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在纪念扬？帕托切克那篇小文中，我运用了一个“内部革命”的提法，需要进一步表述。这是对于自己前些日子所做的、被称之为“午夜凶铃”活动的反思，也是对于“零八宪章”的反思。首先，任何情况下（至少在它仍然遭受压制的情况下），我不会放弃自己的“零八宪章签署者”的身份，相反要坚持它。坚持这个身份，就是坚持一种现实性，坚持作为受迫害者的处境。以一种“不光彩”的标签来称呼自己，以你对我施加的“罪名”来命名自己，这是我的尊严和我的反抗方式。

零八宪章是在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框架之内，是政治改革的蓝图或前景（见杜光先生）。我只是不反对这个文本中表述的主要原则，但并不正好视其为自己的选项。在我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八十年代一个修正主义的神话，是一个外科手术的思路。实际上，这个神话已经寻找不到补充它的能量。需要寻找新的起点与动力。

新的起点与动力是否可能是一条相反的道路？比如，这回拿出的，不是关于国家前途命运的设计图，不是关于社会进步的总体方案，也不是关于国计民生的一揽子计划，而是有关每一个自己的计划，他的道路，他的前景，他自己的方案。这不是等于说每个人都必须将它们写在纸上，告诉别人，而是说每个人都需要面对和清理自己，在自己身上先站起来。

他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是这天地之间的一个人，一个能生也能死、能爱也能被爱、能作恶也能行善、能受伤害也能够赠与、能负起责任也能迅速坠落的一个人。在时间的长河中，他只是一个很小的瞬间。从前在开学的第一节课上，我经常让同学们掐一掐自己，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吗？的确不会是梦吧？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自己身上，将根扎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跟着别人“梦游”。

这样的个人，也是开放的存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世界已经事先给他预备了许多东西。物质上的，还有传统、习俗、道德、秩序，所有这些保证了世界的延续和这个人的到来。一个人的出生就是接受世界的赠与，同时也呼唤着与这个世界潜在的关系，呼唤那些更为深厚的根源和价值。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她是不是比他来时变得更好还是更坏？这是他个人的一项使命，仅仅有关这个世界的使命很小的一部分。

只有作为独立和有力量的个人，才能考虑对自己本身和对这个世界负责。我们看到太多不负责任的人，他们是没有作为个人对事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整个事情的链条当中，看不到有名有姓的个人这个环节。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站出来说：“这件事情由我来处理，最终由我来负责。”人们习惯于隐匿于体制之中，以体制作为自己的面貌和借口，而不愿意表达出自己的是非善恶。只要自己还在体制之内，他就更愿意是体制的代理人，体制的传声筒，体制的组成部分，以及体制本身。

体制也是这么要求他的。这个体制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仅是世俗权威，掌管着最高的世俗权力和巨大的世俗财富，而且是精神和真理的权威，它自称洞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理，涵盖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宿命。因而，在它面前，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任何情况下他的看法、他的立场不足为取，他的个性恰恰是最不需要的。如果一个人想在体制之内呆着，他最好是采取体制赋予他的命名和身份，他的意义就是他在体制之内的意义，他的价值就是他在体制之内的价值。除了获得体制的肯定，其余他一无所有。

天长日久，体制的本性进入了他的人性，前者修改和替换了后者，他长得越来越像体制，变得与体制一样迟钝和铁石心肠，失去了他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和原先的敏感。不同在于，体制是主体，是支配的力量；他作为“客体”，是被支配的对象。处于等级制度的不同位置上的人们，只是不同程度地受着体制的制约，他们都愿意声称自己是不自由的，是无可奈何的。体制于是成了脱离人的控制的一头怪物。它仿佛有它自己要去的目标，而它要去什么地方，它的前景如何，没有人知道。即便是它有一个方向，有多少人能够认同，也完全是个问题。

这样的体制，与更早时期的教会十分相似。马克思欣赏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宗教批判——假如上帝是everyhting，那么人就是nothing.在我们这里，体制是一切，个人什么也不是。这个句式可以继续扩展：体制是光明，个人是黑暗；体制是荣耀，个人是耻辱；体制是崇高，个人是卑贱；体制是富有，个人是贫困；体制是有力量的，个人是丧失力量的；体制是积极的，个人是消极的；体制是高高在上的，个人是匍匐在下的。

在今天强调“个人”，是强调一种责任感。责任感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责任感只能存在于个人身上，是每一个人愿意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起责任，对社会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负起责任。缺少个人便缺少责任感；在没有个人的地方，便没有人负责，不存在负责这种至关重要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500多年前那位德国牧师路德倡导的宗教改革——个人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通过教会权威的中介，是否可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任务？

假如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还能够阅读经典，掌握这个世界古往今来的真理？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掌握这个世界的真相？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够获得恰当的学术眼光和其他判断事物的眼光？不通过教会的指引，我们是否能够取得基本的判断是非善恶的立场，判断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否不通过教会的指引，一个法院便能恰当地审理一个案件，一家报纸和出版社便能够找到自己的读者？一个大学老师便能运用自己的知识来回答同学们的问题？

真理不可能仅仅掌握在教会手里，是非不可能仅仅由教会来定夺。人们自身的生活及其意义，不可能仅仅由教会来颁布，而是需要人们自己一点一滴来创造。其实在这里遇到的，还是现代性起点上的那个古老问题：理性与权威。是服从理性还是服从权威？服从自己的良知还是服从教会？这个问题正以从未有过的尖锐，摆在许多人面前。

即使在大学里，效忠也是第一位的，追求真理的学术活动排在它之后。衡量一个教师是否合格的首要标准，不是看他的学术能力和创新能力，而是看他是否规规矩矩，是否在需要的时候心领神会，提供有效的配合、合作。说该说的话，不说不该说的话。其萎缩的人格和萎缩的学术眼光，对于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影响，对于我们民族精神创造性的损失，对于我们民族未来活力和竞争力的减损，是难以估量的。在这个问题上，也许即使有人想“负责”，最终的结局也是他所承担不了的。

需要拿开教会的手，拿开教会对于我们的视力、听力和心灵的全权包办。需要运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运用自己的耳朵去听，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运用自己的理性去判断，运用自己的价值来进行衡量。在一些在所谓已经有“定论”的问题上，在所谓敏感的人或事件方面，尤其需要坚持大是大非的态度，坚持真理的原则，坚持道德与价值的立场，坚持一个理性的民族所需要长远的眼光。只有具有长远的眼光，我们民族才可能是生生不息、富有希望的。

这并不是说，“个人”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在某种极端的情况下，在整个环境处于某种密不透风、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在整个社会浊水横流、泥沙俱下的情景中，最有可能的是——在个人那里，保留了良知、爱、忠诚、勇气、荣誉这样一些人类久经考验的价值。最有可能，在坚持个人良知的时候，是在坚持我们人性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在构筑我们社会最后一道堤坝，是在坚守我们有关历史光荣（而不是耻辱）的最后一道风景。

举几个例子。1976年唐山地震时，唐山地区青龙县委书记冉广岐，听信科学家的地震预报，及时通报全县人做好防震准备，最终使得全县47万人，没有一个因房屋倒塌而死亡。他说：“别人拿乌纱帽当乌纱帽，我拿乌纱帽当尿憋子（尿壶）”。他还说：“批林批孔，在屋里能批，在院子里也能批”。这样一个违反“常规”的举动，是他一个人作出的决定，是他一个人经受的巨大压力。这个人了不起！他是我们这个循规蹈矩、不负责任的年代里，最为伟大的英雄。能够做出这种事情，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的。

同样，为了能让上级领导及时地得到最新地震预报，唐山地震时时任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华北组组长汪成民先生，在办公大楼里，贴出了他平生第一张大字报，那上面仅仅是新的情况通报，它们当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于这位兢兢业业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也是一个十分“出格”的举动。包括汶川地震之后，四川教育厅官员林强，主动请求转让奥运火炬手及观奥资格，并说出“真相比荣誉更重要”。还有那位自杀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据艾未未后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死亡学生名单，有部分是这位冯先生提供的。

这些人身在体制之内，同样受着体制的束缚，但是却站了出来，站了起来，拥有了一个超出体制的视野和力量。他们依据自己良心的行为，在我们全民族所有人面前树起了崇高的榜样。他们昭示了良知与真理之光，提供了为人为官的标杆和尺度，贡献了我们社会进步所需要的有力杠杆。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盐，是我们重建民族精神最可宝贵的资源。

那些匍匐在体制之下的人们，是否也需要一点理解？当然，体制是最为重要的资源的提供者，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来源。人们需要物质资料，需要与这个世界进行物质交换，需要满足自己身体方面的各种需要。也因此，围绕着身体这个必然性，人们认可现实秩序的必然性，将后者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在体制的大秩序之内，安置了自己的小秩序；在体制的大算盘旁边，放上一把自己的小算盘。

人们将它叫做“日常生活”。这个怠惰的日常生活及日常秩序。如同我们的身体是密不透风的，围绕着身体的日常生活也是密不透风的。它不欢迎被打搅，更喜欢各式各样的借口，并一有机会就屈服。有人喜欢挂在嘴上，“生活费、医疗费、养老金，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但实际上他要的比这个要多得多。然而，地位、荣誉，世世代代的名声，它们能够建立在诸如身体这种脆弱的东西之上吗？仅仅是维护自己身体的活动，能够成为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理由吗？那将是非常虚无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事精神活动的人们来说，最终将自己的工作缩减为服务于自己的身体，这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身体内部最为虚无的东西，便是“恐惧”。无法掩饰的恐惧，有理由和没有理由的恐惧，你能够从许多人眼睛里读到，从他们佝偻的身躯与奇怪的走路姿态里读到。人们的面孔被它扭曲了。但是恐惧这个东西，真的不是对于我们的赞美，也不是对于我们社会生活、公共生活的赞美。运用恐惧进行统治，是运用虚无进行统治。

我们的身体需要尊严被恰当照料，但是我们的尊严绝不止于身体，不能把我们的生命减缩成身体。马克思最初批评资本主义的动力在于，将工人减缩成“胃”的存在。我们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胃”的存在，将服从身体的必然性，当作唯一天大的事情。那样的生命没有尊严。尊严也不是“让”你有尊严，“让”来的尊严不是尊严本身。

我们在人世间匆匆路过的生命需要打开，需要一个意义，需要与这个世界同在，与这个世界更为深厚的价值根源同在，与他人同在。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是将自己最为美好的那部分留在了这里，把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创造和对于她的祝福，留给子孙后代。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也是开放的。这就需要我们走出自身，走出身体这个囚笼，走出仅仅将良心锁在浴室里，锁在装潢漂亮的四堵墙之内，以及仅仅限制在体制所赋予的身份之内。

因此，所谓“内部革命”，并非头脑中的革命，并非退回到人们各自身上，退回到人们互相之间的隔离和隔绝当中。相反，这是一个“走出来”的革命，是一个站起来、站出来的革命。从形形色色的囚禁和被囚禁当中解放出来，勇敢地与他人站在一起，这是自我革命，是“一个人的革命”。称之为“内部”，是为了区别于“外科手术”的框架，是以个人为起点，并认为个人这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如同阿基米德的起点，它能够撬起一个世界。尽管起点并不等于终点。

这并不是一场发动，而是一个小小的仪式。需要一次仪式般的举动——“为”了自己并“对”自己做些什么。不要将自己置之脑后，不要将自己仅仅弄得灰蒙蒙、灰溜溜的。而仪式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小小的停顿，是一个休止符，是与日常生活秩序拉开某种距离，哪怕是临时的。从某个暂时的断裂当中，我们来看清自己的位置，看清自己，包括回到我们年轻时那样一些梦想。哪怕这之后再度返回到原有的轨道之中，但是风景已经不一样了。

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仪式？因为此前人们已经忍受太长时间了。伴随着恐惧，人们在张望和等待，宁愿让自己停留在萎靡不振之中，屈从日常规则的支配。但也许那也是必要的。人们需要为保护自己的生活做一些准备。包括在学术方面需要年深日久的积累，以及在相对比较平静的状态下，发展出更多不同的学术流派，可供参考和争议。但是，事到如今，如果我们没有一丁点儿行为跟得上我们自己所说的，我们曾经所说的，那么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这不等于说必须脱离体制，而是说，从此建立起一个警惕，建立起一个阻遏。尤其是当体制与良心发生矛盾冲突时，会有一个参考的选择，将事情往良心的方向倾斜，让自己往良心的方向多靠一些，往真实和真理的方面多靠一些，不会特别难的。一般来说，也不会有太多的代价。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个习惯问题。我们已经被习惯牢牢粘住，习惯恰恰是真理的对立面。

代价不是完全没有。然而，人总是在付代价，各种各样的，是不是？站在屈从与日常规则这一边，付出的则是良心的代价，勇气的代价，追求真理的代价，是不是？这个代价是不是也很沉重？每个人都希望有折衷的好方案，但它总是迟迟不出现。我们是不是就这样一天天延宕下去？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拿走许多东西，再返还一点给她、用以回馈和增强这个世界本身，有何不可？牺牲不是目标，但是在我们的词典中，是否不要绝对删去这个词？我认同帕托切克所说的：“为某些事情做出牺牲是值得的。”同样他认同他的这个表述：“灵魂的忧虑”。

团结工会的工人们，有着对于自己行为更好的理解，它们不是我们教科书上说的那些，仅仅物价和经济的原因，在Timothy Garton Ash那本《波兰革命》的书中，记述了这位英国记者在1981年的波兹南所见到的：一个有着苍白面容、穿着脏兮兮夹克衫的小个子男人说道：“你看到了，这是一场灵魂的革命。”波兰哲学家Josef Tischner形容：“良心成长为森林……团结工会是由觉醒了的良心成长起来的巨大的森林……革命发生在灵魂的领域。”“一场灵魂的革命”，你相信吗？

那些有灵魂的人，有深厚根基的人，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根基的人们。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团团围住权力，须臾离不开权力，相反，他觉得自己便是一个自足的小宇宙，是一个神奇的存在，有着无限的潜力和能够发展出许多力量，他有许多自己的事情要做，他的兴趣、他的探索将他引向更为神秘有趣的世界，他在其中更加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和成就。在远离权力的地方，他能够生活得很好，甚至是更加好。

这样远离权力反而会感到快乐的人们，相比较而言，有可能对于权力有着某些免疫力。他们如果不幸进入权力，那只是一桩公共服务而已。《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曾经是一位律师，同时还是语言学家、科学家、农业学家、教育家和城市设计师及建筑师，是弗吉尼亚州大学的创办人和校园设计师。这样的人，如果他不当总统他也会过得很好，他不会认为权力才是人生的顶峰，便也可能不会对于权力表现出那样的攫取和贪婪。

难道就不能在权力之外，发展出别的思路？难道就不能摆脱权力争夺的眼光，来看待所有这些事情？每回有西方记者说，“你们持不同政见者”，我都要纠正一下，不是的，我只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如果本国的官员这样来称呼，我倒是愿意接受，因为这样的人不被允许存在。）当我看到我的周围、我的国家存在那么多丑陋的事情，这会让我感到耻辱。当我目睹我的同胞遭受法律不公正审判，我的尊严便受到了严重伤害，我的自由便是不完整的。

以体制为起点，与以个人良知为起点，这是不一样的。自由是我们每一个人动手解除自己身上的符咒，自由是每一个人“对”他自己“做”些什么，自由是一个一个爱好自由的人，他们愿意挺起胸膛做人，呼吸自由的空气，而不是像俘虏一样排起队来，“鱼贯”等待“被解放”。不难想象，更多的人拥有了自己的起点之后，他会在自己的那个位置上，做出许多有利的事情。那将是我们“良心的森林”到来之际。尤其是拥有一定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那些人们，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

不同的人们以不同的疑惑打量我们，到底你们这些人想要做什么？应该有比“取而代之”更好的思路。那些认同“内部革命”的人们，那些决定“为”自己和“对”自己做些什么的人们，同时强调自己做的任何事情，绝不是以攫取权力而出发点，绝不是为了“彼可取而代之”，我们这些人对于掌握权力没有任何兴趣（实际上谁来掌握权力是天下百姓的事情）。只是在这样一个昏暗的时代，我们愿意忠于自己，坚守自己的良知，承担起对于我们民族未来的责任，承担起我们民族价值和精神重建的责任。

2010年3月19日

2010年3月22日

天灾。人祸。这个星期一，门户的头条选择不是天灾，就是人祸。

西南大旱，已达“百年一遇”之级别。温家宝在云南考察的图文经由新华社播发，他紧皱眉头的表情和婉拒茶水的举动，成为市场化媒体采用最多的标题新闻点。值此危情时刻，党报党台沿例，努力传达各地干群如何群策群力解决用水困难，灾区民众已然获得“生命之水”。而包括西南本地都市报在内的市场化媒体特派记者们，则更倾向于提供严重的旱情描述，龟裂的土地和干涸的池塘成为最常用的影像背景。正值世界水周，各处专版专刊也顺应旱情，多数将重心做在了“缺水”之上。专家们在报端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旱情成因分析，从纯气象的“气环流异常”到归咎于“三峡提前放水”或者“水利欠账”。晚间，央视新闻1＋1引用温家宝核心指示，宣告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因为根据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的预报，旱情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天灾之下，人情难为。云南信息报前一日刊出报道“大旱当前泼水节还过不过”，文中，西双版纳州长表示不会因为干旱取消泼水节，“至于怎么过、用什么形式过则是另一回事”。经由各媒体转载后，这一表态引发网络“口水大战”，云南信息报今再跟进，由西双版纳宣传部官员回应争议，希望网友能理解“泼水节”对于少数民族的重要性，但承诺淡化泼水活动，并有高僧出面祈雨。华商报亦于今日刊出评论，劝告被“旱区泼水”激怒的汉族民众莫要道德苛求：这样的节日让其存在就是最大的道德。如果因为旱灾而强求其取消，那显然是最大的不道德。

在央视新闻联播里，西南旱灾的镜头之后是新疆洪水、北方沙尘。不过，比起天灾，人祸对那些以揭露丑恶为任的新闻从业者更有吸引力。中国经济时报及其记者王克勤与山西卫生厅的舆论战在过去的这个周末，呈现胶着态势。山西官员借由新华社（包括新华网山西频道访谈）发稿体系进行的自辩遭到了针锋相对的质疑，通过接受采访或者自开博客等渠道，王克勤在众多同行者提供的平台上得到了更多的控诉机会。3月18日发稿声称还原“山西疫苗事件”真相的新华社，陪同山西省卫生厅一起站在了打黑记者的对立面：“新华社报道说我的报道不实，我坚决不予认可。我的报道全文2万字，哪一个字不实，哪一段不实，或者是哪一个事实不实，请你指出来。笼统的说我的报道不实，我不能接受。”在由检察日报主办的正义网上，这位被称作“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承诺对“写的每一个字”负责任，并呼吁国务院联合调查组乃至国际卫生组织进入山西进行调查，以避免晋官自查时可能产生的推卸责任现象。

在名为“疑云需要真实答案”的山西疫苗专题中，搜狐引用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的誓言：为了更多中国孩子的生命安全，我们战斗到底。而另一位打黑先锋，两年多前就曾发表相近报道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也在这则专题中得到了战斗机会。

在网站编辑引用的提要中，曾于2007年12月3日发表《一家小公司是怎样垄断山西疫苗市场的》的刘万永愤怒抨击整个利益共同体：我可以在仰望星空时说，北京华卫——山西省疾控中心——山西省卫生厅——卫生部，都在这个无边的深不可测的黑幕中。作为供职于团中央机关报的记者，刘万永对新华社的职业水准表示严重怀疑：我不想对新华社的报道作出整体评论，因为缺乏基本质疑的报道充其量是传达了单一信源的信息而已。我要说的是，这篇报道中的一段对话让我见识了某些山西省疾控中心官员是怎样“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以此还原的所谓“真相”，不仅起到“错误的舆论导向”作用，还辱没了“真相”一词。

在这场向山西“问题疫苗”发起的持续声讨中，王克勤和刘万永拥有数量众多的同行者，比如另一位在两年前拥有同样“打黑”声望的名记，“问题奶粉”报道者简光洲。东方早报以整版篇幅发表其发自太原的署名文章，引用一个受害家庭的悲惨遭遇作为样本：“大儿子遭遇问题疫苗，小儿子碰上三聚氰胺”。

包括简光洲在内，在太原寻求“问题疫苗”内幕的众多记者昨夜都向编辑部发回了同一条消息，称多位疫苗受害者家长以及举报人陈涛安昨天收到了陌生手机的恐吓短信，“如果你执意要管，我们老板花钱找人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信息时报、深圳晶报、长江商报、潇湘晨报等均在头版导读这一最新动态，并多提供手机画面截图以为证据。

而随着这些市场化媒体向山西争相派出记者，连日来亦有更多侧面得到公布，例如受害幼童家长到山西省卫生厅上访时，有家长被推搡倒地；太原法院拒绝相关立案；省卫生厅承认在未与受害者见面的情况下公布“调查报告”；原省疾控中心主任去年底提前退休，后赴澳洲至今未归。在这场报道热潮中，本不是新闻主力军的视频网站如酷六、土豆，甚至发挥了中央电视台不能发挥的作用，找出了一段据称是央视两年前遭禁播的新闻片段，揭发“疫苗黑洞”。

孰可忍孰不可忍，擅于见微知著的评论员们亦齐数上阵，向山西官员发动了措词激烈的进攻。山西省卫生厅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就宣布已经逐一核实，并指责王克勤报道“基本不实”的做法，成为广受质疑的软肋。东方早报以评论版头条刊出五岳散人之文，并得到腾讯和网易共同推荐。根据稿件删节的迹象，这位评论作者认定山西卫生厅的迅速否认是一篇仓促出炉的“声明”：是手足无措之下的官话与套话的结合，展现了一下虚拟雷厉风行的决心而已。深谙此道的官方人士这次按以往的顺序出手，没有仔细揣摩其中的漏洞。新浪和搜狐编辑推荐的论述则是引自广州日报，针对事件双方看似均十分坚定的立场，作者李龙呼吁启动第三方调查（长江日报、长江商报、红网等亦于今日发表类似诉求）。

南方都市报更是以社论地位刊文，将彻查山西疫苗事件的核心直指“反腐败”，指责山西官方正在躲闪这个最重要的质疑角度，吁求国务院介入，在反腐之后再来讨论科学问题：疫苗事件不是简单的疫苗技术事故，也不纯粹是疫苗病变的疑难杂症，它首先是一起腐败案例。彻查山西疫苗事件首要在于反腐败。假如腐败不被公之于众，不能绳之以法，谈论政府责任和赔偿义务，或追问社会保障对伤残儿童的救助，就会失去起码的基础，必定会无所建树。南都所议“科学问题”可对应至财经网周六发布之方玄昌文章，这位作者引用医生群体技术讨论，称“将这些患儿的症状简单地与之前接种疫苗相关联，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为数众多的市场化媒体顽强跟进，并向举报质疑者提供话语平台——面对这样的舆论劣势，山西官员们在整个周末未能再度应战，直到新一周的上班第一天。在网络门户的预报关注之下，山西官方于今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根据中新社等发回的记录，山西官员坚称“目前山西省疫苗监管是严格的，疫苗质量是有保障的”，并强调“这次媒体对山西疫苗报道所涉及的问题是三年以前的事情”。同时，亦承认北京华卫时代公司当初进入山西疫苗市场，“没有经过严格的招投标程序”，而山西省原疾控中心主任栗文元曾违规挪款购车，但去年底即已“不再担任”职务。

王克勤今日所报道正是三年前刘万永曝光之事，涉事官商已做处理——这是山西官方第二次回应的主要诉求所在。而就在这一场被潇湘晨报记者形容为“十多分钟后就草草收场”的发布后，网络媒体的版面亦有了调整。虽然腾讯还能够将这条新闻维持在头条位置上，但新浪搜狐网易的编辑们已经将“疫苗”标题一步到位地撤下了要闻区。与此同时，新华网人民网苏醒，在自家首页上开始推荐由山西省政府背书的安民告示。

对Google服务的爱好者来说，谷歌退出中国不知道是该归为天灾还是人祸。虽然这场倒计时很难在今日四大门户的新闻首页以及报章版面上直接找到，但气氛已然十足。在过去数日中，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为首的中国媒体广泛揭发谷歌在世界各地惹下的“麻烦”、遭遇的“困境”，例如“谷歌把自己逼进死胡同”、“谷歌代表不了外商投资企业”，以及“谷歌暗通美国情报机构”。今天，人民日报再度在二版腾出版面，由中国作协向谷歌发难：希望谷歌公司认真履行承诺，尽快提出让中国作家满意的处理方案。这些对谷歌不利的消息也在门户网站上得到了推荐位置。

“‘谷歌暗通美国情报机构’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是环球时报今天谷歌报道的结语。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子报，以“外界猜谷歌今天宣布退出中国”的标题方式，来引用CNN的消息源。根据这份报纸的记录，业内人士嘲笑谷歌退出中国是“自绝后路”，而高技术已经可以“助中国对谷歌说不”。

经济学家，尤其是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立场上的赞同也是热播素材，新华社频繁发出稿件，强调中国拒绝人民币升值的正当性。在或激烈或温和的对美国压力的抨击声中，晚间，央视新闻联播临时插播温家宝会见新闻，称这位中国总理希望向美国企业传达一个信息：中国会加大美国产品到中国的进口，“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有良知的企业家，不要打贸易战、货币战。”

由温家宝担任主管的国务院也在被呼吁。根据早前华夏时报报道，被寄予厚望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被国务院退回修改。于是，多有民间意见领袖就此喊话：“改革方案被退回的原因要告诉公众”（长江日报，盛翔）、“我们失去超越利益集团的勇气了吗？”（东方早报，杨耕身）。

附：也不能说山西媒体就没有勇气，他们只不过和中国绝大多数地方媒体一样，没有超越地方利益的勇气。虽然未置“问题疫苗”一词，但三晋都市报今天倒是勇于在评论版点名抨击身陷“录音笔事件”的湖北省省长李鸿忠（甚至在头版用标题导读）：官员向记者道个歉，咋就这么难？

五

“八九”后，刘晓波面对“六四”鲜血和亡灵作了深入的自我反省，他从一个狂傲、尽出风头的个人主义者，转为一个社会道义的担当者，这是一番锥心刺骨的过程，他忏悔了他的狂妄、自我神化，以及头次被捕后的软弱。他的许多思想是由此而产生的。

他说：“民众的同情心、正义感和牺牲精神，是八九运动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遗产，长安街上只身挡坦克的年轻身影，就是这种高贵人性的伟大象征，值得永远铭记。”“然而，像我这样在八十年代自封为精英的文化人，……八九风云人物，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尽管，我是与那些坚持到最后的学生和市民的‘黑手’之一，然而我毕竟是幸存者，我没有在大屠杀后的血腥恐怖中挺身而出，以行动表示自己仅存的人性。离开广场后，我没有回到母校北师大去看看那些从广场撤出的学生， 更没有走上街头去救死扶伤，而是逃向了相对安全的外交公寓。”（《八九运动中普通民众的高贵》）正是基于此，他批评“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垮”，这话是他对广场上的风云精英和自己说的。他反省说：“良知的践行，不仅需要敢于反抗的勇气，更需要公共参与的理性和责任。”“个人责任没有替代品。……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黎明，既让我体验到面临大恐怖时生命的脆弱和光辉，也让我懂得了反抗独裁的责任伦理。只有以谦卑之心仰望在天之灵，我才知道活下来的责任之厚重；只有坚韧地抗拒恐怖、谎言和收买，才能多少承担起幸存者的责任。”“那种反抗者必定真理在握和绝对正义的自傲，实质上是一种病态的自我神圣。反抗者的‘天然正义’和毛时代遗传的烈士情结，很容易把反抗者恶捧到不胜寒的高处，既高估自身，也低估对手，以至于陷入这样的误区：只要是反独裁，就可以不择手段；无论怎么反，都是英雄好汉”。

他的这些思考是非常有益的。自民主墙以来，作为思想，我们并不缺少对极权主义的认识与批判，但是反对派却缺少对自身的思考与建设。刘晓波告诫：“民间反对派，不仅需要直面强权的勇气，也应该具有面对民间反对派内部的种种缺陷的勇气，不能让反抗官权的道义正确遮盖了民 间自省的视野，使我们失去了对民间生态的种种弱点的警惕；特别是要警惕反抗者‘天然正义’的错觉。如果民间反对派缺少足够的自省意识，不愿意进行自我反思 和不断改善，就很容易自我膨胀为‘一览众山小’的道德傲慢，中国政治转型的希望就将更为渺茫。”他提醒“我们反抗的起点是在共产极权造成的人性废墟上，反抗者们也都是‘喝著狼奶长大’的，时而自我犬儒，时而自我神化。而反抗独 裁并不意味著反抗者就自动变成圣人，抵制邪恶也并不总是正义对抗邪恶，有时很可能就是以恶抗恶。”

“六四”给刘晓波带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谦卑，对牺牲者的谦卑，对正义与真理的谦卑。正是由于这种谦卑，而克制了自我膨胀与个人风头，有了对社会道义与责任的担当。反抗极权是正义的事业，但是这不意味我们就是正义、代表正义，反抗者也可能是以恶抗恶；需要为正义服务、而战，但不可以正义自居；需要有对自我的怀疑和反省，避免自我膨胀，乃至自我神化。由此，他提出责任伦理。反对派不仅要秉持正义，更要有责任感，对社会、民生、国家具体责任的承担。更具体一点，政治领袖在反对运动中，要充分考虑民众所能承受的风险和代价，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的最大的成果，而保护民众生命是首先需要考虑的。比如“六四”，面对开来的坦克，学生领袖是应该带领学生撤退呢？还是持守广场呢？此时，最高的道义是保护数万学生的生命，组织学生撤退，而不是空洞的高调——勇敢地捍卫真理，不向独裁者屈服。这场血难，即使是从学生的一面，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假如学生提早退出广场；但为了“正义”，一些学生领袖拒绝撤退。之后，刘晓波反省这段历史，并为之忏悔，他说“我们被我们的正义所压倒”。他这里所批评的“正义”就是放弃责任的正义，这种高调正义除了义愤之情，热血理想，天真幼稚，也还有不那么光彩东西，即自我的膨胀和神化，特别是对他人生命的冷酷——血流成河才能唤起民众，但流谁的血呢？这种正义，是需要警惕和怀疑的，不负责任的正义是残酷的正义。

在反抗极权制度下，我们与这个制度与中共共在，我们需要时时从反面向学习他们的历史，警惕重复他们。当初，许多共产党人也是满怀理想，为真理为正义前仆后继。正义、真理都是终极、绝对性词语，近乎神圣，但它们同时也是危险的，如同宗教，如果没有制约，没有人类经验的积蓄，没有恰当的方式、规范和程序，没有常识性道德和价值的坚持，就会走向反面。正义是人类存在的基石，真理是人类的希望，但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的杀戮、灾难也常以正义和真理的名义而实行的——并不仅仅是旗号，也包括确信。

正义、真理作为终极道德和价值，对常规（下位）戒律、道德有取代的作用。人不可杀人是常识，但以正义之名，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杀。红色高棉知如此残暴，原因之一是他们确信他们代表正义，为了实现伟大而高尚的目的。文革红卫兵也是借正义之名，合法犯罪，释放人性中的野蛮、残忍。列宁说“革命是人民的节日”，其中就包括犯罪的解放。因此，正义也是需要制约的，不可逾越常识性道德和规范，不能因为正义之目的，而不择方式和手段。在我们为正义而战的时候，需要考虑他人的生命、事情的结果，并对之负责；我们也需要遵守信义、程序，持守人类常规道德和行为规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刘晓波强调责任伦理、程序正义，即对此而言。

奥古斯丁认为正义是上帝的意志：“是一个永恒的标准，先于国家存在而存在”。作为绝对精神，正义不可能在人世全然实现，它只能是一个至高指向，有限地在人世实行，其间有很大的落差。正义在人世的施行是律法。正义在中国的实现就是建立宪政，健全法制。凡人所及都是有限的，宪政、法制亦然，其不可能消灭所有的不公正，也不能保障没有腐败和贫困，但它是正义于人世最大限度的实现。民主宪政不是一片光明，而黑白相混善恶交织的灰色，我们需要确知它的有限而去建立它，神化民主是有害的，我们特别不能从中来神化自己。

在波兰的变革中，教皇保罗二世告诫米奇尼克，在正义之前是仁慈。教皇的告诫体现了正义的目的，爱是正义的起点，也是其归宿，正义的目的是维护人的生命和尊严。正义是重要的，但也是困难而危险的。在人性中，在血缘之外，仇恨远大于爱，而仇恨是趋向极端的情感。再，正义本身没有确指，人的立场、经验、参照、观念不同，对正义的判断既不同。在美国，许多善良、有理想的普通人，为伊拉克战争争执不休，有些人认为是义战，有些人则认为是非义战。以色列、巴勒斯坦为各自的正义打得你死我活。远些说，于基督教，十字军东征曾是正义；于伊斯兰教，哈里发的扩张也是正义。还有，正义没有尺度，正义与非正义也常常混杂在一起，假如民主胜利，要清算中共的罪恶，但是要清算到哪一级哪一步为合适呢？魏京生曾经是联动，要不要清算呢？因为正义是困惑的危险的，因此它需要有一个最终的落点，那就是上帝的爱。正义可以从仁慈出发，也可以从仇恨出发；正义可以面对过去，也可以迎向未来。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广阔地看，正义不能依靠处罚和恐惧来维持，怯于处罚，人可以不去犯罪，但是正义却不能生于人心，人只是恐惧而已。社会有正义，在于人心有正义，而人心有正义，在于人向善，生活得有自信、有权利、有尊严。因此，仅仅正义是不够的，正义必需来于对所有生命的仁慈，正义之目的也在于保障所有人的自由而尊严地生活。正义之前是仁慈，也就是正义之前不能是仇恨；要出于对众生的仁慈去求正义；不是出于施害者的仇恨求正义，而仇恨可以是正义的动源，并且是合理的。因此，人们在争取正义的时候需要有克制和宽容，不是针对谁宽容，而是要有宽容之精神。总之，是爱的正义，还是恨的正义？是宽容的正义，还是铁血的正义？

甘地的印度独立运动、马丁.路德.金的美国黑人运动、东欧的和平变革中，他们的背面都有其丰富的精神资源，即他们各自的宗教与传统。而中国则处于更糟糕的处境，除了严酷的极权统治之外，还有我们还面临人类文明传统的中断。这就是刘晓波所说，我们对于极权制度的反抗，起于文化与人性的废墟，缺少充分的精神养分的滋润与支撑。为什么“八九”一场壮阔的自由民主运动，在关键的时候为什么达不成一致，做不出简单而正确的决断？为什么“八九”之后，二十年人们没有走出恐惧的阴影？为什么这样一场血难，倒是由一群死难者的母亲们来承担道义的责任？应有的良知和道义的担当者哪里去了？为什么“八九”中国青年如此热情，富有理想，而今中国大学生却不问政治，成为世界上最少理想的青年？这说明，中国缺少健康生长的精神资源，“八九”是一场理想的热情，后面却没有精神信念的支撑。这些悲剧都说明中国文明传统的中断。

在争取中国走向宪政进程中，我们需要恢复和汲取人类文明的养分，比如对于中国传统“仁”和佛教的“慈悲”的恢复，对于基督教“爱”的汲取，对于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继承，对于西方宪政、法律制度的理性学习等等。中国的极权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是一定要完结的，问题是它怎么完结？完结之后，中国将怎样建设？ 其一，我们应争取不流血地完成，国家、民族不再经受一场血难之灾；其二，对于未来中国的民主宪政的建设，我们的民族准备尚不足，需要充分的学习和准备。
（待续）

2009年12月，我在网络上发表过一篇《从唐福珍想起蒋介石的事迹》，其中谈到当下中国社会的被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生存在被共产、被代表、被组织、被集体、被自愿、被监视、被侵犯、被奴役、被包围，甚至于被强暴、被自杀的鬼打墙式的被动困境之中；甚至有网友戏称“我们都是被字辈”、“我们处在被时代”。借用著名时评人曹林的话说，“被”字之所以一语风行，是因为它击中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利焦虑，没有什么字比这个“被”字更能言简意赅并精准地描述出许多人“缺乏自由”和“不能自主”的权利感觉了。这种被动，根本上是弱势的公民权利在强势的政府权力面前的被动，每一个“被”字短语之后，都有一个强势的权力主宰和操纵着一切。

但是，明确表示“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在已经被强势政权所敌对、所审判之后；偏偏又被20名自称是“多年关心并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流亡海外作家、异议人士和海外华裔”，雪上加霜地树立为第二重的“被敌对”、被攻讦的双料敌人；让我更加清醒也更加彻底地意识到：中国特色的被动者，只有在强权面前才会表现出被动挨打的可怜相；在更加弱势的被动者面前，他们永远是积极主动的施暴者。借用鲁迅写在《灯下漫笔》中的话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我对“最后陈述”的不同意见

事情的起因，是刘晓波落款时间为2009年12月23日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于2010年1月20日由他的妻子刘霞交给自由亚洲电台发表。就我个人来说，对于这篇并不精彩的法庭陈述稿，是有许多不能苟同的地方的。

第一，刘晓波所说的“我两次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的开庭提供的，一次是1991年1月，一次是现在”；是很不准确的。在我极其有限的记忆里，刘晓波面对公众讲话的机会，并不限于这两次。至少在包遵信先生去世时，他面对公众的讲话是很正式的。他在法庭上的两次讲话，反而是秘密的而不是面对“公众”的。2009年12月20、21、22、23日连续4天，亚运村派出所的警察及保安，在没有履行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昼夜蹲守在我家的门口，非法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目的就是不允许我这个可以充当“公众”的合法公民，去旁听23日的开庭审判。还有许多到了法庭门口的“公众”，被强行阻拦在了法庭之外。有关这次审判几乎所有的信息，都不能够在包括网络在内的媒体上公开出现。

第二，“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的刘晓波，仍然坚守着20年前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至少在我个人看来，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个人品质。但是，他接下来表白的“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司法从业人员的“职业和人格”之所以值得尊重，就在于他们的依法保障人权和依法惩治罪恶。明确表示“饯[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的刘晓波，最应该做的是依据宪法理直气壮地正面控告“张荣革和潘雪晴”等人违背宪法的犯罪嫌疑，而不是自相矛盾并且示人以弱地表示“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

第三，“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的刘晓波；在因为“饯[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而遭受法庭审判的情况下，却偏偏要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地赞扬“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即使确实是出于“最大的善意”，在逻辑上和事实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同样的道理，刘晓波在“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的同时，是完全没有必要反复强调“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以及“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的。司法从业人员在“违宪”前提下的所有“善意”，都只能减轻他们的罪恶而不能抵消他们的罪恶，更不能够转变成为他们的美德。

至于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首创的人性化管理”，特别是所谓的“悔悟”杂志，至少对于无罪可悔的刘晓波来说，是违反人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刘晓波“超越个人的遭遇”所表示的“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不仅在事实上不能成立，而且也犯下了因擅自代表“在押人员”的名义而侵犯人权的嫌疑。

第四，刘晓波关于男女情爱的表白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种私人性的表达，既然用在了所谓“面对公众讲话”的“陈述”之中，我觉得很有必要表述一下自己的意见：最为人道也最为纯粹的爱情，恰恰是自私和排他的，而不是无私和公共的。刘晓波假如真正拥有“无私的爱”，是不应该坚信对方“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而应该坚信自己的爱“一如既往”。就我个人来说，早在几年前公开在网络中发表维权及议政言论的同时，已经明确表示过，一旦自己被关进监狱，妻子是可以改嫁的，儿子也是可以改姓的。道理很简单，我没有权力享受任何个人的“无私的爱”，任何个人都有权在不违背法律、不伤害第三方权利的前提下，自私自利地处理个人情感。

刘晓波的说话权利

尽管我在上述四个方面不同意刘晓波思维不够清晰、逻辑相当混乱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但是，我依然尊敬他的“我没有敌人”的个人表态，并且打算就标题为《关心中国民主的海外华裔给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和哈维尔先生的一封信》，尝试性地捍卫一下他在不太自由、不够对等的状态下的说话权利。

在该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刘晓波明知中共在残酷摧残高智晟先生和其他良心犯的同时给予他特殊优厚待遇是别有用心，他却仍在他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说中国政府‘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这类完全违背事实的谎言。”

比起中共政权对于刘晓波的因言治罪来，该信中所谓的“明知中共……别有用心”，显然是更加专制也更加落后的诛心治罪。请问联署该信的20名“多年关心并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流亡海外作家、异议人士和海外华裔”，你们是怎么知道中共的“别有用心”的；你们又是怎么知道刘晓波与你们一样“明知”中共的“别有用心”的？你们既然与中共以及刘晓波如此息息相通，为什么还要一方面以中共为敌；与此同时又要与刘晓波为敌呢？！

在另一段话，你们采用中共外交官所常用的“众所周知”表示说：“中共一贯拒绝民间社会的任何力量与它分享权力，它把任何要它放弃独裁专制的人都视为威胁到它的政权的敌对势力并进行残酷迫害，无论是以抗争的方式还是以规劝的方式，中共都不能容忍，即使刘晓波以《零八宪章》这类规劝中共接受民主制度的谏言书的方式，中共也不能容忍。这次刘晓波的被捕再次说明，认为中共会自行改良、和平转型成民主制度的幻想彻底破灭，也说明刘晓波的劝说和谏言之路是完全走不通的。”

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近10年来，我个人一直坚守在北京并且一直追随在刘晓波、何家栋、张思之、包遵信、高瑜、于浩成、张祖桦、江棋生等师友后面，直接参与了包括要求中共“放弃独裁专制”在内的依法维权和依法议政活动。我虽然为此付出了一家三口只能居住在一居室的蜗居，并且被中国艺术研究院无理解聘的惨重代价；从2009年的6月4日前夕开始，还遭受了被国保及警察视为敌人而不定期非法监视居住的待遇；像高智晟律师那样遭受“残酷迫害”，至少在我个人身上还没有发生过。你们所说的“众所周知”，事实上是不可能完全成立，更不可能“众所周知”的。刘晓波以及我个人没有像高智晟律师那样遭受“残酷迫害”，与高智晟律师那样遭受“残酷迫害”之间，并不存在“莫须有”的“明知中共……别有用心”之类的必然联系。

作为《零八宪章》的改稿人之一，我还要告诉你们，我个人从来没有认为“中共会自行改良”。《零八宪章》的价值所在，就是要正大光明地依法督促不会自行改良的中共政权逐步改良。“刘晓波的被捕再次说明”，不会自行改良的中共，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民间舆论的力量。只要有足够多的健全的个人以有组织或者无组织的方式联合起来，正大光明并且脚踏实地地追求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中国社会或和平或不太和平的制度转型，终究是要实现的。除了以鲁迅所说的“奴隶”思维解读《零八宪章》的少数人之外，心智正常的人是不会把它解读为“谏言书”的。除了像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周恩来那样，以地下党加黑社会的变态方式煽动中国人敌对仇恨中国人的革命家、野心家之外，正大光明地依法维权、依法议政的现代公民，是用不着丧心病狂地在自己的朋友或同志中间抓特务、查线人的。

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明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并不局限于口头上的标榜和表达，而是一方面要内化为依照文明常识和文明法律，既尊重自己的主体权利也尊重别人的主体权利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外化为在公共生活领域内依照文明常识和文明法律，既尊重自己的主体权利也尊重别人的主体权利的生活方式。刘晓波作为一名坚守在国内的异议人士，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地从事着最为大胆也最为前沿的思想传播，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的思想者和表达者，为中国社会的言论自由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像他这样的旗帜性人物，到了远离大陆中国的20名“多年关心并参与中国民主运动的流亡海外作家、异议人士和海外华裔”眼里，却变成了“莫须有”地比附于“昆德拉当年协助捷克共产党安全部”的“有缺陷的‘合作派’代表人物”。如此黑暗变态的“被敌对”，刘晓波在这一次的中共监狱里并没有遭遇过，我想请教这20名自以为民主的海外华人的是：你们为什么不把或敌对或“被敌对”的积极主动性，最大限度地运用在正在公然残害本国人民的现任中共高官身上；却偏偏要扭住已经被中共当局当作敌人关在监狱里面的刘晓波，操练这种因欺软怕硬而战无不胜的敌对与“被敌对”呢？你们与没有回应反击的自由的刘晓波展开敌对与“被敌对”的不对待较量，难道能够证明你们比“没有敌人”的刘晓波更加民主和更加道德吗？！

法律上的公敌与情感上的私敌

张三一言在《谈谈某些没有敌人派的诚信和良心》一文中，附录了“美国入籍宣誓誓词”，其中写道：

“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内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时，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时，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军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时，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里所强调的是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公敌，而不是私人情感及宗教信仰意义上的个人私敌。从私人情感及宗教信仰上来说，连自己的敌人都要博爱的人，除了伪善者之外，剩下的应该是为数不多的耶稣基督及圣雄甘地之类的道德高尚者。刘晓波的难能可贵，就在于他20年来一直在追求这样的人生境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对于侵害个人权利以及危害公共权利的国家公敌，每一位合法公民都是应当依法加以敌对或反对的。但是，法律意义上的敌人，除了非常态的武装战争、恐怖袭击以及突发性的暴力事件之外，在更多的情况下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绝对敌对，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疑罪从无的罪由法定、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的依法惩治。在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况，法律意义上的敌对双方，是可以辩护、可以谈判、可以妥协、可以合作的非暴力敌对。

在前文明的专制社会里，置身于或者被迫置身于专制强权对立面的异议个人，在面对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有时候是不得不违心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屈服和变通的。基督教《圣经》，甚至把对于当权者的有条件、有限度的驯服，当作一种美德来提倡的。就我个人来说，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自以为“没有敌人”的刘晓波。毛泽东及其共产党活活饿死过我的爷爷和大爷爷，我至少在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下，是可以明确表达对于毛泽东的仇恨之情的。但是，我个人实在没有力量拒绝使用印有毛像的所谓“人民币”。按照张三一言的话语逻辑，我也许应该“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良心：我对得起被制造敌人的机器直接间接杀害的过亿人？对得起数以千万计的现在正在受到牢狱内外折磨的国人？对得起无法统计的受折迁等掠夺的国人？……或者具体地说，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良心：你们对得起在狱中受尽折磨虐待的陈光诚、胡佳、郭飞雄……一长串行不尽的维权民主人士？”

我的回答是，包括我爷爷和大爷爷在内的“被制造敌人的机器直接间接杀害的过亿人”，并不是被我杀害的。陈光诚、胡佳、郭飞雄、高智晟等人，也不是被我送进监狱的。而且我所参加的维权活动，比他们四个加起来还要多。他们四个人遭受不幸之后，我用真实姓名为他们呼吁过。在郭飞雄、高智晟遭受不幸之前，我还专门向他们当面提出过善意的劝告，假设他们能够听众我的善意劝告的话，“在狱中受尽折磨虐待”的遭遇，是有可能减轻或避免的。即使我自己，假如不是曾经犯过一点技术性的低级错误，也是有可能不被剥夺工作权利的。10多年来，我所做的事情远没有刘晓波多，但是，我从来不会无聊到像张三一言所说的那样，“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良心”，或者要求别人去“扪心自问一下自己的良心”。在我看来，生活在宪政民主的文明社会的人，却没有学会以人为本、宪政民主的文明生活，反而像地下党加黑社会的中共特别前中共那样，整天高唱着制造“敌对”与“被敌对”的道德高调，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

3月23日凌晨，美国谷歌公司（Google），正式宣布“退出中国”。其中文搜寻服务，由中国大陆转往香港。供中国民众使用的谷歌中文页面（google.cn），将自动转到谷歌香港页面（google.com.hk）。

谷歌同时宣布，将保留它在中国的“研发和销售部门”，这是出于最后的商业考量；而中共当局，出于政治考量，对此大抵默许，毕竟，它不愿看到谷歌完全撤出中国。

谷歌退出中国，直接挑战中共的网络封锁和网络审查制度。针对谷歌的撤出，表面上，中南海显得“满不在乎”，但从它对谷歌的冷嘲热讽、以至于逐渐升级的猛烈抨击来看，中南海实在是十分在乎，耿耿于怀。中共新华社，甚至用了“跳上台面”、“闹剧”等文革语言，咒骂谷歌和美国政府，调门如泼妇骂街。

中共方面声称，“外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且不说，这个“中国法律”，乃共产党家法，与中国人民无关，与国际通则相抵触，等同无效“法律”；就说，这个由中共自订的“法律”，连中共本身，都并不遵守，常常自我违反，更证明其无效性，凭什么强求他人遵守？再说，中共并没有在其任何“法规”中载明，引擎公司应该怎样封锁互联网，应该屏蔽或过滤哪些内容和字句。（中南海心虚，封锁互联网，至多发“内部通知”，而不列法规。）

中共又声言：“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但，将商业问题政治化的，恰恰是中共自己。因为，作为全球最大引擎公司，谷歌在世界范围内，都有标准化的商业运作模式，在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通行无阻；唯独，在中国境内，展开同样标准化的商业运作时，却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政治压力，中共竟要求谷歌配合，实施信息过滤、信息屏蔽和信息封锁。这是中共的政治要求，赤裸裸地，将商业问题政治化。

中共喉舌进一步指控，谷歌“借助互联网输出思想，进行文化渗透、价值观渗透”，“试图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谷歌果真能起到如此作用？中国网民求之不得，恐慌不安的，惟中共腐败集团而已。

但，中共的大言不惭和振振有词，却提醒世人，中共本身，为了“输出思想”，对他国搞“文化渗透和价值观渗透”，正忙得不亦乐乎。共产党味道的“孔子学院”，比比皆是。中南海甚至猛砸450亿巨资，要把中共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推向国际；还要打造一个类似阿拉伯半岛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频道，24小时狂转，对外倾销中共的垃圾价值观：独裁与腐败。

事件后期，中共媒体甚至指控“谷歌暗通美国情报机构”，却并未罗列证据。中南海反应，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吃不上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论用意，中共是要挑拨中国网民，削弱他们对谷歌的信任。但，在中国，对互联网实施过滤、屏蔽和封锁的，恰恰就是中共安全部门、情报机构，中共喉舌的指控，仿佛针对中共自己。

谷歌撤离中国，事发于中共的网络间谍活动。中共通过潜伏于谷歌的“中国员工”，复制谷歌代码，盗取谷歌的商业机密和核心技术；而中共网络特务，明目张胆地攻击中国异议人士设立于谷歌的电子邮件，也令谷歌不堪忍受。

讽刺连连的，还包括，带头指控“谷歌暗通美国情报机构”的中共媒体，乃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世人心知肚明，这个《环球时报》，正是中共以“办报”为名的驻外情报机构！

谷歌退出中国，中南海最恐惧的，是其示范效应。假设有朝一日，雅虎、微软、思科等公司，也群起效尤，四面楚歌的中共，其尴尬、窘迫与恐慌，可想而知。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21日讯）独立中文笔会昨天下午在香港举行2009年自由写作奖、林昭纪念奖、狱中作家奖颁奖典礼暨“文学与公民社会”研讨会，发布第七届自由写作奖和第五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如下：

独立中文笔会决定，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和林昭纪念奖分别授予现居成都的小说家汪建辉先生和现居北京的藏族女作家唯色。

汪建辉，1966年生于福建，曾亲历1989年的历史事件并因此身经磨难，并从此奠定了其后的写作基调。20年来，他始终如一坚持十分低调却对这个时代极为重要的见证式写作。他走在一条充满艰辛、不求闻达的边缘文学之路，与六十年来时断时续但始终薪火相传的地下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他的不少作品仅通过自费形式地下印刷在民间流传，为不多热爱文字和思想的反抗者、探索者所关注：《情节人》、《囚人猎记》、《十四年》、《人间的思路》、《城乡差别》等等。他的重要作品之一——长篇小说《中国地图》因审查制度而不得不在海外出版，该书描写了一个荒诞理想的产生及破灭，展现了一个悲剧时代的广阔背景与一个人的悲剧性命运，在异议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资深会员，他近年来的作品几乎均在笔会的《自由写作》网刊首发。汪建辉的写作彰显了在中国国内被人为掩蔽、篡改的地下文学真貌及其可贵传统。

唯色，1966年生于拉萨，在四川藏区和汉区长大，是优秀的藏族作家和诗人，1990年起长期担任拉萨的《西藏文学》编辑。在过去20多年的写作与编辑生涯中，她对藏族人民及文化的现状与命运持续关切，也积极推动和参与藏汉作家、诗人之间完全基于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交流与对话。2003年，她已公开出版的散文著作《西藏笔记》遭到查禁，本人受到来自官方的整肃与迫害。也因此她而失去了工作。尤其是在2008年拉萨事件后，唯色承受了比一般汉人异议作家更大的压力。但她始终坚持披露西藏真相的写作，而且成绩斐然。自2003年后，她已在海外出版关于西藏的著作有八部之多，其中《杀劫》、《西藏记忆》、《名为西藏的诗》和《看不见的西藏》等具有广泛的影响，她的作品也已为国际文化界所关注。唯色的写作与践行真正体现了林昭的自由精神，昭示了林昭精神在新世纪的普遍复兴。

今年颁发的自由写作奖是第七届，前六届的得主分别是王力雄、章诒和、吴思、丁子霖、廖亦武、周勍。林昭纪念奖则是第五届，前三届得主分别是卢雪松、昝爱宗、李剑虹，2008年的第四届空缺。独立中文笔会举行二奖项的颁奖活动，以表彰汪建辉和唯色两位优秀作家倡导并力行自由写作精神，以及处于逆境创作不息而具有突出表现与实绩。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打开报章，总能看到一些奇怪的新闻，今天，重庆新华网报道说，3月21日下午，重庆市九龙坡区与大渡口区发生大面积山火，过火面积300多亩。截至记者发稿时，虽未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但突发事件已相当严峻。大约下午14：50左右，重庆市九龙坡区华岩镇西站村罗家湾突发山火。由于天气晴朗，加上山风助虐，火势很快蔓延到大渡口跳磴镇新合村境内,闹得人心惶惶。这似乎又是一个不祥之兆，但出身于京城官宦之家的纨绔子弟薄熙来，既没悟性，也没有敢为天下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正如去年重庆发生山洪时一样，他怕死，根本没有第一时间赶到第一线。当地媒体报道说， 火灾发生后，九龙坡区和大渡口区两地政府立即组织公安民警、民兵、村民志愿者数千人扑救。同时，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丁先军、王泰来率市林业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现场组织协调当地驻军、市消队总队、市武警总队官兵千余人扑救。今日凌晨，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向华龙网记者表示，火灾发生后，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薄熙来等领导相继做出指示，要求有关部门迅速行动，周密考虑，组织力量扑救。 还说，截至21日22：30分，现场明火已被扑灭。消防官兵及武警战士仍驻守现场，清理余火，防止火势死灰复燃。这就是说，薄熙来的所谓“高度重视”，不过是在文件上画个圈，打打电话，或开个会议，装装样子而已，连市长黄奇帆都没有亲临现场。而来自重庆公安消防总队的消息称，山火发生后，消防部门调集主城区13个消防总队的共280余名消防队员和23台消防车，赶赴现场进行扑救。看来，薄熙来不动身并非因为工作忙，而是他自以为命要比这些官兵重要得多。

与此同时，恰恰今天又是世界水日，重庆市水利局昨日通报，重庆市属于中度缺水地区，重庆西部12个区县属于重度缺水地区，他们认为：“未来10年重庆都还要喊渴”。 重庆新华网说， 今年3月22日是第十八届“世界水日”，主题是“关注水质、抓住机遇、应对挑战”。3月22日－28日是第二十三届“中国水周”。主题为“严格水资源管理，保障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地处长江三峡库区腹地，坐拥三江，过境水资源丰富。该市水利局通报称，重庆市工程性缺水依然十分突出，人均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4，人均蓄引提水能力和人均旱涝保收面积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居西部城市倒数第一；目前尚有700余万农村居民饮水不安全，整个重庆市10余个县城、近400个乡镇仍面临缺水干旱的威胁；有近400个城镇防洪不达标。 该市水利局新闻发言人卢峰说，按照重庆市现有水利工程供水能力计算，未来10年，全市水资源短缺状况将持续加重。

由此可见，重庆的山火与旱灾一起展现在市委书记薄熙来的面前，但他的应对方式，却与老百姓的利益水火不相容，重庆新华网近日不仅刊登了人物特写，而且还加上了现场照片，题目却是不合时宜：《重庆的建设不好做，但做好了会很美》，文章形象地描写说：“金色的油菜花、起伏的山峦、蜿蜒的溪水……3月20日上午，全国十大美术院校的校长齐聚四川美院虎溪新校区，就中国当代美术教育，美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课题进行交流。市委书记薄熙来，市委宣传部长何事忠，副市长谢小军出席论坛。”显然，这个活动在前，火灾在后，但旱情早已存在，而“论坛”也并非一日。也就是说，火灾留迹和干旱期间，这些校长们还在山城旅居。

据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十大美院“掌门人”首次聚会。“明媚的春光下，金黄的菜花旁，露天草坪上，艺术家们一边赏花、一边漫谈。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薄熙来与“艺术大师”畅所欲言，坦诚交流。“

看来，山火既将燃烧，土地已经干裂，巨形何首乌突现，人心正在浮动，这些连中国历代封建帝王，都恐惧不已，引以自责的自然天相，一点也没有影响薄熙来的诗情画意，他竟自吹自擂地说，“这次全国十大美术院校的负责人一块来到山城，共话发展，也是推动重庆文化发展，提升山城文化品位的宝贵机会。”薄熙来对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30年，经济上高歌猛进，已令世界瞩目；而经济越发展，对文化发展、繁荣的呼唤就会越强烈。艺术创作对现实生活有重大影响，生活需要艺术，时代需要艺术人才。新华网的文章拍马屁说， 薄熙来的话，引起了艺术家的共鸣。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当今社会对艺术类，特别是设计类人才的需求非常大，“中国就是一个世界加工厂，美术因此成了一门强势学科，中国的美术事业大有可为。” 我想，这位昏昏然的院长把“世界工厂”和“美术强势学科”连在一起，把艺术和金钱连在一起，强调它们的因果关系和需求的重要性，令人匪夷所思，这且不论，先看看这些犬儒画家们是如何捧薄熙来臭脚的。

报道说，许江还对“五个重庆”建设提出建议：“重庆是山水之城，有磅礴的气势，在世界上也很有特点。如何发挥优势，形成其它城市所没有的山水胜景，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时的薄熙来，早把百姓疾苦和干旱缺水忘到脑后了，他心里美滋滋的。他雅兴不小地回应道，赞成许院长的意见，并说，城市建设需要仔细研究土木建筑的布局，要让人看着舒服，能体现出自然之美。重庆山势起伏，虽说建楼有些困难，但它层峦叠嶂，是立体的，有层次感，很美、很丰满，搞好了比大平面上建的城市要耐看。关键是要统筹考虑，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使其有个整体的艺术感觉和自然环境。我们提出“五个重庆”建设，其中有个“森林城市”的概念，就是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相信10年后重庆会令人耳目一新，有个满目青山的好环境。重庆的建设不好做，但做好了会很美。在此民生困苦的关键之时，薄熙来全然不提上文涉及的迫在眉睫的未来十年干旱的严重问题，对潜伏已久的山火隐患也毫无警觉，他和其它领导都忙于迎来送往，谈诗论画，对当地百姓有可能面临粮荒和死亡的威胁全然不顾。而这些靠拍马屁爬上去的美术家，对水荒等自然灾害也同样冷漠，他们大都是趋炎附势之徒，满足于吃一点统治阶级宴席上的残汤剩饭，溜须拍马已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果然，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在发言中，对重庆城市建设规划理念的变化表示十分赞赏。他说，近20年，知识界、文化界对中国城市化进程有一些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千城一面上，“尤其是新城建设，都是多立方盒子，都是高楼，都是大马路，没有特色。”他建议，有山有江的重庆，应跟其他沿海城市、平原城市拉开距离，因势造城，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其实和爱搞花架子的薄熙来的观点如出一辙， 只能博得主子的欢心，不过有一个人提了一个所谓的建设性意见，报道说，“我给薄书记提个建议！”西安美术学院院长说：“法国的城市之所以令人向往，关键是他们非常重视文化内涵，像巴黎等城市，其文化形象实际上代表了国家形象。法国有一条规定，重要建筑、大的规划，美术学院的院长不签字就不能通过。”既便如此平庸，自私的观点，重庆新华网也不敢写出这个人的名子，只是称他院长，大概是应其所求吧！这个院长忘了，假如他们和巴黎的院长同样有权，发展商不往他口袋里塞钱，他能签字吗？再说你说了算，象薄熙来这样当官的人怎么受贿？文章又说，薄熙来对此表示赞许，但没说授权給他们，他只是说，城市建设要有艺术感觉。一个建筑，只有使用功能，没有艺术感觉，很难给人们留下长久的记忆。一个城市的建设，不光建设者要努力，艺术工作者也要做出贡献。城市的建设者要把城市当作自己的作品，就好比面对一块美玉，要一刀一刀地精雕细刻，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最后形成一个完美的作品，交给全体市民来欣赏。

但我做为一个大连人，亲眼目睹过这个政治骗子以建筑艺术为名，把大连的天然环境和众多名胜古迹破坏得面目全非的过程！大连美丽的弧形海湾已永成梦想和忆念，老虎滩在哭涕，黑石礁在沉沦，又比如，大连唯一的具有47年历史的苏军烈士纪念塔，动迁之后，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而棺材般的白色建筑物取代了它，薄熙来酷爱的所谓“槐花灯”，则象招魂幡一样在人民广场两排挺立，多年来大规模动迁和城建工程的巨额利润，装进了薄熙来大批金州死党，以至谷开来及亲友们的口袋，所谓北京昂道律师事物所『前身是开来律师所』则是铁证，现在，他又在糟蹋和掠夺重庆，他说，今后10年，重庆主城区将扩张一倍，达到1000平方公里，这对任何一个大城市来说，都将是难得的历史机遇。薄熙来有意省略了“赚钱”两个字，应是“赚钱的机遇”，果然，他接着说，机不可失，我们一定要请四面八方有真才实学的建筑师、规划师、艺术家，共同参与规划设计我们的新重庆。中国沿海的很多城市在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已经很漂亮了，也基本定型了，而重庆正面临改造的机会。他不好意思提到大连，因为近年来他的治市理念和形象工程，已被我刊发在香港《多维月刊》上的连载文章《薄熙来传》彻底戳穿，这些常去香港吃喝玩乐的院长们不会耳目塞听。只是参与设计的诱惑挡住了他们的火眼金睛。

我看，与会的“十大美院掌门人”应当提醒薄熙来，不论是重庆的经济形势，百姓疾苦，人文环境，还是他本人的仕途，处境，都到了最危险的关键时候，而忽然出现的巨形何首乌，自燃山火和由来已久的干旱缺水，都是大自然的报应和警示，如果他不顺应民意，身先士卒，立即赶到火灾和旱田第一线，带领群众解决问题，只有死路一条。然而，从小习惯于宫廷尔虞我诈的薄熙来，没有这个悟性，良心和诚意，新华社的报道说，“不知不觉中，论坛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意犹未尽，罗中立院长邀请艺术家们共进午餐，大家谈笑风生，和薄书记一道继续探讨美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

可见，薄熙来和十大所谓美院掌门人只对美味佳肴更感兴趣，早把老百姓的温饱丟到爪哇岛去了，他们不知道重庆还有一大半农民吃不饱或吃不好，还有数百万类似王娅的孩子上学困难，数十万三峡移民流离失所，不用说别的，这些掌门人用脚丫子蘸墨画一副小品卖了赚的钱，都比王娅父亲一年辛苦劳作的血汗钱还多！只要薄熙来这样的坏人当政，社会的不公平和两级分化就无改变的希望！而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以油画《父亲》一举成名的油画大师罗中立，如今只会邀请权贵和同道吃饭了，已经全然忘记了“父亲”脸上的皱纹至今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愈加深刻，还和重庆土地干裂的口子对接在一块，中国没救了！他再也画不出《父亲》那样震憾心灵的力作了，因为类似薄熙来的贪官，已经用“掌门人”挡不住的诱饵，把他的创作灵感噴发的深井彻底地腐蚀掩埋了。纵览中国画坛，已无几个人还能象中国画院副院长卢禹舜那样有良心和良知了！

我想，善于巧取豪夺的薄熙来，之所以重视这些十个掌门人，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们都是名家，如同当年在大连一样，薄熙来喜欢收藏名家字画，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发财的机会，据我所知，其在大连以至辽宁掌权时已收受了价值连城的全国各地的名家字画，其寓所的精品林列令人叹『“贪”』为观止。薄熙来用城市建设规划工程费和艺术咨讯费，诱惑和拉拢这些发财心切的犬儒艺术家，以便他们为重庆摇旗呐喊，反过来说，他们个个脑满肠肥，名利双收，不会不对薄熙来投桃报李，等将来退休了，薄熙来玩名家字画就能成千万富翁，难怪，薄熙来90年代中后期要和辽宁省著名画家宋雨桂为邻，同住大连中夏苑，连谷开来也要跟大连画家张兴君学画，薄瓜瓜和邢良坤学陶艺，他们都知道远离自然灾害，奔钱而去，并和名画家同流合污，附庸风雅。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得好：“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薄熙来忘了最重要的一点，等他在日后的中南海高层权斗中倒下了，这些处心极虑搜刮的名家字画，只能折合成贪腐金额被没收，和陈希同，文强一样，它将变成刑期，而他的贪腐的名字，已被我钉死在《薄熙来与昂道律师事务所》一文中，遗臭万年。

2010年3月22日于多伦多 

电影《阿凡达》中最引人注目的科幻假设，就是潘多拉星球上的生物网络：大量植物的根部联结成网，纳威人则可以通过发辨中的神经束接入网络，可以下载、上传或保存信息甚至意识，也可以通过神经束与星球上其他动物沟通。整个星球上的所有生物都连接成了巨大的网络，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智能生物利用连接成网的植物根部的化学反应或生物电来传递信息，在科幻作品中并不少见。美国科幻作家詹姆斯?布利什的《事关良心》和大卫?布林的《提升之战》中都有此类设想。但与这些作品不同的是，纳威人接入网络的能力并不是一种技术发明，而是一种天生的能力；潘多拉星球上的生物所具有的彼此连接的能力，表面看来是进化的产物。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不同种类的生物分别进化出彼此连接的能力，这是否可能？不少科幻作品都设想过集体智慧，但通常仅限于同种生物之间彼此连接。生物进化出与异种接连和沟通的能力，似乎并不能带来进化上的优势，因此我们很难相信这种能力是各种生物分别进化的产物。

那么这种能力从何而来？对此我有更加可怕的猜想。

潘多拉星球上的生物让我想起了德国科幻作家弗兰克?施茨廷的小说《群》。这部小说描写了深海中一种有神秘的单细胞生物，它们不仅可以彼此连接形成意识，还可以进入其他生物的神经系统并且对其进行操纵。潘多拉星球的生物也受到了类似生物的操纵，成为这种生物的傀儡，这种猜想似乎十分符合逻辑。弗兰克?施茨廷关于深海中存在可以彼此沟通、连接成网的单细胞生物的猜想并不是无中生有，最近，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的拉尔斯?彼得?尼尔森率领的研究小组发现，海底的硫磺菌可以通过彼此相连的蛋白质纳米纤维来传输电子。

当然，潘多拉星球的生物受到可以连接成网的细菌的操纵，这只是可能的情形之一，同样可能的是潘多拉星球的生物受到了纳米机器人的操纵。纳米机器人不仅可以连接成网产生意识，还可以通过移动原子来对物质和生物进行改造。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整个潘多拉星球都是纳米机器人创造出来的，纳米机器人就是潘多拉星球的创世之神，这样潘多拉星球拥有集体智慧也就不奇怪了。至于纳米机器人的来源，就让我们假设潘多拉星球曾经是一颗像地球一样拥有高度文明的星球，纳威人之前的智慧生物发明了纳米机器人来为自己服务，但是纳米机器人失控，像肿瘤一样不断繁殖，杀死了整个星球的所有生物。随后纳米机器人通过彼此连接产生了意识，并且重建了潘多拉星球和整个生物圈。纳米机器人不仅创造了纳威人，也创造了一颗有意识的星球。这就是潘多拉星球的今生前世。

关于“有意识的星球”的科幻小说也为数不少，阿西莫夫的《基地》和波兰科幻作家斯坦尼斯拉夫?莱姆的《索拉利斯星》中都涉及了这一主题。这一主题以盖亚假说为基础，盖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大地母亲，盖亚假说认为整个地球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地球上生活的万物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有意识的星球”意味着一个星球上的生物进化和文明发展到达一个高峰，所有的意识融合为一，生物进化成为神灵。

3月15日新华社消息，英国政府将在未来数周内公布一项改革方案。如果此方案获得通过，有700年历史、由各种贵族或教会头面人物构成的英国上院将变身为经选举产生的美式“参议院”。据说工党政府在距议会选举还有两个月的节骨眼上干这活，明摆着是“别有用心”，因为作为对手的保守党会很尴尬，她要么支持对手的政纲，要么给扣上维护特权的帽子———赢的都是工党。

党争、议会、选举和民主这几个关键词搅到一起，让人想起英国惊心动魄的1830年代。这倒不是因为当时大英帝国和我大清正在扯贸易的皮，并导致了1840年那场改变大清命运的鸦片战争，而是因为1830年代对英国和整个欧洲都是个关键时刻，正处于一场席卷欧洲的革命的前夜。

当时英国的状况是，虽然工业蓬勃发展，但各种不满情绪正在工厂主和工人间酝酿，动乱和革命的苗头越来越明显；而乡村和农庄更是陷入贫穷，一度在英格兰东南部引发暴动。

当时一位重要的政治家、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认为乱象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他观察到新兴的工业阶级在传统的议会里没有代表，中产阶级强烈地呼吁政治参与，劳工们则鼓吹暴力。格雷据此开出的药方是重划选区、扩大选举权，前者是对既有政治权利的重新分配，后者则是扩大民主。

1830年11月，这个问题被提交到议会讨论。托利党领袖威灵顿公爵（就是那位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杰出军事家和政治家）旗帜鲜明的反对改革，他的基本观点是，英国现有政治制度不仅体现国情特色，而且无比优越（原话是：“英国议会的作用超过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届国会”———这倒是实话）、“它所代表的人包括我国庞大的有产阶级”。

威灵顿预感到了这个立场的后果，他说完坐下后偷偷地对外交大臣说“看来我们要下台了”。果然，两周后的议会选举把格雷送上了首相宝座，辉格党阔别了半个世纪的在野党身份。

1831年3月，格雷政府第一次向下议院提交《改革议案》。这份议案要求取消100多个旧选区，在新兴地区增加新选区，同时扩大选举权。这份议案的激进和大胆连辉格党议员都面面相觑，在议会被宣读时伴随着议员们的嘲笑和起哄———毫无意外《改革议案》被下院否决。

下院的否决激起了全国的愤怒，局势一时危如累卵。在此情况下，许多议员见民心可用，也为了避免局面恶化，转而支持政府。更重要的是，英国国王威廉四世此刻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意识到，虽然托利党和威灵顿公爵反对改革的理由是改革会危及“我国根本的政治制度”———国王制度的根基，但如果眼下他不支持《改革议案》的话，国内随时都可能爆发革命。国王陛下一想起那1649年上了断头台的老查理，后脖子就瓦凉瓦凉的。

于是国王接受了格雷首相的请求，解散了下院，重新举行大选。上院听说下院要被解散顿时炸了窝，他们通过一份议案，请求国王考虑收回成命。正当议员们大呼小叫情绪激动的时候，噼噼叭叭地传来一阵皇家礼炮的巨响，原来国王不仅没有收回成命，反而亲自跑来上院隆重地宣布这一决定。

于是新一届下院选举在全国举行，自然而然地，此次选举的核心议题便是选举改革。辉格党毫无悬念地大胜，取得绝对多数席位。一场选举化解了民意和下院的难题，新一届下院支持改革已无悬念。

但上院并不屈服。和今天的英国上院不同，这个由老贵族们盘踞着且不经选举产生的机构在当时是拥有实权的。1831年10月7日晚上，上院开始投票表决《改革议案》。议员们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派，而整个英国似乎都在屏息等待结果。票决的结果是，议案被上院否决！

消息传出，舆论再次哗然，报纸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甚至加上黑框，人们谴责上议院与人民作对，伦敦街头出现了进行政治动员的标语和旗帜，某些地区爆发骚乱，更多的地区正在准备罢工和全面的抗捐抗税。

政府一边动员民众的支持，一边小心翼翼地将社会情绪控制在宪政秩序内。《改革议案》于1831年12月在下院顺利通过后，于第二年5月再次提交上院表决。固执的上院第二次否决了议案。此时此刻，由于上院不由选举产生，无法像对付下院那样重新选举重拾民意，所以政治角逐进入了死胡同，难题被推给了国王。威廉四世经过一番犹豫后，最终不得不接受了改革派的建议，他利用国王特有的影响力动员反对派议员在表决的时候缺席。于是1832年6月7日，《改革议案》在上院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这场改革，使全英国的选民增加了50%，全国1/6的成年男子获得选举权。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获得解放，政府增加了教育经费的投入，《济贫法》被改善、《工厂条例》被通过、地方寡头政治势力被瓦解。

面对既成事实，当初激烈反对改革的托利党为了不被选民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于议案被通过的第二年迅速进行了党内改革，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并在第三年的议会选举中扳回一局。势不两立的政治伤痕在选票和法律的治疗下重新愈合。

英国这场以民主化解社会危机的政治改革的意义，很快在1848年表现出来。英国选举改革前面临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欧洲的问题，按我们经典教科书说法，那是个“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进行殊死搏斗”的年代。但欧洲大陆没有英国这么幸运，民间情绪没能通过选举化解，社会问题也没有通过政治权利的让渡生成新的解决机制。于是在1848年，无能的体制催生出了自己的掘墓者，欧洲革命风暴首发于意大利，旋即席卷整个欧洲大陆；也在这一年，《共产党宣言》问世，那个马克思所说的在欧洲徘徊的幽灵终于附体显灵。

与欧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年发生在英国的最激烈的政治事件仅仅是一场请愿。1848年4月，数百万请愿书被装进3辆马车，组织者赶着马车向议会大厦前进，当遇到警察阻止的时候，他们就平静地就地解散了。邱吉尔评价说，“1848年伦敦的革命情绪不过如此而已”。

在这场改革运动中，上议院成为历史的绊脚石，未经民间授权却把持国家政权的既得利益老贵族们，曾经固执地使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此后数十年，随着英国民主政治的一步步提升，未经选举的上院逐渐失去了实权。今天，布朗政府针对上院的改革可谓瓜熟蒂落，而英国的平等普选权早已成为所有成年公民的基本人权。

一
作为一个经常写政治评论的业余写手，我很羞愧，我不太关注“两会”——我国“人民民主”唯一的、盛大的嘉年华会。诚然，人大是有看点、有关注点的，比如温家宝总理就是。他的某几句话确实讲得很好——不管能不能讲话算数，反正讲得很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对温总理给予比其他八大常委更多的期待和信任；还比如湖北省的李省长也是一大看点——这真是丢我们湖北人的脸。此人显然不可能是一个够格的代表和称职的省长，作为湖北公民，我极想代表全省人民鄙视他、谴责他，但是我也不够格。

我之所以不太关注人大，主要不是因为代表们的议政能力低、或者提案质量不高——在我看来，那倒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是因为我看不顺眼背台词、走过场的会议开法。跟幼稚园“过民主家家”似的。我担心这样的会议看多了，会降低我的智商。

二

人大是个什么性质的机构？在中国政治中占什么地位、起什么功能？关于这几个问题，大家的看法其实没有太多的差别，与党中央也是高度一致的：橡皮图章而已。

橡皮图章这个说法确实很写实，又很传神。我真佩服这说法的发明者。来历恐怕是不可考了，可能是那些反共反华的人士先说出来的吧。不过，这说法即便真是反华分子们首先发明，却也应该归功于党中央。正是党中央非要把人大设计成、打造成橡皮图章不可，别人可没这么大本事。而且党中央还要千方百计地让我们死心塌地的相信，人大确实是、从来是、只能是、且始终是橡皮图章。它不可能变成别的什么东西——比如国会、众议院什么的。党中央绝不允许我们这些还有政改残梦的人对人大作非分之想。所以，橡皮图章这一著名比喻的发明之功，总得归于党中央才对。

吴邦国委员长说过，中国人大与别国的议会有“本质区别”。这话我信，是大实话。他还说，俺们人大，就是个听报告、拍巴掌的地方，普世价值在俺们这里一钱不值。收起自由选举、多党竞争、三权分立“那一套”吧，想搞“和平演变”，那是做梦。这话我也信，也是大实话。委员长大人这是在警告我们：谁敢说人大不是橡皮图章，我吴邦国就和他过不去！

有人可能会反驳，《宪法》可不是这样说的，全国人大那可是管天管地、大包大揽、议行合一、权大无边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错，白纸黑字，的确如此。但是，请容我说句不大好听的“真话”：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谁要真敢相信党中央写出来的宪法，谁就不配做真正的中国人！

三

关于人大，我一直有两个“理论难题”没解开。第一个，是人大跟“人民民主”或曰“无产阶级民主”的关系。按照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描述，人民民主就是工人阶级直接管理国家，是不需要什么代表机构作中介的，每个工人都可以上午做工、下午当公务员、晚上从事哲学批判，那是最彻底的民主，公职和公事大家轮流干，没有报酬、白干，连任期都不可以有，说上就上，说罢就罢，随走随换。在此乌托之邦，人民代表岂不多余？按照列宁的说法，代议制度是掩饰阶级压迫的面具，纯属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国家是只要有“委员”、无需“代议士”的。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党领导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瞧这架势，听这口气，只要人民把党伺候好了，“人民民主”就万事大吉，这哪里还留有“人民代表”的位置？所以，我以为，中共年年要开人大，这其实是一件很没有理论面子、在逻辑上又挺让人想不通的事情。

第二个，是人大跟党的关系。这就又要谈到《宪法》上所谓“最高权力机关”一说了。说实在话，我疑心“最高”二字是不是写错了。这都“最高”了，把我们的党、党中央、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又往哪里摆呢？摆到次高、较低，那行吗？可以吗？不乱套吗？这真让人毛骨悚然、浑身起鸡皮疙瘩，继而满头大汗、满腹疑惑。文革的时候老毛才是“最高”，如今诚然是“中央领导集体”才“最高”。这句话若不是写在堂堂《宪法》里，真要让人怀疑是海内外反华势力“篡党夺权”呢。据说法院里有“三个至上”，或许这就是“N个最高”？

这确实是挺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一方面，党永远领导人民、始终代表人民，另一方面，被领导着、被代表着的“人民”的“代表”的“机关”，居然号称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难道这是成心要把“人民”当傻瓜、拿“代表”当猴耍？心智正常的人恐怕不能理解其中精义，除非他学过辩证法。

四

我有一位朋友，总喜欢研究一些古怪的问题。关于人大，他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有一次，他对我说：某日某时通过某某决议、某日某时选某人当主席做总理，早都提前定死了，人大就这么个开法，万一哪天出了事故、通不过怎么办？

我说：那不会的，一个帮会起家，一个堂口混食，“代表”都是层层把关、组织放心的人，对党中央只有感恩戴德的份，哪里会有通不过的时候？

可我的朋友认死理：万一呢？万一他们起内讧了呢？不说万一，就说假如吧，假如人大代表都错吃了壮胆药呢？

我想了想，他说的话未必无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今天不可能的事情，未必将来不可能。但这事情还真是很难办。请恕我自作多情，为党分忧：“最高权力机关”啊，你共军总不能把坦克车开进大会堂里去；代表都有刑事豁免权，你也不能把人家扭送公安局；那宪法又太不是个东西，没有规定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人大重新“选举”。假如人大代表们真要犯了驴脾气，那“人民民主”岂不是死路一条？想当年，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曹锟他们那一拨民主前辈，跟国会可都是过过招、吃过亏的，还把个亚洲第一共和国硬生生地给整黄了。

这个古怪的问题大概目前还拿不出标准答案。可以猜想一下，中共大佬们大概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赶紧分派政治局、书记处、中组部、中宣部、中纪委、统战部等各路人马在军警的护卫之下去给人大代表们讲政治、讲大局，讲党性、讲原则，顺便发一点封口费、奖励一点选举费，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既吓且拉，人大代表不可能油盐不进，事情或许就能够摆平，当然，也或许就完全搞砸，弄出“颜色革命”来；第二条路，就是给人大松绑、向人民投降，由着那些不听话的人大代表去自由辩论、自由表决，法案通不过就返工重作，人选通不过就换人重选，政府报告通不过，就主席总理加国务院、中央军委总辞职。要不然，也还有第三条路子，就是号召造反派革命群众冲进人民大会堂里抄家夺权、斗资批修，砸烂第二司令部的狗头。但这是老毛的看家本领，怕是已经失传，也不一定好用了。

人心难测，世事难料。我在这里给中南海诸公提个醒：玩弄“人民”的事情，那也是有风险的。

五

“89年那场风波”发生之时，曾经有过一个给“人民代表大会”正名的机会：1，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2，当时的社会舆论普遍支持抗议运动，有一批对学潮持同情态度的人大常委曾联署要求召开非常人大、讨论危机国是；3，如果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没有出国，且赞成召开、乐意主持；4，如果当时的示威学生和社会各界公开、明确地将“召开人大非常会议、公开辩论重大议题”作为其最主要的抗议诉求；……如果此事成真，如果89年的政治焦点从天安门广场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如果赵紫阳和李鹏到人大公开辩论，如果王丹和吾尔开希在人大出席听证，如果人大通过了否定“426社论”的决议，……你还敢说人大是橡皮图章吗？那么，中国局势将怎样变化？64屠杀是否还有可能？全国人大能否转型为真正的国会？三权分立能否在摸索中慢慢成型？

这也是一个古怪的问题。因为机会稍纵即逝，血案已成固化的历史。当年的状况似乎是，抗议领袖并不看重人大，宁可看重党中央，独裁者也不信任人大，宁可信任“党政军扩大会议”。召集一次特别人大并不容易，独裁者大概会公开反对，奸佞之辈肯定会暗中捣鬼；然而，操纵一次特别人大也不那么容易，万众瞩目，众目睽睽，擅长于暗箱操作的大人物可能也用不上他的“经验和智慧”。一枚橡皮图章，却拥有宪法上、名份上的“最高权力”，人大的内在矛盾，使它在非常状态之下成了现行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为什么我们不能从这里打开整个体制的缺口？那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局面，在脆弱的权力均衡之中投入一个新的变数，或许，一切皆有可能。

1989年以来，人大的实际份量变重了。这一变化，从近些年来“两会”期间媒体们的热闹、国保们的紧张、官员们的做作可见一斑。还有一个变化的指标：以往是退休的书记当人大主任，现在换了在职的书记兼人大主任；以前让政治局里的闲人当人大委员长，现在让第二号的大常委去当小小的委员长。看起来，89年那一次没有开成的特别人大，已经让某些人感到了威胁、感到了后怕、产生了警觉。

六

未来若干年，中国很可能会出事、甚至出大事。但愿我这是危言耸听。据说，当局已经制定了各种成龙配套的“应急预案”。但是，很麻烦的是，当今中国还只有镇压的机制或曰“维稳”的机制，却没有一套“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以和平的手段、宪政的方式解决官民冲突、央地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体系和机制。一旦真有事、有大事，靠人民币已经解决不了了，用武警、特警、公安、国保又怕把事情办坏了，那么怎么办呢？难道又要出动野战军对平民百姓去“平暴”吗？这个国家还经得起64那样的“平暴”吗？我对此深感怀疑。

人大是现存的机构中多少与民主和宪政沾点边的机构，至少，它要比戒严部队多一点民主，比政治局扩大会议多一点点宪政。所以，我一厢情愿地对人大橡皮图章抱有一个天大的幻想：当下一次历史关键时刻来临，平时帮闲、忙时靠边的我国人大，难道就不能偶尔露峥嵘？

2010-3-16写于2010年两会结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