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一种新文明?(一)

“他们说中国政治制度是独裁主义,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民主。”这个大胆判断来自约翰·奈斯比特,一位闻名世界的未来学家。他在北京推广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时,对着中国官员和公众说,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充满偏见,他们认为自己是民主的审判者,认为一定要通过选举才有民主,但即使创造了“民主”的希腊人并没有选举,他们甚至还有奴隶。而中国正在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的体系,它是垂直式的民主,领导层发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议。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又会自上而下的机制。

在二零零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周末》上,我读到约翰·奈斯比特的论述。在同一期报纸上,还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的报道,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新闻纸上洋溢着成就、自得,和一种被遮蔽的深深困惑——中国是如何变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国的——一个将政治专制和经济增长如此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国家,不管多少悲观的预言和深层的矛盾,或者一场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都不能阻碍它变得更强大。

既有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理论框架,早已容纳不下中国的成长?中国正在创造一种全新的体系?是的,在得出肯定的结论之后,奈斯比特甚至寻找出支持它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奈斯比特代表着世界对中国赞叹的新高潮,从二零零八年开始,这种赞叹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甚至审美领域。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她给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刺激与灵感。

北京奥运会的眩目成功,被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称之为“中国奇迹式增长下的和谐社会的一场高科技展现”。古老的论调再次获得了新的回响,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社会,而奥运会的开幕式则是一种宣言——“发展不仅来自西方的自由方法,也来自东方的集体主义模式”。中国获得奥运会金牌的数量,再次印证了这种“东方的集体主义”的胜利。

而他在《纽约时报》同事、建筑评论家尼克莱·欧茹索夫则这样描写:“如果西方人从飞机里出来步入新北京国际机场时,感到目眩和困惑,这可以理解。它不仅因为空间的壮阔,更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你正穿越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个强烈拥抱变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国家甩到烟尘中。”

他接着写道:“这种情绪就令人想起阿道夫·卢斯的昔日感受,这位维也纳建筑师一个世纪前从蒸汽轮船走出纽约港。他穿越了未来的门坎,他知道,在文化意义上,欧洲已经过时。”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蔓延到整个西方世界,在这种群体性的迷惘中,中国诱惑力进一步增强了。它强大的政府力量被视作深谋远虑,它的社会主义标签被理解成可以给普通人提供保护,它曾经被诟病的封闭的金融市场,如今则免除了传染性的恐慌……它几乎成了世界最后的希望之地。欧盟主席巴罗佐与法国总统萨科齐都敦促中国为解决这场危机做出重要贡献;《华盛顿邮报》的大卫·伊格内修斯写道:“在二零零八年的大恐慌中,我们都要面对的一个现实是,没人希望站在市场的刀刃上过活。我们需要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活力和灵活性。但我们也需要保护——个人在市场崩溃时能保护我们和家人的安全网。”他认定中国正是这样一个提供保护的国家,他接着宣称“我们现在都是中国人”。

西方左派学者也加入了这股潮流中。毛泽东时代给予他们带来幻灭,但一个再度强大的中国给他们另一种安慰,它是对现行资本主义秩序的挑战——西方霸权的年代结束了,一个新世界格局正在形成。这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意大利人阿瑞吉,他在二零零八年出版了《亚当·斯密在北京》。马克思没有让北京成为世界中心,但亚当·斯密成功了。阿瑞吉相信以中国为主导的时代,打破了西方主导的权力等级,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的再度领先,将带来更平等的国际秩序;中国霸权要比欧美主导的霸权更和平,更少军事色彩;中国的崛起可能标志着东亚发展道路——它基于市场交换,而不是资本家。

这种青睐贯穿了整个二零零九年。对全世界来说,G2和Chimerica,是再形象不过的词汇——只有中国与美国能够决定世界的命运。美国人忧心忡忡。当他们受困于自己的全国健康法案、或在能源改革悬而未决时,他们想起了中国。“只有一种制度比一党专制更坏,那就是我们美国的一党民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一党专制当然有其弱点。但如果像是今天的中国一样被一群理性、开明的人领导,它也很有优势。这样的一党可以执行那些政治上困难、却至关重要的政策,这些政策是一个社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前进所必需的。中国在电动车、太阳能、能源效率、电池、核能、风能上超过我们并非偶然。中国的领导人理解,在一个人口爆炸和崛起的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干净的能量和能源效率的需求将增加。北京想确保它自己的产业和政策可以做到,包括自下而上的天然气的涨价。”另一位专栏作家鲍勃·赫特在四个月后,再度发出了类似的感慨,他认定在使用太阳能的竞赛中,美国正在输给中国:“低排放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可以被中国这样的领导性国家拽入这个更新、更绿色的世界;或者我们面对挑战,自己成为领导者。”一切似曾相识吗?五十年前,他们谈论的是和苏联的太空竞赛,而现在是和中国的能源竞赛。

在人们开始为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时作出总结时,很多人相信,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甚至好莱坞的电影都在响应这种情绪,在地球即将覆灭的《二零一二》,只有中国可以制造出诺亚的方舟。

在马丁·雅克的狂热面前,所有的欢呼都显得暗淡——《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央王国的兴起与西方世界的终结》,超过四百页的书,难以卒读。它通篇是亢奋的口号,它传达的信息则是简单的,中国必然会成为世界最富裕与最强大的国家;中国是按照自己独特路径获得成功的,它也依照这种独特性,来重新塑造世界秩序。他兴奋不已地找到了“文明国家”这个陈旧概念,似乎一个新的全球朝贡体系正在形成。但他几乎忘记了,七十五年前,英国一对著名的韦伯夫妇已经写下了《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文明》……(待续)

余  杰:刘晓波早已走出了谏言路——就《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与曹长青商榷

曹长青先生是我一直很尊敬的一位师长,是华人世界中极少数的在美国政治学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人。这些年来,他对盘踞欧美的大学和传媒中的西方左派的凌厉批判,对根深蒂固的中国的大一统思维模式的解构,在华人文化圈中堪称空谷回音。我十分敬重这位真正的“右派”,我的《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和《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两本著作,都曾经请曹长青先生为之作序。但是,最近我读到曹长青先生的《刘晓波的谏言路走得通吗?》一文,却无法认同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故而撰文与之商榷。古语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自己完全掌握真理,我们只是努力向真理接近。

刘晓波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离“谏臣”身份最远的一个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撰文批评李泽厚一举成名之后,他始终是一名独立不羁、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像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孙悟空一样,其人格形态迥异于彬彬有礼、乡愿虚伪的中国文人士大夫,即便在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知识分子群体当中也让人侧目。最近,李劼发表了一篇文章,生动地回忆了在八十年代文学会议上刘晓波的表现。当时,身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刘再复,是少数与高层有联系的开明派文化人,以显赫的官方身份自诩,主持会议时免不了要打官腔。刘晓波不能忍受此种官场文化对文化学术界的侵蚀,遂抢占话筒而滔滔不绝地发言,让“文艺沙皇”虽然尴尬却无计可施。由此细节可见,刘晓波的处世方式绝非中国人习惯的温良恭谦让,早在那个时代便显得如此惊世骇俗、特立独行。

八十年代,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主政期间,知识界的诸多名流都与高层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纷纷加入体制当中,试图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其中,尤其以赵紫阳时代的体改所为代表。即便是曹长青先生,当时也供职于朝气蓬勃的《深圳青年报》,在经济改革前沿的深圳,利用相对宽松的新闻控制,在官方媒体上为改革鼓与吹。所以,在那个时代与体制有种种联系,并非道德上的瑕疵。有时,在体制内反倒能起到体制外起不到的作用。然而,即便在那个时代,刘晓波与体制亦保持相当之距离。他从不忌讳发表那些遥遥领先于时代的言论,比如中国应做三百年殖民地等等,根本就堵死了通往仕途的道路。可见,除了拥有北师大讲师的身份之外,他对任何体制内的地位都没有太大的兴趣。

八九之后二十年,刘晓波更是与体制决裂,成为像一根鱼刺一样让中共难受的、坚持生活在国内的“持自己政见者”。他相信,那个鲁迅所说的“活的中国”、“带着血的蒸汽的中国”,不在庙堂,而在江湖;不在已经被“六四”屠杀吓破胆的知识精英当中,而在自由意识逐渐觉醒、奋起争取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的民间社会之中。五年前,刘晓波在劳改基金会出版的《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一书,便是对这一立场最为完整的阐述。他与日渐强大的民间社会一直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与之相反,这些年来,在海外流亡者群体中,仍然有不少人试图重新获得当年的帝王师和谏臣的身份,常常以“有某种特别渠道”与高层保持联系为荣,甚至中共使馆的官员请吃一顿饭也成为显摆的谈资。当胡温上台之时,不少人为“胡温新政”抱有美好的憧憬,甚至撰文吹捧之。刘晓波却从不向权力低头,他是最早撰文指出胡温新政是色彩斑斓的肥皂泡的政治评论家之一。我记得,当时包遵信先生因为太厌恶江泽民了,对胡温的“改革计划”抱有一线之希望,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撰文批评胡温。我们在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刘晓波还专门与包老师争论此问题。虽然他一直都很尊重包老师,但在对胡温的看法上,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他对胡温从来没有过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十年来,刘晓波参与和组织了多次签名活动。他既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政论家”,也是一名人权活动家和组织者。他自己写作的文章,常常毫不畏惧地点名批评毛、邓、江、胡,正如此次判决书中引用的那些文字,无不对中共的本质有入木三分的评述。刘晓波虽然生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却像哈维尔所说的那样,“假装”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以自由人的心态和精神展开思考和写作。与个人写作有一定的差别,刘晓波从事群体性的人权活动,比如起草或组织签名信,则尽可能地让观点和语气变得温和、平实,以争取更多人士的支持与参与。因此,他在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作一定程度的妥协和退让。这两种有差异的角色如此完美地融合在刘晓波的身上,而这“两个”刘晓波在今天的中国所起的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后一身份,更是非刘晓波莫属:能够与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和各类活动人士都有良好的互动和密切的联系的,除了刘晓波之外,偌大的中国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人选来。我想,这也是当局如此害怕刘晓波,一定要将他逮捕入狱并判处十一年重刑的根本原因所在。当年,中共的刽子手们宣称,六四的大屠杀可以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如今,他们则自以为是地相信,囚禁刘晓波,便可以获得未来十一年为所欲为的资本。

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零八宪章》的文本,就不至于像曹长青先生那样过于苛刻了。刘晓波不是《零八宪章》的最早的起草者,当他介入此事件的时候,该文件已经有了一个初稿。刘晓波为此文稿提供了一些个人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他将这份文件传播给若干有识之士,向他们征求意见。徐友渔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当初刘晓波就曾向他征求意见,他也细致地给出许多意见来,这些意见大都被刘晓波吸取了。所以,我相信,刘晓波本人并非完全认同《零八宪章》中的条文,比如他对西藏、新疆和台湾问题的看法,就比宪章最后的定稿要“激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正确”)得多。但这份文本为了争取更多人的签名支持,只能取一个最大的“交集”。曹长青先生在文章中论及的“修宪”不如重新“立宪”的看法,其实我与刘晓波、王怡等人早就讨论过。我们看到了现行宪法本身的致命缺陷,认为与其在这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伪宪法”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还不如推倒重来,为未来之民主中国起草一部崭新的宪法。但是,这一思路最终并未得到更多朋友的认同与支持,我们只好暂时放弃之。再比如,刘晓波与我一样,都是英美式的保守主义的支持者,反对欧陆的大政府和福利制度,但我们无法在宪章中完全贯彻这方面的立场,宪章中对福利制度的憧憬是我们不能完全认同的。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们对自己的立场坚持不够,而是为了完成一份公共性的、历史性的文献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份相对平庸的《零八宪章》——《零八宪章》毕竟不是先知式的宣告,而是显示这个时代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和追求民主自由的民众的平均水准的“大锅菜”。

所以,《零八宪章》中提出“修宪”的建议,而不是“立宪”的宣言,并不表明这份文献是一份向当局的“谏言”。曹长青在文章中批评说:“‘谏言’这种思维方式和做法,别说中国封建统治几千年,共产党专制六十年,六四的鲜血淋淋还没有把连下跪谏言都遭砍头的事实说明白吗?难道还需要刘晓波再做十一牢才明白共产党的本性吗?”这一批评并不符合亲身经历六四屠杀、痛定思痛的刘晓波在这二十年来一贯的言行,也不符合《零八宪章》的宗旨与愿景。刘晓波并不像帝国时代写折子的大臣或中共时代写内参的“文胆”那样,心中有一个潜在的读者,那就是“今上”。他从来就没有设想过要让胡温及其他中共高级官员接触到《零八宪章》并作出正面回应,甚至为了有这样的结果而不惜让宪章的文本投合胡温的胃口。相反,他早已对参与和组织宪章活动的严峻后果有清醒的评估:有一次,我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很认真地对妻子刘霞说,我万一出事,你又要自己照顾自己了。由此可见,在刘晓波心目中,《零八宪章》的读者,乃是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签名活动超越了此前所有签名最大的共同点——即局限于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之中,这次签名活动深入到了各种不同的阶层和人群之中,比如有大量的上访者、经租房业主、工人、商人和大学生等,都毫不畏惧地在这份卑之无甚高论的文件上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如果这份文件是“谏言”,他们一定不会签名的。

我个人认为,曹长青先生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看法出现一定的误差,是因为他长期离开中国大陆,对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社会的变化和现实的复杂性有所隔膜。这才使得他在评论美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时候游刃有余,而在论述中国本土的问题的时候不免显得粗糙与单一。国内外都有少数鼓吹暴力而自己从不亲身实践的“革命家”,一直在恶意攻击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反革命本质”,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的民主化有害无益。而曹长青先生与他们根本不一样,他对刘晓波和《零八宪章》所持之“异议”,乃是思想与学术范畴的真诚讨论,与追求臆想中的“权力”和争名夺利毫无关系。所以,我愿意撰文进一步阐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基本立场,以便让曹长青先生和更多的朋友能够与我们求同存异,站在各自的位置上为中国的民主化尽一份心力。

二零一零年二月十四日,农历大年初一
四川成都

一  平:非敌意、非仇恨、非暴力与中国之危险——有感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之二)

我们特别需要警惕,中国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进一步说,中国民族也有崇拜暴力的传统。龙图腾的崇拜,一半是崇拜暴力,一半是崇拜生殖。古文字“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并延伸出暴力之神化。“仁”是中国文明的核心,但因为它是世俗精神,没有绝对性,因此当仁与暴力发生不对称的冲突时,人们更容易放弃前者,屈从后者,儒与帝王的依附关系说明了这点。而有神文明的教义来于上帝,具有绝对的价值,因而人们对之有更多的坚守。中国“仁”的精神固然伟大,但是逊于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爱”,不如其博大广阔;前者是人性的,而后者是神性的;前者以人性为限,但后者有超越人性的动源和空间。由于中国文明是世俗文明,道义、规则、价值都没有绝对性,因此当于人力所不及时,便容易放弃,所以中国人的终极裁决是自然力裁决——顺其自然,而于人世争端便是暴力裁决;中国人的终极精神是不可知的自然法则——道,于人生便是虚无。中国皇权的取得:一是暴力角逐;二是父子相传,这和龙的崇拜是一致的。儒是“仁”的执掌者,但接受皇权的暴力角逐。而于民间,小民遭遇冤屈多是忍耐,否则就只有求青天大老爷,遇不到包青天,就暴力解决,由刺客列传到水泊梁山。相对儒家正统秩序,一部《水浒》(前一百二十回)体现了民间对于权力、道义、暴力、伦理、人情的另一套观念。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很清楚地表述了中国民族精神中的残酷性。对自然力——道的崇拜中,本身即包含着对自然中残酷性、野蛮性的认可。没有神的制约,对自然力(其中包括暴力)的崇拜,权力至尚,以及人如草芥的虚无价值,构造了中国民族残酷的一面。在中国人的意识中,生命没有神圣性,人为刍狗,杀戮多少,饿死多少,常常不以为然。统治者对小民的压榨到极限;小民一旦造反,也是血流漂杵。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那些残暴与残忍的事例,我不在这里列举了。我们需要正视中国民族残酷的一面,特别是对内的自相残杀,并对之警惕。在我们赞扬中国的伟大文明的同时,也别忘了它残酷和野蛮的一面。中国文明是古老的文明,在传统农业时代发展至此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但是在向现代文明的转型中就显出它有许多欠缺和弱点,这是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加以改变的。

同是共产主义,但是在中国远比于东欧残酷,也残酷于苏俄。为什么呢?为什么共产主义在西欧就没有取得权力,而促进了资本制度的改善?为什么它到了苏俄就成了极权制度?进而,它到了中国就更愚昧更残酷更野蛮,于今天也更腐败?这除了共产制度的原因之外,还有个国家各民族自身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国家和政权。可以说毛和中共所犯罪恶是共产极权制度所致,但是毛和中共也正是中国民族性的某种体现,他们的罪恶也就是我们民族的罪恶,他们的残酷、偏执、狂乱、虚妄也中国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文明有孔子仁义道德的正统传统,但是中国民族也还有它的另一面——残酷与专制。中国民族有种种好的品质,但是也有流民性的劣根,残忍、狡诈、愚昧、贪婪、流氓性。中共的胜利就是流民的胜利,它消灭了中国文明的正值——仁与礼,将残酷和野蛮推到极致,以之立国,“教育”人民,整个民族受狼性“抚育”。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多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部罪恶,包括我们自己,我们都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是不能双手一伸,将一切罪恶都推给毛和中共就了事的。今天,当我们把反共极端化、绝对化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自身曾参与了这部罪恶,对之恐惧。

我们需要清理、改变中共的极权制度;也需要清理、改变我们的民族——承继好的,扬弃坏的;还需要清理、改变我们自己。中国向民主制度转型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中国民族——所有国人——文明进化的过程。我们不仅仅是要反抗中共极权,而且也是以文明抵抗野蛮。我们的抗争是为了建设,为了希望,而不是为了清算(尽管在一定范畴内追究罪责是必要的)和仇恨,否则就将会重复共产党的历史。存在决定本质,方式和过程决定结果。因此在其开始,国人就应该有提升自身文明程度的自觉,改造自己,与自身的暴力、仇恨、愚昧、偏狭、极端、自私、怯懦、流氓性斗争。只有所有国人成为负责任的公民,中国的民主制度才能有保障。说到底,我们与中共极权的斗争是善于恶、爱与恨、残暴与仁慈、偏执与宽容、愚昧与良知、邪恶与公正的斗争,也就是文明与反文明的斗争。我们的目的不是消灭共产党,而是为了结束极权制度,实现民主宪政。

由于现代科技和武器的发展,在民主运动中,民众实际已经没有暴力抗争的可能了,因此胡平说“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非暴力是唯一选项”。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也使社会变得脆弱了(现代有现代的难处),某一环节发生故障,就让可能致使全社会瘫痪,这就给非暴力抗争提供了可能。比如八九运动,如果当时工人大规模罢工,结果就全然不同。于现代社会,非暴力抗争远比暴力反抗更有力量,也更有效。反之,号召暴力反抗除了让民众大规模流血,不可能有更好的结果。非暴力政治(政治斗争)是现代文明的成就,如同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一样,已为多数人所接受,虽然在国与国之间它还不能实现,但是在主要民主国家内部已生根,东欧的成功变革也证实了人类文明的这一趋势。如果我们接受民主宪政理念,也就需要接受非暴力的政治方式,民主制的目的之一就是改变政治上的暴力裁决。我们要看到,走向民主宪政,就是走向新的文明,其意义不只在于政治。近代以来,我们的重要教训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强国,但是它一个什么样的强国?怎样来强国?是不是要牺牲几代人的生命,将他们都变为“奉献”的奴隶,榨干他们,也不惜牺牲数千年积蓄的传统和文化?国以民为本,强国在于保民为民,使所有国民都能安全、自由、尊严、有意义地生活,提高他们的健康、教育、文明的程度,这是中国作为国家之目的,也就是它需要成为一个现代文明的国家。

再,非暴力抗争不仅是基于现实的必要策略,也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精神文化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我们的民族具有深厚的暴力传统,也积蓄了太多的仇恨,因此非暴力精神于国人也就尤其重要。中国民族需要接受非暴力精神的洗礼,洗刷——或说平衡我们的仇恨与暴力,特别是在政治领域。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恨,是非暴力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落实,我们需要为它呼吁。非暴力抗争是弱势的抵抗,不对称的弱势抗争自然不是武器的抗争,而他们的“武器”只能是道义、民心、精神信念。人类文明的核心价值,都是源于这种弱势的抵抗而建立的,如孔子的“仁”、基督的“爱”、佛陀的“慈悲”。非暴力抗争就是道义、民心、希望与权力暴力的抗争,社会、国家之在最终取决于民心。如果说,现在民间反对派还无法迫使政府低头,是因为我们争取得民心还不够,更多的人还没有走出恐惧站到道义的一边,道义在中国人意识中还没有恢复它应有的价值,这是长期极权统治的结果,我们需要促使这些尚欠缺的健康生长。

2008年,“天安门母亲”在她们的公开呼吁书中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了这个理智的选择。”这个不幸的群体,她们的亲人无辜地死于独裁者的枪下,而今她们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二十年椎心沥血的奋争,她们求什么呢?她们用血泪、苦难、两代人的生命来呼吁道义,也呼吁爱,呼吁放弃仇恨、终止残杀,实现宪政。她们所做的就是中国民族走向新文明的血祭。我们应该倾听她们。

“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本不该引起这么大的争论,在全文中,它表述的意思是清楚的;就算表达得不清楚,文字需要润色,但是在他二十年来的写作中,他的“非敌意、非仇恨”政治理念也是一贯的,明朗的。就算他的《最后的陈述》不完美,有欠缺,哪怕是他内心还有几分软弱,对于一个判处重刑的人——即使是异议领袖,能有这份担当,且把话说这个份上,也是做到了家。当一个道义担当者受难之时,不该对他进行如此的道德挑剔、乃至揣测其动机,这是常理,我们需要有起码的人情。在这个当口,过分的挑剔指责,而且有些言辞激烈,这是不正常的,超乎情理。但是,一句话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非常反弹呢?显然这不是因为刘晓波个人,而是触及了一个中心情结:对中共的仇恨。批评者实在不能接受不敌视中共,以至愤怒了。

这种仇恨,是可以理解,也是自然的,有其合理性和道义性。中共杀了那么多人,那么放肆地掠夺,霸占国家,迫害异己,凭什么不仇恨?不把他们当作敌人?凭什么要对他们宽容、以德报怨?中共罪孽深重,罄竹难书,必须彻底清算,不惜以暴抗暴。从人性、从情感、从道义,他们都有权利这样想和要求。但关键的是,政治运动、社会的变革、一种新制度的建立,异常复杂艰困,远不能仅从情感、道义一向来考虑,这些只是要进行变革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需要考虑社会、政治、经济之现实、各种力量的对比;还需要考虑偿付的代价和结果,以求更有益于民生、社会和国家;以及还要考虑国家的趋向和未来。

为此,政治必须克制情感,基于理性,并且还需要在利益和道义上做出退让和妥协。政治不能面向过去;而是为了改变现实,建设未来,因此它是现实的和前瞻的。有关中共的罪恶:一个层面上,可以将之交给思想、文化去进行道义审判;在另一个层面上,可以交给法律来去“清算”;但政治不能在这上纠缠,而要目的清楚:实现宪政。为此,要有充分的民间力量和压力,也要有充分的妥协和宽容,还需要充分的智慧、容纳和创造性。中国的反对派抗争,主要是民间力量不够,尚不能构成足够的压力;而非暴力、非敌意、非仇恨抗争则有益于多数民众起来参加抗争。如胡平所说,民众参与抗争会考虑风险,如果风险太高,超出他们可承担的范畴,就会远离。当初,甘地发起非暴力抗争,除了信仰之外,也有他的政治智慧。当时,国大党的策略是暴力抗争,各处组织暗杀、起义,但是应者寥寥,民众惧而远之;自国大党接受了甘地的非暴力抗争,放弃了暴力抵抗,印度的独立运动才成为民众运动,风起云涌。

中共革命实质是流民起义,和太平天国、李自成、黄巾军一致;不同的是苏俄为之提供了马列主义——宗教、极权主义的组织系统和政治制度。流民性是中国民族肌体中最糟粕的东西,最具破坏力。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很大困难,就是中共为恶太多,将事情做绝了,将中国社会和传统摧毁得太彻底,好的健康的东西被消灭殆尽,社会体制失去了弹性和转换的余地,没有了再生机能。中共给国家和民族留下的祸害将是长久的,有些会进入民族文化基因,流传下去。

中国是血缘性社会,崇尚亲情,加之缺少宗教——精神抚慰和化解,中国民族比较容易仇恨,也更易记仇。报恩与复仇是中国传统伦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民间。中共的革命方式就是煽动、乃至制造仇恨、敌意,以聚集暴力,夺取政权;没有仇恨与敌意,其暴力革命就没有动源。中共夺取政权后,为巩固权力,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和迫害,除了数百万人惨遭杀戮之外,也大规模地种植了仇恨,为中国的未来准备了新的血腥。有朋友预测,中共制度的完结,将是非常血腥的,将伴随普遍的暴乱和杀戮。我们希望这仅仅是“猜测”,但是事实上这并非没有可能。在当今中国,我们常常可以嗅到这种血腥气,当然罪根是中共,但这对国家、民族,特别是普通百姓,是非常危险的。我们还要注意,中共夺取政权后,摧毁了中国传统文明,中断了“仁”的道统,对全民进行系统的长期的“阶级斗争”的强制教育,也就是仇恨与敌意的教育,红卫兵就是其果实。仇恨与敌意的意识方式已经进入中国文化记忆,渗入我们的潜意识。我们还需要深问,为什么中共能煽动起如此大规模的仇恨、敌意和暴力呢?其中没有中国民族本身的问题吗?我们需要从反面向中共学习,无论历史如何,现实如何,我们都不能鼓励仇恨与残杀。

在极权制度下,受害者有仇恨的权利,要求清算的权利,这是他们个人的意志与权利。但是,作为政治运动则不能鼓励仇恨,特别是把仇恨作为政治的动源——利用人们的仇恨达到政治目的;对于整个国家和民族,政治家应该倡导理性,倡导宽容,消解仇恨,制约暴力,力求和平地将中国转入宪政制度,即使清算,也需要通过法律来实行,而不能以政治的方式直接实行,特别是不能鼓励民众自己进行清算。

现实地看,毛一代早已不在了;邓一代也走光了;六四开枪的一拨,也来日无多;就是红卫兵一代如今也六十多了;而中国要完成民主制度的建立尚有很长的路。也就是说,待中国实现民主的时候,那些满手鲜血的共产党人都已经不在了。九十年代后,中共恶行主要是经济掠夺,这和毛时代大规模的杀戮迫害,毕竟不一样了。如果说我们仇恨的是极权制度,那么结束极权,实现宪政,也就达到了目的。应该想一想,我们将留给后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六四”之后出生的后人,是否需要承继前代人的仇恨和敌意。记忆是确立道义,汲取文明的经验与教训,但不是为了仇恨——人对人的仇恨。我们需要将记忆留给后人,但是不要将仇恨留给后人。肯定地说,未来国人需要有非仇恨的教育。从这点说,非暴力、非敌人、非仇抗争有长远意义,有益于国家、民族文明之未来。

天安门母亲群体反复呼吁:“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 仇恨入心要发芽,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以眼 还眼,以牙还牙,以仇恨对仇恨,却不能被视为常理。这是整个人类的演化告诉我们的历史真谛。”她们是为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为这样说。
(待续)

姜维平:中纪委忽然抄了重庆的老巢?

正当薄熙来在北京的人代会上大发宏论之时,昨天,中纪委副书记张惠新亲率中央纪委检查组忽然到达重庆,尽管山城地方媒体故意淡化此事的影响,但还是在重庆官场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3月9日的《重庆日报》以不太醒目的位置和较小的篇幅刊登了相关报道,重庆《新华网》竟把这个消息放到一个不显眼的角落,这表明薄熙来与中南海核心领导层的矛盾已经激化,你死我活的党内权斗不可避免。虽然,《重庆日报》遮遮掩掩地说,张惠新的任务是检查该市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情况,但重庆新闻界的消息人士则表示,显然,这次举动不同寻常,他们采取调虎离山计,以速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客气地抄了薄熙来的老巢,的确相当诡异,当地各界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薄熙来唱红打黑进退无路,仕途已是尽头,已达共识。

据报道,重庆一二把手均在北京开会,重庆主要领导张轩作了情况汇报,徐敬业主持了汇报会议。但媒体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只是《重庆日报》以官样文章的口吻说:“根据中央纪委的统一部署,中央纪委检查组于近日抵达我市,开展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的检查。”可见中央在听取了中共中央第三巡视组负责人刘峰岩的汇报后,既马上决定对薄熙来领导下的重庆党政领导班子进行大的廉政建设手术,而一把手则首当其冲,有消息说,薄熙来把重庆的房地产生意给了过去在大连的关系户——大连万达集团,把外语教学与赴加留学的生意给了原大连金石滩枫某国际中学的老板任某良,等等,已被群众举报,引起中纪委的密切关注,当地媒体知情者说,薄熙来的夫人谷开来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担任万某集团的法律顾问,薄家夫妇都曾给了王某林以鼎力支持。他们也和任某良来往密切。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中纪委怀疑他们之间有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易勾当,正在从大连和重庆两方面深入展开调查。

重庆媒体报道说,3月8日上午,该市召开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汇报会。中央纪委副书记、检查组组长张惠新在汇报会上就即将开展的检查工作作了重要讲话。市委副书记张轩就重庆2009年度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情况,向中央纪委检查组作了汇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徐敬业主持汇报会。市领导陈存根、王洪华、刘学普、吴家农、刘隆铸、于学信等出席汇报会。但当地媒体人士透露,这些干部大都对薄熙来假公济私,弄虚作假,拉帮结伙,恂私枉法,抱有十分不满的态度,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薄熙来让死党王立军已监控了他们所有人的电话,而制度性的腐败已使他们大都有把柄被薄,王抓在手里。如不听命,将随时被整肃查办,所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深知,如不尽快解决薄熙来的经济问题,重庆就成了尾大不掉的独立王国!

值得重视的是,张惠新在会上强调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并说,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全局出发,不断深化对党的执政规律和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深刻总结反腐倡廉实践经验,准确把握我国现阶段反腐倡廉形势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也就是说,他不认为象薄熙来搞得这一套运动式的“唱红”,“反贪”,“打黑”,能够解脱党和国家面临的危机。他动员当地干部,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反腐倡廉建设自觉性和责任感。其言外之意,是奉劝地方官保持警惕,不要跟着薄熙来搞花架子,搞运动和排斥异己,枉法徇私,他认为制度,法治比人治,“青天”要更可靠。

重庆新闻界的朋友说,张惠新还听取了有关文强案件进展和乌小清自杀案件调查,以及李庄案件近况的汇报,总之,他非常重视舆论和群众的反应,看来,在薄熙来缺席的情况下,公正地了解重庆内幕会使下一步中共中央的决策万无一失。他还指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此次重点抽查,是在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开展的惩防体系建设自查工作基础上进行的,旨在进一步了解自查工作情况,认真总结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在惩防体系建设工作中创造的新鲜经验,探索惩防体系建设工作规律,查找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推动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开展。看来,尽管重庆反贪打黑忽悠得全世界都出了名,但因其旨在党内权斗和变相镇压民间维权运动,所以不仅亵渎了民意,而且破坏了法律程序,形成了新的黑社会和保护伞,使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也使胡锦涛等团派十分被动和忧虑。

虽然,张轩在工作汇报中指出,2009年该市已经按照中央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把握宏观,立足实际,着力完善具有重庆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比如,建立惩防体系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把惩防体系建设任务列入党委(党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和巡视工作内容。在各地各部门设立惩防体系建设进展情况台账,实行“月报制”,建立动态管理和评价机制等。但看来,张惠新并不表示满意。张轩还表态,以后要依照中央《工作规划》的部署,进行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等六个方面的工作,而不能象以前那样搞“人人过关,互相告密”的文革式反腐运动,其弦外之音,即和薄熙来“联动式”运动划清界线。据悉,汇报会召开之后,检查组对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了民主测评,并与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和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高院、市检察院、市审计局等单位负责同志个别谈话。但重庆新闻界消息人士说,对薄熙来的民主测评则已由中央政治局近期完成,看来大家对他都没有好感,十八大晋升常委的梦想已成泡影。所以,今年2月3日西藏会议和2月9日的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会议都没有他的位置。近日,薄熙来在人代会上突然高调为太太谷开来经商狡辩和编造谎言,是因为他知道,王珉已在辽宁省大连市进行人事布局,对他的大本营展开地毯式廉政清查,虽有车克民,王富选等国安特工秘密为薄熙来保驾护航,消迹遮掩,但相关证据链条早已形成,江泽民,薄熙来等人,树倒狐狲散的政治大局已定,他多年贪得无厌的罪证如山,其难逃灭顶之灾。所以,表面上信仰马列主义而的薄熙来,摆出一副顺其自然的超脱姿态,不得不扬言,能不能去台湾访问,要看老天爷的安排!因为他知道自己已被西班牙国际法庭定罪,台湾有人要在他访台时追诉他的消息;而他所讲的“嗓子感冒不能唱歌”,则是回应《人民报》关于他身患喉癌的传闻。同样的,他对太太谷开来的肉麻吹捧与以权谋私的抵赖,则是针对我题为《薄熙来有女家不安》的报道。

重庆新闻界的消息人士还透露,中纪委检查期间,将重点检查该市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规定的执行情况、反腐倡廉工作推进情况和采取多种措施综合治理腐败的情况。主要采取听取汇报、个别座谈、查核资料、赴部分区县和部门了解情况等方式开展工作,当然借此机会,大家也就知道了薄熙来的危机四伏的处境,等他结束两会之后,他就要深刻反省了!这位资深老记说,如果能查清他和老婆的贪腐罪行就好了,最好把他和文强,黎强等他抓捕的人,关在一个监狱里,让他们多交流交流党内尔虞我诈的体会吧!

2010年3月9日于多伦多

高  瑜:温家宝无力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两会评述

2010年两会召开,曝红网络的顺口溜《啥是两会呢?》连BBC的”世界电讯”都引用了:”最近正在开两会,啥是两会呢?农民代表答:会养猪,会交配。白领代表答:会挣钱,会消费。民工代表答:会讨薪,会下跪。保姆代表答:会插足,会叠被。小姐代表答:会上床,会收费。艺人代表答:会炒作,会陪睡。商人代表答:会赚钱,会逃税。官员代表答:会撒谎,会受贿。股民代表答:会割肉,会流泪。”这首顺口溜带有当今口头文学的强烈色彩——黑色幽默,因为所列的一多半,在两会中没有代表。需要说明”白领”两字是我改动的,原文是”工人”,因为现在中国工人,包括产业工人的主体已经是农民工了,下边已有他们的”两会”.像通化钢铁那样的改制公司的工人,经济状况也与”会挣钱,会消费”远远不符,否则0九年怎么能把北京收购方派来的的总经理打死呢?另外”白领”并不包括应该成为其中一员的几百万失业大学生,他们部分人已经沦为”民工”阶层了,两会前不是有济南二百多大学生(还有硕士)竟考淘粪工的报道吗?

两会前和被指定”网民”秀了一场的总理温家宝,不知看过没有看过这个精彩的段子,就是真没看过,对其社会生存现状的描述也应了如指掌,否则他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就不会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因此,审议温家宝领导的现一届政府有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能力就应该成为本届两会的主旨,背离这个主旨,今年两会仍旧是白开。

口号喊了二十年未见成效

“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二十年前就提出的口号,主要是治理经济过热,同时提出要把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集约型。那时中央政府还是穷政府,因为实行放权让利,地方政府的日子远比中央政府的日子好过。中央政府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钞票,连续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六四之后江泽民、李鹏进行经济治理整顿,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大滑坡,那三年,新华社听说北京白纸坊一家工厂效益好的不得了,忙得工人日夜加班,派记者前去采访,到了才知道是人民币印刷厂,解放军站岗,比进中南海还严。邓小平对经济滑坡非常不满,进行南行发表讲话,江李改弦更张,高通胀和经济过热再起。十四大之后,主管经济换成副总理朱镕基,总理李鹏只管外交。一九九三年”宏观调控”这个名词使得中国人耳熟能详,当年中央财政收入比率,只有22.02%,朱镕基最重要的一项调控措施是改革财政包干制度,一九九四年全面推行分税制,就是财权上缴,事权下放。”因为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出的比重过于悬殊,地方事权太多,而财权又太弱。而且越是往下的基层政府,这种情况就越恶劣:省级财政比市县财政好过,而大部分公共品却又是基层政府负责提供。这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教育。””基层财政,要负担义务教育的所有开支,而教育层次越高,受教育者数量越少,其财政支出的单位行政级别就越高。”(见《经济参考报》徐斌博客)。在朱镕基时代,乡镇一级政府基本没有什么办法,就靠摊派农民的税费过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二00二年十二月在湖南农村调查,在革命烈士夏明翰的家乡,也就是毛泽东成立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看到农民又在成立农会,而且人人会念夏明翰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只是把夏明翰的名字换成自己的。回来之后赶紧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朱镕基实际治理中国经济十年,宏观调控基本失败三角债越追越多,农民不堪赋税沉重,抗粮、抗税的群体事件烽烟四起,加上朱实行恢复粮棉的统购统销,犹如火上浇油,又造成农民卖粮难,卖棉难,最后博得农民的一句评价:”朱镕基不像个右派。”

胡温接过口号成理论

胡温二00二年十六大接班之后,于二00三年十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我国还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的问题”,0四年春节之后中央党校举行省部级一把手《树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会》,由温家宝作了报告。接着召开两会,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宣布取消农业税,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站起来向他鼓掌。智囊人物”三农专家”温铁军公开评价这是对九十年代单纯追求GDP增长的重大战略的转变。

十六届四中全会,胡锦涛接手中央军委主席,提出和谐社会理念,次年两会被选举为国家军委主席。两会之后十六届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上,胡锦涛提出:”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是经济工作重点。”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九五年就写进中央文件,十七大演变为”改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科学发展观”正式写入党章,成为胡温第四代的招牌理论。

距离取消农业税不过两个多月,于建嵘根据对CCTV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观察与分析,认为从二00四年六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十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向人大代表做的《全国人大检查〈土地管理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披露:”一九九二年至二00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1万多亿元,其中近三年累计达9100多亿元” “二00一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繁荣周期后,城镇化步伐加速给市县一级政府财政带来光明——卖地。”(徐斌博客)

2006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2.8%:47.2%,而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则为24.7%:75.3%.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一部分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来解决,数据显示2006年地方财政税收总收入为31805.03亿元,而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的额度仅为13501.45亿,这部分还是靠各地驻京办事处”跑部钱进”获得的。据2006-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披露,2006年土地出让价款7676.89亿元;2007年出让土地22.65亿平方米,出让价款未披露。根据2006年招拍挂出让均价的增减幅,合计2007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额为12763.5亿元(以上数字来源徐斌博客)。

土地财政直接结果是社会形势危急,群体事件大量发生,而且特大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就在各级政府严控的奥运年和去年的敏感年仍旧突出。于建嵘估算:”从一九九三年到二00六年,群体性事件从八七0九起增加到了九万起,二00七年、二00八年包括今年(二00九)都超过了九万起。”还有学者认为去年已经达到十二万起。

去年是科学发展观破产年

六日,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财政部长谢旭人、商务部长陈德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四大金刚举行记者会,张平回答四万亿投资的投向,表示”无一分钱进入’两高一资’和产能过剩企业,也没有一分钱进入房地产投资领域。”但是四大高官无人对近十万亿银行贷款进行同样的担保。七日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进行”院外发言”,连用微博批评张平”推卸对楼市、股市价格变化的责任”,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他驳斥道:”四万亿投资中不征地、不拆迁、不扩大房屋需求吗?不直接进入不等于不影响房价。”

两会之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9年城市人口的人均年收入为17175元,而农村人口的人均年收入则仅为5153元。城乡收入比例为3.33:1.英文《中国日报》指出,这是自1978年以来最大的城乡收入差距。温家宝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2009年GDP为33.5万亿,增长8.7%;预算内财政税收6.85万亿,增长11.7%.相比之下,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万元,比2008年增加9.8%,而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新增8.3%.这是连续多少年政府收入超过GDP也超过老百姓收入,温家宝没有讲。这还仅以计划内收入计算,如果再加上计划外收入和土地财政,那还得了吗!这显然跟十七大决定的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目标大相径庭,和科学发展观更是背道而驰。据统计从1980年至2009年的30年间,中国GDP和财政收入分别增长74倍和59倍,而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仅增长27倍和36倍。

二00九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进出口呈负增长,温家宝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完全采用计划经济手段以投资拉动GDP,”计划压倒市场”的趋势十分明显,”重调控、促转变、重三农、保民生”的目标更是丢的模糊不清。这种百分之百的粗放型发展,结果一定是产能过剩。据一月份统计,已经有十个行业产能过剩。中国粗钢过剩率达到43%,过剩量约为2.5亿吨;水泥过剩率达到24%,过剩量为4.8亿吨;在粗钢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76%;在水泥过剩中,大型国企贡献率为63%.到2013年初,新投资的项目如果有40%形成生产能力,中国的产能过剩率将达到200%.因为形成生产能力不等于产品有了销路,产品没销路就是生产经济危机。

投资拉动的另一个结果是房价飞涨,房地产泡沫形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余斌称:”2009年比2008年均价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为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在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超过10甚至15.”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炜说: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8.7%,但2009年中国货币(包括信贷)发放却比上一年增长了27%以上。也就是说比GDP增长多出近20个百分点的货币在市场上流动。”而这些货币到了谁的手里?国家把这些货币给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大型国企拿着银行的贷款纷纷”不务正业”的进军房地产市场,抬高了土地价格。各地政府则”土地财政”兴旺,靠房地产开发赚得盆满钵满。结果是,中国整个社会财富大”洗牌”,财富迅速向政府、国企和有钱人聚集。普通百姓只有”望房兴叹”.两会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房价涨幅只有1·5%,遭到网民和学者的猛烈炮轰。

8%就是GDP挂帅

从温家宝上台以来,年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指标定在8%,年年超额,去年属于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仍旧超额,今年定位经济最复杂的一年,依然是8%,依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可想而知,今年的结局会是什么?已经有人打了比方:”年年岁岁花相似。”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记者采访中提出:“2009年虽然我们提出了”保增长、保稳定、保就业、调结构、扩内需”的目标,但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始终成为第一目标,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从2008年第四季度的6.9%到2009年第一季度的6.1%,之后我们用了9.5万亿财政赤字、9.6万亿新增贷款将经济增长率拉回到8.7%,回过头来,我们要反思,这样一个代价到底值不值?”

他还有二问:“十几年来,我们的投资率越来越高,我们的出口依赖度越来越大,但消费在整个需求结构占比越来越低,现在的居民消费只有30%多,远远低于美国,更低于印度。我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还是换得一个2.4万亿美元储备?或是换年均百分之十点多的GDP的增长?”

他认为:“大量投资是否能够拉动就业?我们现在把大量的资金投到基础建设上,但基础建设带来的就业弹性越来越小,前些年我们一个GDP能解决120万人就业,现在100万人就业都达不到,甚至达不到80万人,这就是说我们的增长方式不对。”

其他学者也提出:错误的生产方式导致中国的职工收入在企业的税后利润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低,国外劳动力的成本占整个企业开支大致70%,而中国只有不到20%.可见”低人权、低工资、低福利|”的”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的。

今年是”十一五计划”最后一年,温家宝喊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看来仍旧是一句空话。不改革政治制度,不放弃权力垄断,蛋糕做得有多大,,利益集团追逐的利益就有多大,分给人民的那块总是越变越小,社会富得更富,穷得更穷,早晚有断裂的一天。

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还信誓旦旦:”我有决心,本届政府任期内能把这件事情管好,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使房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的价位。”你相信吗?吹牛皮还能吹得大动感情,正是此公的一大绝活。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教授)公开提出:”中国人口城市化比例若从现在的40%提高到将来的60%以上,那么,这就意味着将至少还有2.5亿人口必须进城。城市化将会成为中国房价向上攀升的可持续推动力。”出版了《C包围圈》,到处宣讲”美国世界帝国战略和中国危机”的军事评论员,空军上校戴旭预计10-20年,中国房价将会30万/平米。

当中国新的城市人口中出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群落,他们的尊严就是成立’蜗会”、”蚁会”,唱夏明翰之歌。

刘  柠:漫谈日本的新闻出版业——在上海季风书园的演讲

首先感谢今天各位能来季风书园,这个整个上海最令我怀旧的地方来捧场,共同分享关于日本新闻出版业的观察与思考。来到上海,感觉温差很大,这种温差不只是气温上的更是文化氛围上的。近年京城降雪频频,而从媒体传出的各种消息看来,北京的舆论气候可能比实际天气还要冷。但来到上海,我却有了更多的温暖感。在京城,自由派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后经常形成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峙的情绪,但是在上海则全然没有。出版业内部问题重重,让我们把焦虑的眼光暂时从国内投向海外,思考一下邻国新闻出版做大的秘密、从技术性到制度性的原因,思考一下其中哪些无法复制,哪些是可以借鉴的。

众所周知,日本是现代出版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出版工业作为一种产业是一种现代文明包括印刷技术、造纸工艺等在内的近代化成果,它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社会化程度的一个反映,另一方面又反哺于这个社会。可以说出版业不仅创造了社会文化,还对塑造国民文化性格社会形态和酿造社会文化思潮起到重要作用。

今天我就做一个简短的日本新闻出版漫谈。我将从四个方面谈一下出版业外围的互动机制:出版与传媒的互动、出版与评价激励机制、出版业的“东洋标准”、知识产权与著作权保护意识。

我对出版观察范围实际上是包括纸质出版并且涵盖新闻媒体、创意与内容产业的大出版概念。越是传媒发达的国家,出版业的互动机制越明显。2004年《出版大崩溃》是日本资深出版家的畅销著作,在国内由甄西老师翻译出版后在出版业界不小的反响。2004年世界范围内出版业经历了一个冬天,但是仍有复兴态势,日本中国都是。业内很多人士都认为互联网带来的新媒体效应对纸质出版业带来强大的冲击,但如果细加分析可以发现,这种反应其实有点过激。新媒体摧枯拉朽的态势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背后却又有出版人情绪化反应的一面。互联网可以作为出版的一个推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其实对出版业形成了一种新的刺激,使某些传统出版资源得到激活,进而得到增殖。

举个例子来说,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已经拉开引进海外纯文学作品的大幕。譬如有一本书,是日本著名新生代小说家青山七惠的《一个人的好天气》,风格冲淡,基调忧郁。这个作者是所谓“飞特族”一员,也就是社会中的一个自由人。作为“下流社会”一分子,一个飞特族在社会剧变中内心有着隐隐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担忧,但同时又享受着自由的生活状态。她的这部小说评价很高,被誉为“日本版弗朗索瓦兹•萨冈”。她的小说最初是“Light novel”(轻小说), 也就是以手机为载体进行传播的。日本的手机服务比较完善,用户只要注册缴费,服务方就会提供大量的内容供用户直接下载。她的小说经过手机媒介进行了第一次传播。而手机用户都是读者,所以这本书的受众相当广泛。但是手机小说并不是这本小说的最终形态,最终还是落地为纸媒出版。至少百万人通过手机知道了这个作者,这成为一个高效的广告。同时日本又是有读书传统与阅读习惯的民族,所以小说出版后,理所当然成了一部畅销小说。这是以互联网为驱动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激发。互联网驱动市场,蛋糕变大。虽然纸质出版并没有占到比以前更多的份额,但是市场蛋糕增大了不只一圈,所以从总量上来说不仅没有“崩溃”,而是相对发展,呈螺旋式上升。



出版与传媒的互动

日本人口在一亿两千万与一亿三千万之间,而日报的发行达到七千万到八千万份,计算下来各种刊物基本达到每天人手一报(刊)。战后持续60余年的时间,日本已经成为一个被传媒深度渗透与开发的国家。日本全国性报纸有五大《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除了上述全国性报纸外,还有三家跨区域报纸:《北海道日报》、《东京新闻》(下属《中日新闻》等四份报纸)和《西日本新闻》。各地方也有自己的报纸(各县的日报)。除此之外还有宗教团体报纸,像公明党系的最大核心组织创价学会的《圣教新闻》和日本共产党的机关报《赤旗》,等等。可以说日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媒大国。日本的报纸大量刊载书刊广告,最昂贵的头版大多都是书籍广告,我这里有一些实物给大家展示。这有东京大学教授、政治学者姜尚中教授发行六十余万册的销量新书《烦恼力》的广告;这是手机小说的广告;这里是一整版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的广告;这里是太宰治诞辰一百周年的广告,等等。这些发行量动辄上千万的主流报纸,以第一版乃至整版来做书刊广告在中国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而传媒出版不仅仅体现在广告上,还有内容选题的互动上。

几年前,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著作《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本书实际上是在2005年《读卖新闻》上连载一年,旨在检讨战争责任的大型历史问题长篇专栏的结集。而这个发行量在一千万份的大报无疑为书做了一个极好的广告。随后便推出单行本,然后中文版跟进。说起日本的杂志,书业中经常有“杂高书低”或“杂低书高”的说法,也就是出版社推出杂志,有时以杂志为主导,杂志带动书籍的销售,有时情况倒过来。但是书籍与杂志总是紧密联系的。日本杂志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有一百多种杂志,很多杂志都是“百年老店”,从战前就存在的杂志现在还在。鲁迅先生日记中所拉的书单子中的刊物,比如《中央公论》、《文艺春秋》杂志到现在仍然存在。

日本杂志按出版周期分为周刊与月刊。报纸从价格上来说相当于一听饮料,周刊相当于一杯咖啡,月刊则相当于一碗拉面。大报最严肃,周刊最娱乐,综合性刊物最学术。比如《东洋经济》,在地位上仅次于英国的《经济学家》(Economist)。而综合性杂志又称“论坛志”(Opinion杂志),内容上是杂烩,从时评到著名专栏作家的虚构与非虚构连载并存。岩波书店的《世界》是纯粹的左翼刊物,而《中央公论》则相对保守;《文艺春秋》及产经新闻系的《正论》等属于右翼杂志。综合杂志格调相对学术化,有些像中国的学刊。日本主流社会的社会思潮与思想动向离不开这样的刊的舆论引导。这些杂志封面报道都是主打文章。比如平成皇室这个话题得到主流社会的高度关注,出版社会马上跟进寻找写手、知名作家和名记来操作。凭借传媒庞大的发行量,广告效应明摆着,所操作的选题确保形成眼球效应。在这种媒体-出版互动机制下操作的书,往往会比较容易畅销。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进入老龄社会,这在杂志与媒体上也有所表现:所谓“银色阅读”在日本国民阅读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日本出现了面向高龄读者群定制发型的小众刊物,千册上下,定价高昂。这些杂志有特定的读者层,是富裕社会的奢侈品,订阅者虽然少但是绝对铁杆。比如一种叫做《Sight》的季刊,风格前卫,自由主义色彩浓厚。日本朝日电视台有一台叫做“辩论到天亮”的深度辩论节目(曾做过关于中日关系的辩论),现场直播,由朝日签约金牌主持人、早大毕业的政论家田原总一朗主持。这个辩论节目让观众非常亢奋,经常邀请主流学者、现任内阁阁僚,甚至退职前任首相等做嘉宾,话题广泛深入。节目播出后单行马上本问世,很多都是畅销书。传媒与出版互动过程非常短,热播效应还没有消失,书就出来了。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式的传媒-出版互动机制,非常耐人寻味,似乎也预示了中国未来大出版的趋势与方向。



出版与评价激励机制

现在出版物可谓方方面面五色杂陈。作为出版界,需要对出版物有一个评价激励机制来引导大众阅读。在日本,主要的评价机制有两个:奖项与书评。纯文学奖、推理小说奖、非虚构奖、学术著作奖……大大小小的奖项有五百种以上,广泛认可则有十种以上。很多奖项战后一直在评,评奖过程程序公正透明,像我国的“长江学术奖”那样的乌龙事件绝少听说。并且这些奖项的影响力不是像茅盾文学奖仅限于极小的圈子。去年获得芥川奖的华裔女作家杨逸的小说《时间渗透的时空》,因涉及二十年前的八九事件,在国内无法介绍。她是获得芥川奖的非母语写作第二人,这无疑是一个崇高荣誉。

书评机制中,各大报刊的书评版是主要的形式。那么如何取舍对象呢?主要靠中立的书评委员会机制:每家大报延聘十位作家、学者,每位都是某一领域的专们家,术业有专攻。但作为书评委员则持第三者的中立客观立场,根据书籍本身的学术定位与学术价值提出自己的判断,写成书评,而书评的报酬不菲。《文艺春秋》的书评版“Book Club”篇幅并不大,但1-2P的书评据说稿酬可高达6万日元。

譬如,立花隆,是《文艺春秋》记者出身的著名评论家。记者时代的立花,做了一件惊人的事情:1972田中角荣深陷洛克希德事件黑金丑闻,立花对田中角荣的“金脉”深度调研,并在《文艺春秋》以超大幅的篇幅发表,乃至田中角荣被拉下马。前几年,立花隆发现某中国学者的一本冷门话题的书籍,便在《文艺春秋》上发了篇书评,这本书的销售状况为之一变,冷门书甚至重新加印。日本出版的评价机制与书评机制,确实不失为对出版非常有效的激励,也是一种动力。 



出版的“东洋标准”问题

我本人作为一个读书人和藏书者,近二十年眼瞅着中国本土图书的开本越来越大,异形本增多,乃至在居大不易的京城也不得不为藏书而犯愁。后来我进某家出版社工作之后才明白,从编辑到读者,似乎有种“共识”:凡畅销书,必大开本。资源浪费环保问题,对书价造成直接影响,造成出版业恶性循环。

日本出版史上,也过有这样的时期,好大喜功,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大款暴发户争相用成套精装本书籍来装饰书柜的畸形的风气使然。但如今早已经移风易俗了,代之以开本小巧、装帧考究素雅的审美趣味,成为所谓现代出版业的“东洋标准”。我去东京神田、早稻田一代的旧书店淘过书,全集时代的图书是绝对的豪华版,不仅有皮面还有封套,但是现在已经成为批量处理的对象。

主流出版物分为三种开本:单行本、“新书”本和文库本。这些版本除了尺寸上的区别还有功能上的分工。单行本基本相当于我国大三十二开,单行本出版三年后会出文库版。但是这个规则在近期也有所改变,因为读者越来越追求实用廉价,所以文库本会提早出版。“新书”版不是说内容上的“新”,它是大小介乎于三十二开本与文库本之间的尺寸,内容反映学术前沿信息,关注当下时事,多由这个领域的顶尖学者执笔。新书本尽量用大众传媒式的表达去专业化,旨在引起大众读者的关注,而且其价格非常便宜。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日本最大的学术书店岩波书店旗下的经典文库本学术文丛,它非常像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但是范围比后者还要广泛,可以说是古今“和”外,一网打尽。文库本精致小巧,易于携带,几乎可以看作是“口袋版”,我曾经在东京的电车上看见大学生口袋里装着马克斯。韦伯的著作。这种出版的“东洋标准”对学术普及繁荣真是功莫大焉。对这点,出版界的专业人士理应有所认识与借鉴。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日本出版业的“东洋标准”,其实最早也是从德国“拿来”的。中国出版社喜欢大而无当的开本,用棉度很厚的纸张,而且设计上也令人觉得面目可憎。我认为这些中国出版界的“恶趣味”,是出版的“敌人”。



知识产权著作权保护

中国读书为文的人总要和出版社、书商打交道。而中国作家(除了像王朔、易中天那种的当红明星作家),在和出版社交易的时候总是弱势群体,这种地位落差就像房地产业主面对房地产开发商一样。房地产业主接受公共服务与房产商打交道要通过物业公司,而在这个过程中业主往往都会有弱势的挫折感。我有一次开会时问甄西老师的译著《出版大崩溃》有没有卖过五万册,他给我的回答是上海三联根本没有告诉他实际印数。而据我所知,甄西老师当时是出版业最高责任部门——新闻出版署的官员。连他都如此挫折,遑论一般作者。很多写手都对与内地出版社打交道深感头痛。

在此说一个相反例子。我有一次偶然得到一本94年版的日文版旧书,已经绝版,是我一个老师的著作。我问老师是否知道这本书,他说完全没听说过。于是我建议联系日本的出版方,讨回老师应得的权益。老师表示同意,并委托我全权办理。于是我按照书上的地址给出版社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不到一周就收到回复。出版社方面说书在出版的时候有人去北京试图与作者取得联系,译者还到当时作者的工作单位去过,但是碍于当时的环境无从得知作者的下落(彼时作者正身陷囹圄),所以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先行出版。出版社表示一般译著的版税是6%,鉴于未事先知会作者而擅自先行付梓的事态,作为一种罚则的性质,他们愿提高一个百分点,按7%并实际印数来支付版税。老师表示满意,于是补签合同,不到一个月版税如期到账。中间几乎没费什么周折,而且随后译者还专程赴京来看望作者并约定了下一本书的翻译事宜。两相比较,我痛感中国作家面对出身商时是如何的弱势。其实这种弱势的局面对出版人也未必有利,实际上损害的是书业本身。



以上就是我对东洋出版业的一点观察和思考,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问:新媒体出版是谁在运作?

刘柠:出版行业说到底是内容出版在支撑。新媒体出版是由手机公司与盛大这样的网站联手运作的,但是作品如何落地对于作者来说区别不是很大。手机出版商会通过签约机制签约一批写手,而签约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有效。但是这种产权不会有排他性的,这是一个包含关系,纸质出版仍然是最终的落地。今天中国在信息技术上意识比较超前,但是对著作权意识的稀薄,而在日本社会新媒体对纸媒著作权非常尊重。



问:请谈下有关盗版的现象。

刘柠:在日本盗版会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所以对于收益与风险的权衡后,基本会选择放弃盗版。这与其出版的自由化有关。中国之所以盗版很多,一个原因是因为审查不过关,而日本的出版审查制度从战后就没有了。



问:日本从战后开始到形成今天的阅读品味经历了多长时间?而中国出版业要做到像那么回事还有多长时间?

刘柠:预测是有很大风险的事情。如果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必然要论及日本社会史。日本经济在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以百分之十速度的持续增长,这期间豪华本也就是所谓“最昂贵的壁纸”颇盛行。而经历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本土节约意识空前高涨,从而小开本的雅致开始时尚化,客观上节约了空间,利于环保。从中国来讲,社会中间层的扩大将带来从思想意识到生活观念的提升,而这将成为对暴发户式恶趣味的直接摧毁。

日本出版业做大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在消费社会成型后的现象。而此前主流出版社就已经相当了得,大正年代1925年前后是出版业的黄金时期。讲谈社杂志的繁荣从规模上相当了得,有的刊物甚至对上海滩都有相当影响。出版行业的工作者社会地位比较稳定,在经济起飞后出版业得到了量上的支撑,这不只是纸质出版,还包括动漫,有的数据显示动漫产业已经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到16%。而中国要经历的时间不好预测,因为传统出版所带来的技术性的优势整合是否会反而使激活机制启动仍然有待观望。



问:旧书店机制如何建立和完善?

刘柠:这是我个人一直在关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中国以前最大的二手书店中国书店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中国旧书业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周作人的文章有这方面描述。旧书店的伙计骑着板车给北大清华的教授送书,教授淘汰的书,一个电话,伙计便上门去取。这个时期旧书的受众不大,但流通效率很高,处于一个买家与卖家交易非常温馨的时代。我每次去北京的潘家园,书摊在地上,被认为价值不菲的书上全是霉菌。而在日本旧书店里淘到的旧书,品质非常好。带图片的书有很多品相非常好,至少是卫生的。不管怎么说这是深刻的一个问题,答案我也不知道。

苏小和:我也在纳闷为什么没有一个交易空间。似乎我们的市场没有对旧物的珍惜,在我们的城建空间上看不到过去,所以我们的城市中只有现在没有未来,因为我们的空间是速朽的。大凡是穷人不想再回到过去,所以选择扔掉再重新开始。这是人类在进步过程中一个痛苦的模式,中国的社会到如今还没有进入到精神传承的层面。

刘柠:福州路的旧书店比北京要温馨,品相也要好很多,大概是因为江浙一带的文化人的读书习惯比京城要好。但是大体上来说,书的品质等等各方面不敢恭维。我在孔网上买过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这书到我手里的时候我感觉这简直就是霍乱。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旧书业需要扎堆,而中国旧书的规模量不是很大。东京神田有很多百年老店,离学院知识消费机构比较近。北京那么大书店很分散,移动也是巨大成本,而城市行政官员文化这一块并不重视,所以在城市发展战略需要综合考量。



问:出版社定价的时候就准备打折,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日本七十年代书的价格是什么状况?

刘柠:日本旧书业的价格大致是合理的。大至有两个渠道:书店中实物和亚马逊网站——也就是去旧书店看实物权衡比较或者在网上预订。旧书的品相与价格基本成正比。书的价格与物价相关,日本旧书价格的形成基础是在高成长结束以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一次比较长的滞涨,到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日本经历的是与中国经济相反的过程——通缩。大的物价指数框架基本未变。书本身也是一个商品,日本的书没有经过中国近十年的通货膨胀。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要素影响书价。两个国家的物价体系不尽相同,有可比性,但也有不可比性。

成庆:中国现在旧书业很不发达,但是二十年前左右武汉的旧书店却很旺盛。美国波士顿开书店经营者与读者形成了阅读默契,而在中国真的是把卖书作为一单生意来做。这其实是因为中国社会没有把阅读当做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就开始严重萎缩,而书业并不是完全靠利润来支撑,因而造成书业无论新旧的困难局面。

 

问:现在中国出版行业中,读者认为书价很高,但是作者认为稿费很低,出版社工作人员认为收入很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

刘柠:这个问题超越了出版本身的问题,应该从其他的层面寻求答案。中国的书已经不便宜了,而出版社却认为学术书与主流的文化刊物价格过低仍然有向上调价的空间,于是读者更加接受不了。考虑到日本读者消费能力,日本颇豪华的单行本也只是在2000日元上下,对读者并不构成很大负担。书价高低是与消费者的接受能力直接相关的,这是基于国家的收入水平,与物价指数也有关系。社科院新近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可以以300万重金打造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出版项目,当然他们认为这个系列丛书是有巨大的社会价值与社会意义。由此看来这不是一个公平竞争下前提下的问题,而是一种权力的博弈,是资源的单向流动。就出版的自身而言,日本出版社敲定选题永远在环境较好的酒馆中进行,作家和出版社沟通选题一概由出版社买单,出版社方面有常年的接待费。中日出版业的社会地位以及收入水平有巨大不同,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了一个业内的朋友,从他得知如今出版业几乎是非畅销书定位的书不能做的。中国出版了无数的畅销书,而所有现状却很难令人满意。日本出版业有高度商业的一面,但同时它还有另一面,就是它拥有很多出版的百年老店,及非常精英化的编辑内容产业的生产者与策划者,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崇高。而文科院系毕业后,比较好的去处往往是出版机构媒体,而非大企业。出版之所以能作为一种“志业”而存在,其背后往往还有国家补偿机制的支撑。纯学术书的营销缺口用刊物来补,而各类学术刊物往往出增刊,这也就是所谓的“Mook”模式。对纯学术书籍出版社不会有码洋绩效要求(或降低这方面的指标),而在中国则受纯市场主义的制约。所以最终形成书店、出版社与作者三方都不满意,而这种状况将反作用于书业,造成恶性循环,从而伤害了中国长远的文化创造机制。

陈奎德 王光泽:2009年中国网络世界的攻防

2010年1月24日

陈奎德(以下简称陈):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想讨论的主题是《年终回顾:关于2009年网络世界的攻防》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人是王光泽先生。他是中国和解智库的大陆召集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评论家和记者,王光泽先生你好!

王光泽(以下简称王):您好,奎德老师!

陈:2009年已经过去了,但是这一年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仔细观察和总结的,今天我们把焦点集中在关于中国的网络世界。恰好前天,中国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公司“GOOGLE”,它在中国的分公司称为“谷歌中国”,发表声明表示将要退出中国市场,因为受到了来自中国内部的“骇客”的攻击,同时也由于中国政府对谷歌内容的审察越来越严密,谷歌不堪忍受,所以要准备退出中国市场。这件事情从侧面反映了全球最大的网络监控者北京政权与中国网民、与世界网民、网络公司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看看2009中国信息控制的总的态势。

王:2009年,中国进入互联网世界达到14年。这么多年来,有关互联网的攻防案,也就是民间和官方之间的攻防案,一直在持续,2009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们从几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可以看得出来,包括一些政治性案件,还有就是一些普通的维权案件,最后都演化成公共政治案件,比较有名的就是“《零八宪章》案”,普通的刑事案件如湖北的“邓玉娇案”等。《零八宪章》网络上虽然封锁得很厉害,但是我们除了用代理服务器仍然可以大量搜索有关《零八宪章》所有相关信息之外,实际上在国内的很多论坛或者是通过“百度”都能够搜索到有关《零八宪章》的一些东西。因为网友把《零八宪章》用谐音的方式改变了称谓,同样可以把一些政治文本公布到网上。比如,把“宪章”改为“县长”,“县长”的本来含义是一县之长,一个县的行政长官,但是在网上大家都知道“县长”就是指《零八宪章》,所以说网友用非常机智的方式来突破网络封锁,使得《零八宪章》的宣传得到扩大。

陈:但是总的态势来看,大家都看得出来,2009年中国的文宣控管当局如中宣部等部门对网络的监控加强了很大的力度,如有很多代理服务器失效,官方试图推动绿坝事件等等,新疆“7.5事件”发生之后,新疆全区根本就上不了网,相当一段时间内彻底封网。所以看得出来2009年当局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一定要把网络控制起来。这方面的情况能否介绍一下?

王:因为中国历史上有一种传统,有一种不成文的说法,就是逢“九”必乱。所以说每到“九”的年头中共会加强管控的力度。互联网肯定是重点防控对象。而且2009年也是敏感日子不断叠加的年份,有“六四”20周年,有《零八宪章》的刚刚发布,有中共建政六十周年的庆典等等,这些都导致中共空前高度紧张,所以他们在互联网控防方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推出“绿坝”软件,“绿坝”软件表面上看起来是为了维护一般性的网络安全,实际上里面夹杂了大量的政治性相关信息,并且有相当的屏蔽功能。中共很技巧地利用一般性的网络安全防护,来夹杂政治性审察内容。另外还有“扫黄”事件,也就是网络上的扫黄打非,实际上也对政治性的敏感信息当做非法信息一概进行扫除。每逢敏感日子前后,互联网翻墙软件的会遭到频繁地、高密度地攻击,导致翻墙软件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但是这种高密度的拦截和攻击会极大的消耗中共网络方面的人力,电脑方面的人力,这些成本是非常高的。(陈:他有点消受不起了)一旦敏感性的日子一过,一般性的翻墙软件可以继续使用。还有就是“五毛党”,这个“五毛党”在网络上隐性存在,这个数量大小没有办法进行估计,但是在各个网友论坛里对“五毛党”的指责和批评会越来越多,一方面可以反证出“五毛党”的数量越来越多。

陈:刚才您谈到的“绿坝”软件,我们可以看出来北京有时候用了非常多的物力和钱财,来控制互联网,包括控制每一台计算机,因为当时绿坝是准备安装在每一台购买的新计算机上的。但是最后失败了,没有贯彻下去,就是因为绿坝软件遭到了舆论的空前反击,和各方面的干预,因为涉及每一个人的基本隐私、基本权益问题。同时由于绿坝软件在知识产权方面抄袭了美国一家公司的部分(代码)。最近也受到这个美国公司的起诉。这在中共统治历史上见到的不多的,他们下定决心要做的事情是一定要做下去的,要做到的,结果这次失败了,就象香港的“二十三条”事件一样,没有执行下去,这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情。但是我估计以后他还会以其他的方式卷土重来。所谓的封锁与反封锁,翻墙与筑墙的斗争,恐怕永远继续下去,只要这个国家的基本的监控言论自由的性能没有改变。我们从2009年可以看到这种攻防战越来越激烈,越来越严重了,最近的“谷歌事件”可以表明中国对自己国民信息的封锁打压的程度已经开始国际化,开始影响到国际生态,影响到国际大公司,引起全球的关注,我想这不见得是个坏事情,且看北京当局下一步怎样应付这个问题。因为“谷歌”大家知道是搜索公司中最大的,虽然他在中国由于中共的打压,不象另外一家公司百度的市场占有率,但是以谷歌在全球的影响,包括他在国际上做生意的各方面的影响,他的这个行动必然会引起很重要的一些后续效应。最近这些年来你感觉到2009年监控是比过去强化多了,还是起伏的幅度更大了,还是有些其他的什么特点?

王:的确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前后,互联网当时有一段时间的开放。相对这种开放来讲我觉得2009年管控的力度空前增加。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是对网站封杀的力度加大,再有就是对敏感词过渡的力度加大,第三个就是在敏感的、重要的日子前后翻墙软件失效的连续性增多。所以我觉得2009年总体对网络的封锁也遭到了民间的反弹。比如,以凌沧州为首的知识分子公开发出了《网络人权宣言》,最近两天也有网友公开发出了保护网络自由的宣言。我觉得民间和官方的这种攻防还会持续下去,这种持续也会带来互联网政治效应的不断放大。互联网的政治效应和中国民间力量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这和当年台湾解严之前的政治生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台湾存在大量的党外杂志,党外杂志对国民党的威权政体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但是那个时候对杂志的查封以及对相关人员的责任追究,都是事后的,国民党统治当局的反应比较缓慢。但是互联网情况不一样,互联网反应速度、以几何级的复制速度是非常快的,可以说一现在一个公共性的案件的出现到全面炒作几乎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这样就带来言论管制成本非常之高昂。就是说一旦一个公共事件,突破了传播的临界点后,你再做任何方面的管控和消音都没有用。这个和当时台湾解严之前有很大不同,(陈:这和印刷媒体是很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大陆因为现在有了互联网,中国大陆异议政治的存在,公民社会力量的增长,社会成本就要小得多,而且要快速得多。所以2009这个年度中共对互联网表现出极大的惊恐不是没有原由的。


陈:我们注意到包括谷歌这个事件,官方虽然最近没有全面的反应,包括中宣部官员在谈到这个事件时说北京肯定不会松手的,声言谷歌要退出就让谷歌退出,尽管商业上国际信誉上要受很多损失,但是他们认为仍是小事,因为审查不审查封锁不封锁网络,用北京官员的话说是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他们把互联网信息的流通涉及到他们政权存亡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刚才王光泽先生已经讲得非常多了,我过去也特别多谈到过,在中国,互联网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比其他国家还要大,相对本国其他媒体,其他信息传播渠道,其他的空间,中国互联网的意义更大。因为中国传统媒体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用非常严厉的传统的手法控制很紧了,他采取所谓主编负责制,所有主编的任免及人事权都是被中共掌控的。其他专制国家、威权国家审察机制往往是发现越界了才会惩罚,是事后惩罚。中国所有主办杂志的人都是中共的人,都是中宣部可以控制的人,否则你就根本没有任何权利办任何杂志。中国互联网恰恰是在改革开放这段时间同时兴起的,虽然中国其他方面的技术比较落后,但是在互联网这方面和世界接轨很快,和美国等最先进的国家仅差一点点,或者说几乎是同步的,技术上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因此互联网成为中国老百姓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互联网经济正蓬勃发展。现在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因此互联网日益成为中国人获得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互联网在中国比其他国家重要性要大得多。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媒体还承担正规的传媒功能,但是在中国,那些媒体的功能因为言论封锁已经被戕灭差不多了。只有互联网在技术上和其他国家是平行的,又有这么多的网民。现在北京当局对互联网为什么这么惊恐,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互联网对消息的流通性,对动员民众对启蒙民众,对各个方面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而他们从来就一以贯之地认定言论自由是绝对不能松口的,尽管在其他方面都可以稍微松一点。中国网民目前对“谷歌事件”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反应,以后后续反应我想会更大,因为这个事件涉及中国信息资源又一个重大戕害。在这样一个攻防战中,中国政府怎样应对这样一个事件,从你目前看到的“谷歌事件”发展可能出现状况,会看到一些什么反应?

王:“谷歌事件”我觉得会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性案件,实际在“谷歌事件”之前就有“雅虎案件”,雅虎涉嫌泄露中国政治异见人士的相关信息,并且把相关证据提交给中共国安当局,有几位异见人士被判处很高的刑罚。(陈:特别是师涛案)对,特别是师涛案和王晓宁案,那时候雅虎经历了一个顺服、反抗、拒绝合作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还没有公开地和中共进行对抗,雅虎公司后来与师涛、王晓宁的家属达成庭外和解,并设立雅虎人权基金会,表明雅虎最后承认自己的行为失当。谷歌这次的公开声明表明他们对中国互联网的政治审查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甚至不惜考虑退出中国市场。众所周知,谷歌是一个全球网络巨无霸公司,是全球一个举足轻重的公司。而中国互联网在中国不单纯是一般性的交流工具,中国人的互联网生存,互联网和生活相关程度,在利益上的相关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密切的地步,谷歌如果从中国退出那对中国的互联网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谷歌事件的处理,一方面中国面对是否开放互联网言论审查,另外一方面关系到事关中国的网络经济、数亿网民网络生活,所以在两者的权衡之下,中共到现在还没有对谷歌事件还没有做出一个非常正式的官方的回应,可见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举手投足间的犹疑。(陈:有点举措不定)所以说“谷歌事件”不仅仅是一般性的网络声明,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肃法律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事件,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国际关系事件,涉及到中美关系的问题。“谷歌事件”之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强硬表态,誓言将推动网络自由法案的通过,一旦这些变成事实,中国现有的金盾网络防御系统可能会彻底失效,中国网民获取政治性信息易如反掌,其对中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可谓巨大,直接触动中共的核心利益,甚至有可能开启一场针对中国和其他独裁国家的互联网战争, 

陈:的确,“谷歌事件”不仅涉及到中美关系,国际上都在关注着中国的舆论生态环境,包括言论环境、经济环境。因为经济上现在中国非常扭曲,“谷歌事件”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当局处在所有矛盾的极点,这也是举棋不定的局面产生的原因。当然我们首先假设中共考虑到自己政权和制度的稳定性的问题,权力的丧失与否是中共首先要考虑的。中共认其权力的合法性有两个支撑,一个是经济上的高速增长,获得某种政绩上的合法性;另外一个控制言论,使得反对意见、反对的声浪、对自己形成挑战的声浪扼杀在摇篮之中,使其在社会上不起作用,在民间不产生影响。现在“谷歌事件”使得这两个合法性之间产生了某种冲突,所以北京在考量哪个重要,经济也要很高速地发展,如果经济一放慢就会引起整个政权不稳,信息也要控制在非常严厉的尺度之内。但问题是,如果中共不做妥协,逼退谷歌,将会引发连锁反应,将会引起刚才您说的网络经济、网络生活全面的变化,那么对经济生活甚至经济发展速度引发很大的倒退,中共能否承担得起这样的后果也是值得怀疑。

王:我觉得通过谷歌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得出来,中国是顺应信息时代,还是对抗信息时代,是顺应全球化的时代还是对抗全球化的时代。我个人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非常理性的考量才对,要顺应这种全球化的时代和信息化的时代,要学会在互联网完全开放的状况下生存。

陈:对,在信息流通的环境下生存,在听得到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各种批评声音的状态来回应来生存,这个政权要习惯有不同的声音,有反对的声音,有批评的声音存在,如果不能习惯这个,在现代世界是永远站不住脚的。“谷歌事件”现在引起了美国政府方面的关注,因为谷歌这样大的一个公司,在中国做生意要退出中国市场也是非常大的事件。美国政府也做了相应的备案回应,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也正式作出表态,非常严肃要求地要求中国要对谷歌的指称作出解释,对网络攻击、包括对谷歌(这么多年)内容的审查作出解释。美国政府现在已经开始有所反应了,包括欧盟商会、中国的、美国的商会都发表报告对中国的商务环境,对中国的信息环境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所以这个事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司退出中国市场的事件,而是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指标,是中国一个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的指标性事件,能不能忍受这样一种高度控制信息的统治方式在中国的存在,使得外国公司在中国的行为信誉扫地,以及能不能在市场上站住脚,都有很大的考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恐怕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也有很大关系。谷歌也谈到还有二十多家公司,包括网络公司和金融公司等,和他们一样受到了攻击,受到了审查,这就有个跨国公司的共同利益、连锁反应问题,因此风暴下一步可能还会继续扩大。我们今天讨论中国2009年网络(问题),我想对2010年中国网络世界的情况也是有相当的意义的。请你概括一下民间社会的反应是不是也和过去不大一样了,民间社会的承受度,和反应的敏捷和承担责任感是不是也大大加强了。

王:对。从目前中共对互联网的发展反应来看,一个方面他们也积累了一定管理上的经验,另一方面这种管理模式仍然是非常趋于保守的,也就是他无法真正适应互联网非常开放的信息时代的需求,总是显得非常滞后非常被动,这样一来,中共在应对许多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的时候没有开口说话之前已经非常被动了,比如这次“谷歌事件”,到现在中共都没有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所以在未来互联网的攻防战中,中共如果继续秉持这样一种应对互联网操作模式的话,中共对互联网的管控能力将会逐步失效。实质上自从互联网出现了之后,就有很多学者预言,它将是威胁独裁政体最大的利器,一旦独裁政权、独裁的国度和国际互联网有了连接之后,就会被互联网逐步侵蚀和渗透。比如说,即便是中共把很多非常敏感性信息屏蔽之后,比如说“六四”的信息,法轮功的信息,这样一流敏感性信息屏蔽掉,但是互联网所渗透出来的其他信息,都携带有普世价值观的信息,铺天盖地,根本没有办法屏蔽。所以说这种价值观的渗透在中国能够正在得到实现和彰显。

陈:我想这是人的本性。在互联网时代,发布一个信息很容易,但是如果要封锁一个信息,要堵一个无孔不入的信息流,需要各个角落的全面性封锁,所以要花十倍的力量或者百倍的力量才有可能,(王:是的)从长远来看这样做是没有前途的,要想完全把有三亿多网民的中国封锁在铁桶一样的环境中,这个是注定失败的战略,注定失败的战争。(王:对)所以说互联网未来的前途,对中国进入未来世界的前景,它的作用怎么估量也不为大。

王:实际上互联网的出现已经宣告了这个世界最后一批独裁政体的死亡。

陈:好,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谢谢王光泽先生,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朱虞夫:践行者——我的民主之路(一)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简短说明

为了促使中国社会早日完成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 , 为了使中国不再游离于国际主流社会之外而遭人侧目;为了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政府能遵守联合国各项人权公约以相符其名 , 遵循国际准则以利于人民福祉 , 我和我的朋友们 ——王有才、王东海、祝正明、吴义龙、毛庆祥、徐光等人——在一九九八年六月筹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 , 希望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 , 按照国际惯例以及中国宪法条文所赋予的结社自由、言论自由原则 , 议论政治 , 探讨国是 , 以行使公民的基本权利 。

我们的本意是为了冲破党禁、报禁——此乃现代民主社会两大基本指标——改革党天下的不正常现象 , 建设公民社会,以期澄清吏治、肃靖贪贿 , 提高国人的安全指数,改善国人的生态环境,使社会从根本上和谐稳定;改革随着经济发展而日见其拙的上层建筑 , 这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利益。

我们的行为理应受到现代民主社会任何一个政府的保护。然而 , 由于冷战思维的惯性 , 我们被以“ 颠覆罪 ” 判处重刑 , 本人以“秘书长”身份获刑七年。在关押七年另八十八天后获释 , 且不论“ 以法判决 ”  的法理基础如何 , 更为荒唐的是 , 我有幸遇到了一连串怪事 , 与当局缤纷迷眼的所谓 “ 进步 ”  , “ 法制 ” , “ 和谐 ” 的宣传是如此的格格不入。由此益见当今体制弊端之严重 , 益显政治改革之必要和迫切。劫后余生 , 我在此将自己被捕后所遭遇的种种政治迫害及 “ 改造 ” 花絮告诉大家 , 使大家对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犯的生存状况有一个清晰认识。

一、别家抛稚

(一)被捕
                                                                       1 、6月19日

1999年6月19日是个平静的周末。但是,这一天也如我许多个双休日一样的忙碌。自从祝正明、吴义龙数月前相继被抓失踪,风声兀地紧张,我曾从网上看到过一则消息:当局将在“ 六、四 ” 纪念日后镇压中国民主党。为使自己入狱后的家人有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我在离家数百米的地方买了房子,抓紧装修,这天与妻子约好下午出去买窗帘和沙发。昨天是端午节,单位里要我写有关综合治理的报告,中午隔壁办公室的几位同事来我办公室邀我一起喝端午酒,我的思路一直在构思着报告内容 。一早起来,将12岁的女儿送去美术培训班,圈内的朋友王某约我在这天将《在野党》第九期审定完稿 ,我决定先将单位的公事给办了,再编撰《在野党》。但是,没想到这天朋友络绎不绝,下午 , 我刚送走一位绍兴来的新朋友,就有一个过往甚疏的朋友造访 ,(也许是巧合,1998年7月10日,该人也曾为王前驱 ) , 正谈话间,一群政保警察突然闯进我家 。

虽然自从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就有 “ 将镇压民主党人及民运人士 ” 的传说 , 虽然当局在 “ 六、四 ” 前夕大动干戈 , 将我们大多数民运人士严密控制起来 ( 我由单位——杭州上城区房管局——领导带上车, 去浙南驶了一圈 ) , 期间已经风声鹤唳 , 刀光剑影。 虽然我自王有才被判刑后已经受到政保警察的警告 ( 王被判后 , 上城区公安分局政保科长张建华和郑刚特地来到我单位对我说 , 我已经内定刑期十年, 再不歇手随时可抓 ) , 虽然我已经很坦然地准备面临迫害  , 政保警察的到来仍使我感到突兀 。警察到来时 , 所有民主党的资料都摊放在桌子上, 以至抄家时损失惨重。奇怪的是,政保科郑刚一定要我将对面的房门打开,那是我妻子大哥的住宅,我因为装修房子曾经借用过几天,而且只有圈内的个别人知道,我立即就想到了那个大家一直都十分怀疑的人。最终因为我坚称自己没有钥匙,郑刚也无可奈何地放弃了,但是那个人在背后的可耻行为却由此而坐实了,正所谓“认清毒物,如获良药”。我事后曾想,郑刚的做法太轻率了,就这样将耳目暴露给我们,再一想,那些东西他们本来就是当狗用的,只不过他们自己“反把羞耻当光荣”而已。

一群便衣警察前后拥着我向楼下走去,一个便衣手持DV在拍摄,看来是要向上面交帐的,异乎寻常地慎重。到了楼下,不相识的邻居们围了上来,大家一脸的疑惑,怕是以为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于是我大声地向他们喊:“我没有偷,没有抢,我是中国民主党,为了自由人权,为了社会进步——”旁边一个年轻的便衣(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人名字叫做蒋晓敏,2009年他还恬不知耻地宣称他抓了十五个中国民主党。)猛地推我一把,厉声喝道:“你有趣,你是中国民主党!”一大批警车远远地停在离我家百米开外的地方,四周围满了街坊,便衣匆匆将我塞进一辆小车绝尘而去。

郑刚将作客的妻舅和那位来得“巧”的朋友也带去望江派出所, 在严厉审查我妻舅的身份证件后,只是装模作样的问了那人几句话就将他放了,  那人既没有身份证件而且报了一个我从未听到过的名字。( 在我被捕后, 那人却数次慰问我家人 , 出狱后 , 妻子要我向那人致谢, 说不管怎样, 不能对他人的善意没有回报 。不幸,  他已于半年前病故。世途凶险,  唯愿上帝佑他在天之灵) 张建华和郑刚作了简单讯问后 ,  拖到晚上9点多 , 便拿出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要我签字 , 然后由郑刚开车 , 直接送去萧山遣送站 。


                                                                                2、我心坦然

警车在黑黢黢的路上飞驰 , 驶过钱江三桥 , 驶过萧山市区 , 向诸暨方向行进 。在车上我的记忆里顽强地浮现出一幕前几天的场景:6月3日晚近8时,闸口派出所控制我整个下午,得到指示放我走后,我回家途中路过望江派出所,强烈的责任感驱使我进去看看其他被羁押的本党同仁,我看到在楼上的会议室里数名公安围着厉坝根在做笔录,下楼时碰到张建华和其他几个公安。

张叫住我 :“朱虞夫 , 你来干啥? ”

我说:“ 我路过进来看看。”

“ 你都看到了噢 ! 我想想你身体嘎差 , 搞啥个革命 , 你向我表个态 , 退出中国民主党 , 我保证你一天牢都不用坐。”

——数小时前,我在闸口派出所曾因低血糖晕厥 , 看来张已知道了, 张更在1998年7月 “ 监视居住 ” 释放我时因为我的高血脂症而送过我一盒苦丁茶。可是 , 楼上刚才看到的一幕强烈地刺激着我 , 当我可敬的弟兄们正在受着迫害的时刻 , 我却可耻地退却保身 , 这将使我的灵魂终生不得安宁。于是在短暂的沉默后 , 我断然地表示了拒绝 。“ 我为什么要退出 , 结社自由是我们的权利 , 你们要抓就抓好了 ! 你们吃得消抓 , 我就吃得消坐 ( 牢 ) !‘ 六、四 ’ 总有一天要平反 , 民主政治总有一天要来临 ! ” 旁边有一个年轻高大的警察见我在张面前厉言怒色 , 出于巴结领导的心态要上前来打我 , 被张拦住了。

车内一片死寂 , 开车的郑刚和押送我的警察一声不吭 ,空 气显得有些紧张 , “ 终于来了 ! ” 我的面容凛然 , 我的思绪翻腾 , 我想到耄耋之年的母亲 , 一生含辛茹苦 , 在风烛残年时竟还要承受骨肉分离之苦;想到相濡以沫近二十年的妻子, 面对两个未成年孩子的教育和生活 , 日后的生活将是何等的艰辛;想到在共产党的政治高压下我的子女和弟妹们将会遭遇的株连 ;我能质疑和否定自己的选择吗 ? ! 二十年前 , 当局镇压 “民主墙 ”运动时 , 杭州公安局政保科陈勇到植物园来要求我退出民运 , 想到早年守寡的母亲单独抚养六个孩子 , 作为长子的我是唯一参加工作的, 面对着未成年的弟妹 , 我非常困难地作了退却的选择 。作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 “ 四/五 ” 月刊的负责人 , 我的怯懦使我陷于长期的痛悔 , 战友毛庆祥慷慨赴狱 , 当时他蜜月甫度 ;沈建民的判刑,永远改变了他的一生 。此时此刻,雪洗以往耻辱的时刻到了。记得陈独秀有句名言:社会进步要通过两个地方,一是监狱,二是研究室。于是我的心更加坦然了。


                                                                           (二)萧山遣送站
                                                                                   1、“爱心之家”

车在临近戴山时向右拐进一个依山的院子, 走进一幢横亘的四层楼 , 过来一个肥肥白白的年轻人 ( 后来知道这人叫邢罡 ) , 他说他已等候多时了, 在与郑刚办完交接手续后,将我带往后面一排铁栏围封的房子前。在昏暗的灯下, 邢罡开锁带我走过四间牢房, 又再次开锁打开一扇走廊门, 里面是二间牢房, 在 “ 哐啷 ” 一声抽开铁栓后 , 邢罡将我一把推进铁门里去,铁门又 “ 哐啷 ” 一声锁上 。

扑鼻一股霉臭味 ,黑乎乎的笼板上躺着两个人:一个年轻的是河南人,入赘在萧山做女婿,开车撞死了萧山市长的亲戚,扣在这里等待家里付款赔偿;一个年长的是湖南人,儿子开车撞死人逃跑了,被抓来做人质。他俩都是由萧山公安交警抓来羁押的。年轻人说这里原来就是萧山看守所,新看守所造好以后,这里就成了遣送站。几天后年轻人让家里付了赔款就放了。随后的日子里我和年长的聊起天来,他姓周,湖南邵阳人,当兵参加过成昆铁路建设,是老中共党员,已经在这里关了很久,虚弱不堪。中国的遣送站在孙志刚事件后因为其臭名昭著,引起公愤而被整顿,孙志刚以其生命为代价废除了一部恶法,但是,在当时除了少数被不幸欺凌的弱势群体 , 外界很少知道黑幕后面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

—-记得当初我在房管局任房政监察员 , 穿着制服戴着大盖帽 , 所在的闸口派出所民警因为被扣分 , 与我们单位头头商量,要我们晚上帮他去建筑工地查暂住证以作补偿 ,(我们的那身行头对民工很有威慑力,半夜三更呼啦啦出现那么多的大盖帽,还不把那些民工吓得半死。)。半夜那些拿不出暂住证的民工和家属被一批又一批地送往遣送站 , 我一直不知道遣送站和补分之间的关系 。更以为遣送站是报纸上所称的 “ 充满爱心的温暖之家 ” 。

—-记得故乡东阳有亲戚来我家 , 因为吃晚饭时间还早 , 就出去逛街 , 没承想一去不回 , 半个月后从家里打电话来 , 说是那天被从街上糊里糊涂地抓去了遣送站。

我对遣送站的印象依然不很真切,直到亲自在那里度过许多日日夜夜 , 才看清了中国人生活在一个怎样暴虐的制度之下,善良可怜的社会底层民众是如何无望地任人宰割 。半夜 , 经常被哐锒锒的金属撞击声惊醒 , 警笛呜呜 , 警灯闪烁 , 全副武装的警察押着惊惶的人群来了,把他们塞进满满当当的囚室又走了。

我隔壁是女囚室,女人叫 , 孩子哭 , 一片混乱。更惨绝人寰的是 , 有一天 , 公安抓进一个身怀六甲的孕妇来 , 大家刚静下来入睡 , 突然从大门外传来急切的喊声 , 然后那孕妇也悲切切地喊起来 , 原来她丈夫闻讯赶来救妻子 , 想进的进不来 , 想出的出不去。里面外面凄厉的哭喊声此起彼伏 , 在荒寂的夜空回荡,令人恻然,令人揪心。
                                                                                   2、掳人勒索

7月中旬某天清早,公安又拉来一大群人,男男女女塞满囚室,就没人管了,只有一个姓朱的老头到吃饭时间挨室将饭送进去,人太多,碗不够,就把前面人吃过的碗拿来直接盛后面人的饭。我只听到最外面囚室里有人在喊:“我有肝炎的,我有乙肝的!”老头听到了就骂:“获痕莫憋个些,叫吼个叫,呐道是住宾馆哈,呐是坐甘牢呀!(萧山土话:骂人,叫什么叫,你以为是住宾馆吗?你是坐牢呀!)”

下午四点多,又一个囚室骚动起来,我听到有人在喊:“放我出去,我要上夜班!”趁着他喊话的空隙,我问了那人喊话原因。那是个叫陈春峰(音)的义乌人,在义乌一个化工厂工作,因为弟弟考中专没录取而出走,其父亲要他出来找人。早上他乘车来到萧山,到最热闹的国际广场转转,不巧,一群警察将人群围起来查证件,他没带身份证而被关进了遣送站。他是利用工休时间出来的,要回厂上夜班,本以为进来说清楚就可以回家了,没想到一关进来就没人管了。眼看要误了工作,才急起来。

时值炎夏,遣送站的人躲进空调房间不愿出来,我叫他用力踢铁门,里面的人听到响动会出来的。果然,不一会儿,楼上的人恶狠狠地下来了。听了陈春峰的陈述,那人狠巴巴地说:“呐凑拉早啬否喔?(萧山土话,你为什么早点不讲)”开门放了他。

没几天我就明白了,那人为何如此狠巴巴了,他放走的是一笔钞票。

共产党历来严格控制人口流动,虽然改革开放了,可是他们却有许许多多的恶法继续欺压老百姓,外地人到一个城市需要有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等等等,其中不乏为了榨取老百姓金钱而私设的土政策。公安局把人抓来,因为都是些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人,就由遣散站关押,对于遣送站是一个极好的创收机会,利用公权力谋取部门利益,是一大帮官员发财之道。遣送站关押条件极其恶劣。被关押者痛苦不堪 ,就会千方百计寻亲访友,遣送站每天上午让被关押者打电话,通知被关押者亲友拿钱来赎人( 这是一种多巧妙的寻租方法),“ 管理 ” 手续费每人一百元,每天的伙食费十元,吃的伙食极差,我在那里关了五十一天,每天早餐酱菜稀饭,其他就只是干菜冬瓜和干菜豆芽。姓朱的老头偶尔从管理员的饭桌上捡点扔掉的肥肉放进我的碗里 ,我只能将这被污染的食物送给别人吃 。

自我被判刑后,1999年11月18日,遣送站开出了一千六百五十元的 “ 收款收据 ” ,注明 日期是自1999年6月19日至8月14日,共55天 。且不论我是6月19日午夜送去那里 ,8月13日离开那里 ,更荒唐的是萧山遣送站竟开出每天20元的 ” 代管费 ” ,  扣我钱的单据不经我签字认可 , 由公安拿去我单位报销 ,单位头头屁股不干净, 害怕公安的淫威, 不惜牺牲我的利益 。年底我妻子去单位取我最后三个月的工资 ,单位将这张 “ 收款收据 ” 折抵了我的工资交给我妻子 。这是一件难得的证据,见证中国政府职能部门之卑污龌龊 ,公安与他们狼狈为奸。(附图一:萧山市收容遣送站 “ 收款收据 ” 及证明 ,上面有房管站长包建林 “ 同意支付 ” 的签字 。)
 
 3、财源滚滚

遣送站财源滚滚,大楼和囚室之间的院子晚上出租做停车场,每天早上十几辆“东风”柴油载重车发动预热,浓烟灌满监室,无处可避,令我窒息。监室后围墙内的空间出租做钣金车间,铁件敲打声阵阵入耳,头涨欲裂。更为可怕的是三伏苦夏,竟将监室里的水龙头拆了(也许是为了节约成本吧),外面常常“忘了” 供应开水,这对于患有严重高脂血症的我不啻于死亡威胁。于是我口渴难忍时敲门要求供水,那个叫邢罡的来了,提着电警棍,到门口一下将电警棍捅进来,我一闪避开了,于是他就开骂:“ 获痕莫憋个些,我拜痕切就拜痕切,否拜痕切就否拜痕切,痕吵吼个吵!(萧山土话,骂人,我给你吃就给你吃,不给你吃就不给你吃,你吵什么吵)”

管理员个个象“ 大款 ”,遣送站里配着警车、警棍,还有一个穿警服的满脸横肉的矮胖子,不时开锁带几个人出去打扫卫生,冲洗警车。更甚者,有一天晚上,一个十五六岁的小胖子人模狗样地混在公安警察中驱赶着惊惶的人群,骂骂咧咧地大声呵斥着,那付狐假虎威的神气煞有介事。我想不出这人到底是什么角色,事后听说是遣送站长许新兴的儿子,这小子闲得无聊也来享受一下行使“ 公权力 ” 的愉悦。

民政部门的遣送站,竟行使着公安的权力。这个所谓的 “ 人民共和国 ” 的子民任人践踏,何来“ 共和 ” 呢?!给我留下更强烈印象的是,某一天晚上我隔壁监舍抓进来一批 “ 流莺 ” ,第二天,监舍走廊前面的窗口有几个男人拥挤着向女监探头探脑张望 。监舍里有女人在喊:“ 大哥,大哥,我(名)叫XXX,你把我带出去吧,我出去跟你走!” 果然,那人去付了钱,一会儿邢罡拿来钥匙开锁放了她,她挽起那人的手臂走了。若说平时遣送站干的是绑架勒索勾当,那么,此时充当的是鸨母皮条客角色。

堂堂政府职能部门利欲熏心竟赚着这么肮脏的钱,还厚颜无耻地说是“人民”政府,真不知是如何 “ 三个代表 ” 的。官匪一家,遣送站和嫖客各得其所,牺牲的只是弱女子。榨得出油水的,遣送站让她们打电话约人来赎出去,约不来人赎身,遣送站就睁眼闭眼以这么一种方式处理了。那些冠冕堂皇的所谓“ 治安 ” 理由在这里荡然无存,专制独裁是社会腐败的根源所在!

1999年6月27日是个星期天,清晨天还未亮透,我就听到隔壁传出低低的声音:“ 呐做吼个桑意?(萧山土话,你们做什么生意)”原来那个姓朱的老色鬼见关那里的三个年轻女子有几分姿色,清早开锁进去 “ 搞卫生 ” 了。女子惊惶地说:“ 隔壁的人醒了,(会)听见的。”老头说:“伊悃咂咚,听否咂构。(萧山土话,他睡着那里,听不见的)” 我对老头这种卑劣的行为十分反感,故意大声说:“ 啊!又是一个好天。”老头眼见被我坏了好事,嘴里骂骂咧咧地走了。几天后,她们被赎出去了。七月初,郑刚来提审我,回监舍后,同舍的人告诉我,刚才那几个女子来看过我并送我一袋食品,以表示对我当初救难的谢意,但是被老头拿去了。
                                                                                   4、王希哲

我反复地咀嚼着郑刚的那几句话,他在提审时对我说:“朱虞夫,你以前说我们是工具,你自己才是牺牲品,你是中美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他的话,我明白了,当局决心趁着北约误炸南斯拉夫中国使馆之机,打丫头,骂小姐,清理门户了。严峻的现实已经不容人乐观了,我不再存有幻想。

值得一提的是郑刚在提审时突然说:“你们好象对王希哲都很服帖。(服帖,杭州话,意为佩服、敬重)” 从他的话里我听出了这是我与毛庆祥、李锡安、王荣清等人的共同看法。

说实话,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就向往着民主政治,对封建专制怀有切齿痛恨。小学时,在邻居庄某家曾借阅许多民国时期印刷的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书籍,1971年6月1日参加工作,在隶属杭州园林管理局的杭州植物园做学徒,那正是最向往知识,求知若渴的年龄,我的好朋友胡雪良君偶尔说起,杭州解放路丰乐桥边的杭州图书馆阅览室里有不少好书,我便寻去。那是基督教思澄堂改制的阅览室,借书卡一证难求,小说类图书难觅踪影,我在失望之余,上楼去索引抽屉查阅《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不料竟如山阴道上,目不暇接:我看到了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大量著作。1975年朋友姜锦坤君拿来一册油印的《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俗称《李一哲大字报》)封面标着“供批判用”字样,我一展读竟不能释手,字里行间那些反封建、反专制的呐喊深深地震撼着我。姜君说有很多朋友都想看这篇文章,不如我们将它再重刻一版,印几十份,大家分分吧,于是我们刻印装订一直忙到天亮,这是我最初对王希哲先生产生仰慕之情的来由,后来,王希哲先生来过杭州,可是我当时已经淡出民运,非常遗憾地失之交臂。当时毛庆祥给我看过王希哲先生的《春寒》,我得以一睹丰采。不久他在公安的迫害下流亡出国,听说他与许多民运 “ 贵族 ” 不同,在海外仍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孤独地、疲惫地、顽强地跋涉着。1998年6月25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王希哲先生与连胜德、徐文立先生立即声援支持。特别是在王有才被捕后,王希哲先生更是倾力相助,我记得各地民主党同仁在来电时都不约而同地向我表示对王希哲先生的服膺之情。我认为当时王希哲先生已经成为国内各地民主党事实上的指导者和领导人,我曾经对王希哲先生谈起请他担纲的事,王希哲先生婉拒了。当时我们几个七九民运朋友曾讨论过正式做出决定的问题,所以对某些人的 “ 收编 ” (收编不成又收买遣散)未表示赞成。最后我们都遭到镇压,此事便不再提起。德谟克里特说过:“人是一个小世界。”我相信,王希哲先生性格率直任性,完全有可能做出一些无伤大雅的糗事来,但是瑕不掩瑜。我和我的朋友们过去、现在、将来都会对他在当时那么艰难的危急时刻所作的大量努力怀着深深的敬意。


                                                                          5、脱逃机会
 
监舍里阴暗潮湿,几床破旧不堪的棉被千人裹过,万人盖过,就是不曾洗过,腐臭肮脏。其他监舍的人羁押三五天、七八天就走了,而我是长期关押,更何况郑刚说,现在他们要去忙法轮功的事,暂时不会来管我(他说,监视居住有六个月期限,慢慢来不要紧)。天一暗,蚊子铺天盖地,我将被子里的棉絮拿出来,用被套将浑身裹住,只露出鼻子,就象当年鲁迅在仙台时一样。

某一天,我上蹲坑时发现坑边墙脚的石灰有些异样,用手一摸,发现那是用搓细的棉絮嵌进去的,拉开棉絮条,一块块的砖头都可以卸下来,露出一个正可以钻出一个人的洞来。望出去,钣金车间靠墙处堆满杂物,爬上墙,跳出去就是外面了。一时间,我突然有一种逃出去的冲动。

但是,我很快冷静了下来——记得中国民主党组党之初,王东海曾问我对组党的看法,我说,综观世界潮流,开放党禁是迟早的事,这是摆在面前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子。邓小平一直都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时许多老一代保守人物都在,他也许处处受掣,邓对于复杂的事总是绕着走的,就象中日钓鱼岛,要让后代去解决,说是后代人更有智慧。目前,上面受掣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惯性,能拖一天算一天,主要是老百姓没有提出要求,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台湾开放党禁、走向民主的路也不平凡,你要冲击党禁肯定要被抓坐牢,但是,如果老百姓不怕坐牢了,大家都认识到结社自由是自己固有的权利,当局再抓人就会天怒人怨,再搞威权主义就没有市场了,那时社会就进了一大步,民主社会就来到了。同时,虽然我们去坐牢,我们的付出和牺牲,也让老百姓明白中国民主党是个能够担负起政治责任的现代政党,能够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被抓被判本身就是共产党在为我们做广告。

我深深地知道,我何德何能,以我卑微之躯何以改变现实,古往今来,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来自于旧营垒的内部。我作为一名政治受难者,以自己的苦难去唤醒人类的良心,唤醒旧营垒内那些能人的良知,那么,我的受刑就是一种行为艺术,他促使人们去思索,去解答,去矫正现实的悖论。我求仁得仁,为何要逃避。当后代人评判这段历史,指着我们的脊骨责问 “ 你们怎么能容忍那样的现实?” 时,我问心无愧,因为我曾努力过,我曾付出过,我曾牺牲过。在一个民主社会,我们的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在当代中国,我却成了一个 “ 罪犯 ” ,这是人类的不幸,是中国的悲哀,是政府的耻辱。再则,多少年来,民运内部总有人有意无意地散布着这个那个是 “ 共特 ” 的流言蜚语,如果来自对方阵营,手法很拙劣,很容易被人识破,因为民主政治是人类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不可能谁想出卖就可以出卖,就象春天不能被出卖,太阳不能被出卖一样。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邓小平讲过这个政权 “ 垮掉只是一夜之间的事 ” ,谁会为这么个不确定的未来赌上人格和尊严呢?!但是,眼前的这种流言具有强烈的杀伤力,内耗着民运有限的资源,削弱了个别人的锐气。是的,自 “ 民主墙”以来的二十余年来我进进退退,确实没有坐过牢,八九年 “ 参与动乱 ” 我虽被 “ 收容审查 ” 二十七天(附图二: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1989年9月27日《离所证明书》),回来后,被当时的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撤消了工会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职务,去管传达室,但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坐牢”。如今,我至少可以通过 “ 资格认证 ” ,成为一个 “ 民运分子 ” 了。更何况,母亲向来教育我们要 “ 男有刚强,女有烈性 ” ,我的临难脱逃,会成为她老人家的耻辱。于是,我打消了逃避的念头,怕自己某天抗不住诱惑,干脆告诉朱老头,让他叫人来将洞补好。

6、监视居住 

数十天非人的关押,用朱老头的话来说,关在那里“比彘(猪)还不如 ”,时逢炎夏酷暑,没有水,没有电扇 ,没有放风 ,没有阳光,不能搞个人卫生 ,胡须满面,依山而建的废弃看守所笼板已经被白蚁蛀空朽烂了,破败的洞窟下塞满历年关押者丢弃的垃圾。霉菌大举肆虐,皮肤、阴囊严重湿症,瘙痒、蜕皮(此时已为我日后的严重腰椎病埋下隐患),苦不堪言。这就是共产党的 “ 监视居住 ” ,这样完全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日子竟不能折算刑期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  “ 人权入宪 ” 、“ 历史上人权最好的时期 ”,特具讽刺意义(附图三、四:照片,萧山遣送站 “ 监视居住 ” )。不过换一个角度,这也是真话,共产党五十多年来枪毙了多少象我们一样的“ 罪犯 ”,甚至许多无辜者,这年头我们能活着就已经不错了。

坚强的意志在支撑着我,我明白能使自己增强免疫力的只有良好的心态了,我顽强地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放开嗓子高唱歌曲,这一招还真行,几嗓子下来,神清气爽。遣送站有一个姓陈的科长进来检查,揶揄我说:“嗬!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1999年的夏天似乎特别热,单独关押的日子里我一点也没有寂寞的感觉,还常常涌起缕缕的灵感,写下许多首诗,让隔壁放出去的人带进纸笔来,抄给他们。底稿我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关押在杭州看守所被武警“抄笼子”抄走了。

八月初,姓陈的科长避暑度假回来,看到我七分象鬼、三分象人的样子,惊讶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我们早就打电话给你们公安,怎么还不来带你走?” 这一次他对我的态度明显比以前好多了,也许是度假地的优美风情与眼前现实的强烈反差所带来的震撼,使他的良心有所触动吧。

当我单独监禁时,我仔细地考察监狱文化——辨认着刻画在墙上的文字图案,自己也在墙上刻下一个一个的“正”字,每字五天,顺便推算日期,那天我竟然从门廊边上发现了 “ 中国民主党 ” 字样,从字迹上看,是祝正明写的,于是我知道他也曾在这里度过一段非人的生活。听知情人说前几年还长年累月关过外省的政治犯,我想那些受难者为什么不将自己的非人遭遇写出来,昭告世人,让今后的恶人作恶时有所顾忌。

韩寒:我去哪里找,像你那么好

在上上一篇文章中,我设置了投票功能,到现在一共有21万个独立的IP进行了投票,结果显示,有百分之九十六,也就是20万人觉得韩峰是个好干部,应该留任,有百分之四不到1万人觉得韩峰是个坏干部,应该严惩。当然,以后我会多设置投票功能,以弥补大家从来没有见过选票但却选出了不少人大代表的遗憾。从今天起,本人将和各大政府网站单方面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当他们开始就某事件投票的时候,我这里也将和他们开始同步投票,我本人将不写任何文字以免对投票结果产生暗示性导向,最后看看结果有什么差别。

投票的人中,有人是发自内心的觉得韩峰还算不错,胃口比较小,有人是真情流露的觉得韩峰在官员中已经算是个人修养比较高的,有人是起哄的,有人是反讽的,但是大家都很无奈。我爷爷那会儿,大家都知道有困难,找干部,弄不好干部比你还困难,后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国家分好的官员和坏的官员。韩峰的投票结果说明我们正式进入了一个几乎无官不贪,只分好的贪官和坏的贪官的年代。大家认为韩峰明显属于好的贪官。

虽然这几天,韩峰因为在土地交易中受贿被逮捕,但是在报道韩峰的新闻中,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韩峰玩手机,玩职权,玩小谭。在《新世纪周刊》的采访中,韩峰的领导这样评价他,“广西的烟草消费量在全国排名靠后,而来宾地区的消费量则更低。韩峰在来宾的政绩之一,就是在2007年使该地区人均消费香烟达到六条以上,超过了全国平均量。”

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原本大家抽烟都比较少,国家设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里有个官员,让这个原本香烟消费很少的地方人开始大量的抽烟,最后人均消费了六条以上,超过了全国平均量,居然这就是成了好领导的标准。让老百姓多抽烟居然成为了政府部门的政绩。作为一个像样的国家,你不禁烟算了,你怎么能将专门设立一个官方机构旨在让老百姓多抽烟呢,你怎么能用老百姓的健康来换取你这点微不足道的GDP呢。不过我转念一想,也正常,从来都是这么干的。

在两会期间,经常有媒体让我为两会想提案,或者录制一些谈论民生的节目,甚至去北京和两会做近距离的接触,我都推辞了,我一个草民,我去做什么呢,第一,我并不缺笔记本电脑,第二,都说了我不演戏的。

但是,在两会结束之际,我想说,其实,我们的政府真的是很幸福的。大部分的老百姓永远认为,上头的政策是对的,只是给下头执行歪了。几十年之后,他们还是认为,上头的政策是对的,只是下头怎么老是执行歪。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第一句话,他们对“上头”还是抱着最原始的信任。屁民们遇见了委屈,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上京告御状,虽然信访办更多的职责是负责登记新增的监控对象和运输他们。在遇到村长欺负的时候,他们会想到镇长,镇长不管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县长,县长不管的时候,他们会想到市长,但是他们永远找不到市长,他们于是幻想着中央的部长,甚至更高的领导,他们觉得只是被下面这些领导们阻断了他冤情的传达,他们从来不曾想到,他想见的人说不定早觉得他烦死了,背地里可能就耍下一句没有大局观。他们从来只是在讨要自己的一点点权益,从来不去要求自己有什么权利,他们从来只是觉得是地方官员的问题,而不是其他什么问题,他们只要有一个坐着奥迪的领导在过年的时候慰问一下就觉得非常温暖,当然,那也需要他不光穷,而且穷的正确,穷的典型。他们觉得韩峰这样就已经不错了,他们对干部的指望并不是为老百姓服务,而是不要找老百姓的麻烦就行了,你住你的豪宅,坐你的好车,玩你的小谭,咱已经都不管了,只要你不要踩我的小强,拆我的民房,弄我的小芳,你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如果网民讨厌,删帖就行,如果作家讨厌,和谐就行,如果记者讨厌,只要一句话——最近不要报道负面新闻就行。

所以说,这样的政府是幸福的,你们拥有者这样淳朴温良容易满足的老百姓,他们虽然有很多不满,但他们有着最底线的信任。有的时候他们聚众闹个事,最多就是因为本来政府答应他们只要把自己的蛋糕给政府,政府会给他们一个包子,结果只给了一个馒头。你只需要从牙缝里剔出一点肉给他们当馅,他们就满意的回家了。面对这样的人民,我真的愿望政府可以忘记GDP的荣耀,让出一个点,在开会的时候少说一点排比句,多分一杯羹给大家,让他们少一点生活压力,庇护他们,罩着他们,让他们有点尊严,而不是通过新华社通稿被获得。你要是把这样好的人民给饿死了病死了穷死了逼死了毒死了吃死了气死了冤死了喝水喝死了睡觉睡死了,你去哪里找比他们更老实的人民呢。

杨恒均:在香港感受“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那就是中联办,顶个球的!)

 
      (100多个警察和20多个新闻记者把几位游行示威者淹没啦。。。)

今天下午,同香港一些媒体人与学生聚会时,我直言不讳地说,不知道是香港的媒体退步了,还是大陆的媒体进步了,总之,十几年前在香港的时候,我如饥似渴地从当地媒体获得真相与真知,可如今,却感觉到一些媒体甚至比我在大陆的博客更“自律”。在我的印象中,这可是我第一次批评香港,因为,香港对于我来说,有如指明了方向的老师……

晚上回到位于皇后大道西的宾馆,想起有朋友留言说中联办有烛光聚会,于是问了酒店服务生如何走。那服务生说,走四个街区就到了。我走了四个街区,发现面前都是高楼大厦,于是问一位过路的香港人。那港人指着前方从缝隙中插出来的充满阳刚之气的高楼说,就是那栋,顶个球的!

转过弯就来到“顶个球”的中联办正门,远远就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以为自己来晚了,疾步过去,却发现是全副武装的警察。原来游行示威的队伍还没有到。看看眼前的警察,足足有一百多位吧。心中暗自庆幸,来对了,看这阵势,今晚的热闹不会小哦。

1992年,我被派往香港工作,有幸见证历史并为香港回归祖国大陆贡献一份力量。就在大家努力让香港人对北京有认同感的时候,我却不知不觉被香港的自由与法治所折服。那几年,我常常一个人独自尾随长长的游行队伍,或站在角落默默观察示威的港人,思考香港的命运,还有我自己的前途。

1997年,就在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大陆的时候,我却再也无法回归到以前的自己,香港让我知道什么是“自由”和“法治”,促使我要飘洋过海,去继续寻找民主……可不管走得多远,我始终记得,这个地方,香港,我的老师,与人生路上的航标,所以每一次批评香港,我都有一定的心理障碍。

就是这个地方,但今天我显然来早了。于是,我就和“守株待兔”的警察们一起,耐心地站在那里苦等“闹事”队伍到来。又过了十分钟,更多的警察从马路对面过来,警车来来往往,路上的车辆减速,路边的停车带已经被封起来,只有警车可以进入。不过,一部电视台的车开了过来,根本无视警戒线,大摇大摆地停了下来,几位年轻人从车上跳下来,开始搬摄影器材……好的,新闻自由来了,我这样想着,看到更多拿照相机的记者从各个路口赶过来,我心里感觉到温暖,至少游行者不必单独面对警察。

在现场集聚的记者大概有二、三十位之多了……看着眼前木桩似的警察和晃来晃去的记者们,我感觉仿佛回到十几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充满了期待,原来,我竟然有十几年没有亲临香港游行示威的现场了。不知道时过境迁,是否感觉依旧?

这时,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围观者”身上的对讲机突然响起来,我这才意识到,原来他是便衣啊,随即我退后几步,恢复警觉,以漫不经心的目光打量刚才和我站在一起十位左右的围观者,很快我就发现,其中至少有六到七位都是香港的便衣警察(其实,很快就被证实了,有些亮出了牌子,有些和警察开始交流),原来真正来“打酱油”的竟然只有我和另外一两位老外……

这时大家的视线都转向了路的尽头,大概有六七个人朝这边走来过来,带头的是一位个头不高、很清秀的80后——当他们走过来想进入中联办前门时,被警察拦住了,我听到那个女性的声音高喊:请问,我们为什么不能走过去!这是香港吗?

原来,这就是今晚游行示威的主力,加上先前已经到达的几位,以及后来又陆续赶过来的,这次游行示威的人数最多时也就十几位……

我愣住了,甚至有点失落。一百多位荷枪实弹的警察,七八位便衣,二、三十位新闻记者,孤零零的看客杨恒均,等来的竟然只有这样少的游行示威者?莫非香港也变得如此和谐了,又或者,香港也强大得拥有了用不完的警察?当然,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这寥寥可数的十几位游行示威人士可不是好对付的,他们让一百多位警察与几十位记者折腾了整整几个小时……

这当然是香港!游行示威者是吃饱了饭过来的吧,他们有条不紊地拉起了横幅,不慌不忙地点起了蜡烛,宣读宣言,接受采访,高呼口号,井然有序……警察察却不敢掉以轻心,始终如临大敌。据说,在上次的游行示威中,有示威者乘有车离开大厦时突然冲进了中联办,造成了混乱。

有个警察开始用扩音器喊话,要求此次游行示威的组织者出来与警察沟通,配合调查,结果那十几位游行示威者同时大喊,我们都是组织者。其中一位说,没看到我们现在正忙?没时间与你们配合调查。警察显然也只是照本宣科,走走程序而已,喊了几次,没有人理他,就识趣地放下话筒——

这时,前面突然出现骚动,原来,有聚会者要冲进中联办,警察立即采取合围之势……接下来半个小时,激烈的冲撞开始了,有一位女性冲进警察的警戒线,向中联办甩旗帜和传单,警察一边用扩音器不停地警告游行示威者要和平进行,要冷静冷静再冷静,一边开始以绝对的多数警力控制住激动的示威者……扩音器里的声音不停传出来,一会威胁一会恳请:你们要和平游行,我们警方已经很配合你们,请你们遵守和平的规则……同时,一位负责拍摄现场的警员紧张地拍摄着骚动……

说实话,我事先并不知道今晚游行示威者的议题是什么(抗议什么),我也不想知道,更不便告诉你(别忘了“一国两制”啊),我只是利用来“散步”的机会观摩眼前的场景,看能不能从中寻回一些昔日的记忆。在我的记忆中,好像从来没有这么接近游行的现场过,很多时候,我就站在记者中,或者被警察围在中间。有好几次,我挡住了跑来跑去的警察们的道,他们不但不推开我,呵斥我离开,竟然绕过我,一位警员不小心碰到我时还说了句“对不起”,这实在让我觉得莫名其妙,甚至一头雾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不管我多么靠近,甚至一不小心进入到游行示威的这群人中,也不管我站在哪里,对谁照相,警察竟然只当我是透明的,后来,我干脆得寸进尺,就站在警察里“围观”激烈冲突,混在便衣中时,西装革履的我,仿佛“北京派来的”高级总管……

激烈冲突是由游行示威“队伍”中激动者引起的,他们想冲过去。警察一方面用扩音器高喊“不许破坏护栏”、“再撞我们就逮捕”,一边用四、五个警察对付一个游行示威者。可是,当几个警察拦住一位女示威者时,她的同伴冲过来,高喊,警察要打人?结果,所有的镜头对着那四、五名围住女示威者的警察。我看到那些男警察立即有些手足无措,这时两个女警察冲过来,可那个女示威者这时站住不动,她不动,所有的警察也不敢动,更不敢去动她……

就在大家注意力集中在这边的时候,一位男示威者猛然突破防线,结果被反应迅速的四五个警察按住,抬了出去。我跟着他们出去时,差一点挡了他们的路。抬出来后,那男示威者站起来,我想给他们照相时,竟然发现照相机没电了(真的没电了,不是因为“一国两制”不便给你看图片啊)。

那被抬出来的示威者站起来,拍拍身上并不存在的灰尘,若无其事地对着围住自己的四五名警察显出鄙视的表情,你们想干嘛?那边又有游行者高喊:你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警察们就是不说话——后来我注意到,除了几位领导外,一百多位警察绝对不与任何一位游行者搭话,不管那游行者如何讽刺、嘲笑他们,他们只是用身体做围栏,挡住这些游行示威者。

突然,刚才的那位男青年又有行动,试图突围五名警察的包围,结果发生了一些碰撞。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流血了!这一声仿佛有魔力的呼唤,整个人群潮水般地向我们这边冲过来。特别是那二十几个媒体人,立即围住这位“受伤者”,“啪啪”拍照摄像,生怕错过了“血迹”,有人拍了好几张照片后才发现没有拍到流血,于是问“受伤者”,血在哪里啊?那“受伤者”摸了摸鼻子,发现没有血,于是在身上到处找起来……

我差一点笑出来,因为我一直跟着他,就我贴在他们身边的观察,可能有轻微碰撞,但不至于流血,可是,这一声“流血了”以及逐血而来的记者们,却让警察们大为紧张。一直在旁边观察,身后总是跟着一个女警秘书的指挥官慌忙跑过来,问,我们有救护人员,要不要处理?结果被那位“受伤者”的同伴呵斥了一通(你们打人,弄伤了他,你们还想干什么?),警察头头只好没趣地走开了。

这时,“受伤者”坐在地上,对围住自己的十几位记者开始讲述“受伤”经过,随后是游行者们的中英文发言,严厉谴责警方“暴力”……

过了不到十分钟,救护车的“呜呜”声由远及近,原来,警察竟然叫来了救护车。车上跳下两个香港救护人员朝这边走来。他们检查了那位“受伤者”后,两个医务人员撤走了。经过我旁边的警察时,那个老救护员嘀咕道:根本找不到伤,我没办法啦。那位“受伤者”拒绝到医院做进一步检查,站起来,拍拍屁股,加入到游行示威队伍,大概伤已经好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实事求是地说,很有些滑稽了,而如果你在现场的话,你会感受到我说的是什么。因为我发现游行者和警察之间的互动更像是夸张的漫画,或者周星驰的电影镜头。警察虽然以十比一的优势占了绝对优势,可他们的行动却处处受制。虽然一位领导不停地用扩音器“威胁”那些示威者,要逮捕他们,如果再冲撞,就使用胡椒水,以及和示威者辩论“你们这是和平游行吗”,可从头到尾,示威者根本不理睬他。

而这些示威者虽然总体上是和平的,特别是在警察的摄像镜头下,都会保持节制,绝无“袭警”嫌疑,但总有情绪激动者要作势冲撞栏杆或者突破防线,每当这个时候,一个示威者就可以牵动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警员,我眼睁睁看着一百多个警察竟然被这十几个示威者“控制住了”。我有好几次忍不住想笑。

我当然没有像在西方看到滑稽的游行示威时那样真地笑出来,因为这毕竟是在中国,在这块土地上,这样的事是不应该笑出来的,因为它总是伴随着流血与悲剧。可是,我眼前的游行示威怎么看都更像“喜剧”啊,越看越觉得游行者和警察们都是在“演戏”,演给记者们以及我这个大陆来的“打酱油”的围观者看。

是的,他们确实都在“演戏”,按照舞台的游戏规则夸张却认真地表演。他们看似激动,却都保持着理性分寸,特别是警察,在人数足足超过十倍的情况下,却几乎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使用任何多余的武力。正因为警察的节制,使得一个女孩子就可以用作势冲闯的动作而牵制住五、六个甚至十几个警察,看到那些警察小心地接触游行示威者,我反而更被警察所表现出的“法治”精神所感动……

且不说这次游行示威是什么议题(其实和香港人利益并不是很直接,和大陆有关),也不评论这些游行示威者几乎都是常常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被有些市民称为游行示威“专业户”的港人(还有一位外国人),平心静气地评估一下,今天晚上的游行示威可能要花费上百万纳税人的钱。如果从经济效率与维稳方面来说,肯定有很多人要摇头的。而这种游行示威在香港是很普遍的。

可是,正是这个咋看上去好像“闹剧”的场景却彰显了香港的独特之处。我知道香港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自由”与“法治”,但我没想到,自己竟然在一个最具火爆的不和谐的场景下如此深刻地感悟到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法治。自由就是你拥有去游行示威的自由,去高呼口号的自由,甚至想冲进某个国家机关的自由,而法治,就是你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警察也依法行使他的职责,他的职责让他不得不保护你的权利,使得他不得仗势欺人,动不动就抓人、打人、动粗……

这也就是我认为一场严肃的示威游行有些滑稽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一个拥有“自由”和“法治”的地方,这种游行示威只是家常便饭,是彰显自由和法治的方法,只要大家还有点理智,记住“法治”和“自由”两个词,根本不会酿成悲剧。对于那些“专业”的游行示威者,去象征权力的地方游行示威甚至像上班和聚餐一样,轻松去,折腾完后大家一起吃夜宵总结经验教训,下次碰上什么事件或者周年纪念,再去。而警察明知道这一切,并且拥有“横扫一切人间害人虫”的武力,却不得不像个小媳妇一样处处受制于拥有游行自由的“游行者”以及严格限制他们自己的法律。

也许有人说了,这种破坏稳定,浪费公币的行为,为什么不禁止?说这话的人一定不知道香港和大陆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更不会理解为什么温家宝总理说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还得一百年的时间。香港回归后,中港两地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从工资收入和房价、物价上对比,香港的生活水平甚至开始接近大陆某些地区,可是,香港仍然是一个“很香”的地方,中港两地仍然被武装警察和海关层层阻隔,好像两个国家似的,赴港单程证仍然要在“黑市”上卖一百多万元一个,有条件的人千方百计把老婆送到香港生孩子,更不用说,在国际上,持香港证件和大陆证件的旅行者被人家区别对待……

这一切就部分因为“自由”和“法治”在作怪。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会和我争论,说自由和法治不错,但也不能这样胡闹和滥用啊——我要提醒他们注意,当“自由”和“法治”被强势政权掌握解释权,不靠宪法和法律界定,而去依据“稳定”和“大众利益”来随心所欲的时候,当民众甚至是极少数不允许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胡闹”的时候,自由其实等于奴役,法治也变成了人治,这个民族也就走上了通向奴役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虽然对眼前见到的这个游行示威不十分欣赏,好几次想笑,但在内心深处,却再一次深切体会到香港的“自由”和“法治”的可贵,并被再次深深地打动了。冷风一吹,我不但没有笑出来,倒是差一点湿润了眼睛……

也许,香港确实有很大的退步,特别是对大陆越来越依赖的港人们开始“自觉和自律”起来。但只要这个地方还有这种“滑稽”的游行示威和静坐,香港依然可以以其“自由与法治”而傲视大陆……当然,我也很怀疑,没有民主保障的“自由与法治”到底还能够扛多久……

能扛多久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到今天晚上为止,“一国两制”在香港并没有失败,当然,正因为我尊重“一国两制”,所以,在这篇博文里,你会感觉到我欲言又止,而且照片也模模糊糊,没办法啦,一国两制嘛——谁让你不幸生在另“一制”里?

不过,也别灰心,你可以亲自到“一国”的这一边来体会一下另外的那“一制”啦,地点吗?就在西环这边,好像是一个“干”字开头的——对了,干诺道,走上这条到,看到一个高耸如云的“顶个球”大楼,那就是中联办,你会在它门前感受到香港的“自由与法治”,以及“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杨恒均2010-3-13香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