从党内到民间历史意识普遍觉醒的可喜现象,随着官方教科书及其相应的文艺宣传日益失去光彩而漏洞百出,从党校教授到民间独立撰稿人,从报刊网站到影视制作,很多有心人都在近现代中国史方面做着重新检讨的工作。这是党天下解体过程中一个伴随着的效应,也属于解体党天下有效的手段之一。世道在变,人心之所向在变,揭穿六十年“伟光正”的谎言,还原历史真相,已是今日众多的人文关怀者不谋而合的义举。50后的李劼虽生也晚,在这方面却别具“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锐。对这一段遭毛共话语糟蹋的历史重作梳理,进而为晚清民国诸子树幡招魂,于是便成为他撰写旧作《中国语言神话和话语英雄——论晚近历史》(“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之三,青海人民,1998年)及新着《枭雄与士林》两书的动力和宗旨。

流行的历史观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趋势向来一致看好,一统天下总是被讴歌为太平盛世,王朝的臣民不管过着多么猪狗不如的生活,只要皇帝的金殿上出现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就被认为是形势大好,值得在正史上大书特书。可以说,正是这种缺乏地方自主性的一统期待深入人心,致使挑战中央的地方势力始终难以壮大,几千年的王朝更迭演变下来,竟没有为民主体制的形成积累下一点地方自治的坚实基础。在李劼的历史叙述中,这一片江山如此多娇的黑风景成了他胸中的千古恨事。因此,在强烈地批评中央集权专制之余,他关注的重点转向了“晚近历史”,他试图在清末民初的巨变中探讨出有可能向地方分权发展的趋势。在《枭雄与士林》一书的开头,李劼即对联省自治的可行性作出了尽可能令人信服的论述。他的议论是雄辩的,综述是博洽的,他那种滔滔不绝的“隆中对”让我想起了一个名叫DéjàVu的美国电影。在我的眼前,李劼博客的网页现在就是影片中那个高科技装置“时空之窗”,而他的地方自治论就是跳入那窗户,追踪到事态变化的关捩点上,去抢救历史的追悔行动。

克罗齐深信,“历史学是以实在的个体性和具体性对实在进行的直观把握。”李劼说他“不再以理念为转移,从而也不再以寻找规律为然,仅仅以历史的人物和故事作为描述的对象。”(《论晚近历史》,页4)可以说,正是官方的马列教条和党史教科书造成的反动使李劼回归到传统的直观把握。或《世说新语》式的人物品评,或王船山《读通鉴论》式的纵横议论,在评枭雄而说士林的人物臧否中,他以纷然杂列的赋体笔法铺陈了一幅百年来政治演变和文化沧桑的写意长卷。该书无论从规模还是容量上来说,都堪称设想大胆而运笔恢宏。这样的尝试虽属草创,所搭的架构虽有待充实和深化,但从国内到海外,学院中还未见有人敢像李劼这样冒险去乱流中垂钓,不管多么掣肘也要捕一条大鱼。

阅读《枭雄与士林》这本书,你会感受到游击战或突击队一般动不动就袭击过来的议论冲杀,连珠炮式的人物类比明暗斑驳,光怪陆离,每当行文到偏激得让你受不了刺激的时候,突然就会冒出几句刀中肯綮的妙论,闪现一道拧开了历史症结的洞见。李劼并不是一个分寸感把握得老练的精雕细琢者,我称赞他的文字不用“才学”,而用“才力”,不用“学识”,而用“胆识”,就是要突出他那不嫌重复,不避繁冗,不揣鄙陋,总是在反复申说中汪洋恣肆侃下去的非学院操作,就是要强调他的创作力源自内心与头脑间充沛的贯通,而不是从文本到文本,靠引文的连缀来填充篇幅的饾饤补苴。就是凭着那一竿子捅到底的势头,他总要把话说过头,甚至说得特损,一直说到别人触摸不到的痒处或痛处。

毋庸否认,此书中有些偏激的言辞很可能会引起某些读者的反感,但也正是靠那种肆意武断的言辞所产生的力度,李劼让他的读者在不满和拒斥之余往往会受到振聋发聩的撼动。书写上的“先知者”大都具有敏锐的社会感应,他们在扶乩一样的奋笔疾书中所发的狂言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臆断或妄想,不如说是在一定的程度上被动地传导了集体无意识的涌动。李劼的很多放言纵论冥冥中似乎就传达了后毛共时代国人历史意识觉醒中信息混杂和思虑躁乱的状态,郁积在很多人心中的历史追悔情绪就这样通过他的笔端发出了众声喧哗的混唱。比如说如果没有孙中山为建党军而联俄融共,就不会有中共的壮大这一万劫不复的灾难等事后诸葛的假设,在一定的程度上就传达了近年来网上的诸多言论对这位“国父”大肆问责的声音。进入了这一语境的氛围,你再读到李劼加给孙中山头上的“流氓”帽子,斥其“上断改良之路,下启国共之祸”等说法,也就不感到特别突兀和多么逆耳了。就是在这种犀利的话语轰击下,受感染的读者不由自主地偏离了定向思维的旧轨,对晚近历史曾经可能的走势,又多了一条思路。

在李劼的这本新作中,诸如此类的“如果”式追悔尚有很多,究其原因,无非是百年来的党派残杀和阶级斗争留下了过于沉痛的历史教训,以致当代的历史叙述者多怀有逆反的心理,对武装革命常表现出极度厌恶的态度。包括李劼在内,当今历史叙述中很多激烈言论多已超出通常的学术讨论范畴,而泛化为某种社会怨愤的传声筒效应,所有此类博客文字的即时宣泄和随意挥洒,均可视为群体的历史不平感凭附在某个书写者身上的迷狂现象。就此而言,李劼的历史叙述尽管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但作为叙述者,他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被动地代言了群体的历史怨愤。这样的恣肆嘲骂极具快意恩仇的阅读效果,李劼为此而牺牲的学术代价在外界尽可以受到讥议,但于他本人则不失为一场话语狂欢的宴飨。所以我在为《枭雄与士林》所写的书后评语中宣扬此书:是投入学术黑龙潭的醉醒石,是撒向民间读书人的开心果。李劼总算实现了他早在《论晚近历史》中所立下的目标:“将历史从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交还给个人;将历史从教科书的刻意编码中消解出来,还原为生命。”(该书,页4)现在,在他的书写症状中,他这个个人终得以充分展示,而他的生命也从中焕发了异彩。

通观全书,我个人最欣赏的是李劼对所谓“群情”、“民愤”、“公议”等中国特色的“馊舆论”所发的诛心之论。早在谈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文章中,他就对当时朝野间的“清议”和一煽动即起哄的暴民作过响亮的鞭笞。无知才会无畏,暴民的暴力便来自他们的无知无畏。他们是帝制暴虐下养成的恶狗,是发出敌对行动的御用工具,没有唆使,便不知谁是可狂吠的对象,只是在他们把洋人视为朝廷的敌人时,他们对洋人的攻击才达到群情激愤的地步。李劼对暴民的剖析不难令人联想到大搞阶级斗争时期的革命群众,文革中的红卫兵,还有今日的愤青,乃至五毛党之流。更为可恶的是李劼称之为“清议家”的人物,他们“是一批朝廷恶少,坐在看台上给暴民加油,向洋人做鬼脸,在曾国藩脚下使绊子。……清者,无责任干系也,议者,信口开河乱说一气也。假如洋人爱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他们得拿出实力;然而中国朝廷中的这批清议家喊爱国,却只要随便论说便可以了。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爱国者,而只是爱国主义拉拉队;因为他们没有爱国之心,只是像逗鸟玩女人一样地玩玩爱国主义,逗逗天津的暴民。一旦大火烧到他们身边,他们保证溜得精光。”(《论晚近历史》,页149-150.)

为共产党所蛊惑的左倾文化人和热血青年,就是晚清的清议家在抗战时期的变种。在当时那种群情激愤的形势下,去街上高喊抗日的口号很容易,但若要不怕被指责为“汉奸”而发出缓抗日的劝阻,却成了难之又难的事情。在解析中共的爱国煽动如何获胜的一章中,李劼明晰地指出了中日两方军力对比的悬殊以及中国陷入的国际困境。同样是揭露中共利用抗日壮大自身的卑劣真相,在《谁是新中国》那本书中,由于作者爱国义愤之气太盛,又深受毛共话语的熏染,其长篇大论的批共文字便显出了十足的“共腔”,读其书未终篇已让人感到厌弃。与之相反,李劼则从汉唐已逝,华夏民族的阳刚之气大衰说起,抓住了中国人普遍的软骨头要靠嘴头和笔头来壮威的爱国口号病症。他痛批此类人“敦促他人御敌,比御敌本身还要理直气壮。于是,道德的语言暴力,最后在爱国狂潮中演变成了肉体的消灭。”(《枭雄与士林》,页43)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李劼的历史叙述再次展开“时空之窗”的抢救行动:除了替议和派叫屈,他还严加指责蒋介石没有效仿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把日军引向中国最险恶的邻邦苏俄。同样披露斯大林如何促使中国牵制日本的以邻为壑之策,辛灏年把蒋介石歌颂到让人觉得肉麻的地步,而李劼则率直批评蒋介石如何被迫地媚爱国之俗,以致实行冷酷的焦土政策,拿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去堵截日军的长驱直入。蒋的被迫之举之所以令人甚感扼腕,是因为国军的奋勇抗日和前仆后继在电影上看起来虽悲壮惨烈,事实上却正好为趁抗日之机充军力扩地盘的八路军打了堵枪眼的前锋。李劼向我们冷峻地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就是煽动大众高唱血肉筑长城,一直唱到国民党不得不把自己的部队拉出去筑长城。毛泽东当年高喊诸如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之类的调调,其潜台词就在于,请蒋委员长率领军民去用血肉筑长城。秦始皇喜欢筑长城,毛泽东也喜欢筑长城,因为都是用他人的血肉为自己的江山筑长城,何乐而不为?所以《义勇军进行曲》理所当然地被选作国歌。”(《枭雄与士林》,页43)

李劼剖析的“血肉长城策”是点到了中共厉害的一手,但置诸今日的历史叙述,这个“策”又不宜肯定得太死,不可把它渲染成神乎其神的谋略,事先定好的计策。我在有关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大庆的一篇短文中说过:“中共的革命历史基本上是一个不断求取幸存的历史,他们胜利得太侥幸,得意得也很可耻。”这一侥幸是侥了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幸,投了国内外局势阴差阳错的机。历史并无合理性和必然性可讲,曾经有过的战争更非演义上编排得那么符合必胜的逻辑。战争充满了随机的情境,中共的众多战绩都是幸存的选择逼出来的血路。更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血肉长城”战术的施用不只消耗国军于八年抗战,紧接着也致使国军溃败于四年内战。但关于毛泽东及其中共的革命话语在打败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李劼的议论却似有夸大,甚至不无本末倒置之嫌。什么叫“成王败寇”论?那就是胜利者获胜后运用已掌控的话语权所散布的权力话语。它是为修补当年的寒伧和缺失而事后设置的说辞,是为装饰获胜的丰碑而编造的革命神话。历史叙述者若以为“成王”在当年逐鹿时就已经凭强势的革命话语大获了民心,毛泽东仅靠几篇论文就在党内确立了领导地位,那就未免把打天下的事情和党内斗争的随机性事变想象得过于简单,而不自知其为后置话语所蒙蔽了。如果我们再来一次“时空之窗”的返回当年,去图书馆翻检那时候的报刊书籍,从文字图片中获得的印象也许适得其反:偏处延安的中共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作为话语权的掌控者,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的话语覆盖面要比边区的新华社广被多了。三民主义天天都在空讲,委员长的《中国之命运》到处都在散发,但那些话语不管宣传得多么强势,无论如何也起不了强壮国军的作用。他们最终还是败在了共军的人海战术之中,败在了骁勇多谋如林彪、粟裕之类将帅的鬣狗式围杀和秃雕式歼残之中。为赢得那场战争,共军付出的生命代价及其耗费的民众资源是非常血腥,极其惨烈的,真正身历其境而幸存下来的将士,大都因不堪回首而吞没了痛苦的记忆。中共不仁,以人命为草芥;中共英明,铸牺牲为丰碑。凡看过冯小刚电影《集结号》而有所领悟的人,我想都该知晓这个道理。邓小平所走的资本主义道路叫作“摸着石头过河”,解放军当年打老蒋,何尝不是爬过死人堆向前迫进?获胜后所散布的话语,不过给战死的枯骨贴金箔,为大地的疮痍盖锦缎罢了。种种后设话语,都是武装夺了权的善后处理,是暴力和残杀的合法化论述,一件件精致的“成王败寇”包装盒罢了。

与编辑过的毛主席著作言论相比,实际处事中的毛泽东被动和平庸的成分就要浓厚多了。是中共及其臣民平庸的配合,把一个平庸者纵容到如此荒诞的伟大。毛从来也没肩负过大统帅的指挥重任,他那个共党的中枢位置与其说雄踞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制高点上,不如说是仅领衔签署已起草好的电讯,以某种被搁置在局外的身份来协调局内诸重量级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别人都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情况下,趁人家无暇去发空论之机,他自己抓起话筒,做了一些能起到润滑作用的论说工作。只是在建国后,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越来越专享各自领域的权势,致使那签署文件的手常插不上手,主持会议的嘴更插不上嘴,手和嘴渐露出多余和空洞的窘态,伟大领袖才开始愤然于自己被闲置的落寞。手于是偏要伸进别人的领域胡搅,嘴更要对自己不懂的事乱说,不再满足于仅以领袖形象出现在大会和媒体上的毛泽东便与周围的实干家日益摩擦,频生冲突。冲突到最后,便爆发了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所谓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终的目标就是废掉所有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哪怕荒废所有的领域,只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只看他挥手,只听他张口,并全都一致向他挥手和张口,振臂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李劼的叙述写到后边,他甚至觉得用“流氓”称呼毛泽东及其一伙都高抬了他们,扫视七千人大会,他看到的竟是这等模样:“近看是一伙无知无畏的草莽,远看是一群史无前例的疯子。”李劼的速写何其传神!然而,如此低劣的势力竟然在有利的时势下获了胜。这不只是晚近历史对中国人的揶揄,恐怕也是这个民族自己的业报。连毛泽东本人心里都清楚自己的侥幸,曾经半醒悟半自嘲地引一句古人名言警告江青说:“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随着毛的著作霉菌一样铺天盖地,散发到全中国所有识字或不识字的人手中,毛的权力话语最后只化简成两个字,那就是“万岁”。

就在他大获全胜的峰巅时刻,毛隐隐感到一种被拥戴得过了头的恐惧:他那个伟大领袖的形象越来越与他现实存在中的个人分身而去,高大到要将他这个人的存在压倒的地步。林彪的折戟沉沙更激起了他的末日恐惧,他觉得,必须在临死前清除可能使他死后受辱的标志,制止自己被偶像化的趋势。因此他发出自毁其像的命令,要趁他还有一口气的时候紧急刹车,以免自己被制作成钟馗为他人守门和打鬼。一个拆除毛像的行动在严密的遮蔽下暗中展开,全国各地都放倒了大小不等的毛主席塑像。可悲的是,毛最终竟没能逃脱被制作成偶像的下场,结果连自己的尸体都不能入土为安,被动物标本般陈列在纪念堂作为党国的辟邪符和镇国之寳。纳西斯(Narcissus)因自恋而自溺,留下了主体殉情于自我幻影的美丽神话。毛则陷入了与纳西斯相反的荒诞处境,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外在于他的形象向他搂抱过来,梦魇一样使他窒息,然而他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自己陷入麻木,最终失身于他的伟大领袖的形象。

除了批判“愤情爱国”,李劼对汪精卫曲线救国公正的的理解与还原也值得在此一提。针对那些被称为“卖国贼”的人在当时为救国所做的事情,他从中抽绎出所有的“爱国贼”都不具备的忍辱勇气,进而给汪精卫诸人为国难掏大粪,替民族擦屁股的一双双脏手洗刷出了一定的清白。与胡志伟浮躁的“汉奸憎恨”情结相比,李劼的历史叙述具有明显的悲悯情怀。他之洗脏手而不惧弄脏了自己的手,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个人从事“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急务,的确有很多曲里拐弯的难处和尘封在暗角的苦衷,在事过境迁的今日,还是有必要都拿出来亮到明处,予以顺乎情理的理解和澄清。原来,“号称爱国的往往把国家弄得一团糟连卖都卖不出去,而被指责卖国的又却原来是最具爱国立场的。”所以李劼立论,有时偏要背离趋光向阳的通则,特意走向蒙上了历史积垢的灰色人物,从他们身上晦暗的色调中辨认出可供品鉴的精神光谱。

在他组建的政治—人文谱系上,曾国藩可谓他所选拔的诸多“文化角色”(cultural personae)中一个打开场的首要人物。这位自1949年已降,一直被官方教科书定性为“汉奸、刽子手”的人物有幸在80年代后渐渐恢复名誉,自岳麓出版社推出《曾国藩全集》,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投放书市,再加上蒋介石和毛泽东被披露为他的两大粉丝,最新编印的曾国藩家书和奏议一时成为比较热门的读物。李劼特意关注曾国藩,倒不是去凑书市的热闹,而是在他平生的事功上看出了由传统向现代顺势转型的某种可能。

persona是一个面具,一种人物类型,是被作为叙述者的代言人推上前台的粉墨亮相。李劼所憎恨的大一统天下一极是朝廷皇权,一极是被中共追封为“农民起义”的江湖暴力。曾国藩之所以被红朝教科书贬为刽子手,众所周知,是因为他率领湘军,鏖战江南,最终平定了洪杨之乱。从近年来披露的一系列太平天国暴行不难看出,洪秀全若真推翻满清坐了天下,必然是更加专制的恶性循环。在李劼的人物谱系中,这个把“西方最落后的形式和东方最落后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的魔头,被定性为蠢动的“身体”,被定位于溺人的“泥潭”,同时也被归类为毛泽东的原型,总而言之,被指斥为晚近历史上众枭雄最坏的根子。

从曾国藩在近年来的形象刷新可以看出,传统的价值序列正在新的层面上复位,中共所建立的革命暴力道统已遭到世人普遍的唾弃。李劼之赞誉曾国藩及其地方自卫武装,是着眼于曾国藩那种非江湖非朝廷的第三势力,是看重他链接江湖和朝廷的作用,是由他的赫赫功业看出了晚近中国地方自治的可能性和社会力量开始崛起的姿态。此外,曾国藩又是洋务运动的首创人,他的“采夷气”和“师夷智”而非“师夷技”的洋务上策,明显地表现出由传统创造性长入现代的转型方式,他可谓中国人在技术和知识上自觉接受现代化的开创人。他的没有被充分阐述的事功——也就是李劼所说的“曾国藩事功的无言意味”——所显示的可能去向,为李劼的晚近历史叙述延伸出了一条理想的虚线,尽管有国共武装革命那已成事实的实线沉重地压在那里,压得这条虚线断裂残破,似有若无,像一条湮没在沙漠中的细流。

李劼的勘探和复原使这条断流的虚线依稀浮出晚近历史的地表,也勾动了他重新发现民国人物的深情追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在政治和审美的序列上评说那些文化人的生命情调,比较它们的文化质量,也顺便抒发李自己的抑塞磊落的襟怀。正如他在《枭雄与士林》一书中所说:“文化首先不是通过文字承传,而是经由生命本身延续。因此,文化的繁荣与否,首先不在于著书立说的丰贫,而在于人物的精不精彩。人文环境的自由与否,也在于能不能出现千姿百态的人文精英。”(页38)在此书的下篇“人文图景精神光谱”中,随着背景由明转暗,人物的精彩在对比中苍黄反复,文化思想被现实政治拖入了难以分解的纠缠,文化人在新旧社会的遭遇遂出现了令人唏嘘的变化。

张显扬:他始终以宪政民主为念

图为朱厚泽先生(前中)在家中接待作者(前右)和历史学者史义军(后右)等

朱厚泽先生走了。他解脱了,不仅摆脱了病痛的折磨,而且摆脱了来自方方面面有形无形的压迫。他的灵魂飘忽远去,但他睿智而和蔼的面容,特别是他的宪政民主精神,将长留人间。后人一定会不断提起他。

厚泽先生当过各种大官小官,所到之处,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他真正为人称道,并且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是在中宣部长任上和被迫赋闲以后。

中宣部长,就像这个官位的名称所表示的那样,它的使命是宣传党文化,特别是党的独断的意识形态及其翻云覆雨的政策主张。简单地说,就是控制思想,钳制言论,因而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角色。但是,厚泽先生却是继胡耀邦先生之后第二位很少遭人诟病的中宣部长。为什么?因为他一反常规,主张以“宽厚、宽容、宽松”的态度对待人们的思想和言论。“三宽”,是他的一个创造,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言简意赅,影响深远。一个共产党的宣传部长,不以一党私利为念,而是旗帜鲜明地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实属难能可贵。

“三宽”惹恼了当局,加上八九“六四”的事情,他不得不赋闲,但他一如既往,以宪政民主为念。胡锦涛先生主政以后,提出“三民”主义,即“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厚泽先生郑重提出,应该加一条“权为民所授”。为政者的权力如果不是公民通过宪法授于,那它就是一个独裁政权。这说到根本上去了。没有这一条,其他三条,不过作秀而已。

厚泽先生写过的文章中,有一些是关于社会主义的。他认为,社会主义要成为顺乎潮流、合乎人心的主义,必须坚持两条。一条叫“为社会而主义”,一条叫“为民主而主义”。前一条针对国家主义,后一条针对专制主义。没有这两条,便不是人类所需要的社会主义。他所看好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宪政民主制度下才能实现。这是他积一生的研究、观察,得出的极富历史韵味的结论。的确,缺乏这样规定的社会主义,除了给人类带来灾难,不会有别的结果。

现在,厚泽先生走了。争取民主自由的队伍中少了一位富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少了一位不显山露水的深刻的思想家,实在是莫大的损失。要不是20多年来这样令人窒息的境遇,他本不该走的。

2010年5月9日

中国第十二案:丁玲(1971)

世界第十二案:阮智添——越南(1971)

杨恒均:民主与“面包”的关系——《论民主》系列之二

在“一论民主”里,我们已经回答了希腊的民主出了什么问题:希腊民主没有出什么问题,出问题的是希腊的经济。希腊政府要收紧经济政策,接下来要缩减工人工资,福利也要削减一些,结果一些民众不干了,于是就有一千多人上街游行,去政府和议会门前抗议,丢鸡蛋和石块,混乱还还造成三位银行职员意外死亡。

这一节,我们谈一下民主与经济,也就国家政治制度与老百姓餐桌上的“面包”之关系。我想先回到不久前写戈尔巴乔夫的一篇文章(《一位让人感动与感叹的共产党员》)。围绕戈尔巴乔夫始终挥之不去的是这样一个疑问,如果他的民主改革真的那么深得人心,为什么在他执政六年多之后,败给叶利钦,灰溜溜离开克里姆林宫?当时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他的支持率竟然跌到了10%以下。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吊起了民众对民主自由的胃口,却不愿意跨出最后一步。戈尔巴乔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民众却不知道他要把大家带到哪里去。在上台后的前五年时间里,由于锐意改革,他的声望如日中天。是他,给了苏联公开性,给了民众部分的自由。所以,当来自党内的极左派向他挑战,要夺权的时候,他说:“人民已经不同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得到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的判断没错,然而,他却想不到,如果代表民主派的叶利钦把这句话修改一下,也是没错的:尝到了自由甜头的人民,固然不会容忍失掉这些年已经到手的,可他们同样无法容忍迟迟得不到那些还没有到手的,包括追求民主的自由。结果,戈尔巴乔夫输给了叶利钦。

上面这个说法也是政治学者与历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因为他们知道,历史记录的伟人永远是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人类做出贡献的(华盛顿、林肯、甘地、拿破仑、曼德拉、丘吉尔、孙中山等等),你看到多少伟人是因为让人民解决了温饱而名留青史的?

可是,现实在海没有变成历史之前,还是很“现实”的。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普通民众更关心的永远是桌子上的“面包”,是经济。这一点我们在聪明的克林顿那里得到了证实。当他干满四年还不过瘾,又想竞选时,他遭到对手的攻击。为了回击对手攻击,他向选民喊道:“你是否比四年前过得更好?”答案是肯定的,所以,他再次当选。他的对手就闹不明白,这个当时已经传出无数绯闻、把白宫搞得乌烟瘴气的毫无建树的年轻人怎么在白宫一呆就是八年?“傻瓜,是经济!”——这是当时流传于克林顿阵营的口头禅,也是金玉良言。在民主国家能够拉住当时选民的永远是经济,不是政治。但能让历史和后来所有的选民记住总统功绩的,是政治,却不是经济。

“你是否比四年前过得更好”这句话并不是克林顿的原创,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底就被叶利钦阵营用过多次。当时他们就是这样对付执政了五年的戈尔巴乔夫。他们在辩论、会议和群众聚会上,不停地问大家:戈尔巴乔夫上任五年了,你是否比五年前过得更好?你们的收入增加了吗?你们餐桌上的面包更多了吗……

戈尔巴乔夫上台五年后,因为政治民主化改革造成的政治动荡,以及各地起伏不断的罢工,更多的是这个陈旧过时的经济体制积累下来的旧账,经济在下滑,民众餐桌上的面包在减少。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不懂经济的,他是苏共最高领导人中唯一从主管农业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对民众的疾苦更是深有感触,但他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政治改革入手。他早在上台之初就发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大毛病所在——所谓的公有制。他说,社会主义的财产是被主管部门随便浪费,说是全民所有,其实是“无主的”免费使用的资产……所以谁也不把它当回事。“在很多场合下,成了争取非劳动所得的来源”。当时是1985年,很少有共产党领导人有此清醒的认识:所谓公有财产,其实是谁都不拥有的、谁都可以贪污、挥霍与浪费的财产。

可问题在于,纵览戈氏传记与自传,包括他几位得力的经济智囊在内的著作和发言,确实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像样的经济改革。在已经解密的文件中,苏共高层很少提及当时唯一可以作为苏联经济改革参考的中国经济改革,当然,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也陷入困境,可总有参考价值啊。后来逐渐出来的经济统计数据更显示,戈氏上台时的1985年,是苏联建国60多年来,经济相对不错的时代。和中国当时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并不相同。

“你是否比五年前过得更好”这样煽情的问话把戈尔巴乔夫一下子边缘化了,也让人见识到民众的“无情”。其实,他们当然比五年前过得好,他们再也不会回到随便被枪杀、被送到劳改营的斯大林时代,他们拥有了公开聚会并公开表到对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满的自由,他们还拥有了罢工的自由,他们甚至可以选举投票了……这一切,仅仅在五年前,他们连想都不敢想啊。可是,当温饱受到威胁的时候,民众更关心的是确实是餐桌上的“面包”。历史虽然公正,现实有时却很残酷。林肯总统之所以受到万世敬仰,是因为他给了黑奴们自由。而当时,有相当一部分获得自由的黑奴,付出的代价却是当奴隶时有保障的温饱……

今天为什么谈这样一个很大的话题?有不少读者给我写信,说他们受我影响,试图向周围人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理念,可却常常受到周围亲戚朋友的白眼。他们得到最多的回应是,现在日子过得比以前好多了,什么民主自由,你们不要再折腾了。

读者在来信中说很不理解,有些向我抱怨道:中国人难道就知道吃饱肚子?我们真和欧美人民不一样?老杨头,中国可能真不适合民主……

我想对这些朋友说,你们做得没错,应该坚持下去。但那些人对你们的回应也没错,不要怨天尤人。俄国人和希腊人也希望吃饱肚子,这有什么不对呢?而欧美人和我们也没有多大区别。估计大家都看过当今民主制度三个发源地的历史故事:英国、法国和美国。在我们大陆读者阅读的文献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等等直接促成了现在民主国家的诞生,这没有错。但正如我前面所说,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们永远把眼睛盯着政治,无形中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例如,读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你会觉得,他们走上民主道路都是顺理成章的。启蒙者和思想家一下子就把民主和自由带给了那三个国家。

我想请大家回头去看一下,英国的民主运动、法国的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都是由什么直接引起的?答案很简单:经济。而且几乎都是在经济遭受打击时(例如英国要加征美国殖民地的税又不给代表权,以及法国的自然灾害造成颗粒无收,农民冲进巴黎推翻王朝等),民众的激情被调动起来,然后才有启蒙者和政治家们乘机举起了自由与民主的大旗,引导民众。你看,能够吊起广大民众胃口的永远是“面包”,而不是“自由”、“民主”这些不能当饭吃的东西。

可是,有人说了,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农民起义,就是近现代,揭竿而起的也不少啊,可结果呢?要就是换汤不换药,要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民国不如清朝,XX不如民国……那就是我想说的,自下而上的运动,在大家能够吃饱肚子,特别是“面包”一直在增加的时候,很难实行;而等到没有面包的时候,如果民众和精英并没有接受更先进的理念(如自由、人权和民主),即便自下而上了,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启示: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至少能够做到:坚持不懈的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理念……

当然,在“面包”还充裕的时候,是实行上下结合的改革,甚至自上而下的变革的最好时机,只是,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这个最好的时机,并不是没有危机和风险的,这需要有大担当的政治家,历史的伟人站出来。最终促使他们站出来的除了他们自身的因素外,更重要的依然是普通民众和精英们的民主素质: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没有?

所以,今天的第二个启示和第一个一样: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我们至少能够做到:坚持不懈的传播自由与民主的理念……

春  涧:拧开安全阀,尽快泻民愤——也谈杀童惨案

读了杨恒均先生《响应总理号召,我对杀童案的看法》一文,愤慨之余,颇感几分黑色幽默。所谓“深层次的社会原因”一针见血地说,不过是民怨沸腾,恶性喷发罢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中国经济跟全球经济接轨。以高增长,低民生的发展模式,成为国际资本的“爆发户”。然而,由于政治改革的相对停滞,导致官场的极度腐败,贫富悬殊极大,黑恶势力猖獗,社会道德日下,广大下岗工人、中老年农民工、以及成千上万被巧取豪夺地失房、失地草民,以成民怨沸腾,积怨成愤,瀕临火山喷发之势。到头来大规模动乱,玉石皆毁,后果不堪设想。如此危机,已不是世博会,奥运会的光环和喉舌们的“莺歌燕舞”所能够粉饰的了。

我想当务之急,除了全社会动员加强校园防患和幼童保护之外,党和政府要拧开,并且确保行政透明、司法公正、與论监督、上访畅通、以及《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自由和罢工自由等各道“社会安全阀”敞开无阻,让老百姓理有处说、苦有处诉、冤有处申、愤怒能通过合法渠道表达和平息。使任何体制下不可避免的民怨,能及时得到疏导和化解。对于行政无作为,特别是瞒上欺下、制造冤案、压滞民怨的贪官庸官,坚决问责。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像庄子所说的,橘子为何变质成为枳子,应从土壤和气候上多问几个为什么,而不能简单化地靠“严打”威慑之。早在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就说过:“民不畏死,耐何以死惧之”。那些绝望的怨民已是积怨成暴,丧心病狂,报复社会,一死了之,“威慑”的专政铁腕,只能扬汤止沸,无法釜底抽薪。并非治本之道。

近百年前,鲁迅先生就是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直至大国崛起盛世中华的今天,我们的孩子还要糟遇毒奶粉、毒食品、毒疫苗、豆腐渣校舍,以至无辜杀戮的种种横祸,万千母亲绝望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救救孩子”,哪一个有一丝人性的中国人能够冷莫无语呢?

古人云“哀莫过于心死”。我疾呼被金钱和暴力异化了的人性早日复归,呼唤宗教情怀和爱的甘霖,因为恶人比善人更需要爱的甘霖,爱的甘霖不仅能滋润美的花朵,还能扑灭吞噬人性的毒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