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中国青年报》刊载了清华大学的一个研究，称“近些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的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在报告的撰写者看来，除了经济发展后社会矛盾增加之外，更多的是现有“维稳”思路与模式的缺陷。何者为现有的维稳思路？在很多政府机构看来，不出事儿就是稳定，或者说压下去就是稳定，温柔一点的是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也算是稳定。何者为现有的维稳模式？严防死守为先、打击报复为手段，实在不行的话，事情闹大就给高额赔偿，事情不算大就给小的赔偿，如果买都买不来平安，最终就干脆闹得最大，由中央政府出面埋单，为地方上的糟心事情进行背书——这算是地方绑架中央的一种手段。

如果这时候再说什么大禹治水宜疏不宜堵之类的话，恐怕我们就在侮辱自己与掌权者的智商了。这个道理是谁都知道的，但在我们这里的实际生活中未必行得通。道理很简单，没有疏导的途径。

按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里，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调节阀与平衡者，但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法律的框架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不但是法制社会以法为本的精神没有建立起来，各地出现的维稳态势往往都是不依法办事的结果，种什么因收什么果，既然执法者不能依法办事，民众自然也就把貌似法律判决、政府公布的“真相”视若无物了。我们这里是有法律而无公正，有政府而无信用，这条路被堵死了。

有鉴于此，在人治的框架之下，为了给社会的怨气一个出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加人治色彩浓重的上访制度。原本就是没有法制的地方，上访只能是把法律原有的尊严进一步剥夺，从而更加加深人治的色彩。但就是这个原本打算弥补人治之下的法制不足的制度，在经过多年以后才发现，其实在实践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上访本身由于其人治色彩以及其他不足，倒是成为了某种不稳定因素。结果现在各地大力打击上访——您见过自己打自己嘴巴没有？没有的话就往这个上访制度上看。

法制不能建立、上访基本被堵住，维稳这件事就成了一口没有阀门的高压锅。著名学者于建嵘先生说，中国的稳定是一种刚性稳定，意思是没有相应的制度弹性，只能强制维稳。但由于诉求目前除了少数的社会性事件被引爆之外，大多数都集中在经济领域当中，所以社会的稳定还是很可观的。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稳定的成本之高，已经有支付不起的迹象。无论是突发的社会事件还是拆迁纠纷导致的惨案，在第一时间就会被新型的信息传播渠道广而告之，从而形成社会压力，更甚者有可能出现大家集体打酱油的盛况。由于没有正常的解决渠道，如果不想付出更大社会代价的话，政府往往选择高额收购稳定。这就造成了维稳成本上升的一面，但这个成本还是小的。

在很多情况下，为了强制维持稳定就必然建立一套相应的队伍，花费相应的经费，随着维稳形式进一步恶化，这个队伍越加庞大。您想，这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只消耗而无产出、无真正社会服务性的机构，越加的庞大也就是越加的浪费民脂民膏。

维稳的人员、物资以及赔偿，构成了维稳的巨大成本，对于这种无效的成本支出会造成何等经济上的祸害，相信每个人都各有判断，就我个人而言，倒是有其他另外一方面的担心。如您所知，我们的经济是老百姓含辛茹苦、没日没夜的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原本是希望在经济发展之下促进社会的安定与繁荣。但这些辛苦的血汗钱竟然被用在这种地方——您能想象这种状态会持久么？一个经济上已经觉醒、在努力争取保护自己经济利益的社会，会长久容忍用自己的钱去维自己稳？恐怕这件事很难在长时间的“刚性”下去了。

李局长突然去世，今天在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

一俱花绣的棺木摆放在殡仪馆中央。局长夫人及其子女抱头痛哭。

张副局长心情五味陈杂：“前几天李局长还召集他们几位副手开一个酒尾会，有说有笑。今天，唉，怎么就——？”他看了看那俱棺木。

李局生前为人阴险，心狠手辣，做过许多对不起他的事，压着他一直当副手。如今他也就如此完了。“人生真是无常呀！”

张副局长瞟一眼他的死对头王副局长：他表情严肃，看来他也心有戚戚焉。李局生前对他打击也不少，有些事还是他从中作梗呢。“人生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斗行吗？你不出招，他就把你踩在脚下了。”

追悼会在进行。

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把张副局从沉思中惊醒。他抬头一看，李局夫人抱着一个小盒子在呼天唤地地哭着，棺木不见了，李局变成一个小盒子。张副局心灵一下被镇住了：“人生呀人生！生前七斗八斗，什么荣华富贵？最终的的结局不就是那个小盒子——那一点灰烬吗？摆了！摆了！”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过去握着李局夫人的手，真诚地嘱她节哀顺变。他也主动地走过去与站在不远的王副局长握握手，拍拍王副局的肩膀，说声多保重。俩人算是和好了。

追悼会完了，人们陆续离去。正当张副局走出殡仪馆的门口时，他的手提电话铃响了。是夫人打来的。

“你到哪里去了？到处找你不到。姓王的已经动手了。这次李局长一死，他要抢这个正位。昨天他已到市长那里去了，说了不少你的坏话。我已从市长夫人处打听到了。你再不动手，姓王的当上正局长，以后我们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张副局关上电话，瞟一眼正在走出殡仪馆门口的王某，用手狠狠地整一整领带，轻声地骂了一句：“这小子，想与我斗？哼！”

看来，一场人生斗争就要开始了——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梁漱溟曾经断言，中国文化是早熟的。而在事实上，中国文化不仅是早熟的，同时也是早衰的。细读历史的人不难发现，早在大明王朝，汉民族已经坠入不可救药的末世困境。异族入侵的满清王朝，只是用野蛮落后的铁血精神，延续了汉民族的末世命运。青年学者吴钩，在他的新书《隐权力》中，所描述的正是明清两代的末世风景。

一、明清两代的隐权力

“隐权力”概念的提出，源于吴钩对于吴思所提出的“潜规则”概念的进一步思考。按照吴钩的理解，一个正式、合理的权力结构，应该是在纵向上规定权力的层级，在横向上分立权力的界别的“井”字形结构。中国社会很早就出现了这种成熟的科层制，但中国的权力运作，却时有反常。

譬如说，身居高位的长官，为了办好某件事情需要向小吏行贿。乾隆皇帝“推心待之，毫无肘掣”的宠臣福安康，打胜仗之后到主管财政的户部报销军费，部吏竟然向他索要好处费一万两银子。理由是：“户部的会计才十几人，而您的账簿有好几麻袋，等我们全部核对好数目，恐怕要一两年，到时候皇上的热情已过，会不会爽快批准就难说了，不如赶快做好。但要赶快就需多请人手，要多请人手就需多花销。”

再譬如说，乾隆、嘉庆两朝的封疆大吏勒保，在成都府充当正六品的通判，也就是主管粮运、督捕、水利的副市长期间，因为不讨上司喜欢，每次到上级衙门排班参见、禀报公事时，都无人理睬。他为此感到非常郁闷，因为家里太穷，只好忍气吞声坚持下去。有一年，他的老朋友就任四川总督，在正襟危坐地接见完其他官员之后才叫到他的名字，而且一见面就破口大骂。勒保事后回忆说：“总督越骂，我越欢喜，因为这个待遇，显然表明总督不将我当外人。……从此，成都的官员每次见了我，都是逢迎欢笑，争着与我套近乎。我勒三爷还是当初的勒三爷，官场炎凉之态，言之可叹！”

基于上述事实，吴钩分析说：假设通判的正式权力值是100，由于勒保之前受同僚排斥、上司冷落，他实际能行使的权限很可能只有50；但现在他与地方一把手的关系如此亲密，同僚转而要与他套近乎，他的实际权力值可能将涨到150。这部分并非由科层结构设定、而是由人情关系创造出来的权力，就是“隐权力”。用一个等式来表示：实际权力＝正式权力＋隐权力。

除了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违背人情的道德高调，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威慑性的隐权力。明朝的清官忠臣海瑞，在贪污成风的嘉靖、万历年间，竟然建议恢复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律法：凡贪污八十贯以上的官员，要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此举通过占据大明王朝的正统道德的制高点，在道义上确立了自己战无不胜的主动权。

与奉天承运的专制皇帝登基之前要祭拜天地神祗一样，苏州知府桂超万，就任之前要先到城隍庙“报到”。等到“信鬼神，好淫祀”的昭文县民众，借着从金总管庙、刘猛将军庙、李王庙、周神庙得来的“天意”，采取暴力方式抗租行凶的时候；桂超万不仅带兵镇压了“打凶租”的民众，还把当地民众所信奉的金总管庙、刘猛将军庙、李王庙、周神庙的神灵塑像，捆绑起来送到城隍庙接受惩罚。等级森严的神灵体系，为桂超万的血腥镇压提供了强有力的神道资源。

正是隐权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滋生蔓延和无限扩张，架空败坏了明清两代的政权基础。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最后的中流砥柱张之洞去世，临终之际吐出四个字：“国运尽矣！”两年之后的辛亥年即宣统三年（1911年），在吏治腐败的长年浸蚀以及各省的离心运动中，武昌新军的几声枪响，结束了满清政权的专制统治。

二、甘受奴役的身份特权

通读《隐权力》一书，作者吴钩在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夹叙夹议中，并没有正面解答最为根本的一个问题：明清两代隐权力的症结何在？

在笔者看来，自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以来，中国社会在长达23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只有君权没有民权，或者说是只有专制君主家天下、私天下的个人主权，而没有也根本不承认其他国民自私自利的个人主权的君主奴役制社会。隐权力归根到底是被传统儒学礼教“存天理，灭人欲”的神道天理绝对压制，以至于不能够正当主张和公开追求自私自利的个人主权的一部分个人，委曲求全甚至于甘受奴役地依附于专制君主的政权体系，所争取到的一种见不得阳光的特殊私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身份特权。这一点在异族统治的满清王朝，表现得最为突出。

清代以州县为初级政区，置知州、知县等“正印官”为行政首长，州县官代表专制君主行使权力时，所依赖的是一个半公半私的行政系统。这一系统由幕友、家丁、书吏、差役等四种人员组成。其中的幕友即师爷，由州县官私人聘用。家丁由州县官雇用或任用兄弟、子侄、内亲、女婿等亲戚充当。书吏、差役仅仅是名义上的“公人”。按照编制，每州县的“六房”典吏只有十多个名额，各州县实际雇用的编外“散书”多达上百人至数百人。“三班”差役按编制不过几十人，各州县实际雇用的编外“白役”多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这些书吏、差役的雇用，基本上采取“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的世袭或裙带制度。

清代州县经手征收的所有税费，理论上都是国家财政收入，部分上缴国库，部分存留州县作为公共经费。但是，由于家天下、私天下的专制君主的贪得无厌，留给州县支配的财政收入被屡次核减，往往不及明代的四分之一，各州县因此有多项必不可少的支出没有合法来源，其中包括幕友、家丁、书吏、白役的薪金收入；官差、兵差、皇差等各种临时性的差役费用；上级官僚的固定摊派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满清政府不得不默许州县官到法律框架之外去攫取各种见不得阳光的陋规收入；州县官也不得不默许幕友、家丁、书吏、白役各显神通，收取法律框架之外的见不得阳光的陋规收入。久而久之，这种见不得阳光的隐私冲动及权力运作，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甘受奴役的人性败坏。

关于中国人在满清王朝统治下的甘受奴役，鲁迅在《隔膜》一文中介绍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同样是没有个体主权的“奴才”，直接依附于本族君主的满族大臣，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到许多“奴才”式的身份特权。而“地位还下于‘奴才’”的汉族大臣，只能享受到次一等的“奴才”式的身份特权。人身依附于特权大臣的幕友、家丁、书吏、差役，又可以享受到更次一等的“奴才”式的身份特权。与官员和官府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草根平民，只能处于被任意剥夺和奴役的被动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直到中华民国成立之后，鲁迅还要在《我谈“堕民”》中，介绍那些捍卫自己甘受奴役的身份特权的“堕民”：

“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在《灯下漫笔》中，教育部佥事鲁迅，还谈到自己在没有生存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有所依附的甘受奴役：“但我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假如有一种暴力，‘将人不当人’，不但不当人，还不及牛马，不算什么东西；待到人们羡慕牛马，发生‘乱离人，不及太平犬’的叹息的时候，然后给与他略等于牛马的价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别人的奴隶，赔一头牛，则人们便要心悦诚服，恭颂太平的盛世。为什么呢？因为他虽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马了。”

三、个人主权与党权专制

总而言之，在专制君主家天下、私天下的最高权力，不受制度性的量化与约束的情况下；或者说是在以人为本、人人平等、自私自利、独立自主的个体主权，得不到制度性保障的情况下；见不得阳光的隐权力，是各级官员以及他们的私人亲信，夺取和分享“奴才”式的身份特权的必然选择。要彻底破解这种见不得阳光的隐权力，唯一的路径选择，就是正大光明地争取自私自利、独立自主的个人主权的健全个人，像欧美国家的现代公民那样，以奉公守法的负责任态度，制订出一整套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宪法条款、法律程序和制度规则；从而把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政府公务人员，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最大限度地控制在宪政阳光的照耀之下；与此同时也要把所有个人自私自利的权利追求，正大光明地限制在不损害他人权利及公共利益的合法范畴之中。

像这样的宪政民主制度，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的1911年11月3日，曾经由满清政府的资政院，以《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名义制订和颁布过。到了1912年3月11日，又由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名义颁布实施过。但是，依据“临时约法”初步建立的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先被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以“二次革命”的名义加以败坏；后来又被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彻底颠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所明确规定的“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到了中共所制订的现行“宪法”里，却变成了党在国上、党在法上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代表。在党权专制或者说是党主奴役制的现行体制之下，掌握最大份额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权力的，并不是以温家宝为总理的中央政府，以及以吴邦国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而是从来不肯正大光明地依法作为的中共中央，特别是可以私设刑堂违法剥夺国民的人身自由及个人主权的中纪委。换言之，在当下中国大行其道的，恰恰是见不得阳光的党权专制的隐权力、黑权力。

当下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借助于来自苏俄的共产理论打造出来的。当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主要是借助于来自香港、日本、美国、欧洲、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及地区的外来投资开创出来的。当下中国的社会制度，需要的是借助于欧美各国已经健全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来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完善。但是，要想真正启动宪政民主的制度改革，最具根本性的先决条件，是要拥有足够多的像当年的梁启超、宋教仁、胡适、蒋梦麟、蔡元培，以及台湾的雷震、蒋经国、李登辉那样，既自私自利、独立自主又奉公守法、勇于负责的主权个人即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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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良注定行不通吗？

一直以来，清末改良运动的“历史教训”都是“中国改良之路注定行不通”的关键证据——如果不是唯一证据的话。大凡反对改良的人，几乎没有不谈戊戌变法、清末立宪的。是的，维新失败了，光绪失权了，康梁逃跑了，“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后来，又立宪流产了，新政败坏了，清廷破产了，辛亥革命一呼而天下应。一百多年前的这些经典性政治场景仍然烙刻在思想者们的心头。

这段历史最大的现实意义，似乎只是给“路线斗争史观”、“革命史观”不断地提供雄辩之资。国共两党的理论家们教给我们如下的历史定论：改良主义是错误的，其失败纯属客观必然、不可避免，革命路线才是正确的，虽有挫折险阻、流血牺牲，终必取得伟大胜利。然而，这些雄辩并不是真实的历史。

戊戌年的变法运动的确是失败了。主要失败于光绪帝的急躁和康有为的狂妄，却不是失败于改良主义路线。变法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张并没有失败，只是短暂中断了。几年以后，因扼杀维新运动而被当成旧党首领的慈禧太后本人又重新拾起了变法的旗号，在政治改良之路上走得比当年的光绪帝和康有为更加遥远。康有为不过要开“懋勤殿”，老佛爷却亲自首肯了“立宪法、开国会”的主张。如此看来，戊戌年的失败者仅仅是光绪帝和康梁诸君，却不是与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改良与维新本身（注：我们谈这个问题当可更严谨一些。比如说，89民运是失败了，但我们大可不必说：民主抗议运动在中国注定行不通。以一两个历史故事而作出普遍结论，是必须慎之又慎，要辅之以必要的理论论证的）。

晚清的立宪运动也确实是失败了。主要失败于体制内的满汉、央地权力斗争和体制外的反满民族主义，而不是失败于改良主义路线。让我们再往后看，辛亥革命之后的政治主题是什么？依然是旧的改良主义的老题目：改官制、立宪法、开国会。清朝未完成的任务，民国照样完不成。人民共和国不仅完不成，反而走了回头路，往秦始皇和朱元璋的方向大幅度退却。革命家们的“丰功伟绩”并没有为中国带来一部公认的优良宪法和一个民主的优秀国会，比之改良运动，未见得就成功、高明到哪里去。

“改官制、筹自治、立宪法、办大选、开国会”，这些清末改良主义的理想延宕百载、至今未竟，然而毕竟一代代传延，国人并没有完全放弃。放胆断言改良主义必定失败或完全行不通，似乎仍为时尚早。若说失败，岂止是改良失败，革命何尝不失败！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倒是失败得更惨一些。为这些个革命而抛头颅酒热血的可不只是区区“六君子”，而是数以万计的仁人志士和多达几千万的平民百姓啊！按同样的逻辑，是否也该说“革命之路注定行不通”呢？

二、改良派妨碍了革命，还是支持了革命？

再说说清末改良派与革命党的关系、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戊戌变法以后，原本栖息于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有一部分被逐出体制，加入了反抗运动，与革命派互相唱和、互成犄角。梁启超是赞成过革命的，虽然后来又成了反革命。另一方面，维新运动虽然失败，却在权力的核心层周围培育了一批坚定的改良主义者。日俄战争之后，不仅梁启超等流亡海外的立宪主义者大声疾呼、摇旗呐喊，而且袁世凯、张之洞等高官，载泽、溥伦等亲贵，张謇、汤化龙等士绅，也都加入了立宪的阵营。立宪派可谓阵容齐整、势力庞大，里应外合、咄咄逼人。慈禧太后也顶不住立宪派施加的政治压力。而革命派则势单力薄、位处边缘，除了策动一些无关大局的武力冒险之外，无能对中国局势发挥更大的影响。

但立宪派不是铁板一块，不久之后，这个庞大的阵营迅速分裂。光绪帝之死使一些立宪人士失去了他们心目中的“圣主明君”，君主立宪的态度不再那么坚决；此后激烈的官场权力斗争又使得疆臣立宪派、绅商立宪派、汉族立宪派与清室亲贵立宪派走向了利益对立。那时候，民间的立宪人士大都抱有一立宪则中国立等富强的玫瑰幻想（这与现在有些人相信一民主则中国立马太平、万事大吉，就连西藏新疆台湾问题也可迎刃而解是一样的心情），他们异常急切，当朝廷对速开国会、缩短立宪预备期限的请愿活动推三阻四的时候，民间立宪派顿然对朝廷失去了信心。而所有这些在利益上、感情上背弃了清廷的立宪改良人士，都在有意无意之中、直接间接地支持了革命派。

立宪派对宪政的宣传以及对清廷政改措施的不满和批评，于不知不觉中为不久到来的革命做好了间接的、然而比较充分的准备。在这方面，梁启超的笔力最为雄健凌厉，他对清政府的猛烈攻击，其所阐发的新理念、新思想，传播最广、影响甚巨，革命党中无人能望其项背（事实上，思想贫乏的孙中山先生在整理其“主义”时从梁启超处借益多多）。于清廷的政制解体，鼓吹改良、君宪、新民、开明专制的梁启超之功，实胜过千军万马。虽然他本人无意于革命（为此还挨过革命党人的耳光），但结果却是，他的文章和思想、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社会活动，间接造就了大批的革命支持者。

孙中山、国民党将推翻清朝的功劳全都记在革命党的帐上，不仅不记立宪派的好，反而认为立宪派于革命有危害，无端瓜分了革命果实，这是极不诚实的。辛亥革命之迅速成为燎原之势，并不是同盟会、光复会影响下的少量新军和一群秘密会党能够独力成事的，更不是党人搞政治暗杀的功劳。诚然，革命党人意志最坚强、行动最勇敢，但立宪派却在关键时刻给予革命派最有力的帮助。在大多数宣布独立的省份，知名的立宪人士、各省咨议局的议员都是很活跃的革命成分，汤化龙、张謇、汤寿潜、谭延闿、蒲殿俊等立宪派领袖在革命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是革命党人无法起到的。之所以辛亥革命比较平和、不太暴力，清政府方面的抵抗微弱以至不成气候，正是因为这些改良派立宪人士运用了他们的名望、能力、社会影响和官场人脉。官府可以毫不犹豫地镇压党人，却很难向这些立宪领袖下手。袁世凯在回答朝廷对他剿匪不力的指责时说，要我剿黎元洪、程德全这样的叛逆可以，要我剿张謇这样的民意代表办不到。可见，立宪派之襄赞革命，意义何其重要。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从前的改良主义者绝大多数纷纷“咸与革命”，变成了共和革命派，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即使是爱新觉罗宗室里的立宪人士，如奕劻、溥伦等人，在劝说隆裕太后顺应大势、接受退位以免生灵涂炭方面，也曾有功于革命。革命党人指责立宪人士转变立场是“投机革命”、“抢班夺权”，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未必只有服从同盟会统一领导、拥戴孙中山独掌大权的人才不叫“投机”、不叫“夺权”？

当然，更重要的是，清朝之覆灭、辛亥之成功，最关键的砝码并不是伟人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而是强人袁世凯的和平愿望。袁世凯之所以愿意顺应共和潮流，与他坚定的改良立宪立场分不开。如果人们不因后来的“称帝”而全盘否定袁氏，应当承认袁世凯也是中华民国名正言顺的国父之一。正是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黄兴、黎元洪、宋教仁、张謇等等这些不同思想、不同利益、不同立场、不同态度的当年的革命领袖和改良领袖们，共同缔造了一百年前那个很不完美的远东第一共和国。

因为有大批来自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同情和支持了革命，袁世凯和北洋派更一度“窃取了革命果实”，所以，辛亥革命是“不彻底”的：皇帝没有被砍头，故宫没有被火烧，天安门前没有走大炮，旧官僚和旧绅士们没有被游街，反革命分子没有受清算，广大农民还没来得及加入革命的队伍，未庄的权威也还是赵太爷而不是阿Q。但我以为这实属中华先民之幸事。辛亥革命与美国革命是有几分相似的，“不彻底”便是相似处之一。可惜因为宪政阙如，后面的事情，就慢慢苏俄化了。

三、“彻底革命”有意思吗？

关于那段改良立宪与革命共和相互纠结的历史，三言两语自然难以说清。然而，我认为，有一个事实是很清楚的：改良与革命并不必然对立，倒可以成为革命的前驱和边锋；改良即使曾经“行不通”，革命派也不必在政治上排斥改良派、在道德上贬低改良派，倒是在关键时刻应该求助于改良派；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革命之后，换了一拨人马，仍需要继续改良，不改良则革命可能无意义；而改良之中，若效果累加到一定程度而不能再进，通常会触发革命。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大致如此。

共产党有一个谬论，说革命者必须与改良主义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否则革命就“不彻底”，就无法清除旧政治、旧法律、旧社会、旧文化留下的痕迹，就时刻都有反革命复辟的危险。然而，我们也已经见识过了一些被叫做“彻底革命”、“史无前例的革命”的罪恶勾当，那或者是乌托邦的狂想，或者就是报复欲、破坏欲、毁灭欲、极权欲的集体爆发。那些声称“天翻地覆”、“换了人间”、“时间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政治游戏，不过是报复欲破坏欲毁灭欲极权欲得逞之际自我感觉良好的丑恶的自我吹嘘罢了。

然而，“彻底革命派”终究无权把反对“彻底革命”的公民全部杀光，也不可能把旧时代的所有旧东西全部消灭、就像清洗磁盘那样从我们的生活抹去。真正的“彻底革命”，大概是并不存在的。所以，这也就说明：要让革命与改良划清界限，恐怕也是“注定行不通”的。

2010-3-28

那时候，苏联和波兰政府对“卡廷大屠杀”有一套官式说法，他们扭曲真相，把发生在1940年的事，说成是41年纳粹德军进攻苏联时的顺带恶行；他们鼓动喉舌，告诉孩子们苏联和波兰同甘共苦，大家都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诡异的是，到了后来，执政者竟然连这一切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想再提了，他们根本不愿听到有任何人说起“卡廷”两字，哪怕是最政治正确的版本。说起按照宣传机器的蓝图，当年那场屠杀受害者的后人本被当成可以示范的样办，用来证明法西斯的罪恶与苏维埃的正义；不过，许多殉难军官的子裔竟遭到刻意打压，能够进入大学的却被分配到矿场当工人，能够有好前途的却被丢到曲折的路径。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受害者的家庭知道真相，他们的亲友知道真相，他们的老同学老邻居也全都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刻意在文件上写明自己的父亲死在1940年3月（而非官方所说的1941年），更有人无所顾忌地在敏感的3月里，去教堂为死者点上一根亮得刺人的白蜡烛。

久而久之，“卡廷”的意义甚至超出了一场单纯的屠杀。在漆黑的街角，在午夜的卧房，当人们耳语：“卡廷、卡廷、卡廷……”，他们所说的已不再只是1940年的秘密，还是所有遮掩与谎言。“卡廷”是波兰不曾真正独立真正自由的象征，“卡廷”是他们被迫屈从于侵略者和刽子手的伤口。

波兰国宝级的记者卡钦斯基（Ryszard Kapusinski）在《帝国》一书里忆述过那段铁蹄下的岁月：“上学从一年级开始，我们便得学习俄罗斯字母，从『S』这个字母开始学起。”从『S』开始是什么意思？“教室后头有人发问：”应该从『a』开始才对！“”孩子们，“波兰籍的老师用一种丧气的声音说：”看我们书的封面，第一个字母是什么？『S』“。这位老师指的他们学习俄文的唯一教本，史太林撰著的《研读列宁主义》。不久之后，他们的老师不见了，同学也一个接着一个地消失，剩下来的人开始学懂不再追问失踪者的下落，整个学校空空荡荡，一片阴翳压在所有人的头上。

何等的紧张，何等的屈辱，如今这一切全都和“卡廷”的记忆连结起来了。而“卡廷”二字的所指范围愈巨大，当局的神经就变得愈敏感；反过来，当局愈是压抑两字，这两个字的份量就变得愈沉重，因为这种压抑正在制造新一轮的受害者。没错，“卡廷”的受害者已经不再只是当初那两万两千名死在枪下的亡魂，还包括了所有想要说出这个名字，以及所有想要了解意义的人，因为这种政治禁忌是对人类知性和社会集体记忆的羞辱。如果你了解历史，你会发现苏联垮台并不叫人惊讶，希特勒梦想的“千年帝国”也只是一个狂想。同样地，没有任何一段历史可以永远被人扭曲，也没有任何词汇可以永远敏感下去。于是，“卡廷”自此有了新意义。

人人说过谎，这没什么不得了的。人人面对的是一个不诚信的世界，这是大问题。鉴别泛滥的谎言，已成为中国人必备的生存技能。中国人为什么不爱说真话？缘于文化基因？教育方式？体制环境？生存需要？无论什么动机，说谎总是为了趋利避害。因为说谎，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但我们都不愿承认自己爱说谎，不好的东西就要捂住盖严，这样就可以当它不存在。可如果捂得太严，就可能会发霉生虫。而杀虫的一个好办法，就是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2010年第7期《新周刊》，就把说谎这件事好好晒了一把。——编者

谎言的中国语法非真话不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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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说谎话的最高境界，是把谎话说成真话——你撒的谎所有人都相信，它就是真话；或者，你撒的谎所有人都不相信，撒了等于没撒，它也是真话。

中国人说真话的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每个字都是真话，但真相截头截尾，真话变成谎言。这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杂文选刊》有文章发表观点，认为中国的谎言文化滥觞于“讲价”。梁实秋也在《讲价》里写过善讲价者的犀利：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只为战胜待价而沽的奸商。

讲价和谎言有共同的乐趣，在于“猜”：首先，都知道牌子上的价钱是假的，这是潜规则；然后，都明白自己有权利知道实价，但非要猜得不亦乐乎，这是文化；最后，都坚决认为不讲价就买不到好东西，这是迷信——其实“讲价逻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和中国人看电视购物频道、读最新统计数据、听领导讲话的情景，是一致的。

中国人善猜。最含蓄的表达，也有最懂人情世故的听众去明白它的意思。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有个观点，说监狱里的罪犯识别谎言能力较高，是生存环境充满谎言磨练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能成为识别谎言的大师，也是同理——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

所以中国人最怕被人骗。中国曾有相亲节目和真人秀动用测谎仪，人气高涨，最后不得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但人们对淘宝上自称可检验爱情的测谎仪依然热情不减，“民用微型测谎仪”卖到断市，正如真情实感一直缺货。

那么，最怕被骗的中国人，为什么又不爱说真话？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中国人讨生活，难得糊涂才是金玉良言。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在熟人社会，说谎要讲究圈子。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信”字排最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的家里人是最小的圈子，亲戚、熟人、同乡、同窗、同道、同种、同天下是越来越大的圈子——一旦稍有压力，仁义之心就一层一层向内收缩，成员自觉维护集团利益，共同造假互不揭发、同行之间传授造假技术、服从自己的小圈子、对局外人说谎，是道德也是情感圈子的潜规则。

中文的表达习惯也适合撒谎——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欲拒还迎，欲扬先抑，要当状元先考八股，千年锤炼下来，中国的语言最懂得骗人。所以，西方人喜欢把观点写在文章段落第一句，但中国人喜欢把态度写在文章最后，未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你的态度。

门口有保安，就是“管家式服务”；门口没有保安，就是“和谐的邻里关系”。中文胜在表达灵活，因此“非真话”也种类繁多——出发点善良的是成全，基本无害的是情趣，欺骗敌人的是智慧，讨别人开心的是礼仪，阳奉阴违的是手段，为大局着想的是高尚，自欺欺人的是阿Q精神。至于只有损人利己的，我们叫犯罪；损人不利己的，我们叫犯贱——在中国人看来，犯罪的和犯贱的，毋庸置疑地才是真正的谎言。

人类所有的发明都是为了更好地说谎

人类最重要的演化机制就是沟通，为了融入团体，说谎则是其中必不可少的润滑剂。

不说谎会死啊？我们经常这样质问人，但遗憾的是，答案是肯定的。说谎是人类生存机制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那部分，不说谎，人类就无法繁衍下去。

我们来看看谎言界的翘楚们都是谁。

费墨老师早在2003年就指出，手机是现代社会最糟糕的产物之一，“还是农业社会好呀！那个时候交通通信都不发达，上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的时候，你说什么都是成立的”。实际上，手机并不能让人接近真相，相反，为了让手机帮助我们说谎，我们倒是动了不少脑筋。

最开始，不少人学会了在开机状态下拔掉电池来制造“不在服务区”的假象。后来，山寨手机开发出了可以自由进入“不在服务区”状态的功能，并且这一功能可以对随意号码进行指定。彩铃业务兴起的时候，供应商们发明了原样录制“不在服务区”语音的彩铃，同样具有指定功能，被指定的号码打进来永远听到的是“不在服务区”，其实你的手机正在响，而他听到的是彩铃。

强大的山寨手机还开发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背景音功能，你可以在接电话的时候选择背景音，从医院的嘈杂过道声到街上的车来车往声应有尽有，这样你就再也不会忙于解释为何你那边安安静静了。用过iPhone的人一定会对没有删除单个通话记录的功能大为苦恼，用过索爱手机的人则又对手机自动保留短信发送记录烦恼不已，这都是欧美设计师们完全不理解用户需要的结果。不过不要紧，好在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天下，大量的应用软件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帮你更好地圆谎。

QQ最伟大的发明是“隐身”功能，这样你就可以对不想说话的人视若无睹，而你用MSN就只能一直“挺”在网上。当然，后来MSN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它增加了一个选项“显示为脱机”，光是这个名字就很能耐人寻味。美国人认为：是的，我没有说谎，我只是让它“显示为脱机”。而中国人则完全是另一种逻辑：我这里根本不存在说谎这个概念，我是隐身的，你明白吗？

除了电子产品，我们还发明了些什么来说谎呢？

房地产业已经发明了一整套语言系统来为各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粉饰一新。每一个快速消费品的广告都在证明自己创造了某种流行，你不顺从就会被抛弃。日用化学品行业则不断地证明魔幻是可以成为现实的，不管你有多少鱼尾纹。电视业发明了剪辑、编排、情境、实景再现，即使是真人秀，也有可能出现群众演员，眼泪、欢笑也有可能定量投放的。公关行业，则是拾遗补缺、从头至尾的忠实护卫。

他们生产谎言 我们伪装相信

“说谎”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谎言。

历史上有一种体制容易生产谎言

《新周刊》：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我不知道“伪”能不能理解成“谎言”？

吴思：可以。或者是伪君子，或者是谎言，都行。

《新周刊》：这就存在历史观的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是真实的？

吴思：事实就是，有一种体制特别容易生产谎言、制造谎言，而且制造谎言是合理、合算的。你看咱们历史上的这个体制：一个皇帝，下面一堆官僚，面对全部农民，农民信息渠道不通。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人，不管是秦始皇、朱元璋，还是刘邦，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坐江山？最高层的统治者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一个是用说服力，德政。这两者还有不同的搭配比例。单凭着暴力坐江山，这个江山是很脆的，不容易长久，或者说长期收益不看好。于是就部分采用儒家的那种方式，说服、劝导，让你内心认可。

《新周刊》：然后这又变成统治者的一套谎言。

吴思：这就是一套理论。如果统治者真的遵循这个理论，它就不是谎言，至少谎言的成分不高。如果他不遵循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谎言。www

谎言与人格分裂

《新周刊》：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体制里，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你的人格是分裂的。

吴思：分裂的可能是这样的：你必须说一些你不赞成的话，你又完全知道它是说谎，可是你还要说，这就形成了分裂。这样做，你必须处理说谎问题，把它合理化，找到那么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策略。这是容易分裂的。还有一种状态：虽然要求说谎，但是我不说谎，我就说真话。到了那个必须说谎的领域，我不能说真话了，我就不吭气了。这也可以不分裂。我走到我力所能及的地方，然后我就站住不动。

《新周刊》：你自己对待说真话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不撒谎，尽量不撒谎，还是偶尔撒撒谎，还是怎样？

吴思：咱们得把这个局限在政治问题，就是国内政治观点，我就是说真话。说不了真话的，不说假话，就是这样。你要说平常，比如问你病好了没有，明明病着，别让爹娘着急，就说好了。这样所谓善意的谎言，是免不了的。

采访者：胡赳赳（《新周刊》）

被访者：吴思（先后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作品，引起广泛影响，被称为“潜规则概念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