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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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3.6于四川成都）

又一股“速成汉学家”的潮流到来了。他们不需要憧憬阶级斗争与社会主义，而是要谈论商业和进出口贸易额，还要引用《论语》与《孙子兵法》的只言片语——它们模棱两可又意味深长。他们还有一种莫名的确信——中国将再次成为世界超级大国。

旧神话刚刚破灭，新神话就迅速到来。“中国的革命”仍在继续，它从意识形态转移到商业，从文革标语转移到GDP数字。再没有人比美国人李敦白（Sydney Rittenberg）更能展现这种变化。

在一九八零年离开中国时，李敦白满是苦涩与幻灭。他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五年，是世界唯一的中国共产党外籍党员。他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毛泽东谈论美国，也与周恩来相熟。他被中国革命深深地吸引，这里不仅有为“人类的平等与正义奋斗”的理想，他也在这里找到了他一直渴望的归属感。

李敦白出生在美国南加州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出色的律师。犹太人的身份令他对社会不公格外敏感。大学期间，他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它给予他“纠正他周围充满的不公现象的希望”。接着他加入美军，学习中文，然后被派往中国，是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美军代表团中的一位年轻军官。国民党统治区的丑陋、不公与腐败，令他心生厌恶，共产党的宣传品激起了他的向往之心。

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来到延安，认定这是个美丽的新世界——这里人人平等，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他也发现自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中心感，毛泽东对他倍感兴趣，所有人对他特殊礼遇。

他找到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把外电翻译成中文，向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主张。他进入了斯诺、白求恩的行列，它是国际主义者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也是中国西北一角的脆弱政权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

美军的任务结束了，他留在了中国，西德尼·瑞腾柏格变成了李敦白。但他的灾难也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取得内战胜利而到来，一九四九年一月，作为帝国主义的间谍，他被投入监牢。

牢狱生活没有摧毁他的信念，反而让他狂热。他相信这是党对于他忠诚的考验。六年后他获释，对他的指控被证明是个荒诞不经的错误。

接下来的十三年，他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他模糊地感受到这个国家正在遭遇的灾难：反右运动、大跃进、大饥荒，但他从未把这些灾难视为制度上的根本缺陷。况且，他的个人事业和生活正在节节上升：他是北京的外国人社区的中心人物，是唯一可以进入中国官僚系统的外国人，他能阅读到普通人难以接触的红头文件。

他对党的政治忠诚也轻易压倒了个人情感。当他的妻子与右派朋友交往时，他紧张不安，想阻止她。即使他对现状有少许不满，这种不满也在一九六六年时彻底消失了。文化大革命爆发，他感到中国再度进入一个新时代，新中国的所有弊病都将在新的革命中一扫而空。他拥到毛泽东周围索要签名，在集会上挥舞着红宝书，高呼毛主席语录。南加州的美国人穿着蓝色毛式中山装，是中国革命魅力的绝佳展现。

文革之火燃烧了中国，燃烧了他的内心，最终也燃烧到他的身体。他再度成为帝国主义间谍，被投入监狱。这真是炼狱的时光，他熬了过来。一九七七年，他回到家中时，他的确变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让他忧心忡忡的的不是妻子与孩子，而是“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失败了？

复出的邓小平再度给人希望。但到了一九八零年，李敦白的希望似乎再次破灭了。当他试图为因西单民主墙而入狱的魏京生说情时，一位高级官员对他说，任何一个人想否定魏京生审判的公正性，都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个政权看起来一点也没有变。他决定离开。

李敦白要返回美国的消息传出，一场挽留工作展开了。中国有关方面向他许诺：他可以出任全国政协委员，可以有免费的医疗保障，可以随时出国……“名声、奉承、尊敬、各处的特殊待遇，如果我接受，就会永远放弃了个人独立”，他后来写道，“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我不再尊敬的体制的束缚中。”

李敦白的回忆录出版于一九九三年，这又是两个中国之间的转变时刻。不吝于用子弹与坦克对待自己人民的中国仍在。四年前夏天的一个夜晚，李敦白住在北京长安街旁的两个女儿，不得不整夜趴在地板上，密集的子弹穿过窗户，射到了墙壁与天花板上。但另一个中国也再度诞生——它是全球最诱人的市场。这一年，入主白宫的美国新任总统比尔·克林顿试图用“建设性接触”来融化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用贸易来消解政治。

李敦白的新生活也正依赖于此。在西雅图，他开设了自己的咨询公司，是日渐密切的中美贸易的连接点。他在中国的政治关系网络上，如今流淌着信息、金钱与产品。中国人与美国人都需要他的经验与智慧。他驾驶着最新款的宝马，倾听他对中国的分析的客户名单中，包含着这样一串名字：微软、英特尔、戴尔、宝丽来……

商业中国的形象迅速地覆盖掉政治中国。李敦白的新角色也日益显著。他经历的残酷革命，正成为另一种浪漫，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触，则是餐桌上兴致盎然的闲话。“从毛主义到微软的长征”，人们这样描述他的一生。

而在中国，对他的记忆则已另一种方式到来。二零零六年，他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题目从《A man stay behind》变成了更煽情的《红幕后的洋人》，像是另一种宫廷回忆吗？他关于魏京生、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记忆，他对中国的质疑，不管多么轻微，都被删除了。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和谐社会”，它们都是“不和谐”的声音。

二零零九年十月，他坐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里，充满自信地讲述自己的岁月和对毛泽东的看法，像是对自己青年岁月的另一次怀旧。他是最后的历史见证人，谁能质疑他的感受与观点？他在北京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讲话，年轻一代的西方记者们洗耳恭听，像是探知到了中国的秘密。

李敦白不是“速成的汉学家”，但倘若你以为他那过分丰富的人生经历，能赋予他一种特别的洞察力，则是另一种一厢情愿。

李敦白批评此刻的中国人丢掉了灵魂，批评中国共产党丧失了使之成功的法宝；他谈论西藏时感慨：“为什么一个国家可以有这么好的外交政策、对台政策，却有这么糟的民族政策”；他仍然相信中国可以建立一套更好的民主制度——“因为美国民主是完全被金钱控制的”。

他似乎一点没变。那个狂热的共产主义信徒和这个满口嘲讽的商业顾问，从未意识到中国内在的逻辑是什么。一九四五年时，他意识不到在延安表面的平等与朴素之下，有着多少暴力与不公。一个信徒只选择看到自己相信的东西，对于现实视而不见，在“拯救人民”的名义下，他对于人民从来毫无兴趣，一个关心“社会主义实验”有甚于妻子和朋友的人，又怎么真会关心具体的人？五十年后，他意识到昔日狂热的可笑，他变得足够狡猾，再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仍旧对中国人的真实境地，毫无兴趣。他只迷恋自己的个人经验。三十年前，他对魏京生入狱感到愤怒，但他现在对刘晓波入狱却再也没有精力和心情感到愤怒了。也有可能，他一生的命运都与中国紧密相联，中国变成了他身份的一部分，他的痛苦与荣耀都来自中国，他因此无法否认自己一生的意义，他再度变成了另一种腐化的俘虏。

但谁能逃脱这种腐化的力量？李敦白回到美国之后的十年里，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盛赞中国，相信这个政权已经改变。只有西蒙·雷斯仍在强调“这个政权从未改变”。天安门事件爆发了，它果然从未改变。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章中，西蒙·雷斯预言说，西方人将再次淡忘血案，政客与商人们将迅速到来，以促进改革的名义，重新恢复与中国政府的关系，而中国的这个政权也将继续生存下去。

不论是李敦白，还是约舒亚·拉默、约翰·奈斯比特、托马斯·弗里德曼、马丁·雅克，中国只是他们的幻想之物：中国是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是十三亿消费者的黄金市场，是一场黄祸，是致命的权力诱惑，是对西方的制衡……

人们总是生活在对别人的想象中，但倘若这想象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则往往会变成历史的污点。人们不仅赞扬过苏联，也大声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喝过采——他们能让德国与意大利运转起来，至于犹太人的命运，谁又在乎呢？道德意识被遗忘、被遮蔽、被交换。

在此刻对中国的想象中，道德意识也陷入了沉睡，中国被赞叹，但中国人的真实困境却消失了。也像从前一样，这些赞叹者在自己国家里所习惯的自由、民主、人权，在他们描写中国时被自然地屏蔽了。中国人要么是革命的材料，要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他们从来都不是丰富的个体，从来面目不清。鲁迅的愤怒与嘲讽值得重新一提：“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

我们终不能制止别人的想象。在我列举了那么多外来者对中国愚蠢与不诚实的例证后，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自己又何曾诚实过？正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自我欺骗，我们才如此热衷于别人的愚蠢谎言……

在苏联崇拜的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

一

人们再一次惊呼资本主义的末日，但社会主义并没有他们想象得那样美好。西方受困于石油危机、经济停滞，苏联则食物短缺，它大量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小麦。即使有着如此广袤的农田，苏联的农业仍难以生产出足够的粮食。那些赞叹莫斯科的地铁票从不涨价的巴黎人，不知道苏联的土豆价格一直在上涨。他们在人造卫星、核弹头、战斗机、钢铁制造上表现出的不可阻挡的力量，却不能给自己的人民提供足够的生活必需品。苏联其实是一个“低度发展的超级大国”。

对共产主义苏联的幻想，都是荒诞不经的。它宣称人人平等，却创造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它说无产阶级拥有了国家资产，但官僚系统才支配一切；它要全面的解放人，结果是对人的全面禁锢；它声称带来了物质与精神世界的共同富足，但只创造了一片荒原……

即使苏联“国家富强”，也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强大。“我们落后于领先国家五十至一白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它们”，斯大林在一九三一年说，“[它需要]一个坚实的党把所有的努力都统一到一个方向。”它成功了，斯大林实现了沙皇时代无法实现的政治与军事胜利，苏联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大的国家。成功却是建立在惊人的代价上的。苏联农业的普遍萧条和大饥荒，为重工业提供了资金；数百万的流放者成为现代奴隶。成功也注定不可持续。“共产主义国家的增长率显著，却没什么特殊的魔力”，保罗·克鲁格曼后来写道，“产出的迅速增长缘于投入的迅速增加：劳动力的扩充，教育水准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件设施上的大量投资。”苏联的经济增长，建立于它的政治动员能力、对种种成本的压低，它将随着投入的减少而放缓。它的长远的代价同样惊人：环境受到惊人破坏、几代人的头脑陷入停滞、整个社会分崩离析、自私、冷漠与虚伪四处蔓延。历史上只有很少的时期，人的尊严受到如此的践踏。人们最初期望一个强大的国家，能保护他们，给予他们尊严，却发现制造了一个吞噬自己的怪兽。

局外人不知道，或许也无法真的相信这一切。苏联是一个信息的黑洞。西方报纸上充斥着危机的字眼，自我批评、自我揭露是多元社会的持久的现象之一。但在苏联的公开信息上，读不到危机，反而充斥着成就与欢庆。代价可以被轻易地原谅，最深层的困境，也只是另一个暂时的障碍，它将迅速被克服，未来总是一片光明。斯大林的暴行只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小错误，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你不能不打掉鸡蛋就做成蛋饼。而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很多人甚至准备重新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人们只能猜测这信息黑洞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前，很少有人真的意识到，这种体制已经难以运转。

对于西方的左派来说，现实是一回事（即使他们知道），信念却是另一回事，人们没兴趣用现实来修正既成的看法。随着真相的日益显露，最初真挚的情感与信念，不可避免地衰竭，最后变成了某种身份确认。七十年代的法国左派们，他们与其是真心赞扬苏联，不如说是在掩饰历史伤口。这也是反美情绪的一种延伸，他们对于美国的影响力，心怀深深的不安（它在盗走拿破仑的昔日荣耀吗？），他们也不愿意相信苏联的背叛者的叙述，觉得那是冷战阴谋的一部分，很多人觉得索尔仁尼琴描述的古拉格群岛不过是另一种夸大其词。

苏联的神话不如昔日耀眼，一些新的替代者却正在出现。纳赛尔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曾让整个中东兴奋难安，更让反殖民主义的西方知识分子们称赞。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曾让不少人欢呼雀跃，而越南共产党也激起过很多人的普遍同情。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便是这些同情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倘若苏联是历史视线中的新恒星，它所发出的耀眼和持久的光芒，昭示着另一种可能性。那么，上述国家则像是行星，它有着与恒星相似的内在结构，但光芒更微弱，而激起的是同情。它们都是反殖民浪潮的先驱者、是帝国主义的挑战者、是寻求公正的弱小者、受害者。它们内部的杀戮、恐惧与压迫，都掩盖在这个角色下了。

在所有的替代者中，毛泽东的中国扮演着最值得期待的角色。它所激起的幻象，不仅来自于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来自于它的古老历史。不仅是知识分子，政治家与普通公众，也都亢奋不已。

二

“速成的中国学（Instant Sinology）”，比利时人西蒙·雷斯创造了这个词汇，讥讽那些毫无常识与原则的中国问题专家们。

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充满了这样的人物。他们是记者、学者、作家，有的在中国居住多年，更多的仅仅是短暂的旅行。他们写出或长或短的作品，他们对于一个“革命的中国”赞叹不已。

比起一个被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大公司的科层制度腐蚀的西方，中国是另一个乌托邦。毛泽东追求平等，推行教育、医疗的平民化。“中国工人的购买力绝对比法国工人少，他们的工作条件也差，工作的时间更长，一周只有一天休息、没有带薪假期，他们的住房条件也比我们差很多……但问题不在于绝对的比较，而是相对比较。比起社会的其他成员，中国工人的地位要比法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工人们高得多。就工资而言，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挣得比一个医生、教师或是政府官员更多。”一位法国经济学家写道。他没兴趣继续追问一句，为什么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医生要比一个工人挣得少？

“文化大革命”更充满了浪漫，古老的中国到处是灿烂的文化、到处是光辉的革命。甚至费正清都这样写道：“毛主义者的革命，就整体而言，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过的最好的事。”他们很少会相信，这是一场上层的权力斗争与下层的无政府的混乱结合的灾难，不仅没有一点点“文化”，还是反文化的。

中国不仅是伯克利、巴黎、柏林、东京的反叛青年们的灵感之源，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模仿的榜样，从游击战术到医疗、教育体系、再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都给一些刚刚独立的国家以鼓舞。中国也竭力推广自己的模式，既证明自己取代了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也期待这些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能支持她重返联合国。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会面，令中国变得更为时髦了。尼克松与基辛格迷恋毛泽东无上的权力，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能像他这样率性而为，半人半神似地统治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公众只是他手中的道具。中国也是他们重塑世界秩序的个人野心的见证者和合作者。左派们继续执着于中国的革命理想。即使对于那些从不支持“红色中国”的人来说，中国也散发出新的魅力，中国与美国是共同对抗苏联的盟友。在这种新眼光下，一切都合情合理。

“[中国]的政治体制……在我们看来，被绝大部分中国人所支持……昔日的政权失败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地用经济安全取代了贫困，用秩序替代了无序，用大众的正义取代了对大众的压迫，用力量取代了物力，用民族骄傲取代了屈辱。”一个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中国后写道。著名记者詹姆斯·莱斯顿则相信“他们正在很有意识地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甚至单调的装束都别具风采，“女子绝对没有化妆，虽然她们养育着世界所有民族中最庞大的人口，但多少隐藏着自己的胸部。同今天西方世界的暴露性时装相比，她们的服饰很纯洁，很一致而又古老，但这里包含着一种巨大的美和风采”。

政治的混乱、经济的崩溃、社会的压抑、个人的绝望，他们对这个真实的中国毫无感知，沉浸在被中国官方体贴安排的旅行中。哈里斯·索斯伯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认定，文革的混乱已经结束了，一种新精神已经到来。比起他在苏联所见——年轻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随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国人则表现出自尊，“他们站起来了。他们有自尊和尊严”。

你可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中国专家，从未认真学习过中国的历史与政治，即使他们亲身来到中国，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走同样的旅行路线，会见同样的人，没人会对他们敞开心扉，就像一位美国人所说，“中国的每一个人——从走出厨房来接受我们称赞的厨师一直到总理——说话时用的词汇完全一样”。这个精心营造的中国，像是三十年代前苏联的另一个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国专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韩素音与罗斯·特里尔。韩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儿，从中日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她见证了现代中国的命运，从宋美龄到周恩来，她都与他们相熟。她用英文写作中国题材，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在为世界描绘的中国中，她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类的大跃进”，并且促进经济发展，红卫兵则行为良好，富有民主观念，江青则尽其可能减少暴力的发生……

罗斯·特里尔则是一位公认的汉学家。他的一系列对中国的描述不仅在英语世界畅销一时，他的《毛泽东传》的中文版至今仍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传记，销量超过一百万册。罗斯·特里尔没有写出韩素音式的谎言，但西蒙·雷斯发现，罗斯·特里尔也从未揭示出中国的任何真相。罗斯·特里尔是个诙谐、敏锐的观察者，中国被他描绘成陌生和奇特之地，即使他目睹到种种残酷、虚假和不公，他也不想描述，更不做道德判断。“有娱乐性，但不要富于争议；回避一切可能带来困扰、激起不安或带来不愉快的话题；取悦每一个人，”西蒙·雷斯这样评价特里尔的风格，在他的看来，特里尔的《毛泽东传》的献词再好不过地展现了这种风格：“献给今日一些国家渴望的领袖天才，也同样献给那些想摆脱领袖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伤痛都在这献词中被一笔带过，领袖与人民都是对的，没人要为历史承担责任。倘若社会主义要求它的艺术家们删除作品灰色、负面的情绪，只表现斗志昂扬，罗斯·特里尔进行了类似的自我审查。他的语调和结论总倾向于乐观，以至于忘记追问逻辑关系。在评价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时，他说新政权“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业产值每年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会进步”。即使我们不去追问大饥荒的真相（在三年内饥饿而死亡的人口甚至比八年中日战争还要多），一个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逻辑是——这四分之一的人口是自己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这个政权，而不是倒过来。农民们在参加“忆苦思甜”的活动时，自然地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他们的记忆里没有比这更苦的时光了。它也不缘于“自然灾害”，而是狂热政策的后果。

三

在解释西方知识分子憎恶法西斯、却原谅共产主义的原因时，让-弗朗索瓦·勒维尔用了这样的比喻： “在他们眼中，法西斯政府是家族里的黑羊，它选择了错误的道路，背叛了文明，让文明蒙羞，而斯大林政权被视作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奇特生命：如果这些人愿意相互残杀，这是他们的事。”

黑羊的比喻倍显冷酷，却很可能是事实。俄国来自东方，人们认定它有着被残暴所左右的传统。而比起高加索人，中国才是真正的东方。它更遥远、神秘，更象另一个星球。尼克松曾感慨说，二十年来前往中国的美国人比前往月球的人还要少。所以，中国的残酷性，也更容易被接受。

西蒙·雷斯发现，尽管包若望的回忆录《毛的囚徒》、陈若曦的小说《尹县长》是对毛泽东时代真实的揭露，但它们没引起西方的重视，中国人正在遭遇的痛苦被淹没在中国的另一个形象中了。他们对中国的乐观判断基于这样的逻辑：中国真的不同，我们对它采用另一个衡量标准；中国有它的问题，我们也有自己的问题，我们无权指责他们。

西蒙·雷斯是那个年代的异类，他是中国文化热烈的追随者，翻译过《论语》，沉醉于中国的山水画，他在一九五五年来到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其激动不已。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地转变。一九六七年，他居住在香港，看到了顺珠江漂流而来、又被海水冲到岸边的尸体——他们是广东武斗的丧命者。他与逃到香港的中国人交谈，阅读中文报纸，逐渐了解到中国的真相。一九七二年，他作为外交官在北京生活了半年，这段经验再次验证了他对中国的这个判断——这是世界上最富压迫性的政权。在其他的外来者纷纷感慨中国的“中新精神”与“新的中国人”时，他说，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一项使地球上最聪明的人民沦为白痴的庞大工程”。几年后出版的《中国的阴影》一书像是中国文人画的疏离与乔治·奥威尔的犀利的混合体，西蒙·雷斯在这本书中压抑不住自己对这个政权的愤怒。他的观点却被西方左派广泛地质疑。

“很显然，它是反共的知识分子时尚，尤其是针对第三世界时”，一位美国学者投书《纽约书评》，“……这种欧洲知识分子的倾向至少可以上溯到黑格尔，他用东方专制主义形容中国”。难道中国不是正处于东方专制主义吗？与其说西蒙·雷斯是黑格尔的传人，不如说更接近孟德斯鸠的怀疑精神……（待续）

“知识分子对民主国家的缺失毫不留情，却对那些以冠冕堂皇的理论的名义所犯的滔天大罪予以宽容。”雷蒙?阿隆在一九五五年感慨道。

在法国知识分子关于未来的论战中，大多人选择了左派，苏联则是他们的乌托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一切充满指责，生产方式的非人性化，反共主义的歇斯底里，但是他们却对仰慕的苏联保持了沉默，即使当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与大饥荒被披露后，沉默和忽略仍持续着。他们担心打破头脑中革命与进步的幻象，似乎这要比赤裸裸的现实残酷得多。

阿隆不是第一个发出这样的感慨的人。十九年前，纪德前往苏联访问。“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我们似乎正目睹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他在《访苏联归来》中写道。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苏联的热切的支持者，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美国大萧条，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经济与人道危机，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集体制、人人平等，就像他自己所写的：“我爱苏联。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尝试，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

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在工地，在工厂，在俱乐部，在文化馆，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他发现“每一处住宅里都是

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同一张斯大林像……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可以调换……”。而所谓的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幸福，他则体会到“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

纪德的批评，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苏联人给每一位访问者惊心设计了路线，让他们去同样的景点和同样人的聊天、目睹同样的成就。苏维埃的模范农庄是沙皇时代的波将金村的延续，他们只展现应该展现的东西。很多访问者心甘情愿被此迷惑。“我已经到过未来，而它看起来挺不错。”美国记者林肯·斯蒂芬斯写道。而英国费边主义的创始人西德尼·韦伯夫妇则在一场旅行后用一本九百页的书宣称《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

纪德知道自己的描述将引起的不安，即使他对于更恐怖的古拉格群岛一无所知。另一位作家罗曼?罗兰早他五个月来到苏联，也看到了类似的景象，但他执意要把日记尘封起来，以待五十年后发表。

纪德没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他的尖锐声消失在嘈杂的赞扬声中了。几年后，与德国的对抗继续提升了苏联的诱惑——它的制度与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或许也拯救了世界。

倘若纪德的声音可以被忽略，苏联的流亡分子发现，他们更直接、也更残酷个人经历则无人理解。苏联的叛逃者Boris Souvarine很难为自己的残酷经验找到一个西方出版商，对方总是说，没必要去伤害与莫斯科的关系。法国作家马尔罗则在私下的谈话里说：“Souvarine，我相信你和你朋友是对的。但在这个阶段，别把我算进支持你的人。只有在你占上风时，我才会站在你一边。”这是诚实，还是另一种玩世不恭。这种情绪主宰了三、四十年代的西方世界，从知识分子到公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陷入恐慌与错乱，既然市场充满了动荡、资本家们贪婪无度，为什么不能创造一种计划体制，去统一、平等地分配社会财富。新制度也将建立一种新的民主制度，人们再不受充满偏见的媒体左右，也不再受政客们操纵，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当西方的重要知识分子纷纷展开苏联之旅时，一些普通人也准备投奔幸福之地。一九三一年的前八个月，苏联驻纽约的贸易处收到了超过十万份的移民申请，因经济危机而绝望的美国人，想前往苏联工作与生活，这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向外移民。他们或多或少读过这本《新俄国的首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它畅销一时。他们被其中描绘的苏联生活迷住了，这里不仅没有失业，也没有剥削。最终，几千名美国人被苏联接纳了，他们大多在古拉格群岛的劳改地离开生命。而当丘吉尔挥舞着《通往奴役之路》来警告英国选民时，他被当作了另一个笑话——人们都觉得计划经济更稳定，而不是奴役之路。

对苏联的态度，成为判断知识分子立场的主要坐标。在一九五二年的论战，加缪的判断正确，却失败了，并带着失败的屈辱而离开人世。萨特获胜了，尽管他知道苏联的种种恶行，但是他认定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批判法国社会、资本主义，苏联仍是个美好的参照。

为什么萨特与他的同道们，能对苏联的一切罪恶保持沉默？在精彩绝伦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雷蒙?阿隆试图给出答案。他追溯了左派神话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宗教式语言的诱惑力，还有法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矛盾心理。苏联的实验给予他们这样一种心理安慰——他们站在了法国大革命的光荣传统中，苏联正是这进步、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体现。对他们来说，苏联人的生活到底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股代表前进的历史动力。而现实的法国太令人不安，大革命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它再没有辉煌的时刻，而十年前，还羞辱地臣服于纳粹德国之下。融入新的历史动力中，有助于缓解他们内在的焦虑。

赫鲁晓夫的秘密演说，紧接而来的匈牙利革命，苏联的本质暴露出来。它的道德上的优越性开始褪色，它不再代表那个美好社会，但没人怀疑它的制度上的竞争性。人造卫星的上天，令美国陷入一片惊慌，他们正在太空竞赛中落败。关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的书籍与论文，充斥在美国的学术与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国学者相信苏联有一种不同的模式。经济学家加尔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代表了当时的流行情绪。他相信，苏联的统计数字并不全然值得信赖，但或许“集体式、专制的政权”能比自由市场的民主整体，取得更快的经济增长，苏联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国。而与此同时，共产主义的魅力传递到更贫穷的地区，给予那些要争取独立、获得繁荣的落后国家以诱人的许诺，

它在亚洲、非洲、甚至临近美国的古巴都获得了回响，中国的毛泽东相信“东风压倒西风”。是肯尼迪高呼，让美国重新运转起来，以迎接来自东方的挑战。而赫鲁晓夫不仅在联合国总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而且宣称要埋葬西方。

斯大林主义带来的普遍幻灭感慢慢被遗忘。在苏联国内，人们会把错误推卸给具体的领导人，从未怀疑过共产主义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而西方的左派们，从没放弃他们的憧憬。而每当西方遭遇危机时，他们对苏联的感情就开始复苏。

“在这个无知与健忘的土地，教训从未被吸取。”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写道。这是一九七零年代中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再度对苏联充满幻想。这一次，西方再度陷入困境，因为越南战争，美国成为帝国主义的化身，石油危机与经济萧条似乎再一次让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而苏联呢？他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实力与美国不相上下，它的能源储量让它的石油危机中更显得有力量，它比所有国家都生产了更多的钢铁、石油、水泥、甚至拖拉机。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兰相信，苏联人会把军事技术转化到工业生产中，苏联可能最终超越资本主义。而在第三世界，从智利到埃塞俄比亚，一群共产主义者们获取了政权。苏联的全球影响力也在提高。

而在法国，关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再起。作为苏联的严厉批评者的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发现，法国争论的双方再次重复了二十年前的萨特与加缪之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已经在西方出版，萨哈罗夫用个人经验证明了帝国的黑暗。但左派们没兴趣接受这一切。我们诅咒资本主义的衰退、社会不公、媒体的商品化、消费主义、军国主义，而莫斯科甚至地铁票的价格都不上涨……（待续）

革命党人最喜欢的武器，是炸弹。这种炸弹，多半是手掷的，类似于后来的手雷或者手榴弹。广州革命党人炸广州将军凤山，炸水师提督李准，北京革命党人炸禁卫军统领良弼，都用的是炸弹。暗杀如此，革命暴动也如此。辛亥年黄花岗起义，革命党先锋个个手持炸弹冲锋，炸弹大王喻培伦脖子上挂着一篮子炸弹，边冲边扔，所向披靡。辛亥革命中，各地革命党起义，几乎都离不开炸弹。以至于革命军中有一种特别的兵种———炸弹队，一干敢死队员，手中没有别的家伙，只有炸弹。

清朝的军火工业，很早就会制造火药，从黑火药到栗色火药到无烟火药，都会造。在19世纪80年代，就会制造水雷和地雷，但却没有制造过手雷或者手榴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初，手掷炸弹这种武器就已经出现了，但广泛地应用到战场上，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候的事。可能是因为当时手掷炸弹的稳定性还不够好，不便于军人随身携带，万一出事，对于集团生存的军人，是非常致命的打击。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初的中国军事改革中，新军包括巡防营，就没有、也不可能配备手掷炸弹，当然，也就不会教授相关的使用知识。而革命党人恰恰相反，他们获得枪支不易，好容易筹到钱，从日本等地买了枪，运到国内，千辛万苦不说，还有很大的风险，弄不好，连人带枪都被查获。所以，试制炸弹，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无论哪种炸弹，试制起来都不易。造出来，携带和使用也有很大的风险。革命党人自造的炸弹，有威力比较小的黑火药炸弹，也有威力很大的硝酸银炸药甚至硝酸甘油炸弹。试制炸弹，是留学生们的杰作，他们从国外学来了化工知识，唯一的应用，就是造炸弹。在日本试验，回国也试验。后来日本人管得比较紧了之后，革命党人多数的炸弹，都是在国内造出来的。由于香港九龙一带，清朝和港英当局两不管，所以，革命党人在那里设置了造炸弹的据点。无怪乎广州的革命党人，无论暗杀还是暴动，都喜欢用炸弹，供应充分。但在其他地方，这样的试验往往失败的比较多。好些人因试制炸弹而负伤，甚至丢了性命。辛亥武昌起义前夕，就是因为革命党人在汉口英租界试验炸弹失败，炸伤了自己人不说，还累及机关被发现，连党人的花名册都落到了清政府手里，差点坏了大事。辛亥革命重庆起义的革命军中，炸弹队20余人，才有6颗炸弹。还没等革命军进城，性急的城里学生做了假炸弹，在会场上吓唬重庆知府和巴县知县，让他们交出政权，还真的奏效，两个乖乖地把大印奉上。可是，广东阳江的革命党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也做了假炸弹，去吓唬当地的巡防营，要他们投降。巡防营还真的害怕了，正在犹豫，一个冒失鬼把假炸弹丢了出来，只冒了股烟。这下人家知道是假的了，一阵枪就把革命党给打跑了。

由于清军没有配备炸弹，官方也没人乐意冒险试制，因而对炸弹往往感到相当陌生。陌生产生恐惧，所以，清朝的军队和官员，尤其是满人，对于炸弹，往往怀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在传说中，人们往往把炸弹传得很神，说革命党人的炸弹，不仅可以把人炸飞，而且可以炸开城墙。甚至在那个时候，就有人传说革命党人有种“人体炸弹”，不是现在极端恐怖主义者把炸药捆在身上的那种，而是说人把炸弹吞到肚子里，找到目标之后，一按按钮，人弹齐炸，威力无比。加上革命党人的炸弹战术，的确也成功过几次，所以，对炸弹的恐惧就成了某些人的病。原本，在袁世凯答应革命党人条件，逼清廷退位之后，满人亲贵集团还有人意图顽抗，但在彭家珍用炸弹炸死良弼之后，所有的满人都吓得如鸟兽散，偌大的王朝，连上朝的人都没有了。六神无主的隆裕皇太后只好乖乖地交出政权。这种对炸弹的恐惧，直到1924年冯玉祥逼溥仪出宫，满人亲贵依然有。原本这些亲贵还想赖着不走，负责执行的军官拿出手榴弹摆弄一下，就把这些人吓住了，乖乖走路。

1910年，立宪派和清政府围绕国会期限问题展开长达一年的博弈。在这场面对面的政治交锋中，清政府一方的表现值得观察。正如梁启超在“敬告政府诸公”时指出“不见乎数年前革命说徧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乎。”既然立宪目标之一就是防堵革命，那么，清政府就必须和立宪派保持良性互动。不能说清政府在立宪上没有诚意，它的确是按照自己的立宪清单逐年推进。但，卡壳在于，它于1908年推出的立宪时间表是1916年，但此刻，立宪派却要求次年即开国会（1911）。为此，立宪派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第二次请愿失败后，梁启超这样警告国权在手的摄政王载沣“恐过此以往，吾国将永无开国会之时也”。此语如同谶言，次年清政府即告垮台。原因之一，便是在国会期限问题上“处置之失当”。

如果清政府始终拒绝立宪，也就另当别论。但立宪在清末业已成为朝野公识，尽管双方在立宪的名头下意图各自，但以英德日为样板，双方也能找到可以磨合的语言；更无论立宪本来就是在立宪派的主导下带着政府往前走。可是，连清政府也没想到，这次为了一个开会的时间，它把自己推到了最孤立的境地。

第一次请愿运动中，请愿代表分别拜访各王公大臣。清政府最高行政机构军机处的五位军机大臣有两位赞成速开国会，三位起初迟疑，后表赞同。另外拜访的六位各部首长，三位赞同，三位反对。从总体来看，朝廷命臣大部分都是支持立宪请愿的。但，谕旨下来，却是维持九年不变。第二次请愿大体是第一次的重复，都察院收到请愿书，由政务处召集王公大臣会议，议决依然维持九年。这样就有了以上梁启超对政府诸公和摄政王的警告。梁启超这样“敬告监国摄政王”：时局弥乱，中等智力水平以下都能看得出来。至于内外臣工，粉饰太平，那是他们宁可亡国灭种，也不肯舍弃自己的富贵利禄。他们原本就是以官位为根本、以国家为获利之渠道，“国亡之后，挟腰橐以走租界，或作赘子妾妇于外国，尤不失为富家翁。”

在梁启超看来，两次请愿所以失败，或“政府之所以敢于稽延国会期限者，以请愿国会之辈，人微言轻耳。诚得数省督抚联合上奏以为国民请愿之后援，则政府固不得不慑。”因此，梁启超从督抚自身利益角度“敬告各督抚”，力陈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的重要。因此，在立宪派活动下，这些封疆大吏亦纷纷动作，两次联名致电清政府，请准明年开国会和立即成立责任内阁。当时联电奏请的有十七省督抚，未参加联电的仅余其六。这个比例太有利于立宪派，何况从地方到朝廷，第三次请愿书呈递给刚成立的中央资政院，全体议员，无论钦选还是民选，同表赞成。于是根据请愿书拟成奏折，再度获全数通过后，由资政院总裁溥伦上呈。

由于地方督抚和中央资政院的协力，立宪派第三次请愿终于有了结果。这个结果也是清政府最上层彼此磋商的产物。同为亲贵，载泽和溥伦等都主张及时开会以救阽危、以慰民望。当摄政王载沣打算退让“姑缩一年”时，溥伦则认为至少要缩三年。但，这里有一个难以解开的纠结。立宪派的诉求是1911，并且他们获得了大部分督抚和资政院的支持；而在最高层的御前会议上，军机大臣们则多主张缩短到1913。第一天开会，议而未决，次日复开，终以1913为定。

1911，还是1913，看起来是个时间问题；但这一次，时间就是生命，它决定了清政府的存亡。历史在事实形态上不容假设，但，当时历史形成的各种可能性却不妨可以推理。次年辛亥枪响，本无多大胜算（例如半年前的黄花岗起义），毕竟同盟会在军事上还没有力量战胜清政府。但，作为清政府和革命党之间的立宪派，它站在哪一边，无疑给哪一边增加了获胜的权重。武昌事起，立宪派即倒向革命党，各省在立宪派的主持下纷纷独立，这才给清政府以致命打击。这次事变，设若没有立宪派的倒戈，抑或立宪派哪怕作第三者观棋不语，局面也将是另一种情形。可是，立宪派俟枪声一响，即放弃君主立宪而转向共和立宪，盖在于1910年的三次请愿伤透了立宪派的心。

不过，从政府角度，它的确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立宪时间整整提前三年。如果立宪派要1911便1911，政府岂不形同木偶，它当然不干。只是政府最高层没料到，国会期限不仅是时间问题，更是民意所在。这里的民当然不是全民，而是绅民，是整个士绅阶层。它是清政府赖以存在的最稳定的社会基础，只要它一动摇，清的江山便不牢靠。速开国会是当时士绅、商绅乃至大部分官绅的共同诉求，提前三年的谕旨下达，京城内外普遍不满。当时主持民政部的肃亲王善耆深以为忧“若不速开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屡次遏抑民气，倘有不虞，民政部实难担此重任。”然而，清最高层一连串的失当在于，不但忽视了这次请愿中普遍高涨的民意，还下令解散请愿团体，不准再提速开国会事，又强行命令请愿代表离京归里。以致那些激进的立宪主义者离京前愤然相约“吾辈公决密谋革命”。

民意不可违，尽管它其实可以一次次违逆，但终究有一次足以让你致命。1910年，是清政府把挽救自己危机的改革力量推到了敌人阵营，致使几年来逐步走向双赢的局面急转直下为双输。激进的立宪主义并非没有瑕疵；但，从清政府这一面看，是它自己断送了自己。

目前德国的渔夫出版社将会筹划翻译出版他的狱中纪实文学“证词”在这本书里，廖亦武忠实地记录了钟爱的姐姐车祸去世和六四屠杀对他的刺激，个人精神的沉浮和入狱四年期间，面对形形色色扭曲的人性时，类似灵魂出窍的肉身和精神的体会。相信该书届时在西方出版，会掀起另一场知识界休克式的震撼。 – 摘自廖天琪3月20日关于德国科隆文学节的报道

“证词”一开篇，廖亦武写到他姐姐飞飞的死亡，他姐姐在八九民运之前的1988年死于一场车祸。

这个开篇很奇怪，因为它看上去和“证词”全书毫无关系。不错，姐弟情深;不错，廖亦武的姐姐美丽而能干，但好像也仅此而已。飞飞和八九民运，六四屠杀都毫无关系，飞飞也不是廖亦武自由思想的启蒙者或写作生涯的引路人，甚至也不是廖亦武诗文的特别知音或“粉丝”。为什么一开篇就要写到飞飞呢？

在“证词”的结尾，作者又写到他姐姐︰“感谢上苍让我一再经历劫后余生。现在，将这部作品公诸于世的心情远不如最初创作它时那么迫切，因为它在冥空中，还有一位读者，我的姐姐飞飞。她有时就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喃喃自语中。我必须时时自省，保持心灵的清洁和平静，姐姐漂泊了近十年的亡魂（本书初稿完成于1997年 – 引者注）才会在此落脚。她喜欢有尊严的男子，而写作能使人不断地收获尊严。“

哦，我明白了，原来，廖亦武是把姐姐飞飞当作他的读者，当作他在孤寂中写作时的倾诉对象。

人讲述心事，讲述故事，需要有人倾听。波兰流亡诗人米沃什说︰“文学的可靠性要求我们心存一两位说话对象，将写作覆盖面约束到最小程度。”

在冷漠的世界里，人需要爱的关切。哪怕只是来自一个人的爱，就能使我们在苦难中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就能使我们在整个世界把我们遗弃的时候仍然感到自己被倾听，被理解，被承认。哪怕只是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已经离开人间，但是他/她永远活在我们心里，这就够了。

当生者大量的背叛，甚至妻子儿女也离你而去的时候，你只有想到死者，因为死者永远不会背叛。死人比活人更可靠，因为死亡把人定格，死人不可能再变节再背叛了。

平常我们写作，心中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读者。在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一般的写作者不大考虑为什么写，为谁而写这些问题。他想写，于是他写了，然后他把他写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表了。可是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如果你写的东西没地方发表，甚至连你的写作本身都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危险或灾难，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为什么而写？

有时候，你写，是因为你知道有人要看，有千千万万的人要看。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一张大字报就可以引来观者如堵，就可以振聋发聩;小孩子的一声喊︰“皇帝没有穿衣服！”就可以石破天惊。在死牢里，张郎郎问遇罗克︰为一篇文章而死，值吗？遇罗克答︰值。

可是，六四后的中国不是这样。廖亦武们的写作固然已无杀身之祸，但依然可能招致牢狱之灾。糟糕的是，在这时，你写的东西不但没有地方出版，而且似乎也没有什么人还要看。你可以唤醒沉睡者，可是你怎么去唤醒清醒者呢？汪建辉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清醒者永远不可能再醒来。”

出狱后，廖亦武曾把冒死捎出的狱中文稿托朋友带到海外。我想，他一定梦想过他的作品能取得象“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伟大成功。当初他在秘密写作时，他就把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的卷首语抄了十几遍，用以激励自己。可是都如石沉大海。因为找不到地方出版，也找不到人翻译。廖亦武的同案犯，加拿大人戴迈可回复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西方政府忙于和中国做生意，讨价还价;媒体的关注点也是抓人放人，各类明星炒作。”他无能为力，只有给廖亦武捎去400加元。

很难想象廖亦武是怎样扛住这一沉重打击的。很难想象廖亦武怎样能在这样的打击下还继续写作。我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廖亦武那死去的姐姐飞飞就成了唯一，就成了一切。

钟子期死了，俞伯牙毁掉他心爱的琴，从此不弹。这个传说本来就够伤感了，廖亦武的故事更令人伤感。他只能凭想象，把死去的姐姐当作他的读者，支持着他的写作。幸亏他曾经还有过这样一个姐姐。

信主的人是多么幸运啊。你心中有主，你总是可以向他倾诉，你就永远不会感觉孤单，永远不会绝望。所谓绝望，就是无话可说。其实不是无话可说，其实是有太多太多的话可说，只是无可说之人。我什至想，我们心中缺少一个永恒的倾听者，这是不是我们缺少那种描述大苦大难的文字的一个原因呢？

廖亦武又一次被拒出国，无法出席科隆文学节。这自然会让他很沮丧，但决不会让他绝望。廖亦武已经经历过九九八十一难，任何力量都不可能让这样的人绝望。

今天的廖亦武，已经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地在西方出版。就在科隆文学节前夕，我们的法国朋友玛丽（即侯芷明，玛丽霍尔兹曼）告诉我，她正在夜以继日地把廖亦武的“地震疯人院”翻译成法文，定于今年5月，也就是四川大地震两周年之际出版。

廖亦武的写作历程，本身就是一个传奇。对于那些在言论不自由的今日中国坚持以良知和血泪，默默地书写苦难的人，廖亦武是一个典范。

近日，在慕尼黑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基金会，由德国笔会中心和Brandes & Apsel出版社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作品朗诵会，慕尼黑驻市作家周勍，阿尔及利亚作家Hamid Skif和俄罗斯作家Sergej Solowkin参加了朗诵会，德国笔会副主席Christa Schuenke女士主持了这次活动，有50多位当地读者参加了当晚的活动。

活动开始，每位作家用母语朗诵自己的作品3分钟，再由德国笔会的Franziska Sper女士用德文朗诵每位作家作品15分钟，然后是作家和读者现场对话，活动历时3个多小时，现场气氛颇为热烈。

从左至右：德语朗诵者Franziska Sperr，翻译白杉，周勍，德国笔会副主席Christa Schuenke，阿尔及利亚作家Hamid Skif，俄罗斯作家Sergej Solowkin

在慕尼黑国笔会中心作品朗诵会上，右为翻译白杉，左为德国笔会副主席.Christa Schuenke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可能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目前暴露出的制度层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令人堪忧，接二连三发生的对我们孩子的伤害事件，太严重，太荒唐，太过份，只在近一个月就多如牛毛，令人发指，我不知道做为一个正常人，还怎能闭上眼睛，装聋作哑，回避社会良知的拷问：为什么受伤的一次次的总是我们自已的孩子？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解决的办法远在何处？

近日，有一篇题为《辽阳市女检察官王岩两次打12岁小学生》的新闻稿刊登在网络上，其称： 2010年3月23日中午，辽宁省辽阳市实验小学东门口，小女孩和同学一起玩耍不小心，把一个女人的辽K—66373轿车，碰掉一块没有小指甲盖儿大小的漆，这个凶残狠毒的女人，和她亲属一共三人揪住小女孩连踢带打，左右开弓连打女孩耳光，而且还不解气，在110北铁门派出所警察到来之前又打了一次。当场，许多午休的孩子和家长都目睹了打人情形，大家拉都拉不开。之后，警察来了，这个悍妇竟然不认账，不承认打人。后来知道，难怪此女如此嚣张，目无法纪，无法无天，原来是辽阳市检察院的人民检察官王岩。

我完全相信这个报道，因为过去我曾无数次去过这座古城，非常了解那里的社会风气，象王岩这样惯于横行霸道的司法人员，并不是令人奇怪的个别现象。

而就在此事发生的同一天，即 3月23日早7点25分左右，42岁的医生郑民生突然出现在福建省南平市实验小学门口，用一把长约25厘米的水果刀，55秒内连捅13个小学生，致8死5伤。 这一血案让南平全城震怒，一个出租车司机说：“他配被枪毙吗？按我们南平人说法，应该一刀刀割掉他的肉！”

我已经注意到，非常遗憾，这两个学校的名子都叫实验小学，看来是一种意外的巧合，但只要联想一下其它地方发生的类似事件，就会找到其中的必然联系而悟出真谛。

据报道，在昆明，从云南省少儿铅防治办公室获悉，2008年，经过对全省1万多名14岁以下的孩子筛查发现，30%的孩子存在着铅中毒问题。而在个旧、兰坪、东川等地区的筛查结果更让人吃惊，铅中毒孩子的比例多达50%—60%。 这就是说，云南省作为金属王国，丰富的矿产资源加速着云南经济发展，但同时，这也让云南成为铅中毒的重灾区。除北京、山西、河南等地外，云南的铅中毒现象一直名列前茅。与此同时，一篇题为《湖南嘉禾污染企业难禁， 血铅中毒儿童或超300人》的新闻稿，又证明云南的上述情况，并非本地区所独有，接着，王克勤披露的山西假疫苗使众多儿童死亡事件，则又掀起轩然大波，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西南多省的干旱，又首先威胁到了孩子们的生存，据报道，24日下午2时，在宜宾县旱情严重的山区、丘陵地带，由于水源紧张，部分乡村学校开始限时供水。堰村小学是横江镇最大的村小，有学生354人，教职工12人。官文权说，天旱水少，学校师生饮用水是一大难题，现在的水是从2公里外的一个取水点，用4厘米直径的塑料管引至学校上方100米处的水窖储备的。水窖容量100立方米，是扶贫新村工程中修建的，学校与周边10户农户共用，以致中午没水煮饭，使学生们只能吃干粮。而另一张照片使我坐立不安了好半天，日前，一个网友“haotian”在彩龙论坛上发了篇题为《旱情加重，学生喝水告急》的图片帖，称是在云南南华县洒披武村拍摄的，因为缺水，学生们很久不洗手了，吃饭后只能到河里或几近干枯的井里打些浑浊水来解渴，照片被各大网站转载后，不少网友称“看着让人想哭”。我真的面对三张照片，痛心疾首，欲哭无泪。。。。。。

我在想，如果闯入我们眼帘的仅仅是一两起伤天害理的事件，我们可以相信官方提供的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或借口，而现在，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某几个人的恶性，而是制度上的巨大的漏洞。由王岩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人民检察院公务员的丑恶嘴脸，她的狰狞面目，和蔑视它人孩子的眼神，绝对不能和母亲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为了一点芝麻绿豆般的小事，竟对孩子大打出手，众目睽睽之下，不以为耻，却趾高气昂，然而，她的确是一个女人，也可能做了母亲，但究竟是什么东西，黑了，硬了，腐蚀了她的心肝呢？支撑着她的腰杆，挥手暴打可怜的孩子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她手中的权力！是权力的傲慢和疯狂！

与其比较，残忍的歹徒郑民生则手中无职无权，其所做的一切似乎只能用心理疾病去解释，但不要忘了，正是两级分化和社会分配不公以及人文关怀的严重缺失，铸就了他这样的杀人狂的病态和扭曲心理，而学校周边治安环境的恶化，校方把孩子们拒之门外久候，正坦露了公安的不作为和失职，以及“金钱之上”的教育体系的冷漠，故此本应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郑医生，才异化成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才能阴谋得逞！试问，假如象监控异议人士那样盯住孩子和学校，杀人狂能大行其道吗？就这一点来说，他和检察院王岩书记员的恶行本质上是异曲同工，都是一个专治体制上结出的累累恶果。

至于以往臭名昭著的毒奶粉，豆腐渣工程，干枯的水井，污染的企业，害人的假疫苗，等等，有哪一个伤害孩子的事件，不是和缺乏监督制约权力的社会制度有关呢？它们之所以屡禁不止地发生在众多孩子们身上，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孩子们是半个大人，肉体上是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弱者，二是孩子们是天真纯净的，思想上很容易被欺骗和凌辱，因此那些类似王岩和郑民生的人，就大行其道，有肆无恐，而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理应担当保护孩子们的天职，但恰恰相反，官员们总是在事后才去匆忙补救，而亡羊补牢，已是晚矣，试问：有谁能让福建南平的八个孩子死而覆生，有谁能够真正地抚平挨打后孩子颤抖而仇恨的心灵？虽然王岩事件后，辽阳人民检察院对她的处理是积极得当的，也是透明的，但司法系统公务员的形象已是蒙羞，一切都补救得太迟了！

当探讨汶川地震中豆腐渣工程发生的深层原因，还被官员列为禁区，我疑惑不解；当为孩子们讲话的谭作人还在狱中服刑，我痛心疾首；当艾未未还在艰难地追寻真相，如履薄冰，我由衷敬佩；当温家宝捧起干裂的田土眼含热泪，我砰然心动。但是，我们怎能不扪心自问，这些伤害孩子们的事件层出不穷，其根源究竟在哪里？多年来中国政府提倡一切向钱看，“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治国理念，而拒绝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普世价值的传播，则是重大失误，是否与此有关！我认为恰恰是这一点，毒化了许多人的心灵！

不错，中国经济搞得比较好，的确是共认的事实，这应当肯定，但为什么要把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呢？为什么忍心把孩子们受难当成经济发展的惨重代价呢？为什么不能既发展经济又尊重和保护人权，善待我们的孩子们呢？

其实，谁都知道社会顽疾症结之所在：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互相勾结，共同发财，他们无一不把自已的孩子奉为掌上名珠，或送出国，或进名校，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抱在怀里怕摔着”，而对别人的，特别是穷人的孩子呢，则冷若冰霜，视为草芥，辽阳的那个检察院书记员是这样，南平小学校长或许也是这样，散发毒气的企业的厂长是这样，对农民小学生王娅视而不见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也是这样。。。。。。回顾一下近年来不绝如缕的伤害孩子们的恶行，难道不是如此吗？难道不振聋发聩吗？

而且，最为悲哀的是，深挖一下社会根源，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以各种方式欺负和伤害孩子的人，大都是所谓有社会地位的长者，或官员，或老板，均满口仁义道德，把“三个代表”和“八荣八耻”挂在嘴上，他们唯独遗忘了：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官职是稍纵即逝的，金钱是随风飘散的！

一个伤害孩子的政党没有前途，一个伤害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一个伤害孩子的领导人没有明天！一个伤害孩子的人死后，墓地没有悼者！

2010年3月28草，4月3日改于多伦多

美国《时代》杂志年度“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评选开始，中国除了一些官员入选，韩寒、刘晓波都在候选人之列，中国网民热选韩寒，而中国媒体则有意忽略了刘晓波的提名。

图片：《时代》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票选：刘晓波投票页面 （心语屏幕截图）

美国《时代》周刊最新启动的一年一度的100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评选，于北京时间星期一早上公布候选人名单，中国80后作家韩寒和《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刘晓波都被列入候选者。同时来自中国的候选人还包括副总理王岐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百度总裁李彦宏。

中国的很多主流媒体也很关注《时代》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评选，包括官方的新华社和人民网等都发布了相关的消息，但是他们有意忽略了刘晓波的名字，也同时对韩寒的提名冷嘲热讽。对此，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野渡星期二向本台表示，“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在国内都属于被严格控制分发的消息，提到《时代》这样的提名会让国内公众知道的”。

《时代》从2004年开始，每年都评选100位“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该周刊称，王岐山成为候选人，是因为他作为中国最高层的经济官员之一，成功带领中国度过经济衰退；而薄熙来则因为打击重庆黑帮的有组织犯罪，使他成为中国“最受欢迎和深得民心的官员之一”。至于刘晓波，《时代》认为他是推动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最主要起草人，也是中国著名的政治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

图片：《时代》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票选：韩寒投票页面 （心语屏幕截图）

有网民专门制作了中文的投票说明指南，鼓励中国的网民都去为韩寒和刘晓波投票。创作此说明文章的网友在其中表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去投票，因为当我们胜利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历史的缔造者，投票的过程可能比结果更重要。”

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入选者还包括台湾宏基电脑公司董事长王振堂，韩国花样滑冰名将金妍儿、美国总统奥巴马、美国高尔夫球名将伍兹、美国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夫妇，以及日本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等。从目前投票的情况看，韩寒已经位居201位候选人的第12位，遥遥领先。在韩寒和刘晓波的投票页面也都有大量中文评论。整个投票过程将在5月1日结束，届时《时代》杂志将公布综合投票结果。

北京学者凌沧洲告诉本台记者，“显然现在韩寒的博客、言论正在打擦边球，正在探索其底线，我觉得韩寒这样的叛逆人物也肯定不为保守势力所乐见”。

在以往的《时代》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评选中，中国的陈光诚、曾金燕和《零八宪章》群体都曾经入选，其中陈光诚入选2006年，曾金燕入选2007年度的100位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当年同时入选的中国人还有胡锦涛，但是中国媒体也同样刻意过滤了曾金燕的名字。《零八宪章》群体则入选2009年度的全球最有影响力人物，而《时代》杂志网站相关的页面在中国是被屏蔽的，至今无法访问。

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潘嘉伟表示，过往当局都会发动一些五毛党去投票，而得出他们所想要的结果，希望今年这种情况能够有所改善，“曾经有国内的维权人士，例如胡佳都得到提名，但是政府用一些方法让一些五毛党来投票，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共同努力，应当会多一些不同的声音改变投票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