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作为个案，杨佳事件在任何社会都会发生。此案的重要性有二，一是杨佳所遭遇的不公正是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二是人们普遍地对杨佳的赞许。杨佳事件在西方国家也会发生，但仅是个别案例；而且人们普遍会谴责杨佳的暴力，起码来说，他过于残酷。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司法公正，人权普遍有保障，人们支持政权。但是中国权力专横，司法不公正，人权普遍遭受侵犯，权力将人逼向暴力反抗，人们憎恨政权。

杨佳是好汉，有道理，值得同情，在中国传统中，他就是千古留名的英雄武松。人们的叫好，也有道理，因为权力暴虐，无法律、无公正。问题是，我们期待中国走向哪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意识停留于中国传统意识和伦理中，那么杨佳就值得肯定。他就是我们的榜样。但是，我们是否要回到皇帝、小民、包青天、武松的时代？或是让中国变成当代水泊梁山？但真实的水泊梁山会怎样呢？难道太平天国、井冈山、“新中国”不就是吗？如果当初中共革命完全没有合理性、没有对正义的追求，是不会有那么对人为之献身的，也不会鼓动起数百万的人民。显然，如果我们要走向现代宪政制度，实现法制，那么在杨佳就是不能肯定的，虽然我们同情他。如果我们用公民来要求杨佳，他则需要暂时忍耐屈辱，寻求法律诉讼；无果，可诉诸媒体，寻求社会公正；再无果，可进行个人非暴力抗争，静坐、游行等等；仍无果，而反遭受迫害，那就加入民间反对派，在政治上抵抗专制权力，以非暴力方式推动社会及制度的改革，乃至进行非暴力革命，直至结束极权制度，建立公正的宪政制度。杨佳案，让我们从各个角度，看到了中国与宪政制度的差距，而这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持续的主题：古老的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及中国的艰困转化。

中国的前景很危险，社会稳定所需的种种要素都不存在了，偌大国家仅仅凭借由上至下的权力单线维系，崩溃随时都可能发生。中国最大的危险是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极权不同于传统专制，传统专制制度，尽管政权是国家的统治者，垄断权力，但是顺应社会，尊重社会的自然组构形态——社会自治。中国传统农村宗族社会就是自然形态的自治社会，传统中国，官不下县。但是中共极权制度，则以暴力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自治形态，代以权力直接控制。最主要的是土改，消灭乡绅阶级，摧毁宗族社会，建立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土地归共，成立公社。在城市，则是没收私人资产，取缔党派、商会、行徽、文化团体的各种民间组织；并且，党还控制宗教、街道居民，甚至进入家庭。由此，中国社会生态被破坏，人直接受权力控制，人与人的共生依存关系消失，社会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和意义，实际这是社会自然生态的死亡。这是中国社会无组织状态的根源，毛为中国准备了长久的灾难。还有，当今中国有数亿农民工，他们在农村无法生存，在城市不能定居，承受最艰辛的劳作，忍受最低下的生活，他们的状况属流民。尽管，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很危险，但是为了垄断权力，中共则坚决禁止民间组织各种社团，从工会到宗教群体，实际这是扼制中国社会的正常生长。

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精英集团管理国家，承担国家之责任。糟糕的是，在中国，没有一个集团或阶层，对国家、社会、民族负责。中共夺取政权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垄断了所有的权力、财富和资源。毛后，共产意识崩溃，官员们转眼就将权力私人化，以各种方式盘剥、掠夺财富，中共已成为利益集团，官员们只对自己的官职和利益负责，即不顾及国家，也不顾及百姓，他们的贪污腐败、掠夺财富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甚至不考虑本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和未来，他们有末日之感，因此没有节制，能抢就抢，能夺就夺。这些官员，中共一旦发生问题，他们首先抛弃的就是中共，何论国家和民生。即使如此，中共依然是垄断权力，不容他人染指；谁关心社会和国家的民运，就打压谁，指控他们颠覆国家政权。一个国家，基层社会处于非组织状态；上层，没有精英集团承担社会、民生之责任，仅此两条，这个国家已近崩溃之末日；况且，中国的社会危机远过于此。

国家或社会，其意义是达至全体成员之共生；当成员共生利益大于分离的利益，国家、社会方可继续维持；否则就会瓦解，或崩溃。社会中的优势集团或阶层，享有更多的权力和利益，因此他们也就需要更多地承担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照顾弱势群体，使其也能安定地生活。但是，中国的官僚和权贵阶级，他们非但不担负这些责任，反而利用他们权力优势，无节制掠夺弱势民众，比如圈地、强迁、国企改制，而且将司法权力化，抽调了维持社会的最后一块木板，社会没有了公正裁决，只能走向黑化和崩溃。今天的中国，国家、社会已经没有了成员共生的功能。官员寄生、掠夺国家和百姓；而下层民众仇恨、敌视官吏、权贵和富人。社会的矛盾到达了敌对的程度。国家、社会没有共生功能，必然会走向瓦解和崩溃。

毛夺得政权后，为了控制人的意识，系统而有目的地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清洗知识阶级，强制灌输共产意识。毛后，共产意识破产，国人陷入精神和伦理道德的空白。也就是说，中国十数亿人没有共认的价值、意识和道德，而这些是人们共同生活，组织社会的必要条件，无此，社会就无法有机运作。所谓唱红打黑，无非说明了，中国社会普遍走向黑化，国人没有意识共识与伦理规范。唱红打黑体现了政权和社会的双重穷途末路。

毛的残酷杀戮，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全面破坏，加之30年以来，权贵阶级的对于国家资源和民众财产的欺压、掠夺，社会已经积蓄了足够多的仇恨和暴力。杨佳、邓玉姣事件、汕尾事件、瓮安事件、石首事件、新疆“7.5”事件……，都显示了凶兆。当然，中国政权有足够的军队对付各地“突发事件”，但这并不能保障中国不发生崩溃。再多的钢筋和铁丝，也无法绑住一座已经沙化的建筑。极权者最大的愚昧之处是，他们以为依靠暴力夺得了政权，也就可以依靠暴力强制永久地占有政权，统治下去。但实际上，社会是自然生成的有机体，需要有诸多因素共构，以保障族类或群体的共生和延续，权力仅仅是其中的一元；但权力无限扩张，以至将社会其它元素统统扼杀，社会本身也就解体和死亡；随之这个庞大的权力也将塌毁。六十年来，极权政权，早已将中国社会摧毁殆尽，在社会意义上，中国是一片废墟。

一个流民政权，持暴妄行，已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流民的国家、民族。没有稳定，没有未来。官吏忙于腐败，小民积攒仇恨；穷人生无保障，权贵时刻准备逃跑；工人下岗，中下层市民几辈子也卖不起一套住房；数亿农民奔波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两头不得安生。表面上，权力控制着国家；而内部社会已经解体。无产者无恒心，有产者亦无恒心；有知识者、无知识者着忙的都是当下的利益；没有谁能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国人上上下下，内心均无安宁。中国今天的民族精神实是流氓精神，斗争哲学转为厚黑哲学。如果我们留心那些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就会清楚这不是夸张，而是真实。

坦率地说，中国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一方面，权力集团有了太大的利益，也欠有太多的血债，他们惧怕失去权力，因此不仅拒绝政治改革，而且要更加巩固其政权，将所有多权力的挑战消灭在萌芽状态，实质上这是强力制止社会健康的元素的生长，扼杀社会再生。另一方面，因为没有政治空间，民权不能正当地表达和健康生长，那么民众只能将他们所遭受的侵害和剥夺变为仇恨和暴力，如此每一个体的仇恨和暴力的蓄积，就成为社会蕴含的普遍仇恨和暴力。在现实上，中国民间的仇恨和暴力都在急剧增长，难以遏制，只等待适当时机的爆发。中国的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脆弱、僵硬、腐败、离心离德，近乎分崩离析。无论政治上，或经济上发生裂痕，甚至一个偶然事件，都可能导致连锁性崩溃，民间蕴含的仇恨与暴力将全面爆发，加之社会去组织，这将是非常血腥的。

刘晓波提出和平、理性、非暴力、渐进、朝野互动的政治变革，实是挽救中国免于灾难的道路。结束一党极权，实现民主宪政，不仅是道义问题，更迫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因为一党极权已经僵化，继续下去国家将崩溃，而一旦崩溃将是大规模的血腥灾难。天安门母亲们，也是预感到再次灾难，才作出巨大的妥协，提出“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 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也正是基于这些，刘晓波所坚持的非仇恨、非敌意、非暴力的精神，于国家、民族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建设意义。精神是对现实的反制，是因为中国的现实中蕴含太多的敌意、仇恨、暴力，预示着灾难，所以才需要非敌意、非仇恨、非暴力之精神，其不是对某一部分人而言，而是对整个民族的呼吁。

逮捕刘晓波，判以重刑，表明中共为维护他们的政权，拒绝民心、良知、善意，决心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惜将社会、众民抛入血腥之灾。最不济，高官们可以卷财举家外逃，但并不是所有中下层官员都有举家外逃的机会的，这就是说中共高层，为了他们的利益和权力，豪不在惜中下层官员及他们家人的命运和生命，可以将他们抛给复仇的民众。可以预测，权力分裂或经济危机，将导致社会崩溃，暴乱将全面发生，这将是血腥大难。进而各地方自保，军队镇压，由而建立地方军人政权，国家由此分裂。中央极权转为地方专制，中共也由此而完结。中共以暴力夺取政权，以暴力进行统治，而他们即使完结，也决心要留给国家和人民一场大规模的血腥灾难。的确，他们不愧是李自成、天平天国式的流民政权；但是悲惨的是国家和百姓，他们的苦难还没有到头，血和泪流得还不够多！

中国处在危险中，这需要聚合全民族的善意、意志、良知、智慧，将国家和民族带出困境，和平地完成政体变革，实现民主宪政，这其中也包括中共要求变革的进步力量。诚如《零八宪章》最后所说，“我们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求同存异，积 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这个期愿，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最大的善意及理想。但坦率地说，它的实现是很渺茫的，我们的国家、社会、民族被破坏得太惨重、太彻底了，极权统治的时间也太长久了，六十年来，我们离宪政，离现代文明，不是更近，而是更远了，凡是健康和有希望的力量都被消灭和遏制了，最后的完结很可能是以恶报恶。但是，我们需要恪守良知，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果我们不能争取到和平地实现民主宪政，那么我们应该考虑，在崩溃来临时，我们将如何减少流血，维护民生，重建秩序，向民主宪政继续进发。

2010年2-3月于伊萨卡

中国西南大旱，已经持续半年之久，至今无缓解迹象。这场被称为“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超过六千万，殃及耕地一亿多亩，经济损失超过二百亿（仅官方数据）。旱情还正向全国各地纵深发展，湖南、广东、甘肃、河北、山西、宁夏、西藏等省区，均呈现日益加重的旱象。

大旱，缺水，导致南方发电能力剧降。广西，九成水电“瘫痪”；四川，部分电厂库存量已低于七天警戒线；全国范围，六成水电告急。旱区民众，生计维艰。号称“水资源居全国第三”的云南，竟沦落到连饮用水都告急的地步。

中共总理温家宝再赴旱区表演“亲民秀”，并间接承认天灾背后的人祸：基础建设滞后，工程性缺水。温某提出要“痛定思痛”， 却不是针对中央政府，而是指向地方政府、甚至民间。

在民主国家，遇天灾人祸，总是民间责备政府，地方政府又责备中央政府，由下而上；但在中国，情形往往相反：总是中央政府责备地方政府，甚至责备民间、指责国民，由上而下。温某的振振有词，把中央政府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仿佛，中共“中央政府”，只有训斥地方和教训民众的资格，绝无治国保民的责任。

然而，退休的前中共水利部长钱正英，却道出了“中央政府”的历史罪责：“进入九十年代，黄河开始断流……我们一直强调治河、用水，没想到居然使黄河水断流了。后来问题越来越严重，塔里木河、黑河等内陆河流也出现断流。我逐渐认识到，过去的水利工作存在着一个问题：粗放管理，过度开发。”钱某虽然自责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当年我当部长时的责任。”但毫无疑问，这是整个中共“中央政府”的责任。种种“天灾”，都是来自中南海的慢性人祸。

据知，文革后期，唯一的经济建设，是农村水利建设。但到了八十年代初，邓小平为了从华国锋手中夺权，竟污指华“把水利建设战线拉得太长”。邓将华赶下台后，大幅削减资金，让众多水利工程下马，导致全国各地水利工程老化失修，北方水资源紧缺，全国再现粮食危机，才由赵紫阳等人重提水利规划。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所谓“水利建设”，竟又是一窝蜂的乱上胡干，密集拦江建坝。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环境浩劫型的“中国模式”，引发重重灾难。仅说旱灾，进入二十一世纪，日益严重。2004年，中国南方遭受“五十三年来的罕见大旱”；2005年，云南出现“近五十年来少见的严重初春旱”；同年，华南地区出现“严重秋冬春连旱”；2006年，重庆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2007年，中国22个省区出现旱情；2008年，云南连续三个月大旱；2009年，15个省市发生严重干旱；延至2010年，西南五省市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

钱正英提到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仅一笔带过。但无可回避的事实却是，作为中共“政治工程”的三峡大坝，建成封顶（2006年）后，西南地区，高温大旱，就连年不息。到这次大旱，长江上游出现罕见枯水位，怵目惊心。

破坏性的“中国崛起”模式，甚至殃及邻国。就在中国西南地区爆发特大旱灾之际，紧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严重旱情。湄公河四国，即泰国、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纷纷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谴责“中国人祸”，它们指控：中方在湄公河上游，即中国境内的澜沧江，乱建水坝，导致湄公河水位严重下降，达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中共方面，照例狡辩，不承认任何责任。但当近期，湄公河四国为此举行峰会时，中共当局还是同意派出代表，前往“对话”，实际上是前去“解释”、“挨批”。

温家宝批评地方、训斥民间，不妨自我反思：对待环境，中南海为何不能像部署其自身政权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样，年年做到严丝密缝、滴水不漏？为何不能将天灾人祸，像对付“社会不稳定因素”那样，“消灭于萌芽状态”？身为“暴发户”的中共腐败集团，究竟把浩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力，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值得国人追问和深究。

2010年一月，进入中国市场五年之久的Google公司宣布，由于互联网审查等原因，Google将退出中国市场。3月23日凌晨，谷歌（Google）中国首页指向香港Google。

当天下午，听说有网友自发前往Google在北京和上海的总部献花，遂和网友约好一共前往。傍晚五点半左右到达中关村清华科技园的Google总部，只见Google总部的名牌几乎被网友们送上的鲜花和各种物品覆盖：有人送上了酱油（代表酱油党），有人摆上了杯具（代表悲剧），还有人送上了苹果、酸奶、二锅头等物，以及一本自由诗歌小册子。名牌上还贴满了支持Google的纸条，有“NO EVIL”、“In Google We Trust”，还有一张纸上写满了朝鲜文。

Google名牌旁，有人手举“我爱谷歌”的标语合影。有人点起了蜡烛，怕风大吹灭了所以用白纸包上，被园区保安阻止，说是怕风大引起火灾（纸里包不住火啊！）。点蜡烛的小伙子跟保安理论，保安领导说：不用纸包就能点。过了一会小伙子从附近的商场买了包蜡烛的塑料盒，点蜡，依然被阻止，小伙子说：你们领导不是说了不用纸包就能点吗？保安说：领导说了？听领导的那CCTV大楼不都着了吗？

晚上八点半左右，Google名牌聚集了数十人，在一位网友的指挥下，大家合唱了《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有人提出唱最近流行的《草泥马之歌》。这首歌的曲调来自动画片《蓝精灵》主题歌，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歌词大家都记不全，因此有人用手机上网搜索歌词，然后发给大家。就在大家准备合唱《草泥马之歌》的时候，几十名身穿制服的警察开始驱散人群，于是大家一边撤退一边唱起《草泥马之歌》。撤退过程中有MM给警察叔叔拍照，只见若干人高马大的男警察围着几个MM大喊：“你们耍流氓！”此外也有便衣拿着摄像机在给我们;录像，于是有网友戴上口罩（当天北京沙尘暴），并且在口罩上写上“NO EVIL”。

大家撤退到马路边上时，警察开始清理Google名牌上的鲜花等物。许志永等公盟人士忽然出现，站在一边做幕后黑手状。警察忽然消失，大家再次聚集在清理干净的Google名牌前。有人开始用携带的白板笔在名牌上留言，有“多难兴邦”、“来得错误，去得潇洒”等字样。

有人认为Google五年前“来得错误”，也有人认为今天Google的撤退说明西方国家“与中国接触，促进中国变革”战略的失败，对此我有不同看法：如果五年前Google没有来到中国，大多数中国网民也就习惯了没有Google的生活；Google来到中国，让中国人认识到Google的好处之后再退出，才能对中国产生最大的影响。如果五年前Google没有来到中国，也就不会有今天的Google总部献花事件。西方国家的“与中国接触”战略也是如此：如果西方国家完全不跟中国接触，中国就会成为北朝鲜和古巴；西方国家只有与中国接触，才能对中国发挥影响力；只有先让中国的经济对西方产生依赖，再进行经济制裁才有意义。因此Google的撤退并不能说明Google五年前“来得错误”，也不能说明接触政策的失败。

因为以前有一个报纸写过去我老家自驾游的攻略，所以有一些来访者也曾找到过那里，送来一些小礼物或者拍一些照片，我都会看到，但是最近看到放在老家的一些来信，让我读后觉得非常无奈困苦。

我们国家有一个部门，叫做信访办。古代老百姓受了当地官员的冤屈以后，就会上京告御状，运气好的还能拦到当官的轿子，运气最好的能遇见微服私访的皇帝，这些小概率事件乃是支持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向往的精神支柱。到了现代，领导们都换上了好车，不能再用拦轿子的方式自杀了，更大的领导由于电视曝光率很高，也不能微服私访了，就算下乡，最多也是去一些当地领导特地安排的影视基地，和一些农民艺术家们进行表演，但那都是影帝们在飙戏，和老百姓的关系不大，信访办是很多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人们唯一的出路。

当然，很明显，他们想的太天真了，在一个司法不独立的国家，你怎么能指望突然会有一个政府部门为你出头呢，一个小朋友打你一下，他妈妈骂你一句，他爸爸还揍你一拳，你去他爷爷那里举报他儿子和孙子，你明显是还欠踹你一脚。虽然他们那挑高三十米的办公楼大堂里可能挂着诸如为你服务等文字，但人家是把这个当书法作品在欣赏，你怎么能把这个误会成人家的行动纲领呢。

于是，在明白了上访乃是自投罗网主动进入黑名单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碰壁以后想到了媒体，追求公正就变成了和追求女人一样，只要搞大了，这事就成了。毫无疑问，中国的媒体人和中国的公务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每个职业都有每个职业的追求和素养，媒体人基本上是有自己的媒体理想和新闻追求的，虽然他们也不能违反每天下发的禁令，但是只要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以内，他们都是嫉恶如仇的。再比如车手，职业追求就是开的快，演员，职业追求就是演的好，但是我始终无法知道公务员们的职业追求是什么，是办公务么。也许他们的职业追求就是好吃好喝，游手好闲，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最终顺利变成官员，可以有权有势有灰色收入。恰恰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职业追求，所以他们没有职业素养。基本上，上访者在他们眼里都是没有大局观的刁民。

很多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朋友们把我当作了媒体，在杂志的稿件和我每天收到的信中，有不少都是希望我主持正义，帮他们写一写，让他们的遭遇引起媒体的关注。我每封信都认真的看了，但是我非常的无奈，这些事情在你们家庭的身上是个沉重的负担，但是对于新闻媒体，这已经失去了新闻价值，我相信就算我为你写一些什么，也不会有传统媒体的关注。而一件事情的解决，往往需要很多传统媒体的帮助才可以，领导才会出来装腔作势的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信中最多的是某个小区交房质量很差，某个小区边上是个垃圾站或者变电站，还有最多的就是我被强拆了。你如果被强拆了，那不是新闻，那是生活。如果你本人没有烧焦，还能收发邮件，全家老小全部健全，那就是幸福生活，你应该感谢国家。

最惨的一封来信来自于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所有的材料都很全，内容是一家人被强拆了，还有人受伤，家里的大部分面积被算成了违章建筑，他们去北京上访，结果材料被退回到省，省退回到市，市退回到县，县退回到村，然后每逢国家重大节假日，他们一家都被联防队监控起来，以防破坏和谐气氛。最后他们告到了法院，法院居然受理了。

天哪，法院居然受理了，法院难道不是政府的一个服务机构么，怎么会受理此案呢？我迫不及待了翻到了下一页。

在这一页里，法院居然很快判决了，判决的结果是原本政府要赔受害者二十万的，现在政府只需要赔十万。

在我收到的这些信件中，我并不能公布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并没有核实过，但是我个人又没有能力去核实这些。虽然我相信大部分都是真实的，甚至全部都是真实的，最多就是在艺术上多写了一些对自己有利的内容，但是对事情的大局上并无影响，操蛋的肯定是对方。对于这些需要帮助的信件，我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力。当然，他们并不是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带来曙光，他们只是在不停的向所有他们能想到的渠道尝试。

当然，真正苦难深重的人已经未必能够申诉，对于在正在申诉自己苦难的人，他们始终没有一个申诉的途径，他们曾经向干部申诉，后来发现好像除了干部以外也没其他什么人欺负他们，于是他们向组织申诉，后来发现组织是由大大小小的干部组成，然后他们找到了信访办去登记了一下自己，以便于公安机关监控，最后他们到法院去缴纳了诉讼费，这条路上绕来绕去都是敌军，于是他们另辟蹊径，他们找到了媒体，但是发现苦难者太多，自己的苦难不够深重，没有达到新闻的级别，然后他们找到了网络，但是发现倒霉蛋太多，他们的倒霉不够独特，没有达到被顶的级别，然后，他们怎么办？

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有一篇《论美式假民煮最后一块遮羞布的落下》，文章认为美国的选举和金钱联系在一起，所以是假民主，一月份最高法院取消了企业政治捐献额度的限制，被作者认为是取消了民主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投向金钱民主。

这篇文章的看法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凭直觉我们会感到拿谁的钱替谁说话，所以许多人认为最好不要政治募捐，否则富人的影响力一定大于穷人。其实金钱的介入并不是只会产生歪曲民意的效果。我们知道，要竞选就应该让尽量多的选民了解候选人的情况和他们的主张。我们现在选举基层人大代表因为缺乏竞选过程，所以选民普遍抱怨根本不了解候选人，只好随意画圈。为了避免这个弊病，竞选者就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他们的主张，也可以通过媒体揭示对手不诚实的一面。进行媒体宣传有两个途径：一是主持选举的政府部门把他们的情况向选民如实介绍，二是竞选者通过市场找到宣传自己的媒体。因为政府并非中立，执政党可能会借机偏向本党候选人，所以后者更可取。假如不允许政治募捐，那么候选人就只能自己掏腰包进行宣传了。这种情况下，穷人就会被完全排斥出去。只有允许募捐，穷人才能够靠政治主张赢得金钱支持并把自己的主张广泛宣传出去。林肯被美国人认为是最伟大的总统，可他出身贫寒，竞选总统前也不富裕。假如不许募捐，他绝无可能当选总统。1992年的总统候选人佩罗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亿万富翁而当选。但是如果没有对政治捐款的任何限制，就不但会有巨额捐款者可能的操纵，还可能有腐败。所以对个人向候选人捐款限额是2300美元，还有捐款公开等规定。

取消对企业政治捐款限制确实对民主有不利影响。不过，这也谈不上“最后一块遮羞布”。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在于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站了多数。在民主和自由之间，确实有些边界不易把握。对公共事务的言论表达大体上应归入言论自由，但宣传资金的投入确实对民众的选择会产生影响。我们不能一概把影响民众选择的因素都归入应消灭之列。比如长相英俊的人往往比长相难看的人更能获取选民欢心，但法律不应规定候选人都必须戴上面具竞选。我们说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不止意味着它有多党竞争选举，而且包括公民自由和三权分立等特点。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虽然在人人平等地参与政治方面有所退步，但是在保障表达权上却有强化。在一部分中国人看来这个交换是不值得的，也许大部分美国人也这么看。不过这毕竟是在美国宪法秩序下的一个局部调整，这个调整凸显了司法权的作用，有可能不反映大部分民意。如果我们用“政治文明”来代替民主，就可以理解的更透彻。民主只是政治文明的一个方面，自由、宪政、法治等也是。这些政治文明要素之间的调整和权衡不应看做整个政治文明的败坏。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宣传资金的投入越来越多，宣传资金的边际效果是逐渐降低的。假如根本没有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那么竞选人必须面对面的向选民演讲，谁的钱多谁就影响的选民多。可是有了现代媒体，尤其是有了互联网，候选人的信息几乎不用什么代价就能为大部分关心选举的选民所获悉。而且美国的两大党除了靠政治募捐，还可以不靠募捐而接受政府提供的8000万美元竞选资金。最近的这次竞选中，麦凯恩就是靠这个钱，而奥巴马从广大选民的捐献中得到了上亿美元。竞选资金到了这个数量级以后，靠着现代媒体，基本就可以把候选人的信息普及到每个选民头上了。当然还是有许多不关心政治的选民，如果某候选人投入的宣传资金更多一些可能会有点效果，但你再多投入十倍的资金，很可能也拉不来十分之一的更多选票。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放开对企业捐献的限制，候选人能因此多募捐不少资金，但其效果相比其政治纲领是否能打动选民可以说微乎其微了。因此没必要对最高法院的这个法令看的过重。

那篇文章还顺便谴责了私有制导致金钱民主，这是个更大的误解。我们希望法律能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自由是以财产权为前提：没有财产权，个人就无法独立，只能过依附性的生活。假如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只求能吃饱穿暖，是否人格独立无所谓。因为那时落后的生产力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今天，物质生产已经很发达，人们要追求更高级的幸福就得追求个性独立和人格尊严，因此自由和财产权就是必要的。所谓私有制，其实就是保障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因此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公民自由，我们想想毛时代和北朝鲜就知道了。在尊重公民私有财产权的社会其实也可以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并不是说二次分配的力度越大越好，因为其代价是既挫伤高收入者的创造性也带来损耗。在民主国家，这些涉及不同人群利益冲突的问题也不是很容易解决，所以才需要宪政来保障最基本的秩序和正义。

美国的宪法和尊重宪法的传统保障了美国的长治久安。宪法应该反映民意，但又不能唯民意是从，否则会堕入多数人的暴政。法官也不是圣人，很可能带有偏见。不过美国的宪政机制尽管会产生某个似乎不如人意的结果（之前的辛普森案也使美国法律有放纵罪犯的嫌疑），但是即便真的效果不好，它也有足够的纠错机制来纠正。而且正是这个宪法秩序保障了最基本的民意不会被长期漠视。假如最高法院的这个法令导致政府为维护大财团而明显损害了广大平民的利益，那么也可以通过立法机关的努力或大法官认识的改变得到纠正。

德国、南非、以色列和菲律宾的民主和美国民主有明显的区别，但在由公民投票选举具有立法权的议会和行政长官这些基本民主原则上都是一致的，否则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民主国家。对于中国来说，要学习的是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而不是具体某国的法律条文。把美国的民主称为假民主既是对民主的不了解，也反映了一定的民族主义情绪。如果谈到瑞士民主，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人轻易斥之为“虚伪、金钱民主、资产阶级面纱、富人的统治工具”，可能就要想想怎么回事。我曾看过许多人说美国总统选举总是谁钱多谁赢，但如果大家知道在1948年竞选中资金充沛的杜威输给了缺乏竞选资金的杜鲁门就知道这不是绝对律令。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好东西，否则它早已变成现实。比如民主对于专制君主就不是好东西，它削弱了原先统治者的权力。今天大家都认识到主权在民而不在某个固定的统治集团，所以即便是专制的统治者也需要被认为是符合民主的，否则就没有统治合法性。因此才有可能某个东西（比如非选举产生的代表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充当民主的遮羞布，但民主本身是不需要遮羞的。民主确实本身有弊端，况且仅仅民主也不能代表全部政治文明。民主的这个“羞”不必遮，完全可以公开讨论，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之。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程序，需要的就是从地方到中央进行开放的、透明的、公正的和自由的选举。尽管民主不是政治文明的全部，但却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世界上确实没有完善的民主，但如果不完善到连基本的民主形式都没有，那就是根本没有民主。为了更好的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我们可以研究外国的民主制度哪好哪坏，从而少走弯路。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永远等下去，在岸上是学不会游泳的。

今年是2010年。21世纪进入了它第二个10年。

我相信，今后这10年，不但对中国是极其关键的，就是对全世界也是极其关键的。

20年前，很少有人想到中共政权还能维持到今天；10年前，人们看到了中共政权重新得到巩固，但很少有人想到它会迅速地变为强大。今天的人们则不得不正视中共强权的已然崛起，他们不能不想的已经是，中共强权的崛起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它将怎样改变世界。

在2月9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中国最近在国际事务上表现越来越强势，印证了国强必霸的权力政治逻辑。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对此给予否定回答。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从不去欺负别人，从不去干涉别国的内政。”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称霸”。可是尽人皆知，中国政府天天在欺负自己人，在欺负自己国家的同胞，包括异议人士、维权人士、自由信仰者、弱势群体，等等等等。那么，把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补充完整，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从来不去欺负别人，我们从来只欺负自己人；现在不欺负别人只欺负自己人，将来发展了，也永远不欺负别人只欺负自己人。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的是专制统治集团专欺负异族人外国人，不大欺负本族人本国人；可是从来没有过只欺负本族人本国人却不欺负异族人外国人的。因为那根本不可能。

有人说，如今的世界是地球村，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密不可分，正面冲突对谁都没好处，所以各强权之间更会和平共处。这恐怕是把话讲反了。在过去，如果两个强权在地理上距离遥远，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那倒比较容易相安无事。唯有在地球村时代，各国的利益相互纠缠，彼此发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必然增加，假如双方的价值观根本不同，那反而更可能引发正面的交锋与对抗。

关键的一点是，崛起的中共强权是一个专制强权，而且是一个丧失了一切理想主义的、赤裸裸的、为了权力而权力的专制强权。我早先就讲过，所谓“中国奇迹”是建立在六四屠杀之上的。20年来，中共就是逆世界人权民主潮流而动，凭着六四屠杀造成的威慑效应和低人权优势，通过肆无忌惮的权贵私有化，反而成就了“辉煌盛世”，这只会使他们更加迷信暴力，践踏正义，蔑视人权。与此同时，中共又深知，无论它们的权力看上去多么强大，骨子里却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它完全是建立在不间断的压迫之上，一旦压迫机器失灵，庞大的专制权力就会顷刻瓦解，而犯下两次抢劫滔天大罪的他们很难避免被国人清算。这两条加在一起，就使得今日的中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人权与民主更敌视也更恐惧，因此也就更具攻击性更危险。

有人说，看来，中国的民主转型可能至少还需要等10几20年。我说：不。没有那么多时间可等。如果在10年之内中国还没有变得民主，必然就会变得更专制，或者说，中共的专制就会变得更强大，更骄横，更咄咄逼人；整个人类都将面临极大的灾难。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危险。

天下事，知难行易。20年来，全球的政治形势之所以发生惊人的逆转，首先一条，就是因为人们对后六四时代中共政权的性质及恶性演变趋势缺少正确的认知。这一点在眼下热门的“中国模式”的讨论中可以说暴露无遗。中共官方对中国模式的解释固然是在误导舆论，蒙骗世人，西方政界学界对中国模式的解释，总的来说也是肤浅的，不得要领的，中国的异议人士虽然在整体上坚持对中国模式的批判态度，但是很多批判依然未能打中要害。由于缺少正确的认知，才导致中共强权得以坐大；由于缺少正确的认知，自由民主力量才未能对之进行有效的攻击。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结束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强权，任重道远，揭示出中共政权和中国模式的强悍之处及致命之处，则是当前的首要之需。

中国作协在西南旱区举行高规格主席团会议，遭到公众和网民抨击，相关文章则被删除。

正值中国西南大旱之际，官方支持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九次主席团会、七届五次全委会周三在重庆举行，参会成员被高规格接待，入住的是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酒店为他们准备了高级宴席，又乘坐重庆作协安排的奥迪车离开机场。

如此奢华排场，和旱情严重的灾区是极为讽刺的对比。《南方都市报》星期四刊登青年女作家阎延文一篇标题为《请作协官员走出灾区“总统套房”》的文章，当中引述《华西都市报》记者的报导，文章表示，“一向被国家斥巨资和正部级行政级别高额荣养的中国作协，面对灾情却如此不关痛痒，极尽挥霍，在旱情严重的灾区召开250人豪华年会，不仅入住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一席宴更吃尽数万名小学生的捐款。此情此景，不知作协的官员们作何感想？”

对此，也在西南灾区的成都天网义工蒲飞星期五向本台表示，“现在特别是西南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个会议是一个相当无耻的会议，作为作家也好，艺术家也好，应当是对社会的苦难有担当的责任，但是这个会议到西南地区召开以后，没有对当地老百姓的旱情有任何的关切行为，反而利用纳税人的税款进行大吃大喝，住豪华酒店，乘坐豪华汽车。我们知道作协这个机构没有任何造血功能，所有经费来源都是国家对每个大型团体的拨款，而恰恰是这种拨款到了他们这里，没有想到把钱用于创作，或者建设很多NGO的公益项目，居然是把这些钱拿来召开极为豪华的作协会议，这在任何情况下是不能容忍的！”

在4月1日的新闻记者发布会上，作协主席铁凝说：“作为写作者，我扪心自问，我的笔，能配得上这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她还表示，中国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儿童文学作家郑渊洁在新浪微博上表示：作协的大佬们无视旱区灾民的痛苦，住在旱区的总统套房里，大谈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任何事物存在只需要一个理由。需要一万个理由才能证明其存在合理的事情，离寿终正寝不远了。请你们立即搬出总统套房，去帮助旱区灾民。针对铁凝说“扪心自问，我个人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网友认为，“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充斥血泪火鬼，哪里是一支笔就能写的尽的”。知名艺术家艾未未则在微博客推特频道上表示，“扪错了地方”。

网民发现，就算对作协的批评也在被审查之列，腾讯网上的《请作协官员走出灾区“总统套房”》的文章已经被删了。记者按照谷歌搜素引擎的链接点入，出现“页面没有找到，5秒钟之后将带您进入首页”。网友质疑道，是什么部门指使的呢？

独立中文笔会成员、作家余杰告诉本台记者：“因为批评作协不是批评某一个人，或者不是批评其它那些真正的民间团体，它是一个半官方的副部级的部门，所以批评它也就是批评共产党的文化宣传体制，以及整个共产党的制度性问题，所以不允许在公开的媒体上出现。”

2009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被网民列入“中国公众人物耻辱榜”，她入榜的原因是在2009年10月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前，铁凝对记者说：“啥叫书报检查制度？在中国艺术家享有极大的自由。”而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铁凝说：“在中国，没有人会因为写作而坐牢。”

另一位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江棋生就此表示，“作协里面不是有一个山东人，在5.12大地震时说，地震死的人做鬼也幸福，说别人是做鬼也幸福，他们自己住总统套房也幸福。他们为一党专政制度歌功颂德，还在为他们做无罪辩护，铁凝更是说没有书报检查，没有人因为写作而坐牢，那都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鬼话。”

刘翔委员的尴尬

全国政协委员刘翔出席两会遭到记者围堵，叱咤体坛的小伙此时此地一脸尴尬，恨不得扒个地缝钻进去。刘翔从来没研究过政治，却硬着头皮到这里掺和，除了丢人现眼，恐怕难有其它斩获。当全国政协委员未必是刘翔的愿望，多半是当局者为了吸引眼球的花招，用刘翔当幌子，估计刘翔也知道那是幌子，所以去年他根本没有计划参会。遭到媒体痛贬后火速赶来，已经狼狈不堪。

这一次刘翔按时来了，可是面对无数政治记者——而不是体育记者的提问，简直成了无地自容的傻瓜。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尴尬，是因为刘翔来的不是时候。想当年，两会就是一场文体明星沙龙。唱戏的、跳舞的、剪纸的、捏糖人的、写书法的、绘画的各显神通。反正大会所有内容和程序都是事先设定的，“一致通过”就行了，谁说个不字就会大祸临头。大家索性把两会当成庙会，嘻嘻哈哈，热闹一阵子就算完了。

事过境迁，宪法、法律的地位日益凸显，公民开始关心国家的大蛋糕如何分配，是不是公平合理。事关13亿国人切身利益，民众需要通过代表、委员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必然对出席两会的委员、代表提出更高要求。文体明星哗众取宠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不谙国是，不学无术者的南郭先生便成了众矢之的，此时此地的刘翔便成了中国特色政治舞台的祭品。

奥运会上的刘翔由于充当官员道具，遭到世人质疑，美誉度急剧下降。如果每年两会都这么折腾一次，刘翔用无数心血汗水换来的名声迟早会消耗殆尽。

有人建议刘翔知难而退，这是对他自己负责，更是对公众负责。不过我更希望刘翔从此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计民生，储备积累知识，为今后参与政治做好准备——毕竟刘翔具有他人难以比肩的影响力。

电影明星里根能当美国总统，体育明星施瓦辛格能当美国州长，刘翔还很年轻，未来的人生道路还很长，完全可以走得更精彩。看到刘翔尴尬的样子，我深深为他感到难过，更加痛恨那些对国家政治不负责任，对13亿人民不负责，对刘翔本人不负责的幕后推手。其实这哪里只是刘翔的尴尬，分明是整个中国官场的丑陋，是当代中国政治的耻辱。

李顺桃委员谋害国人

鲁迅言无端空耗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按照这样的逻辑，占据国家最高殿堂浪费全国人民的时间，自然就是国人的公敌。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顺桃在社会福利和保障界的分组讨论开始后，“用了20分钟讲形势大好，又用了20分钟讲别乱吐痰”，如此无病呻吟的废话，等于谋害全体国人。

第11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共有委员2237人，以全国13亿人计，等于每58万人一名委员，也就是说一名全国政协委员代表了58万人。李顺桃委员所在的小组有38名委员，也就是说这个小组的委员代表了2000多万人口。李顺桃的无聊发言总计40分钟，用这个数字乘以2000万人等于8816万分钟，就是1677年。按我国人口72岁平均寿命计算，李顺桃等于“谋害”了23个人的生命。

按照我国刑法，故意杀害一个人就可以判处死刑，政治家的不负责任将会谋害这么多人，应当如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政协的主要职责是“参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政协委员的天职就是成为执政党的诤友，就是勇于当面指出缺点错误，敢于为“头脑发热”的朋友“泼冷水”。如果执政党拥有这样一大批诤友，将会少犯多少错误，少走多少弯路？

如今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加剧，不同阶层利益冲突激化，迫切需要各方贤达为构建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积极建言献策。许多政协委员也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前来参加两会，他们作了充分的调研和精心准备，愿意为国运昌盛贡献一份力量。然而，李顺桃不顾国人和执政党的殷切期待，居然在最高殿堂占用了40分钟宝贵时间做无用功。也许他是用这种方式向某些人证明什么，但更大的可能是以这种方式阻止其它委员表达真知灼见。

李顺桃分在社会福利和保障界小组。当下中国，社会福利和保障存在的问题尤为突出。广大城市平民和农民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少的可怜，陷入不敢就医、因病返贫困境的人数不胜数；社会捐赠和救助体系由于被少数机构垄断迟迟发展不起来；绝大多数人无偿献血与绝大多数人有偿用血局面引起世人强烈质疑，在利益集团把持下至今难以改变。面对林林总总车载斗量的严重问题，李顺桃委员三缄其口。却在一通阿谀奉承之后，用了20分钟拿吸烟、吐痰问题扯淡。请问李委员良知何在？居心何在？

李顺桃的行为当场激怒了其它委员，面对其冗长发言，黄文仔委员忍无可忍，激愤制止。其实早在去年全国两会上，钟南山代表就严厉批评了一些代表10分钟发言中8分钟歌功颂德的现象。没想到李顺桃依然我行我素。据说还有一些明星俨然成了签名代表，一些委员成了拍照记者。更有一些代表、委员，对天下大事置之度外，处心积虑借此机会拉关系，走门路。

参加两会的代表、委员迫切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职责，充分利用两会宝贵时间努力实现公平正义，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待。

张杰庭委员主张丛林法则

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称北京房价未来两年将涨到每平米4万元，记者问“那老百姓怎么办呢？”身为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席、锡华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市21世纪实验学校董事长的张杰庭大声回答，“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活法，政府有政府的活法，有钱人有有钱人的活法。”

对此，媒体有批评，网友有指责，但我认为大都没有说到位。我认为这是一起需要国人高度关注的严重政治事件。在国家最高殿堂议论国是的人们当然可以自由发言，但所有发言不能超越国人容忍的道德底线。所谓“三种活法”不是别的，就是丛林法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污泥”的自然法则。

如果听任有钱人、有权人、老百姓三类群体按各自的活法自行发展，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有钱人会利用金钱打通所有关节，创造更多财富，攫取更多金钱，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有权人会剥夺民众更多权利扩大手足的权力，通过权钱交易中饱私囊，再用金钱开路牟取更高官位，享受众星捧月的无限风光；老百姓则会沦为有钱人和有权人饕餮盛宴的牺牲品，或忍气吞声任人宰割，或舍身反抗遭受更多苦难，不满、无奈、无助、愤怒将伴随他们终生。

这就是有权人、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有狼吃羊的自由，羊没有不被吃的权利。按照这样的状态发展下去，必然是矛盾丛生、危机四伏、社会断裂、动乱迭起。

人类之所以成为高级动物，之所以能取得伟大的文明成果，是因为人类创造了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社会制度，从而不断走向更高文明。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限制特权、消灭剥削、消除歧视、缩小差别、实现平等，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史。

“三种活法”之说如果出自一位普通人，大家恐怕不屑计较。这样的话如果是大人物在私下说，别人也许会嗤之以鼻。但是，张杰庭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居然在举世瞩目的两会上公然宣扬丛林法则，令人无法容忍。正如网友所说，如果大家都按自己的活法活着，要政府干什么？要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居住在一起的人们之所以设立政府，就是为了让属于这里的人们都过上幸福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设立委员、代表，我的理解是需要这些人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监督社会蛋糕的分配，确保每个公民，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够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对于张杰庭发表如此令世人为之瞠目，令国人为之心寒的冷血雷言，需要国人高度警惕：为什么秉持如此人伦理念的人能爬到如此高位？为什么这样的人能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宣扬丛林规则？

文明的标志不是一个国家出了多少富豪，而是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能不能都过上体面的生活。发达国家之所以拥有令人羡慕的高度文明，不仅仅是科技先进，更重要的是他们奉行了选票政治。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和那些有权、有钱、有名的人拥有同样份量的选票。每逢大事都要由大家投票决定，谁想当官、当代表都要先过选票关。由于民众能够用选票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只能看着民众的脸色提出主张。哪个胆敢不把民众放在眼里胡说八道，大家就会用选票把他赶下政治舞台。那些只认权力和金钱，无视民众，没有公德的人，在基层选举中就会落败，根本不可能混入高层参与国家政治。

全国政协委员张杰庭的表现只是冰山一角。请看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甘当花瓶委员，那些与贪官污吏相勾结，为虎作伥愚弄民众的委员，那些为富不仁甚至沦为黑社会头子的政协委员——无数触目惊心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各级政协委员的民主选举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了。

温家宝访问英国的时候，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金融时报》报道说：“温家宝又反驳一些对于中国政治改革进度的质疑，他说，‘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害怕民主和选举’，但中国明白‘只有信任你的人民，人民才会愿意让你维持权力。’”中共高官不谈民主则已，一谈民主必定一鸣惊人。胡锦涛说，是人民选他当国家主席的；温家宝说，是人民让他维持权力的，由此我才明白了什么叫狼狈为奸。这真是一个比赛谁更无耻的国家。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说过，士之无耻，可谓国耻。那么，总理的无耻，就更是国耻了。

这位自称信任人民同时也被人民信任的总理，唯有到西方国家访问的时候，才可能遇到流亡在外的“人民”的抗议。在出入中国驻伦敦使馆的时候，他行走在守护人员用黑伞组成的“仪仗队”之中，那两百多名在外边抗议的“人民”，既然看不见，就当他们不存在吧。温家宝看得见的人民，是那些国内的、对他感激涕零和三呼万岁的人民。于是，他便想当然地认为人民愿意让他维持权力了。

刘项不读书，家宝爱读书

刘项原来不读书，所以暴君们个个都喜欢焚书坑儒。中共的首脑们却很少是不爱读书的。毛泽东的书房里堆满了专门为他一个人印刷的大号字体的古籍，难怪他对权谋术和厚黑学运用自如。毛对知识分子耍流氓手段，对梁漱溟破口大骂，以蔑视文化为荣，显示出山大王“无知者无畏”的本色。他却对那些胸无半点墨的军头们引经据典，让他们听得云里雾里的，从而对主席之睿智博学叹为观止。本来是张国焘嫡系猛将的军头许世友，被毛刀下留人之后，对老毛遂俯首贴耳。老毛让已经当上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读《红楼梦》，武功盖世的许大和尚读了五遍都没有读懂，只好到主席面前请求免去这可怕的苦役。

江泽民也喜欢读书，在当年南京的伪中央大学里，他大概是学过几本英文原版的教材的。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时为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面对群情激昂的学生，故作从容地用英文背诵美国的《独立宣言》，这点功夫肯定是“解放前”的教育打下的底子。如此，让热情澎湃的学生们在这个“民主前辈”面前自叹不如，遂偃旗息鼓而去。大上海的稳定，差不多靠老江的这一场表演奠定。而大上海的稳定，终于让老江北上继位，权倾天下。看来，老江得感激民国时代的西式教育。

而温家宝总理爱读书、爱引经据典的习惯，更是让“八宝饭”们仰之如山，望之若海，如醉如痴。有人专门将温家宝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应用过的各种典故整理出来，以显示大国总理的学识渊博。温家宝在谈及其读书生活滔滔不绝，《金融时报》评论说：“温家宝是一个不拘一格的读者，他透露，每次出国都会携带一册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他说，亚当?斯密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个社会是不会稳定的。”那么，今天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财富都被包括温家在内的一百个权贵家族垄断，这个社会能够稳定吗？

海内外至今还有不少人，对从来就不存在过的“胡温新政”抱有幻想。比如，头脑还算比较清醒的香港学者蔡子强，却撰文指出：“《南方人物周刊》最近选出总理温家宝作为‘年度人物’，我想没有几个中国人会对此提出异议。”我可不愿意被蔡先生的“异想天开”所“代表”，我就是那几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之一。而且我发现，身边对此提出异议的中国人显然不止“几个”。蔡教授身在香港，因爱国心切，便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断。由此可见，许多聪明绝顶的中国人，一旦戴上“爱国贼”的紧箍咒，便进入了“类人孩”的状态。他们每天都祈祷能够遇到一位作慈母状的青天大老爷，恨不得向勤政爱民的父母官下跪谢恩。而温家宝正是这样的有慈母气质的“贤相”。

温家宝说他喜欢读罗马皇帝奥勒留写的《沉思录》，此书顿时洛阳纸贵，各种版本都热卖起来。但是，温家宝却从没有学会奥勒留在《沉思录》中再三强调的“对那些不假思索发表意见的人的容忍”——连罗马帝国的皇帝都知道要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为什么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如仇寇呢？温家宝说他喜欢读亚当?斯密写的《道德情操论》，于是这位寂寞的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一夜之间红遍全国，官僚与富豪们人手一本《道德情操论》。但是，温家宝却从没有学会亚当?斯密再三强调的“正义准则是唯一明确和准确的道德准则”——“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二十年了，当年陪同赵紫阳到过天安门的温宰相，为何不能对天安门母亲们鞠一躬呢？

温家宝应当转行当老师

近日，温家宝到山东视察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的时候，来到费县一所中学，移步走进高二的一个班级的课堂，并受邀为学生们讲授《后汉书》之《张衡传》。温家宝对张衡“从容淡静”的为人颇为赞赏，临别的时候对学生们说：“我只说两句话：希望你们记住今天，一位年近七十岁的老人来学校看望你们，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他更把祖国的明天寄托在你们身上。”

温家宝多次到大中小学的课堂上旁听并亲自为学生讲课，看来他真该转行去当教师，华叔领导的教师协会说不定会授予他名誉会员的称号。温家宝在讲话中经常引用中国的古典诗词和西方的文史典故，其文化素养远非李鹏之类的草包可比，他当个中学语文老师也许绰绰有余。

但是，一个只有中学老师资质的人占据了总理的高位，对这个国家而言，显然是祸非福；正如曾荫权以打工仔的心态当特首，对香港而言亦是祸非福。温家宝擅长作亲民秀，或者到矿井中去跟矿工一起吃年夜饭，或者到农民家中去拉家常，或者在课堂上与孩子们一起朗读课文，以此赢得海外媒体的一致褒扬。殊不知，这场场景都是有关方面精心设计出来的，能够与温家宝见面的每一个工人、农民和学生，都是经过祖宗八代家谱的考查，确认为“根正苗红”的对象。

另外一些人是永远也见不到总理的。比如四川大地震中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学生的家长。作家廖亦武在《地震疯人院》一书中记载：温家宝来第一次到灾区的时候，看到校舍倒塌的惨状，当场表态说：“一定要追查到底，给死者和生者一个交待！”但是，后来当局对死者和生者始终没有任何交待。温家宝第二次视察灾区，期望告御状的学生家长们被荷枪实弹的武警拦截在一公里远之外。他们撕心裂肺的哭喊，温家宝根本听不见。难道这些死难的孩子就不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吗？
温家宝赞赏张衡“从容淡静”的性格，这倒与他本人有些相似。然而，面对今日中国危机四伏的现状，总理最需要的并非如老僧入定般的“从容淡静”，而是大刀阔斧地割除溃疡、根治腐败、推动政改、赢得新生。转型时代的中国总理应当要有大胸襟和大气魄，顺应历史潮流，吸纳主流民意，而不是像一个中学教师一样照本宣科、谨小慎微。

以处理四川地震的“后事”而论，温家宝本来可以从地震中暴露出的制度性问题着手，整顿贪官污吏，开放新闻只有，以此作为制度变革的先声。他却轻轻放过这一大好机会，默认了中共政治中“劣胜优败”的潜规则。比如，对灾区的豆腐渣校舍负有重大责任的原绵阳市委书记谭力，本该就地免职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却因恬不知耻地自称“胡主席温总理就是我的亲爸爸”，而被提拔为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相反，揭露地震真相、调查死难学生名单的黄琦和谭作人，却被以“泄漏国家机密”的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重刑。温家宝能问心无愧地说，他对这一切全都一无所知吗？

温家宝不喝茶，我们被喝茶

云南、贵州、重庆、四川、广西等西南省份大旱，四五千万民众无水可喝。就连云南这样水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就连四川这样名字中带有河（川）字的省份，都陷入了滴水贵如油的困境之中。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是当局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而造成的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中国越来越像非洲了。

遇到水旱灾害，古代的皇帝们会去天坛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祈求上帝赐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中共的领袖们，尤其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及其副手，则会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以显示其亲民爱民的形象。从周恩来到温家宝，无不如此。仅以表演艺术而论，在中共的历届总理中，能够直追周恩来的，大概就是温家宝了。

新华社报道说，温家宝来到重灾区云南省陆良县芳华镇狮子口村的时候，拔起一棵大麦，看到麦穗干瘪，顿时“眉头紧锁，神情凝重”。在干涸见地的水库，他“弯腰捡起一个蚌壳，沉默良久”。更加催人泪下的一幕，发生在师宗县葵山镇大麦地村。七十四岁的村民王顺生在水窖打水，温家宝亲自拎起绳子打上一桶。温家宝比王顺生年轻好几岁，长期养尊处优，自然比披星戴月的老农民更可老当益壮。在院子里，王顺生的老伴起身给总理倒茶，温家宝微笑着婉拒：“我们不能喝你们的水，运来一点水不容易。”

如此贴心的话儿，亿万屁民岂不泪如雨下、永生铭记？我想，这篇报道今后一定会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与周恩来的衬衣、朱德的扁担和毛泽东在大饥荒中不吃红烧肉的决定等故事相映生辉，且代代相传，甚至比钻石还要恒久远。但是，温家宝不喝茶，灾区的数千万民众难道就有茶喝了吗？正如毛泽东假惺惺地宣布不吃红烧肉，那些被他的暴政饿死的数千万民众就能起死回生吗？

温家宝另一番更有意思的话，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说：“面对旱灾，政府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群众的努力更重要。”换言之，当你们交税的时候，不能忘了对政府的义务；当你们遇到灾难的时候，不要寄希望于政府，而要自力更生。那么，老百姓凭什么要缴税给这样一个不愿承担任何责任、不愿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政府呢？那么，你这个自称日理万机的总理，除了演戏之外，还在做些什么呢？

“不喝茶”这一幕显示，温家宝的演技，让奥斯卡奖和金马奖的影帝们都甘拜下风，他才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影帝啊。关于喝茶，另外一些中国人却有迥然不同的体验：据独立作家冉云飞的不完全统计，“两会”期间“被喝茶”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等超过两百人。美联社还专门作了一篇关于中国的“被喝茶党”的报道。是的，温家宝可以拒绝老百姓献给他的粗茶，我们却不能拒绝中国的盖世太保们邀请共饮的好茶。影帝的尊严在于不喝百姓的茶，如同共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而我们的尊严在哪里呢？我们的尊严在于被迫喝国保警察的茶，如同圣经中所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