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昶玮: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两难处境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一,当今中国已经处于十字路口,试图保持现状是不可能的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整个社会也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社会内部的一切机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再也不是原来的铁板一块的僵化状态了;中国社会也因为经济的刺激,分化出了诸多的各种完全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一些是掌握着国家政治机器的集团;另外一些是资本集团;还有的,则是出卖体力和劳动换取生活所需的劳动者利益集团,等等。

在这些不同的利益集团之中,既得利益集团是最为强势的集团,他们掌握着几乎全部的社会控制权力,可以随心所欲的操控另外的利益集团的所得即利益的分配。这个集团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混乱之中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为自己捞足了政治的和经济的利益,已经成为脑满肠肥的权贵阶级。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捞足了大量的金钱财富,和各种各样的特权和政治利益之后,突然发现现在中国这样的状态,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最佳的体制:“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持现状,既不左,也不右,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现在这样恰到好处,直到永远。”

由于清楚的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耍尽花招来试图维持现状,于是便有了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反对普世价值的运动;也有了逮捕《08宪章》发起人的出格的动作;更有了“还是社会主义好。中国当今的政治制度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我们绝不搞西方民主和三权分立那一套”云云。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这样发起反对普世价值的运动,和镇压所有人民的自发的要求监督政府和要求民主的行动,其实质就是试图以此来阻止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以达到使中国永远保持现状不变,“既不左,也不右,既不前进,也不后退,现在这样恰到好处,直到永远”——即使得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永远独霸社会政治经济利益掌控大权,即让他们永远当中国人民的老爷,能万世永远的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的这样一种“最佳”的状态。

可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愿望终究只是愿望,而且并不能和现实契合:因为中国社会当今聚集的矛盾太多,原因当然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把持下的利益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他们的独往独来的一切倒行逆施造成的。

既得利益集团一心想保持现状永远不变,如果大家都无意见当然会是这样的;但可惜的是大家都不满意现在这个样子,于是中国近年来就连续成立了许多的政党,其中有两个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政党,也就是这两个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政党,被当局默认了;其他的一概封杀了事。

另外的大事情,是中国的网络上风起云涌的兴起了网络民主与网络政治启蒙运动,这种由各界人士踊跃参加的网络政治运动是最令当今既得利益集团头疼的。因为各种各样的论坛千千万万,五花八门的名目,涉及生活和学习,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根本无法禁止的东西。而千千万万的网络民众,正是利用网络的这一特点,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人民大众的民主启蒙与社会参与的民众政治浪潮,人们在网络上呼吁民主、呼吁政治透明、指责人大代表和政协会议的不问国事、要求政府公开开支与财政支出清单。于是有人精辟的指出:中国的网民是中国当今社会的第一大政治在野党派。中国人民的要求对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在各个层面上的政治参与,已经由于网络的普及而变成了既成事实,这是既得利益集团最头疼却也无可奈何的事情。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既得利益集团的企图使中国永远保持现状一万年也不变的愿望,是无论如何也根本就无法实现的了。

民众的这种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参与,由于网络提供的便利而事实上已经开始,并一步一步的更加深入的进行着。这种自发的人民政治参与的趋势几乎不可阻挡,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也不可扭转的。

需要在此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由于网络的普及,中国民间思想家和民间理论家的崛起,使中国的舆论与思想理论层面,开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内部和外部的舆论和理论的搏斗,已经由于这些新兴的民间思想家和民间理论家的参与而大大改变了格局。这些新兴的民间思想家和民间理论家,事实上已经在相当的范围开始了引导中国社会舆论格局的高层次层面。

由于这一切因素的综合结果,使得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企图使中国永远保持现状一万年也不变的愿望,几乎成了水中的月亮,根本就是幻想一般的东西。

因此我们说:当今中国已经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一些人的试图保持现状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按照他们历来的口头禅就是:“历史的前进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二,前面的路有两条:政治民主的道路,和更加极端的集权道路

由上面我们的分析知道,中国虽然有人想就此停步不前,就长期的保持这种政治专制经济自由的方式长期存在下去,可是实际上是万万做不到的:因为内部的张力太大,完全没有长期保持现状所需的内部环境。

因此,中国将来的道路虽然有许多种,却唯一的不会有保持现状的选项,这是唯一可以有确切答案的。

除了无法保持现状不变这一条之外,其余的道路最有可能的有两条:一条是走全世界都在走的道路,即政治民主化的道路;另外一条就是走向更加的极端——极端势力上台,走更加极端专制的道路。

所谓走政治民主的道路,包括民主社会主义;西方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人民直接选举总统,多党竞争执政的方式;或者中国的民间思想家,自己另外创造新的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政治制度方式。以中国民间思想家现有的见识与思想、理论的积累,做到这种新的思想创造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而极端集权的道路,则是极左势力的主张,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就是那些认为应该和美国开战、“中国应该说不”、“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的那些人们的主张。在这些极端势力的观念里,血腥和屠杀都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他们还惟恐世界不乱,惟恐世界平安,惟恐没有了战争。这些极端的势力不论哪一派上台执政,大概军管,和思想更加专制的钳制、血腥的清洗异端分子,应该都是他们最热中的事情了。

分析到这里,已经可以确切无误的断定:中国要么走向政治民主;要么就会走向更加的集权专制;想保持现在这种四不象的现状,虽然中国既得利益集团非常满意,然而却是最不可能办到的,可以讲难于上青天。

三,既得利益集团的两难处境:两种他们都不愿选择而只想保持现状,却又做不到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虽然现在威风八面,但也有难心的事情。

他们难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现在国内的人民正在一天比一天的觉醒,都在闹着保护人权、落实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出版自由:实在是对他们保持特权专制的特大的威胁。一想起这件事情他们就吃饭不香,睡觉不甜。

他们非常的不愿意选择中国走上政治民主的道路。

因为如果中国走向政治民主,例如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允许知识分子们放心大胆的言论与新闻自由,那么他们的过去鱼肉人民和掠夺人民财富的丑行就有可能暴露,这是一;二是现在他们威风八面,三呼万岁,访贫问苦,警车开道等等的特权全都没有了;三是还有可能被清算,对他们过去的一些为非作歹的清算,他们也非常害怕。

但他们也非常害怕极端势力上台,例如极端民族分子和极左势力上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极端分子都是做事非常极端并且不讲情理的分子;例如他们为了振奋国内人心,就有可能一声令下把全部中国国内国外的有贪污嫌疑的官员全部捉拿归案并且马上就枪毙,同时明天就下令和日本开战,后天就去解放亚非拉!

如果中国的极端势力上台的话,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感觉到真的要让他们下地狱了:不但他们过去的一切侵吞国家财富的罪行要暴露,而且还会遭受常人都意想不到的血腥的清算,不但他们本人要杀头,可能连他们的亲属和子孙,都要被株连九族呢:这不是什么故意耸人听闻,而是极有可能的事情。你如果去认真看看现在已经出现的那些极端分子的言论,就能知道这里的分析是一点也没有夸张。

当然了,那些极端分子现在也会为了拉拢他们这些当今掌权的人士,而不得不对他们采取一些屈膝逢迎的策略;而一旦极端分子彻底得势的时候,他们的真正面目才会彻底的暴露呢。这些极端分子是比当年的希特勒还要没有理智的人们。

由于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可真是愁坏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核心的头子们;他们唯一想保持现状不变,却又是最不可能的事情。

这让他们如何是好?

四,开始政治改革,并逐渐走向民主,是符合中国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选择

当今中国的情形,显然的结论是:选择走极端势力上台的道路是最不符合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当然这种选择也不符合中华民族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把一切向政治民主方向上演进的可能都一概堵死的情况下,随着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长期积累与酝酿,却使得中国真的有发生极端势力上台的可能。

也就是说: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千方百计的堵死社会向民主政治方向上的演进,使得中国社会在一步步向着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所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上演化;是既得利益集团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了自己最不愿意看到结果的出现。

民主势力上台和极端势力上台,这样的两种结局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实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如果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的话,我想理智的决定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必定会选择民主的道路。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全世界的已经发生的经验告诉他们:民主社会的人们是非常讲究依据法律和依据理智去办事的,特别是在惩罚罪犯、而又特别的在惩罚政治犯的时候,是非常的注意保护当事人的基本人权的:这样的情形可以说是有目共睹。台湾的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数次的以身体不适为理由,躲避法律的审判;而民主制度的法律和人民,还真的就无可奈何:不管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民主制度的保护人权和依法办事,已经给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另外存在的一个铁的事实就是:几乎所有贪官把家属送往国外,都一概的选择送往民主和法制健全的国家——而且特别的选择人权保护得很好的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即使那些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官僚头子,他们也知道保护人权的国度是最适合他们的子孙生存的国度。

这还用说什么呢?真是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中的分子,早就知道还是民主的制度最符合保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当然这只是在他们落魄之后的利益。

因此从长远的和现实的需要来分析,中国走向民主都是符合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长远基本利益的。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自己主动的选择走使中国民主化的道路,那么实际上由于全民的协商与参与,加上既得利益集团的使中国进步的推动工作,那么原来在改革中所发生的一切矛盾和后果,都会随着举国的意见一致而不再成为什么大的矛盾和问题;随着人民和官僚们矛盾的缓解,最后就会由大化小、化为缓和的事情了:人民会认为那都是前进中的过错,而不是知错不改;当人民和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既得利益集团已经领导中国逐步走向民主政治产生好感的时候,许多怨恨都会渐渐消解,最后归为消失: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自己发生动荡和变化,使中国自然而然的走向民主的道路,那么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到时候就都是罪人;而如果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现在自己觉悟了,意识到中国走民主的道路,是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选择,从而主动的发动民主化运动,那么这样一来,当今中国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分子们,则就成了功臣,而且在将来的政权方面也未必不占相当的份额。如此这般以后,中国国内的矛盾几乎消除了,谁还会去追究以往改革中的局部过错呢?大规模的清算那都是革命之后的事情;现在只有改革而没有革命,怎么会发生清算这种极端事件例如政权被推翻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呢?

五,结束语

当今的中国,现在又一次的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想保持自己的特权不被削弱,从而千方百计的试图阻挡中国的政治改革;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他们实际上在做的,是给自己挖掘坟墓的基础工作;实际上真正的民主政治,才是符合他们长远利益的东西。

他们阻挡民主的开始,似乎可保他们当下的一点平安;但社会专制下的强力压制,却容易酿造出极端势力的怪胎。而且强力压制容易造成仇恨的种子;一旦权力崩溃,造成另一极端专制的势力上台,其报复性的清算,结局会远远不如政治文明的民主社会来得和缓。希特勒处置陈水扁,和现在台湾的处置他,情形会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无法保持专制的现状而有可能失败的话,那么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大概是宁愿选择被民主的制度来清算,而绝对不会愿意选择被另外一个极端专制政权清算的。

而如果既得利益集团自己领导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成功,则连清算也不存在了,因为不会发生清算。

因此,经过一番认真的理论梳理之后就会发现,对于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来说,选择走民主政治道路的胜算可能远远大于选择保持现状,更远远大于选择另外一个极端的专制政权出现。因此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自身的切身利益着想,他们也应该考虑在中国全面的实行,由他们主导的民主政治的政治改革的开始;如果他们这样做了,那么他们就真的是中国的社会进步的功臣,那么政治清算一说可能就不存在了。

而当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中国的民主派联合,官僚集团自己就转变成了民主派之后,双方联合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之后,那么中国的那些极端势力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而现在的情形则非常的有利于极端势力的成长与扩充地盘;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大量的制造仇恨与矛盾,更是极端势力生长的沃土。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人物们,你们可真的应该好好思量一番了。

郭小林:大审判—-为“六四”二十一周年而作(诗歌)

上帝的审判比预想来的早。
—-《圣经*新约全书》第二十八章
 
 
历史法医作出鉴定:
 
国家主席死于谋杀
 
政府总理死于谋杀
 
国防部长死于谋杀
 
领袖宣布欢迎核战争
 
“这里只保护宠物
 
不保护人”

 
 
二环以内是狩猎区
 
市中心是靶场
 
钢铁公牛三十五吨重
 
学生们成了斗牛士
 
干涸的黑色河床上
 
爬满绿色的鳄鱼
 

 
卡廷森林的秘密遍布东方
 
三千万农民连骨骸一起消失
 
无数右派化作黑土层
 
社会脏了
 
二十年清洗一次
 
血是清洁剂

 
 
口粮用于换取外汇—-
 
太监们需要那
 
“两弹一星”
 
不然怎么充当
 
世界的男人?

 
 
长安街这
 
连接故宫的脐带
 
如果至今还没有剪断
 
这个民族就永远不会长大

 
广场上摆满了椅子
 
十三亿人的
 
大陪审团请起立
 
审判虽然已推迟千百年
 
但是从今天开始!
 
        2010年4月12日

谢  泳:钱端升的选择

要一个人完全正面公开否认

自己人生关键时候做出的决定并不容易

因为事关自己的尊严和智力

夏红兄寄我两册由他负责策划出版的钱端升青年时代的旧著《德国的政府》和《法国的政府》,我感觉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学术界现在需要对老辈学者的旧著多一点了解,如果没有这个参照系,后来的学术工作方向感就不强。钱端升的这两本旧著,我过去在旧书店见过,但没有买,认为是专门的著作,自己那方面的知识不够。当时旧书店常见的是他和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我倒是买过一本。

钱端升是政治学者,但他的学术兴趣好象有意要在学术研究中把政治学理论和现代政府的行政研究结合起来。这些年中国大学的政治系多数归到公共事务或者政府行政学院中去,这个思路倒是和钱端升早年的追求有一定相似性。1940年陈体强出版《中国外交行政》时,钱端升曾在该书的序言中回忆他早年的一个研究计划,他说,1936年,中央大学法学院成立行政研究室时,本来有比较详细的研究计划,但因抗战爆发,许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完成。1939年西南联合大学行政研究室成立,其工作人员中有一些是当年中央大学行政研究室过来的人。他们计划“穷同人三四年的精力,将中国的行政完成一初步的考察。此项工作包括两大类的问题。第一类是各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如中央的行政机构,省市的行政机构等等。第二类是各项行政,如人事行政,外交行政,合作行政,救恤行政等等的机构。初步的考查乃有别于精邃的研究之谓。初步考查,取材大致以法令有规定,官文书有记载者为限。故所论亦只及于某一机构的组织及职权,及职权行使的程序而已。至于精湛的研究,或须穷探学理,或须广事比较,或有需于实地的考察,故必须各项初步考查完成而后,方宜从事。”

我为什么忽然想到钱端升在政治学研究中对政府行政有那样强烈的兴趣呢?我感觉这可能和他中年后的学术兴趣转移有点关系,也就是说他可能把“穷探学理”暂时放在一边,而把学术研究的方向偏到了关注政府行政一面。而学术兴趣的变化可能与他1948年从美国返回中国有关。

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人,大概总愿意在1949年前后,留意一下当时他们的选择。虽然历史转折关头,有相当复杂的个人具体处境,决定一个人的去留,有时候人们不好简单认为去就好,留就不好。但注意这个历史关头个人选择与后来个人遭遇的关系,还是一个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视角。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这个关头从西方回来或者没有离开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多数在个人处境方面比较悲惨,这个事实任何特例都不能改变,我们不能用钱学森、邓稼先的例子来说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而应该注意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钱端升晚年身体非常不好的的时候,还执意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追悼会,就是因为那个同学是他劝回来的,但命运非常悲惨,这个心理动机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要一个人完全正面公开否认自己人生关键时候做出的决定并不容易,因为事关自己的尊严和智力,比如陈寅恪的去留,在他一生中也是一个打丢牙和血吞的问题,他太太都到香港了,最后还是回来。

钱端升是政治学者,从知识上说,他对各种政权的基本形式和可能出现的倾向不可能没有察觉,他对世界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如此了解,可最后却是我选择最坏的,这实在难以让人理解,至少从知识上我们可以说他没有把知识中得来的智慧与个人的人生现实融合起来。他和胡适的私交不错。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时,身旁的两个助手一个是张忠绂,一个是钱端升。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端升曾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能回清华学校当校长。钱端升在信中说:“要是你肯来,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是学者,有志意者,有资望者,是美国留学生(这并不是我特别亲美,不过事实不能不这样)又与现今外交当局很有交情,又是能开刀的好手。你肯来,就千妥万当;你不肯来,那就找不出什么适宜的人来了。请你不要看轻了清华的机会,我并不是清华派,平常也不甚重视清华的。不过我常常有两种思想:第一,我既然进了清华,一天不离开清华,便一天不能忘情于清华的改良……”

1948年钱端升到美国讲学,没有留在那里,胡适劝过他留下,他没有听胡适的话,坚持回来。上世纪60年代初,胡适在台湾谈起旧日的朋友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人时,同样很关心他们,胡适说“现被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当台湾报纸上有关于大陆学人摘去右派帽子的报道时,胡适注意到第一名是钱端升,还有陈达。胡适说“好多是清华出国成绩很好的人。”

钱端升的选择中可能暗含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某些偏向。他把一个政治学者“穷探学理”的追求放到了次要的地位。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感觉,并不一定准确。现在钱端升的著作正在完整出版过程中,想来以后对他的深入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位知识分子有更好的理解和判断。《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的同时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徐达内:青海地震

上午的门户和都市报头条还是发改委宣布油价上调,新华社提供的分析是“中国或进入高油价时代,消费者将体味更直接冲击”。午后又传灾难,青海玉树县今晨7时许发生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伤亡人数不停上升,晚间,根据新闻联播引用当地官方数据,地震已经造成400多人死亡,上万人受伤。

面对5.12以后最大的一次地震灾难,以网站、电视台为代表的媒体迅即投入巨大报道篇幅,四大门户在新闻首页提供了十数行的头条专题,央视在每一档新闻节目的头条里播出卫星车传送的现场画面。在央视朝闻天下早间8时许的连线报道中,玉树州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尕松尼玛称,“玉树县城居民全部涌上街面,站在自己倒塌的房屋前。学校房屋还没塌,学生则集中在操场上”。在一幅得到网易推荐的图片中,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捧举出一个至少已经是失去知觉的蓬头垢面的孩子,编辑为这位孩子垂下的头颅打上了马赛克。

傍晚,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引用玉树州红十字会数据,称70%学校发生垮塌。

人民网允许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研究员孙士鋐表达了对地震趋势的判断:玉树地震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台湾、青海今天相继地震,虽然属于不同板块,但是反映了“全球地震活动进入高活跃期”。针对人民网网友昨日曾称在三门峡观测到地震云一事,这位来自官方机构的研究员也承认自己曾收到民间人士预测短信,他现在“明确认为”:民间研究者的信息和今晨青海地震发生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如何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论证自然现象和动物、人体的异常反应与准确预报地震之间的关系,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另一位官方人士,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预报部主任刘杰则在央视中直接预告,近期,中国大陆仍然有发生6级地震的可能性。

人民日报为胡锦涛在核安全峰会上的演讲制作了六栏大标题、五行副题。与昨日对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提出的主张一致,中国国家主席对如何加强核安全也提出5点。中共中央机关报用二版侧记赞扬总书记此行意义:切实可行的积极主张,迅速传往全世界;一以贯之的中国努力,赢得敬意和掌声;灵活务实的多边外交,推动核安全合作。

胡5点中的“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核安全能力”得到了门户网站们的重视。主席口中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有伊朗一席,根据环球时报的头版总结,“世界举放大镜看胡奥会”,看的正是“制裁伊朗中国会让步吗?汇率之争双方底线在哪?”在这家报纸所属网站的专题中,编辑推荐一张奥巴马弯腰向胡锦涛致意的图片,并宣告了中国政府的承诺:正积极考虑同有关国家合作,在华建立核安全示范中心。

对胡锦涛率先垂范简化迎送的赞扬不仅出现在党报党台序列中,即使是面向普通市民的报纸也踊跃尝试解读,不过他们的行文目的更在于告诫主席的下属们。新京报以社论分析“礼宾小改革为何引发民意大关注”,称公众冀望于高层自上而下的示范,冀望于上面的改革对下面形成触动……对这样的良苦用心,普通公众体会到了,那些讲究权力排场的地方官员们,是不是更应该体会到?这篇论述礼宾“取消迎送”是对人尊重的评论,得到了新浪和腾讯在显要处推荐。重庆商报的评论员则感叹,“胡锦涛的5分钟给官场上一课”:国家领导人都带头了,地方官员还等什么?长江商报则由作者论述:“不组织领导迎送”的内政价值更值得重视。

作协因为重庆媒体的道歉而再陷冷嘲热讽,偏居珠海的珠江晚报今再由晏扬发文,呼吁中国作协在“大获全胜”之后不可“过于得意”:创造条件接受舆论监督,宽容对待有失偏颇的批评,这是任何公权机构应该且必须做到的,而不能反其道而行之,成天思虑着如何监督舆论。不过,重庆宣传官员应该没什么精力理会这种反向思维,他们今天要确认文强一审宣判后的媒体报道方式。

根据中新社发出的庭审直击,对这位司法局原局长的今日庭审不到20分钟。重庆当地的华龙网发出与宣判时间同步的快讯,称“文老大”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罪证中,那幅一度引发哗然的张大千画作被宣告为“一般仿品”。作为解读,审判长引用大段法律条文提供的判刑依据也迅速得到这家网站公布,同时刊出的还有“市民听闻文强案一审判决拍手称快”的图片。文强之妻周晓亚则是“当庭失声痛哭,瘫软在地”。

在重庆“唱红打黑”中曾有重要表现的中国青年报今天不只是头版预报文强案宣判那么简单,记者再度提供以专案组为对象的“独家专访”。根据这组占据一整版“法治社会”的文章,文强在任14年1447起命案未破,并且曾向女大学生“买春”。而“文强家到底有多豪华?”,答案是:“民警从凌晨2时多开始搜查,到下午2时多,一直没有吃饭,查获的高档奢侈消费品,整整装满一辆大货车”。在今日通稿中被称为“一般仿品”的那幅画作,在团中央机关报昨夜上版的这篇专访中,尚定义为:经专家认定,此画为真迹,但因有后来的画家对该画进行“修复添笔”,如何认定其价格,目前仍未能最后确认。

另一位枭雄的出庭也得到媒体热烈关注。身居京城的法制晚报记者午后描述了二中院暂看室外上午8时30分的场景,“身穿号服的黄光裕和其他10多名被告人被押了进去”。关心前首富命运的SMG第一财经频道也从法院西门门口发回直播画面,称这是黄光裕被羁押后首次亮相,但此次庭前示证将不会对媒体开放。

电影《赤壁》里“别闹了”的台词被好事者与河南固始县的官员丑闻紧密相连,搜狐侃事的编辑是新近加入者。就在新闻首页这则专题的右侧,这家网站还推荐了来自昨夜白岩松的点评,抨击银行行长和副县长的落马是“媒体曝光负面后各地均连夜处理,为应付舆论作秀”。事实上,对舆论监督作用的这种理解方式,在今日得到四大门户的一致认同。

湖北十堰市警方可能暂时还不准备用“连夜处理”的方式来应付“男子拍上访被送精神病院”一事引发的汹涌舆情。根据新京报报道,十堰市公安局茅箭分局副局长敬建军向记者出示了一份收据,称这是上访者提供的彭、邓二人收受上访者一万元钱的收条。此前,这位副局长还曾指控“精神混乱,逻辑不清”的彭宝泉谋划聚集。

身在武汉的长江日报、长江商报编辑们显然很关心东湖的命运。继昨天头版播报武汉市市长“严控环湖开发”的宣言后,今天又同发评论,呼吁“面对湖泊,保护是第一位的”、“让严禁填湖搞成片开发承诺兑现”。3月下旬起曾有传言,称湖北省级部门同意房地产商填埋东湖水面以作开发,湖北当地媒体照例集体沉默,但身在外地的时代周报、南方周末相继对此作出指控,批评名曰“金权的东湖?还是公共的东湖?”月初,东湖管委会召开发布会否认“填湖开发”,但再遭记者姚海鹰反驳。此后,经由荆楚网等渠道,支持官方的言论再作对冲,劝告民众“‘填湖造城’的说法经不起推敲”。

如今,有了本市最高行政长官的公开承诺,一个月来未能就此发声的省会媒体借势而上,在武汉市委机关报的评论头条中,作者指责那些“并不绝对禁止”填湖的人士:在我们看来,除非基于战备等特殊需要,一般来讲根本不存在填湖可以被授权、被许可的问题。湖泊并非政府可以随意处置的私有财产,什么情况可以被许可,不由政府说了算……环湖开发涉及公共利益,开发什么,怎么开发,应告知市民,并能够因民意解释、调整或终止一些开发行为。

长江商报的作者银玉芝在强调不可原谅“任何一寸湖面的侵蚀”时,需要引用的例子是云南洱海。根据中国青年报昨日揭发,这个风景名胜区“正遭受破坏性的开发,到处开建高级别墅群,正日益变成富人的后花园”。对“情人湖”变别墅的文人哀叹也的确得到了颇多表达平台,华商晨报作者指责此乃生态文明之疡,新民晚报评论根据这一地产项目的审批过程,指控大理市官员打着“经营城市”的旗号以图权利合谋,“公众对洱海的爱有多深,对破坏洱海的恨就有多深”,扬子晚报用近乎整版的一组评论叹息,“名胜一点点逝去,我们何时一寸寸醒来”。

对房地产商遮天势力的指控,是各家市场化媒体擅长之事。云南信息报虽然没有跟随中国青年报的步伐去监督本地,但跟随着南方都市报用头条评论来向全民发出呼喊:警惕房子成为撕裂社会的一道鸿沟。所用事例是近日被热议的楼市新闻,“一些政府部门变相的福利分房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以及“北京一处周边均价3万元/平方米的小区,公务员购买仅需5000余元/平米”。同样在替“房奴”一怒的还有楚天都市报,这家报纸社论的感慨是:房价已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阶段。引用的新闻是“北京朝阳区两幢楼开盘时坐地涨价,每平方米比约定的价格高了4千元”,编辑预告:将陆续编发相关人士的看法,见仁见智,仅供参考,欢迎回应。

2010年之前,“蜗居”群体的代言者抨击对象主要指向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在本轮调控之后,愤怒的矛头越来越多地指向中央部委患得患失、楼市政策无能乏力,即使是宣传官员控制之下的市场化媒体,即使不肯在“政府”二字前加上“中央”,也已经逼近直接指责最高决策层的红线了。例如今日新京报,在报道财政部所发2009全国土地出让收支基本情况时,加引一位社科院研究员的成果:“房改后的11年里政府和企业通过住房从居民手里拿走了10万亿财富”。

最高决策者也未曾放弃过释放信号、维持信任。晚间传出消息,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通稿中所称重点工作之一正是“坚决遏制住房价格过快上涨”,举措之一是“加快研究制定合理引导个人住房消费的税收政策”。这一政策信号也得到门户编辑迅速推荐。

一则发表在上周日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爱国家不等于爱朝廷”,却在三天之后被腾讯评论编辑推荐上了新闻首页。历史学者洪振快在文中大段引用梁启超陈独秀当年启蒙之论,试图帮助国人理解国家与政府的概念区别:“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文末总结,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童大焕在赞扬“一个韩寒抵得上所有时评人发声”;广州日报评论员在警告各位“理性反思”合浦凶杀案的同行们,不能丧失大是大非的原则,毫无节制地同情邪恶;而另一位以此为职业的评论员却也在纳闷于新闻留下的“过多想像空间”。苏文洋在北京晚报上引用包括莆田市长坠楼身亡后的新华社电讯在内的多则新闻,叹息如今的稿件让人无法评说,顺便,嘲笑了一下作协和消协。

刘瑜:当“革命”成为家常便饭

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

4月初,吉尔吉斯斯坦人民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振臂高呼要求当权者下台。5年前他们就是这样把前总统阿卡耶夫赶下台的,并迎来了新总统巴基耶夫。5年后的今天,他们决定用同样的方式把巴基耶夫给赶下台去。

5年前的那场运动,史称“郁金香革命”。今天,当媒体上开始用“第二次郁金香革命”这个字眼来形容当下吉尔吉斯的街头政治时,我,终于“审革命疲劳”了。

此前,我们已经听说太多的“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伊朗的绿色革命、缅甸的袈裟革命、黎巴嫩的雪松革命……当初它们发生时,曾经令当地民众——也令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欢欣鼓舞,因为它们被看作这些国家向民主化飞跃的进步。几年过去,当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今年2月以低于5%的支持率灰溜溜地被选下台去,当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领袖萨卡什维利在一次次的民众抗议中难以喘息,当吉尔吉斯郁金香革命胜利者巴基耶夫逃得下落不明,“颜色革命”这个词已失去昔日的光辉。事实上,各大媒体上都充满了这样的判断:颜色革命失败了。无论郁金香色还是玫瑰色,如今都变成了灰色。

也许比颜色革命是否失败了这个问题更值得追问的是:在这些国家,真的发生过所谓的“革命”吗?革命,顾名思义,意味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等国,2003年以来的政治却往往是换汤不换药而已。拿吉尔吉斯来说,虽然操控选举、纵容腐败的阿卡耶夫被赶跑了,但事实证明,后来者巴基耶夫比阿卡耶夫还要阿卡耶夫:2009年的选举他照样操控、他的亲朋好友被封官加爵、2005年以来已经有4个政治家被暗杀,国际透明度组织的腐败排名上,吉尔吉斯的腐败指数从2004年的2.2退步到了2009年的1.9.乌克兰的情况稍好,它至少保存了“公正选举”这个橙色革命遗产——今年2月的乌克兰选举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公正选举,但是橙色队伍内部的分裂延误了改革时机,乌克兰的政治腐败、钱权交易并未根本改善。

Freedom House的民主指数,则对颜色“革命”是否真的发生过作出了最直接的说明:从2003到2007年,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的民主指数分别从4.83、4.71、5.67变成了4.68、4.25、5.68.也就是说,革了半天命,香槟也开了,喉咙也喊哑了,这些国家的民主程度基本没有变化。

有变化才怪。

颜色革命的基本特点是:在一场大选中,现任执政者选举舞弊,反对派动员民众抗议示威,最后推翻选举结果,把执政者赶下台去。可以看出,这种革命的着眼点是扫除选举舞弊,正是因此,学者麦克弗尔称之为“选举革命”。“选举革命”之所以无力一夜之间扭转政治乾坤,是因为选举只是民主制度这个庞大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即使能够扫除选举舞弊,也只是为民主制度的改善提供了必要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何况很多选举革命甚至不能扫除选举舞弊本身。

我们知道,民主制度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除了公正选举,还需要强大的公民社会、公正的司法机构、发达的政党体系、尊重规则的法治文化、有效的水平制衡、一定的经济基础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的要素同时运转,民主的齿轮才可能真正运转,民主才能成为一个连续过程而不是几年一次的“赶集”,而选举革命对选举这个要素的痴迷虽然必要,却是不够的。有了相对公正的选举就指望民主制度变得完美无缺,就像一个人有正常血脂就指望自己无比健康一样——除了正常血脂,身体健康还需要正常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等等等。

据说今年的乌克兰选举之前,乌克兰民众不但对这次选举,甚至对民主制度本身变得心灰意冷。“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制度什么用都没有”,很多人纷纷表示。对于这种看法,我想说的是,认为一张面孔的改变,就可以一劳永逸地给我们带来幸福,这个想法本身是不是太幼稚了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选民投下一张选票然后翘起二郎腿等待政治家给我们端茶倒水的“懒人”体制,而需要民众对政治经年累月地“巡逻”促成点滴改良及至水滴石穿。也许努力锻炼身体、健康饮食努力降血脂并没有什么错,人们只是需要更加持之以恒地锻炼身体和健康饮食,直到血压、血糖、心肺功能、消化功能等都达标为止?

(作者为剑桥大学讲师)

一介书生沙叶新的“出走”


沙叶新

3个月前,当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决定将“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金奖特别奖”授予剧本《幸遇先生蔡》的时候,沙叶新予以拒绝。他的理由如下:我是名誉会长,作品又得奖,等于是自己选自己。我更希望把名额空出来,给别的创作者。那些人可能比我更需要这个奖,他们需要支持。

这样一来,沙叶新失去了一项荣誉,以及一笔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有些人是争着挤着进来。沙叶新倒说他不需要,这个人的可贵之处就是这一点,他的独立性,不被任何东西左右。”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长曾献平说,“但他的剧作又是够水平的,不参评,我们认为不合适,还是要给他一个奖……”

此后,评委会别出心裁地为他量身订做了一个“评委会奖”。颁奖那天,沙叶新的一出话剧《江青》正在香港公演。首演结束,曾献平上台为他颁了奖,奖额1万元。

“我认为这是对我的鼓励,对我的期望,”沙叶新说,“但我不认为这是应该的。”

2009年,在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沙叶新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为权力写作》的演讲,反思了自己的创作,公开亮明了“不当奴才,不做工具,心灵自由,不为权力”的立场,引起一批创作者的激烈响应,有人提议将此当作一项艺术“宣言”。曾献平亦是赞同者,认为沙叶新“说出了大家的心声。我们的作家,做奴才的太多了,人才很少”。

40年以来,纷纷扰扰,人生如戏,一切尽归尘芥。对于沙叶新而言,在行将老去的时候,他终于可以如愿抵达这样一种自在境界。

“从心所欲,不逾矩,正好70岁,”他说,“现在身不由己的时候不多了。身不由己那我就不干嘛,又不愁吃不愁穿,以前还有个生活问题,稿费问题,工作责任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

当年吹鼓手

《不为权力写作》的演讲发表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会集体讨论是否将此文收入他们的会刊,这引发了一次辩论。有理事认为文章标题欠妥,宜加上相应的定语作修饰,“怎么能不为权力写作呢”?但是在压倒性多数意见的支持下,会刊最后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

“好像已经到了应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的时候,是真理,就要传出去。我不强迫大家接受,但我希望让大家知道。”沙叶新说,“80年代开始,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公开提出来了的。”

1980年代,沙叶新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就呼吁抛弃文艺创作的工具化和附庸化倾向。他在一篇文章中批评当时的戏剧创作僵化、保守和陈旧,“仍然习惯于配合形势,急功近利”,“某些戏剧界领导总是好心地希望舞台要为观众树立可以学习的高大的英雄形象,从而使观众看戏之后受到教育,提高觉悟。”

在此之前,沙叶新是从来不敢这样想的。在那个样板戏和批判文章盛行的年代,人人均以能为权力意志服务而自我满足。沙叶新也不讳言,若那时候有机会,他也一定会非常尽心尽力地去写样板戏,参加各种御用写作班子。由于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发表文章去与姚文元商榷一个西方音乐的审美问题,开罪了人,故而一直坐着“冷板凳”。

“文革”期间,沙叶新曾参加过《解放日报》一个专事批判文章写作的五人小组,这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往往是上面抛出来一些材料,作者接受报社组稿,干的就是指哪儿打那儿的活。

沙叶新那时还只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一个普通编剧,也属于“要跟着江青同志闹一辈子革命”的队伍里的一员。当时的他,内心阳光,单纯,被潮流裹挟着,酷爱样板戏,甚至还匠心独运,将刚出生的女儿也起名作“沙智红”,小小一个名字,就囊括了三出样板戏。

“那时候我们是很快乐的,他经常是一边走路一边哼样板戏,”沙叶新的朋友程继尧说,“我们觉得,哟,他唱得不错啊。”

1969年,在黑龙江插队的上海模范知青金训华,于一次特大山洪中为了抢救两根电线杆而送了命。正在干校劳动的沙叶新终于得到了一个“奉命写作”、一展襟抱的机会。市里点名要求他以金训华事件为素材创作一出话剧。

接到任务后,沙叶新就像一个新战士拿到枪一样激动。跑到黑龙江去深入生活,当地的文化部门亲切地把他称作是“江青同志身边来的文艺战士”。这种经历可谓刻骨铭心,让他自己也不由为之感到巨大荣耀。

“在思想受到牢笼限制的阶段,比如当时个人崇拜风气非常浓烈,他也不可能跳出这种崇拜,‘文革’中如果你让他拿笔抨击知青‘上山下乡’,那这还做不到,”曾与沙叶新在上海人艺剧院共事的李守成说,“但在那种局限性下,他也觉得要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

1970年,以歌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旨的六场话剧《边疆新苗》进行公演。虽然只是一部主旋律作品,但其中崭露出创作者与众不同的个性,这出话剧以幽默风格见长,没有将主人公不着边际地“高大全”化,演出效果还不错。

公演阶段,沙叶新邀请了一些朋友去观摩。程继尧也是一位。他还当真了,带着一个小本子,一边看戏一边不时记下几句词儿。看到剧中有知青偷老乡的鸡,并大张旗鼓地杀鸡拨毛等情节,程继尧感觉戏里有不少自由化成分,回头极郑重地给沙叶新去信,提醒他注意不要丑化贫下中农形象。

这提醒就如一根引信。之后关于这出剧花花草草太多的批评日益增多。很快,时任文化部长于会泳点名要向这出话剧开炮,从上到下便一齐行动起来。沙叶新原本准备在全市批判会上为自己的艺术观点申辩,但权衡一番,还是放弃了这种书呆子的做法,撕毁申辩稿,乖乖检讨,并继续去黑龙江“深入生活”,修改剧本。此种委屈相从的经历给他造成不小的伤害。

1983年,沙叶新已经是一位如日中天的剧作家,忆及此事,他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人做违心的事最为痛苦,这种内心的巨大痛苦,使我当时几乎精神失常。”

时隔27年后的今天,沙叶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毫不犹豫就将《边》剧归入“尊命文学”。他这种看法,在“文革”结束后越来越强烈,以致认为这种作品比帮闲之作还要厉害,是帮凶了。

“我歌颂的是什么?就是生命还没有一根木头珍贵。你只有尊重自己的生命,才能尊重别人的生命。你自己都不保险,这怎么行呢?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要有前提的。”

“四人帮”垮台了,样板戏等基于权力意志而建立起来的一应华美艺术幻象瞬间坍塌,这种强烈的冲击动摇了沙叶新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权力意志神圣至上性,虽然此后沙叶新并不曾摆脱奉命写作的束缚,但他在扮演一个吹鼓手的同时,依然在寻找独立艺术个性复萌的空隙。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头5年,是我最活跃的时候。即使是奉命写作,我在拿到题材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脑袋已经长在我的肩上。”

禁戏风波

沙叶新第一个未奉命的自选动作,发生在1979年夏天。上海当时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诈骗案,一个试图返城的知青求告无门,冒充北京的高干子弟招摇撞骗,引发一连串官场丑闻,连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都坠入彀中,为他提供便利。

这个名叫《假如我是真的》话剧剧本写出来,一直找不到地方发表,后来投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思想前沿杂志《未定稿》,才得以面世。排演后,反响热烈。此事惊动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部长看完排演后,建议只进行内部演出,不要公演。

内部演出也是盛况空前,一时之间,全国几十个剧团都在演这出戏。上海一名意识形态旗手随即通过《未定稿》发表文章,将此剧斥为败坏干部队伍形象的毒草。

与沙叶新合作此剧的李守成向本刊记者介绍,当时有人劝诫,不应该写到市委书记那一级,写到处级干部就差不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民间意识当中反特权是比较强烈的一种声音,有些干部有权了,就为自己干事儿了,相互有所求,就这么写了,不是说这个戏是为了把谁搞臭。”

程继尧对这出话剧也有自己的观感,觉得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还是过于粗糙,有点像活报剧。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沙叶新及这出戏的支持,认为很有战斗力,反映的问题很现实。他看到批评文章后,提笔撰文为《假如》一剧鸣不平,表示如果要批判,自己愿意陪绑。

事情闹到了北京。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建议召开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1980年初,这个座谈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主持。会上有人指斥《假如》一剧的几个作者都是“文革”时期的造反派,对于剧本的分歧意见很大,会议不得不为此延期数天。据李守成回忆,会议后半段,贺敬之告诉上海人艺代表团,意见越来越一致了,你们放心,回去后是可以演的。

最后一天会议,胡耀邦亲临讲话。谈到这出戏,他说:“我觉得作者是有才华、有前途的。在如何正确对待青年作家的问题上,我们大家不能再犯过去的错误,不能嘲笑他们,更不应打击他们。”

但胡耀邦最终没能为《假如》一剧网开一面。因为上海有人打电话到北京施压,表示如果同意此剧继续演下去,就请中央下一个文件。

最后出现这样奇怪的一个局面,让上海人艺的人感到既意外又失望,带队的一位老艺术工作者表态,“服从中央,顾全大局,不是毒草,不演为好”。彼时临近春节,散会前还举行了迎春联欢,上海人艺的人都缺席了。李守成说,“没有什么情绪联欢了。”

从北京败阵而归,适逢《假如》一剧的最后一场内部演出,沙叶新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了。他坚持剧终时要上台向全场观众道别,“我脾气很梗的,我非要上台,说什么呢?我说‘我要向遗体告别’。”

对于《假如》一剧的不幸折戟,沙叶新本人是态度鲜明的。同年他还发表了一篇题为《扯“淡”》的文章,认为这一年的话剧舞台面临淡季,与该次会议之后的风气不无关系,是那种“不了了之”的“变相禁戏”做法,致使带有火辣辣味道的干预生活的“剧目几乎全都销声匿迹,无影无踪”。

适逢拨乱反正时期,这次风波一开始并没有给沙叶新造成显见的不利影响。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生态中,这是极罕见的。不仅如此,当沙叶新的话剧《陈毅市长》演出引起轰动,剧作者本人瞬间就被推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光环之中,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陈毅市长》系沙叶新奉命为迎接上海解放30周年而作,整出戏通过一系列零碎片断串成,刻画了一个较有个性的共产党干部形象。此出话剧在北京演了30场,还被搬进中南海演出。

李守成说,“当时我们还没有感觉到什么。一些老同志跟我们说,这是真不容易……掌权的人自己也经历过因言获罪、因戏获罪的惨痛经历,不可能自己一解放后就又重新抡起棒子打人。”

禁戏风波,使沙叶新对胡耀邦生出不少好感。《陈毅市长》在北京演出期间,胡耀邦来看戏。当时沙正奉命创作另一出戏,已经离京前去安徽,失之交臂,颇觉抱憾。

“他到舞台上找我,问‘叶新沙呢?叶新沙呢’?幸亏不是古代。要是放在古代我就要改名字了。”沙叶新打趣说,“他比较尊重知识分子,比较懂知识分子,没有歹心。”

1985年,上海人艺老院长黄佐临退休在即,选举新院长。在黄等人的支持下,沙叶新高票当选。这一年他还不是党员,黄佐临写信劝他入党。经过一番慎重考虑,“一般群众”出身的沙向院里递交了入党申请。院里虽然批了,但却在市里卡住了。这时候沙叶新知道,禁戏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

人艺的几位院领导随后将此情况写信向中央统战部知识分子处反映,信件很快被转到了胡耀邦处,胡耀邦认为沙叶新符合入党条件,进行了批示。入党第二年,沙叶新就成了上海市的模范党员。

赶鸭子难上架

当选院长,沙叶新一开始不大想干,担心纠缠于行政事务再无机会写作。黄佐临开导他,不妨将此当作一种生活体验。就这样,他硬着头皮担任了一届院长职务,就向市文化局和院里打报告,准备挂冠而去。但局里、院里均不同意。

沙氏的院长当得比较有“特色”。自己只管剧目业务,人事和财务等行政性事务概不插手。尽量少去局里开会,少主动找上级官员。凡有这方面公务,大都委托其他领导代劳。

“偶有闲情写小品,绝无俗气见高官”。从前一心钻在笔墨间,沙叶新对官场的基本常识一窍不通。当上院长后,有人请教他官居哪一级。他不假思索就回答,“我是院级干部”,出了洋相,回头深究一番,才明白自己是个“区区处级小吏,享受局级待遇”。

一次辞职不成,勉为其难又干了4年,此时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已经发生变化。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背后的议论也渐渐多起来。有人到局里反映沙叶新公款出国、搞小宗派。1993年,在还没有被一摊俗务搞得狼狈不堪的时候,他再次请辞。这一次再无人挽留,悉听尊便了。

“我不是个复杂的人,没有太大的城府。人要活得有尊严,老是低三下四看人眼色,哪有尊严?”

这种性格,早为他的离开埋下伏笔。

1984年,22年未换届的上海市文联改选。传闻当时年已80的文坛巨擘巴金年事过高,不适宜再担任主席一职。看到候选人名单,文联委员沙叶新觉得头都大了。主席候选人正是那位被《假如我是真的》着墨刻画过的为骗子提供用车便利的原市委副书记,此公年岁比巴金还大。

换届大会现场有高官压阵,大家能做的无非就是鼓鼓掌、吃吃冷饮。然而沙叶新不干,当着候选人及一干领导的面发表反对意见,称中央号召领导班子年轻化、知识化,巴金同志80岁,候选人比巴金同志还大一岁,不符合号召。此外,文联主席要在文学艺术的某一方面有很高造诣,候选人并非如此……

这一发言在会场上炸开了锅。沙叶新之后,陆续有13个委员上台发言,建议要么候选人改任顾问,要么对主席名单再酝酿。换届大会由此无法当场投票,只好延期。到投票那天,沙叶新发现主席候选人仍是他反对的那个人,感觉无话可说了。

“中国的作家被驯化得基本上差不多了。没有是非观,上海就是这样,明哲保身的人多,仗义执言的人寥寥无几。”沙叶新说,“我觉得不公平,既然规则是那样的,我作为被会员们选出来的委员,当然要讲话。我不说话,不是等于欺骗人嘛。”

最后他还是投了反对票。

同样是因为“规则”问题,1992年,还没有卸任院长的沙叶新又踢了人家的场子。当年6月,“中华首届广告模特大赛”在北京举行,各界高官皆来捧场。沙叶新是名流云集的评委会评委之一,赛到尾声,赞助人以“撤资”威胁改变了规则,将自己圈定的选手重新塞进总决赛。

评委们都不吭声,唯独沙某人长有一根直肠子,自作主张地跑到台上去宣布,“未经公证,比赛结果不作数。”规模空前的一届比赛就这样黄了。事后有人找来,警告他到此为止,否则当心小命不保。

在不同的环境和对象那里,“规则”的面孔以及适用尺度是不大一样的。这一点沙叶新似乎从来就没有搞明白过,也不愿意去搞明白。

“他那样做,我觉得首先在于他不改变自己。留下这样一个不改变自己的人,至少他还能改变像我这样的人,”程继尧说,“我至少不受世俗社会的影响。”

现已退休的程继尧,半生均为主流话语贡献笔力,是个老社论工作者。他不大认同以前的工作,自愧不如沙叶新那样有社会责任感。每次与沙坐在一起,总觉得矮人三分,“干着简直不是人干的事情,有时候我也是牢骚满腹,但我们不是一个量级的。”

年方54岁即卸任的沙叶新,从引退那天开始,便跳出了一介文艺鼓手的方寸天地,投身到更为现实的观察、反思和书写之中。人老的时候,泪腺大约也会发达起来,每逢看到山西黑煤窑、穷人家的学生捡剩饭吃、代课老师贫困无着等不平事,他就抱着电脑黯然垂泪。

“他觉得简直痛恨至极,受不了,”李守成说,“有两个过去的同学劝他,不要那么激愤,好多事情就不要在乎了,应该怎么怎么样,他脸色马上不好。我感到让他换一种观念生活,他接受不了。”

去年11月,沙叶新去欧洲演讲,到了巴黎和波恩等8个城市参观。在卢浮宫,他瞻仰了世界三宝: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像。后又参观贝多芬故居。每遇一个作品,他就鞠上一躬。这一路上,就像一个朝拜者。面对这些真正不朽的巅峰之作,他领悟到了堪以永恒的所在,于是下定决心要重拾创作计划,以此表达自己对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切。

“只要我的情感是这样,我写出来的文学作品,就更能表现我内心深处所想的,欧洲之行,更加促使我坚持。”

正是春寒未消时节。埋首书斋的沙叶新,面色略显枯槁。虽然说不上风烛残年,但也不是什么风华正茂了。癌症的戕害,让这个小老头有点儿变了形,身上一袭皮衣空荡荡的,一副眼镜就框住了半张脸。早年的意气风发模样,如今都已成了被锁定在相框里的影像。

“人到了衰竭期,心理上是有反应的,我认为我还有创作能力。”他拉开书柜给记者看,“书这么多,一直可以看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计划外还想写一个话剧,一部10多年一直想写的长篇,写不完也可以写一半。”

杨恒均:胡主席不让迎来送往了,海外爱国同胞怎么办?

一大早起床看到各大网站的头版头条都是“中国领导人出访不再组织同胞到机场迎送”,此规定就从这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开始实行。于是打开电视,果然看到重播的新闻中,到达华盛顿安德鲁空军基地的胡锦涛主席面临了一个没有当地华人华侨欢迎的空空的机场。老杨头却忍不住要表扬一句:胡主席从自己做起,改革这种迎来送往的陋习,实在难得。我想,老杨头这一句表扬,应该比使馆组织的那一群“自愿”去欢迎胡主席的爱国华人华侨的口号与标语,更难得吧?(相关链接:胡锦涛抵美礼宾改革不再组织迎送;礼宾小改革为何引发民意大关注)

这些年,中国大大小小的领导人出访世界各地频繁,每到一处,不论白天黑夜,机场都会有一群由当地华人华侨组成的欢迎队伍,热情洋溢,高呼口号,手举标语,几乎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亮丽的风景线”。中国大陆新闻在报道的时候总是加上一句“由当地华人华侨自发组织的欢迎(送)队伍”……。今天的新华社新闻第一次明确告诉大家,原来这种迎来送往的华人华侨是由“当地使领馆”“组织”的,是我们外交部奉行的礼宾。现在经过胡锦涛亲自拍板,实行改革,正式宣布废除。

其实,中国华人华侨遍布世界各地,而且不乏思念乡土热爱祖国之人,爱屋及乌也很正常,真要有来自大陆的领导人到访,只要告诉他们时间和地点,真正自愿前往欢迎、看热闹,或者想一睹风采,甚至沾点皇气的,绝对不会少。然而,当这种迎来送往被弄成了出访礼宾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例如,有些领导人并不像胡锦涛那么受欢迎,可人家也享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啊。你想,如果是靠“自发”,如果又正好碰上飞机深夜或者凌晨才到,你不给点“批文”或者“土地”,不在大陆照顾一下人家,谁愿意“自发”去欢迎你啊。很可能,等到某位领导人走出飞机时,只看到一两个附近值夜班的华侨工人站在那里看热闹。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出现,于是就出现了领事馆出面组织当地华人华侨和留学生“自愿”到机场迎来送往,长期以往,就成了中国外交领域最大的中国特色……

这特色如果仅仅是“礼宾”倒也无所谓。问题在于,这个被北京新华社仅仅看成“礼宾”范畴的事却在海外华人华侨中被进一步“特色化”。近年来,这种能够迎送领导人的“礼宾”已经变成了海外同胞们地位的象征,判断是否爱国的标准。特别是最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时,哪些华人华侨能够参加迎来送往,变成了一种至高的荣誉,而由于名额有限,某些驻外的领事馆就开始利用这些“权力”,有些乘机安排一些和自己吃过饭、出过钱的“爱国”同胞出席迎送仪式……

可能没有人比我这位空中飞人的感受更深了。常常有海外作家满面红光地走近我,兴奋地说,她(他)今年被安排到机场迎接领导人,或者国庆节招待会被安排坐在第N桌,和来自祖国的某某参赞只隔两个位置……我问她(他)干了什么好事竟然得到来自“祖国”如此隆重的“款待”,答案是最近不再写文章批评中国的腐败现象了……

可想而知,老杨头是从来不会被组织起来去“自愿”迎送领导人的,就算我真想“自愿”,人家也不让我去。当然,更不会邀请去国庆招待会,而这些也成了一些“爱国的”华人华侨觉得我和“祖国”有异心的迹象,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啊。

外交部废除这种迎来送往的礼节,新华社报道说是“中国领导人出访礼宾改革的新举措”,但是,一个小小的“礼宾”改革,竟然需要胡锦涛发指示精神?我倒更希望这不仅仅是一个“礼宾”的改革,我希望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外交思想改革的开始。其实还需要改革的还有很多。有些是中国特有的,有些是世界各国都有,但拿到中国就变质变味了。

例如我感受最深的一件事。大家知道西方领导人(如果美国和澳洲)也有为了竞选经费同商人握手、照相甚至吃饭的事。竞选期间,一位美国商人只要捐献五万美金,就能够和总统一起吃一顿饭。可是,大家注意到,当这些外国领导人出访他国的时候,就不会用收钱的办法来挑选会见的侨民了。为什么?因为外交无小事,身在国外访问是代表了一个国家,竞选啊亲民啊,都应该放下。

中国领导人并没有为了筹集竞选经费而去陪商人吃饭的压力,特别是在国内。可是,在国外却正好相反,由于世界各地散布了大量中国华人华侨包括商人,每次出访,使领馆总是要安排领导人和海外华商交谈、照相和吃饭。结果问题就出现了,如何挑选这些商人?能够和最高领导人握手照相、同桌吃饭,在美国和澳洲可能仅仅是说明你用钱买了一点“荣誉”,大家并不会当一回事,可到了神州大地,那很可能是你赚钱的法宝,也是让各地市长书记们不停请你吃饭的饭票啊……

结果,海外一些华商通过走使馆的关系,或者通过出钱承办某项活动,就能够被使馆安排和最高领导人亲切握手,吃饭照相。而这些华商中又不发臭名昭著、甚至是正在犯罪的奸商。结果是,党和领导人和这些商人合影拍照后,照片被这些商人到处拿来作为交际与赚钱的工具。我经常碰上一些海外商人,神秘兮兮地给我出示他们和党国领导人的合影,语重心长地说:你在北京有搞不定的事,告诉我,又或者:放心,我们公司在大陆的背景无人敢动……

好了,说了北京外交礼宾改革,也应该说说海外华人华侨了。这种改革对于北京有利无弊,但对于海外一帮华人,就说不准了。我是知道有那么一批海外“同胞”的,他们生存的价值好像都在被祖国的领事馆请去喝了几次茶(这个喝茶不同那个喝茶也),被安排去“自愿”迎送来自祖国的领导人,国庆节招待会坐得离大使有多远……

以我长期外交和情报斗争的经验,我不妨告诉大家,这种“爱国华人”中,除了少数是西方情报机关安排过来专门套取我使领馆情报,以及小部分想搞关系以便在中国大陆分一杯贪污腐败的果实之外,绝大多数确实是对祖国和政府有深厚感情的。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国家外交工作进一步改革,他们又失去了到机场表示爱国热情的机会,他们到底能干些什么以示自己爱国呢?

其实,中国目前处在转型期,需要大量的有海外生活和工作经验的华人华侨贡献自己的经验、智慧与思想。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封闭的社会,至今依然如故,可生活在大陆的人哪怕是思想最开放的那部分,却并没有意识到。好在中国的特长是在世界各地拥有几千万华人华侨。我以前说过,没有这些华人华侨的贡献,中国三十年前的经济改革不可能成功;同样我要说的,如果这些华人华侨不只满足于到机场去呼口号举横幅迎送党和国家领导人,而是积极为中国的改革出谋划策,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会迅猛很多。

冉云飞: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21周年

冉按:今天本来要说玉树地震的事,可惜资讯有限,天远地隔,能说什么呢?官方一如既往地封锁消息,校舍倒塌依旧厉害,有不少学生被埋,但他们为有心改变这样的格局吗?对他们心存幻想的确是对自己智商的侮辱。晨起看温家宝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并不激动,也没有什么新意,这个国家的问题如此之多,已让人民麻木。2005年我参加过一次纪念胡耀邦诞生的座诞会,当时有关方面还如临大敌;去年我写了篇纪念胡去世二十周年的文章。今年我在推特上说了几句,作聊胜于无的纪念吧。我再强调一次,中共的任何官员都没有光环,没有谁值得拿来造神,他们都不够格,所以纪念只是一种人性上的纪念。何况即便于中国有大贡献,也不值得当神来造。在没有制度改变的情况下,任何对清官政治和贤明政治的期望,必将落入窠旧深渊。中国不是哪一个人能救的,能救者唯民主自由之制度。

我把前两次的文章和温家宝的纪念文章附后,让大家观看。今天我的纪念无非是在推特上写了几句和转了几推,请朋友们观看。2010年4月15日9:06分于成都

1:晨起看到温家宝纪念胡耀邦,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其实对胡、赵的不同处理,在中共上层早是公开的秘密。也就是说,温的纪念不是个人信号,只是表明胡已经逐渐脱敏,但并不表明政治上有什么特异松动。

2:很多人以为温纪念胡不同寻常,其实是顺水推舟而已。“胡耀邦史料信息网”http://www.hybsl.cn/早已建立,且能在国内公开看到。昨天还转载了拙文《成都佛教界的反右运动》,而赵的事则牵涉六四,自然目前还是禁忌。

3:老莫这个说法很到位RT @mozhixu: 也可以解读为党内改革派(也就是80年代胡赵旧部)已经完全失去政治影响力 RT @wenyunchao: 这表明胡耀邦已经正式脱敏。RT @winkho: 温家宝也写了文章悼念。有意思。

4:温的纪念其实更多安慰的是胡的家人和旧部,与民众的关系基本上不大了。RT @mozhixu: 也可以解读为党内改革派(也就是80年代胡赵旧部)已经完全失去政治影响力 RT @wenyunchao: 这表明胡耀邦已经正式脱敏。RT @winkho: 温家宝也写了文章悼念。有意思。

纪念胡耀邦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拿它来形容当今中国最高当轴及一干贪官污吏,是很贴切的。同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拿来看待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人,也是不过份的。物理状态的“活着”并不必然延伸出心理状态的“活着”,物理状态的“活着”会有时而尽,但对那些于历史的进步有推进之功的人,其心理状态的“ 活着”是很长的,这也就是我们记得人类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的原因。

二十年前的今天,我在自贡檀木林宾馆开一个文学会议,在那颇为幽静的园子聊天的时候,忽然得知胡耀邦先生去世了,心里还是为之一惊。我读大学时经历了批判精神污染、85年反日学潮、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分明感到胡耀邦在邓垂帘听政之下,终于下台的憋屈。我当然也是受洗脑教育长大的人,但因为生在乡村,所见有限,像许多人读过的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金光大道》、《红岩》等都没读过,所装垃圾还算比较少的,真可谓因祸得福,在学校开始就有些清醒,不像那些至今仍然对读那些书籍、受愚民教育而无悔的一些同龄人那般“坚贞”。但真要说对时局对世事对极权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还是拜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所引发的六四事件之赐,因此说自己在精神上是“八九一代”是不为过的。

20年来,真相被掩盖,正义不彰,逝者不安,活着的人憋屈,忍辱负重,这个伤口始终难以平复。八九事件得不到真正的平反,那么对胡耀邦的纪念和公正评价,就没有一个包容的环境和言说空间。胡耀邦在七十年代末所主持的平反成百上千万冤假错案,可谓深得民心;后来他检讨西藏政策和对台政策,至今仍没有人能超过他这样的大胆与境界,如对藏对台政策能采纳他的意见,我不敢说今天的问题完全解决了,但起码其裂缝不会如今日这般大。也就是说较为务实、开明的执政理念使民众受惠,这也是为什么他去世二十周年了民间还有不少人记得他的原因,也是李锐、胡绩伟、谢韬等12位原胡耀邦老战友、老部下的中共政坛老人合作撰写《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12位老共产党人的反思》一书的因由。

我们成都一帮人纪念胡耀邦先生的聚会,已经搞过两次了。其中有一次我在会上发了言,我的大意是,我们纪念胡耀邦先生,不是为了把他神化而变成一个神话。说实在的固然有功绩,但在这样糟糕的专制制度下,他不仅做过错事,也膺服于这种政权,这是我们不必为其讳饰的。邓小平说过,糟糕的制度可以使好人无法干好事,胡耀邦这样相对较好的人,也受制于这个罪恶的制度,所以我们在纪念像他这样开明的人时,切忌不要走入一个神化他们的死胡同。任何个体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一个胡耀邦不能解决吾国积重难返的问题,不要把我们的幸福系于任何一个人的身上,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真的觉得纪念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是必要的,对他们最大的尊敬,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为着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而努力,这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我上面这些说法卑之无甚高论,但未必一定所有人都看清了这一点。好在如此想法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2008年9月新华社四川分社原社长孙振先生写了篇《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的文章,据说引起退休高官的震怒,《炎黄春秋》也受到波动与整肃。后来孙振先生就此事接受国外华文媒体采访时说的一段话,颇得我心。“我认为任何时候,都不宜把领导人的个人作用看得过重,过去不能,今后也不能”,“我的原则是表扬一个人应该不溢其美,批评一个人也应该不增其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孙振《关于赵紫阳的文章发表后答美国华文刊物记者问》,见《历史研究集粹》(又名《赵紫阳生平和思想研究》)第一辑P288,2009年3月内部印刷]。纪念一个值得纪念的人,不是为了神化他圣化他,而是为了我们再也不把自己的命运系于一个人之上,要努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制度来保障我们任何人的权利都不受侵犯。在纪念一个有影响的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普通人的尊严与追求。

2009年4月15日8:31分于成都

 

2005年在“成都草堂读书会”上“纪念胡耀邦诞生九十周年讨论会”的发言

89年的一些事情我都经历过,我也算是过来人,胡耀邦先生去世那天我正在自贡,开一个文学座谈会。今天在16年以后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重新缅怀他很多事情。内心还是颇不平静的。因为我是今天这个座谈会的评议人,所以随意说几句。

一:今天我们来纪念胡耀邦先生,并非呼吁再出一个胡耀邦先生,一个人救中国的想法是幼稚而愚蠢的。九十年代以降而至如今,影响我们的阅读趣味和思想理路中,林达的《总统是靠不住的》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不是说林达的书,有多么深的思想,但他的书有着许多不能相比的亲和力,在传递民主、自由、平等的常识性理念上,超过了不少艰深的专业书籍。这就像谈自由、民主的书何其多也,好得很深奥也不少,但影响美国独立战争乃至西方民主自由的,两百多年来,潘恩的《常识》你是不忽略的。我这样说,并非说林达的书有这样大魅力,而是“总统是靠不住的”这一提法,本身对崇尚威权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中国,是一种很好的颠覆。这种颠覆的效果,在读书人的心目中,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的。

二:今天我们来纪念胡先生,并非要再造一个神话。神化一个人而膜拜他,这是给不自由的我们,再套上根绳索,而加紧对我们的阉割。胡先生的人品及业绩,在这样糟糕的制度下算好的,但是他一个的力量是多么有限。只要你看看几十年来的专制统治,一党专政所犯下的诸多错误,你就会发现我所说不诬。今天我带了香港出的《怀念耀邦》(一、二集,张黎群等编),包括五二年出的《川北工作主要材料汇集》,看了这些材料,我当然觉得胡耀邦是好的,但也没好到让我来神化并膜拜他的地步。《邓小平文选》第三百三十三页早就说过了,一个坏的制度无法使好人办好事。

三:中共这次纪念胡耀邦先生,当然有他们的策略,政论家们分析出,下面将会对赵紫阳和六四的重新评价埋下伏笔。是不是如此,我不敢过于乐观。其实关于六四,我的意见是早平反比迟平反要好。前不久我到美国,看了许多博物馆、图书馆,在他们涉及到南北战争以及种族隔离时,他们的解说员和研究者,无一例外首先生说的,这些都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灾难。我们心中要时时想到国共内战、六四大屠杀这种事,是我们国家的耻辱,是我们民族的灾难,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民族的和解,以及两岸的统一。中国现今社会矛盾之激烈,事件冲突之多,已让人忧心忡忡,社会随时存在着动荡及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危险。作为知识分子,我一直提倡理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加以渐进改良,使社会平稳过渡。和谐社会的提法很好,但官方想压制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利益,而达致所谓和谐,即不让别人发出声音的和谐,最终会走向和谐社会的反面,会造成利益诉求之不同的强烈冲突,乃至流血事件,这是有良知而理性的知识分子不愿看到的。因此我呼吁官方拿出和解的态度,就像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向曾经受他们压迫、欺负的人道歉一样,及早对六四做出理性的、符合人性的评判,否则加以社会诸多不公平的事,贫富悬殊到了令人惊骇的地步,社会矛盾愈积愈深,积重难返,终对每个人乃至国家和社会,造成极大的灾难。

四:今天我们纪念耀邦先生,想起自己悲情的祖国,有如此多的不公,有如此多的灾难,真令我感慨万千。我不希望残酷的历史再度在我们中国人身上循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他的人民何时才能真正获得自由,并过上有尊严而体面的日子?

附录《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胡耀邦》。http://news.sina.com.cn/c/2010-04-15/052420076846.shtml

李文西:悼歌仙(随笔·外一篇)

陈昌寿,1914年9月19日出生于上海,是印度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原是印度贵族,到中国后与杭州人结婚,婚后定居上海,所以陈昌寿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不要说如今知道陈昌寿的中国人已经很少,就连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歌仙」的陈歌辛,也已渐渐被人淡忘。如果说陈歌辛和陈昌寿本来就是同一个人,知道的人恐怕就更少了。知道陈钢的人应该较多,因为他是手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之一。我要说的是,陈昌寿或者陈歌辛就是陈钢的父亲。

小时候在南洋,我十分爱唱歌,特别是好听的歌。不论是抒情歌曲、流行歌曲还是抗日歌曲,只要好听,我都爱唱。我特别喜欢周璇和吴莺音唱的歌,还有姚莉、李丽华、白光、李香兰、梁萍、陈娟娟、龚秋霞、欧阳飞莺、张露、白虹、云云、黄飞然、田鸣恩 … … 一长串的名字,还真记不清。

那时候的歌,不但词美、曲美,唱的人声也美,套用一句俗话,听歌直可以听出耳油来。现在香港的所谓歌星,什么「天王天后」,那声、那歌、那表情、那动作,简直不堪入耳入目。所以我从来不听「天王天后」的歌。

陈昌寿改名为陈歌辛,据说是因为他要「为辛苦的大众而歌」。上海人称他为「歌仙」,除了他作的歌实在太好听、好像仙乐之外,我想大概也因为上海话的「仙」字和「辛」字读音相似,陈歌辛就是陈歌仙。

有人统计说,陈歌辛一生创作的歌曲近二百首,但他1961年被迫害死时才46岁,如果他当年留在香港,活到天年,他为中国人留下的歌曲当不止这个数。1950年夏他被夏衍动员回大陆,「反右」时被迫害致死。不知他的死,当年夏衍有否感到负咎?

中国第一首被译成英语流传于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Rose Rose I Love You),由美国流行歌手Frankie Laine演唱,1951年曾登上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前列,那是陈歌辛在1943年创作的。中文版本是姚莉所唱,至今仍然魅力十足。银嗓子姚莉若不是1952年从上海南下香港,怎能至今仍在香港安度晚年!

陈歌辛有许多笔名:林枚、戈忻、怀钰、庆余、衡山、金成、昌寿、歌辛等。他不但是作曲家,还是诗人和散文作家,可谓多才多艺。有一些歌作词作曲都是他一人,如《永远的微笑》,周璇唱: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
  她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蔷薇蔷薇处处开》,龚秋霞唱: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天公要蔷薇处处开,也叫人们尽量地爱。
  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处开。
  春天是一个美的新娘,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
  只要是谁有少年的心,就配做她的新郎。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苏州河边》,姚莉、姚敏合唱:

  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不见人影一个。
  我挽着你﹐你挽着我,暗的街上来往走着。
  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只有我们两个。
  星星在笑,风儿在妒,轻轻吹起我的衣角。
  我们走着迷失了方向,仅在暗的河边彷徨。
  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
  夜,留下一片寂寞,世上只有我们两个。
  我望着你,你望着我,千言万语变作沉默。

  陈歌辛早年思想左倾,与左翼文艺家夏衍、田汉、于伶等交往,这是他1950年从香港回上海的原因。当年从香港返回大陆的艺人不少,如上官云珠、舒绣文、周璇等,皆因受到迫害而不得善终。唯有那些南来的巨星如李丽华、陈云裳、白光、严俊、龚秋霞、陈娟娟、姚莉、张露等才是幸运者,得以避过极权压迫的劫难。可是当年谁能想到,那些信誓旦旦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强国的「革命家」,会这样来愚弄黔首。他们到处挂着「人民」的招牌,却用各种方法把人民整得死去活来,还要人民一口一声「万岁」,一口一声「感谢党」,真是史无前例的讽刺!生为中国人,怎能对这种极权的迫害无动于衷,还在那里为他们唱赞歌?
  1956年我在广州读中学,曾听说周璇回国后受到政治迫害,因而精神病复发。「反右」时,上海文艺音乐界的「大右派」有吴祖光、陈歌辛、石挥、吴茵等。又听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是因他为周璇说了几句公道话。1957年有一天,学校礼堂在放电影时加映了一段周璇病愈准备复出的新闻片,周璇站在钢琴边吊嗓子。当时我就联想到这可能是陈歌辛的公道话起了作用,陈虽因此被打成「右派」,但党也必须做做样子,把周璇医好,让她复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叫做一紧一松,一打一拉。可惜这只是回光返照,不旋踵便传来周璇逝世的消息。周璇是怎样死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周璇死后,「上影画报」登了黄宗英的一小块文章,标题是「璇子,你安息吧」。文章里提到她会照顾周璇的儿子周民,但没有只字提及周璇的小儿子周伟。
  在广州时,还听说王丹凤是特务,她的发报机藏在钢琴里,通过弹琴便可发报,简直匪夷所思,神乎其神。后来推出她演出的电影《护士日记》,才证明她没事。
  钢琴里装发报机,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要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更奇怪更无稽的事有的是。在那疯狂错乱、人妖颠倒的「文革」岁月里,黄梅戏名演员严鳯英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说她肚子里装有发报机。严鳯英自杀身亡后,军代表刘万泉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当众把她的尸体解剖,用开刀的斧头割开喉管,砍断肋骨,挖出内脏,以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这种残忍而愚蠢的行径,只有用「特殊材料」(狼心狗肺)制造的人才干得出来。
  骥江叟有一篇忆陈歌辛的文章,说事实上陈歌辛在「反右」时并没有「鸣放」,始终不发一言,该被划为「右派」的原定为贺绿汀、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但贺绿汀被陈毅一个电话保了下来,于是没有靠山的陈歌辛便成为替罪羊,罪状之一是「用红笔在共产党员的作品上改东西,透露出深刻的阶级仇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真是从何说起?党要你死,你便死去可也!
  贺绿汀当然也是大名鼎鼎的,又是共产党员,他的《游击队之歌》在抗日时期也十分脍炙人口。但是毛泽东每搞一个运动整人,都要订一个指标,据说抓「右派」人数初定为5%(老毛最爱这个5%),经各地层层加码,有的地方达到11%。陈歌辛不幸,就这样被谋害了。
  那个时候,绝大部份「右派」都被送到荒僻的边远山区劳动改造,实际上是无偿占用这些人的劳动力。共产党号称是能够改造人类的「伟大的党」,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劳改场,大概不会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死的人太多,如何算得过来。仅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关押的三千多名「右派」,就有80%惨死大漠,尸骨无存。活下来的只有五百多人。
  和所有「右派份子」一样,陈歌辛从此销声匿迹,没了踪影。而他的歌,不,一切所有过去我爱唱的歌,都没有人敢再唱。连他们自己所创作的「九九艳阳天」都受到批判,谁还敢唱三、四十年代的歌?
  直到近年我才从网上得知,1957年底,陈歌辛被送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初因饥饿而与世长辞,那年他才46岁!
  在过去所谓封建帝王时代,文人雅士还有逃避暴政,辞官归隐或不出仕的自由;而在所谓「伟光正」酿造的「蜜糖缸」里,每一个人都要受党的安排支配,无处可逃。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吴祖光、石挥、陈歌辛、吴茵等终于都在二十几年后被「宣布改正」,予以「平反」,但石挥和陈歌辛都早已枉死,没能领受到「伟光正」的无比关怀。后来,吴祖光被动员入党,后来又因自由主义被开除出党,才子吴祖光是不受抬举了。
  「党」一向标榜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真是这样吗?哈哈!国家的多少精英,社会的多少才俊,被毛泽东极权制度虐死的不知多少,谁能整理出一个名单来?
  在网上看到陈钢有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说周璇因《渔家女》一曲而成名,于是我又想到当年批「黄色」和「反动」歌曲的「大事」。
  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被认为是最「黄」最「反动」的。黎锦晖则被批为「黄色音乐的鼻祖」,罪魁祸首是他作的《毛毛雨》和《桃花江》。但《渔家女》是写勤劳的渔民的,既没有《何日君再来》「人生难得几回醉」的「颓废」和《毛毛雨》「可怜小亲亲」、《桃花江》「桃花江是美人窝」的「资产阶级」情调,为什么也要受批判呢?大概因为陈歌辛是「右派」,他写的歌当然就
是「反动」的了。那个时候的批判,不用讲理,不准辩驳,只有无限上纲,说你「坏」你就「坏」,要你死你就死。什么宪法,什么法律,全是纸上谈兵,一派胡言。
  他们说,《渔家女》表面上是写渔民勤劳,但骨子里是对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歪曲,且曲子是软绵绵的,没有写出渔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生活的艰辛。他们以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作对比,说只有写「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才能体现渔民生活的困苦,才是「革命」的。
  1957年后,在整个中国大陆,只剩下了一种叫做「革命」的歌曲,激昂、嘹亮,「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一切抒情、柔美、温文尔雅,都不见容于共产党。
  试罗列一些陈歌辛的名歌:

  周璇唱:《渔家女》、《永远的微笑》、《夜上海》、《小小洞房》、《花样的年华》、《五月的风》、《莫负青春》、《可爱的早晨》、《凤凰于飞》、《花外流莺》、《歌女之歌》、《不变的心》、《高岗上》、《前程万里》、《霓裳队》、《夜深沉》、《相思的滋味》。
  姚莉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苏州河边》、《秋的怀念》、《春之梦》、《不要你》、《春风曲》、《恭喜,恭喜》(与姚敏)、《大拜年》(与白虹、姚敏)。
  龚秋霞唱:《蔷薇蔷薇处处开》、《梦中人》、《白兰花》、《花开时节》、《是梦是真》、《我在呼唤你》、《船歌》、《春风野草》、《欢乐新年》、《春恋》、《何处不相逢》。
  白光唱:《恋之火》、《葡萄美酒》、《桃李争春》、《向王小二拜年》、《你不要走》、《春》。
  白虹唱:《春天的降临》、《我要你》。
  陈娟娟唱:《歌的歌》、《幸福的船》、《春之颂》、《听我唱》、《我想回家》。
  李香兰唱:《恨不相逢未嫁时》、《海燕》、《忘忧草》。
  李丽华唱:《西湖春》、《相见欢》、《凌波仙子》、《不要吵》。
  欧阳飞莺唱:《创造》。
  张露唱:《阿兰娜》。
  屈云云唱:《三轮车上的小姐》。
  张帆唱:《臭虫歌》、《迎春风》。
  陈琦唱:《荒唐浪子》、《三棵树》(与姚敏)。
  黄飞然:《初恋女》。

  陈歌辛在《苏州河边》里写的两句诗:「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我要告诉泉下的歌仙,我们永远不会离弃你,也不会遗忘你仙乐飘飘般的歌曲。你为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小学到现在,我都在听和唱你的歌。你的歌会永恒不朽,直至永远!
 

    2009年8月25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唐山

    小时候在金边(柬埔寨首都),大概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虽然是法国人的殖民统治,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并没有感觉到不自由!当地华侨可以自由地办学校,可以有各种自由的华人组织(如各帮公会及五帮公所),甚至连中国的节日也可以悬挂青天白日旗,你就可以想象该有多么自由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柬埔寨,宁静、安定、朴实、富饶。我父亲在一间华文小学当校长,每月薪金四十五皮阿斯特(Piastre),而当时猪肉价格是每公斤二十五仙(Centime),一皮阿斯特可以买四公斤猪肉,其它食物也是十分便宜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小小的脑袋里便浮现着「唐山」的朦胧影子。我很满意自己生为中国人,有一种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唐山」在海外华人来说意味着祖国,因为在历史上,唐朝的国势最强盛,所以华侨把祖国称作「唐山」,自称「唐人」。尽管我出生于海外,从未见过中国的样子,但我想象中的「唐山」,该是长长的山和大大的海吧!

    柬埔寨的蛤蚧很多,总爱躲在屋顶角落里或酸枳(罗望子)树上,每天夜里「刻苦、刻苦」地叫着!华侨说蛤蚧是「本头公」神豢养的神虫,称之为「本头公鸡」。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本头公」究竟是何方神圣,但在金边安英街的「本头公庙」,其香火之鼎盛,可谓首屈一指。

   

    话说这「本头公鸡」,每爱在三更半夜里发出奇特的叫声,先是「咯咯咯 … …」一阵子,好像是清喉咙,然后才「刻苦、刻苦」地叫出来,因为是更深夜静的时候,听起来便分外清晰。华侨说它这「刻苦」的叫声是劝诫人们要刻苦努力,不可偷懒。这大概是因为华侨之所以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皆由于家乡贫困,所以到达海外之后,必须刻苦努力,才可望有成。
    黄永玉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习气太重」,端的不错。这一代华侨及其后裔对祖国的情怀,最是根深柢固,而「叶落归根」便是他们的最高愿望。我小时候所建立的最崇高理想,也是能够有朝一日投入祖国的怀抱,不再做漂泊无根的海外孤儿。可怜的是千千万万华侨在实践了他们的梦想之后,或前或后都遭受到各种离奇古怪的打击和迫害,无一幸免,这实在是谁也始料不及的!
    金边的华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谁听到「本头公鸡」连叫十二声「刻苦」,谁就能够回「唐山」。于是每当我在午夜偶然醒来,如果刚好听到蛤蚧在叫,便要特别留心地数着,一、二、三 … …,真希望能听到蛤蚧连叫十二声,好实现那回归「唐山」的美梦,然而每次都大失所望。事实上,蛤蚧在完成了咯咯咯的前奏之后,「刻苦」根本不会超过七、八声。希望听到蛤蚧连叫十二声「刻苦」,只充份说明这一代华侨回归故国的强烈愿望罢了!
     四十年代还没有电饭煲这东西,煮饭一般用炭火,因而在锅底会留下一层金黄色的饭焦,那可是对小孩子的最大诱惑。把饭焦揭下来,在上面撒上白糖或涂上一层炼奶,嚼起来实在是香甜得很。但大人们怕小孩吃多了饭焦会滋生太多热气,所以总是阻止说:「小孩子不能吃饭焦,吃了饭焦就不能回『唐山』,可要做一辈子的海外孤儿!」照当时的想法,回不了「唐山」,那应该是最可怕的事!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凤凰公司拍了一部叫《深闺梦里人》的电影,对华侨的回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里的两首插曲十分感人,其中一首唱道:「当年无法住家乡,抛下亲人渡重洋。家乡呀,现在比他乡好,为何辛苦替人忙?」广大华侨开始作回国的打算。第一步是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唐山」念书。这不单是让孩子直接受到祖国的文化教育,好让他们学成后为国家服务,也是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所以五十年代中期回国的侨生特别多,什么地方的侨生都有。华侨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寄予厚望,期望毛泽东辈能重振国威,把国家建设得繁荣昌盛。结果是怎么个样子,大家都看得明白,用不着在这里啰嗦了!
    我们的校友刘再复兄在流亡的日子里,悟出了《西寻故乡》的主题。我没有看过他写的这本书,但对这主题大概是明白的。新的一代华侨不要再囿于旧的「习气」,不要再固执于地理上的故乡,而要放开怀抱,像李怡先生所说的,做「国际人」,四海为家。只要哪里有自由和民主,那里便可以是我们的家和故乡。「西寻故乡」,其意义盖在于此吧!

    2009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