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冬十月，由削籍回乡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主持，在南直隶常州府属无锡县城东门外，修缮重建后的东林书院举行了首次大会。这里原是北宋理学家杨时（龟山）的讲学之地，历经五百年风风雨雨，早已荒废而为僧舍。如今由顾宪成集合几位同道，包括他的老弟顾允成，同乡高攀龙、钱一本等在这里聚徒讲学，书院的名声很快便传扬全国。《明史》记载：“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吴、越、江汉甚至北直隶等地都有人慕名前来，人数之多使得书院里的房间都不够住了。
顾宪成曾在朝廷考核官吏时“举公廉寡欲，天下推官第一”，从分管一个“府”的政法工作的外吏升任吏部考功主事。可是他上任不到三年即被“削籍”，换成今天的说法相当于开除公职，原因是他触怒了皇帝。当时的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据说他俩曾在菩萨面前密誓，要册立贵妃所生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但常洵是老三，万历的长子朱常洛系恭妃所生，按“立嫡立长”的皇位继承规则，太子应为常洛。万历便采用拖延战术，迟迟不肯“立储”，指望在时间的推移中能找到废长立幼的有利时机。万历还制造“子以母贵”的既成事实，册封郑氏为地位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却有意冷落恭妃，以此试探朝臣们的反应。许多朝臣都上疏激烈抗议并因此遭到贬逐，但两届首席内阁大臣即“首辅”对于皇帝这种藐视“祖宗成法”和有悖“伦常”的错误，不仅没有抵制和进谏，反而一味迎合。例如册封郑氏为皇贵妃时，首辅申引时就出面担任首席赞礼官。后来的首辅王锡爵更为皇帝出了个“三王并封”的馊主意，即把三个皇子在同一天封王，实际上剥夺了皇长子应为太子的优先权。而他这个主意遭到另一位内阁大臣王家屏等人的反对。王家屏还勇敢地批评了皇帝，皇帝一气之下，就罢了他的官。阁臣缺员，照例由吏部会同其他官员“会推”几个人选供皇帝选择，而顾宪成等人竟把王家屏列为“会推”名单中的第一人选，这不是分明在和皇帝对着干吗？不仅如此，顾宪成还得罪了首辅。有一回首辅王锡爵找他谈话说：“现在竟有这等怪事！内阁以为是的，外廷总要反对；内阁以为非的，外廷却都赞成！”顾宪成针锋相对回答道：“是啊！现在的事情实在奇怪：天下以为是的，内阁都要反对；天下以为非的，内阁却都赞成。”这样，他把皇帝和首辅全都得罪了，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皇帝降旨：将他“削籍为民”。这是万历二十二年的事。
当时和顾宪成一道而先后遭到贬逐的官员很多。按照官场惯例，朝臣们是可以上疏为他们求情和分辩的，这叫“申救”。可是官拜“行人”的高攀龙却上疏质问皇帝，列举众多被罢斥官员的姓名，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未见忤旨，何以皆罢斥也？！”他不是为某一官员求情，却代表所有这些被贬逐的官员公开向万历帝和首辅提出抗议。结果是：他的官从七品官“行人”贬到外省一个小县里去当从九品杂职的“典史”。
再如钱一本，他原先官拜御史。当时皇帝被朝臣们接二连三、连篇累牍奏请早日“立储”的事闹得心烦，便降旨宣布：如果朝臣们一年之内不再提及“立储”，那么一年之后我就来办这件事。如果你们一年之间再拿这件事来烦我，那就再拖一年免谈此事。谁知一年将满之时，一位朝臣上疏谈论册立太子的礼仪和费用问题，万历便抓住这件事宣布：既然臣下违反当初的旨意，那么立储一事在下一年也免谈！钱一本竟上疏尖锐批判皇帝：“陛下预设机阱，以御天下言者……必使天下无一人敢言而后已，庶几依违迁就，以全其衽席昵爱之私，而不顾国本从此动摇，天下从此危乱！臣以为陛下之御人至巧，而为谋则甚拙也！”[1]措辞如此尖锐激烈，简直像在指着皇帝的鼻子大加训斥似的。万历帝大怒，当即将钱一本削籍为民。
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其余几位人物，也都有着类似的“抱道忤时”的经历。他们虽官职不高，声望却不小。尤其是顾宪成交游广阔且颇有手腕，由他牵头重建东林书院，淮南巡抚李三才便慷慨解囊，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县令林宰更是具体操办，“为之营造”，京城的许多官员也致信鼓励、祝贺，各地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自然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把这座书院当作他们的一个结集点了。
不消说，他们“抱”的是孔孟儒家之“道”。但明代中期以后，曾经垄断孔孟之道阐释权的程朱理学已被王阳明的“心性之学”所取代。王学主张“致良知”、“心即理”，声称“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2]，甚至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王学的出现对于那时禁锢心智的理学末流曾经是一种解放，但王学自身也存在着先天的弊病。“心性”和“良知”都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并无客观标准，所以王阳明死后，按黄宗羲的说法，王学迅速分化而成七个支派。到了顾宪成他们的时代，“无善无恶”的王学末流已成抹煞是非观念、肆意胡作非为的根源，所以顾宪成批判它是“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尘缘……以砥节砺行为意气用事……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免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人心者矣！”[3]更批评“心即理”的说法是“此乃无星之秤，无寸之尺，其于轻重长短，几何不颠倒而失错哉？”[4]顾宪成他们进而认为：当时那种朝政浊乱、是非混淆、皇帝任性胡来、官员们道德沦丧、社会风气轻浮丑恶……种种不良现象的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王学末流的盛行。因此他们要强调善善恶恶、明辨是非，主张学问应该“济物利人”，做人做学问应该严谨笃实、身体力行，主张士大夫应该“立朝居乡，无一念不在国家，无一言一事不关世故”[5]，这样才是“学以致用”的孔孟之道。
因此他们在东林书院中专讲《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顾宪成在首次大会上宣布的《会约》中规定：东林书院每年召开大会一次，会期三天，每月召开小会一次，大小会都轮流推选主持一人，再推一人主讲学习《四书》中某篇某章的心得，大家可以向他提问质疑，也可互相讨论印证。他们不论是讲解还是讨论，内容都联系现实的社会政治问题。《明史》记载：他们“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皆遥相应和”。这样，不仅南北两京都有“朝士”应和，而且当地的士绅和“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也都在他们集会时赶来“听教”[6]，“一时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7].
其实，顾宪成和他的同道们重建东林书院聚徒讲学，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一种自觉地担当社会责任、一种继续“抱道忤时”的行为。顾宪成曾明白申说：“自古以来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弃群、孤立无与的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于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8]可见他们重建东林书院，着手处虽是一乡一书院，着眼处却在天下之人心士气；着手处虽是在讲习圣人经书，着眼处却在干预朝政时局。他们这样做，事实上已对中国传统的书院讲学制度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已经把五百年前杨龟山创建的从事学术探究的东林书院改造成为通过讲学评议朝政、批判社会人心、介入现实政治斗争的东林书院。而他们在讲学中所反复阐述的那些观点：入世、务实、求真、身体力行、崇尚气节等等，也因此成了他们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成了他们心灵的盔甲和戈矛。黄宗羲称赞他们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涤洗乾坤”，就他们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而言，这话并非谀辞。
顾宪成他们在东林书院聚徒讲学的年代，同时也是晚明社会艰难转型的时期。一方面是商品经济愈益繁荣、市民阶层加速壮大、文化教育日趋普及、言论和出版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则是皇权衰落、政治腐败，官僚集团四分五裂，无论在兵制、盐法、赋税徭役等基本制度和国家生活和其余环节上，都是一片混乱，体制运转失灵，而外患却已经露头并且越来越严重。用顾宪成老弟顾允成的话来形容，这是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换成今天的说法，便是旧制度已无法维持，新制度却尚未成型，更没有支配局面的力量，形成了一个“方生未死”的社会转型期。
这是一个呼唤改革、呼唤励精图治的时代。可是万历皇帝却在“立储”问题上有偏心、私心。因派遣太监四出征税扰民、躲懒不肯参加“经筵”听取讲官为他讲解圣人经书等等问题屡遭朝臣们的尖锐批评，他竟干脆躲进深宫不肯和臣下见面，居然有二十多年不肯临朝理政，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消极怠工的君王。皇帝对国家、兆民、祖宗基业如此不负责任，朝臣之中那些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之徒便大有活动空间，一些正派而有责任感的官员反倒招怨犯忌，想负责任也很难负得起来。加上一批又一批“抱道忤时”的朝臣触怒皇帝遭到贬逐，再加上一些正派的官员灰心失望感到难有作为，纷纷上疏辞职，甚至不经皇帝批准就自行挂冠回家，以致许多衙门严重缺官，运转失灵，朝政便越来越混乱。在朝的官僚中渐渐形成以同乡、同年、师生、姻娅等关系相结合的小帮派，当时著名的就有齐、楚、浙三党，此外还有“宣党”（宣城汤宾尹）、“昆党”（昆山顾天峻）之类。
按明制惯例：京官每六年（逢已、亥）考核一次，简称“京察”；外省官员每三年（逢辰、戌、丑、未）考核一次，简称“外计”，通常由吏部会同都察院主持。考核结果形成升迁、降罚、贬逐三个等级的处理意见上奏，皇帝一般都照准，以示尊重朝臣们的公论。制度虽这么规定，实际执行中吏部往往事前“请教”内阁首辅，以免触犯阁臣们的“关系户”。然而按照明朝官制，内阁、六部和言官乃是“三权分立”，内阁不得干预六部的业务。当初顾宪成等一群官员之所以遭贬逐，起因就是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时，他们不仅未向内阁首辅“请教”，还认真负责地将“一时公论所不预者贬逐殆尽”[9]，其中包括首辅王锡爵的众多“关系户”和另一位阁臣的老弟。内阁反扑，策动几个言官弹劾顾宪成他们是“专权植党”。皇帝不问事，首辅便上下其手，用各种理由将顾宪成等吏部官员贬逐一空。于是双方都从这场斗争中获得启示：从此以后，每逢京察、外计，各派政治力量便都奋起厮拼，因为每次考核的结果都直接影响到各派实力的消长。而顾宪成他们虽遭贬逐“退处林野”，却和在朝在野的同道们依旧保持联络，互通声气，并且开展各种活动。拿顾宪成来说，他不仅学养深厚，人品纯正，而且能从大处着眼胸襟宽广，具备政治才干。他的政敌首辅王锡爵一度下台、复出再任首辅时，顾宪成曾一连写了两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类似公开信的文章，批评他也争取他。后来叶向高入阁担任首辅，此人和顾宪成关系较好，顾宪成便经常和他通信讨论各种问题，力图通过他对政局施加影响。以致他的政敌们联名上疏告状：“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吏部尚书）、汤兆京（御史）、丁元荐（礼部主事）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10]其中所说“京察尽归党人”一语，指的是万历三十九年由孙丕扬等主持的京察，齐、楚、浙三党中有劣迹的分子以及“宣党”和“昆党”的党魁汤宾尹、顾天峻二人统统遭到弹劾和斥逐一案。三党虽遭打击，但主力仍在，他们激烈反攻，终于迫使孙丕扬和叶向高先后去职，顾宪成也在万历四十年因病去世。从此朝政归三党把持，他们便将一切反对他们的人统称为“东林党”。
黄宗羲在明亡后慨叹道：“东林之名，讲学者不过数人耳，倚附者亦不过数人耳……乃言国本者谓之东林，争科场者谓之东林，攻阉人者谓之东林，以致言夺情、奸相、讨贼，凡一议之正，一人之不随俗者，无不谓之东林。……然则东林岂真有名目哉？亦攻东林者加之名目而已矣！”[11]所谓“加之名目”，换成现代的说法大约相当于“扣帽子”。因为在皇权专制政体下，臣下结党乃是十分严重的罪恶。官僚们结成的“朋党”寄生在官僚体制之内，利用体制来排斥异己、扩展权势、损公肥私、欺诈皇帝，从而腐蚀体制本身，危害神圣的皇权。所以历朝历代的君主全都痛恨“朋党”，所谓“结党营私”，所谓“朋比为奸”，所谓“党同伐异”，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等等，这些主流话语所斥责或鼓吹的，正是出于皇权专制政体的意志和需要。因此一有机会，不同派系的官僚们都很乐意给自己的仇敌扣上一顶“朋党”、“奸党”的帽子，从而在皇帝面前将对手置于被动挨打的位置上。尤其是那些自己在拉帮结派中又有种种劣迹的官僚们，如能反咬一口将一切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扣上一顶“朋党”的帽子，那他们自己就安全多了。事实上，从万历中期直到明朝亡国的数十年间，正是那些弄权、贪赃、误国殃民的官僚们，不断地把一顶又一顶“东林党人”的帽子扣到一切反对他们的人们头上去，从而使“东林党人”名满天下，成了他们那个时代正义和良知的代名词。因此，当我们在今天谈论“东林党”的时候，并不是说历史上真的有过这么一个“党”，而是指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批被称为“东林党人”的人士。他们是具有官僚身份的知识精英，是皇权专制政权体中比较正直，对国家对民族较有责任感，而又讲究气节操守的一群。
（二）
还在东林书院重建以前，北京城里就发生过两次“妖书”事件。所谓“妖书”，换成今天的说法便是“反动传单”。万历二十六年，一位吕姓官员写了一册名叫《闺鉴图说》的书，记述历代优秀后妃们的模范事迹并配上图画。他把此书献给了皇帝，万历则把此书赐给了宠妃郑氏。郑贵妃是个有野心的女人，她出资将此书重刻（再版发行），以显示她虽不是皇后，却已在做着“母仪天下”的工作。但京城里很快便出现了尖锐批判此书的传单。传单以反讽的口吻一问一答，揭露此书表明郑妃想搞“子以母贵”、废长立幼的勾当。朝臣中也有人上疏参劾此书作者吕某“包藏祸心”，而郑贵妃的兄弟则气势汹汹反击，请求皇帝将参劾吕某的那位官员逮捕审查。万历知道此事如果闹大，对郑贵妃毕竟不利，因为她并非皇后，而这种“母仪天下”的工作，理应由皇后来做才是，轮不着她，于是采取了“大事化小”的姿态，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万历二十九年，皇帝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病中发觉郑贵妃并不怎么忧虑焦急，对她的感情便有所变化，再加朝臣们多年来催促他“立储”的呼声，在他生病时显得更为有理和紧迫，于是病后便降旨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当时有种种迹象表明，郑贵妃一方并不甘心，而且他们势力强大，太子方面反倒孤立无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历三十一年冬，京城里达官贵人和皇亲国戚们的府邸门外，一夜之间同时又出现了一份“妖书”，指斥皇帝立储是迫于臣下压力“不得已而立之”，责备皇帝并没有配备应有的侍奉太子的职官，说这就是为在适当时机改立太子埋下了伏笔。而郑妃在文武官僚之中则有众多党羽，传单将这些党羽的名字和职位一一公布，又大骂首辅沈一贯“为人阴贼”，最后说，现在的形势是“厝火于积薪之下”，万分危险，要求大家提高警惕。这份传单的出现使满朝震惊，东厂的特工将这份“妖书”上奏，万历勃然大怒，除了指令东厂“多布旗校，用心密访”，又严令各省巡抚和京城里的“五城兵马司”（警察总局）等衙门“通行严捕，务在必获”，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大搜捕活动。首辅沈一贯则借此机会打击包括次辅在内的政敌，唆使几个御史“风闻言事”，捕风捉影造谣诬陷，连上奏章参劾他们的政敌和“妖书”有关，致使不少无辜者被捕下狱，一些官员遭到革职，另一些官员受到监视。一时间朝野汹汹。
最后，锦衣卫终于缉获了两次“妖书”的作者及其同伙：原来是顺天府（北京）一名革去功名的秀才及其儿子，以及一个刻字匠。皇帝不相信这三个下层百姓居然如此大胆而且熟知朝廷内情，于是又是会审又是用刑，“必欲得主使奸党以正国法”。可是怎么审怎么查，也找不出他们有什么后台，这个案子纯粹是案犯们的个人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甘冒灭门风险要这么干呢？原来，他们是受了“郑皇亲”即贵妃娘家人的迫害，因此立志要报仇雪恨。
“妖书”事件表明，普通士民们的政治同情属于太子一方，而对作威作福的郑贵妃一伙则强烈不满。他们这种政治态度，使他们在以后直接介入了东林党人进行的政治斗争，并且使明末的“党祸”具备了不同于汉、唐、宋代党争的规模和意义。而东林书院吸收一般士绅和“草野齐民总角童子”们入院听讲议政，也是在有意识地向普通士民宣传他们的理念和主张，这种“唤起民众”的做法，也是前代党争中从未有过的事。
万历年间围绕着“立储”问题掀起了一系列斗争，东林党人称之谓“国本之争”，即皇位继承权之争，其实就是未来的领导权之争。东林党人都是信奉儒家学说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相信在一个好皇帝、一个贤首辅、一群忠良朝臣的统治下，这个国家便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因此皇位继承问题，对他们来说便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立嫡立长”的原则不仅符合天命伦常的宗法观念，更有太祖皇帝规定的“祖宗成法”可据。如果破坏了这个规矩，那么任何一个皇子便都有权觊觎皇位，那就国无宁日了。所以“国本”问题关系到帝国治乱兴衰的根本大计，绝不是皇帝一人的家务事。他们本着这样的信念，一个个都不顾个人荣辱，一次又一次地激烈批评、指责、恳求皇帝，以尽到他们的忠君爱国之责。因此对于东林党人而言，他们在“国本之争”中争的是原则和信念问题，但对于另外一批朝臣来说，“立储”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可供他们用来达到个人目的而加以发挥的“题目”，是一团可供捏弄成方成圆或长或短的泥巴，是官场利害之争的一系列“关节”。他们比东林党人更“现实”更乖巧也更通权变之术，所以他们往往比东林党人更容易讨得皇帝的欢心而成为最终胜利者。
万历四十二年，一个手执枣木棍的汉子突然闯进太子的住处东宫，“第一门寂然无人，第二门止两阉守之，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汉子一棍便打倒了衰老的太监，冲上了内殿的台阶，这时才被人发觉，七八个太监赶来把此人抓住了。汉子供认：名叫张差，是两名太监指使自己这么干并给了枣木棍，叫他“打进（东宫）去，撞（见）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小爷（太子），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指使他的两名太监中有一人姓郑，是贵妃的本家[12].
这个谋害太子的案件本该追究这两名太监的后台，于是主张彻查此案后台的官员和主张“张差是疯魔之人”企图为两名太监开脱的官员，为此吵得不可开交。皇帝担心此案追下去将涉及郑贵妃，便匆匆降旨将张差和两个太监处死、灭口。这件闹得朝野震动的“挺击案”便在留存着重大疑点的情况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那些主张彻查此案的官员，则被政敌扣上了“东林党”的帽子，此外还给他们起了个外号：东宫（太子）叫“大东”，“东林党”叫“小东”，意指“东林党”为太子党，想借此挑动皇帝对东林党人的不满。果然，在万历一朝的末年，东林党人多半遭贬逐，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可能。也在这段时间里，东北的努尔哈赤叛明建国，攻占抚顺，并在万历四十七年大败三路围剿的明军，近逼辽沈，严重威胁着大明帝国的安全。
在外患加剧的背景下，万历四十八年皇帝驾崩，太子朱常洛即位称泰昌皇帝。新皇帝的皇位，可以说是不知多少“东林党人”拼掉官爵和前程才换来的，所以他即位的第二天便降旨撤回外出征税扰民的太监，再拨发皇家内库一百万两银子供应辽沈前线，又大批起用“被逐旧臣”，即主要是一些东林党人，更将民间拖欠的钱粮一概豁免……这些顺应民心的措施，基本上都是东林党人多年来不畏贬逐而一再提出的主张。可是这位受到普遍欢迎的新皇帝登基不过一个多月，突然间却暴病身亡。追查死因，一是新皇帝曾“一夜御美女四人”，淫乐过度败坏了身体，二是生了病竟服用小臣李可灼敬献的“红丸仙丹”两颗，第二颗“仙丹”吃下去不久就一命呜呼。四名美女是万历的郑贵妃为了讨好新皇帝而敬献的。这事不便追查，能追查的只有“红丸仙丹”，因此此案叫做“红丸案”。主张彻查此案的仍然是东林党人，而变着法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仍然是东林党的那些政敌。最终新皇帝不明不白的死亡又成了一宗疑案。
泰昌皇帝还没有来得及册立太子，便暴病死亡。皇长子朱由校才十五岁，被泰昌宠幸的一个李姓“选侍”（地位低于妃子的宫嫔）和万历的郑贵妃合谋“守护”在乾清宫内作为人质，要求封郑贵妃为太皇太后，封李选侍为皇太后，这才肯放他去登基做皇帝。这消息随着泰昌驾崩的消息一道传出，朝臣们悲愤号哭要进宫去见皇长子，太监却持棍阻拦。给事中杨涟厉声呵斥，率先闯入，群臣们这才一齐把皇长子抬到宫外去即位登基。这便是天启皇帝。但这时李选侍一伙仍占据着只应由皇帝居住的乾清宫，杨涟、左光斗等人便赶快上疏要求李选侍她们搬走。天启降旨批准，李选侍一伙只得哭哭啼啼的“移宫”。政敌们便攻击杨涟等人威逼先帝宠爱的选侍，离间皇室骨肉之情。此事成了又一起聚讼纷纭的公案，是为“移宫案”，连同“挺击”、“红丸”二案，并称“三案”。东林人士主张彻查“三案”内情，弄清真相，明判是非，而他们那些和“三案”有利害关系甚至做过手脚的政敌们，则极力把“三案”化为礼仪问题、道德感情问题、动机用心问题等等，并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就这些问题反复纠缠、争吵不休。
“三案”的焦点，起初是“谁该做皇帝”的问题，后来便演变为“皇帝属于谁”的问题了。东林党人尽心竭力拥戴朱常洛、朱由校父子登基，并不是因为他们知道这父子俩多么英明多么好，而是由于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这皇位理应由他俩去坐，东林党只是忠实于这条原则，所以才不畏贬逐，前仆后继。至于这父子俩坐上皇位以后，究竟是好是坏，东林党人便只能“尽人事以听天命”了。所谓“人事”，也就是尽到忠臣应尽的匡弼诤谏之责而已。皇帝不接受你的匡弼诤谏怎么办？那只有继续匡弼诤谏下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便是儒家理念中的忠臣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他们的责任、他们的能力都只能到此为止，越出界线的事，他们是不能也不愿干的。然而历史却和他们开着荒谬残酷的玩笑：他们奋不顾身地拥戴登基的泰昌、天启两朝皇帝，全都很不争气。泰昌执政不过四十天便淫乐而死，天启更糟：他懦弱而又昏愦，成了太监魏忠贤手中的傀儡，极其荒谬地虐杀了大批效忠于他的东林党人。
万历末年齐、楚、浙三党专权，大肆贬逐东林党人，史书上说是“善类为之一空”。到了泰昌登基，被逐的东林党人又大批起复回朝，所以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在朝中颇有实力。怎样对待这么多政敌？少数东林党人主张宽恕和争取部分可以争取的敌人，以利分化瓦解他们；多数东林党人则主张追究他们的罪责，明辨是非，严格划清“君子”和“小人”的界限，绝不和稀泥。于是，多数派占了上风，在天启三年的“京察”前后，便新账老账一起算，追论“三案”罪责，考核政绩人品，把齐、楚、浙三党的头面人物几乎贬逐一空。幸存的三党分子惶惶不可终日，便纷纷投靠野心勃勃的太监魏忠贤，汇集而成“阉党”。
明代的太监是一股自成系统、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清朝的康熙曾说：明末太监约有十万人[13]，这个数字并非瞎估猜。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清理皇宫，“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走”[14]，再加上南都、中都和上百个王府中的太监，十万人恐怕只多不少。而明末的在职官僚，全国不过二万人左右，在京的朝臣更只有三千左右，相形之下，就可见太监势力之盛了。打从篡位称帝的明成祖开始，太监就是皇帝亲自掌握的一股特务势力，东厂、诏狱、锦衣卫等等镇压机关，使全国臣民都谈虎色变。太监还奉派外出监军、监税、监贸易、监织造等，监控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像秉笔太监、司礼太监等等“大珰”，其权力几乎和内阁首辅相当。
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日子混得不如意，便自我阉割，找关系进宫做了太监。他勾搭上了天启的奶妈客氏，又抓住了天启耳根子软且又贪玩的特点，渐渐取得宠信做了司礼太监。天启爱干木工活，魏忠贤便凑他干得起劲的时候，捧一批奏章请他处理。皇帝不耐烦道：“这些事你们看着办罢！”于是魏忠贤便往往“矫旨”，即把自己的意志披上皇帝圣旨的外衣，爱整谁就可以惩罚谁。但他毕竟粗鄙、浅陋不知官场内情，要干预朝政，便需要在朝臣中培植党羽，而齐、楚、浙三党中的失势官僚尤其是一些贪污不法分子，也很想找到新的后台和保护伞，双方因此一拍即合。比如御史崔呈秀贪赃劣绩败露，左都御史高攀龙要参劾他，他就夜间找到魏忠贤长跪叩头，请求做魏的干儿子，魏便矫旨免他的罪，还升他的官，再把高攀龙贬逐回乡。再如人品卑污的内阁大学士魏广征，受到东林党人的参劾，他便投靠魏忠贤，自称“宗侄”，于是那些参劾他的官员便纷纷获罪。诸如此类奸邪卑劣之徒，这时纷纷呼朋引类拜倒在魏忠贤脚下，为魏出谋权划策，一个个都成了“得志便猖狂”的中山狼。他们置国家危局于不顾，却以搏击残害东林党人为业。他们编制了一份黑名单，仿效《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一一对号入座，名之曰《东林点将录》。例如，“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天勇星左付都御史杨涟”，“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如此等等。应该说，这份黑名单比起四百年后美国人在伊拉克搞的“扑克牌名单”更狠毒，因为它将政敌比作梁山泊中叛逆的强盗，已在政治上预先将他们判处死刑。
列入黑名单的东林党人先遭贬逐，再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抓捕回京折磨致死。例如当初熊廷弼经略辽东，因不肯行贿得罪一些贪官，便被牵连进他人的过错，以“丧失封疆”罪论斩。杨涟曾上疏为熊说过一些公道话，他们便据此捏造杨涟受了熊廷弼多少万两银子的贿，把杨涟逮回北京受刑“追赃”。再如周顺昌为官清廉，因曾大骂魏忠贤及其干儿子毛某，便被捏造说他贪赃银货装了三大船，多得把船都压沉了，也逮回北京“追赃”。诸如此类胡说八道毫无影踪的“罪状”满天飞，反正他们爱怎么糟蹋你就怎么血口喷人，且以“圣旨”形式下达，派出锦衣卫缇骑分赴全国各地去抓捕那些已遭贬逐的东林党人。
在这以前，党争基本上是官僚集团的内部矛盾，双方也都遵守内部矛盾的“潜规则”：失败者一般并无身家性命之忧，无非遭贬逐，今后仍有机会“起复”，重新回朝执政，但现在阉党对东林党人的镇压已完全脱出了官僚集团内部矛盾的常规，变成了一场蓄谋陷害、无理可喻、荒谬残忍的集体大屠杀。而那些手捧“圣旨”奔赴各地捕人的缇骑，则变成了激起公愤，引发群众性救援、抗争、甚至暴动的导火索，致使斗争远远越出了官僚集团的范围，演化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抗议浪潮。
在江南，奔赴桐城逮捕左光斗的缇骑，遇到的是“里人数千祈神，欲击缇骑”。奔赴常州逮捕李应升的缇骑，遇到的是“常民一时集者数千人……欲击官旗”。奔赴苏州逮捕周顺昌的缇骑，更是遇上“一郡罢市，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号怨之声上彻云霄”。缇骑威胁打骂请愿示威的群众，“众心愤极，即夺巨梃反击缇骑，瞬息间万声鼎沸，虽黄童白叟皆攘臂奋勇……缇骑毙者三人，余皆四下逃窜”。魏忠贤的干儿子、巡抚毛一鹭原是带领缇骑前来“弹压”群众的，这时吓得躲进茅厕逃命[15].奔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缇骑，半路上敲诈勒索，百姓便“击者云集，沉其舟，焚其衣冠”，所得辎重悉投之于河，“缇骑仓皇星散”，连随身携带的公文也丢失了。
在北方，囚押杨涟等人的“槛车”一路北上，一路都有士民群众“设案焚香祝祷”，为他们鸣冤、祝福。保定举人孙逢奇更在畿南各地“举旗击鼓，张榜设柜”，公开为蒙冤“追赃”的东林党人募捐“义助完赃”，等于在大张旗鼓地为东林党人鸣冤、求助。更有一位无名氏，人们称之为“燕客”，听说杨、左诸公被捕，便赶到北京，投宿在“诏狱”附近，换上吏卒衣衫，天天找狱卒、马夫们吃喝交朋友，设法混进狱中，终于见到了被捕的党人们，把他们惨遭酷刑被摧残致死的情形，以及他们的遗言、遗书、血书一一收集整理。但在某次多喝了酒说漏了嘴，被人发觉后，于是他赶快换上商人的服饰，跨马疾奔南方，一昼夜急驰三百里，这才逃脱虎口，为死难党人们的残酷遭遇留下了见证，也为他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血书和遗稿[16].
（三）
在这场波及全国的群众性抗议浪潮中，东林党人不仅没有起来领导这场运动，反而向抗议的群众作揖打躬，恳求他们不要闹事。他们一个个都严守“君臣大义”，虽然明知这些缇骑“开读”的“圣旨”出自阉党，自己被捕后“决无生理”，但既然面对“圣旨”，他们便一个个都自觉地“囚服待罪”，束手就逮，蹲坐进槛车长途跋涉去北京面对屈辱和死亡。这些曾经在殿陛之间敢于不顾身家性命直言极谏、痛切批评皇帝的正直刚烈之士，此刻面对屈辱和枉死的命运，为什么全都采取逆来顺受死而无怨的姿态呢？
儒家学说认为皇权是上天所授，神圣不可违拗，但皇帝只是上天把神圣皇权授予他的那个肉胎凡人，所以皇帝并不一定圣明，需要臣下在拥戴的同时诤谏匡辅，以帮助皇帝更好地使用手中的神圣皇权。臣下若发现了皇帝的过失或国政的弊病却不加诤谏，那就是不忠，而那些谄媚迎逢、纵容或诱导皇帝犯错误以谋一己私利的家伙，才是奸臣，甚至是心怀叵测的乱臣贼子。传统儒学的这种忠奸观，意味着皇权专制需要自我完善，便应赋予臣下有批评皇帝的权利，因此东林党人在殿陛之间直言极谏、强项抗争，他们自己和同情他们的普通士民都认为这就是在尽忠报国。皇帝如果因此生你的气，把你贬逐、充军甚至杀头，那你也应该无怨无悔地接受，因为你已尽到了自己对国家和皇权应尽之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上天会鉴谅你的孤忠，青史会留下你的英名。如果因为皇帝怨屈你，你就有权反抗，若是人人都这样干，那么神圣的皇权就无法维持，你就将违反自己的初衷，反而陷自己于不忠了。
因此，如果今天的人们认为“皇权天授”、“雷霆雨露莫非天恩”之类观念陈腐愚蠢，从而把身殉这些观念的古人贬之谓“愚忠”，那就和嘲笑古人为什么不乘飞机却要坐骡车旅行一样轻浮。在四百年前满世界都是君主国或者酋长国的古代，儒家学说中关于上天、皇权、皇帝、臣僚和兆民等关系的阐述，即皇权专制制度下的民本思想、忠奸观念等等，乃是当时全世界最文明先进的学说。而东林党人正是这套理论的忠实信奉者和实践者。他们正是出于自身的信仰，出于维护大明皇朝的自觉，才一个个都义无反顾地从容赴死，但又都宁死不屈。
杨涟被诬“受贿”下狱，他在狱中写的“揭”（大约相当于“声明”）中说：“血性男子……既已不爱官、不爱生矣，前日无所不拚（指争”红丸“、争”移宫“、弹劾魏忠贤等事），今日当无所不听，辩复何为？……何以不欲辩？非不敢辩、不能辩，私心窃有自盟：我辈入告君父，出对天下，辩驳执争，只当在国家大是非、大安危，不当在一己胜负、一身利害。……若夫雷霆霜雪，莫非天恩，何不可安受？……但愿二祖十宗，实鉴此心，天下后世，共见此心，涟之愿毕矣！”他不屑为自身的清白辩护，因为向存心“污其名、陷其身”的仇敌证明自己的无辜不仅徒劳，而且有失尊严，他心里念着的是“国家大是非、大安危”。
左光斗也是如此。据方苞在《左忠毅公轶事》中记述：左光斗的学生史可法，听说老师在狱中遭炮烙酷刑，出五十两银子贿赂狱卒，换上掏粪工人的衣帽、背筐，手持粪铲，混入狱中。见到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辩，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耶，而汝前来！国家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生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不速去……吾今即扑杀汝！‘“
杨、左等人被酷刑折磨而死的次年，有同情者为高攀龙通风报信，说缇骑已出发来逮捕他。高攀龙笑笑说，“果然来了”，饮食起居如平时。将寝时又有人来报，说缇骑快到了，于是他“从容入书斋”，写了两纸文字，又从容和夫人说了些事，然后投水自尽。他写的“遗表”说：“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他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在向这种滥施酷刑辱杀大臣的做法提出抗议，又自比屈原来讥责皇帝类似昏君楚怀王。
在全国范围内斥逐捕杀东林党人以后，明朝形成了魏忠贤全面专政的局面。宫廷之内不必说了，“外廷”从内阁、六部、言官到军队和各省督抚甚至道、府、县及民间，到处都有阉党分子或特务在监控。据野史记载，京城一家茶馆里有几个百姓议论时政发发牢骚，第二天这些人就都被割掉舌头杀害了。而阉党又编了一部《三朝典要》，颠倒挺击、红丸、移宫三案的事实和是非，把“三案”统统说成是东林党的阴谋和罪状，以皇帝圣谕的名义颁发天下，企图篡改历史。士民们如果违背了这部《三朝典要》的说法，就将被视为“东林余孽”而遭到迫害。更可鄙的是，阉党更大树特树魏忠贤的权威，大搞对这个市井无赖的个人崇拜，利诱、策动、胁迫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集体去叩头跪拜颂德歌功，甚至把魏忠贤比作孔子，说孔子诛杀少正卯，“魏公”诛杀东林党，是一样的有功于天下人心，因此要求把魏忠贤和孔子并列一道享祭。这类疯狂闹腾的丑剧，凸现着当时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堕落与腐败，也反衬着阉党分子们的心虚胆怯。
其实宦官弄权、专政的基础是十分脆弱的：他们只能借用皇帝的名义狐假虎威，离开了“矫旨”的条件，魏忠贤就等于零，什么也不是了。因此，天启因贪玩落水得病身亡，无子，由皇弟继位，是为崇祯皇帝，便使局面全变。崇祯和乃兄截然相反，他是个兢兢业业、日夜勤政、多疑而刚愎自用的年轻人，遇事爱“宸衷独断”。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魏忠贤“矫旨”的可能。而崇祯做藩王时又颇受魏阉的轻慢与监控，他那王府里的管事太监就是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他进宫继位那一夜，竟自带晚餐、通宵不睡，以防有人下毒手。他即位后没花多大气力，便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把魏忠贤及其死党逐一处决，并将魏阉派往全国各地监控军政的太监全部撤回，为死难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追赠封谥，又起用了一些被逐的东林党人，更定了一份“逆案”名单，把依附魏阉的数百名官僚或杀或逐或贬斥，“永不叙用”，还降旨毁掉《三朝典要》。总之，他迅速办成了东林党人多年来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时间举国上下都称颂他“英明天纵”，指望他能成为扶危振衰的“中兴之主”。
但大明皇朝却在崇祯手里土崩瓦解，使他最终成了饮恨上吊的亡国之君。虽然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的僵化、腐朽与混乱，但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他因刚愎多疑举措乖张而犯下的一连串失误，无疑加速了皇朝的崩溃。而东林党及其政敌间的党争则贯穿崇祯一朝始终，无补于挽救危亡，陡然增加了政局的纷乱。
皇权专制政体中的党争，其势力消长从来都是看谁能影响、利用、左右皇帝。东林党人一味诤谏匡弼，只知道向皇帝宣讲圣贤之道，皇帝即使承认他们说得有理，也会觉得他们迂阔，也会烦他们。他们的政敌却机敏乖巧得多。这些人善于研究皇帝的个性，再投其所好，斥其所恶，从而掌握皇帝的性格弱点加以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崇祯是个往好处说有责任心又有主见、一心想做“明主”的皇帝，往坏处说是一个刚愎自用而又峻急多疑的独夫，在这“往好”和“往坏”之间，便要看首辅和内阁的影响与导引作用了。狡诈的温体仁正是掌握了崇祯这一性格特点。他知道皇帝不仅痛恨太监弄权，也很警惕朝臣们结党欺君，所以利用各种机会得以击败钱谦益，从此取得皇帝信任，长期专权。这便是崇祯元年著名的“枚卜”一案。当时温体仁控告钱谦益受贿纯系诬陷，但温体仁敢于冒险这样做，他是算准了东林党人将会群起而攻他的这一弱点的。而他则甘犯众怒，借此向崇祯证明：“满朝俱是谦益之党”，致使皇帝对攻温的这些人大起疑心，最后认定“温体仁也辩的是”，从此相信温是一个正派独立、只知效忠皇帝的良臣，并长期让他担任首辅[17].其实温的亲信薛国观、同伙王永光等人，都是阉党余孽。他们先后掌权，阉党分子们便有了新的保护伞。
虽然崇祯搞了一份“逆案”名单，杀、戍、斥逐了二百余人，但拟订这份名单的大臣中就有好几个阉党残余，他们千方百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阉党保存了大批骨干分子。而对于这些漏网的阉党分子来说，这份名单反而成了他们“清白”的证明，因为他们并未列名其中。这些漏网的阉党分子一旦有事便很快联合起来兴风作浪，后果最严重的事件便是制造和扩大了袁崇焕冤案。
督师辽东、曾击败努尔哈赤并使之负伤后恨恨而死、又屡败皇太极的袁崇焕，是当时杰出的良将。而性格多疑的崇祯却轻易地中了皇太极的反间之计，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但“上虽疑崇焕，犹未有实指，（仅）以逗留罪之”[18]，就是说皇帝对袁还只是怀疑，要审查，还没有定他的罪，事情还有挽回的可能。然而吏部尚书王永光和御史袁某、史某等阉党残余，却决计利用这一事件，执意扳倒内阁大学士钱锡龙，因为崇祯“钦定逆案”时，这个工作“半为锡龙主持，奸党恨之入骨”。而希图入阁的周延儒、温体仁等，也在幕后策应，再联络宦官作内线，更“出间金数十万，飞箝上下，流言小说，造作末端”控制了舆论[19]，然后轮番上疏，造谣指控，“聚谋指崇焕为逆首，锡龙等为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20].意思是你们搞了个“钦定逆案”打击我们，我们现在也另搞一个逆案来打倒你们！当时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王永光等人利用了皇帝的紧张情绪和多疑性格，终于制造了袁崇焕以“谋逆”罪凌迟处死，钱锡龙遭“长系”（终身关押），另一个阁臣成基命遭贬逐，又株连了许多其他人的大冤案。一度由东林党人主导的内阁因此大换班，周延儒和温体仁等则联袂入阁。就连清朝的御用文人也不禁慨叹：“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21]可见此案后果之严重。
即使那些名列“钦定逆案”的阉党分子，绝大部分也只是遭斥逐，他们的身家财产毫发未损，他们的“老关系”依旧遍布朝野，于是便有了继续政治活动的充足条件。以阮大铖为例，当初此人因贪图升官投靠阉党后，便报复魏大中，参劾杨涟、左光斗，是诬陷迫害东林党人的奸恶打手之一。他名列“逆案”，受到“坐徙三年，纳续为民，永不叙用”的处分。但他绝不甘心。他和左光斗是同乡，在家乡混不开局面了，便移居南京。看到东林党的后继者成立“复社”并且声势大盛，他也建立了一个“群社”，借此积累政治资本。但因名声太臭，应者寥寥，他便依仗万贯家财养了个家庭戏班子，自编自演几部戏剧，借以广交朋友，在官绅文士中多方拉拢关系，等待时机。崇祯十四年周延儒与复社达成政治交易后复出为首辅时，阮大铖看准时机，资助数万两银子供周做活动经费，又赶赴扬州与周秘密会晤，要求复出。周延儒说你是逆案中人，皇帝不会批准，这事我办不了。阮大铖便说：如果我不行，那就请起用马士英罢。马与阮是“铁杆哥们”，有“苟富贵毋相忘”的誓约，但马并未列名逆案。后来周延儒果然起用马士英为凤阳总督，埋下了甲申事变后南明小朝廷中马阮专权、乱政亡国的祸根。
像阮大铖这样名列逆案遭到贬斥但不甘寂寞，总在窥测时机蠢蠢欲动的阉党分子，南北各地都有。他们和在朝当政的阉党漏网分子声息相通，有的甚至和宫中的太监也接上了关系。此外，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英勇赴死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全国士民的敬崇，崇祯年间又获昭雪追谥，这时做一个东林党人不仅没有危险反而可以沽名钓誉，一些投机分子便钻营攀附，混迹东林，使得崇祯年间的党争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形态。黄宗羲曾分析说：“毅宗（崇祯）亦非不知东林之为君子，而以其倚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之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者，和平之说害之也。”[22]他把明朝亡国的原因说成是崇祯的用人方针有问题，但又回避了为什么“君子”老是斗不过“小人”，即“君子”本身的弱点。
且看具体事例罢。崇祯十五年，局势已十分危急，在一次讨论军国大事的御前会议上，有人提议起用西洋人汤若望制造大炮以加强军力（红衣大炮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官拜左都御史的刘宗周说：“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若望向来倡说邪教，堂堂中国，若用其小技以御敌，岂不贻笑？”崇祯反驳说：“火器是中国长技，若望也比不得外夷”（当时汤若望已在钦天监供职）。刘宗周坚持说：“若望小技何益成败？目今要慎选督抚，若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何愁不太平？”[23]这位刘宗周是当时东林领袖人物之一，道德文章名满天下，政治上也以直言无忌著称，但他面对现实的军事政治问题，见识却是如此褊狭、迂腐！
再以东林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文震孟为例。他任崇祯的“日讲官”时，有一次崇祯听讲坐姿不够端庄，两脚架到了椅子的横档上，他便一面讲解王者应如何注重礼仪，一面两眼死盯着皇帝的脚，迫使崇祯放下两脚端庄而坐，从此便获得了“刚严方正”的名声。崇祯八年农民军攻陷中都凤阳，文震孟上《皇陵震动疏》纵论时局，刚严方正地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得到崇祯赏识。他被提升为内阁大学士，入阁“与首辅温体仁协同办事”，也就是黄宗羲所说的“参杂用之”了。当时的官场惯例是：新入阁的大学士通常都以名帖或礼帖向司礼、掌印等大太监致意，大太监也以名帖或礼帖回礼。文震孟“刚严方正”地不理睬这一套，拒绝和太监们交往。一些大太监主动向他送名帖示好，他也不肯回帖，说是“名帖既入，此辱岂能洗耶？”在阁臣之间，他也“刚严方正”，和别人格格不入。因此他就越来越孤立。有一回温体仁“票拟”谕旨，要将一位科道言官削籍为民，文震孟反对，温体仁坚持不改。文震孟气愤极了，朝温一揖，说道：“科道为民，极荣之事，敬谢老先生玉成之！”温体仁不动声色，第二天便参劾文震孟这句话是“悖伦灭法之语”。皇帝果然生气，降旨：“文震孟着冠带闲住去！”——入阁不到三个月就被赶走了[24].这样的君子怎能不败于小人之手呢？
在那个社会动荡，经济混乱，烽烟四起，亡国之祸迫在眉睫，救亡图存已成紧迫的时代主题的崇祯一朝，东林党中的大半精英却已在天启年间横遭虐杀，剩下的领袖人物如刘宗周、文震孟、黄道周、姜曰广等，他们的操守品格、儒家学术、忠君忧国之心、疾恶如仇之情，全都极好，但却缺乏把握全局、抓住要害、随机应变、争取盟友分化对手、组织力量实施政治主张的才干，更谈不上具备顺应时代需要、变革“祖宗成法”的眼光和手腕了。后来在南明小朝廷中的史可法、瞿式耜等，基本上也属于这一类型。拿东林党人来说，按传统儒学的标准，他们大都堪称精英甚至是“完人”。他们对国家、民族、老百姓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做人、做事、做学问讲究诚笃。他们按儒家学说的要求重“道”轻“术”，认为耍政治手腕是“小人”的专利，“君子”是不可以干的，科学技术是“小技”，商贾是下贱的“末业”，除儒学以外的任何学说都是“邪说”等等。以这样的见识、思维定势，即使人品再高尚再“诚笃”，没有“小人”作对，让他们“当国”主政，能够挽救当时的危局吗？
崇祯八年，皇帝在一次上谕中就曾指出：“近来大小臣工多营私图，罔恤民艰。”这是在斥责那些“小人”了。而“君子”呢？“廉谨者又迂阔无通论”——他承认这些“君子”廉洁而且忠谨，但只会讲些迂腐空疏的大道理却拿不出行得通的办法来。应该说，崇祯对朝廷中那些“君子”们的批评是相当准确中肯的[25].他站在皇帝的角度来考虑用人问题，除了“参杂用之”，此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中国的历史一再重复着这种大同小异的故事：开国之君很少受到儒学教条的熏染和限制，有的甚至干脆就是“无赖”，但却能开创一番局面。然后他们便尊崇儒学为惟一真理，以此培养人才加强统治，如此几百年，社会经济发展了，内外形势改变了，皇室和朝廷越来越腐败了，国家陷入严重的危机了，到了这个时候却发现：由这样的体制和这一种学说所长期培育的统治集团中，却举不出一个能挽狂澜于既倒、能使现行体制自我更新以回应时代需要的人。而一个体制、一个统治阶层如果失去了自我完善、自我更新的能力，那么它就命该灭亡，也只能灭亡了。东林党人的悲剧，并不在于他们是大明皇朝最忠诚的维护者却又是备受这个皇朝贬斥甚至摧残的受害者，而是在于他们由于自身的教养，只能在一套已经僵化的学说和已经僵化的制度中苦苦挣扎。因此在百孔千疮的时局面前，他们拿不出救时之策也没有救时的能力，只能成为这个皇朝的殉葬品。为此他们越是气节慷慨，越是品格高尚，越是操守冰清玉洁，他们的悲剧便越是叫人扼腕长叹。
早在崇祯朝的中叶，东林党的政治继承者复社便已登上政治舞台。复社有成形的组织，有公认的领袖，有各地分支机构，某些方面已具备了近代政党的雏形。复社成员大都是青年才俊，比东林党人思想活跃也更为务实。但他们承袭着东林党人的信念和行为准则，便和东林党人一样未能挽救明皇朝的危亡。倒是在明亡以后，他们经历着痛苦的反思，逐渐在某些方面突破了皇权专制政体和儒学的僵硬教条，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潮的朦胧曙光。但这已是另一时段另一批中国读书人的悲歌，需要另一篇文章来评述了。
注释：
〔1〕〔5〕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15、35～36页。
〔2〕〔3〕〔4〕转引自嵇文甫：《晚明思想史稿》，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3、81、91页。
〔6〕〔7〕〔10〕〔12〕蒋平阶：《东林始末》，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314、166～167、313页。
〔8〕文秉：《先拨志始》卷上，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25页。
〔9〕文秉：《先拨志始》卷下，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88页。
〔11〕〔14〕〔15〕〔17〕〔22〕〔24〕文秉：《烈皇小识》，上海书局1982年版，第33～34、86、77、110、105页。
〔13〕〔23〕〔25〕李之逊：《三朝野记》，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187、160页。
〔16〕黄煜：《碧血录·附燕客传略》。
〔18〕《明史》卷二五一《钱锡龙列传》。
〔19〕《袁督师遗稿遗事汇辑》卷五。
〔20〕《明史·钱锡龙列传》。
〔21〕《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列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