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7、恶法
出庭的时刻到了。法警押着我们依次进入。我进入小审判厅时顺便向旁听席扫了一眼，明显那些坐着占位子的是单位安排的人员，在人群中间我看到了妻子、母亲和毛庆祥的妻子胡晓玲。在旁听席与我们之间坐着一排法警。我的右边是吴义龙，左边是毛庆祥，毛庆祥的左边是徐光。我们早就对今天出现的事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决心以和平、理性的方式面对一切，我们坦然而从容。
我要法庭给我找一张椅子来，傅樟绚叫我身后的法警去拿来，事后证明我的要求是十分正确的，公诉人和法院一搭一档，一唱一和消磨着时间。而所谓的被告们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站着。最苦是吴义龙，患有小儿麻痹症的他，以一条健康的腿坚持着。我想这是需要极大的毅力的。只是我一个人坐着，我感到微微的不安，但是我没有勇气向法庭提出来。大约三四个小时后，毛庆祥向法庭提出要坐下来，我这才松了口气。后来将我带出去，一个一个审理之际，有一个法警对我说，你看，我们对你很照顾，吴义龙都一直站着。其实，要求坐下是我自己争取的权利。但是法警的话使我捕捉到这样的信息：一、他们对于执行这样的恶法也需要寻求心理的平衡点；二、他们已经从我的脸上看出我的桀骜不驯，略作安抚以防不虞。大家都以很认真的态度对待法庭的“审理”，我因为早就被公安告知内定了刑期，只是冷眼看着他们。
所以，只有我脸上挂着嘲讽的笑容，眼睛一刻也没有从傅樟绚脸上移开，也许他已经从闪避的余光中看到了我的嘲讽神情，但是他在长达六、七个小时的“审判”中一直没有勇气与我对视上哪怕一眼。假程序在装模作样地进行着，张哲峰背着整段整段的教科书以打发时间，后面的“旁听”席上传来压抑的哈欠声。我从张哲峰的“公诉”上听懂了，我们中国的所有《宪法》条款必须服从“宪法前言”，只要违反了（或被认为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这部《宪法》的一切条款就都不存在了。试问，当今世界哪里还有这样的恶法，而中国的十三亿人民就生活在这样的恶法之下。就这样，假程序更进一步成了恶程序。
记得1998年我多次因为中国民主党事件被抓，抓了放，放了抓，北京高层患得患失，既想不要坏了自己的面子，以便名利双收，又害怕“垮掉只是一夜之间”（邓小平语）的政权受到挑战。弄得办案人员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至于某一次对我说了实话：“抓你放你都是高头的事，他们叫我们抓，我们就抓，他们叫我们放我们就放。”所以我也明白，区区一个地方法院，哪能随随便便给“中国政府”背上人权包袱。1999年，北京、武汉、杭州三地分别给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判了十三年、十二年、十一年。当时第一批判的是徐文立和王有才，我料到秦永敏肯定是十二年，果然不出所料。今天的判决我已经了然于胸。我悄悄的和毛庆祥打招呼，指指吴义龙，用两个食指交叉成“十”字，点点自己，在腿上画个“8”字，指指他，在腿上画个“7”字，又指指徐光，伸开一只手掌。
8、如此“法庭”
法庭上还出现了一幕可笑的场景，我的辩护律师害怕得罪了台上的人，就将我的责任推向毛庆祥，而毛庆祥的辩护律师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将毛庆祥的责任推给我，毛庆祥听了很不受用，埋怨起那个律师，我对他笑笑说：“这本来就是演戏，你何必当真呢？”（这件事后来被郑刚大肆宣扬，说我和毛庆祥在法庭上互相推卸，互相指责。与我们几十年的坚定信仰相比，郑刚又算是什么东西呢？可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出狱后偶然看到郑刚与张建华的名字双双出现在《天网恢恢恶人榜》上，看来他只能与共产主义共存亡了。）
下午，轮到我作最后陈述了，我便拿出准备好的那篇稿子念起来，我不时抬头瞄上一眼傅樟绚，只见他浑身不自在，身子晃动，脖子乱转，两个眼睛在向我周围的法警不停打量，似乎在暗示着什么。终于他熬不住了，突然打断我的发言，叫起来：“不准进行人身攻击！”我反诘他：“请问，我攻击了谁，我对谁进行了人身攻击？！”傅樟绚不回答我的诘问，气急败坏地叫着：“法警，法警，把他的辩护辞缴上来！”身边的法警就一把夺去了我的发言稿。我强忍着愤慨对傅樟绚说：“你剥夺了我的权利！”出庭前，我曾想到这个人会这样做，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待宰的祭品，本来就应该象张志新一样割断喉咙，他们的欺骗宣传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们看穿，他们以暴力维护的权威已遭到越来越多的人们质疑，他们害怕我们的声音，害怕我们说出真相，他们十分虚弱。然后傅樟绚宣布休庭，法警急匆匆将我们推出法庭。
在上警车之际，我回头看见妻子正匆匆赶来。便想等一下与她打个招呼，毕竟分别多时，今天难得见上一面。法警一看我停了下来，立即慌张起来，一边一个按住我的头往车里推，我干脆两脚伸直，挺起身子，一米八的个子，任他们怎样用力也推不进去。他们始料不及，趁这机会我妻子关照我：“注意身体，常常给家里写信。”进到车里，法警大大松了一口气，还拿给我一瓶水和一只面包，从早上到下午三点多没有吃一点东西，待看到食品才涌起一阵饥饿感。
回监舍后，笼头和大家纷纷要我讲述出庭经过，并不是大家特别关心我，而是几乎每个人都要经这一关，希望对将要经历的场景有一个感性的准备。更何况里面的日子实在无聊，我的介绍可资谈兴。
9、“你要坚强”
监房里仍旧每天在作着手加工——圣诞小挂灯、塑料花、棉签，有的塑料部件在水里浸过，干完活，笼板上湿漉漉的，劳动任务也随着年关临近越来越重。为了提高产量，保证质量，生产厂家还派来一个女工一个笼子一个笼子隔着铁栏指导。笼头让我坐到铁栏边上去，与女工商量，带一包香烟进来，这是一个非常敦厚的农村女孩，虽然来到地狱却没有惊觫之感。她说自己在厂里也是做苦工的，还让我看了被化学品腐蚀的手掌。第二天，她果然给我们带来一包“三五”牌香烟。
每天的活越来越多，笼头有些不耐烦了。那天，“劳动班”又来分料，笼头对他说，我们这里关着政治犯，这种劳改产品被政治犯捅到国际上去，以后就不能出口了。“劳动班”看看笼子外挂的牌子上确实写着“政治犯朱虞夫”字样，又朝我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就不再向我们这里发料了。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前面的三间笼子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可以不劳动。只是大家认为不做点事时间难以打发，才揽活干的。
1999年11月9日下午三点多钟，突然，看守来通知我出庭。于是匆匆找外衣（平时在笼子里是不准穿外衣的），匆匆赶往法院。在上次的羁押处，铁栏外的法警互相在议论，这么迟将他们叫来都感到很突然，原本以为今天没事了。
法庭只是宣读了《判决书》便了事。但在念完判决时突然我母亲在后面的旁听席上喊我的乳名：“金将，你要坚强！要坚强！”这就是我的母亲！正是这样的母亲使我不敢从萧山遣送站临阵脱逃，使我坦然面对人世的苦难，使我选择一条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义无返顾。法庭显然在开庭前宣布过纪律规定，但是母亲用自己的方式对他们的卑劣表示了抗议，知儿莫若母，我从小优柔寡断，与人无争，对任何暴力都不曾反击抗争，一味隐忍。自小母亲就经常教育孩子“男有刚强，女有烈性”，在严酷的政治运动中，母亲的大半辈子颠沛不宁，“文化大革命”又残忍地夺去了她父亲和丈夫的生命。在最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母亲一人抚养着六个孩子，今天，当他的大儿子啷当入狱，带给她的伤害可想而知，但是她仍在为我担忧，她仍在鼓励着我。这种鼓励让我经受住了黑狱酷刑，终于生还，这种鼓励还将继续鞭策我为理想而努力奋斗。听到母亲的呼唤，我不知怎样安慰她，只是说：“七年很快就会过去！”没想到，比七年更快的是母亲的风烛残年。四年后母亲去世，留给我的是绵绵无尽的风树之痛。
10、“抗议！无罪！”
法庭的判决与我的估计有一点小小的差别，吴义龙被多判了一年——十一年，10月25日第一次开庭，吴义龙现出了极大的勇气，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身上，记得那个女公诉人在庭上说：“我们以前问你，你都说不知道，今天你都说是你做的。”可能是他们的威权受到了挑战，恼羞成怒，给临时决定加上一年，北京这点一年上下的“自由裁量权”总得给吧，否则也太那个了一点。毛庆祥曾经因为1978-79年的杭州民主墙事件被判刑入狱，这次算是“重新犯罪”的“屡犯”给加了一年刑，搞成八年。我在法庭上的表现最差，一度动摇希望少判一点，法庭给予我“奖励”——只判七年。不变的是徐光，正好五年。最冤的也是徐光，比起其他没有判刑的中国民主党成员，徐光实在付出代价太大。（出狱后，再见徐光，他已经非常成熟和干练，在狱中他也承受了无法想象的酷刑，地狱之火将他百炼成钢。那些愚蠢的办案人员可谓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审理”结束，法警们急匆匆用力将我们往外推，似乎是按惯例将我们推出去立即枪毙。推到后面，法警将我们关押在一起，拿出一份什么东西要我们签字。先叫吴义龙签，吴义龙昂起头，表示拒绝签字，我看他的神情，酷似俄国画家列宾那幅著名的油画《拒绝忏悔》，吴义龙就象那个临刑的革命者，满脸的嘲讽与不屑。然后，该毛庆祥签字了，法警将我们的手铐打开一只，同时有人将钢笔递过来。毛庆祥还在与他们陈述着什么，我看到旁边的笔，拿起来就在那份什么东西上写“抗议，无罪”，当时旁边那人正向后靠，把他的位置让给摄像的人，我写到“罪”字时，那人突然意识到我的名字只有三个字，立即冲上来夺我的笔。这一切都被摄下来留在了他们的档案里。我听到毛庆祥在与法院的人讲，我们是6月19日抓起来的，为什么关了近三个月的时间不算刑期。法院的人讲，这事说得清楚，以后到了监狱也可以提出来。（后来到了监狱，再也没人管了，一拖再拖，最后说这事你们出去后也可以提出来。在这个制度下只能由他们横行了，好在这个制度绝不会长久。）
11 、WTO
在押解回看守所时，对我们的看管已经比较松了（反正刑已经判了，假程序已经走过了场，这“天”字号重案的奖金也基本上没有了悬念，他们一块石头落了地），毛庆祥、徐光与我谈起上诉的事，我对他俩说：“民运既需要烈士，更需要战士，希望大家能少坐几年牢，早点出去做些事。”（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漫长而苦难的牢狱生涯里，他们是如此坚贞地怀抱着自己的信仰。我与徐光因为狱方不给减刑自不待说，毛庆祥在狱方的减刑诱惑下仍不愿改变自己的信仰，誓不认罪以换取早日出狱，令人肃然起敬。行文至此，我没有吴义龙的任何消息。这是后话了。）
回到监舍，我拿出《判决书》看了一遍，骇然发现，我们的《判决书》上签着的时间是11月2日，离我们开庭只有一个星期，关了那么多人，取了那么多证，“审理”了那么一个大案，却只用了一个星期，可见“效率”之高。但是既然11月2日已经“审理”结束，为什么又再等待了一个星期才“宣判”呢？为什么等了那么多天，又要匆匆忙忙地赶那个下午快下班了的“黄道吉时”呢？难道没有明天了吗？就在我百思不解的时刻，我听到走廊上的广播在播发一条消息：美国WTO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今天晚上到达北京。哦，我惊讶不已。——11月10日-11日，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美国总统助理斯珀林访华，中美将进行新一轮双边谈判。这就是今天突然将我们提出去，匆匆宣判的原因。这不是试图制造人权障碍，阻挠入世，并最终将责任推给国际社会的卑劣做法吗？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当局缺乏自信，将方兴未艾的全球化看成是洪水猛兽，害怕自己垄断的、不容竞争和挑战的权力在普适标准的阳光下冰消雪融。煞费苦心地拖延、阻挠加入WTO，却在公开场合作秀：“我等了XX年，等得头发都白了。”这就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他们哪里考量全中国人民的福祉。
在那些日子里发生了许多当时我们无法知道的事，我不能看报，笼头从隔壁死囚牢里偶尔借几张报纸过来，看到我探头探脑的样子，就悄悄对我说，看守关照过，不能让我看报纸，但他会将我感兴趣的文章露个标题让我看一眼。11月15日从走廊上的广播里听到，中美就中国加入WTO达成了最后协议。这对于老百姓实在是一件好事，多少年来威权政府要求人民勒紧裤带“穷过渡”，为了那个虚幻的“共产主义”理想，强迫几代人放弃现实的需求。请看邓小平的“理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跨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传到现在是八十代，也就是“几十代”，这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要大家“艰苦不懈的努力”几千年，那未免包藏祸心不可告人吧。五十几年来有多少无辜生命为了这个政权在匮乏、饥饿中无助无望地死去。在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年代，追求免于匮乏的权利是“资本主义”，是“犯罪”，有多少人因此被迫害致死。加入了WTO，垄断将不可逆转地被渐渐打破，市场经济将带来现代游戏规则。共产党关起门来一手遮天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12、对话之旅
记不起是17日还是18日，笼头悄悄将《杭州日报》第三版翻给我看，通栏标题大约是安南访问北京，副标题我清清楚楚看到：安南说：政治权利与生存权同样重要。
虽然我没有能看到全文，但是，这句话带给我一个强烈的信息，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政府公认违背自己签署的国际公约，审判中国民主党镇压民运表示了抗议，毕竟我们的行为属于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范畴，毕竟我们是为了争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才被捕并被判重罪的。由此我也知道安南先生为恢复我们的人身自由在作枉然的努力。据后来有人对我说，安南先生在11月14日至17日的访华被中国政府称为“对话之旅”。当然，这种对话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断断续续，成为中国政府要挟国际社会的一个手段，动辄停止对话，纵然开展对话也是鸡对鸭说，依照共产党的一贯本质，这种所谓“对话”几乎没有任何收效，唯一的效果就是拖时间，为这个政权积蓄“埋葬资本主义”的实力，就象它曾经在抗战中做过的一样。江泽民11月17日竟然厚颜无耻地表示“中国始终支持并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事有大谬不然者，莫过于此了。
大家决定上诉，因为同一个案子，只要有人上诉，便要一起等待结果再解送监狱。我已经知道，上诉不会有任何改变，无非是假程序中的另一个环节。但是，看守所笼子里实在太阴郁压抑了，有一次出去转转的机会也很好。再说，有机会再看看那些“法官”们的嘴脸，或许会给我带来一些日后写回忆录的素材。我便向看守要来纸笔，写起上诉状来。
（六) 上诉
1、《在野党》
《在野党》是一份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内部资料，由毛庆祥起名并与王荣清主办并印刷发行。祝正明、吴义龙、李锡安、厉坝根、王金波和我都曾参与过编辑工作，其主旨正如舒啸所说：“争取民主权利的过程本身，就是宣传民主政治理念、扩大民主思想影响、争取民众支持的过程，它对于民主运动的长期发展而言，具有厚积薄发的性质。”
《在野党》每月一期，以1999年第九期为例，既选编了鲍彤、许良英、洪哲胜、舒啸等国内外著名专家的文章，也选编了张诒达、徐光、我（笔名“师哲”，一则以王希哲为师之意，二则自命为民主“使者”之谐音）的评论。更选入了二篇当年共产党的《新华日报》社论，让共产党温故而知新，让大家看看共产党在没有获得政权时是怎样用动听的“民主”幌子来欺骗全中国人民的。该期还录入了当月民主党的部分文件文告。大约在编辑第三期时，选用了一篇魏京生先生的文章，当时没有仔细阅读，待印刷装订完成后，王荣清发现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废止一党专政制度的伟大事业”。王荣清与毛庆祥商量后，看到这句话正好处在最下面一行，就建议大家将这句话撕掉，大家七手八脚用了半天时间总算撕干净了。可是，我至今仍想不通，为什么公安那里拿到的仍旧是完全本，提供给检察院，作为控告我们重罪的依据。
我的《上诉状》首先对这句话进行了辩解：如果共产党实行的确实是一党专政，那么，我们反对一党专政没有错，更没有罪，因为共产党本身也一直反对一党专政；如果共产党没有实行一党专政，那么，我们反对的是不存在的东西，更不构成犯罪。共产党从来都没有说自己是一党专政，它声称自己是多党制，是“多党合作制”，正是那些办案人员认定共产党是一党专政，而且一党专政是好东西，所以认定我们反对一党专政是犯罪。
其实，我明白这是一个过过场的假程序，我们的上诉完全是枉然的，在没有司法独立的地方，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今天，公检法司都是共产党的工具，你还能向他们要公道吗？北京当局必须镇压我们，早在一年前江泽民就恶狠狠地说过，要将我们的组党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更有传说，他还进行卑劣的仇恨煽动，说什么，党禁一旦开放， 就会“ 党无宁日国无宁日”，而且他又祭出了多年隐藏不用的声名狼藉的“阶级斗争”法宝。
2、国际人权日
我将上诉状交给了看守。又过了十余天，省高院来了几个人，作了简单的询问后，瘦长个的审判员孙公幸与我谈起请辩护律师的事。我鉴于前次的教训，不愿再化冤枉钱，加剧亲属的经济负担，听说有“律师援助”，希望高院提供，孙微微一笑，出去了一会，回来对我说，还是让前次的律师来吧，他们熟悉一点案情。我实在很反感，心想这种活谁来干都是一样的，这位孙先生一脸的善意，是个明白人，便依了他说：“随便，可以。”（后来，有关方面为防止出现意外，对我们的上诉法庭已经决定不公开审理，所以最终不但律师没有出场，连家属都没有能到场旁听。）这天，在送我回笼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送我的人走到半途，突然，一个女人赶上来，说她带我进去，走了几步路，她对我说：“你在里面要注意保护自己，你和里面周围那些人不同，你周围都是人渣。”她的叮咛充满着人道关怀，我想，是不是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使公务员的个人素质有了很大的进步呢，在以后的受难日子里，我遇到的公务员每况愈下，每次看到那些素质低下，行为卑污的狱警，就会想起那几句话，当作一个异数。
12月10日是联合国的国际人权日。共产党就专门挑选了这个日子来审理我们这人权案件，藉以表明对抗国际社会的决心。早上，看守又来通知上省高院，看守要将我反铐，我说“前面！”他也就不坚持了。送到下面（因为杭州市看守所是依山而建的，停车场在下面，那块台地边上就是毛庆祥关押的“四狱”）。太阳正好。看守把我带进一个门券内就只管与人聊天，我对他说，让我往前走两步晒会儿太阳，看守狐疑地朝我脸上打量了一番，用嘴向阳光处一撅，我便享受到了片刻温暖与光明的幸福。
毛庆祥带出来了，看守要他背过身子将他的双手反铐在身后，毛庆祥看到我铐在前面，便向那个看守交涉，看守似乎脑子转不过弯来，我看着心里有些发笑，就大声说：“秋瑾是被他们当强盗杀了的，他把你也当作强盗处理了。”毛庆祥立即接过话头说：“喂，我们是政治犯，不会逃的。”那人这才把脑子转了过来。
我综合各方面的信息，知道省高院肯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毛，毛说：“去看看再说吧。”我想毛庆祥一定也会知道这样的结果，只是看看他们的表演也蛮有趣。押送我们的警察似乎很紧张，将我们锁进囚车后面，眼神里透出几分畏怯，开车的警察似乎象害怕有人劫车，将车开得贼快，我们被晃得东倒西歪，幸亏囚笼不大，我们三人紧紧靠在一起，才没有摔倒。
3、胡晓玲
警车将我们高速送到省高院，带进一个大礼堂，几百个座位空空荡荡，没个人影。台上前次来过看守所的三个人今天穿上了制服，由那女法官宣读了《刑事裁定书》，没有任何多余的话，宣读完毕，八个法警便押着我们四人离去。履行一个简单的送达手续便算是将这一次世纪末的审判圆满结束了。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件尴尬事，我戴着的手铐坏了，刚才那个法警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我的手铐除下，我的手腕被勒出了一道道血印，如果再戴上，后果可想而知。那个法警因为害怕发生意外，一定要给我重新戴上。我执意不肯。毛庆祥就说：“把我和他铐在一起吧。”那法警见这主意不错，就照着办了。自从1978年冬天起我和毛庆祥在杭州湖滨的民主墙认识，已经整整二十一年，虽然这么多年来我们二人过从甚密，我们两家的距离也无非一百来米。但象今天这么亲近，“俩手相携”,还从来没有过，真是托了共产党的福了。
回到囚车上，毛庆祥对那个盯着我们的法警说：“我们几个人以后分手将有好几年，反正案子已经判了，就让我们谈几句天吧。”那法警居然答应了。看来，毛庆祥的脾气确实比我好多了，换成我，是不会去同他商量什么东西的，因为我们在去高院时那法警对我们出言不逊，我一直冷眼盯着他。
我对毛庆祥说，请他转告胡晓玲，多去看看杭莉，帮她拿拿主意，增强度过难关的勇气。在我们浙江的民运圈里，胡晓玲是位难得的睿智勇敢的女将，待人温和，是非分明，在浙江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象她一样为民主事业守了大半辈子的“活寡”，1981年，她与毛庆祥蜜月甫定，毛庆祥便为《华东民刊》锒铛入狱，劳燕分飞的日子，她默默地承受。毛庆祥出狱后生活无着，有关方面试图用金钱收买毛庆祥，胡晓玲将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断然予以拒绝。数十年来，毛庆祥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颠沛困顿，胡晓玲深明大义，独自承担起全部家庭重任。赡养父母，教养幼儿，全力支持毛庆祥投身的民运事业。在浙江，谁的妻子能如此无怨无悔地面对丈夫的两度入狱而坚贞如故。我的妻子性格柔弱，我非常担忧她在严酷的环境中受到太多的伤害，我相信正直善良的胡晓玲一定会向她伸出援手。出狱后别人告诉我，有人对晓玲很不尊重，我甚为气愤。
4、终于被打
监舍内隔壁的看守平时待人接物颇为平和，晚上值班时向我问起裁定的事，我如实相告，他安慰我说，也好也好，裁定早点下来，这个月还可以同家里人会见一次。原来，根据看守所的规定，凡是已决犯，都可以在每个月的月底与家人会见一次。我的思绪突然活跃了起来——“与家人会见”，是啊，整整半年了，家里的亲人都怎么样，那是多少个夜晚的魂牵梦绕。于是，我向那个口吃看守要来会见单填写了会见申请，并急急忙忙地给家里写信，已经记不起是给家里写的第几封信了，就是没有家里的一丝丝音讯。
我的一切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直到我离开看守所，也没有与家人见上一面。而且我的所有信件，家里一封也没有收到。同样，妻子给我写的许多封信，我也没有收到一封。在那些信件里只是互报平安，索要物品，没有半点与案子有关的内容。由此可见，当局之所以没收了我们的全部家信，纯粹为了割裂我们家庭的亲情，从而打击我们，从精神上折磨摧残我们。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中共当局对政治犯的特殊迫害。
大大出乎意料的是12月14日，就在省高院驳回裁定的第四天，被看守指定为笼头的私盐贩突然发难，借口我在笼板上“走来走去”，让他看了“烦心”而突然对我大打出手，懦弱的我竟一时不知所措，反应不过来，毫不回击，以至于第二天满脸青肿，象似一只熊猫。一般在看守所内对在押犯之间的暴力行为都严厉制裁，我亲眼看见，楼上五狱有犯人打架，看守将一个在押犯叫到“教育室”殴打，打完再责令那人在走廊上从一头向那一头打滚，一遍又一遍，看得我心里发紧。周围的人告诉我，一般被打的人，这样满地打滚可以不留下青肿。我等待着口吃看守的处理，结果却使我瞠乎其舌，看守站在走廊上问私盐犯：“你为什么打他？”私盐犯笑眯眯地说：“他说反动话，他说共产党要灭亡了，所以我——。”口吃看守转过头来对着我说：“你们革命者抛头颅洒热血都不怕，这点伤算什么。”说完就走了。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自从那个姓任的看守所副所长号召给我“上上课”后，看守布置安排了这次打人事件。并且，为了怕引起监室内其他人的愤恨，看守立即将我转移到楼上五狱二室。楼上是已决犯监室，因为我的特殊“罪行”，怕我传播民主思想，本来讲过，我不换监室的。
这个叫李伟的萧山私盐犯一点都没有受到惩罚。
5、整顿—整蹲
楼上的监室里进行着热火朝天的劳动，缝制“天堂”牌雨伞。我实在惊讶那美丽如花的“天堂”雨伞，竟出自于地狱。大捆大捆的配件从铁栏间送进来，每人几十把，上百把分配好，然后，就开展争先恐后的竞赛。这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有觉悟的劳动者吗？但是，一个声音马上将我送回现实，那声音在走廊上高叫着：“抓紧做，哪个号子完不成任务，就整顿！”天寒地冻，二十个平方不到的笼子里关着近三十个人，雨伞一撑开就根本没有活动空间，坐下的站不起，站起的坐不下，只穿薄袜子的脚冻得生疼，冻得麻木。我的脚上没几天就冻出了一块一块硬硬的冻疮。安徽、湖南的小伙子个个都是缝纫高手，飞针穿线，活干得又快又好，只是一面干活一面讲着笑话，气氛煞是热闹，在外面观察敌情的看守不高兴了。
第二天分料时，我们笼子没有将材料送进来，来了个看守说 ：“你们干活时说话，今天要集体整顿。都给我站到笼板上去，排好队，蹲下！”大家都整整齐齐地在笼板上蹲好，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我个子大，排在最后，加之腰又不好，便坐在那里，看守竟没有发现，也许是后面光线暗，他看不真切，甚或是他不便自找麻烦。此时我才理解，那看守所的“整顿”，是“整蹲”，整体在那里整齐地蹲着。
6、笼头
每个笼子都有牢头狱霸，其权威来自于看守私相授受的公权力，只有得到看守或明或暗的支持，他们才敢胆大妄为。五狱二室的笼头是浙南缙云人，捕前在杭州三里亭一带横行，因未成年，判了一年徒刑，就在看守所执行，也许是与看守混个脸熟，被任命为笼头。别看他个头不到一米五，能量着实不小，因为他身负着看守“耳目”的重任。看守总是通过他来监视了解笼子里的一切，因为看守只相信他，所以，谁得罪、冲撞了他便会大祸临头。每次分菜，都要经过他的手，稍好些的菜他便大量截留，供自己以及巴结他的几个人慢慢享用。安徽人“高压锅”忍不住了，看他们吃得欢便走上去，伸出筷子就夹来吃，这笼头自知不是人高马大的“高压锅”的对手，不做声任他吃。
过了两天，看守来开门，让大家下楼去“放风”，楼下笼子靠北面一字儿隔出十平米见方一间的小笼子，上面封着钢筋栅，过一段时间把大家放过去站半个小时便算是防风了，因为这小笼子是在两层楼房的背阴面，除了夏天没有太阳，所以是名副其实的“放风”了。大家进去后，看守将我喊出来站在门旁，便命令大家背靠墙壁蹲马步。看守走了，谁都不敢动，生怕被看守看到遭来更大的麻烦。可是这活儿时间长了又吃不消，几个胆大一些的便要我看着点儿，看守过来了给他们打个招呼，大家可以偷一会懒了。
几十分钟后，看守回来了，他没看出这里的作弊，却带来一条竹片，上面缠着胶带纸，指点着几个人，要他们脱下裤子，露出屁股来，然后一个一个的打过去，看着那冻红的屁股在竹板下一条一条地变白，又变灰，变紫，看守突然转过头来，要我转过身去，不准我看。我转身后悄悄向后看，只见看守用两手抓住刚刚被打烂屁股的“高压锅”的肩部，用力一扯，“高压锅”便一个踉跄倒在地上。看守趁势用皮鞋踢他的膝盖、脚踝等关节部位，然后用竹片打他的嘴和脸。虽然看守没说一句话，可是我明白“ 高压锅 ” 的挑战被笼头告发了，因为吃了不该吃的，遭到了报应——塑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猪八戒造型。
一连几天，我用悲悯的眼神看“高压锅”，他带着微笑用含混不清的话对我说：“没什么。”在笼子里，“高压锅”是很照顾我的，缝雨伞时，他说我的眼睛不好，便将我的那份任务拿去，与几个湖南、安徽的小伙子分了，让我为他们绕线、绷伞面，做一些辅助的活。这样被打一顿确实也没什么，比起以后我在牢里看到的那些被警察逼口供而打伤、打残的人，差远了。
7、千年之忧
圣诞节到了，大家的情绪都很不错，趁着看守不在的机会，有人提议笼子里搞一堂自娱自乐的“文艺晚会”，在分配节目时，我自告奋勇担任“节目主持人”，竟把整堂“晚会”，搞得笑声不绝。结束后，大家余兴未尽，一定要我唱一首歌，于是，我收腹挺胸，中气十足地唱了《重归苏莲托》，隔壁牢里有人吹着口哨为我伴奏。他们也一定被我们的欢乐气氛所感染。
199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看守所破例在走廊对面正对每个笼子的壁柜里摆上一只小小的彩色电视机。晚饭后，大家隔着铁栏向对面望着。因为是“破例”，不看电视的可以躺被窝。我望了一下电视，接收极差，整个画面鬼影幢幢，旁边笼子收视其它频道，声音也一片混乱，但在这种地方，没有书报、没有棋牌，甚至不准互相说话，能看上这样的电视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我默默地坐在被窝里，一种莫可名状的忧伤紧紧地缠住我的心，“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在这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刻，在民主政治席卷全球，现代科技已经使地球成为地球村的时代，我和我的朋友们却为了理想，为了追求一种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的先进制度而被判处重刑，过着非人的生活。我们图什么，只不过希望民主政治早日在中国大陆实现。记得中国民主党申请注册之初，从山东传来已经注册成功的消息，得到这个消息，毛庆祥对我说，好了，共产党开放党禁了，中国进入民主社会了，我们也该退休了。我说：“是啊，我们一没学历，二没精力，以后的事就让年轻人去竞选吧。”有人问过我，你们搞民运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夺共产党的权，我说：“这是冷战思维，你中了共产党宣传导向的毒，我们搞民运是为了让现代政治在中国实行。只要共产党改变了以往的那种漠视人权，践踏人权的做法，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我照样拥护共产党执政。”
在我们中国，有许多优秀人才在共产党内。说实话，我反对暴力，反对暴动造反，历史证明，这种做法给人类带来的破坏和伤害是无以复加的，只有噬血成性者才鼓吹这种行为，而在中国几十年反人性教育下喝狼奶长大的一代，实在是社会进步的隐患。怎样才能唤醒共产党内健康力量的现代政治意识呢。我接触过许多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他们也深为垄断政治感到耻辱，他们认为凭自己的能力未必不能参与竞争，而垄断却保护了一个平庸的官僚集团，这些人是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也是政治改革的绊脚石。1898年，一心要坚守“祖宗体制”的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一意孤行，断送了自己的生存机会，更为中华民族带来了百年浩劫。
8、热泪潸然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民主党注册成立于1907年，虽然其成员都是政府中下级官吏，但是这毕竟标志着开放党禁，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政治生态最好的年代。然而，对清政府改革失去信任的革命党，已经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改革，甚至暗杀行刺出洋考察现代民主政治归来的五大臣。一百年来，有多少罪恶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而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改革的我们却锒铛入狱，还有一盆盆的脏水迎面泼来，更有冷箭从自己的营垒射出。
在共产党的喉舌报刊上，鼓唇摇舌的御用文人说我们是“螳臂挡车”，是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思潮，我们百口莫辩。
此刻，家人怎样了呢，几天前看守所安排了一次家属会见—根据共产党的法律规定，已决犯可以在看守所安排会见。但是，我的会见要求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连为什么不能同意会见的说法也没有，眼见得一批又一批的人唤出去会见，等到最后也没有喊我的名字。共产党的法律是为自己制订的，当他们制订的所谓法律对他们没有好处时，便会毫不犹豫地抛弃它。当年刘少奇失欢后，枉然地拿出《宪法》来说事，最终也没逃脱被整死的命运便是一个明证。我渐渐明白过来，这是共产党借所谓的法律之名搞的政治迫害，我大可不必当它一回事。
妻子能不能当机立断选择离婚来避祸，减少当局对她自身的迫害呢？1979年初夏，植物园来了一班青春活泼的年轻人，那是杭州铁路医院来学习中草药知识的实习生，当时，我正在《城市绿化树种选择》编写组画插图，授课的裘宝林工程师邀我去为他讲课时现场作图解。在与实习生的接触中，我结识了她，又经历了种种波折，我们终于携手人生，二十年光阴转瞬即逝，抚今思昔，感慨万千。我想到那首蒋士铨的《水调歌头》：“几见珠围翠绕，含笑坐东风。闻道十分消瘦，为我两番磨折，辛苦念梁鸿。谁知千里夜，各对一灯红。”咫尺千里，阴阳两隔。她渴望得到的平安生活在哪里？我当年许下的诺言在哪里？无声无息，静寂中热泪潸然而下—
9、泣血“天堂
2000年元旦，休息了一天就开工干活了。1月3日大量的“天堂”雨伞等着完成，大家匆匆吃了晚饭就接着赶工，场地窄小，我将蒙好伞面的半成品搁在“蒙古包”（注，每天起床后将二十几条被子叠在一起，外面用毯子蒙上，以利观瞻。押犯起名“蒙古包”）上。5点半左右，垒得高高的雨伞突然滚塌下来，周围坐满干活的人，情急之下我赶快伸手去阻挡，不料滚下的雨伞撞在我左手撑开的伞架上，而那伞架的伞骨不偏不斜直插我耳膜，只听“啪”的一声，满世界的立体声变成了单声道。一阵阵的疼痛随之而起。狱友见状，急急地欲将此事告诉看守，以求救治，却没有看守在岗。过了近两个小时，值班看守来了，狱友向他报告了我被扎破耳膜的事，那看守将信将疑，问谁看到了，最后表示，今天暂且熬熬，明天送医院去看看，
第二天早上，主管看守来了，带我去看守所医务室，那医生说耳膜上有米粒大的小孔，便拿来一副手铐，将我铐上，由几个警察押送去了庆春门外的劳改医院。颇感意外的是，就在医生给我开处方时，有个警察竟利用我的处方为自己开了两瓶“舒乐安宁”，须知，那种药是看守所和监狱的禁药，这警察胆子也够大的，由此可见警察纪律之松弛，法规之懈怠。配去的消炎药服了不到三天，我便送去浙江省第六监狱服刑了。
“天堂”牌雨伞至今仍在各个看守所和监狱大量地加工生产。据说，“天堂”牌雨伞外销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很受欢迎。当那些绅士、淑女人手一握，步履盈盈时，是否会想到在那阴暗的角落，遭受着身心双重苦难的劳役者的怨愤。那是一种违反人道、违反国际法的强迫无偿劳动，那是一种没有劳动者任何权益的役使。中国的良心犯、政治犯也在此列。无疑，纵容这种邪恶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人类良知的亵渎。凝满劳改犯血泪的劳动所得如果不是成为公安看守的灰色收入，想必都成为共产党的“党产”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