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怡:母亲,看你的儿子:《母亲》

 

从来没有人,像孤独的先知耶利米,这样咒诅自己的生日。

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耶利米是一个报丧的先知,他预言以色列的毁灭,呼唤族人的悔改。他因传递的信息,在国中受尽羞辱。所以他咒诅那些报喜的人。“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

按民间说法,耶利米就是不折不扣的犹奸。他甚至在耶路撒冷被围攻时,呼吁国人放弃抵抗,接受上帝的审判。按官方说法,耶利米的口舌,显然也犯下了煽动颠覆国家罪。

有人用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说信仰上帝的人,就等于“精神界的汪精卫”。民族主义的悲剧,是否认了高于民族的信仰,所以永远分不清耶利米和汪精卫的区分。而国家主义的悲剧,也因为缺乏高于国家的神圣价值,所以永远分不清秦桧和屈原的差别。

但耶利米又和屈原不同。他们代表着两类公共知识分子。一种是指控他人,一种是咒诅自己。屈原是举目问天,不是低头悔改。屈原咒诅的方向是庙堂,而不是自己。而耶利米劝诫、警告自己的国家后,不断发出人类历史上最揪心的哀歌。他说,“为什么没有使我死于母腹,好使我的母亲成为我的坟墓”?

如果我们所指控的事,所看见的罪,所遭遇的虚空,没有确定的、被扭转的盼望;先知就是一种生不如死的职分。不是被批评的人生不如死,是真正的批评者生不如死。十几年前,我读《胡河清文存》,这位才情耸动的文学批评家,当年跳楼自杀。两年前,又一位批评家余虹自杀。我不明白,不是人言可畏吗,为什么从来不是被批评的作家跳楼,反而是他们跳楼?后来我读《耶利米哀歌》,才晓得先知是一种高风险职业。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公共知识分子,要么是一个民族率先批评、就率先悔改,率先痛苦、就率先得安慰的群体;要么,就应该是自杀率最高的人群。不然,一切知识、思想,华丽言辞,不过是名利的敲门砖,死亡的买路钱。

存在主义是一种精神疾病。因为盼望若不存在,我就不存在。复活若不存在,生命就不存在。唯物主义者的软肋,是难以面对肉身中真实的痛,和真实的怕。唯物主义者的代价,是轻易消解了痛苦对灵魂的全面入侵。

所以面对哀家,我们常常劝他,不要哭了。因为我们连放声大哭,都承受不了。人们想快点找一个不用哭的理由,快点回到唯物主义的势力范围。反而是像耶利米这样的信仰者,才不怕哭得死去活来,不怕锥心刺骨的苦楚,动摇了灵魂的不动产。所以他像疯子一样哀号,“我为什么要出母胎,经历劳苦和忧伤,并且我的年日都消逝在羞辱之中呢”?

当有智障的泰宇,被关进看守所,母亲叫他尽力回忆案发现场。泰宇忽然想起幼年的事,说,“我5岁的时候,你想杀死我”。那一刻,我想起了耶利米的咒诅。前半段动人的慈母形象,经历第一次崩溃。母亲哭喊,说生活太难了,我是准备和你一起死。天真的泰宇,如鹿一样清澈的眼睛,又说,“但你是让我先喝的”?

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超越商业电影类型的杰作。韩国导演奉俊昊,用了悬疑犯罪片的外观,触及许多社会、人生的苦难。却像耶利米一样,没有把主要矛头,指向社会批判。反而深入到母性之中,去刺痛罪性。

多年前,看基督徒导演甘小二的《山清水秀》。一位姊妹说很难受,信仰是喜乐的,为什么要看这么真实的痛苦?我说,因为唯恐我们的信仰不够真实。

前不久也有一位姊妹,说前面还有希望,过去失败的婚姻,为什么还要去梳理?我说,因为唯恐我们的希望不够真实。

连许多基督徒,都不喜欢耶利米的信心。因为真实的信心,先把人拖回现场。在死亡的废墟上盼望,才是真盼望。在十字架上复活,才是真复活。在悔改中得赦免,才是真赦免。

所谓人性,就是在罪性中无法自持的爱。母性也一样。导演用冰冷阴暗的镜头,刻画一个爱儿子爱得尽心、尽力,却依然无法摆脱罪恶权势的母亲。后来,泰宇的母亲从一个收破烂老人那里获知真相,儿子的确误杀了人。这是母亲无法承受的第二次崩溃,她激愤之下,杀死老头,毁尸灭迹。

后来警方找到替罪羊,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母亲在同样青春的面庞面前,失声哀号。但她的懊悔,只是叫人死的懊悔,因为她无力说出真相,回归良善。这第三次的崩溃,使母亲心如死槁。

最后一次,是泰宇出狱后,对案发现场的记忆逐渐逼近了真相。母亲决定带他离开家乡,却在车站,泰宇忽然拿出母亲遗落在杀人现场的针灸盒,说,你怎么不小心掉在老头的屋里呢。

母亲彻底崩溃了,崩溃的意思就是地狱。她如躲避瘟疫一样,从儿子身边永远逃离。如果救赎不存在,母爱已不能持续,也不配持续。到此为止,母爱也是一种精神疾病。

导演一直埋伏着一个情节,是母亲神奇的针灸术。只要在大腿一个穴位扎针,就能忘记一切。泰宇5岁时,母亲给他们喝农药失败,她无法面对儿子,用这方法让泰宇失忆。在看守所,儿子记起往事时,她哀求警察,让自己给儿子再扎一针。她实在相信这是唯一的解脱之法。

所以在大巴上,众人翩翩起舞。母亲独自坐着,缓缓拿出银针,向着大腿扎下,然后起身,加入了他们。

电影开头和末尾,是全片最美的镜头,拍摄母亲如恶之花盛开的舞蹈。尤其当结尾,母亲加入众人的队列。导演强烈地暗示,这不过是众人中的一个故事。这世界都被扎了一针,这世上才充满莫名其妙的快乐。

耶稣曾在十字架上,望着一个门徒,对自己的母亲说,“看你的儿子”。又望着母亲,对自己的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他的意思是,流在十字架上基督的血,胜过了流在我们体内亚当的血。因为基督的血,是拿来赎罪的。不是这世界被扎,而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被扎。所以真正的盼望,就是灵魂的血缘胜过肉身的血缘。

灵魂的父母,也胜过肉身的父母。所以耶利米因他的国家离弃真理而哀哭。他说,没有恩典的人生多么悲惨,“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

泰宇的母亲是真正的寡妇,不是因为她失去丈夫,是因为她失去上帝。无神论者的意思,就是灵魂的孤儿,道德的无政府主义者。我们想活下去,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相信慈爱的上帝为我们死了;二是时刻准备着,让别人去死。

当耶利米这样受苦极深的人,说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时,谁能轻看这话语呢。为此,愿我和我爱的人像耶利米一样痛苦,免得我们像泰宇的母亲一样痛苦。

2010-4-13,母亲节前

杨  光:金正日绑架中国


金正日又访华了。他是上周国际小道消息的第一主角、中南海的第一贵宾。坐着世上独有的豪华装甲专列,不远千里,横行到中国。还是那个金正日,除了腿脚更笨拙、表情更迟钝、身体更衰老、心神更焦虑之外,其他一如旧贯。还是那副死德性:阴天戴墨镜,正宴穿便服;出访无预告,行程不报道;外交如幽会,言行如鬼祟;独夫走一遭,草木皆戒备。流氓就是流氓,哪怕到了做爷爷的年龄,仍然没个正形。
 
金正日访华之所以引起世人广泛关注,原因有三:第一,他来自于一个平常基本没消息、若有必是坏消息的铁桶自围之国;第二,一旦“成功”访华,他不定又会生出什么歪心思,弄出什么颠三倒四、神鬼难测的事端出来;第三,金正日本人是当今世上正在濒临灭绝、难得一睹真容的珍稀怪物。

这种怪物原产于欧洲,是上个世纪大动荡、大战争与大革命的特产。此怪物原分两类,希特勒、墨索里尼、佛郎哥为其右类,斯大林、铁托、齐奥塞斯库、霍查为其左类。怪种传入东亚,则左盛右衰。毛泽东、胡志明、金日成、波尔布特这一支,均属此怪种之左类亚种。这种怪物素来自称“红太阳”、“大救星”、“民族恩人”、“慈父领袖”,也有人称他们为“伟人”。伟则伟矣,人则未必,因为兽性过于充裕,人性是几乎丧尽了的。到了本世纪,怪种因屡遭天谴,已生态不适,大部凋零,渐渐沦为濒危物种。
非洲雄狮卡扎菲是早已趴下了,海湾强人萨达姆又不幸死掉了,古巴硬汉卡斯特罗终于病倒了,土库曼的尼亚佐夫“太阳”也已经熄灭了。如今,堪称纯种者,实所剩无几。北朝鲜的这盏小“太阳”,却还顽强地、孤独地照耀着那个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苦难国家。

 

可怪的是,从金怪物进入中国的那一刻起,本来人模狗样的中共大佬们也顿时变得鬼鬼怪怪起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用怪诞夸张的方式接待了金正日。
 
跟朝拜祖宗似的,九大常委总动员,一个也不准缺席。还做了专门分工:有的到东北接站,有的到天津恭迎,有的在内宫密会,有的在户外三陪。与几天前对韩国总统李明博的疏远怠慢,恰成鲜明对比。美欧日俄大国首脑来访,也早已见不到这种夸张的排场。如今已在国际舞台上日渐傲慢起来的中共当局,为何对金正日如此敬畏、如此买帐、如此手忙脚乱?党国最高领导集体一齐丢开国务、不理正事,围着一个金正日团团转、套近乎。这算怎么回事?一餐饭吃了五个多小时,撑死王八累死龟,真TM过分。简直如见神宾、如承鬼祭。即使有一千万中国人民集体上访,怕也不至于齐刷刷地惊动党中央全套班子。即使老毛从水晶棺材里钻了出来,接待真祖宗的规格,也不过如此而已。难道他金正日真是活着的“太阳”不成?
 
凭正常人的理智与经验,我们很难理解中共为什么见到这个怪物会如此激动、分外亲近。是从金正日身上,忆起了昔日毛伟人的风采,旁通了井冈山作风与西柏坡精神?因而有了一股群体返祖的野性冲动?还是久有凌云志,不肯放过这次“政治上学朝鲜古巴”的集体学习机会?
更加费人思量的是,金正日此时此行到中国有何贵干、意欲何为?与这种稀世老怪打交道,中金双方都闲谈些什么话题、交流了哪些“经验”、切磋了何等大计?

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金正日虽然天天嘴上反美,其实骨子里最艳羡美国;虽然表面上常常亲中,其实内心里最讨厌中国。这倒也并不奇怪。一般来说,流氓讨厌流氓。大流氓最不待见的,并不是真正的正人君子,而是那些曾经是同伙、半路改了行的半流氓。土匪挑战警察总是非常事态,二匪火拼才是日常事件。
 
1978年邓小平访问平壤,曾经当面责备朝鲜的“慈父领袖”金日成不拿中国的援助办正事。邓小平要求朝鲜追随中国搞“改革开放”,这让一门心思要搞“主体思想”、“先军政治”、“父子天下”的老金很伤脑筋、很伤面子,也很伤感情。据说,老邓曾指着老金的巨大塑像讥讽道:你们很有钱嘛,这尊金像从头到脚用掉了多少个亿?此后邓便有意冷落朝鲜,转而向韩国示好,做了一些薄情寡义、“亲痛仇快”之事。朝鲜也不含糊,立刻掀起了反华浪潮,在政治文件中公开批评中国,向人民灌输反华情绪,教科书里删除了志愿军和“鲜血凝成的友谊”,朝文里也尽剔汉字,就连中国视为头号面子工程的北京申奥,朝鲜居然也不支持。金日成的太子金正日,正是当年“反中派”的第一首领。
一个制度变了质、主义修了正的中国,一个富了就厌旧、阔了就翻脸的中国,比起美国日本韩国,更让金家父子愤怒和忌惮。更要命的是,毛后中国的迅速“崛起”又给了朝鲜人民、尤其是反对派人士憎厌金氏政权最强大的动力和最有力的依据。心胸狭隘的那两盏金太阳,岂能不对中国又嫉又恨?直到1989年中国遭西方制裁,两个难兄难弟才似乎又成了“亲密无间的战友”。不过,疙瘩已变成肿瘤,心中的阴影,已经挥之不去。
但是,金正日终究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为他手上没剩几张牌了。他的父王可以用尚未完全破灭的“远大理想”糊弄人民,可以在中苏之间来回挑拨、两面讨好。轮到他,国内国际都没有这种机会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他和他的王朝越来越玩不转了。这个世界留给他的活动舞台越来越狭小,苏东“太阳”竞落,亚非怪种凋零。若再按物以类聚、怪以群分的严格标准去选择国际盟友,他就只能落单。不幸中之万幸,传统盟友中国的当权者们尚在由怪变人的进程中进二退一,尚在怪物与文明人之间徘徊未定。金正日只能去攀这门亲,而且吃定了这门亲。
 

金正日的一生是孤独、郁闷、烦躁、苦恼的一生。他锦衣玉食,却吃不香睡不稳;他妻妾成群,但享受不到性与爱的真实快乐;他的身边充满了谀臣,看到的都是奴颜媚骨,听到的只有歌功颂德,但并不能让他感到愉悦;他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安全感,他怕外国人,也怕本国人,他不敢在不戒严的地方抛头露面,他不敢离开他的深宫超过一周,他不敢让国人知道他生了病,他不敢坐飞机,不敢会见外国记者,不敢让朝鲜人民到韩国中国访亲会友,他甚至不敢让他的人民打电话、上网络。
金正日的诸般痛苦,已在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色诺芬的《希耶罗或僭政》里有过精辟的总结。因为他的使命很艰巨:一是自己要终生独裁,二是要让他的子孙继续独裁。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号称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来说,终究名不正言不顺。当僭主并不那么容易,而且越来越不容易,搞不好就会人头落地。
至于朝鲜人民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这倒不是金正日的痛苦之源。不妨直截了当地说,他并不在乎。他或许希望他的人民一直穷苦下去,因为致富就要改革,改革就要放权,他不愿意;还因为穷人好欺负、好控制,他很乐意。他刚刚实行的所谓货币改革,就是新一轮的变相“共产”,他要从朝鲜人民身上再扒一层皮。可是,他失败了,他必须到中国寻求补偿,帮他挺过国内的危机。
金正日所选择的“道路”,就是对内把罪恶做足、对外把流氓做够。为了恐吓自己的下属和人民,让他们丧失反抗的勇气,为了在国际上显示他的辉煌存在,让外国人也不敢说三道四,他不得不隔三差五找茬、“搞事”,以便公开展示他经久不衰的作恶胆量和魄力。对于朝鲜人民,生杀予夺已不在话下,这个山河秀美的国家,这个文明悠久的民族,已经被他搞得一片狼藉、一塌糊涂,但这还不够。对于外国,他也要随心所欲,随意讹诈,绑游客、劫记者、印假钞、贩军火,只要是流氓干得出来的脏活,就没有他不敢干的。不久前,他刚刚给他的韩国同胞送去了一桩天安舰大惨案(这件事非金氏所为的概率大概不到10%)。这件事情做得太过分,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金正日也只能敢做不敢认。他必须拉上胡锦涛,帮他渡过韩朝冲突的难关。
 

对于中国来说,金氏政权是一张牌,可以用它敲打美日韩,换取他们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即人权、台湾、西藏问题——有所让步。大意是,中国以压服金正日不得大耍无赖之功,换取中共得以小耍无赖之利。但是,这样的想法其实很危险,因为这张牌并不好打。金正日是说话不算数的反复小人,今天愿意谈判,明天就能声称“绝不重返六方会谈”,今天同意弃核,明天就敢悍然核爆。拥有核武器是金正日死心塌地、坚定不移的梦想,即使造不出核武器,核议题也是他显示国际地位的唯一有效议题。金正日内心认可的外交规范,不过是拿威胁当筹码、以谈判作“斗争”。核武器就是他最大的筹码,岂能真心诚意放弃?中共永不可能掌控他,这张牌其实从来就不在中共的手里。
 
归根到底,金正日是中国的麻烦制造者。中共对他的袒护,意味着中国自愿接受了他的外交讹诈,那就必须承认他在国际上经常找点茬、闹点事的权利,也就必须以持续的、大量的经援与金援保障他金氏政权的稳定和安全,包括认可他传子传孙的接班秩序、并替他分担接班不顺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而支持这样一个极度糟糕的政权,无异于对苦难深重的朝鲜人民犯罪。有朝一日,朝鲜人民对中国的憎恶,恐将不下于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立陶宛人对俄国的憎恶。
所以,人们很难理解财大气粗的中共当局为什么要对劣迹斑斑的金正日毕恭毕敬,虽然此等怪物,确实奇货可居。以中国与金氏王朝之畸形关系的实质与远景而论,与其说是中共在利用金氏政权帮忙抗衡美国,还不如说是金氏政权利用不稳定的中美关系绑架了中国。这样一个政权,他能做出什么好事我们大概还能猜得出,他能做什么坏事却只有他自己知道。中共对金正日的姑息迁就与鼓励纵容,其最后的结果,大概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2010-5-8

余  杰:官员妙语一箩筐

我不愿“打橄榄球”,我喜欢“大合唱”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一篇民建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的访谈。成思危巧舌如簧地为中共的政协制度辩护,不承认“民主党派”是当局的“政治花瓶”。他说:“海外有些朋友问我,你既然是独立的党派,为什么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跟他们解释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打橄榄球’,一定要把对方压倒。我们的政党制度是‘唱大合唱’,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保持社会的和谐。要大合唱,就要有指挥,这个指挥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胜任。唱大合唱,就要有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成思危的这番表白,俨然是不以太监为耻、而以说谎为荣。所谓“八大民主党派”,确实是富有“中共特色”的制度创新。中共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实行独裁,又要戴上民主面具。五十年代,受中共“联合政府”宣传所迷惑的民主党派真心参政,却纷纷被打成不齿于人类的“右派分子”。读一读章伯钧之女章诒和所著之《往事并不如烟》,即可看到那些批评国民党不假辞色、傲骨铮铮的民主人士,在中共暴政下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非挥刀自宫不足以苟存性命。老蒋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因此国民党的统治尚吞舟是漏;老毛则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因此在共产党治下连沉默亦是犯罪。

“八大民主党派”的党章的第一条,无一例外皆为拥护中共的领导,这是中共为它们制定的“第二十一条军规”。一个政党既然要拥护另一个政党,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据说,民主党派在游说别人入党的时候,有人反问说:“与其加入你们,还不如直接加入中共,要当坏人也要坏到底,不像你们这样男不男、女不女的。”成思危以加入共产党的“大合唱”为荣,但他有没有想过:这是怎样一曲“大合唱”呢?且不说毛泽东时代八千万非正常死亡的冤魂,且不说“六四”血雨腥风的大屠杀,就在眼前发生的毒奶粉、毒疫苗和四川地震灾区的豆腐渣校舍等事件,罪魁祸首不正是作为乐队指挥的共产党吗?成副委员长倘若还有一丝良心,为何要参与吃人的盛宴呢?看来,太监当得太久了,渐渐就意识不到太监的身份了。

成思危说:“‘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这是我参政议政的座右铭。”此语堪称“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真话是说谎者的座右铭”。成氏何时“慷慨陈辞”过——当共军的坦克将手无寸铁的学生碾得血肉模糊的时候,当共军的机枪对着一无所有的广东汕尾村民扫射的时候,你“慷慨陈辞”过吗?成氏何时“鞠躬尽瘁”过——当西部地区的失学儿童高达数千万人的时候,当上访村一夜之间被警察夷为平地的时候,你“鞠躬尽瘁”过吗?

“虎父无犬子”是一句假话,“虎父”大都有“犬子”。成思危的父亲成舍我是近代中国报业杰出的开拓者,一生以说真话为己任。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因为说真话,成舍我险遭奉系军阀枪杀,也多次受到国民党的恐吓。他随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等来了台湾解除报禁又可畅所欲言的那天。但是,成舍我大概想不到他会有成思危这样一个不肖之子吧?假如老先生地下有知,定然会唾其面、批其颊的。

“盛世出国虎”

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周正龙,居然用粗制滥造的假老虎图片搅动中华。如今周正龙锒铛入狱,大大小小的“挺虎”官员、“十三太保”纷纷落马,陕西官场展开大整风,但尘埃尚未落定,民众依然困惑。

为什么聪明的官员们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在央视对相关人等的访谈中,我注意到镇坪县县长吴平的一段精彩谈话:“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如果不是现在太平盛世,就不可能有老虎的出现,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觉得是这样。”这名责任仅次于周正龙的当事人,当地的“父母官”,却没有被免去七品芝麻官,没有回家去种红薯,所受处罚仅仅是被“谈话”。对吴平的处理为何如此之轻呢?

吴平的“盛世出国虎”之说,让习惯于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感叹说,这个官员太会“讲政治”了。吴平知道“盛世”乃是官方的“主旋律”,便将老虎也拿来为“盛世”服务。虽然老虎是假,但他对党的忠心是真,这番话果然包住了乌纱帽。

共产党一向以“反封建”为标榜,其实它才是一个最“封建迷信”的政党。中共的大小官僚,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大都不忘烧香拜佛、沉迷算命气功。便是“两弹元勋”钱学森,也对“生命科学”和“特异功能”情有独钟。江泽民更是见佛拜佛,见钟敲钟,见庙下马。既然毛泽东时代有“芒果崇拜”,那么胡锦涛时代为什么不能有“老虎崇拜”呢?

在中国古代的正史中,专门设有《符瑞志》一项,记载前代或历代出现的祥瑞。祥瑞又称“符瑞”,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自然现象,如彩云、风调雨顺、禾生双穗、地出甘泉、奇禽异兽等等。向当权者服务的儒学认为,这些现象出现是上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政策的赞成或表彰。

周武王进攻商朝时,据说有白鱼跳到船里,有火焰降到武王房顶后化为鸟。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称帝的时候,据说有五大行星一字排列出现于天上。此后,几乎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个皇帝即位,都有祥瑞的出现。上有所好,下必从之,地方官员将发现祥瑞当作重要政绩,以之谄媚中央。于是,弄虚作假层出不穷,一个反向循环的情况出现了:越是朝政败坏的时代,祥瑞便越多。有鉴于此,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李世民告诫文武百官说,真正的祥瑞是搞好政治,是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他特别发布命令:凡是发现所谓的祥瑞,地方官员都不必向中央政府报告。

可惜,今天中共的统治,不像贞观之治,而像“苛政猛于虎”的桀纣统治。今天中国的统治者充满了合法性的焦虑,他们需要制造出各种祥瑞来自我安慰。老虎确实是祥瑞之一。古史云:“云从龙,风从虎。虎,阳兽也。七月而生,七者阳气成。故虎首尾长七尺。虎性威猛,常喻将帅之勇。发于忠义,非激而恕之也。历代以为仁兽。誉为嘉瑞。”古人又说,白虎乃是“君王有德则见,应德而至者也”。胡温的信心必须要由老虎来支撑。所以,假老虎便在中华大地上横行无忌。

在此意义上,此次搅乱大半个中华大地的假老虎,与其说是“周(周正龙)老虎”,不如说是“胡(胡锦涛)老虎”。

北京是个大浴室

中共的官员们变得愈来愈有幽默感了。从昔日僵硬如木乃伊的“马列主义老太太”到今天妙语连珠的新闻发言人,表明中共真正开始重视公关活动,这也是中共试图“与国际接轨”的举动。奥运前夕,各个部门的发言人更是粉墨登场,长袖善舞。其中,我个人认为,北京环保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杜少中是最有幽默感的一位。

日前,有国际媒体报道说,奥运前夕北京的空气污染没有太大的改善,CNN特意播放了两张几乎一模一样的照片:一张是一个多月之前在鸟巢外边拍摄,另一张是几天前在同一地点拍摄,它们同样是灰蒙蒙的色彩,在数百米外,鸟巢只能看到模模糊糊的轮廓。看来,尽管北京对车辆采取单双号限制出行、大多数工厂停产等强硬措施,仍然无法让“雾都”出现蓝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哪能在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内便彻底扭转过来?

对这样尖锐的提问,杜发言人倒是没有回避,他侃侃而谈地回答说:“能见度与空气质量有关,但不是能见度差就是空气污染造成的,还与天气因素有关。雾天、雨天、黑天都看不清鸟巢,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就像浴室里洗澡也可能看不见对面的人。”这段兵来将挡式的回答,让新闻发布会现场的中外记者们个个瞠目结舌,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人家问的明明是正常时候的情况,杜大发言人却瞒天过海、偷换概念,搬出了“雾天、雨天和黑天”来抵挡。而关于“浴室”的比喻,堪称二零零八年度的最佳比喻。既然整个北京都是一个大浴室,那么列国运动员如何在浴室中比赛呢?既然整个北京都是一个大浴室,胡总温总岂不天天都在浴室中洗免费的桑拿?

不过,也真难为杜大发言人的了,再厉害的一张铁嘴,也无法将灰色的天空说成是蓝色的天空。除非你让每一个来北京的外国客人都戴上一副蓝色的眼镜。虽然语言没有办法改变颜色,语言却可以转移提问者的焦点。既然秦朝的赵高可以指鹿为马,共产党的发言人为何不可以使用关于浴室的绝妙比喻呢?

杜先生或许入错了行,他本来应当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他如此娴熟地运用汉语,制造巧妙的比喻,比起为四川地震死难者代言说“党亲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的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王兆山来,又是技高一筹。所以,当局也算是物尽其用、人尽其能,让他出来承担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发言人的神圣工作。

从“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变成“平安奥运”,这几年来,北京对奥运的定位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偏移。这一偏移的背后,是一种彻底的无能为力感,是一种“过把瘾就死”的狂欢。

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

中国的官员们通常是好客的——对自己辖区之外的人不无谦卑有礼,对自己辖区之内的人则飞扬跋扈。中国的官员们通常是精通修辞的——他们比那些直率粗鲁的西方人更有文化,所以能够脸不变色心不跳地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美国新人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中国外长杨洁篪与之举行记者会。有记者问,两人的会谈中是否提到人权问题,杨外长是见过大世面的,这个小儿科的问题难不倒他,他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回答说:“虽然目前北京气温比较低,但我相信世界上看到笑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

当然了,希拉里在北京接触到的大都是官僚、富豪和警察,以及三自会控制的一家教堂里由警察假扮的教友。他们脸上的笑容都是“久经考验”的,都是职业化的。这些好客的中国人,或者腰缠万贯,或者颐指气使,个个都是“高等华人”,他们的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有尊严的,所以他们笑得出来。

而那些脸上没有笑容的人,统统被阻隔在高墙之外。希拉里在北京见到的惟一的脸上没有笑容的人,大概就是揭露艾滋病真相的高耀洁女士吧。年逾八旬的高女士曾长期被河南当局囚禁在家,经由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希拉里出面斡旋,才达成了访美之行。面对艾滋病泛滥的趋势,高耀洁能不忧心忡忡吗?她的脸上能有笑容吗?

北京的笑脸与云南的阳光相映生辉。云南看守所的一名普通囚徒李荞明,死于一场公安部门宣布的“躲猫猫”的游戏,由此引发了一场云南的形象危机。年仅三十九岁的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承担起了为云南“补妆”的重任。

伍皓是何许人也?是北大的高材生,是“六四”屠杀之后不久,受到江泽民两次接见的重点培养的“接班人”。同学的鲜血早已淡漠,而他的仕途则无比顺畅。从新华社记者到最年轻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果然是文采飞扬。他给记者发去一则手机短信,简直就像是一首情深意切的诗歌:“今天昆明阳光灿烂,虽有一丝薄雾,但是阳光依然跟往常一样,明媚地照耀着神奇美丽的云岭大地。云南的天空永远是最蔚蓝最清澈的。欢迎媒体朋友们多来云南沐浴阳光。”

可惜的是,“躲猫猫”而死的李荞明,再也不能沐浴到如此美好的阳光了。还有许多跟他一样惨死的以及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民众,也无法“分配”到这宝贵的阳光。他们在无边的黑暗中哀号,昆明的春风、丽江的流水,大理的古韵,就在他们身边,却遥不可及。而伍皓部长却可以好客地邀请大家到云南去玩。

杨外长引以为自豪的北京的笑脸,伍部长沐浴着的云南的阳光,温家宝在网络上举重若轻的民意秀,以及山西省省长王君在矿难之后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眼泪,堪称近期中国大陆版的“四大天王”最火爆的花边新闻。

香港演艺圈的天王们喜欢冒充政客,装出一副爱国者顶天立地的模样来。比如,成龙大哥最近便对圆明园的几个破铜烂铁在法国被拍卖而感到义愤填膺,恨不得施展他那无敌的功夫,到番邦去勇夺镇国之宝。大陆的政客们却喜欢客串演员粉墨登场,大小官僚的演技一个比一个高明,连职业演员亦望尘莫及。既然温总理有此嗜好,遂上行下效,官场如戏场矣。

然而,治国毕竟不是演戏。一场总理领衔的网络问答秀,能够改变当局封网抓人的事实吗?杨洁篪和伍皓的好客,能够让中外人士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吗?民气壅遏过甚,一旦怨毒之发,必定是“与汝偕亡”的结局。难怪媒体人凌沧州对温总理进言说:与其充当政治影帝,不如开放媒体。

这种香烟官员只是“偶尔抽抽”

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的一张在大会上讲话的照片,被网友发现了若干蛛丝马迹:他旁边放的是一包昂贵的“九五至尊”香烟、他手上戴的是一只价值十万元的江诗丹顿手表。很快,关于这名“全国最牛的局长”的其他信息一个接一个地被披露出来:据知情人士透露,周久耕的座驾为一辆凯迪拉克,远远超过了他的级别所对应的公车标准。

某媒体报道,据曾在江宁区区政府从业数年的公务人员透露,周久耕为人在当地被称为“讲义气”、“人很好”,并且工作能力一直备受推崇,他很可能是未来的副区长。“周久耕一直很受领导器重,本来领导有意提拔他到区领导岗位,就是因为做事不是很低调,所以在延误。这次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了。”

当周久耕成为网络名人、备受网民讨伐的时候,南京市纪委的有关人士不仅不根据此线索展开调查工作,反倒挺身而出为其辩护说,虽然“九五至尊”牌香烟是一千五百元一条的奢侈品,但官员只是“偶尔抽抽”,大家不必大惊小怪。而与周氏同样在江宁区政府工作的官员则表示:“江宁科级以上干部抽这种烟很普遍,没什么好炒作的”。

我们真应该“宽容”这些官员吗?可是,这些官员何曾“宽容”过百姓?一条“九五至尊”香烟的价格,是普通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工资,是北京和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每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五倍,是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生一年的生活费……在这样的对比面前,哪个老百姓不会感到义愤填膺呢?官员爱抽天价香烟以及对这种圣火方式的“习以为常”,足以显示:中共政权的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官员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中共的纪检和监察机构重重叠叠,有纪委,有政法委,有检察院,有反贪局。机构不可谓不多,权限不可谓不大,但所有的部门都在一党控制之下,自己监督自己,左手管教右手,其结果只能是敷衍塞责、自欺欺人。如果不是细心的网友从周大局长公开发表的照片上发现其抽天价香烟戴名贵手表的细节,周大局长一定还会青云直上,仕途得意。

而官僚系统对舆论监督的抵制也显示出权力的傲慢。“偶尔抽抽”堪称二零零八年中国官场最牛的语录:如果用本人的工资买此香烟来“偶尔抽抽”,周大局长当然但抽无妨;但是,一条香烟就抽掉了周大局长半个月的工资,他真会如此“大方”吗?他难道不必养家糊口吗?他抽的香烟究竟是不是用他的工资买的,人人心知肚明。轻描淡写的“偶尔抽抽”之说,表明纪委的作用不是反腐倡廉,而是为贪官污吏保驾护航。

官府不反腐,百姓便“自助”。网络时代,每一个网民都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每一个周久耕都是无处逃遁的“落汤鸡”。据报道,尽管当地纪委的官员公开发言包庇周久耕,但丑闻曝光之后,周大局长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到单位上班了,他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周久耕与南京若干房地产商之间的暧昧关系也逐渐浮出水面。网民虽然不能组建“民间法院”,但网络舆论足以摧毁周大局长的区长梦。

果然,不久之后,消息传来:周久耕被免职了,被逮捕了,被判刑了。

张博树:厚泽先生留给中国的精神财富

厚泽先生走了。他走的是这样突然。来台北前我和朋友相约到北京医院去看望厚泽老,虽然刚做完手术,身体很虚弱,但老人家精神尚好,还当着我们的面下地走了几步,坚持坐在椅子上打吊针。再往前推几个月,我们还曾一同去京郊一个健身场所游泳、谈天,知我不善水性,厚泽老还嘱我不要勉强。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如今斯人已去,我们在深切缅怀故人的同时,自然应当思考厚泽先生留给了这个世界什么,留给了中国什么。

朱厚泽是人所共知的前中宣部部长、贵州省委书记,以倡导宽松、宽厚、宽容闻名,人称“三宽”部长。厚泽先生还是中共党内民主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与李锐、胡绩伟等党内民主派老人一起受到社会的高度尊重。在我看来,就对现存体制的反省、对未来中国宪政改革之路的认知而言,厚泽先生是党内主张改革的人士中走的最远的人物之一,他对中国问题的反思是深刻的,对党国体制症结的认识是彻底的,对未来中国应该走什么路,认知是明确的、态度是坚定的。

去年纪念耀邦逝世20周年,几位朋友发起编纂《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就得到厚泽先生的大力支持,或者,更准确地说,厚泽先生本来就是这个项目的策划者之一。厚泽先生不仅全程参与了这本书的主题设计、作者遴选与邀请,而且自己也提供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全面改革的宣言书”,讨论、挖掘耀邦当年的全面改革思想。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厚泽先生还结合20年来中国社会演变的现实,深刻阐述了未来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篇文章指出:“我们对时代的判断要有新尺度、新标准。现在已经是21世纪。这个标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只能是民主、宪政、人权,这是人类的共同道路。”“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

由于厚泽先生的慎思、严谨,对自己的稿子总觉得不满意,这篇文章最终没能放进《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发表。现在想来,是一件憾事。作为这本书的主编,也作为厚泽先生的晚辈、同道,我想在厚泽先生逝世之际公布这份文献,是适时的,也是应该的,它是厚泽先生留给中国的宝贵精神财富,有助于读者了解这样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所思所想,了解一个党内改革者的认知和博大的情怀。

(2010年5月9日,台北)

姜维平:薄熙来其人(二)

结党营私 培植自已的势力

尽管当地官员,有许多人瞧不起薄熙来,连一些乡镇企业的老板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比如大连五湖轧钢厂厂长段世财就议论道,小薄不过是小嫩茬子,三年呆不上,就得灰溜溜地离开大连,因为没几个人真心支持他。但薄熙来绝不退却,他爹告诉他,战争年代,革命江山是靠流血牺牲得来的,实在不易,现在和平环境要想接班,必须从最基层做起,有了政绩,他在京城才好讲活。而薄熙来历经5年监禁,也耳闻目睹了狱中黑暗,狱老大之所以吃得开,除了上面有狱警的支持,就是自已心黑脸皮厚,拳头大。所以还得靠黑老大,给他找一批追随他的死党。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监狱,各个省市就是带编号的监区,范某邹某是金县这个地盘上的黑老大,他自己是老大上面的红老大,他对黑老大说,有老子摆平,你们还怕出问题?这时的薄熙来熟读《三国演义》,已是诡计多端,两面三刀,八面玲珑,一扫仕途,并无大碍,但黑老大告诉他,目前关健的问题是,尽快培植出一大批能死心塌地替自已卖命的人,为以后干大事做准备。于是,薄熙来不止一次地与小兄弟们讨论以上道理,尔后,在金县各个乡镇大力寻求发现所谓人才,他选中的第一批人有孙世菊,孙广田,王传志,李德和,刘宪茹,白玉祥,车克民,王业滨等,而对凡是与唐启舜陈某良等靠得近的人,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立誓十年后报仇血恨。为了控制这些小兄弟,薄熙来用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法,先故意搞出一些麻烦,让这些人身陷困境,再危难相助,抓住他们的弱点,逼他们感恩戴德,图报卖命。这一着棋与狱老大一样有效。

有一段时间,薄熙来下令大查当地非法集资案,一方面打击了不顺从他的“养猪大王”刘家奎,另一方面牵扯了副县长孙世菊的妹妹,因为农村多年来非法高息揽存情况严重,刘与孙二人都具有代表性,薄熙来下令公安局拘押了刘与孙,吓得孙世菊不得不求情干他,而他又装出义不容辞的神情,亲自替孙的妹姝解围,这样一来,比他大几岁的副县长孙世菊,便从此成了对其死心踏地服务的大姐,无微不至地帮助薄处理日常杂务,俨然成了他的“大管家”。

车克民也是一个被其摘走灵瑰的势力小人。他原为旅顺海军基地的一个志愿兵,文化水平小学六年级,退役后回到金县农村,老婆有点关系,托人求情进了县政府大院工作,因没有计术,只能当食堂厨师与司机,但由于对薄熙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又开车接送开来,又给薄家烧水做饭,从而博得了主子欢心,一个令,由工转干,成了司机班班长,后来薄又把他送他省市党校进修,提拢成科级处级干部,以至当上了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不过,车克民紧跟薄熙来的家人,象仆人一样全力以赴,没有自巳的感情生活,也很少回家,太太一怒之下与其离婚。

另一个死党的发现,更为荒唐有趣,金县三十堡公社农民传言说,薄熙来有一次下乡路过村边,看到一个赶马车的中年人用崇敬的目光向他行注目礼,这人虽是农民,但身板挺苴,目光深远,还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西服上衣,于是感觉此人气度不凡,一问名叫孙某田,正中心意,象天子偶与姜太公,立即下令让其先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后又提升为副县长,成了左膀右臂。

有一次,孙某田跑到大连开发区海青街道属下的一个桑那冼浴中心玩,与当地众多腐败官员一样,付费接受了妓女的性服务,不巧被派出所三个民警抓个正着。

开发区原名马桥子村,属金县管辖,但后来分离出去,成为与金县平级的新城,所以民警与孙不相识,就认真地拘留了他,他身为一之县长,又有薄熙来为后台,便大为不服,一边去派出所,一边争吵不休,一个民警朝他肩膀推了几把,还扬言:你咋呼个啥,嫖娼犯法哇!孙县长见了所长,毫不在乎,掏出工作证,使劲地拍在桌子上,大吼一声,老子是副县长!

所长不买账,民警更生气,说:你狂啥,俺这是开发区,你当金县副县长,该俺什么事!你也管不了我们。另一个民警说,嫖娼犯了法,县长也不行,俺们啥也不怕!

孙某田抓起电话,打给薄熙来,正巧他在办公室开会,扔下文件,马上赶到派出所,这下子把派出所长吓傻了,谁不认识薄一波的儿子?电视上天天露脸哩!但是三个民警也很惊讶:领导为什么是非不分。薄熙来不但保住了孙县长,还谎称是自已派孙下去查案的,找小姐是私下谈话。民警问,怎么谈话竟谈到床上,薄熙来大怒,骂民警不知好歹。。。。。。就这样,从此薄熙来网络了一大批吃喝玩乐的铁哥们。这些人肝胆相照,互相帮助,后来都当上了大官。孙世菊当了市政府秘书长,孙某田当了公安局长兼副市长,李德和当了工商局长,刘宪茹当了税务局书记,车克民当了安全局书记,王业滨当上了监察局长等。

投其所好,建了高尔夫球埸与紫阳楼

由于薄熙来真心实意地保护这批“金县帮”,所以小兄弟们对他死心塌地卖命,为了献忠心,他的部下在金石滩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入囗处,修建了开荒牛雕像,表面上是纪念80年代初的第一批拓荒者,但实际上当地人知道,薄熙来1949年出生,署牛,与共和国同龄,他最喜欢牛,上有所重,下有所送,这牛至今还活灵灵地屹立在大海边上。大连金石滩管委会主任王传志深知主子的爱好,自然匠心独运,不惜血本,投其所好,送其所要。

同样,薄熙来对北京高层领导亦极尽阿谀奉承之事,80年代中后期,赵紫阳当国务院总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还有许多高干子弟当了老板,也热衷于这一贵族休闭运动,薄熙来为了往上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就鼓动个体户,原在丹东商场卖彩电起家的任运良夫妇,在金石滩圈地创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依山傍海的金石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并多次邀请王震的儿子王军等达官贵人来此搞各种名目的比赛,还亲自跑到邓小平,赵紫阳等干部家里,低声下气地游说他们成行。。。。。。他知道邓小平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就在赵紫阳身上打主意,命令金州的手下死党,在海边斥巨资修建一栋豪华的小宾馆,叫“紫阳楼”,他对一个管委会的领导说,小平来不了,总理来也行呀。把上面整明白了,省里市里那些王八蛋,根本不用理!

后来不仅赵紫阳来过,江泽民来过,其它很多中央领导都光临过金石滩,有的休假,有的视察,薄熙来成功地凭借高尔夫球场拉开架式,向上级展示自已的政治才能与开拓精神,不仅争得了国家银行货款十多亿元,用于炒地皮盖大楼修公园,种草植树,大搞形象工程,而且主动向太子党们送项目,工程与利润,感情投资到了位,为日后步步高升做好了准备,尤其是薄熙来的太太谷开来也以律师咨询为名,参与一些项目的论证策划与中介,从中不费吹灰之力,大捞巨额钱财,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的岳父谷景生则常年免费住在金石淮一家豪华酒店里,由《东北之窗》杂志副总编宋某龙代写所谓《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由中共郑州党史研究室提供赞助。吃喝玩乐,怡养天年,名利双收。

建农民铜管乐队,进京造声势

为了让北京的高干们欣赏自已的才能,薄熙来又指令金州德胜乡组织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一个姓林的所谓农民企业家被其破格重用,政府与企业不惜巨资,从北京请来音乐演奏家手把手地教这些农民操管吹打,又打通大连以至北京新闻界大造舆论,把这支队伍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薄熙来企图利用文艺表演吸引京城的眼球,进而关注名不见经传的金县,因为他知道,自已是处在一个乱象纷呈人人表演的时代,他要当一个成功的政客演员,首先必须有一个舞台,而金州农民铜管乐队便可发挥巨大的作用。确实,薄熙来做为一个政治戏子,适应了这个时代,通过铁的手腕,肮脏的交易与精彩的表演,打败了陈美良以至唐启舜等政敌,伴随着乡下农民的铜管乐声,开始向下一个台阶进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大连当地一个记者形象地说,是德胜乡的土包子把他吹进了市委。

那时,我已由大连日报凋入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市委书记是胡亦民,{后换毕锡桢},副书记是卞国胜,于学祥与傅万忠,从省纪委书记贬为大连市委副书记的高姿,只任职很短一段时间,他因与省科委一女子有染而受到处份,下派辽河油由当党委书记,这些人当时对薄熙来步步高升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无一人具有市长魏富海,副市长唐启舜等人的洞察力,大家均认为,建铜管乐队表明小薄没有大的能力与野心,依他的条件,只能抓抓文体娱乐,搞搞吹吹打打,不适合主持大局,所以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不止一个领导对我讲过,小薄不容易,做为一个高干子弟,在这里下派锻练,吃了不少苦,他不懂农业,也不懂经济,玩玩文艺,吹吹铜管,正是发挥自已的特长嘛!言下之意,不必看重此人。甚至有一个副书记对我说,他再干上三五年,镀上一层金,就好走啦,比如广州啦,深圳啦,上海啦,找更好的地方,当更大的官!再不就在国家部委任个职也好。总之,看透他的本质与野心的人不多。

走政府系列受阻 险些翻船

最先,崔荣汉承诺薄一波,拟通过政府这条通道,把儿子一步步地提拔上来,但第一步不想就梦断在大连经济开发区,上级任命薄熙来为副书记,但遭到大部分官员的抵挡,以至他灰头土脸只能退守金县待命。这时,他的反对派,常务副市长宫明程等人向他发起了猛烈进攻,使他险些翻船。开发区的创业者大都是从市委市政府调去的官员,也有部分外来户,他们不欢迎薄的主要原因是,继深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急需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专家,懂得“七通一平”,工程设计的技术官僚等,他们急需人才内行专家对开发区进行规划论证与建设,而薄熙来显然不适合这个环境,有人甚至认为他抓宣传工作或许还行,但主管宣传部的于怀江也不喜欢他,特别是第一批舍家撇业扎根开发区的干部,在唐副市长的关照下,互为默契,共度难关,一块排斥他,使他成了无人领导的挂名副书记,而恰恰班子中又无一个好朋友,所以当王传志,刘宪茹等几个机关小职员,在走廊见到他打个招呼,点点头时,都令他受宠若惊,终生难忘。后来这两个人都在他高升大连市长后得到了破格重用。

前进受阻,后退无路。80年代中期薄熙来惨遭滑铁炉。金州的干部以陈某良为首,在市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也在其背后落井下石,向他发难,大家以薄熙来不懂农村工作与乡镇企业经营为由,批评他整天背个相机东游西逛,一会搞农民铜管乐队表演,一会建什么关向应广埸,再不就搞什么美女模特学校等等,他们说,这些花架子既不能使田里长庄稼,又不能使金州的乡镇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而且劳民伤财,百姓厌恶,所以数十个地方官员联名上书市委省委告他,建议有关部门调出此人,另做安排。与薄熙来同时从北京来的张某某脸皮簿,立即自行要求到市属某企业工作,从此淡出官埸,但薄熙来另有绝招,他派年轻貌美能说会道的太太谷开来四处活动,对一些地方官员展开“妇人外交”,这个公关能力很强的女人,先求情于市委书记毕锡桢,但没被理睬,毕书记是一个循规蹈矩,坚持原则的人,他绝对不会喜欢薄熙来这样华而不实的公子哥,但碍于薄一波的权威,又不便赶他离连,就叫她去找副书记高姿,高书记很忙,秘书刘晓滨让他坐等一个钟头冷板凳,尔后才由高书记出面接待,假如高亦把她拒之门外,薄熙来的仕途可能就此完结,但悲剧恰恰产生于高某人性中的善良与心软,他做了故事《农夫与蛇》中的农夫,并被女人的眼泪迷住,当他耐心听罢谷开来的苦诉,又在脑诲中闪过那些告他的上诉信的内容,虽然凭借他多年在省纪委任职的经验,他判断材料属实,薄熙来的确不适合当官,特别是当农村县城的父毋官,但问题是,关健之时救人一把,胜造七级浮图,高姿出身干辽宁省抚顺市一贫寒之家,文革中因协助过落难的老干部全树人而后被其提拢重用,在李贵鲜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时曾任省纪委书记,但后因天性好色,生活不检点而被下贬任职于大连,这时或许高姿除了行善,亦可能同病相怜,才温情细语安慰谷开来,并答应帮助薄渡过难关。随后他召见了薄熙来,并把金州,开发区等相关干部找来,耐心协调,引导,奉劝大家从大局着眼,宽容薄熙来,这才使他转危为安,但此后不久,高姿被与其有暖昧关系的女人之夫书信告发,受到了记过降级处分,再次贬任辽宁盘锦辽河油田党委书记,所以金州官员再次告发薄熙来的风波卷土重来。

请人打立柜 耍赖不付加工费

继高姿之后,原辽宁省委书记许少甫的秘书卞国胜,由辽阳市委书记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主管纪检监查工作,虽然表面上他是二把手,但由于其特殊背景,连毕书记也让他三分,可见其权倾一时。这时一封举报信又放在他的台面,使他震惊而又颇费思量。此前这封发自金州的控告薄熙来的信,已经一把手批转于他,精明的卞书记一看便知,这封信肯定已被下面的纪检监查部门的人看过,并查证属实,只是老谋深算的一把手不好办,才推给他。他便再次批给具体办案的人下去查,得到的答复果然证明了自已的判断。

那个时候,大约是1988年左右,金州有个木匠很有名,为薄熙来家打做了一个大立柜,三开门的,原木色,还用了三层板,上面刷了时髦的亮油,当时这个家县的款式很风行,薄熙来住在金州区,由陆军士兵站岗的一个部队大院里,太太常年很少来看他,他经常由部队的交换台与其通电话。据接近他的消息人士称,薄熙来对木匠说,为迎接老婆来看他,赶造这个家具,连工带料共200多元钱,这个价码当时已是公平,薄熙来在完工后以质量不合要求为由拒付上述款项,使木匠十分恼怒,故不知通过何人写成材料,将此事告到了市纪委,有人怀疑是县委书记陈某,但薄熙来后来念念不忘,查找十多年未果,但对陈的报负没有减少一丝一毫。

卞国胜与高姿不同,他是一个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不一定仅仅出于善良与宽容,而是出于仕途考量与职责,他读过上告信与查证材料后,亦决定放薄熙来一把,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事给自已在北京高层树敌,假如他回家向父亲薄一波告状,老爷子再通过省委讲他的坏话,对他下一步的仕途晋升不利,中组部有意调他到青海省任更高的职务,他正在权衡。再说,既便赶走了薄熙来,他爹也会换个山头安排他,说不定这年轻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我还用得着呢。但不论怎样,这笔钱在当时数额不小,若算受贿罪也不轻,所以放了他也应当叫他领情。于是卞书记召见了薄熙来,他一口一个卞叔,叫得很甜,笑得满脸谦和,高大的个头弯得象个虾米,看了信件并不惊恐,只是连声认错,说自已离婚后被前妻纠缠,经济上一直不宽裕,不是不想付账,而是暂时囊中羞涩,等回去后立即清账道谦。就此,卞书记原谅了他,又在关健之时,救了他一把。

当时,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新闻工作,与卞的儿子为大学同窗,太太原在辽阳市政府外事办做译员,与卞书记工作上有过交往,所以我经常可以去他办公室聊天,有一次他谈到上述有关薄熙来情况时说,这件事查证属实,但我想,做为一个北京高干子弟,从大城市来到大连这个小地方,人生地不熟,艰苦创业,从基层干起,不仅要摆脱前妻的家庭纠葛,而且还要顶住地方官员的嫉妒排挤,这很不容易啊,所以占点小便宜,固然不对,但也不足严责。我注视他的眼晴,感受到这位副书记对人的宽容与包涵的感情,但我还是表达了自已的看法,我认为既然来到农村基层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应当廉洁奉公,借权势占木匠的便宜,是索贿受贿,敲诈勒索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原谅。卞书记也说,我已经批评了他,但你想想看,崔荣汉推荐他来大连,他在金州干了几年,总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得罪了那么多人啊!说完,他在办公桌前站起身,走到窗前,久久地朝外面望去,面目表情凝重深沉。我理解他作为中共体系内官埸一员的尴尬处境。

开联欢会,与薄同台表演

1988年,薄熙来经过5年努力,终于获得提升,由金州区级干部调到市委宣传部任部长,还当上了市委常委,远离了那些厌恶他的农村基层干部,但对中共大连市委官员来讲,他们第一次有了危机感,可能由此时起,他们不再相信大家共一认的,他干几年镀一层金就会走人的传言,因此大家于他的关系发生了徽妙的变化。三个副书记,即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都变得警觉紧张起来。

大连新闻界为薄熙来举办了欢迎会,我印象中是在市委办公楼北院小礼堂,由大连电视台台长李宝侠主持,薄熙来穿一件蓝色风衣,眼大体健,谈笑不止,显得风度不凡,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于学祥也参加了聚会,由于我与于书记的秘书林书彬颇有交情,所以会上,于书记与我多有私下交谈,主要谈了有关报道的事,会上还进行了即兴文艺表演,李宝侠曾任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任过我的上级,与我较熟悉,就提议由我朗读一首诗,我推辞不掉,便朗诵了已故诗人郭小川的诗:

树上的百灵美在嘴

山中的老虎美在背

我们这一辈

美在内。。。。。。

大家拼命鼓掌助兴,包括薄熙来在内,笑得象个大孩子。但我想他未必能听懂我的用意,实际上我在用这首诗提醒薄熙来,到基层工作,贵在实干,既便是在市委宣传部,也不要搞表面文章与花架子,,应当注重实效。但似乎薄熙来这个人并无悟性。或许在其内心深处,根本不屑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何况它发自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接下来,辽宁日报大连记者站长刘镇源清唱了一曲《北国之春》,引起全埸大家共鸣,然后由薄熙来唱了一曲《我是一个兵》,显然他相当紧张,唱得太快,节奏零乱,歌词不清,声音亦太低,但新来的部长能够亲自唱歌,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热烈鼓掌,把欢迎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都希望他做为一个学新闻的当过研究生的干部,以后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上任一个月,撤换了处级四个干部

由于我与王志强等人是大学同学,个人私交很密切,所以经常去宣传部做客,他当时任外宣处处长,还有王心雄等任职于理论处以及其它几个处或办公室,因此我的消息很灵通。大家告诉我,薄熙来上班没几天,就凭个人直觉与喜好,把一些干部撤了职,根本不与组织部门打招呼,也不与其它副部长商量,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机关大搂。

有一个司机工作勤勤恳恳,不象一般的机关内勤,养尊处优,懒散骄横,但有一个毛病,给新部长开车时,热衷于了解薄熙来的私生活,那时谷开来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很少到大连探亲,他任宣传部长之后,谷开来感到脸上有了光,多次乘机抵连与先生相聚,这位司机天性好奇,接送谷开来时爱寻根问底,使他们十分恼怒,特别是他们夫妇小别如新婚,难免讲一点怕人的私房话,便用英语交谈,司机很生气,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讲什么,就偷偷进了英语班学习,不料有个拍马屁的干部,把此事告密于薄熙来,他向来把阶级斗争的弦蹦得特紧,便怀疑有人暗中指使司机监控他,就设法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排斥这个人,他发现司机与四个处级干部多有来往,又习惯于午饭后打扑克,立即以整顿纪律为由,在一个午后召开的全部人员大会上,忽然宣布这些人立即下岗,其中一个人,是办公室副主任姓姜,女性,对他平时不太恭敬,立即就地免去副处级干部,把她吓了一跳,也把她气得要死。有一次已调到大连教委任职的这个性情泼辣的女子对我说,薄熙来没有组织原则,想撤别人的职,最起码要与其它副部长以及组织部干部处沟通,但他根本不经过这个必要的程序,仅凭个人观点发号施令,她本人是受害者之一。多亏被撤职后她有点社会关系,调离了宣传部。那个原本是科级干部的司机,最惨,被撒职后只好停薪留职自谋生路。其它的人大都类似。

其实,组织部与宣传部仅为一墙之隔,薄熙来如同在金县一样,根本不把同僚放在眼里,他下令撤了四个人的职,是杀鸡儆猴,立即宣传部的干部一面倒,这些惯于看风使舵的人,立马用最华丽的辞句吹捧薄熙来,纷纷围着他转,把他当成了皇帝。他们把薄熙来喜欢的人,全部安排到了报社,电台,电视台与杂志社,出版社,谷开来也成立了所谓文化民俗研究所,一方面吸引老板赞助,一方面网络人才,安插亲信,排斥异己,他们喜欢的人,都占据了好位置,连大连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作家协会等群团组织的主席职位,也纷纷占领一空。总之,薄熙来深知舆论先行的重要性,便拉开一个很大的架式,首先为自已日后仕途的发展,准备意识形态领域的人才,他还大造声势,利用众多阵地,连篇累牍地炒做金县经验,为下一步高升奠定基础。

六四事件,险些打碎太子党的美梦

至今六四事件过去了20年,当时有许多内幕还不是很清楚,但有一个情节是共认的,包括薄一波在内的老人党,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达成了共识,决定动用军队坦克残暴地镇压北京的民主运动,而身为太子党的薄熙来,自始自终坚定地站在父亲薄一波一边,既站在专制独裁者一边。他的父亲薄一波愧对恩人胡耀帮,因为正是胡主政时,果断地为其平反了所谓“山西61人叛徒案”,使其东山再起,也使其子薄熙来日后才有了出头之日,但薄家两代人都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为了升官发财保住权力,可以出卖灵瑰,朋友,良知,这一点从以下情节又可加以佐证。

六四期间,谷开来大都在北京,薄一波的司机拉她上街办事时,不幸被戒严部队士兵的流弹击中身亡,谷开来安然无羌,因此照理讲,他们应当恨主张戒严镇压的邓小平,但恰恰相反,薄家父子冷漠地对待司机之死,却认为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应当大义灭亲,坚定地站在党与政府的一边。而失去权力的赵紫阳,己不是总书记,薄熙来立即下令黑石滩的紫阳楼改名,令当地百姓惊愕,人们说,名改了,但这一切不能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呀。

我还记得大连著名的“海碰子”工人作家邓岗给我讲的故事,六四期间谷开来到大连,邓刚等人去周水子机场接她,因为那段时间,谷开来附庸风雅,愿意与文人墨客为伍,所以邓刚才有这个机会,后来邓刚对我说,她下飞机后,拉住邓刚失声痛哭,一边哭天抹泪,一边讲叙北京血案。。。。。。显然那一刻她做为一个女性与北大法律系毕业生,还良知未泯,但在见过新任宣传部长薄熙来之后,立即变得冷若冰霜了。后来,邓刚也不再覆述这段亲身经历。

薄熙来对在金州结交的哥们说,如果邓小平不果断平暴,把这些反革命分子杀光,抓起来,我们这些哥们怎么办?我们能上去吗?接近他的人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薄熙来在六四前后,每天都与其父长时间地通电话,跟踪了解北京政局变化,他最担心的就是学生推动的民主运动获胜,因为那样中国民主转型成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将会改变,薄家父子将退出历史舞台,可能还要被清算与追究官倒的刑事责任,所以,薄熙来从切身利益出发,坚定地执行邓小平江泽民的平暴决策,他在大连的新闻出版界,开展了一场运动,严肃地毫不留情地清除了一批同情学生的异已分子。他还坚持地赞成把“造谣大王”萧斌判重刑。

他下令把凡是参加游行示威,支持学生的编辑记者全部调离,有的还记入个人档案,不再重用。借着这个机会,薄熙来把过去在金县瞧不起他的人,全部整治了一番,相反众多从金州调来的“半瓶醋文人”,被重点培养与安插到报社,电台,电视台等重要岗位,为以后自已大力造势做舆舆论准备。以大连日报为例,原先的骨干张某某被逼下海经商,金县教师出身,才能平庸的王某某当了副总编,总编,原文艺部女编辑马某由于家住金州,与薄熙来的某党羽有亲属关系,立即受到重用。她不仅在副刊部排挤了著名散文家素素,而且与谷开来攀上了干姊妹,两人来往濒繁,十分密切,连与薄熙来吵架的家务事,也求其协调,可见其能量之大。后来此人,薄熙来不仅亲自下令奖给她一套房子,还任命其为大连《新商报》总编。同样地,惯于溜须拍马的郭某某,则当了大连宣传部副部长,兼《东北之窗》杂志社长等。

中国第七案:阿垅(1966)

世界第七案:西亚夫斯基和丹尼尔——苏联(1966)

邵建:五四是一个“划”时代

《漫说百年孔子》是袁伟时先生就电影《孔子》发表的一篇对话(载《南方都市报》)。孔子在20世纪的百年命运,应该说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这是上个世纪批孔的源头,深刻影响了后来人们对孔子的态度。由于半个世纪后的文革也出现过批孔,所以有人把这前后几十年的现象串联起来考察,甚至将其因果化。鉴于五四新文化在知识界业已形成其根深蒂固的“卡里斯马”,且百年无衰;因而不断有人为五四批孔辩诬,并盛赞那个令人神往的时代。袁先生的文章庶几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请看这样的段落:

辩论是不可避免的,而当时也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当时有人说过一些过火的话,也千万不要把它与后来以暴力为后盾的“破四旧”相提并论。运作方式根本不同。这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发动的自由辩论,是以理服人、听不听由你的。

后果更是迥异。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抛弃的仅是应该进入博物馆的东西,如三纲之类的宗法制桎梏。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此外不应忘记,新文化运动是民间文化,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面对这样的表述,我想起一篇认肯五四文章的题目“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以上段落不妨视为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当然,如果可以化约,五四就是20世纪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设若我同意这样的表述,但却无以挥去这样一个疑问:如此段落或题目,可以用来肯定五四和五四新文化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的疑问则要推进一步,为什么五四后便不再有这样的文化时代出现呢。

我的疑问对我来说是无疑而问。我其实并不完全赞成“五四时代”这种说法,或者,这种说法即使成立,也要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内去考量。这个更大的框架就是能够容纳五四的那个时代,五四只有放在它的背景下才能获得有效的解释。中国历史的划分,自古而今,向以政治为经纬。即使讨论文化,即使这个文化可以构成一个时代,依然要放在政治的框架内表述才更清晰。比如,百家争鸣在中国古代也构成了一个灿烂的文化时代,但我们往往说那个时代是春秋战国时代。后者作为一个政治时代,是它方才诞生了文化上的百家争鸣。冯友兰书写中国哲学史,有一个让我惊羡不已的大手笔,那就是他把从先秦到清末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很宏观地一分为二,并分别命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这两个时代背后依托的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政治时代,一个是以春秋战国为主的封建诸侯时代,一个是秦汉后并以它为代表的皇权专制时代。不理解这两个政治时代的不同,则无以解释为什么先秦可以是子学繁盛,而秦汉后则走向子学泯灭的经学大一统。这分明不是文化自身的作用,而是文化背后的政治在起作用。政治决定文化,文化乃政治之表征,是中国古代到现代乃至当代一以贯之的铁律,至少是我没有发现例外的情况。

如果五四可以作为一个时代,那么,五四之后作为政治框架的那个时代又是什么呢。大陆中国,过去的20世纪前五十年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三个时代,一是清末(1900-1911),二是北洋(1912-1927),三是国民政府(1928-1949)。可以看到,五四所在的那个时代是北洋时代。北洋时代和五四新文化的关系,可以这样扼要,即北洋是五四新文化的必要条件。有北洋不一定有五四,但如果不是北洋时代,则不可能产生五四新文化。就20世纪历史言,五四新文化无可争辩地发生在北洋,国民政府时代和后国民政府时代都没有发生过,也无以发生。这是一个事实形态,因而也是今天知识分子所以追慕五四的隐因(但,追慕五四不若分析可以产生五四事实上也产生了五四的那个时代)。五四和北洋的关系,不妨就是中国古代百家争鸣和春秋战国的关系。五四和诸子,看起来是两个文化现象,但,它们本身并不自足,构成这两个时代文化繁荣的,在于它们所身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文化自由乃至政治自由的时代。至少我们不可能想象封建后的秦始皇和类似秦始皇统治下的政治体制可以产生诸子百家和五四新文化。

这时如果回头再读袁文上面那个段落,我知道根据原文本意和它的上下文,它是讴歌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比如“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当时也有足够的言论自由空间”,“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段落,这样的句子,客观上肯定的与其是五四新文化,毋宁说是产生五四新文化的北洋。因此,如果要问“五四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答案应该锁定在北洋上,而不是五四。只有北洋时代,新文化运动才能应运而生。后北洋时代,新文化便不会再有这个“运”。去年五月在台北,和朋友聊天时旁及北洋,一位做史料研究的学者插话:阮毅成(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社长)说过一句话:北洋时代有两样做得最好,一是教育,一是法律,政府不管。在此,我并不愿为北洋说多少好话,尤其当我把它和更有生气的清末相比时,它其实是个退步。所谓清末不乱民初乱,呈现这个乱局的,正是北洋。但面对后北洋时代对北洋的妖魔化,我不得不说,妖魔化别人的,往往自己更妖魔。至少战胜北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政治和文化上,未必比那些旧军人做得更好。

如果说以上引用的那个段落,歪打正着为北洋时代的一幅写生;那么,不妨由北洋时代进入五四新文化,看看它的文化表现,是否能承担起刚才那份礼赞。无疑,要谈五四新文化,就离不开1915年创办的《新青年》(先是叫《青年杂志》),这是一份文化激进主义的杂志。说它激进,不仅在于它一味以趋新为务,更在于它对旧文化的彻底否决和排除。何谓新旧,请看《新青年》创刊号上谈《新旧问题》(汪叔潜)的文章:“所谓新者无他,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这两者间的关系是:“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新旧并存,文化也一样。那么,北洋时代,是旧不容新呢,还是新不容旧。和新文化对阵的自然是文化保守主义,可是,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本土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林纾或者他的弟子张厚载,还是海归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他们从来不排斥新,正如他们亦不排斥旧,甚至钟情于旧。但,新文化不然,面对新旧,就像王子哈姆莱特面对生死一样,必须作出二元对立的选择:要则“新者在所废弃”,要则“旧者在所排除”。这是一种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文化思维和态度,由它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旋。

问题是,在这样一种思维和态度的支配下,这种文化还可能是宽容和多元的吗?“中国文化进入罕见的黄金时代。学术繁荣,大师辈出,宽容自由,出现了一个多元文化的正常局面。”然而,这里的黄金时代应该是指同时能够容纳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时代,而不是像文化激进主义那样“新不容旧”的时代——前者说的是北洋,后者说的是新文化。如果以北大为例,在蔡元培的主持下,的确体现了文化北洋的宽容,比如北大既有《新青年》这样的文化激进主义,也有刘师培、黄侃、辜鸿铭那样的文化保守主义。但,北大中的《新青年》显然就是相反的风貌了。因此,“宽容自由”说的是北洋,新文化则有自由无宽容,在它自身内部,不可能出现文化多元。当然,这里需要分殊,新文化对西学的介绍和引进也是多元的,但这是一种次级形态的多元。原因盖在于新文化除了二元对立的毛病外,还有一个致命的坎陷,即“整体主义”。西方文化作为“新”就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内部,新文化几乎良莠不分,全盘接纳。与此同时,传统文化像残羹剩菜一样被打包成一个“旧”。面对这个旧,它依然不分良莠,全盘弃否。因此,不是在西学内部,而是在中与西、古与今、新与旧之类的文化初级划分上,它只有二元,没有多元。

多元是并列的,二元是对立的。对立的结果,便是唯我独对的一元。什么叫唯我独对,关于文言与白话争论中的新文化口吻我们已经烂熟:“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又:“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尔后,在西洋新戏与传统旧戏的争论中,陈独秀又白:“剧之为物,所以见重于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邪?”周作人亦曰:“我们从世界戏曲发达上看来,不能不说中国戏是野蛮……”如果说这是师辈的语气,耳濡目染,学生的口吻就更嚣张:“就技术而言,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的价值。”“‘京调’中所唱的词句,也是绝对要不得”,“胡琴一种东西,在音乐上,竟毫无价值可言”。(傅斯年)结果,传统文化,无论文学、艺术、语言,还是“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陈独秀)。在进化论的旗帜下,它们无不需要被踢倒打翻,逐往历史的垃圾堆。因此,如果要说“新文化运动时期,子学,佛学,史上的白话小说、戏曲乃至儒学本身等等传统文化的许多瑰宝被发扬光大”;那么,这句话中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应当辨正为北洋。因为后面举例的这些,大体是在北洋时代新文化之外才得以保留和发展。它们,尤其是它们当中的儒学,由于被视为民主的对立面,从来就是新文化力主抛弃的对象。从上面的文化口吻中,当然也是从它的文化性质中,我们领教的应该不仅是“过火的话”,在这些话语之后包裹着的更是文化绝对主义的一元独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西风东渐,“草上之风必偃”。在新文化眼里,传统文化和儒文化就是那迎风而仰的偃草。由此我们可以归纳五四新文化的内在逻辑,那就是以“新”字为表征的文化一元主义。

多元的北洋和一元的新文化。北洋可以容纳它,它却无以容忍北洋;因为在它眼里,北洋本身就是一个旧(这里显然不是文化上的旧),它要用一种它所追求的新来取代它,而且事实上北洋亦为那个新所取代。因此,就北洋和五四新文化而言,北洋是一个时代,五四不是一个时代,但,它却是一个“划”时代。在20世纪的时间坐标上,五四和五四新文化成功地划分了北洋和北洋后。新文化对青年的作用和影响是巨大的,在那个时代,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历史。历史上终结北洋的,是国民党发动的“国民革命”即北伐。当时的北大学生、后来投身国民革命并加入了国民党的罗家伦这样说过:“受到‘五四’的激发后,青年们纷纷南下,到广东去参加国民革命的工作,有如风起云涌。”我们知道,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背后,晃动着的是苏俄的身影;而那个时代对苏俄的引进与接纳,又正是新文化最成功的作业。

如上言,对于西方文化,新文化几乎良莠不分,全盘接纳。它尽管以诸多篇幅介绍过英、美、德、意、日;但,这里有一条潜伏着的主线需要挑明,这就是前期的新文化格外推重法兰西,后期则转而推重苏俄。连接这两者的,不是别的,就是革命——从前者的政治革命到后者的社会革命,这不但是新文化一味求“新”的价值进路(俄国革命本来就是法兰西革命的进化),也是新文化本身从文化到文化以外的价值诉求。这个诉求,在它当下所要解决的对象,就是北洋。不错,最初发动新文化的,的确是“无权无勇的一群书生”,“没有强制别人服从的权力”。可是,新文化的那条主线越往后越往文化之外偏斜,同时斜出的当然还有那种一元化性质的文化思维。不错,没有权力时,一元化的思维可以叫文化一元;有了权力后,它就叫文化专制了。当然,最终结束北洋的,固然是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但,在这起主导作用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中,有没有文化力量的奥援和内渗。不妨看看那些受新文化教诲的北大青年们的价值选择和去向,他们实际上成了反对北洋和终结北洋的有生力量。国民革命后,取代北洋的便是国民政府,在这种党治性质的威权体制乃至更后来的极权体制下,五四新文化很难再度发生。所以,五四新文化作为一个“划”时代,由它促成并划分了可以产生自己和无以产生自己的两个时代。前一个时代的退出,新文化从文化的维度尽其所力;后一个时代即即党治性质的后北洋时代和后国民政府时代的到来,五四新文化不但同样起到推手的作用;而且这两个时代显然是《新青年》及其后来者的求仁得仁。

历史俱往亦未往。今天,时间虽然已经转过一个世纪,近百年前的五四早已风流云散。但结束了北洋从而也结束了它自己的五四新文化,却没有结束它那极为内在的文化逻辑乃至政治逻辑。今天,我依然感受到它的强势。最近,笔者就孔子和儒学的正面性写过几篇小文贴在网上,遂获致一些批评。读那些文字时,我觉得当年五四的文化态度和方式似乎“前度刘郎今又来”;不,应该说是未曾去。以进步(今天叫“与时俱进”)为主导的新文化思维依然主导着当今不少的年轻人,他们骂起孔子来依然那么决绝。好像20世纪的专制,要由孔儒为其负责。这样的笑话不禁让我徘徊:一个时代,如果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也就走不出它。

王德邦:去沙化、启良知——福州“三网民案”围观事件浅析

2010年4月16日,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法院前出现了二千多民众围观“三网民因发贴被控诬告陷害案”庭审的事件,这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奇观,因此引起了中国民间知识界、舆论界及维权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虽然官方媒体一直回避这一现象,但当日据信也有至少6家官方媒体到场采访,只是后来没有公开报道而已。

福州马尾“三网民案”何以引起如此多的人前往围观?该此判案围观有什么特点?这种对判案的围观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有什么预示?等等问题,的确值得关心中国社会发展人士的思考与探讨。

福州“三网民案”是指福建维权人士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因揭露福建闽清严晓玲惨死事件而被控“诬告陷害罪”的案子。该案起因于2008年福建省闽清县女青年严晓玲惨死,严晓玲的母亲林秀英从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认为自己女儿是被多名有权力背景的黑势力人物轮奸致死的,于是她通过法律途径向当地警方报案,结果警方却认定她女儿是宫外孕死亡。这当然与林秀英了解到的情况严重不符。在不能得到满意答案后,林秀英就逐级向上级政府部门反映。在历经一年多的伸冤而不能得到满意结果时,2009年6月林秀英联系到了维权人士范燕琼,将自己的冤情讲述给她听。范燕琼出于道义、良知,将林秀英陈述的情况记录整理成文字诉诸于网络,结果引起网络热议。随之,警方将范燕琼抓捕,并将参与对林秀英采访录像的吴华英、游精佑一同缉拿。

福建警方最初对这一发贴案定性为涉嫌“诽谤罪”,并且先后因此抓捕了7人,其中另几人仅仅因为是网络上转载了该贴,或者跟范燕琼接触过就遭到了拘禁。虽然后来有4人先后得到取保候审出来,但范燕琼、吴华英与游精佑最后却被以涉嫌“诬告陷害罪”批捕、起诉。

“三网民案”先后在2009年11月、2010年3月开庭两次,但均因控方证据不足而休庭补充材料。4月16日是第三次开庭。

在“三网民案”第三次开庭时,前往福州马尾法院围观民众达到如此规模,原因当然有多方面,今天我们从直接表面可以看到的原因大约有如下几方面:其一、“三网民”因记录整理受冤当事人陈述材料而获罪,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福建当局自视有权在手而肆意妄为,决意背天逆道而判,确实难服人心;其二、网络发展,网民急剧增加,网络发言日益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部分,因网络发言而招罪,为网民所深为愤懑,由此激起网民的普遍不平;其三、现代网络技术提供的便利,给网友啸聚提供了天然良机,休戚与共,守望相助,使网友们自然地走到一块;其四、“三网民案”几次开庭不能判决,控方证据缺乏、强词夺理、枉法胡为形迹昭然,让天下人不忍续看其恶行流延;其五、由于几次开庭,历时较长,让社会有酝酿动员前去围观的时间;其六、由于网络使全国许多地方的网友得以相约前往,这种网友来路的多样性、广泛而多地域性,给警方阻止提供了现实困难,使警方惯常的控制模式显得乏力。

当然形成福州壮观的围观局面,除了有前面所言的这些表面可见的原因外,还有社会背景的铺陈:其一、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当局中的顽固势力虽在严酷封阻中国社会与世界文明的融合,但公民社会仍然艰难地成长着,民间权利意识日益复苏,争取宪法赋予的公民基本权利的抗争在社会各个层面不断显露,全社会性的维权运动蓬勃兴起;其二、中国社会虽然基本处于人治时期,但法制毕竟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口号与律法上的条文,网民前往围观审判于法于理都没有可以阻止的依据;其三、地方性法院审判的一件事关地方性官吏的案子,不是事关中国全局性的中央级的事件,所以中央不会动员全国性警力来就此进行围阻。

由于这些直接表面与社会背景性交互作用,促成了福州“三网民案”出现了较为壮观的围观局面。从目前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可以看到,本次围观具有如下一些特点:其一、自觉性。中国维权运动自从2003年在中国社会历史登场以来,民众维权的自发性一直是主体,即以个体直接利益相关人抗争为代表,近几年虽然一再出现非利益相关人介入而引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但仍然以泄愤式自发无序表现为主。而上千人大规模参与,有明确目标诉求,有行动充分思想准备的这种自觉性的维权在福州“三网民案”围观事件上得到表现;其二、克制、理性、和平。福州围观事件整个过程没有引发激烈的冲突,前往围观的民众一直保持高度克制。所喊的口号是宪法条款与中国领导人说过的话,如“言论自由”、“公平与正义比阳光更有光辉”等等,所唱的歌曲是《国际歌》、《国歌》与网络流行的《草泥马之歌》。期间虽然在民众听到宣判“三网民”有罪消息后,有人愤怒激动得落泪,但最后还是没有任何过激言行,民众所表现的克制、理性与和平,反映出中国公民的成熟程度;其三、准组织性。福州围观事件,虽然参与人从年龄上有老中青,行业上有农民、工人、商人、律师、自由职业甚至政府干部,从地域上有来自中国南方的广东、广西,中部的湖北、河南,西部的陕西、青海,北部的内蒙、黑龙江,东部的山东、江苏等二十多个省市,他们绝大多数并不认识,只由于网络的联系,才在对“三网民案”共同的关心情结下千里迢迢走到一块,如此来自多地域、多层次的互不相识的不同群体,忽然为某个事件临时汇集到一块,要想协调行动是有很大困难的,这时候是什么能使这个复杂多样的群体维系到协调的行动上来?那就是认同!平日通过网络了解到的维权人士所作所为在网民心中的认同,这种认同上升为协调的力量,进而形成一种认同的准组织性。北京前往福州围观的维权人士屠夫(吴淦)、王荔蕻、张辉等人,以其曾经参与维权的经验和威望,很快赢得到场网民的认同,并制订出了一些共同遵行的规则,为协调该次围观保持理性有序起了极大作用。这种以民间认同为协调形式的准组织性,是这次围观进退有序的保证。

由福州“三网民案”围观事件,可以看到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状况。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曾经早在2000年所著的《政治改革与制度创新——中国大陆宪政民主道路》一书,就对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有预见性和指导性地提出“新三民主张”,即培育公民社会、启蒙公民意识、积累民主实践。而福建“三网民案”围观事件正是集中体现出中国公民意识成长水平,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状况以及中国公民通过维权而积累民主经验的状况。因而,福州围观事件在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应该是具有标志性的值得研究分析的事件。

当然福州围观事件所昭示的意义很多,其中见仁见智,在此无法一一赘述。笔者认为在诸多意义中,福州围观在“去沙化、启良知”上具有标志性作用。

正如前捷克总统哈维尔所指出的,后极权社会统治的两大支柱是恐惧与谎言。而恐惧与谎言所导致的社会就是人人自危、互不信赖、互相猜忌、互相提防,由此产生人心冷漠、互不关心,使社会出现严重沙化状态,即人与人之间缺乏联系纽带和关怀、协作精神。沙化社会中个体当然难以结成任何力量以反抗强大的极权。导致社会沙化不仅有外在的控制手段,如监控、跟踪、骚扰、监禁、判刑等等,还有内在的精神层面的价值摧毁,即是非颠倒、善恶错位、真假混淆。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许多经验教训凝聚成了社会规则与价值认同,这些价值在更深层次主导着社会的延续。而极权统治通常采取历史虚无主义,为了团体与个人之私利而颠覆人类固有的一切价值,使社会人心暗昧、良知蒙闭、正义不彰。以至社会出现一人因义蒙难而万人哑然甚至还有人起而嗤笑的局面。

如何消除中国社会的沙化、冷漠,开启这个民族固有的良知与道义,彰显这个民族的正气与责任?这是中国社会能否告别溃败、堕落,走向现代文明的根本标志。福州围观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走出中国沙化、开启民族良知的里程的一个驿站,它标志着中国社会民间“去沙化、启良知”的自觉与努力。

诚如《世界人权宣言》开篇所言“鉴于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可知人类是个大家庭,其中成员不应该是冷漠、互不关心,而是应该休戚相关,共同享有尊严与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对这些权利的共同维护,才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自由、正义与和平。福州围观事件正是为了追求自由、正义与和平,这从在场围观者喊出“自由万岁”、“公平与正义比阳光更有光辉”等等口号可以看到,而这种气象是对中国社会多年来弥漫的冷漠、沙化的晦暗的一种充满阳光与希望的反叛!

当然出现福州围观事件也决非平地而起,突然产生,事实上这是多年来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必然结果。多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在社会普遍权利危机下,使大家感到要想保全于这个社会,就必须得捍卫住基本的人权,否则无人可以幸免。于是近年来在自发性维权中不断出现如邓玉娇网络围观事件、谭作人庭审围观事件等,直至今年4月16日福州二千余人的法庭围观事件,这是中国社会自发性维权向自觉性维权的逻辑演进。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围观事件将日益增加,不久将来便会成为社会的一种常态。

这种围观昭示着这个时代普通民众已经日益认识到: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一个人受到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这种人类权利不可分割的休戚与共的精神正是反抗极权沙化社会、蒙蔽良知的利器。当一个社会良知复苏,人们相互关怀时,那些不义与邪恶就不敢再肆意横行,一个文明、正义、和谐的社会才会到来!就此而言,如何从福州事件中吸取“去沙化、启良知”的经验,那就是对今后最为有益的贡献!

2010年5月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