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依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20条，我宣布从即日起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一、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大地震，给灾区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国家领导人中断或推迟出国访问，政府和全国人民全力以赴争分夺秒抗震救灾,而就在大地震发生后两天的4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曹文轩却到山东青岛的小学推销自己的图书（作家到小学推销自己的书本身就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25条）。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大约有200多名委员，应该是中国作家的精英，在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负责监督执行落实作协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其委员的行为应该为中国作协近万名会员做出表率。曹文轩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在玉树地震发生后对灾区人民表现的冷漠，令人失望。我不能与如此“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伍。

二、《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30条表明，作协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每年这笔数目不菲的钱用于各地作协给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其中多数是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按月开工资和维持作协的日常办公。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以说真话闻名的陆天明2010年4月6日在其博客的一篇文章里揭秘：“恰恰这些领工资的二百名作家，真正写歌功颂德的还极少。这一点大家可以去调查。”政府每个月通过作协给中国这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而这些驻会专业作家“真正写歌功颂德的还极少”，中国老话：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难道这200多名每月领取政府发的专门用于写作的工资的驻会专业作家都属于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族？获悉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陆天明披露的这一重要内幕后，政府还能继续给200多名驻会专业作家发工资？继续给作协财政拨款？

三、职责类似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的相当数量的成员，应该都在上述人里了，再加上为数不少的根本不懂文学的各地作协的文学官员也是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诸如北京作协根本不懂文学没有任何文学作品的副主席李青），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难以促进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

鉴于此，我决定退出中国作家协会

2010年4月25日

（注：2009年6月23日，郑渊洁退出北京作家协会）

中共政权“重拳出击”出台一系列政策要兑现年初“遏制”高房价的承诺，这些政策包括：对购买第三套或以上住房的，对非本市居民（户口）不能出示一年以上纳税证明及公积金缴存记录的不提供银行贷款等。各种大陆媒体也配合中共的政策，大张旗鼓的掀起“遏制”高房价宣传攻势。似乎，房价的趋于正常指日可待。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决定交易价格的是供求关系。供大于求则价格低，供小于求则价格高。中国的高房价是否也遵循这一市场规律？表面上看，中国的房地产交易购销两旺，异常繁荣。如果真的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高房价应当是源自消费者的强力需求。中国的人口基数过大，土地相对较少都是高房价的内在理由。

在回答“高房价是否可以被遏制”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首先搞清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是否是“市场经济”？如果是的话，高房价就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即便有资本的炒作，资本也需遵循市场规律。人们似乎无需大惊小怪，也无需政府的强力干预。可是，再给出高房价是“纯粹的市场行为”时，我遇到了很多疑虑：其一，中国的人口红利虽然巨大，却多数居住在农村，其二，一年的平均纯收入只能买一两平米的房子不具有对高房价的购买能力，其三，资本的使用者难道真的会无视以上两点盲目投资？其四，资本的使用者所使用的资本是自有资金吗？如果不是自有资金，如此大量的资金只能来自银行，而银行不管其性质是“国有”的还是“商业”的都将受到政策面的影响而不敢盲目发放贷款。还有种种疑虑，这些疑虑迫使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中国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私有制。二是有良好的法制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的正常运作，市场规律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

在正常市场环境下，价格围绕价值波动，围绕供求关系波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严重偏离价值与供求关系的价格。通货膨胀及由此而引发的经济衰退都不可能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持续。通胀，供应量加大，需求萎缩，价格下降。衰退，供应量减少，需求增加，价格上涨。正常的市场就是这样自动的调节供应与需求的关系，维持一个相对的平衡。但是，在一个非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就会失去作用，决定价格的因素可能是来自于垄断，也可能是来自于权力者的主观意图。这要区分，区分政治制度。民主国家有垄断，因此民主国家也有背离市场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价格的决定因素是垄断。在专制国家权力者的意志决定一切，经济活动中处处留有权力的身影。权力不仅仅打着“国有”进行市场垄断，更是积极地参与，决定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价格的因素就是权力。

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是专制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有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适用的经济规律可言。决定价格的是统治者的意志。他们是高房价的幕后推手。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府手中积蓄了一些钱。但是这些钱大部分被他们吃了，贪了，对于巩固自己的权力所需的钱就有些捉襟见肘。在这开放的世界他们到处都要用钱去打点：政治交易需要用钱，贸易逆差需要用钱，对付反对派需要用钱，应付日益高涨的国内不满情绪也需要用钱。尤其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出现时，中共政权看到了更大的表现机会，可那堆积如山的白花花的银子可不是吹牛皮吹出来的这也需要实实在在的钱。钱从何处来？一种办法是搜刮民财，但是这种做法风险过大，其结果很可能是达不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反而引发公愤，失去政权。另一种办法是加大投资力度，人为的制造经济泡沫。这个做法可以掩人耳目，给公众一种经济繁荣的假象。仅去年一年，中央投资就高达四万亿，加上地方的配套投资最保守的估计也是十万亿元。而房地产投资就占据了全年投资的25%。再加上房地产上下游关联行业的协同作战，零九年的中国经济非但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反而“一枝独秀”风光无限。可见，房地产业给政府帮了个大忙，同时也为政府带来了滚滚财源。再加上，那些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多是龙子龙孙，于公于私都要疯狂的敛财。高房价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的确是个奇迹，美国人都咋舌，中国人到底有多少钱？
 
仅一年，北京部分地区的房价就平均上涨了一倍。以本人所借住的一套不足八十平米的房子为例，零九年初的价格是八十万元，而今年的第一季度在中共的“遏制”声中依旧维持在一百八十万元。可怜的劳动者望房兴叹。御用经济学家说了“有钱的住好地段，住好房，没钱的住远点，住小房”（大意）私下里，傲慢的皇城子弟需要背井离乡，北京的未来就是中国的“富人区”。
 
以上议论似乎想说明房价会维持在高位？就是说中共的“遏制”承诺不会兑现？非也。这要从两个方面谈：其一，这取决于中共权力者的真实意图。如果他们真的意识到了高房价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足以威胁到统治者的权力，那么他们就会让房价降下来。前面说了，价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由他们说了算，他们有能力让房价凭空涨起来也可以让他降下来。当然，不可能降到让公众满意的程度，那种事想都别想。其二，取决于中共政权手中的钱够不够花了。暂时的够了，可以先降降，不够花，房价就将不下来。将不下来也不会崩溃。经济学假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是“理性人”这个前提，在中国不适用。
 
简言之：房价降一点的概率很大，房地产开发商及银行也会心领神会的配合一下，反正都是国家的钱。不过，千万别想着能通过艰辛的劳动买上房，否则你几十年都是给银行干。其实，经济繁荣与否与多数穷人无关，富了也富不到这些人头上，穷了，也得活着。高房价买不起，低房价还是买不起，买不起就不买。唯一的指望就是来场经济危机，到处可以捡到卖不出去的面包，那是我的最爱。

2010年4月20日

自从胡温上台以后，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便接二连三，瘟疫的阴影一直在中国挥之不去，而干旱和洪水也频频眷顾。最为可怕的是，自从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后，地震的发生较之以往更为频繁，四川大地震的死难者尸骨未寒，在今年的4月14日，青海玉树又发生了高强度地震，导致至少两千多人死亡，数万人受伤。

小震在很多时候是大震的前兆，在此次玉树强震发生前的两个多小时，实际上已经出现过4.7级的小震，因为这个震级不算大，所以，青海的地震部门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向玉树民众发出可能还会发生大地震的预警。在玉树强震发生以后，地震部门让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显示，震级达到了里氏7.1级，非常奇怪的是，国外多家地质机构的测定结果显示，此次玉树地震的最高震级其实只有6.9级。为何国内外的测定结果又出现了0.2的悬殊？究竟是谁的结果错了？

回首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最开始，虽然中国有部分地方的地震局测定当时的最高震级达到了里氏8级，但后来，官方媒体却一致宣传当时的震级只有7.8级。等到紧急救援活动结束以后，官方又将震级修正为8级。地震级别需要如此反复，中共当局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按照国际惯例，震级超过8级，联合国和国际救灾组织可以申请无阻碍进入受灾地区进行援助活动。据称，在四川地震灾区分布着不少军事基地，中共当局在当时之所以要在震级上做点小动作，大概和此有关。

地震局应该以预测和预报地震为主要职责，如果不能预测和预报地震，这样的地震局没有多少存在的意义。如今的中国各级地震部门，似乎已经成为了一个个地震辟谣机构，前些天，有网民提议将地震局更名为“地震辟谣局”，结果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共鸣，说明地震局确实已经丧失了人心和应有的公信力。因为此次玉树强震前出现过小震，当有记者问到地震部门为何不提前让媒体发出预警的问题时，地震部门的负责人仍然在以地震预测是世界性难题加以搪塞。

地震究竟是否可以预测？虽然谁都无法否认预测地震是世界性难题，但在中国的历史上，却已经出现过一次官方成功预测并提前发出地震预警的例子，那便是1975年2月4日的海城地震。海城地震前，因为官方发布了震前预报，原本可以导致数十万人伤亡的大地震最后只夺去了328人的生命。时间已经过去了35年，按说，在当前的科技水平下，地震局预测地震的水平应该更高才对，但在每一次大地震后，面对民众的质问时，地震局的官员或者专家就矢口否认地震可以预测。

既然地震无法预测，那为何在民间出现地震传言的时候，地震部门又能胸有成竹地出来“辟谣”，认为不会发生地震呢？非常讽刺的是，不管是四川大地震还是山西河津地震，两次均有地震局官员提前“辟谣”，但两次的“谣言”都最终变为了事实。“谣言”的兑现让地震部门陷入到了十分尴尬的境地，如今，只要地震局出来“辟谣”，地震传言的可信度将在很多民众的心目中变得更高。

今年的2月27日，南美洲的民主国家智利发生了8.8级超强地震，虽然震级空前，但死亡人数却仅有750人，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如此强烈的地震，完全可以将一个小国夷为平地和人口消灭。对比中国四川的大地震和今年1月12日发生在非洲国家海地的大地震，可以发现，影响死亡人数的不仅有震级因素，还和制度因素有莫大的关系。日本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虽然也是地震频发，但死亡人数却往往小得可怜，这更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道理。

地震原本并不杀人，杀人的是倒塌的建筑。玉树地区地处地震带，国家规定的建筑抗震级别应该会比一般地区要高，四川很多地区的建筑抗震级别应该达到8级，而玉树至少也要有7级。从海外媒体的报道情况看，玉树地震的实际级别只有6.9级，但中国国内媒体却众口一词地称是7.1级，与实际震级相差0.2。虽说误差程度和四川大地震一样，但不同的是，这次不是报低了，而是报高了。分布在中国国内的地震监测点不计其数，要准确地测出所发地震的震级应该完全不成问题，但遗憾的是，在对小震的级别认定上从来不曾出错，而在大震上却一错再错。

国内外媒体均报道，玉树发生地震后，95%的房屋倒塌，如果只是6.9级地震，而当地的建筑质量达标的话，不至于出现这么严重的倒塌状况。此次的震级之所以被人为地更改，我想，应该不是地震局的主张，而是中共高层钦定的结果。对于地震，不管是震级还是伤亡数字，都应该忠于事实，而不应该为了掩饰某些问题而玩弄文字游戏。玉树地震后，针对青海玉树地震灾情，起初，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将救灾应急响应定为二级，之后才提升至一级，这让人看到了中共当局应对危机的迟钝反应能力。

青海玉树地区的民众绝大多数均为藏人，因为同属大藏区，西藏也好，青海也好，向来都是敏感地带，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就出生在青海。可以肯定的是，青海玉树大地震比此前的四川大地震政治敏感性更强。玉树发生地震之后，很多国际组织和外国机构提出希望派遣专业地震救援队伍帮助中国救援，然而，他们的提议一再遭到中共当局的婉拒。中国民政部救灾司司长邹铭在地震发生后不久就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有足够人员和经验抗震救灾。虽然邹铭列举了两大拒绝外援的理由，但那不过是自欺欺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担忧外界和这一敏感地区的民众接触会引发事端。

从玉树地震后绝大部分房屋倒塌的情况看，那里的建筑质量不尽人意，一栋栋建筑堪称名副其实的豆腐渣工程。记得在台湾的9.21大地震后，有不少中国大陆报刊均以“大地震震出豆腐渣”为题嘲笑台湾的建筑质量，如今，玉树地震后我们却看不到类似的新闻标题，和以往一样，玉树地震的天灾人祸再度成为了中共当局接受媒体歌功颂德的绝好时机。

制造豆腐渣工程、不进行震前预警、草率决定响应级别、拒绝外援等等都是导致玉树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因素，所以说，玉树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4月21日是玉树地震后的第七天，民间称之为死者的“头七”，中共当局将这一天定为全国哀悼日，天安门广场以及多个机构门前的国旗在这一天降半旗致哀，虽然这种举动十分少见，但是，从上述其它情况看，中共当局这种表现虽然顺应民意与潮流，但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作秀的举动，不足以说明中国的文明程度和统治集团的以人为本。如果没有宪政民主体制，在不久的将来，四川和玉树地震的悲剧必定重演。

2010年4月23日

今年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1周年。在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长篇文章。这件事引起海外中西媒体议论纷纷。

说来也是，21周年不是整数，按惯例，中共高层本来不必有什么特殊的表示。如此说来，这次温家宝高调纪念胡耀邦确实不大寻常。 再来看文章的内容，前面几大段讲的是胡耀邦的亲民作风，深入群众，关心民间疾苦。这倒没什么新意。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段，温家宝讲到，在胡耀邦下台后，温家宝去拜望胡耀邦，胡耀邦发病住院时，温家宝在第一时间就去医院探望。这些记述会使读者感到，温家宝不是那种“人一走，茶就凉”的做派，更不是落井下石，而是对失去权势的老领导还有情有义。我们知道，在1989年5月19日，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身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陪同前往。可是等到赵紫阳下台后被软禁在家直到生病住院直到去世，在整整15年的时间里，温家宝都不曾去看望过赵紫阳。这一点招致很多人的批评，认定温家宝是世态炎凉、薄情寡义的小人。这次温家宝讲出他对下台后的胡耀邦的态度，或许可以把这一恶劣印象多少冲淡一点。

有论者说，中共高调纪念胡耀邦，表明中共即将推行政治改革。我以为这是解读过度。且不说温家宝文章里根本没有提到政治改革，更重要的是，从中共近期各种表现来看，丝毫也没有推行政治改革的动作乃至迹象。是的，胡耀邦是由于被指控犯了“反自由化不力”的错误而被迫辞职的，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公开反对这一指控。这就和赵紫阳不同。赵紫阳是因为坚持反对邓小平用武力镇压和平示威的民众而下的台，并始终没有认错。因此，对今日中共而言，胡耀邦的名字就没有赵紫阳那么“危险”。除非中共打算为“六四”平反，否则它不敢高度评价赵紫阳；但是，中共却可以在高度评价胡耀邦的同时继续在那里反自由化。也就是说，中共高度评价胡耀邦并没有什么政治风险，又由于胡耀邦在民众中享有较高的声望，现任领导人赞扬胡耀邦还可以让自己跟着沾光。何乐而不为呢？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次温家宝高调纪念胡耀邦不是没有意义的。联系到他近些年来的其他讲话，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就在不久前举行的“两会”上，温家宝讲到“要让人民活的有尊严”，讲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在去年他讲到“言者无罪”；此前他还讲过“法比天大”，讲到民主是普适价值，以及诸如此类。

有人说，温家宝讲这些话是作秀。这种批评当然有它的事实依据。就在温家宝讲“言者无罪”的时候，刘晓波被重判11年；就在温家宝讲“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时候，大量的不公不义的事情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却不见他出来制止，如此等等。但问题是，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只有温家宝一个人在讲这些话，其他人，如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以及习近平、李克强等都没讲过这样的话，有几个还对这些话严词批判。要说这是在演双簧，要说中共高层这些人偷偷商量过，安排好让其他人都唱黑脸，让温家宝一个人唱白脸欺骗大家，那显然是不可能的。想想看，如果胡锦涛、习近平们也都讲言者无罪，讲公平正义，讲尊严，讲法比天大，中国的情况还会和现在完全一样么？

问题就在这里：在当今这批中共领导人中，几乎只有温家宝一个人才讲这些话。这表明，温家宝和其他人多少还有些不一样。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贵在行。我们只看见温家宝在说，说言者无罪，说公平正义，说尊严，说法比天大，说普适价值，但没看见他在做，没看见他在努力贯彻。在这次“两会”上，温家宝引用屈原的诗句。我们知道，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象征，屈原常常被视为怀才不遇的典型。温家宝是当朝的宰相，按说其境遇是和屈原大不相同的。所以我认为，当温家宝讲言者无罪、公平正义、普适价值这些话的时候，主要意思是表白；要表白的原因是无奈，虽然身居高位，但孤掌难鸣，又不愿意被别人看作一丘之貉。不少人注意到，有好几位中共高官，在退休后变得很敢讲话，对自己原来主事的部门的工作提出颇为严厉的批评。这一方面引来好评，一方面也招致批评，说“你过去在位的时候干嘛不讲，干嘛不纠正这些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在位的时候不讲是怕丢官。温家宝的两届总理任期快满了，另外以他现在的地位和积累的影响力，反对他的人想扳倒他也很不容易，所以他不大在乎了，所以他现在就比较敢讲。

上述分析是否准确，或许还需要未来的事情验证。但有一点却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在今日中共内部，一个人即便真的抱有某种自由民主的理念，即便他又爬上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仍然无法推行他的这些理念；因为他会遭到大部分同僚的抵制。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著书《新阶级》，按照如今著名的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Slavoj Zizek）的说法，以苏俄为例，这个新阶级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才真正成型的。我以为这种说法仍然不准确。就在勃列日涅夫之后，苏共内部还可以出现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还可以推行政治改革与民主转型，可见这个新阶级还是不大像样子。唯有在“六四”后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才形成了一个真正的新阶级。当然，说“阶级”不准确，用现在国内一些学者的说法，叫特殊利益集团。按照现居法国的华裔学者陈彦的说法，如今的中共统治集团是“自觉的极权主义”，即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识的极权主义。他们早就不信共产主义那一套了，同时他们也不相信共产党的统治可以经由“改革”而得到完善。牢牢地控制权力是他们一切重大政治决策的先决条件。按说，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凝聚人心的纽带已经不复存在的今天，中共早该四分五裂了。那么，是什么还在有力地维系共产党的统一呢？依我看，是犯罪，共产党的坚强团结是靠共同的犯罪感造成的。除了政治上的镇压异己，更有经济上的化公为私，贪污腐败，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担心实行民主后会遭到清算，因此他们就会对民主改革采取强烈的敌视与抵制。在这样的一个党里，一个人要洁身自好，出污泥而不染，已属凤毛麟角，更不用说改造这个党了。

因此，在今日中国，要推动政治改革民主转型，必须要发展民间的力量。党内有志于政治改革的人，必须拿出魄力来，勇敢地和民间力量相结合。只有这样，才可能打开局面。

  
嘉业堂藏书楼门脸 

 
上海之南，相距约一百公里，浙江湖州市有个南浔镇，镇上有个具有百年历史名闻遐迩的嘉业堂藏书楼，其珍本之多，数量之大，都名冠当时。当初这个藏书楼的主人是江浙巨富刘承干（1881—1963），不过如今这个楼宇保存完好的藏书楼因为名气大而成了旅游景点，遗憾的是，几年前我去游览了附近的西塘，却因为不知道相距咫尺的南浔嘉业堂而失之交臂。

我要写一篇文章，纪念四清运动中投缳自尽的业师黄公渚教授。他和这个嘉业堂有点姻缘，因此我要了解一下嘉业堂。俗话说，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斜坡里窜出了一只小耗子，浪费了我好几天的功夫和这只耗子玩迷藏，终于写出了这篇掉进八卦阵的烂文章。

先前所知，浙江作家傅国涌写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其第一章《张元济（1867—1959）：“己身已见太平来：》云：为了召开全国政协，中共中央费心尽力地邀请全国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赴会。除了那些在反蒋中的同路人民主党派，尤其要邀请那些不是同路人的社会贤达赴会。因为新政府不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但是参加新政协的成员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才能使联合政府具有合法性。邀请的这类代表中有一位是中国近代影响最大、德高望重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董事长83岁高龄的张元济先生。要知道中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陈云就曾经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１９０５年生，１９１９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１９２５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元济起先是反复推辞，但架不住隆情盛礼、礼贤下士，于是赴京开会。他是出席1949年新政协的四代人中，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中国五位第一号人物”的人。在京期间，毛泽东两次召见，朱德、陈云、周恩来等等要人不断登门看望就多了。在京期间，他确实受到礼遇。此事是本文的引子。

据傅国涌所述，“10月初他（张元济）接到远在浙江湖州南浔的藏书家刘承干（9月）27日来信，告诉他粮赋很重，嘉业堂藏书楼为解放军占用，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张在（回到上海后）10月30日的回信中说：“承示南中粮赋重重，民力困竭，属向当道进言。某日与孝怀兄同诣毛氏，慨切陈词，毛谓亦知民困甚深，只以大军麇集江浙两省，粮需孔亟，扰及闾阎。今军队陆续南下，可以减少数十万人，以后当可逐渐宽缓云云。至于南浔尊府藏书楼被军队占用，当与韦悫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鄙见事关文化，尽可据实陈明，请其发还，当不至于被拒。”（原注：引自《张元济书札（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417—418页）

查《张元济全集》（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卷《书信》，收录了张元济给刘承干的书信竟达254封，上起1913（癸丑）年，下迄1953年，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悠久而亲密的友谊。这封信是第252封。在傅引之前还有以下几句：“于役都门。本月初旬获奉前月廿七日手书。……俗尘碌碌，未即裁答，甚以为惭。弟于前星期返抵沪上。本思走访，面陈一切。突患感冒，竟至未能如愿，”傅引之后，还有几句：“前日，面晤介弟，托其转陈，兹再奉达，伏祈鉴及。”

由此可知，刘承干这时人在上海。张元济是个负责任的人，但回沪后因为身患感冒，没有去见他，告诉他“向当道进言”的情况；不过已经托“介弟转陈”，大概怕他说不清，再写信告知。否则就不会留下这段历史的记载了。

现在问题的焦点是嘉业堂藏书楼在9月27日之前还在“为解放军占用”之中。刘承干想托张元济“请他代向政府转述恳请撤出部队。”揆情度理，刘承干先前已经交涉，请部队撤出未果，所以不得已才托张元济告御状。

本文要寻根究底的就是这件事，因为我上百度检索有关嘉业堂的资料时，发现历史事实给搅浑了。原来周恩来在1949年5月7日下达过一个指示：“希望与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周恩来文化文选》第3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既然解放军是奉命“保护”，刘承干怎么会说成“占用”呢？“保护”与“占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把在网上检索到的有关资料，摘要【1】——【11】附录于本文文后。

首先，派军队“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不合情理，而且军队的数量多达一个连队，更违情背理。南浔镇是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的（见【1】）。这里所谓“和平解放”，大概并非是驻守的国民党军队起义，而是那里就没有打过仗，也未必驻过国民党的军队。随着国民党的大部队撤走，南浔也就自动和平解放了。当时绝大部分县城乡镇没费一枪一弹，都是这么“解放”的。笔者经历过见证过上海的解放，那时我15岁。上海市区是那么复杂的地方，解放后市区也没有驻军巡逻站岗。以我的感受推想，解放后的南浔镇应该是太平无事，社会安宁。根据《南浔经济开发区》的历史日志记载（见【1】），仅仅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游行的时候遇到一点小的骚扰。据【12】记载，“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可见嘉业堂从建立，到共产党解放时有了二十几年的历史，包括日占时期，都没有军警保护，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军队“保护”呢？要知道，嘉业堂的那些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书，早就处理了。据【2】记载“嘉兴各地解放后，除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闻风逃窜外，大部分官吏躲在家中等待接收。”因此在新旧政权交替中，可能有一个几天的真空时期，那是就全地区来说。就南浔镇，这个13500人的镇来看，“5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27军80师第一团进入南浔镇，宣告南浔解放。当天就在邢家白场(后改人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由27军民运科长金灼之宣布南浔镇和平解放。” 因此这个镇上留下大概只有三两个旧政权的乡镇长一类人员，他们也不会出来破坏嘉业堂，由此可以推想，南浔镇解放后是安宁的太平的。所谓“保护”，一是怕受到交战中的战火破坏。这不存在。二是怕受到坏人的抢劫火烧。作为当地声名显赫的藏书楼，刘承干先生没有任何恶迹恶行民怨民愤，大概不应当是打劫者报复者的目标。

再说，不是人家主动提出请求保护，而是你派了一个连，不是两三个门卫去“保护”，要进驻人家院落里，难道不需征求人家的意见吗？难道可以不告诉这是执行周恩来的指示吗？

我们再领会周恩来下的指示，他嘱咐解放军保护应当是害怕受到交战时的破坏。可是南浔已经解放5天了，他未必知道。即使知道南浔已经解放，指示“保护”并不意味着要驻军一个连队，因为这毕竟是个藏书楼，而不是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目标，不是银行、仓库、桥梁会成为“特务、土匪”的破坏对象。那时嘉兴县委只有一个独立营，保护这么一个藏书楼就要分兵一个连，是否太浪费了兵力。

其次，两位当事者的解说，互相矛盾，破绽百出，欲盖弥彰。

关于嘉业堂藏书楼派兵保护有两个权威的当事人见证，这两年都出来说话了。

第一个当事人是当时的嘉兴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后来嘉兴市政协主席沈如淙。他是当时派兵的主管干部。他说：“六月下旬的一天，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的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命令立刻派出部队保卫嘉业堂，防止破坏。”“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县委接电报后，杨铭同志把电报交给了我，要我执行周总理交来的电令任务，我们感到任务光荣和重要，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当即决定指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由指导员胡国钧、连长沈英杰带领，连夜赶往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我和杨铭同志到南浔检查了一连保护藏书楼的保卫工作，去嘉业堂了解部队驻防保卫情况，参观了藏书楼。藏书楼是一幢四面连接，呈口字形的楼房，宏大宽敞，严密坚实，四楼四底共五十余间。楼上书橱密布，古籍琳琅满目，另一厅内密密麻麻地排着木刻书版，真是名不虚传的文物宝库。藏书楼东面是刘家的中西合璧式住宅、家祠和花园小莲庄，部队即驻扎其间。我在那里了解情况，交代任务，研究了警卫措施，然后去湖州开会。”沈如淙的说法是无法怀疑的，但又出来一个疑问：他们派兵是在六月下旬，距离南浔解放五十几天了，这之前嘉业堂没有受到打砸抢烧，这之后会有什么威胁存在呢？

沈如淙还说了一个故事，证明保护的正确性必要性。他说：“一连干部战士的情绪很高，在南浔很好地执行了保卫藏书楼的任务。为了保卫祖国的文化瑰宝，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南浔附近的匪特不甘心失败，在部队进驻后，仍然企图伺机疯狂破坏。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同志（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遭两个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向荣同志夺枪，沈文书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文书连开数枪，沈向荣同志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出动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即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在营长刘先正同志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洒血卫典籍，嘉业堂完好地保护下来了。”问题是袭击连队文书沈向荣的两个残匪，他们的破坏目标是藏书楼吗？沈如淙的话说得很谨慎，他没有做出这种推测与判断，仅仅就事说事，因此即使发生了这种事件，也不能说是有残匪要来破坏藏书楼。而且这件事比庆祝开国“游行队伍受阻挠”大得多，流了血，死了共三个人，却没有写进南浔镇的历史记载中，不知何故。

据【4】，沈如淙介绍，8月，湖州当地了解到他们这支部队在保护嘉业堂，就和部队接洽上了。当地时局日渐稳定，同时，独立营又接到了剿匪的任务，就把保护嘉业堂的任务移交给了湖州方面。……“保卫嘉业堂虽然只有约两个月时间，但这两个月令我终生难忘。”既然当地“时局日渐稳定”，为什么不撤出部队，还要继续驻兵呢？

沈如淙的记载留下了一个漏洞，就是他们接到保护嘉业堂的指示是六月下旬，大约在周恩来下达指示五十几天之后。如此重要的指示在军令如山的时期，怎么会这么缓慢呢？

于是找到了第二个见证人当时的嘉兴地委书记钱敏。《嘉兴市志》主编史念提供了一个新的说法：“在好多年中，我对这段史实心存一点疑问，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嘉业堂是在1949年5月初，而嘉兴地委到6月下旬才要嘉兴县委派武装前去保护。这个过程衔接不上。直到1986年，我听到另一位直接当事人钱敏同志谈到当时的情况，疑惑才涣然尽解。

钱敏同志解放初曾任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四十年后他从中央电子工业部部长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986年春天重来嘉兴、湖州探访故地。那次我和另一位同志从嘉兴送他去南浔，在那里同湖州来接他的同志会见。在汽车里，我问他当年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嘉业堂藏书楼的情况。他告诉我那是在1949年5月上旬，省委刚进驻杭州，嘉兴地委也才初建。一天在湖州忽然接到省委的紧急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保护南浔嘉业堂的指示。他立即与去南浔的部队联系，得知南浔刘家的庄园正被国民党军残部盘踞，藏书岌岌可危。于是当即决定请解放军迅速包围嘉业堂藏书楼紧急抢救。解放军迅即开展喊话，进行强大政治攻势，宣告园内残军只要保证房舍图书安全，走出缴械，一律宽大不究；如据守顽抗，将严惩不贷。经过反复做工作，据守的蒋军终于缴械投降，藏书楼获得安全。钱敏同志说，肃清蒋军的军队是解放军28军还是27军，已记不清了。他们不久就离开南浔，这才调嘉兴的地方武装去保卫藏书楼。”（见【5】）

但是这个说法又和南浔“和平解放”的历史发生了矛盾。南浔仅仅只是一个乡镇，“和平解放”意味着连这个嘉业堂也没有国民党“残部”了。试想，南浔不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崇山峻岭，土匪凭借一个土围子山寨子可以负隅顽抗，垂死挣扎。看嘉业堂的内外照片，它也不像土围子山寨子建筑，有险可守。既然国民党在全战线上都打败了撤退了，一点残部据守这个嘉业堂干什么呢？而且，还有一个矛盾。按照沈如淙的说法，第一个去嘉业堂的就是独立营，现在出来钱敏的说法，则是野战军27或28军先占领了刘家庄园，然后独立营才去接防换防。

总之，沈如淙、钱敏两位见证者的说辞，虽然我们无法证伪，但是却于情于理，难以自圆其说，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对于周恩来的指示，以我的理解，是嘱咐部队在战斗时，如果南浔在必战之处，对于嘉业堂，要“特予保护，以重文化”，并不意味着在解放以后还要派兵“保护”。一个藏书楼要派一个连保护，未免小题大做了吧？再说，连队驻扎在“刘家的中西合璧式住宅、家祠和花园小莲庄，”这些建筑现在还保存着，希望前去游览的朋友留心一下，一个连队驻扎于其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12】后志刚说得可能不准确，但可能是实情。他说：“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业堂。”请问：人民政府凭什么“接管”一个私人藏书楼？沈如淙、钱敏两位的说辞有一个共同的不经意的疏忽，就是他们忘了这个嘉业堂当时是私人藏书楼，不是国民党政府的产业，也不是官僚资本，即使你是手握毛氏圣旨，心存好意，也不能挥斥下令，派兵进驻。这两位以“解放全中国”为己任的解放者，哪里会把一个藏书家刘承干放在眼里！他们在六十年之后回忆此事的时候，忘了交代一句：“我们向刘承干先生传达了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考虑到严重的敌情和嘉业堂的安全，并征得刘承干先生的同意，所以派兵保护。”但假若有此一说在先，刘承干怎么会告御状呢？我们回到六十年前的解放初期，那时，保护私有财产是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起码还有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平心而论，当时的共产党和解放军还是严肃认真执行这些政策的，比如近日在放映一部6集纪录片《南下》，有进入上海的解放军先头部队露宿街头的镜头，叫市民好感动啊！这的确是事实，我可以作证。当时有一位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就是看了这张照片，断然决定回国。只是六十年来“共产”共惯了，像阿Q同志说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所以沈钱二位老革命老干部的说辞，都陷在惯性思维中，忘记了这个历史背景。

下面摘要的11条有关文字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不必一一指摘了，只指出一个天方夜谭般的说法。【9】南浔古镇导游词说：“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曾经想要把藏书楼烧掉，后来周总理就派陈毅驻扎了一个师的军队在这里，所以藏书楼才能幸存下来。”这样的故事可以哗众取宠，忽悠买了门票的游客，但是以讹传讹，实在是谬种流传。不过林彪有话：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会变成真实，那就永远这样解说下去，使魅力古镇南浔的魅力越来越大、卖点越来越火吧！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是中共派驻重庆的代表团团长，还不是总理。为了这么一个藏书楼，陈毅能派出一个师保护码？当时新四军驻扎在苏北，按番号总共只有三个师，派出一个师孤军驻扎在这里，是想让日本人消灭吗？这真是信口开河、异想天开的“导游词”。

六十年前发生在南浔嘉业堂的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早已变成如烟往事，但是经过我这么寻根究底，对于如今因为嘉业堂藏书楼使南浔成了中国十大魅力古镇之一的旅游热点地，却蹦出来了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只要否定不了刘承干反映的“占用”说，那就难以兼容沈如淙、钱敏的“保护”说，而且，他们两位的回忆倒是证明刘承干告发的、解放军确实是“占用”过嘉业堂藏书楼的事实。我不知道沈如淙、钱敏两位老同志的证言以及几位作者是否知道有刘承干的“占用”告发在先？

对待历史，最好是素面本色，不要描眉搽粉涂口红。

（2010-4-21于山东大学附中）

【后记】 上文写完之后，我通读了一下张元济给刘承干的信件，发现除了第252封，还有第251封和嘉业堂的事有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嘉业堂当时的处境，有点帮助。第251信原信如下：

翰怡世姻仁兄阁下：前日辱荷枉临，畅聆教益。续奉大札，展诵敬承。嘉区专员于邺架弆藏，可谓巧偷豪夺，当时未即向省署再四抵拒，至令木已成舟，及今补救殊非易易。常熟瞿氏书原可援例。惟铁琴铜剑楼书目数十年前久已脍炙人口。尊府珍藏自可抗衡，但精椠名刊究有若干卷册，未见谱录。即欲收购，无从参详。且省府未列预算，由中枢指令追加，现在政体亦有未合。陈叔翁为中枢委员，似难代达。附下节略，再四思维，不克转致，谨仍缴上，即乞检收。有违谆命，无任惭悚。专此布复。顺颂台祉。

弟张元济拜上(1949年)十月廿一日

这两封信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针对来信的回信，张元济的话是转述来信的，因此可以省略主语与其它的省略，这不影响双方的沟通，但来信不存在，造成我们理解上模棱两可。第251信值得推敲的部分是其中加了下划线的这几句：“嘉区专员于邺架弆藏，可谓巧偷豪夺，当时未即向省署再四抵拒，至令木已成舟，及今补救殊非易易”这里主要是说“嘉区专员”“巧偷豪夺”了藏书。第一个可能是取走了张元济本人书架上的书。可是“嘉区专员”不能跑到上海张元济那里去取书吧？他只能到其属下的南浔镇刘承干家“巧偷豪夺”。解放后当地建立了嘉兴市委、嘉兴专员公署，其下还有嘉兴县委等等机构。“嘉区专员”应该就是嘉兴专员公署的专员。上文已经提到，解放初期嘉兴地委书记钱敏曾率领部队进驻南浔嘉业堂，执行周恩来的“保护”指示，因此“嘉区专员”是到刘承干家“巧取豪夺”书架上的书，就比较合理。既然“嘉区专员”都干这种不顾颜面的事，所以刘承干的撤出军队的要求，就难以接受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之谓也。前信还有“当与韦悫（1896—1976）副市长言之。据称此属浙省范围，非上海军管区力所能及，应向浙省政府陈请。”的话。查韦悫原来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工，因此张元济可以和他沟通。韦悫1925年参加了共产党，1931年1月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与抗日活动，在上海租界，接办《译报》任总经理；创办《上海周报》，任总编辑，经常发表抗日时评。1941年冬，经党安排，到苏北解放区工作，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兼高等教育处处长等等，但他管不了浙江的事，所以张元济要刘承干直接找浙江省政府反映。

第二件事可能是刘承干托张元济，请他托陈叔通转达一件事。这件事从信件上我看不明白，可能涉及到收购古籍问题，张元济反复斟酌之后，认为陈叔通虽然贵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难以向上反映，所以好像是把原信退回。下面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陈叔翁为中枢委员，似难代达。附下节略，再四思维，不克转致，谨仍缴上，即乞检收。有违谆命，无任惭悚。”

但是这封信还有一个写信时间问题。原信有一个编者注：“原信未署年份，日期后有收信人所注‘三十八年’字样。”这就是对“1949年”加上括弧的原因，不过反复阅读这封信，不应该是1949年10月21日所写。因为，10月30日写的第252信，是从北京回沪后写给刘承干的第一封信。之前的21日，早前10天，推敲两信的内容，显然没有给刘承干写过信。但第251信有“陈叔翁为中枢委员”的话，当然是参加全国政协之后，回沪所写。由于第251信开头有“前日辱荷枉临，畅聆教益。续奉大札，展诵敬承”的话，因此应该是写在第252信之后，或许是“十一月”之误。如果在10月30日之前，刘承干“辱荷枉临，畅聆教益”，就没有写第252信的必要了。

大概情况是：两信相隔二十来天，刘承干收到第252信之后，登门拜访了张元济，谈了驻军不走，而且“嘉区专员”到他家“巧偷豪取”的事，发了一点牢骚，回家后又去信一封，托张元济请陈叔通办一点什么事，因此，张元济回信，一是对“嘉区专员”“巧偷豪取”书籍的事劝说了几句无可奈何的安慰话，分析“木已成舟”已经难以“补救”；二是分析陈叔通也难“代达”，所以没有“转致”。如果 这样理解，就是现在编号为251与252号信的前后次序颠倒过来，就前后连贯通恰了。

如果把张元济写给刘承干的两封信联系起来分析，那么嘉业堂藏书楼被解放军“占用”的问题就更清楚了。

（2010-4-24补充）

 

网文摘引:

【1】南浔经济开发区：历 史（日志）

1949年
　　5月2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9兵团27军80师第一团进入南浔镇，宣告南浔解放。并在邢家白场(后改人民广场)召开群众大会，由27军民运科长金灼之宣布南浔镇和平解放。

5月上旬，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某部途经南浔时指示所属在前部队：南浔有一个全国著名的嘉业堂藏书楼，周恩来同志讲过一定要保护好。

10月2日晚上，南浔镇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会后组织游行，途中游行队伍受阻挠，事后惩治了肇事者。

1950年

10月，镇政府进行人口统计，全镇人口13500人。

【2】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嘉兴市档案网）发布日期：2006-10-24

嘉兴各地解放后，除少数国民党顽固分子闻风逃窜外，大部分官吏躲在家中等待接收。由于解放大军进展神速，接管工作的主要力量——南下干部虽然昼夜兼程，仍与部队相差一二个星期的路程，无法立即到位。政权组织瘫痪，权力出现真空，城乡内外，各种名义的游杂武装到处乱窜，危害社会，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混水摸鱼，打着各种旗号，乱搞接收。在城镇，档案及粮食等重要物资出现无人保管的状态。这种情况如不及时加以制止，将给随后进行的接管工作和人民政权建设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为此，人民解放军解放各城镇之后，对各种名义的游杂武装，一律缴械，人员予以遣散。对重要部门和粮食、物资仓库等要害地方均加以封存并派人看守。大军前进时，每一地均留下一个负责干部率领部分部队，对城镇实行戒严，对主要街道日夜巡逻，并派人收集、保管乱丢乱放的档案、文件材料。接管干部到位后，军队干部都认真办好交接手续，并详细介绍情况后才去追赶部队。

全国解放时，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大军南下一定要保护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藏书。大军解放杭州后，经南浔攻打上海时，陈毅司令员在戎马倥偬之际，还亲自走访了藏书楼，并派了一个连驻守在嘉业堂周围。这样这座占地20亩、藏书16万册的庞大书楼园林，幸获保全。

嘉兴地区解放后，周恩来即电令浙江省委立即派部队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位于南浔的嘉业堂藏书楼是全国闻名的藏书楼之一，是重要的文化设施。嘉兴县委接到省委转来的电报后，立即指示嘉兴独立营负责作好保卫工作。独立营连夜派一连开赴南浔。第二天，嘉兴县委副书记、独立营政委沈如淙也赶到南浔，与部队共同研究保护藏书楼的措施。在独立营的保卫下，嘉业堂藏书楼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下来。

【3】沈如淙：周恩来电令保卫南浔嘉业堂藏书楼追忆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渡江后，江南迅速解放。周恩来同志刚进入北京（当时称北平）不久，在协助毛主席指挥解放全中国，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百忙当中，他还想到远离北京的水乡市镇上的这座藏书楼，电令加以保护，谁又能不为之感到钦佩和尊敬呢。

当时嘉兴县解放不久，六月下旬的一天，嘉兴县委接到省、地委的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命令立刻派出部队保卫嘉业堂，防止破坏。省、地委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嘉兴县委，要嘉兴县委调遣武装去保护南浔藏书楼。这时嘉兴县委已经建立，嘉兴独立营刚于六月一日由原独立团整编建制。杨铭同志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工作。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嘉兴独立营政委。县委接电报后，杨铭同志把电报交给了我，要我执行周总理交来的电令任务，我们感到任务光荣和重要，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当即决定指派嘉兴独立营第一连，由指导员胡国钧、连长沈英杰带领，连夜赶往南浔执行任务。第二天，我和杨铭同志到南浔检查了一连保护藏书楼的保卫工作，去嘉业堂了解部队驻防保卫情况，参观了藏书楼。藏书楼是一幢四面连接，呈口字形的楼房，宏大宽敞，严密坚实，四楼四底共五十余间。楼上书橱密布，古籍琳琅满目，另一厅内密密麻麻地排着木刻书版，真是名不虚传的文物宝库。藏书楼东面是刘家的中西合璧式住宅、家祠和花园小莲庄，部队即驻扎其间。我在那里了解情况，交代任务，研究了警卫措施，然后去湖州开会。

一连干部战士的情绪很高，在南浔很好地执行了保卫藏书楼的任务。为了保卫祖国的文化瑰宝，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当时南浔附近的匪特不甘心失败，在部队进驻后，仍然企图伺机疯狂破坏。就在第一连进驻小莲庄的第三天下午，一连文书沈向荣同志（中共党员，崇明人）在藏书楼通往市街的弄口，突遭两个土匪袭击。两匪扑向沈向荣同志夺枪，沈文书奋勇反抗，力拒两匪。他们见夺枪不成，即向沈文书连开数枪，沈向荣同志当场牺牲。连队闻讯，立即出动追捕两匪。在当地农会干部（其中有一女同志）、群众协助下，两匪当天即被捕获，关在一间靠河民房内。夜间一匪跳窗逃跑，落入河中淹死。另一匪被押送至嘉兴独立营营部，在营长刘先正同志审讯后，报经上级批准处决。在审讯中得知两匪系国民党潜伏下来的马文龙匪部残匪。烈士洒血卫典籍，嘉业堂完好地保护下来了。（2009年5月10日南湖晚报）

【4】浙江日报记者金毅《保护嘉业堂，周恩来拍来电报 》

在嘉兴安乐路一小区，记者见到了沈如淙老人。他生于1920年，尽管年事已高，但声音响亮，对60年前的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沈如淙介绍，8月，湖州当地了解到他们这支部队在保护嘉业堂，就和部队接洽上了。当地时局日渐稳定，同时，独立营又接到了剿匪的任务，就把保护嘉业堂的任务移交给了湖州方面。……“保卫嘉业堂虽然只有约两个月时间，但这两个月令我终生难忘。”沈如淙说。（本报湖州2009年4月22日电）

【5】史念（《嘉兴市志》主编）《嘉禾春秋》

　　 1949年5月初，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事迹，我听到直接当事人的谈论有三次，我相信这些信息能够较完整、更全面地反映那个光辉过程。

　　 　　一

　　第一次是在1962年，我国老一辈的图书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告诉过我。那年春天，他受文化部委托，来江南考察文物古籍的保护情况。在嘉兴时，他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祖国文物。1949年初夏，周恩来召集在北京的学术界、文物界人士开座谈会，适逢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湖州。那天我国著名文化界人士郑振铎同赵万里参加会议。大家关心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安全。周恩来同他们商讨后，立即起草电稿，通知前线指战员加强保护。

　　赵万里亲历其事，对周恩来同志万分感佩。他讲的情况是属实的，现在我们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年谱》（1969年第1版）中可以查到，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同志指示中宣部，保护好湖州嘉业堂藏书，现今的湖州嘉业堂藏书楼，就陈列展示了当年周恩来同志亲笔指示的手迹：

　　希望与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

　　这应该就是指示中宣部并告知前线部与浙江省委的电稿手迹，真是字挟春风，一字千钧，图书文物宝库的嘉业堂之能确保无虞，正是党和周恩来同志深厚关怀的结果啊！

　　 　　二

　　我第二次听到保护嘉业堂安全的史实，是三四十年后从嘉兴的老领导沈如淙同志那里得知的。有一次我陪他去南浔。他告诉我，1949年6月下旬他担任中共嘉兴县委副书记时，县委曾接到中共嘉兴地委转达的周恩来同志指示，派嘉兴独立营一个连的兵力前往南浔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他当时分管独立营，曾自嘉兴至南浔亲自检查部署。不料队伍遭到土匪袭击，一连文书共产党员沈向荣光荣牺牲，但藏书楼始终保持安全。交谈时我觉得这段史实非常珍贵，就促请并帮助他写下来，登载在《嘉兴市文史资料》第一期上（后省政协文史委选入全省文史资料精编本《浙江文史集萃》），今年为纪念嘉兴解放60周年，又把那篇文章加以修改，在5月10日的《南湖晚报》上发表，周恩来同志的盛德及人民解放军的丰功，传播得更广泛了。

　　 　　三

　　在好多年中，我对这段史实心存一点疑问，这就是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嘉业堂是在1949年5月初，而嘉兴地委到6月下旬才要嘉兴县委派武装前去保护。这个过程衔接不上。直到1986年，我听到另一位直接当事人钱敏同志谈到当时的情况，疑惑才涣然尽解。

　　钱敏同志解放初曾任中共嘉兴地委书记，四十年后他从中央电子工业部部长转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1986年春天重来嘉兴、湖州探访故地。那次我和另一位同志从嘉兴送他去南浔，在那里同湖州来接他的同志会见。在汽车里，我问他当年周恩来同志指示保护嘉业堂藏书楼的情况。他告诉我那是在1949年5月上旬，省委刚进驻杭州，嘉兴地委也才初建。一天在湖州忽然接到省委的紧急电报，转达周恩来同志保护南浔嘉业堂的指示。他立即与去南浔的部队联系，得知南浔刘家的庄园正被国民党军残部盘踞，藏书岌岌可危。于是当即决定请解放军迅速包围嘉业堂藏书楼紧急抢救。解放军迅即开展喊话，进行强大政治攻势，宣告园内残军只要保证房舍图书安全，走出缴械，一律宽大不究；如据守顽抗，将严惩不贷。经过反复做工作，据守的蒋军终于缴械投降，藏书楼获得安全。钱敏同志说，肃清蒋军的军队是解放军28军还是27军，已记不清了。他们不久就离开南浔，这才调嘉兴的地方武装去保卫藏书楼。

　　听了钱敏同志的介绍，我恍然明白了保护藏书楼有前后过程，嘉兴的武装是6月底后去的。前期保卫的部队是那一部分呢？后来我看到徐迟同志的回忆录《南浔小镇》，书中说他在南浔解放后几天，见到过当时任27军79师政治部主任，后来成为我国“两弹一星”元勋的常勇将军，也许那一次执行周恩来同志指示保卫文化珍宝安全的，正是英雄的人民军队第27军吧！

【6】百度：《嘉业堂藏书楼》

南浔镇于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大军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浙江两大藏书楼（南浔的嘉业堂和 宁波的天一阁），曾要陈毅司令员派兵保护，不使损失。故解放军专门派一连战士驻守藏书楼，保护了这批珍贵书籍。

【7】莹竹：《嘉业堂藏书楼 》

1949年，大军南下时，周恩来总理指示解放军部队保护好藏书楼。大军解放杭州后，经南浔去攻打上海，陈毅司令员在戎马倥偬之际亲自走访了藏书楼。并派一个连队驻守。

【8】刘承干：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

当时日军曾一度把嘉业堂作为军营，军方还先后掠去清顺治、乾隆、同治三朝《湖州府志》等书，但所遗藏本大致保存；当南浔全镇为侵略军烧毁，而仅只一河之隔的嘉业堂竟无影响，原因何在?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周恩来即给进军浙江的三野七兵团专电，明确指令务须保护南浔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在大军南下，解放杭州后，陈毅司令员经南浔组织上海战役时，颇有兴趣地走访了嘉业堂，临行还派了一连战士驻防保护。同年5月7日，周恩来又致信中央宣传部，就南浔嘉业堂和太原普善本的接收、保护作了批示。（发布时间：2008-07-16 来源： 出版人·图书馆与阅读）

【9】南浔古镇导游词

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曾经想要把藏书楼烧掉，后来周总理就派陈毅驻扎了一个师的军队在这里，所以藏书楼才能幸存下来。

【10】李勇明：《民国藏书第一人：“傻公子”刘承干 》

全国解放时，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指示，大军南下一定要保护嘉业堂和宁波天一阁藏书。大军解放杭州后，经南浔攻打上海时，陈毅司令员在戎马倥偬之际，还亲自走访了藏书楼，并派了一个连驻守在嘉业堂周围。这样这座占地20亩、藏书16万册的庞大书楼园林，幸获保全。

【11】周恩来在浙江的故事

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深知藏书楼的价值，下达一道命令：“嘉业堂规模宏大，藏书丰富。是我国近代著名私家藏书楼，南下大军一定要保护好，免遭反动派破坏。”

部队接到命令，马上召开党委会，坚决执行周恩来的命令，不惜任何代价也要保护好藏书楼，就是流血牺牲也要保证不损坏一书一稿。

南浔解放后，第二十七军派一个连进驻嘉业堂。当时，敌特和土匪武装活动猖獗，嘉业堂受到土匪袭击，为保卫藏书楼的安全，在和土匪激战中，这支部队的连长牺牲了。（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12】后志钢：《江南富庶，刘承干与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研究》[2001-7-1 ]

1937年杭嘉湖地区沦陷后，藏书楼工作全面停顿，仅留下一、二人留守。在拒绝日本人所谓“驻兵保护”的要求后，刘承干通过贿赂伪军，于一日夜间用船将三万余册珍本运往上海寓所，其中大多为明刊本，其余也有清乾隆以前的版本。对无法运走的书籍均抽去第一册，并将它们藏入刘氏家宅的天花板之上。

抗战期间，南浔镇的房屋有三分之二被焚毁，那嘉业堂何以未被破坏呢？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第一种姑且称之为“送书得福说”，其主要说的是，由于在藏书楼全盛时刘承干常送书给日本的松崎鹤雄，因而日军侵华后，松崎关照他的妻舅“牧少将”如到南浔，应妥善保护嘉业堂。后“牧少将”任杭嘉湖地区日军司令官，故未毁书楼。另一种为“九龙金匾保护说”，其主要认为当时驻扎在南浔的日军因见到藏书楼有溥仪题字的九龙匾，了解到刘家与溥仪的关系，因而未破坏书楼。二种说法孰是孰非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刘承干先生在《求恕斋日记》中的自述：“当日兵战时，曾为松崎鹤雄号柔甫，是王壬秋弟子，通中文，昔在大连曾与往还者，函致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渠为妻舅）嘱为保护，由松井派牧次郎（杭嘉湖司令官）到南浔出示保护，并见今上御匾，行立鞠躬，颇客气。”由此可见，目前流行的两种说法不尽正确。此外，书楼未毁的另一原因许寅先生在《“傻”公子作出的“傻贡献”》也已提到，那就是日本人收罗中国古籍一重版本，二重全帙，而藏书楼的大量珍本已被刘承干运往上海，且留余的书又被抽去首卷，日本人因此认为书楼价值不高，于是为了宣传的需要，借松崎与刘承干相识的关系，做了个顺水人情。

这一时期，嘉业堂藏书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刘承干的几次大规模散书上。

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散书是在抗战时期卖给中央图书馆的明刊本1200种，稿本30余种。其过程大致如此：抗战爆发后，南京中央图书馆内迁重庆，得到一笔下拨的建筑经费，但当时法币贬值极快，“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朱董事长骝先先生，……提议将原拨本馆之建筑费移购善本图书。”于是，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奉命至港沪授购，……而吴兴张氏、刘氏、金陵邓氏、番禺沈氏诸家之书乃归诸本馆。”刘氏的书是经郑振铎、徐森玉、张元济的介绍而与蒋复聪秘密成交的。这批书价值很高，其中不乏善本，成交后书被运到香港，但不巧为日军发现并掠到日本。抗战胜利后方重归我国，1949年移往台湾。

第二批大规模卖出的是400余种明刊本，它们都是经买主张叔平精心挑选的，内中同样有不少善本，但其价值则稍逊于中央图书馆所购的那批书，现收藏于杭州大学图书馆善本库。

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抗战时期刘氏大规模的卖书仅此二次，但零星卖书还有一些，如牧次郎到南浔向刘氏“要当地志书，因送湖州府乌程、归安二县及南浔镇志，价买《永乐大典》四十三册，计四万三千元”。这部《永乐大典》残本不久送到了满铁图书馆。

由于抗战时期藏书楼元气大伤，之后便一撅不振，庋藏混乱，图籍破损。1949年渡江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周总理妥善保护天一阁和嘉业堂的指示，留下一排战士专门保护藏书楼，陈毅并在攻打上海前专程视察了藏书楼。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就接管了嘉业堂，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了大批工作人员来楼整理混乱不堪、尘封蠹蚀的藏书，经四个月的时间方才整理就绪。“造具清册时，共有书籍十一万余册，杂志三千余册，自刻书二万余册，木板三万多片，这就是解放时嘉 业藏书楼的主要家底”。此后，嘉业堂一直是浙江图书馆的外县分馆。 如前所述，南京沦陷后，刘承干曾将三万余册古籍运到上海寓所，那么，这批书（除卖给中央图书馆和张叔平的外）在建国后的命运如何呢？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一部分书由刘承干或赠或卖与他的亲朋好友，如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王欣夫教授就得了45种。而大部分则分别归属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等处。

据华东师大周子美先生介绍，解放后刘承干收入减少，于是委托他和王欣夫找买主，因此，复旦大学图书馆向刘承干购买了一部分古籍。又据当时去刘家购书的复旦大学图书馆潘继安先生说，复旦图书馆曾先后三次购买了刘氏藏书。

第一次是1954年，刘承干以每本0.35元的价格出让清刊本2037种，其中经部132种，史部393种，子部160种，集部1133种，志部170种，丛部49种，不少为乾隆以前的善本。

第二次主要是抄本。其中以刘承干在民国初年化数万元从国史馆抄出的《清实录》、《清史列传》价值最高，成交价为6千元。

第三次主要是明刊本，外加2部假宋本《烈女传》、《韩昌黎集》，这批书是刘承干预先搭配好的，买主不能挑选，每本价格5元，其中不少为海内孤本。

复旦图书馆与刘承干原本还有第四次接触，该批书也是刘氏预先搭配好的，2部假宋本加一批明刊本，但由于刘氏开出的书目中有三分之一复旦已有收藏，且当时古籍书店出售的明刊本开价与刘氏相仿又能挑选，故未成交。

北京中国书店、天津中华书店分别于1958年从刘承干处购买了一些书。“北京中国书店李新乾同上海书店李大宸持叶荛城介绍信来，要看书。”天津中华书店的王仲珊也是由李大宸陪同到刘家的，“上海书估李大宸同天津中华书店王仲珊来，二次成交书籍。”在此之前，北京某国营书店也与刘承干成交了一批书，“北京书估葛鸿年由春藩同来，以《永乐大典》三十七册（按：此为刘氏抄本，非嘉靖、隆庆间抄本）售去，每册四十元，又明版《昭代典则》二十册一百元”。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盛极一时的嘉业堂藏书至此大概已经散失殆尽了。

不解的疑惑

自从报道说三峡大坝“2006年10日22时提前成功蓄水至135米水位”之后，一连串的重大自然灾害就接踵而来：2006年夏至2007年春百年不遇的川渝大旱；2008年1月50年不遇的华南特大雪灾（冰灾）；2008年震惊世界的“5.12” 汶川地震；2009年百年不遇的西南五省大旱。这里面还不包括2006年间重庆市出现的罕见高温酷热等蹊跷怪异的新气象……当汶川的8级地震带给我们的余悸还没有彻底过去，现在又一场7.1的地震又降临在长江水系上游的玉树一侧，令人不得不联想到灾难连连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事实上，三峡建起大坝后，灾难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一个外行，我当然无法从专业角度证明这中间是确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但当我今天仔细查看地图后，还是让我感到不寒而栗。这几年公开报载的灾情发生地大部分都十分集中地发生在长江水系附近或出于大坝周边几百公里的地带。还有，由于长江下游的水流量少了，远远少于库区蓄水前的流量，所以我的家乡湖南——北连长江、南接湘、资、沅、酆四水，号称“八百里洞庭湖”才史无前例地出现了大部分干涸奇景。难道这统统属于巧合？让我们先看看三峡大坝公开的基础数据：

全长 2309 米的三峡大坝，混凝土的浇筑总量达 1610 万立方米，水库蓄水以后在空中看到的库区如同一个巨大的内海。三峡水库的蓄水量约 393 亿立方米，加上大坝本身的自重，对地壳增加的压迫无疑是惊人的。有专家早已指出，从理论上讲，大型水库蓄水后极大地增加了局部地壳的压力，同时库区巨量的蓄水对岩石的渗透产生的应力等都是可能诱发地震的。事实上现在整个库区就像一个到处是洞的水盆，向周边地下岩层一直在不停地渗水、,漏水，除非盆里的水漏完才会停止。但三峡会漏完吗？不会！

前一阵，凤凰卫视居然破天荒播出了以毕生反对三峡工程而为世人所知的清华大学著名水利专家、教授黄万里的纪念访谈，但看完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从头至尾都刻意隐去了黄万里至死坚决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一系列故事，而这，才是他一生中最不畏强权，坚持科学家良心的闪亮片段。好在他的著作不会为这个海外喉舌的话语权所左右。黄万里对三峡大坝建成后将造成的恶果早有科学的预见。事实上，他那些预言中的相当一部分已经变成惨痛的现实清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黄万里老先生在自己的著述中力陈危害：“（长江三峡）造坝截断沙流，使上游洪水抬高，泛滥频繁；下游停止造地，滩涂侵蚀。所以世界上有些国家已停止修建拦河大坝。例如巴西把原计划在亚马逊河上修建而未动工的25座水坝全部搁置起来。在马来西亚，全国人民反对修建40亿美元的沙涝越巴昆大坝。在印度，停建了已动工八年的赛伦特大坝。在澳大利亚，取消了富兰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坝的计划。为了发电，拦河筑坝虽能利用水力，但会影响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们一般在源头利用水力发电，不致产生显著的害处，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发电。第二，从经济观点来看，三峡大坝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长达17年；不如考虑改修许多个大中型50至100万千瓦站，陆续修建，5年建成一个，年有所成而回收资金，经济效益更为合算。第三，从国防观点说，大坝之成无异制造一弱点资敌。若使电厂被毁，则华中工业瘫痪；若使大坝被毁，则两湖三江人民沦为鱼鳖。”

重读老先生的论述，总觉得有一种梦魇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黄万里当年的孤身反对虽然只能发出1%的声音，但现在看来，他的声音特别具有空谷梵音般的智慧和重量。可惜，1986 年开始的对三峡工程的重新论证，根本就没有邀请黄万里，即使他多次给国务院写信，恳请中共决策层给予他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陈述为何三峡大坝永不可建。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但直到他 2001 年 8 月抱憾辞世，当时的国务院对他提出的这些建议连一个片言只语的答复都没有。黄的许多同为国家级水利专家的同行都清楚：黄万里的论证很可能是对的，但同时也清楚：大家说了也是没用的。真理让位于权力，知识让位于口号。这常常是所谓后极权体制的特色。

凤凰台播出黄万里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而凤凰台不敢播出的还有，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他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早已竣工，库区每年的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与日剧增，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三峡工程上马后，“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摘自《中国三峡工程报》）。气候的异常不单对四川，也对周边省份都在产生“蝴蝶效应”。 比如，现在许多地方直到4月中下旬还在下雪，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诡异气象。

根据中国科学院、世界自然基金会、与长江水利委员会共同发布的《长江保护与发展报告二○○七》，三峡在 2003 年水库蓄水以后的微震在明显增加，主要集中在秭归、巫山和长阳一带。2005 年三峡库区范围监测到的微震达 905 次，数量明显增加。三峡大坝以及库区毕竟是一个比“蝴蝶效应”中的蝴蝶要大得多的存在，而前年汶川的那次地震，至少是三峡工程“蝴蝶效应”的结果恐怕是毫无疑问的。

当这么频繁的诡异天灾血淋淋地呈现在国人眼前的时候，为什么主流媒体对三峡大坝所带来的潜在威胁却一直三缄其口，避而不谈。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自然灾难都集中发生地发生在与三峡长江水系难脱干系的地域上？为什么号称建国以来国内第一工程，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在举行“三峡工程，盛世丰碑”的隆重剪彩礼上，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在内的所有常委竟像事先取得默契似的集体缺席？难道是害怕以后为三峡工程背上历史的黑锅？

即便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也无法确保不遭敌袭。至于某些狗屁御用专家居然论证三峡大坝可以抗击300万吨当量的现代化核弹袭击，就纯粹是忽悠老百姓不懂军事常识的、不值一驳的瞎扯谈。假设大坝未来在核弹打击下瞬间遭到摧毁，只要看一下地图，就是外行也能数一数长江沿线有多少省份、多少城市会顿成泽国！一旦那个巨大的人造蓄水湖里多达393 亿立方米的蓄水通过炸溃的缺口“轰”地一声一泻而下，那么，长江沿线因冲毁而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将会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据有关专家预测，那时的洪水流量瞬间就看达几十万秒立方米，完全相当于一次特大洪水，

时任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三峡办公室主任蒲海清曾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采访时，自己也承认：“我们在防不胜防的情况下，万一核炸弹直接命中大坝过后，决堤，按照三百万吨当量的炸弹炸下来过后，可以把大坝炸到一百公尺那么宽一个缺口，这个缺口的水在半个小时就可以到宜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枝城，四个小时就可以到沙市……”既然他也明白大坝存在如此恐怖的潜在危险，为什么还要“越是危险越向前”呢？须知，如他所说“四个小时”的逃生时间，对即将遭受洪灾袭击的长江沿线所有城市来说，简直无异于坐待插翅难逃的厄运。

人，是应该有所敬畏的

自然世界，是需要“敬畏”的。敬畏不等于怯懦。其本质是人类对自己有限性的清醒认知。只有心存敬畏，人类才能逐步实现对无限世界的追求。这就像人一样，你不尊重对方，对方也不会尊重你；大自然也是这样，人类不尊重自然，大自然也不会尊重人类。这是自然规律。很简单，大自然的报复就是自然灾害，也是这个我们赖以为生的地球母亲对随意亵渎她的最直接抗议。所以，凡人有敬畏之心，就自然会减少虚骄之气、浮躁之气，杜绝狂妄之气和昏暴之气。如果，人们心中对慷慨赠予人类土地、空气、水、食物和万物的大自然完全无所畏惧，这个世界不知将会糟蹋成什么样子。那些一意孤行抱着“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从而造成人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罪错早已失去了科学解释的合理依据。因此，我们人类在经济发展中应尽可能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自然毫无道理的轻蔑。何况，一个以马列意识形态为行动指南的政党怎么可能站在长江下游人民的立场上,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真正考证三峡工程的利弊呢？

例如水坝实力很强的美国，其论证方式与天朝恰恰相反，人家是要把反面的可能一一证倒了，才可能会心里有底地批准工程上马。但在中国这样一个“奇怪的国家”（赵紫阳语），天灾也可以是人为的。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是不可能创造出来的。比如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一个寿命有限的水泥大坝，永远地葬送了一大片花再多金钱也换不回来的三峡自然资源和美丽的青山绿水！

众所周知，三峡工程是“影帝”的前任的前任，以他十分弱智的头脑力主推动的一个政治工程。所以任何反对的谏言自然就会遭到如“独立思想者”黄万里教授那样的凄凉下场。

我不懂地质学，但有一种固执的坚信挥之不去，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或许会有敢于发声也能够拿出足够科学依据的良心地质专家或与此相关的专业人士勇敢地站出来用无可辩驳的科学理据来揭示、解释这大坝和地震之间必然产生的因果关系。

我想，地下水的渗透和岩层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也许就像我们人体的血脉一样，如果人为地阻断血管、生硬地挤迫血液的流畅，人体就会生出莫名其妙的疾病来。自然界的江河湖泊也像大地纵横交错的血液一样，是不可贸然破坏和篡改它原本流畅的结构、原本舒畅的流速和本来就有的血型的。否则，大自然的报复就不可避免。有的学者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人类遭遇的自然天灾往往源于大自然深藏不露的‘禅功’。与自然‘硬功’相比，自然‘禅功’更具延时性、恢宏性、隐蔽性和致命性”。

如果说，汶川和玉树的地震仍然无法促醒中共决策层反思三峡大坝的危害，那么，如果再有一次更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大坝的地震或是水灾、旱灾之类，我不知道外交部发言人将如何解释？但可以料到的是，当灾难再次降临三峡周边地带的时候，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会保持“莫谈国事”的传统而集体沉默。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地的一个普通庶民，我只能祈祷灾难不再集中地降临在三峡大坝周边的无辜人民身上。虽然我不希望看到如我担心的情况，但我总觉得现在发生的一切诡异灾情并非真如我希望的那样。如果未来的科学事实证明三峡大坝真是如我揣测的那样确实是诱发周边地带灾难的祸首，那么，三峡工程在子孙后代的眼中就是一个世纪之交的政治经济丑闻。

不管怎样，但愿我们人类有限的头脑始终对神奇的大自然保持必要的敬畏，为此，让我们现在就那片雪域高原和为此无辜遭到大自然报复的子民低下敬畏而虔诚的头来，同时，更惟愿推动那个祸国工程的罪魁祸首李鹏死无葬身之地！最后，祈愿冥冥中的苍天垂怜咱们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吧！

29年前，1981年2月，上海，时令是刚过完中国新年不久，还差半年才到20周岁的我当时是一名大三学生，我和我的两位高中时期的同学正一起开始策划创办我的诗人生涯中的第一份文学杂志《Mourner》（《MN》，中文取“送葬者”之意）。创刊号，16开大小，只有23页，6月份出刊，铅字打印，我记得印了 60份。

这份杂志的这一期封面上有一个专辑名，中文是——《形象危机》（Image Crisis）。确实，我们的作品、我们的作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从社会价值体系到自我价值认知同时发生崩解与再建前后“形象危机”的表征，也是我们作为那个时代的觉醒者、叛逆者、送葬者最初的“身份认同危机”症候群的体现。 从此，我开始了作为作家、同时也作为编辑的文学旅程。自1981年起，我至少参加了5份以上先后在中国产生了文学影响力的非官方杂志的创办或编辑工作，我在这里显示给大家的这些杂志的封面影像，有些陈旧、褪色，甚至残破，看到这一张张从历史文件的沉积中翻找出来的封面，唤醒了我对我和我的那一代人投身文学的峥嵘岁月的记忆——它们是“活着的杂志，活着的传统”的见证！

以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尺度与视野来考量，1980年代初在中国青年一代中兴起的非官方文学杂志的编辑、出版热潮，自有其精神和历史来源，那就是两项可贵的文学传统——首先，是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欧美文学中的“小杂志”(Little Magazines)传统，在现代中文文学的历史上，它曾在1920-1940年代的中国上海、北京等城市风行；其次，它也承继了高峰期在前苏联时期1950-1970年代的“萨米兹达特”(Samizdat)传统，稍作远溯的话，可以提及的是，从阿赫玛托娃、古米廖夫到布罗茨基，从帕斯捷尔纳克到索尔仁尼琴，是他们的思想、作品与行动激励了我们。

众所周知，也正是自1980年代开始，在毛泽东式的极权主义统治宣告瓦解之后，中国社会走向后极权主义的“滞涨”时期。审查制度及它的执行者，在这一场瓦解中，也以各种“变色龙”般的方式避退、遁身、换位、易装，又粉墨登场、重施“妖术”；国家机器中对思想、对精神创造活动习惯于钳制、习惯于整肃的力量，甚至在这场瓦解中“幸存”了下来，在消费资本主义全面侵蚀中国并与寡头集团的权贵社会主义勾结、媾和与分赃的新历史中，至今仍在苟延残喘，厚颜无耻地试图维持“思想警察”摇摇欲坠的地位。

在这里，我倒更愿意谈论在抵抗着貌似强大的审查制度的压迫，同时我们常常满脸不屑地对本质上孱弱不堪的审查制度置之不理之后，我们作为杂志的创造者、生产者、运作者，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什么？因为，毕竟“活着的杂志”如果不死，那是因为它的生命力、它的全部精华，乃是杂志集合起来的优秀作者作品文本中的精神质地、形式魅力及美学品格所支持、所充盈的。

作为诗人，作为作者，同时作为杂志的编辑——一方面，作者的我，可能从来是美学上的绝对主义者、极端主义者，文学观念和创作实验的命定的“探险者”与偶然的“受难者”；另一方面，编者的我，必须具有高度自主的、独特的文学鉴赏力、判断力，却同时又对各类作者作品的风格与趣味（不管我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持有足够的包容心和同情心。这是非关伦理的诗学意义上的一对矛盾，类似的冲突经常发生在一个集作者与编辑于一身的文学人的内心。幸运的是，20多年来的实践和磨砺，已经让我在由“作者”与“编辑”这两个悬在精神空域的端点串连起来的文学钢丝绳上，可以从容地保持恰当的平衡，也早已行走自如。

自我们年少起，我们在克服审查制度与自我审查制度障碍的里程上已走过了似乎显得很漫长的道路。由于极权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大规模溃败，由于中国社会中公民知识分子和作家的不屈服的持续努力，无论“铁幕”还是“竹幕”似都已荡然无存——在这里，我自造一个词：“丝幕”——只有“丝幕”在自由之风的强劲吹袭下仍在中国企图遮掩它最后的无耻或“羞怯”。

对处于我们这样的背景之下的文学杂志工作者来说，“丝幕”并不是 “活着的杂志”的最后一个阻碍，我想说的是——我再造一个词：“金幕”——集权的资本、寡头的资本构成的利润至上、金钱至上的力量，可能也在凶险地窒息“活着的杂志”的呼吸，压迫着为“活着的杂志”工作的编辑的空间。“金幕”不是温情脉脉的、充满布尔乔亚情调的金色窗帘——在利润和消费欲望驱动的社会，不只是在美国，也不只是在正从一种政治暧昧、知识暧昧中崛起的中国，而是在这个世界将被集权的资本、寡头的资本无孔不入地占领并奴役的几乎任何一处人类存在的角落，抵抗对自由呼吸、自由想象的压迫与限制，都是诗人、作家或编辑不得不去完成的文学与思想使命。

我最近的5年中，文学编辑工作的一部分时间是主持编辑《自由写作》这一份在中国大陆受到屏蔽的网上文学杂志。我深刻地感知着以上的种种困难与困惑。但我们不会放弃，因为我们是“活着的杂志”的养育者、卫护者，我们是“活着的传统”的承继者、弘扬者。

最后，我介绍在中国大陆的一位杰出的作者作为结束。他的名字叫汪建辉，他是独立中文笔会颁布的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的获得者。汪建辉，1966年生于福建，曾亲历1989年的历史事件并因此身经磨难，并从此奠定了其后的写作基调。20年来，他始终如一坚持十分低调却对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见证式写作。他走在一条充满艰辛、不求闻达的边缘文学之路，与60年来时断时续但始终薪火相传的地下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他的不少作品仅通过自费形式地下印刷在民间流传，为热爱文字和思想的反抗者、探索者圈的精英人士所关注：《情节人》、《囚人猎记》、《十四年》、《人间的思路》、《城乡差别》等等。他的重要作品之一——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因审查制度而不得不在海外出版，该书描写了一个荒诞理想的产生及破灭，展现了一个悲剧时代的广阔背景与一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在异议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资深会员，他近年来的作品几乎均在笔会的《自由写作》网刊首发。汪建辉的写作彰显了在中国国内被人为掩蔽、篡改的地下文学真貌及其可贵传统。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诗人也是编辑的声音——《编辑工作着》。

从欧洲到广州，从广州到澳洲，发现对上海世博会的感觉竟有天壤之别。欧洲是世博会的发源地，历史上一大半的世博会是欧洲城市举办的，可是和他们聊起来，要就是一问三不知，要就是毫无兴趣。问多了，人家反而过来质疑你，世博会不就是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展览会吗？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干吗那么夸张！

回到中国，发现我们也确实夸张了点，对世博会的宣传铺天盖地，你打开电视或者走到任何一个人群不允许集聚的广场，几乎都有上海世博会的倒计时在“滴答、滴答”进行中，弄得你好像置身一个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的世界之中。

澳洲是除欧洲、北美洲之外少有的举办过世博会的国家之一，1988年的世博会在布里斯班举行。可当我和澳洲人谈起世博会，发现他们一点印象都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两个有点兴趣的，可人家一开口竟然质疑起上海世博会澳洲馆的奢华。说浪费那么多钱搞那个东西干啥，政府是否投入不应该投的钱。后来我才知道，澳洲人也都认为世博会是一个规模大一点的展览。据说有几届世博会澳洲不去参加，因为筹不到足够的钱，可见人家的态度。

连碰了两鼻子灰的我就不能不去研究一下世博会的历史资料了。说是研究世博会，其实是想知道中国为啥把一个西方人渐渐淡忘的博览会能弄成举世瞩目的盛会，现在连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也折腾开了。研究一小时后我得出了结论：正在崛起的中国需要世博会，而世博会显然也需要崛起的中国顶一下。可得出了结论后随即出现了新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世博会干什么？换句话说，我们要利用世博会向世界展示什么？让我们对照以前的世博会展示的“产品”，检视一下我们的“存货”。

首先，万国博览会最早展出的都是各国的科学技术与经济新成果，包括一些影响世界的发明。例如，1855年巴黎世博会上，游客看到一个奇怪的玩意，有人问，“这是啥？”旁边一位憋了很久的哥们跳出来答道：“这是新发明的乐器，叫萨克斯风。是我发明的，我叫阿道夫。萨克斯。”游客听后，捂着嘴巴忍住笑离开了，因为还有很多没有见过的小玩意等他们去参观，无暇停留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过萨克斯风。

那么，中国能否在上海世博会上展出有创意的发明创造？我想，虽然我们的经济是发展了一些，拉近了同西方国家的距离，但在科学技术发明与文化艺术创新领域，实在是令人汗颜的。我们总不能指着堆积如山的廉价中国产品骄傲地介绍道，先生，这是我们国家生产的耐克鞋，连我们的孩子都能生产呢……或者，我们推出一台可以把地沟油变成国宴上的美味佳肴的机器？又或者我们公布把三聚氰胺加进牛奶后只增加牛奶的营养而不损害孩子肾脏的小配方？

其次，每一个世博会都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要就是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要就是标识着举办国的独特文化与文明。例如，1971年的匈牙利布达佩斯世博会的主题是“狩猎对人与艺术的影响”，1855年的巴黎世博会展示了“农业、工业与艺术”，而上面说到的澳大利亚世博会的主题则是“科技时代的休闲生活”……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说实话，上海世博的这个主题要想给世界一个惊喜，那绝对是打错算盘了。实事求是地说，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的城市发展突飞猛进，城市的边界以小时计算在向四面八方疯狂拆迁，高楼大厦则是以分针计算在向天空崛起……难怪很多中国人到西方城市旅游，发现那些城市已经停止了生长，几十年如一日，就觉得自己的国家发展最快。他们不知道的是，今天发生在中国的城市扩张，早在几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前就在西方完成了。而现在，人家已经认识到，要想生活更美好，到乡下和郊区去啦，哪个傻冒还呆在城市里？

再说，那种生活空间挤迫，年轻人不得不蜗居的城市，能够让生活更美好吗？更何况，即便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确实让一些人生活更美好了，但得不到大项目（如奥运、世博会与亚运会）的其他中国城市，还有广大的农村，生活怎么美好呢？所以，上海世博的主题最多能够引起西方人惊叹：“啊呀，你们竟然能够用那么小的空间养活那么多的人，真了不起啊！”

我们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值得炫耀，也显然无法让北京、上海的“美好城市生活”领导世界新潮流（就是领导，也应该先领导中国中西部包括贫穷落后的青海玉树附近的地区吧），也就是说，历史上历届世博会展示的东西，中国都乏善可陈。那我们用了举国之力举办一个世博会，到底又为啥呢？只是为了卖卖门票，搞成收支平衡，或者赚点钱？但你是否知道，即便收支平衡了，投资的是全国的纳税人与社会公器（所有的媒体），而收入却不会回到纳税人的口袋？

让我们还是从过去世博会推销的另外一种“产品”入手。从第一届大英帝国（1851年）登上历史舞台，要靠万国博览会展示自己的蒸气火车与新型政治之外，后来的世博会几乎都是在有相同理念的西方国家之间转来转去。而世博会炙手可热的年代，也正是西方的价值观在紧密锣鼓形成，并逐渐登上全球舞台的时候。说白了，以展示科技、工业、经济与文化成果为主的世博会，在本质上其实是推销一个国家价值理念最好的平台。而世博会之所以在西方逐渐没落，失去了昔日的好风光，正是因为普世价值已经在西方不再是一个需要推广的东西，而世博会自然也就降格到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展览会”的地位。

日本和韩国的例子可以作为反证。上个世纪末，当西方对世博会开始抱可有可无的态度时，韩国和日本却急不可耐地加入进来。而在这之前，所有的世博会几乎都是在欧洲、美洲和澳洲的城市举办的。当韩国和日本逐渐登上西方人主导的世界舞台后，迫不及待地接过了世博会的大旗。而在西方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世博会，在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确实起到了向世界推销这两国的作用。但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当日本和韩国成为唯一两个举办世博会的非西方国家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国家正式接受了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年代。

现在，轮到崛起的中国了？虽然我们没有高科技，文化显然也无法引导世界，生活方式就更不用说了，但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更有传说中的“中国模式”，以及“无与伦比”的制度优势，还有马克思加秦始皇再稍带上孔子的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对于西方国家，这也是上海世博会最大的卖点。当世界各国来到中国的上海，当上海的世博会把中国呈现给世界的时候，也是我们向世界输出中国价值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最后，问题就归结到一点：我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吗？如果有，是什么呢？是否得到民众认同？是否拿得出手？

过去三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而能够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外开放了。我们从打开国门引进外资（包括台港澳）开始，到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逐渐流传开来，无一不在与世界先进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接轨。当我们有了一点实力的时候，我们发挥了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举办了世界上人均收入排名在100位左右的国家连想也不敢想的奥运会，以及接下来的世博会。虽然，“集中力量办大事”背后的逻辑是同时集中了那些贫困人口的力量——他们应得的收入、福利和不该缴纳的税收——办了最大的好事，也办了最大的坏事，但从我自己来说，我真地很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与世博会，这是好事，也是一个进一步开放与学习的机会。

可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我们虽然引进了奥运会与世博会，却几乎是掏空了内核地引进了人家的硬件，而对于更重要的软件——奥运精神与世博的意义——却拒之门外。他们大概以为，引进奥运会与世博会也像引进飞机大炮以及可口可乐生产线一样，却忽视了依附于奥运会与世博会的价值观念。奥运会是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开始的，世博会也一直在西方举行，这两个分别标志着体育与文化的盛会无疑都打上了西方价值的烙印。如果我们中国真有一个折服世界——或者至少能够折服中国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们完全可以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借用奥运会与世博会，展示中国人的理念，向世界输出价值，从而赋予奥运会新的精神，赋予世博会新的意义。

但是，我们做到了吗？一场轰轰烈烈的奥运会，弄得西方人都傻眼了。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来奥运会可以这样办啊。而且我们的运动健将也获得了金牌第一。可是，才两年不到，你去世界各地问人家，北京奥运会如何？人家最多告诉你，规模宏大，吃得不错……当时我写了一篇《我们要那么多金牌干什么》，现在我还要问，一场弘扬体育精神的奥运会过后，我们孩子的操场上多了一些体育设施没有？我们的教育（包括体育设施）经费增加了多少？我们民众有了更好的健身条件？那些举国体制包养的运动员，夺取的金牌和银牌真地在国际上提高了中国人的地位？还是正好相反，让人家更看不起你？每一块用金钱加起来的金牌背后，又有多少孩子的锻炼器材被减少了？

有人说，中国人办了一场登峰造极的奥运会，西方人都不知道今后怎么办好了。其实，真正“以人为本”的西方国家永远不可能办中国这样的奥运会，人家的运动员照样在到处筹钱训练，很多运动员在平时还要靠打工甚至卖苦力养家活口，但这些国家的国民体育素质，却高出中国何止是GDP的那个差距？这，其实就是在西方流传了上百年的奥运精神的一种：公平竞争只能是公平社会的一部分，体育场上的公平竞争，如果没有社会上每一个孩子对体育资源与教育的平等获得权利做保障，并无多少意义。可这种精神并没有和“奥运会”一起引进到中国。而中国在2008年赋予奥运会的那些中国特色与中国价值观，在风光了几天之后，甚至连北京城都没有出，留下的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奥运会，以及世界上最大的一群失去了基本体育资源的孩子……

现在，又轮到世博会了。我不知道当世博会开幕后，大家是否可以在中国馆里找到一种叫“中国价值”的东西，但从成功申请世博到现在，中国特色与价值观念一直在主导着我们。举国体制齐上阵，全国人民办世博，弄得举办过世博的澳洲人和世博会的老家欧洲人都迷糊了，你们这哪里是在办世博会啊？我们玩了一百多年的世博会不是这样玩的啊？现在，听说连议论和批评上海世博会也不行了，真是遗憾，因为以科技与文化创新为主的世博会的最大的意义就包含着否定前人和权威的批评精神与创新精神。你现在连这个也禁止了，到底想把世博会搞成什么样子呢？

我支持中国举办奥运会与世博会，然而，剥离了奥运精神的奥运会，与失去了原有意义的世博会，又没有自己的价值观支撑，顶多是一堆瓜分钱财、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一场具有中国特色、轰轰烈烈的政治宣传运动而已……

201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