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刚从野蛮人转为文明人不足二百年的人向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人说，请你讲点文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回答刚从野蛮人转为文明人不足二百年的人说，文明需要循序渐进，万万快不得。

民调。民调应该是可靠的，但有时民调极不可靠，不可靠来源于解渎。比如民调：吃了吗？回答：吃了。一方解读，吃了就是吃饱了，快乐无比。一方解读，吃了不等于饱，像吃树皮，吃观音土，吃死尸之类也是吃，所以，大多数人这都饿着，痛苦万分。台湾TVBS民调， 95%民众赞同两岸关系不独，不统，不武，维持现状。一方解读，大多数台湾民众不赞成独立，那就是希望两岸尽快统一。一方解读，大多数民众不希望统一，那就意味想往独立。一种答案，两种结果，南辕北辙。不说相差十万八千里，也有九万八千里之不同。

择者生存，落后挨打。这是动物界行为法则，可惜斯大林主义的后裔们把它变成了现代人类相处的法则。1793年罗伯斯庇尔，雅格宾党人的精液，二百多年孕育后，一次一次变异，生下了怪胎。

耻辱。（当南京大屠杀60周年警报响起的时候想到的）南京大屠杀，说是日本人残暴的耻辱，还不如说是中国人软弱的耻辱。二千名侵华日军，攻下南京城，短短一个月屠杀了三十万中国人，其中包括四万有枪都扔掉中国军人！平均一天一万，十几个日本军人用根小绳牵着上千名中国男人，象溜狗一样从城里溜到江边枪杀，历史记载：整个城市没人反抗，连发生象狗一样的叫声都没有。这个民族真象我们天天引以为豪的勇敢民族？鬼子离我们三千里，我们高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鬼子离我们三百里，我们逃得（撒退）无影无踪；鬼子站在我们三米处，抗日愤青们一鞠躬，低头闪过，然后北上千里，到看不见鬼子一根毛的地方，美其名曰，投奔革命圣地，开赴抗日最前线。三十万人被杀，今天的日本人不信，今天中国的80后，90后更不信。八年抗战的结果，除打出几场稍有血性的战役外，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当一个民族在羊面前是狼，在狼面前是羊的时候，能指望象俄罗斯民族，打出战到最后一滴血的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甚至象侵略者大和民族的菲律宾战役，所罗门群岛战役？门都没有！

自豪。三十年前，中国人为对内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对外无一兵一卒而自豪。三十年后，中国人又在为既有内债又有外债，并在世界各地驻兵（维和士兵）感到无比自豪。可见，引以为豪的东西可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卡拉OK.。把自已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高级娱乐形式。奇怪的是它起源于不把中国人当人的日本，却发扬光大于不被日本人当人的中国！研究东西方文化差异，为什么西方不流行卡拉OK？发现“如何尊重别人”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尽管有时是表面上的。

挖祖坟与考古。中广网河南分网消息，曹操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获悉，曹操墓位于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至此，曹操墓到底在何处这一千古之谜终于被破解。另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这大概是曹操预感寿命将尽时才颁布的。曹操本是中国挖祖坟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发丘中郎将”“摸金校慰”是曹操“盗墓思想”的核心，他生前想到生后要低调些，想让那些盗墓、挖祖坟、考古者死了这条心。显然，曹操低估了自己的价值，并忽略他身后子孙们让他每根发毛都可以换钱的决心。河南——中华文明摇篮，篮里没菜不行。据极不可靠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喜欢挖祖坟的民族，读到这段话心头隐隐作疼，能不能加个“之一”，拖个陪绑？盗墓者、挖祖坟者、考古者本身是一个糸统的，一块招牌两个单位。在中国，还有什么祖宗的墓没挖？没挖的只是今天没挖。考古、挖祖坟已经挖到晚清。晚清，不就是你爷爷的爸爸？挖祖坟是非法考古，考古是合法挖祖坟。非法考古先走一步，有啥捞啥；合法挖祖坟姗姗来迟，捞啥是啥。几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英明伟大，死后吵着扬灰大海，绝对聪明，他们知道他们教育出来的人，以考古名义，拿他们尸骨开展销会是迟早的事。

饭和粥。两码事，饭是饭，粥是粥。但有人认为：饭是干的粥，粥是稀的饭。这种事事而非的观念影响了近几代的中国人。最典型的是党和国，不相干的事，总是饭粥扯在一起，想分也分不开。

中国男足。中国男足老输球，主要原因是他们喜欢在赌场，妓院，洗脚房踢球，所以转到绿姻场上难免心力不足，场地不对口。男足运动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运动者，而是体育消费者，既然是消费者，其结果只能是“只出不进”。。

二万五千里长征。辞海注释：“长征”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根据地向陕北根据地进行的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开始，1936年10月结束。历时两年，行程二万五千里。数字很大，大到刚刚启蒙就对它格外关注。这是北京——巴黎，北京——旧金山的来回距离。没人能够在这些时间段走完。有人说，这是华里，应该虚掉一半。既便虚掉一半，也是波音747十二小时的跨度，在中国的国土上，真得有人走过二万五千里？史料精确记载，几个方面军中，红一方面军走得最多，实际行走才267天，后面有人追，那天多走点，后面没人追，走得快干吗呢？大约3000公里。2003年，国人不敢发声，却遭到两位英国人的质疑，盎克逊民族有时会认真地犯傻。马普安和李爱德重走长征路后宣布，满打满算，连四渡赤水几个来回，恨不得把串门子唠嗑都加上，只有12000里，6000公里，与实际相差甚远。官方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长征即四个方面军分别走的路程加在一起总和，那么奇怪了，为什么不把到每个连队，每个班，甚至每个人所走的路加在一起？一窝蚂蚁一天也可行千里，一个没出过山沟的农民，从床到厕所加起来，一辈也可能走上十万里。毛泽东在他在还没走运时写到：长征是上有飞机，前有堵军，后有追兵，被剿得喘不过气，哪里没人就往哪里跑。这些描述是真实的。当年狼狈不堪的千里长逃，事后被夸大成万里长征。长征，是政治系毕业的数学家，在解一道：万里长征= X + Y的方程式。

刘少奇。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笫一个高呼毛泽东思想万岁，笫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却又衣不摭体、残不忍睹死在毛泽东思想乱棍之下的国家主席。如何看待：怜悯还是活该？

坐标。闲暇之余，阳光之下，与一位很有思想的80后，学着政治家们指点江山。（长叹一声先发言）

“中国卅十年改革开放，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就贪官太多”。

“美国没有贪官？”

“中国有这么多女孩买淫，做妓女”。

“美国没有妓女？”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

“美国就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中国吸毒贩毒的人很多。”

“美国没有吸毒贩毒？”

“中国目前分配不公，贫富不均。”

“美国才是世界上最贫富不均的国家！”

“中国是目前碳排放最高的国家。”

“美国是过去碳排放最高的国家。”

“中国官员很多包二奶。”

“美国总统不是在办公室玩雪茄门？”

“中国百姓买不起房。”

“美国百姓买得起房，他们房贷危机怎么来的？”

“中国百姓看不起病。”

“美国医疗为什么要改革，百姓也是看不起病。”

“中国骗子太多。”

“美国华尔街个个是超级头号大骗子。”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司法腐败。”

“美国司法不腐败，辛普森这种杀人犯怎么会判无罪。？

“中国……。”

一时语塞，无言以对。思前想后，明白一个道理：原来咱们中国人想创盛世，想做圣人时，却总是以强盗、魔鬼为坐标的。

2010t21?

《重庆时报》今天在该报头版头条向中国作协隆重道歉[InstallDir_ChannelDir]wtdt/201004/Article_20100412032700.shtml 我看完后，感觉我也应该向作协道歉，我当初在看到《重庆时报》这则假新闻时，信以为真，认为作协住在五星级宾馆里开奢华年会，甚至全体数百与会作家都住在同一间总统套房里，挥霍纳税人的钱。在此，我向作协道歉。

为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今后我要努力做到三点：

一、深刻分析我这次没有看出《重庆时报》假新闻的原因，是我从小接受了“报纸上说的都是真的”的教育。今后我要提高识别报纸上乃至所有种类的媒体上的假新闻的能力。具体做法：先将所有新闻暂定为假新闻，然后再分析判断。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二、 努力写作，创造文学成就，争取参加下届作协年会。通过直观的第一手信息和自己的笔，告诉全国纳税人，作协年会是简朴的，没有乱花纳税人的钱。我还会在下届年会上（如果让我参加）呼吁作协年会向前不久党中央召开的“学习科学发展观总结大会”那样，采用电化会议的方法，在全国设分会场，节省纳税人的钱。连如此 重要的有党和国家所有领导人参加的会议都可以使用远程不见面的节约开会方式，作协的年会应该没有理由不仿效之；

三、《重庆时报》在道歉中说，该报今后将“大力宣传中国作协及作家们”、“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作协和作家们的辛勤劳动、丰硕成果鼓与呼。”我一直很想获取作协和作协作家的信息，无奈在我曾经是北京作协会员的期间，作协印制的内部作家通讯从来不发给我。获悉今后《重庆时报》将改版成为主要报道作协的报纸，我决定自费订阅《重庆时报》，通过该报获取作协和作协作家的信息。

最后向作协弱弱的提个建议：能否给被《重庆时报》因作协住五星级宾馆开年会的假新闻而开除的记者在作协机关找份工作？这样做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有利于社会稳定。连贵州刑满人员都能重新回归公务员队伍，作协是否可以给《重庆时报》被开除记者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已然提高了鉴别真假新闻能力的我，在《重庆时报》道歉中发现了一句疑似假新闻：“众多全国一流作家会聚重庆”。我仔细研读了会聚的名单，真的都是中国一流作家？请教这位名叫“李青”的“一流作家”写过什么大作？真的全国一流作家都去参加了作协的重庆年会？

看来，《重庆时报》想杜绝假新闻全都刊登真新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大国崛起》的播出，引起观众的热切关注。长期垄断信息资源、腐败且低能的央视，总算有了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从二十年前的《河殇》到二十年后的《大国崛起》，时间横跨了两个千年，这两部电视片亦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于上青天”的鲜活见证。前世今生，沧海桑田，让人唏嘘不已。

今天中国言论自由的尺度远远比不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时，《河殇》敢于直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倾性和保守性，呼唤以“蔚蓝色”为表征的西方文明。当时思想开明的总书记赵紫阳，亲自向高级官员们推荐此片。而今天的《大国崛起》，不敢涉及任何中国的现实问题，只能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方式旁敲侧击。在言及“制度文明”的时候，还不得不“犹抱琵琶半遮面”。即便如此，它在万马齐喑中，仍然显得鹤立鸡群、一枝独秀。

何为“大国”，如何“崛起”？在长达十二集的《大国崛起》中，先后介绍了晚近五百年来九个大国渐次崛起的历程，它们分别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真正的大国，不是以疆域之广、人口之多和军队之强来衡量，更重要的标准乃是其文化思想的创造力及对世界的辐射力、经济的活力、科技的创新能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有这个国家的公民是否能够体验到充沛的幸福感和尊严感。在这个意义上，近代以来的中国，一直与“大国”显然无缘。今日经济畸形增长的中国，文化因禁锢而凋敝，民众因专制而冷漠，公义因腐败而失丧，“和平崛起”更是遥遥无期。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之后，在由官方制作的大型电视记录片中，《大国崛起》第一次肯定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正面价值”。两年前曾到中南海担任“南书房行走”、给政治局常委们上过课的北大历史系教授钱乘旦，是该片的学术顾问。作为世界历史方面的学术权威的钱氏，在论及英国崛起的时候，盛赞英国的自由经济制度和背后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也阐明了英国是最早建立多党制、议会制和选举制度这些“政治文明”的国家，这些制度至今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当然包括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在内。香港与大陆名为“一国”，实则“两制”——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可惜的是，这样的话他却不敢在中南海的课堂上放胆言之。

同时，《大国崛起》也不再遵循老祖宗马克思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判断，即便对殖民主义也有了相对客观的评价，承认西方的殖民主义给落后国家带去现代文明。虽然被采访的若干西方顶级学者的言论并未充分呈现，但在新闻检查官的“火眼金睛”之下“幸存”的只言片语，已经让长期被谎言所欺骗的民众竖起了耳朵、睁大了眼睛。

老学者季羡林以“东风压倒西风”之说，乐观地估计中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即有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霸主，一时间，“爱国贼”们欣喜若狂，一副义和团式刀枪不入的模样。但若以《大国崛起》中的标准来评估，结论很简单：一日中共一党独裁的制度不去，一日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便无法复兴，一日中国的大国之梦便无法实现。

“和平”是一面遮羞布

西方世界遭到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而中国经济的表现却红红火火。于是，中国的民间和官方越来越显得自信满满，中国即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新的霸主的说法甚嚣尘上。汉唐盛世的景象似乎触手可及。此前，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未来之命运有两种预测，一种是崩溃论，一种是威胁论。如今，后一种说法得到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和平崛起”是胡锦涛喜欢使用的宣传术语。这表明中共已走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因天安门屠杀造成的国际封锁和心理自闭。尽管关于天安门事件仍然是言论禁区，但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权者重新找回了自信，也再度招安了一批鼓吹爱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当年邓小平苦口婆心告诫的“韬光养晦、不出头、不称霸”，已成为一张翻过去的老黄历，胡温要在国际舞台上闪亮登场了。

然而，中国是否真的能够崛起，仍然悬而未决。中国内部的问题极其严峻，政治制度的转型尚未完成，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矛盾日渐尖锐，贫困阶层生活艰难竭蹶，文化信仰和共同价值空缺，环境破坏和能源浪费触目惊心，民众缄口结舌，前景如堕烟海。在此背景下崛起，何谈容易！早在两千多年以前，荀子便说过：“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今天的中国，像其中的哪一种国家呢？路透社在一篇题为《中国是穷国还是富国？》的报道中说：“作为新兴力量的中国，手上握有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且在不断谴责富国对经济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的标准，它与柬埔寨和危地马拉为伍。”

其次，即便中国真的能崛起，这种崛起会是和平的吗？中国的崛起对周边国家乃至全球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呢？中国民众固然热爱和平（世界上哪个国家的老百姓不热爱和平呢？），但他们对国家的大政方针从来就没有决策权。历史已经证明，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往往是独裁者和专制制度。一个对内尚且不能实行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的政府，能企望它成为世界和平的柱石吗？

自古以来，中国的政体便与民主制度无缘，历代统治者对内独裁专制，对外必然穷兵黩武。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从唐太宗到明太祖，这些帝王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发动过多少扩张领土的战争？而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使得所有扩展领土的战争，在历史记载中都是正义之战。

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以来，更是四处征战，视民众生命如炮灰，视社会财富如粪土，视世界和平如玩物。首先是出兵朝鲜，支持先挑起战端的金日成政权，悍然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使北韩在其卵翼下存在至今。北韩政权对内荼毒民众，对外以核弹讹诈，是当今世界最不安定的因素，难道不是中国一手造就的祸胎？其后，中共与在万隆会议上亲如手足的印度发生边境战争，“第三世界”的团结被中共一手摧毁。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内部，中共也众叛亲离，与“老大哥”苏联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全面战争一触即发。“文革”刚一结束，人心思定，邓小平却为了维护红色高棉，又发动对不听话的“小弟弟”越南的战争。

近年来，在中共的煽动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此起彼伏，这是当局企图将国内矛盾往外引导的毒计。目前，中国与若干周边国家之间都存在领土争端，与日本、印度、韩国、印尼、越南等亚洲地区有影响力的国家之间更是面和心不和。台湾问题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导火索。如果是一个民主的中国的崛起，以上问题便通过谈判迎刃而解，并进而在拱卫世界和平方面作出卓越贡献；但是，如果是一个独裁中国的崛起，那必然是纳粹德国式的崛起，将会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难以想像的灾难。

斧头帮的《建国大业》

中国媒体上高调报道说，两岸三地的影视明星、文人、商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参与电影《建国大业》的演出、编导和投资。因为报名参演的明星实在太多了，分配给每个人的戏很少很少，他们连露脸一秒钟的机会都当作莫大的光荣，甚至还有大牌明星的戏份最后被剪掉了。即便如此，这些参加演出的明星们个个不取分文，简直成了活雷锋。但是，口无遮拦的韩寒揭穿了这些明星们虚伪的爱国心——原来他们十有八九都早已加入了外国国籍，他们像泰坦尼克号上的老鼠一样及时逃离了一艘将要沉没的大船，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最后一刻回来再偷吃一块香甜的奶酪。

这部电影的名字由两个词语组成，一是“建国”，一是“大业”。先说“建国”，这个名字根本就错了。中国并未“建国”，只是“建政”而已。中共将“建政”偷梁换柱为“建国”，仿佛没有他们，中国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似的，如此不是斩断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统治大陆，只是政权更迭而已，难道此前的“中华民国”不是中国吗？这不正是台独最喜欢的论调吗？

再说“大业”，这部电影弘扬的究竟是一份怎样的“大业”呢？所谓“大业”，不过是更加残忍的斧头帮（共产党）战胜了残忍程度稍逊一筹的斧头帮（国民党）。正如法学家萧瀚概括的那样：最基本的中国特色即斧头帮精神——“试看中国四千年，从商汤到最近的斧头帮，哪个政权不是用斧头砍出来的？”中共奉行“成王败寇”之历史观，即学者吴思提出的“血酬定律”（所谓血酬，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体现着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吃这碗饭的人就比从事生产的人多得多。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所拼抢的东西，这就是“血酬定律”。）中共用土地改革的谎言欺骗亿万农民充当其夺权的炮灰，而一旦黄袍加身，宝座坐稳，便立即翻脸，将农民打入十八层地狱。

《建国大业》是一部斧头帮的家史，与其说“建国”，不如说“窃国”。迄今为止，中共始终是没有经过合法登记的非法组织，中共政权仍然是没有经过民众选举与授权的非法政权。不过，先贤早就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斧头帮的首任帮主毛太祖也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以中共六十年来杀人之多、祸国之烈而言，两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均望尘莫及。中共不仅心肠最黑（以“枪杆子”即暴力夺取政权）、脸皮最厚（以“笔杆子”即谎言愚弄百姓），而且金钱最多（依靠中国式的“圈地运动”和超过十亿的奴隶劳工敛聚了天文数字般的财富）。所以，那些像苍蝇和蚊子一样两岸三地的明星、文人、商人和政客们，当然会“奋不顾身”地叮过来；即便是真正白皮肤、蓝眼睛的洋人们，也趋之若鹜、万国来朝。

《建国大业》是一部由一群拿着外国护照的“香蕉人”拍摄的电影，可见这个国家也太有面子了。据说，这部电影不仅是中共当局的“献礼片”，而且还要进军奥斯卡奖——这就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何必要去参加这个由美帝国主义所主宰的评比呢，何必要去忍受西方价值观的刁难与挑剔呢？干脆我们自己设置一个“斧头帮”奖，将第一届“金斧头”颁发给《建国大业》吧。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山西，王家岭矿难发生12天之后，当局基本停止救援工作。死亡人数上升到33人，其余尚未寻获的矿工，生还希望渺茫。

在此之前，被困井下8天8夜，115名矿工获救，创下中国矿难史上罕见的奇迹。官方媒体借机炒作，将这一“奇迹”，疯炒为“党和政府”的救援工作成就。然而，这批矿工之所以存活，却因侥幸未被水淹，他们把自己绑在井壁上以避免睡着时溺水，依靠自身顽强的生存意志，饮污水、啃木皮、吞废纸、嚼煤块，连身上的干馍都舍不得吃，而准备留到最后时刻……

连部分国内媒体都觉得难堪，而警告当局：“莫把奇迹当政绩。”网友们更戳穿，当局企图用“正面报道”遮掩中国矿难频仍的悲剧。事实上，年年高喊“安全生产”的中国，仍然是全世界矿难最频繁、矿难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仅中共官方数据，就显示，2009年，中国发生煤矿事故1616起，死亡达2631人。每年矿难死亡人数，仍然相当于发生在美国的一个“九一一”。

“一日七餐”，这是获救矿工在医院获得救治时，受到的“特别待遇”，有获救矿工感慨：“长这么大，还没享受过这么好的待遇！”对照之下，平时的他们，工资微薄，每天自备干粮下井，工时长，强度高，还冒着最高的生命危险。那时候，有哪一级政府或领导，曾给过他们任何“特别待遇”？连起码的安全保障都没有。难怪，网友讥讽道：获救矿工的感慨，狠狠抽了虚伪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

5000人，这是事发后，当局从各地抽调的救援人员。他们每天从事抢险救援十几个小时，吃的却是馒头，喝的却是清汤，碗里看不见一片菜叶，更看不见一颗肉粒；睡的，是简易工棚，甚至在就地山坡，和衣而卧，上无棉被，下无稻草。其情其境，看了让人心酸。网友们怒吼：是谁不把救援人员当人看？

中国矿工，从来就是中共贪官污吏的奴工。奴工被埋，被抽调前往救援他们的，仍然是奴工。山西煤炭黑，山西官员心更黑。

2000人，这是当局于矿难后派出的“工作组”， 声言其职责就是做“维稳工作”，共分153个小组，每个小组对付一户家属，名为安抚，实为监控；软硬兼施，不准家属“闹事”。可见，直到此时，当局仍然没有将矿工生命、家属权益视作首要，而是将维持“社会稳定”（实为“政权稳定”），视为“重中之重”。

有矿工家属透露，当局担心死者家属抗议，已提出“掩口费”，“听话”的家属，除获得赔偿外，还可再获1000元安抚费；如果表示愿意放弃继续搜救，可另获3万元“奖励”。

平时，不要说派出2000人，哪怕派出200人或者20人，来关心矿工、慰问矿工家属、了解安全隐患、堵塞安全漏洞，也比事发之后，才派出“维稳大军”，临时抱佛脚，劳民伤财，更有所效果，更节约成本。人们不禁要问，自称“人民政府”的中共当局，平日都在“忙”什么？

年年矿难，死伤枕藉，而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政府，竟从未吸取中国特色的“血煤”教训！

关于王家岭煤矿透水事故原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发言人表示：该矿没有执行煤矿探放水规定；没有治理水患；一味抢工期、赶进度，忽视安全生产。等于承认，矿难背后，是唯利是图的贪官与奸商，是人祸。这是在社会舆论压力下，当局的被迫承认，但却不用“人祸”一词，而用“主观因素”一词，偷换概念，偷梁换柱。

（2010-04-13）

（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4月13日讯）德国笔会日前再次发出呼吁，号召笔会会员和各界人士联署支持被土耳其当局要求判处无期徒刑的土耳其笔会会员、作家、社会学家皮娜·塞莱克（Pinar Selek）女士。

德国笔会呼吁书介绍说：皮娜·塞莱克出生于1971年，社会学专题和儿童读物作家，目前是德国笔会流亡作家计划的访问学者，积极倡导关注社会弱势儿童等不同类型少数群体的权利，也捍卫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族裔的公民权利。1998年，塞莱克女士因被控为库尔德工人党宣传遭逮捕，为此坐牢两年半，受到严刑拷打。她在被捕后才知道，她还被指控为库尔德工人党对伊斯坦布尔埃及市集进行炸弹袭击。经过长达八年的庭审，塞莱克女士于2006年被宣判无罪。当时，众多专家已证实，市集爆炸并非炸弹引起，而是由一个液化气瓶的故障；而控方主要证人承认，他的证词是在酷刑下获得。去年初，该案件却以所谓程序错误为由交给了安卡拉的上诉法院。在那里，无罪判决被撤消。该法院的一位高级公共检察官投诉反对这一决定，他说由于那个爆炸并没有涉及炸弹，因此不可能存在有人放置炸弹。然而，法院没有接受这位高级公共检察官的投诉。今年2月8日，有消息说安卡拉上诉法院第9刑事庭谋求求判决皮娜·塞莱克终身监禁。

呼吁书还指出：塞莱克女士在过去十年里已成为土耳其民主运动的徽记，很明显土耳其刑事司法当局内反民主势力正企图利用其影响力，以压制一个勇敢的作家。不久前，塞莱克女士荣获土耳其笔会2009年杜伊古·阿塞纳奖，但可惜她不能去那里参加颁奖仪式。

德国笔会呼吁，该笔会会员以及各界人士参加签名支持皮娜·塞莱克的活动，将签名电邮发给christaschuenke @ mac.com。

土耳其笔会、德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同属于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列。国际笔会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www.pen-deutschland.de和www.chinesepen.org。

做这种话题的文章，千万别让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尤其是他们的经济学者看到了，否则，那些人一定会笑掉大牙。资本主义发展两百多年，从头到脚都早已被资本主义社会自己议论透了。别看咱们尚未真正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人家可早已就是“后资本主义”了。

话说从2010年2月26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俄国人为什么怀念斯大林》，其中看到这样一点信息：2009年8月底，莫斯科最繁忙的地铁站之一库尔斯卡亚地铁站整修一新，入口大厅的墙上刻着一行大型镀金标语：“斯大林培育我们对人民的忠诚。鼓舞我们去劳动、去立功!”据说，这是前苏联国歌中的一句。而另外一条标语是：“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这篇文章还告诉读者：斯大林出身寒微，父亲是个鞋匠。在公开场合，斯大林只提到过父亲一次，还说，作为一个鞋匠，父亲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仍有小资产阶级思想。

也不知为何，就是读到这些，竟联想起资本主义，联想起资本主义精神，觉得资本主义精神其实也是受到某些有形和无形的“鼓舞”，然后不仅“去劳动，去立功”，更是去创造。

许多年了，由于“精神”在我们社会是个褒义词，大半个世纪来，我们只知道有社会主义精神，有无产阶级精神，没听说过还有“资本主义精神”。在我们看来，资本主义就只能是“萎靡不振”，不可能还会“精神”，也就根本不想把这个在我们看来带有褒义的词汇送给资本主义。在自己的大脑中，也从没想到过资本主义还会有精神。自幼及成人，一提起资本主义，就恨得咬牙切齿，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残酷剥削，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仿佛资本家都是喝人血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让中国人民一提起这个主义，仿佛就与它有万世的冤仇。据悉，1980年，中共党内举行过一次四千名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夏衍在发言时提到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可到了1951年，毛泽东就改口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⑴

然而，当自己读了一本又一本有关资本主义的著作后，终于有所觉悟，原来，资本主义不仅也有精神，而且它的精神特别是近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资本主义获得发展甚至所向披靡的法宝，而这种精神又恰恰是我们这种社会我们这种主义所缺乏的，因此，我们这种社会我们这种主义也就不可能取得像资本主义那样的发展那样的成果。

应该说，中国人最缺乏对资本主义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了解。特别是1949年后，我们一味地贬低资本主义，更是从来不提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以及创造精神，而殊不知，尽管公认民主的起源在希腊在雅典，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却是由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而到了今天，我们更是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代表了民主，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民主。

既如此，我们就先来较客观地认识一下资本主义精神，也算补一补中国人对资本主义认识的“课”。我的感觉，如果不能真正认识资本主义精神，我们就是搞了市场经济，甚至有那么一天，即使真的较为彻底地实行了资本主义制度，恐怕由于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误解，实际上也还是站在资本主义大门之外，难以被真正的资本主义所认可，就像现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死活不承认我们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一样。

在今天仍是西方有影响的德国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斯•韦伯（1864—1920），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我看来，就是专门为资本主义及其精神正名的。尽管这部著作是韦伯于1904年和1905年分两次发表的，距今已有一个世纪之多，但当我读到其中的有些思想观点，觉得是那么新鲜，那么有理性，甚至让我有振聋发聩之感。

韦伯在“导论”中先是这样叙述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的：“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象近代西方这样深切地体会到，国家生活的整个生存，它的政治、技术和经济的状况绝对地、完全地信赖于一个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社会日常生活的那些最重要功能已经逐渐掌握在那些在技术上、商业上、以及更重要的在法律上受过训练的政府行政人员手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7页，三联书店1987年版。下面再引此书文字，只注页码）又说，“事实上，国家本身，如果指的是一个拥有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而言，那么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就只是在西方才有，尽管用所有其它的方式也可以组成国家。”（同上）这两段话虽然并没有提到资本主义精神，但只要用心读过，稍一回味，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何在“依法治国”上举步维艰。就在韦伯发表这些话百余年之后，虽然不能说我们政府的行政人员在法律上不是“训练有素”的，但如果不仅从司法高官口中能说出“凡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必须‘讲政治，顾大局’”，而且让一个律师在法庭上也能作那种“要讲政治挂帅，识大体、顾大局，从思想上，觉悟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悔罪自白，就可以想得出我们这个国家离真正实行“依法治国”的目标还有多么遥远。出现这种现象，当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可最主要的，在自己看来，就因为我们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系统的“那一套”，我们有些文化含有大量的专制思想毒素。只要这些毒素还没有被彻底清除，我们的“依法治国”就只能是纸上的文件，会议上的口号，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就很难被认为是“完全”的，从而那“地位”也就不被“完全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认可。

西方为什么会建立起那样一种“经过特殊训练的组织系统”呢？在韦伯看来，就因为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而这正是西方“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紧接着，韦伯开始为资本主义正名：“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在学习文化史的入门课中就应该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资本主义确实等同于靠持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并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因为资本主义必须如此：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第7～8页）我相信，这一段话对中国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会觉得“很新鲜”。它纠正了像我们这种社会主义社会对资本主义的偏见，并且也为改革开放后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实践所证实。而更重要的，恰恰是近代资本主义对于人类那些非理性的金钱欲望起到了“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如果不是这样，或者按照中国人先前想象的那个样子，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不成其为社会了。韦伯这里虽然没有明显提出资本主义的精神，但他希望人们对资本主义那种对金钱的欲望的“素朴看法必须扔得一干二净”，换而言之，资本主义恰恰是要抑制这种对金钱非理性的欲望，而这其实也正体现了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近代资本主义一种精神，尽管在富兰克林时代，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在西方也还只能称作初期。

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中是如何说的。韦伯文章开始不久就颇有自知之明而又真诚地告诫人们：“对于分析我们正在考察的这种历史现象来说，决不是唯一可能的观点。如果从其它的立场出发去考察这种历史现象甚或任何其它历史现象，也会获得与这些基本特征同样重要的其它一些特征。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把资本主义精神理解成仅仅只是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东西。因为我们这里所说的仅仅是对我们分析的目的而言的。”（32～33页）

那么韦伯又考察了什么呢？他首先“考察”的是几乎在18世纪生活了一个世纪的美国早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还引了他两篇文章中的数段话，并认为尽管他的这些话受到某些人“尖刻的讽刺”，但“毫无疑问，这些话所表现的正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尽管这并不表明“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这些话里了”。（35页）

那么，本杰明•富兰克林又说了些什么？我们且先来看他的几个“切记”：

富兰克林在写于1748年的《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中说：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其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假如一个人信用好，借贷得多并善于利用这些钱，那么他就会由此得来相当数目的钱。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屑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要当心，不要把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视为己有，生活中要量入为出。很多有借贷信用的人都犯了这个错误。要想避免这个错误，就要在一段时间里将你的支出与收入作详细记载。如果你在开始时花些工夫作细致的纪录，便会有这样的好处：你会发现不起眼的小笔支出是怎样积成了一笔笔大数目，你因此也就能知道已经省下多少钱，以及将来可以省多少钱。而又不会感到大的不便。”（33～35页）

而在12年前即1736年，富兰克林在另一篇《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的一些必要提示》中还有一些告诫：

“假如你是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一个人若一天乱花四便士，一年就乱花了六个多英镑。这，实际上是以不能使用一百英镑为代价的。

“谁若每天都掷了可值四便士的时间，实际上就是每天虚掷了使用一百英镑的权益。

“谁若白白失了可值五先令的时间，实际上就是白白失掉五先令，这就如同故意将五先令扔进大海。

“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便不只是这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会带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35页）

应该说，上面这些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当然，已经说了，它不可能包括资本主义的所有精神。尽管富兰克林的这些话，被有人讽刺为美国佬的哲学就是“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可韦伯是这么看的：“期在必得宗旨之所以奇特，就在于它竟成为具有公认信誉的诚实人的理想，而且成为一种观念：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的确，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迹的方法，他宣扬的是一种奇特的伦理。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而不是愚蠢的表现。这就是它的实质。它不仅仅是从商的精明（精明是世间再普遍不过的事），它是一种精神气质。这正是我们所感兴趣的。”（35～36）韦伯并且一再强调，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就是在富兰克林所宣扬的这种意义上的而不是别的，韦伯把它称之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36页）这其中原委虽然不是几句话能说得清的，但我们从韦伯的认识中还是能得到不错的答案。

先说在韦伯看来，富兰克林这些思想“不仅仅是劝人为了纯粹利己的动机而进行伪装，其中还有更多的东西。”（37页）比如，“诚实有用，因为诚实能带来信誉；守时、勤奋、节俭都有用，所以都是美德。”（36页）而“事实上，这种伦理所宣扬的至善——尽可能地多挣钱，是和那种严格避免凭本能冲动享受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因而首先就是完全没有幸福主义的（更不必说享乐主义的）成分搀在其中。”（37页）读到这里，真要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肃然起敬了。可以说，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或者叫境界，是我们不曾听说的，甚至可以说，中国那些依靠所谓“市场经济”发达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也就是中国当代的资本家们，大约是不会理解这些话的。

那么富兰克林这些思想又从何而来呢？据悉：“富兰克林虽是一个无特殊色彩的泛神论者，但他那加尔文教派的严父却在他幼小的时候就反复向他灌输一条来自圣经的古训。因此，如果我们问为什么‘要在人身上赚钱’，他在其自传中所做的回答用上了这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37～38页）。由此可见，“在现代经济制度下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而这种美德和能力，也“正是富兰克林伦理观的全部内容”。其实这不仅限于富兰克林，“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38页）说到这里真忍不住要插一句，现在我们不仅一个劲地强调要弘扬“文化传统”，也从不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文化竟还能优越过我们。可只要读了上面两行文字，就应该有所觉悟了，如果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化”一天不入中国人的大脑，那么，即使我们搞了市场经济搞了资本主义，也难得资本主义精神的“真传”。

其实，资本主义及其精神，借用我们常说的一个词，也是“博大精深”。资本主义的很多东西，我们至今显然也没能理解，比如，“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可谓是一个人生在其中的广漠的宇宙，它对这个人来说，至少对作为个人的他来说，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假如一个制造商长期违犯这些准则，他就必然要从经济舞台上被赶下去，正如一个工人若不能或不愿适应这些准则就必然被抛到街头成为失业者一样。”（38页）而“一种如此适应资本主义的各种独特性的生活态度最终能够得到选择，而且能左右其他的生活态度，那么，这种生活态度在开始时就不可能是起源于若干孤立的个人，而只能是一种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39页）

遗憾的是，这些道理，即使在韦伯又阐述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的某些知识分子以及政府乃至整个社会依旧没能认识到：这其实也正是我国之所以迟迟不能得到“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一个缘故。或者说，只有在想得到这个“地位”时，才千方百计想让人家承认，可是一扭过脸来，就把资本主义的规则忘得一干二净。可资本主义发展今天，可以说也是“来之不易”，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用的意义上而言）为了取得统治的地位，必须同各种敌对力量的世界进行搏斗。”（39页）一如韦伯所言：“我们引用的富兰克林的话所表现的那类思想，虽曾令一整个民族为之喝采，但在古代和中世纪，则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是一种完全没有自尊的心态。事实上，一切尚未卷入或尚未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环境的社会群体，今天对这种思想仍抱排斥态度。”（39页）我相信，很多读者读到这儿，都会从字里行间发现中国社会的影子。

然而，真正贪婪、虚伪的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是他们之外那些诅咒他们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些正在搞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们。可正如韦伯举例所言：“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对黄金的贪欲。”而“中国的清朝官员、古代罗马贵族、现代农民，他们的贪欲一点也不亚于任何人。不管谁都会发现，一个那不勒斯的马车夫或船夫，以及他们亚洲国家的同行，还有南欧或亚洲国家的匠人，他们这些人对黄金的贪欲要比一个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来得强烈得多，也不讲道德得多。”特别是“许多国家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按西方的标准来看一直是落后的，但在靠赚钱以谋取私利方面使绝对不讲道德的作法普遍盛行，却恰恰是那些国家一直具有的一个突出的典型特征。”（40页）当读到这些话，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们不妨拍着胸口自问一下，韦伯的话是否一针见血。

当然，资本主义精神，除了韦伯，还有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以及思想家都概括过，总结过，其中我一时能点到的就有奥地利的米塞斯、英国的哈耶克、波普尔、美国的米尔顿、悉尼•胡克等人。比如，像米塞斯就在他的名著《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原名《自由主义》）第四章谈到资本主义时是这样说的：

“如果有人声称，只有企业家和资本家赞成资本主义，这些人想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来为自己谋求有损于其他社会阶层的特权利益。我们可以将这种看法称之为毫无判断能力和毫无思维能力的同义语。事实上，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赞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原因与那些‘一无所有者’所追求的目标完全相同。一旦事情涉及那些‘一无所有者’的切身利益时，他们将比自由主义者更加赞成自由。那种认为一旦维持资本主义制度，似乎所有的占有者就会永远占有生产资料的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本质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解。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私有财产的主人总是在不断变换的。一些更加勤奋能干的商人不断地涌现，从而取代那些不怎么勤劳能干的商人，成为私有财产的新主人。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只有凭借其聪明才智，不断地将其资本投入到新的生产领域，才能保持原有的财产并获得新的财富。”⑵

此外，自己还在与韦伯同一国度的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著作中读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我们知道，康德除了写有一些大部头的哲学著作外，还写有一些相对的“短文”。由于康德的大部头哲学著作公认比较深奥，相比较而言，他的一些“短文”却要好理解得多。比如《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也有人译作《问答：什么是启蒙运动》），比如《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意图的普遍历史的观念》，比如《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善进步？》等等。自己也正是从这些“短文”中读出了“资本主义精神”来。

康德在《关于一种出自世界公民意图的普遍历史的观念•命题四》中分析了人的本性，进而由人的本性出发，得出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建立社会制度的“动力”，往往也正是来自于人性中的一些“恶”，但他不会想到，他的这些话恰恰可以拿来对其身后资本主义及其精神的诠释，同时也是对我们所说的“指导思想”尤其是假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批判：

“自然用来发展人们全部禀赋的手段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对立，这种对立最终成为合法的社会制度的原因。在这里，我把对立理解为人们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们倾向于进入社会，但是，这种倾向又同一种时刻要分裂这个社会的普遍对抗紧密相连。这方面的禀赋明显地表现在人的本性中。人有彼此组成社会的爱好，因为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人能够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人，即能够更多地感到自己的自然禀赋的发展。但是，人还有另外一种很强的倾向，即使自己个体化（把自己隔离开来），因为在自身中，人同时也发现了非社会的特性，即一切仅仅以自己的心意为准绳。因此，就像他从自己本身知道他自己乐意对抗别人一样，他也到处遇到别人的对抗。正是这种对抗，唤醒了人的全部力量，使他克服掉自己的懒惰倾向，并且在求名欲、统治欲或者占有欲的推动下，在自己的同类中取一席之地。他并不乐意忍受这些同类，但是又离不开他们。这样，就实现了从粗野状态到文化的真正的第一步，而文化本来就存在于人的社会价值中。于是，一切才能都逐渐地发展出来了，鉴赏力也形成了，甚至通过不断的启蒙，也开始建立起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使在道德上进行分辨的粗糙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一定的实践原则，使构成一个社会的、病态的勉强的一致最终转化为一个道德的整体。每一个人在提出自私的非分要求时都必然遇到的对抗，正是产生于非社会性。这种特性自身并不怎么可爱，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特性，那么，在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中，尽管充满了完全的和睦一致、心满意足和互相友爱，然而，一切才能终将永远藏匿在胚芽状态中。人们即使善良得犹如自己放牧的绵羊，也很难使自己的存在具有比家畜的存在更高的价值。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人们将不能作为理性的自然填补创造的空白。为了难以共处的特性，为了妒忌的、互相竞争的虚荣心，为了无法满足的占有欲或者统治欲，还真得要感谢自然才是。没有这些东西，人类一切优秀的自然禀赋将会永远沉睡，发展不出来。人希望和睦一致，但是，自然更知道什么东西对人类更有益，它希望的是不和。人希望生活舒适惬意、轻松愉快，但是，自然却希望人能够超越懒惰和无所作为的心满意足，投身于工作辛劳和之中，以便最终找到机智地重新摆脱工作和辛劳的手段。造成这种状况的自然动力，即那产生了许多不幸、但却又使人们鼓足干劲、因而也就促使人们更多地发展自然禀赋的非社会性和普遍对抗的泉源，清楚地提示出一个智慧的创造者的安排，而不是一个在他的壮丽事业中马虎从事，或者以妒忌的方式毁掉这个事业的恶意的精灵的手。”⑶

康德所生活的18世纪还没有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时代，因此，康德本人不可能会想到他的这些思想无意中为后来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有力地辩护，“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精神的由来，更合理地超前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诟病的现象。可以说，这段话是超前对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比较客观的注释，同时也是对其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假马克思主义者提前做出的批判。

康德还在《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善进步？》这篇文章的第9个小标题《人类向善的进步将会取得什么的收益？》一开始这样说道：“不是信念中的道德观念的日益增长的量，而是在合乎义务的行动中它们的合法性的结果的增长，无论它是通过什么动力引起的。也就是说，只有在人们作出的越来越数不清、越来越好的优秀业绩中，因此，只有在人类的道德特性的现象中，才能规定促使人类向善的收益（结果）”⑷对这段话该如何理解？我自己的认识就是，康德的意思，只有人们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不管创造这种更多更好的文明的动力来自什么，才可看到人类进步以及将会进步（康德称之为“规定促使”）的结果或叫收益，而这“结果”或“收益”是大是小，是多是少，那就全看人们做出的“业绩”了。

行文至此，可以说，两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证明了韦伯、米塞斯等有关资本主义的学说，也证明了康德无意中所表达的观点。难怪韦伯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精神，就我们所赋予它的意义而言，“无疑在资本主义秩序出现以前就已存在”（39页）了。

2010-3-21
　　　　　　　　　　　　　　　　　　　　　　　　　　　　　　　　
注释：
⑴见《领导者》杂志官方网站共识网：郭道晖《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本文网址：
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7433&cid=10360000
⑵第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⑶⑷见《康德书信百封•附录》第256～257页、第2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The Trumen Show是金·凯瑞主演的一部颇具哲理的黑色喜剧，它的中文名不知由谁译成了富有意味的《楚门的世界》。影片用讽刺的手法展示了现代传媒工业如何令人生畏地操控着人们的生存世界。

电影的主人公楚门，从呱呱落地开始，30年间始终不知情地生活在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为他精心安排的一个人工世界里。散发着天堂般甜美气息的，风景如画的海边小镇：西海文，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在这儿，日落日出，电闪雷鸣，潮涨潮落都是通过电脑人工控制的，楚门的亲朋好友，包括路边遇到的每个行人都是一些演员。

而导演克里斯多夫则完全掌控着这个楚门的世界，在楚门情窦初开时，为他安排爱情；在楚门试图逃离小镇时，让他“父亲”“淹死”海中，使他产生对水的恐惧；在他生活太顺利时为他安排一些小小的挫折，在他沮丧绝望时则又给他一些希望。当然，最精心的安排也会出一些偶然的事故，比如，有时候会有一些东西突然从“天幕”上掉下来，让楚门感到惊异，但这时电视、电台中马上作出合理化的解释，说是刚才一架飞机失事了。于是，楚门在这个一切都非常合理的完美世界中生活了30年。

理解了奥姆尼康电视制作公司和克里斯多夫与楚门的关系，也就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党的最高领袖与中国人民的关系。楚门是电视制作公司领养的弃婴，因而，公司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有权全面安排他的生活，当公司为楚门精心安排一个完美的世界时，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反而觉得赋予了他一切，但与此同时，公司则通过收视率的提高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同样，党也将自己和人民的关系看作是母亲和孤儿的关系，将自己看作是把人民从政治动乱的苦难长夜中拯救出来的大救星，认为由此就获得了用人民进行改天换地的社会实验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无疑，党的领袖和各级干部都在从事这样的社会实验时，获得了自己的物质利益。但是，仅仅追求贪污、腐败则是党的干部的堕落形式，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者拥有自己的激情和理想，他的理想就是用自己的鞠躬尽瘁的操控为人民安排一个“楚门的世界”。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导演克里斯多夫在创造“楚门的世界”时的那种投入和激情，他安排了楚门所遭遇的一切，他校正了楚门对某个女孩的迷恋，为他安排了理想的妻子，他创造出楚门的爱情和幸福，苦恼和希望，是他的创意赋予了这个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以意义。无疑，克里斯多夫的工作会为他带来巨额的收入，但是，我们看到他对此并不在意，他完全陶醉在上帝“创世”般的激情之中。理解这种以上帝自诩的致命的自负，是理解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者的灵魂的关键。

当一个极权主义政党，夺取政权之后，它会依凭什么来从事其构筑“美丽新世界”的社会实验呢？毛泽东对极权政治所依凭的基础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概括，那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二杆子”。我们知道，宪政民主政治将其合法性建立在对权力的边界进行严格的限定，以及通过制度化的投票选举来赢得民众对其权力的认同上。

而极权政治则恰恰相反，它相信一种稳定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对权力自身的限制，而是来自于权力的不受约束的扩张；不是来自于作为权力的客体的民众的认同，（极权主义者相信，一种建立在真正自由基础上的权力客体对权力主体的认同是不可能的），而是来自于对民众的全面操控。假如说，宪政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建立在给个人以自由的基础上，那么，极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就是建立在对个人从行为到思想的严密操控的基础上。

当一个获得政权的极权统治集团要展开其社会实验时，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有内外二种功能：对内为统治集团成员之间提供一种相互联络的信号，对外则为被其统治的民众灌输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在一种自称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极权政治中，统治者是通过宣布自己代表一个抽象和神圣的“人民”的方式，来实施其对所有具体的个人没有任何约束的彻底操控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的内容，虽然与时俱进，不断修正，但是，其基本构架则万变不离其宗。它宣称，外在地，只有党和党的领袖先知般地掌握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只有党才能领导人民走向作为人类历史的决定论终结的“美丽新世界”；内在地，在党从事的伟大社会实践，在神圣的集体主义的“人民”面前，每个具体的个人都是具有原罪的和“低俗的”，他必须通过接受党的教导来被升华，从而觉悟到自己的真正的本质之所在。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党的积极分子坚定地信奉这一极权政治的基本逻辑，而民众则至少在表面上顺从这一逻辑，极权政治的构筑“美丽新世界”的游戏才能进行下去。这一逻辑构成了极权政治的核心理念和本质特征。

30多年来，当党主导的改革开放，引入了市场机制，引入了私有制，促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成时，人们曾经相信，宪政民主政治将会自然而然，瓜熟蒂落般地来临。现在，我们才发现，这一祈愿式思维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无意识信奉的基础上的。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我们在经济层面上和欧美变得越来越相似，那么，在政治上应该也不会例外吧？

现在，当中国在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成功地构建成全球前20大经济体中惟一的非民主的现代政体时，我们才发现，其实，经济就是经济，政治就是政治，一个社会的政治的形式，远不是像马克思所想象的那样，是被其经济形式被动地决定的。政治制度是人们的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和经济制度相比，它具有更大的能动性，以及自我复制和自我发展的顽强性。就像以赛亚·伯林所说，政治哲学归根结蒂是道德哲学的一种延伸，因此，在执政党的政治哲学没有完成从“人民民主专政”向“自由民主主义”的转向，在整个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没有真正认清极权主义的本质和危害之前，经济的增长非但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政治制度上的转向，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极权权力凭借其掌控的更多的新技术和新资源，不断地拓展着自己的疆域。

在《平庸的专制》一文中，笔者提出了新极权主义的概念，并且描画了它在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表现，在本文中，笔者试图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对新极权主义的理解。新极权主义是一个和后极权主义有所不同的概念，后极权主义是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的自由派人士所提出的概念，它是指“革命的发动机”已经失灵后的共产党国家的政治生态。假如说，后极权主义是指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的一种衰微的形式的话，那么，新极权主义则是指极权政治找到了某种新的形式，并且获得了新的能量。

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可以说中国社会处在极权主义不断衰微的后极权状态，但是，中共16大之后，新极权主义开始崛起，新极权主义的“新”，是指极权政治终于探索出自己跟私有制、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新形式，从而，转守为攻，四面出击来压缩个人自由的空间和拓展权力的边界。

许多人，包括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在计划经济的被抛弃，以及相对毛泽东时代，统治者变得更为温和，统治手段更富有分寸等现象中，简单地得出了极权主义在中国正不断衰落的结论。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极权主义正在以新的方式崛起，并且变得更为成熟。

我们说，新极权主义比传统的极权主义更为“成熟”，首先是指它对极权政治的本质有着更深的洞察力，比如它甚至比许多极权政治的反对者都更清醒地认识到，不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是党对整个社会的不受限制的操控，才是极权政治的本质特征，因此，只要形势需要，它可以毅然放弃计划经济和清一色的公有制，通过在私营企业和律师事务所建立党组织的新形式实现对社会的操控，在这一转变中，党非但没有失去什么，相反从绝对掌控一个更富活力的经济系统中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能量。

由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实践带来了巨大了人权灾难，人们往往将极权主义者的终极意向看作是邪恶的。其实，就如哈耶克在他毕生的研究中反复强调的，通往地狱的道路是由鲜花铺就的。极权主义者的真正危险性恰恰在于，它的精神能量来源于对一个至善的乌托邦的竭诚向往。

因此，极权主义的本质是通过党的一元化领导来构筑一个具有单一意义的“美丽新世界”。“镇反”和“反右”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古拉格群岛”和“夹边沟”则是他们置放无法被整合到“新世界”中去的人的废料的“历史的垃圾箱”。

我们之所以说，新极权主义者比传统的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者更为成熟，还因为他们放弃了阶级斗争和仇恨意识，从而使基于暴力的对人的操控变得更为精致和有效。传统的极权主义者相信，自己的政治上的敌人是绝对的死敌，因此，对其充满仇恨，并希望在肉体上消灭敌人。而新极权主义者则已更自觉地意识到，所谓的敌人都是自己的政治目标塑造出来的，目标变了，敌人也就变了。

因此，对于敌人无须仇恨和从肉体上消灭，只需通过操控来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新极权主义者通过反省认识到，本质上不存在人的废料，废料的出现归根结蒂是由于操控的技术出现了故障。因此，他们织布了一张更加细腻的组织控制的网络，发展出了一套日益精致的基于利诱和威慑的对人的操控技术。现在，他们即便要抓捕一个人，也不是基于仇恨，而是为了制造一种威慑的效果。而在抓捕之前，还会进行组织谈话、威胁解除公职、国安请“喝茶”、传唤、监视居所等柔性的不断升级的威慑手段，以期以最小的冲突和最低的成本，来改变个体对抗党的意图的行为。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目前中国的新极权主义不仅仅与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而且与二战时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相比，也显得更为成熟，这不仅仅同样体现在对自己政治上的敌人的残酷性的下降上，而且还体现在，它不像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那样，有一种不稳定的无限地向外扩张的征服意志。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征服意志主要是向内的，它的主要兴趣和激情体现在致力于构建党对整个社会，乃至对每个个体的思想和行为的一种无微不至的制度化的操控上。

它的终极理想是，将整个中国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完全变成党导演下的一部永不停播的连续剧。这部伟大戏剧中的每一个情节，都必须是导演统筹安排的，是他的创作意图的精准体现。同时，最理想的状态是，所有的人民在这部戏剧中演出时，就像电影中的楚门一样，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生活是被预先设计和安排好的，而处在一种自由的错觉之中。

假如说，传统的极权主义者在控制社会时，更多地是运用“枪杆子”的话，那么，身处信息时代的新极权主义者则更多地运用“笔杆子”。当然，“枪杆子”始终都是极权权力的终极基础，但是，为了能够有效地营造出人民的自由与欢乐的错觉，最好是将这种硬通货藏在地下仓库里存而不用，或者少用。

人们的行为源自于内心的信念，而各种信念又来自于个体和外部交往时得到的经验和知识。因此，让一个个体作出我希望的行为，而又不妨碍他内心的自由感的惟一的方法，就是用一种类似催眠的方式，在他的心中植入我希望他拥有的信念。人的知识和信念总是在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中逐渐形成的，当一个人从各种不同的渠道获得同一的信息时，这一信息就会自然而然地内化为他自己的信念。

因此，所谓的“笔杆子”就是指这样一种工作，党控制住社会中个体获取信息的所有渠道，并且以一种筹统的方式，让各种不同的渠道，有条不紊地发出党所需要的相互配合的信息。这样的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和高超的政治艺术，这一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党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所有个人的心中植入它希望人们拥有的一切信念和感觉。假如，这一理想完全实现的话，那么，枪杆子完全可以放在仓库里不用，整个极权政治的运作，就像克里斯多夫创造出楚门的所有喜怒哀乐的感觉一样，党将上帝般地设计和创化出人民的全部生存体验。

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大困难在于，就像克里斯多夫的成功在于彻底封闭了楚门的信息获取渠道那样，党必须完全掌控人们获取信息的所有形式。真正的艺术效果，只有在一个绝对封闭的空间中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只要被造者能够获得与导演的意图不一致的信息，那么，他就会产生致命的怀疑，这时，伟大戏剧的和谐就被破坏了，党的全能的创造力也就遭到了挫败和削弱。

记得执政之初胡锦涛先生就有过批示：在意识形态的管理上要学习北朝鲜。由于在中国存在着对北朝鲜政治经济现状的普遍蔑视，这一指示，不仅仅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宣传系统的官员中也引发了不少议论和抵触情绪。这些宣传系统的党的干部，只是短视地看到中国比北朝鲜富一些就自负起来，没有认识到自己寄生其中的整个政治制度的本质，更没有深刻领会到这位总导演的忧虑中所包含的真理性。

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北朝鲜的总导演完全封闭了人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因此，在经济和人权状况都比中国糟糕得多情况下，成功地创造出了人民对领袖的诚挚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崇敬，（贺卫方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一位在中国演出的北朝鲜的女演员突然哭了起来，人们忙问她怎么了，她说，她想念领袖了，她现在呆的地方离慈夫般的领袖是如此遥远，所以，她感到孤独无依），创造出了人民的深刻的幸福感（北朝鲜的人民深信自己生活得如此幸福，以致于全世界的人都在羡慕他们）。

同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也感受到了这种深刻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文化大革命一爆发，中国在外的留学生纷纷不听劝阻要求回国参加革命，惟恐错过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而“大跃进”后，饿死四千万人的现实，也丝毫没有影响中国人民走在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光大道上的欢乐感与充实感。所以，就像胡锦涛所洞察到的那样，只有对意识形态实行封闭式管理，党才可能像一个伟大的导演那样，不受约束地创造出人民超现实幸福感，创造出人民对生活的激情和崇高的意义感。

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意识形态管理上所经历的一切，则正好提供了一个反例，由于人民取得信息的渠道不能被有效地封闭起来，因此，虽然，经济取得很大的成就，人权状况也有进步，但是，这一切非但没有增加人民对领袖的热爱和对党的崇敬，相反，使得疏离和怨恨之情日益增长，同时，人民对自己生活的认同感和幸福感，和毛泽东时代相比，也大大地减退了。

因此，面对这一形势，新极权主义者在执政之日起，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极具挑战性的奋斗目标：那就是如何在对外交流日益增加和个人获取信息已变得如此便捷的新条件下，重建党对整个意识形态的绝对操控力。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通过严格审查和重编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政治和人文学科的教科书；通过严控所有电视、电台、报纸、杂志、出版社等主流媒体；通过花钱大搞主旋律作品；通过收购海外华文媒体发出配合主旋律的和声；通过建立一道又一道的信息防火墙，和一支日益扩大的网评员队伍；通过将极少数顽固的杂音发出者关进牢里；通过将坚持自由化立场的学者悄悄地从单位中解聘；通过关闭网站，屏蔽博客，删除网文……在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感到有什么剧烈痛感的情况下，许多人原先以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地逼近。

操控意识形态的能力，在新极权主义者看来，也就是创造人民的思想、情感和生存意义的能力。党运用其日益增强的操控力，在中国社会中导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戏剧。比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通过奢华的开幕式，通过假唱、假焰火，通过人工收集世界各国儿童的天真的笑脸，通过屏蔽结石宝宝的撕心裂肺的哭声，党成功地营造出了全国人民在盛世的欢乐感；在2009年的汶川地震中，则通过将党旗插到震后的废墟上，并强力抑制住遇难学童家长和全社会要求追查豆腐渣工程的呼声，导演出了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多难兴邦和灾区群众对党感恩戴德的戏剧；而将全国各行各业取得的成就，看作是“科学发展观”的落实，看作是对党国领袖伟大思想的执行和贯彻，则是每天通过新闻联播编导的连续剧。

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极权主义者，总是喜欢自称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当我们看到新极权主义者是如此热衷于制造治下的人民的幸福和拥戴的幻觉，和自己的用权力创造一切的无所不能的幻觉时，不得不说，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者是拥有某种“艺术气质”的人。确实，一方面，他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操控事物的过程中，他冷酷无情，没有任何对属灵的价值的敬畏和顾忌；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彻底的唯感觉主义者，他无情地操控事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去强力营造他人和自己的某种共通感，这时，他可以完全无视最基本的真实。更准确地说，他像一个真正的导演一样，将一切人和物都看作是等待着由他来赋予意义的道具，而他则不受任何约束（尤其不受真实的约束）地用这些质料来构筑自己的梦境。

对党的导演能力的最大的考验，则是每年“二会”的排演。假如说，在北京奥运和汶川抗震这二幕戏剧中还包含着大量真实的因素的话，那么，通过“二会”的排演，来营造出人民对这个政权的主人感，则需要一种完全无中生有的超现实的导演力。

在当下中国，可能没有什么能比“二会”这个现象中，包含更多悖谬和反讽的因素了，也没有什么能比“二会”更好地提示每个中国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楚门的世界”中了。党当然知道，人不仅仅需要吃饭，而且需要尊严。因此，“二会”的本质就是，党通过对一个政治仪式的最严密的预先安排，来努力创造出人民最逼真的自由感和民主感，同时，向全世界的观众展示，在一个完全由它操控的“美丽新世界”中，人民不仅仅自由、幸福地生活着，而且正用民主的方式统治着这个国家。

为了实现这个充满悖谬的目标所作的安排是：一方面要求每个人在选举代表时，投下“神圣的”一票，另一方面则通过对各级代表的层层指定，最后确保参加“二会”的代表，完全由党指派；一方面公开地要求代表在会上畅所欲言，“庄严”地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另一方面则私下指令代表赞同党的提案，并对全体代表的一言一行，实施最严密的监控；（程晓农在最近的文章中，对其1980年代在全国人大办公厅工作时，党对“二会”代表实行监控的方式进行了介绍，当时，还是中国在政治上相对最自由的时期，这些年来，监控手段无疑又有了许多创新。）一方面要设立一些群众关心的议题，来吸引眼球，煽动情绪，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这些议题的展开和落实，丝毫不能影响党的形象和利益；一方面，要通过所有的主流媒体，包括网络，热炒这些议题来增加人民的民主感，另一方面，则是中宣部对所有媒体的言论，以及现实中警察和国安对全体人民行为的更为严密的监控。

总之，经过这样的精心安排之后，被称作“神圣”和“庄严”的民意就变得不再起任何作用，整个政治运作过程完全处在党的严密操控之下，绝对排除了民意的不确定性对它产生的任何干扰。而与此同时，就像克里斯多夫通过精心安排创造出楚门的爱情一样，党为全国人民精心设计了一个无风险的政治环境，通过在一个浅水的池子上配置辽阔的“蓝天白云和大海”的假布景，党让自己的干部和人民安全地享受着在民主的大潮中冲浪的快感。

但是，最精心的计划也无法杜绝意外。就像楚门的世界中，常常会有杂物从天幕的布景上掉下来一样。在今年“二会”的排演过程中，也出了一些意外。最早的事故就是，“二会”召开前，出现了一篇13家报社联署的共同社论，呼吁“二会”代表用“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来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

结果，党对这一事故进行了紧急处理，共同社论在主要网站上只存在一天就突然“失踪”了，13家报社的负责人受到警告和处分，这一事件的发起人则被敲掉了饭碗。同时，代表们被训戒在会上不许再提户籍改革的议题。

许多人对党的这一紧急反应感到有些不解，因为，社论的内容并不包含政治敏感性，社论发表的前几天，党国总理就说过要改革户籍制度，有些城市事实上也已进行了某些改革，为什么同样的话由共同社论的形式说出就会被看作是政治事故呢？

假如我们将党看作是一个一心要创造一个“楚门的世界”的导演的话，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导演关心的是效果，而不是什么真实。同样一句话，在一个戏剧中，由不同的角色说出，所产生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户籍制度改革，由总理来说，显示了党对农民的主动的关怀，而由共同社论的形式说出，则变成了民众自发地联合起来向党施加压力，在共同社论的语境中，党和政府变成了改革的阻力。

“二会”本来是党所精心安排的，在水池里玩的民主冲浪，现在，某些家伙居然当起真来，想要拼命冲击水池的边界，所以，党不得不对此紧急叫停，就像克里斯多夫用人造的风浪，阻止楚门冲击他所设置的那个虚幻的世界的边界一样。从对共同社论的处理，可以看出，党所能容忍的“民主”，必须是一种绝对由它操控的“民主”，一心想要打造一个“楚门的世界”的党，已经不再能够容忍哪怕一点点由于自发的互动带来的不确定性。

影响党通过“二会”表演的“民主秀”效果的，还有另外二个小外意。一是李鸿忠抢夺记者的录音笔，训斥她“怎么引导舆论”的事件；另一件事是倪萍宣称自己不添乱，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和弃权票。其实，谁都知道，李鸿忠的行为体现了党管媒体，这一目前中国现实政治的基本原则，而倪萍讲的则更是大实话。这二位代表存在的唯一问题是，他们只是一味按照长期以来党所要求的“政治正确”的方式行事，而没有能够细腻地领会到在“二会”这个充满悖谬的特殊场合，应该如何言行分离地来配合党导演的戏剧。结果，这二位代表的真实率性的行为，让党国总理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的高调演出顿时沦为笑柄。

所有想要冲出“楚门的世界”的人，都应该感谢这二位代表，正是因为他们不愿作秀的率性行为，将党精心布置的“中国特色民主”的美丽的假背景撕裂了一道丑陋的口子，让正在看戏的人们觉察到民主表演和它背后的政治真实之间的令人震撼的反差。

然而，我们有趣地看到，批评这二位代表的汹涌的舆情，对他们的不肯作秀进行了愤怒声讨。这股批评浪潮似乎在说，本来这场的政治演出是非常和谐美好的，就是因为这二个家伙演技太差，给演砸了，为了让表演继续和谐地进行下去，应该立刻停止他们的表演资格。

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倪萍的话极大地伤害了在电视机前享受着民主冲浪的亿万民众的情感，仿佛，倪萍只要将自己的话改为：我认真地行使着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像所有代表一样对每个提案进行着严格的审查……那么，人民的受伤了的感情就会得到治愈，就可以继续快乐地享受着“民主的感觉”。这些批评者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使人民沉醉在一个虚假的“楚门的世界”中的，不是像李鸿忠、倪萍这样演技低劣的人，而恰恰是像党国总理这样的演技高超的人。

也许，有人会说，这只是这股批评舆情的表面的含义，由于我们的言论环境如此地不自由，为了避免政治风险，人们只好通过批评某些人演技太差的方式来暗指整个政治仪式只是在演戏。当一个批评者说：李鸿忠的行为给了温家宝一记耳光时，它的表面的意思是借温家宝压李鸿忠，而它的背面的意思则是说李鸿忠戳穿了温家宝的“民主谎”。

同样，发表共同社论的13家报社，并非不知道代表是党指派的，而且他们的任务只是演戏，并没有什么权力。当社论呼吁代表使用“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时，它是故意将假的当作真的，来试探和冲击政府控制的底线。

当人们试图想要说出某种真实时，却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着与党共同演戏，可能没有什么能够比这一现象更好地说明，我们已经如此之深地陷入了一个“楚门的世界”而难以自拔。记得《红楼梦》中有一联云：“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笔者觉得若将其改为：“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倒能颇为贴切地描状出这次“二会”演出中引人深思的悖谬。

当批评者和抗议者，试图以假装演戏的方式来揭示某种真实时，他们的批评行为也变成了这台政治大戏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他们的批评让人们感觉，人民“选举”的这些代表，正在行使着“神圣的最高权力”，只要个别代表提高他们的政治素养，变得不那么令观众反感，那么，我们就能顺利地进入一个“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和谐的政治世界，他们所试图揭示的那点真实，完全淹没在了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配合设置的整个虚假的政治背景之中。相反，倒是那些想积极配合党演戏的代表，由于他们作假得太过认真，结果，正是这些想要彻底防范任何意外事故的过于认真严肃的作假行为，撕裂了党所精心布置的整个假背景，让观众看到了布景后面的令人惊悚的真实的导演过程。

哈维尔作为一个荒诞派剧作家，对于生活中意义破碎后的荒谬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指出一个后极权社会中的最深的病态，就是在一只无处不在的权力之手的操控扭曲下产生的普遍的荒诞。没有什么能够比“二会”的演出过程，更真切地告诉我们，我们正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哪怕是这个世界中那些最热切地想要追求真实的人，也已无法完全清晰地弄明白，生活中的事物，哪些是真实的，而哪些只是布景。

综上所述，我们将这个诞生在信息时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九个方面：

一、它认识到不是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而是党对一切社会存在的不受约束的控制，才是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存在的本质特征；

二、它不承认党的行为须受到任何先天法理的约束，致力于通过在一切社会细胞中建立党组织的方式来实现党的全面统治；

三、它的统治行为着眼于用最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程度的操控，而不再是非理性地仇恨敌人和从肉体上消灭敌人；

四、它的统治意志主要是向内针对自己的人民，而不是向外扩张的；

五、它的统治目的是无耻的功利主义和自欺的理想主义的某种奇异的混合，它的功利主义体现在统治集团对人民财产的榨取，它的理想主义是通过党的领袖的英明指引和党的干部的艰苦奋斗，将所有人纳入一个具有统一目标的，科学的社会发展计划之中；

六、它的意识形态的故事，从解放全人类，建设共产主义，变成了党领导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七、它将通过警察手段操控人们的外部行为，和通过意识形态管理操控人们的内在信念结合起来，并将后者看作是负作用更小，更为理想的统治手段；

八、就像向外扩张的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完成了以“闪电战”为象征的军事技术的创新那样，统治意志向内的它，完成了以“防火墙”为象征的信息控制技术的创新；

九、它将能够完全封闭人民的一切信息接受渠道，能够以一种超现实的方式，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人民的意义世界，看作是自己统治艺术的最高境界。

从“二会”演出过程中，真假交错的荒谬处境里，我们可以看到，新极权主义构建“楚门的世界”的伟大理想，正在逐渐的逼近之中。

当然，假如用很高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党的导演艺术显然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教科书发出的声音，党的文件发出的声音，和新闻媒体发出的声音之间，并不像一支成熟的乐队中，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那么协调，它们之间常常相互冲突，呈现出来的意义是破碎和断裂的，并且，党在演出民主戏剧时，留下太多斧凿的痕迹，让人们很容易感觉到背后的那只操控之手。

不过，党正处在勤奋的学习中，它不断地学习着如何使自己的操控手段更加细腻，更加不露痕迹，同时又更加无孔不入。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去挖苦党在操控失误时露出的破绽，而是，向自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那就是假如经过学习，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成熟到这么一种地步，能在几乎没有什么剧烈痛感的情况下，完成对全体中国人的行为和精神的操纵，甚至还能创造出他们的某种自由和民主的错觉，那么，这么一种生活是否值得我们选择呢？

这是一个价值判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不过，对自由主义者来说，答案是明显的：一种失去自主性的，被操控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一个“楚门的世界”里，由于一切都是被安排的，所以，“爱情”不再是爱情，“亲情”不再是亲情，工作的“成就”不再是成就，在一个整体虚构的世界中，个体任何本真的生存价值的实现都变得不再可能。而在一个完全由党操控，并被其精心编织的意识形态故事赋予意义的世界中生存，也同样如此。

所以，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承受哪怕最惨重的代价去追求真实，是生命的本能，是人的高贵性的体现，对一个个体生命来说，遭受真实的迫害，比沉浸在虚假的幸福中更有价值。

《楚门的世界》这部电影，事实上就是表现了楚门竭力通过各种蛛丝马迹去发现自己生活中的虚假，最后，克服重重阻碍冲出那个被操控的世界的过程。近30年来，中国人民也处在某种类似的处境中，最敏感和倔犟的那些人不断地发现着自己生活中的一切被一只巨手操控和涂改的痕迹，并一次一次试图冲出这个“楚门的世界”。

互联网的出现，使党不再能够完全封闭人民的信息接受渠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发现自己生存世界的整个意义背景的虚假性和人造性。党所编导的戏剧只有在一个信息完全封闭的环境里才会使人民陶醉，一旦人们大量地接受外来的信息，那么，党想要演出的威武雄壮的正剧，就会沦为被人嘻笑唾骂的荒诞剧。因此，互联网将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想要构建“楚门世界”的人和想要冲出“楚门世界”的人之间激烈争战的主战场。

马克思曾经预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传统社会中的所有人最后都会演化为二个不同的阶级，一个是拥有资本的阶级，另一个是被资本雇佣的阶级。

在笔者看来，随着以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精神操控作为核心兴趣的中国特色的新极权主义的深入发展，当党精心描画的“美丽新世界”的纬幕落下之后，这时对所有生活在“楚门世界”中的人来说，财富的多寡，权力的大小都将变得不再是最重要的，从生存价值的本真性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这道信息屏蔽和操控的“墙幕”将把全体中国人变为二种截然不同的人：一种是知道美丽的“蓝天白云”是党设置的布景的人；另一种则是把布景当作真实的蓝天白云，并将自己的生存价值建基其上的人。

也许，许多人会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知道“蓝天白云”只是一道“墙幕”的人必将会变得越来越多。比如，现在将“二会”当严肃的政治活动看的人越来越少了，将其当作一幕戏剧，努力去发现导演破绽的人则越来越多了。

然而，笔者对自由在中国的扩展，却远远没有这样必胜的信心。确实，工业革命之后，时间推移似乎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漫长的政治发生史上，技术的进步（包括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究竟是更有利于一种极权权力的构建，还是更有利于个人自由的扩展？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作出乐观判断的问题。

在对整个中国社会，对每个中国人从外在行为到内在精神的绝对操控上，几千年来，数百个皇帝中，有哪一个的权力可以和毛泽东相比，古往今来，中国所有的政治组织的权力，又有哪一个可以和共产党相比？1910年代热情四射地投入“新文化运动”的一代“新青年”，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半个世纪后，他们的孙辈（包括他们自己），都将围绕一个“山大王”大唱“忠字歌”，大跳“忠字舞”；像我们这些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塑成（或重塑）自己价值观的人，对前30年极权政治带来的伤痛，都曾有过相当深切的感受和反思，但谁又会想到，在短短的10多年时间里，这一切就会在下一代的记忆里被轻松地抹去……

当楚门经过奋力的探寻，终于找到那个巨大的摄影棚的出口时，导演克里斯多夫对他有过一番语重心长的劝说：为什么一定要走出去呢？外面的世界同样充满着欺骗、邪恶和暴力，它有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这个一切都安排好的世界里，至少你是安全的……楚门的回答是坚定而彬彬有礼地跨出了这个一切都由导演安排好的和谐世界。

在中国的土地上，时间的流逝，究竟会更有利于自由的生长，还是更有利于极权权力的扩展，全看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怎样回答导演的这个劝告。假如我们的大多数精英，想要导演他人生活的激情，超过了给他人以自由的高贵；假如大多数民众对自由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的疑惧，超过了生活被人操控的厌恶；假如那些想要构建“楚门世界”的中国人和那些想要冲出“楚门世界”的中国人相比，有着更加坚定的政治意志和更大的创新能力，同时也掌控着更多的财富和技术，那么，是的，我们现在还能够对“二会”演出过程中的破绽，说三道四，冷嘲热讽，但在一个不远的将来，比如2025年，我们的下一代，也许还包括我们自己，将会在一块多网合一的高技术的电视屏幕之前，被那时“二会”代表们更为拙劣的表演，感动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2010-4-11

作者惠寄，原载纵览中国

先看一篇我两天前贴的11岁的儿子写的作文，题目是“历史不断地重复自己”：

“我们常听说历史是不断重复的这句话。我倒希望一些历史还可以再来一次。例如1600年代导致发现了澳大利亚的大探险。那种探险精神将会激励我们开始新的冒险。另外一个就是1850年代的淘金热，带来了经济繁荣，也让更多的人过上了更好的生活。最后一个我希望重复的历史是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那次奥运会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让世界都看到澳大利亚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国家。我们可不是每天都有机会举办奥运会的。

“虽然有些事我们希望不断重复，但也有一些历史是我们不想再看到的。毫无疑问，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被偷的一代“（指澳洲白人把土著孩子强行抱走抚养——老子杨恒均注），这是一个悲剧，也是我们的羞耻。但我们也有做对的时候，那就是分别于1988年和2008年，我们两次对”被偷的一代“说了对不起。还有一件我不想看到重演的是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死了那么多平民和战士，更不用说，还有更多人失去了家园。很不幸的是，这些只不过是历史上发生的那么多可怕事情的几个例子而已……我

“真希望，那些该重复的历史能够重复，那些不应重演的历史，永不再来！”

* * * * *

首先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贴儿子这篇作文到我的博客。清明那天，我在湖北老家随州拜祭母亲和祖人，之后马不停蹄来到悉尼和家人们一起。这种清明前后一天之间从母亲那里越过万水千山，跨越春夏秋冬（澳洲和中国季节相反）来到儿子这里，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但一路颠簸，自然无法写博文，所以，在不少网友问我时，我就拿了一篇引起我注意的儿子作文贴上去，让朋友知道，我已经到了海外。

儿子这篇作文之所以吸引我，首先在于我以前真很少看他写的作文，这次发现他无所事事的时候，还在电脑上敲打一些未来故事自娱自乐，我觉得挺新鲜。其次，看到儿子用如此短小的篇幅写如此宏大的历史主题，而且言简意赅，不像他老爸一样拖泥带水，啰七八嗦，我挺惊讶的。最后，儿子这篇文章有些地方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贴出来，看看读者们留言的意向。

其次，我想对读者留言中最多的一种说法做点解释。那就是表扬我儿子如何聪明，如何看问题深刻，甚至“虎父无犬子”也出来了等等。我第一要说的是，如果翻译的中文有我的风格，那和儿子的英文应该无关，是我翻译时加入了自己的语气；第二要说的是，我小儿子铜锁（他奶奶怕他忘本，给他按照家乡习俗取名“铜锁”）也许比较聪明，但就我的感觉，这篇文章不应该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晶，而是学校“灌输”的结果。我并不知道现在澳洲其他小学五年级能够写出什么样的作文，所以，我认为，我儿子聪明的、有写作天分的说法并不成立，我们放下不表。

现在讨论一下这篇文章本身给我的感觉。儿子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虽然他见到其他澳洲人时经常自豪地说自己也是“中国人”，但除了几句带洋味的中文外，他所受到教育确实都是澳洲的。我们父母也并没有对他倾注中国教育。可是我们从这篇作文里看到，他对历史的思索，其实和我所受到的教育差不多，主要就是为自己的历史和国家感到骄傲。可惜的是，澳洲历史太短，值得骄傲的真还不多。所以，儿子选择了地理大发现，那代表西方人推崇的“冒险精神”，又选择了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儿子说，真希望这些“历史”能够重演，表明了他作为一名澳洲人的骄傲。注意，这种骄傲不可能是儿子天生的，我可从来没有教育他地理大发现有啥值得骄傲的，你欧洲人不发现澳洲，我们中国佬早就把这里占领了，说不定我老杨头就是今天澳洲省的党委书记呢？（不过那样的话，肯定已经腐败了，我不得不把儿子送到其他的太平洋小岛上）

同时，儿子在第二段写了他不希望重演的那些历史事件，一是欧洲白人移民澳洲时对土著孩子的“偷窃行为”，他们认为土著对孩子不负责任，于是擅自把孩子抢走寄养在白人家庭。澳洲历史很短，也没有什么侵略行为，所以没有这方面的可怕记录，但澳洲被日本人侵略和占领过，于是儿子选择的第二个不愿意重演的历史事件是“世界大战”……看到这里，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感觉是，澳洲对孩子的历史教育和中国差不多啊，如果我的儿子没有出国，老师布置一篇“历史有时会重演”的作文，他回来让我指导他写，我也会告诉他，儿子，这样写，我希望中国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能够重演，希望盛唐风光能够再现，希望2008年让世界都了解中国的奥运会能够再来一次（当然不要把人都赶出北京）……但，让中国百年受侵略受欺负的历史不再重演，让一些可怕的历史事件永不再来……

中澳之间的小学教育竟然如此相像？当初我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澳洲读小学的时候，我就隐约感觉到，走进美国和澳洲的小学，出来后的儿子会和我不再一样了。我当时就知道，我之所以是“我”，很多东西早在小学时候就注定了，已经被“灌输”进来。所以，我曾经暗中决定，要和儿子一起读“小学”，看看他们是如何从小做起，培养公民的。只是后来我一忙，就没有时间关心孩子了。其实，也许我所有的忙，都忙错地方了。如果我真从一开始就从儿子受到的具体教育入手研究美澳的小学课本和教育，我早就找到了中国的富强之道。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句话：中国的问题在教育。教育的问题在哪里呢？

教育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多少人受到教育，不在于教师是否多牛，都是博士硕士，甚至不在于我们是否填鸭式地“灌输”孩子，而在于：我们教育孩子一些什么知识和道理。简单地说：在于那本薄薄的课本上面记载的是真实还是虚假，是真理还是谬误……

三年前在中国大陆陪伴病中的母亲时，我曾经请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把她所有的语文课本拿给我，高高一捆。我和她一起用三天时间，一篇一篇课文翻，然后问她从那些课文中学到了什么。后来，当我把这些课文选择了一些拿到海外给儿子讲，然后问他们学习后的心得时，他们茫然无知，不知所云。例如，一篇改革的舵手邓老爷子到云南一个小学视察电脑教学，然后鼓励孩子们要为了祖国的将来学好电脑，孩子们激动万分。我反复给儿子讲后，读小学的儿子还是不明白：一个国家领导人为什么要到学校去鼓励学习电脑？学习电脑难道不是老师或者卖电脑的商人们的责任？还有，三年级学生为什么要激动万分？那姓邓的领导人给他们送电脑，还是带来了玩具？我当然没有告诉孩子，我们课本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课文旨在培养幼小无邪的孩子们热爱权威和统治他们的领导人。

但是，从我11儿子的这篇作文中也看到，澳洲也在培养孩子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奥运会）和历史（地理大发现），好在澳洲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历史，否则，儿子也要写很长的作文了。但这篇作文的重心不在于热爱自己的历史，不再于希望美好的历史可以重来，而在于希望那些可怕的历史不再重现！

在翻译儿子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碰上一个小插曲。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作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也有做对的时候……我们两次对‘被偷的一代’说了对不起”。这说的是澳洲政府总理两次就历史上的错误公开道歉，可儿子竟然用了“我们”，口气实在不小。我一开始准备翻译成“澳洲总理”或“澳洲政府”，而且也贴了上去，但想了一会，觉得这样篡改儿子的意思，不太好，于是又改成了原文We——“我们”，但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第二天查看留言，果然有读者发现了这个大言不惭的“我们”。于是，我找到机会问儿子，不是澳洲总理道歉的吗？你这里为什么要用“我们”？

儿子甩给我一句话：“澳洲总理是代表所有澳洲人与国会发言的，当然是我们！”，然后他继续他那些乱七八糟的玩乐去了。我心里真是百味杂陈啊，原来，澳洲人也玩“代表”，竟然让儿子也自然乐意地接受了“被代表”。

而且，如果你去注意作文英文原文，你会发现，这两个“我们”特别突出，而这两个“我们”强调的都是一件事：澳洲人对于历史上犯过的严重错误的认错精神，那种让一个11岁孩子忍不住自豪地用“我们”——如此大的口气——来表达的，不是探险精神、奥运会等辉煌的成绩，而是“我们”做对的一件事：我们对过去的错误说了对不起啊！

这是儿子这篇作文在第一时间打动我的地方，可惜，我看到读者的留言中很少提到这一点。儿子的写作才能，对历史的认识，那都是扯淡，11的孩子懂个啥？你要见到我的铜锁如何狡猾地骗我陪他玩那些孩子气的游戏，你就知道我在说啥了。但，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小学教育，能够靠“洗脑”，能够靠“灌输”，让一个11的中国孩子，如此自豪、自信地把“我们说过对不起”当成是这个国家历史上“做对的一件事”而写进作文呢？

中国有着辉煌的历史，如果我的儿子还在国内，他的作文会很长很长，他会为很多事情骄傲，希望历史不断重复，（如果有北京户口的话）他甚至还会为2008年的奥运会自豪，但他会不会在这篇作文中，也毫不犹豫地写上：我们的历史上也犯了那么多错误，但“我们”也有做对的时候，例如，“我们”向文革中的受害者说对不起了，“我们”向受毒奶粉伤害的孩子们说对不起了，“我们”向很多受难的矿工和弱势群体说对不起了……

杨恒均2010-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