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九四九年知识份子的抉择

●编者按:作者研究一九四九年中国知识分子去留抉择的力作,近在台湾出版。是一本记录中国知识阶层沉痛命运的好书,值得今日大陆读者深思借鉴.

●朱光潜(1897-1986)美学家。49年前夕发表反共宣言,11月后便主动公开检讨,也没有逃脱后来挨批挨斗.

二○○五年一月,拙著《一九四九年:中国知识份子的私人记录》在大陆初版时,我在前言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这些独特的、不可複制的生命个体,无论他们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无论他们的学问、才情、人生经历乃至政治信仰等有多大的不同,他们的私人文字都真实地记录了历史,把握了那个大变动时代的脉搏,以及他们各自作出的人生选择。要瞭解一个时代的历史,仅有官方的正史是远远不够的。宏大的国家化记忆固然不可回避,但历史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带有个体温情的私人记录。这不是什么“野史”,这也是正史的一部分,有了这些带有个体生命体温,他们的泪与笑,他们的犹豫和决然的私人记录,我们的历史才可能是完整的。

多数知识人选择留下的原因

相隔五年,此书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出版繁体字版时,八旗文化出版社将书名改为《抉择:一九四九,中国知识份子的私人记录》,突出了知识份子如何在时代剧变之际做出抉择这一主题.六十年前的那一刻,知识份子面对的是去、留之间的抉择。一九四八年选出的八十一位中央研究院院士可以代表当时知识份子中的精华部分,廿四位选择了出走,佔全部院士的百分之廿九,其中十位是人文组院士,佔廿八位人文组院士的百分之三十五。胡适、傅斯年、梅贻琦、蒋廷黻、顾毓秀、萧公权、董作宾、李济等或赴美国,或去台湾,钱穆则在香港办新亚书院。毫无疑问,大多数知识份子选择了留下,其中甚至包括早就洞穿自由的“多少”与“有无”的储安平。因此,长期以文化人身份在上海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夏衍晚年写回忆录时还要发出这样的感歎: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待了十年。而中国呢,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这不只限於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

其实,夏衍看到的只是历史的表象,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选择,乃是基於各不相同的理由,并不是如此简单。毫无疑问,对於数量更大的知识份子来说,他们在去留之际的抉择主要不是政治性的,更多的还是家庭的原因,拖家带口难以流徙,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记说,他当时如果想走是可以走的,但他从未想过要走,“我也不想走,我的小家庭都在这里,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史学家吴相湘回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前后的北平之行,“其时,北平学术界人士,大多不甚恐慌。我曾与北大师友多所接触,交换对时局意见。他们都曾经抗战八年在西南的流离转徙,好不容易重回故都,分配到宿舍,为时不过半年,真可说喘息甫定;并且年纪又大了,实在不敢想像再来一次”疲於奔命“的逃难生活。何况当时金元券发行引起物价上涨,更使人不敢想及未来,惟有听之天命。”国学大师钱穆在《师友杂忆》中也说:“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

●金岳霖(1895-1984)中国现代哲学第一人。逻辑学家。1949年后参与对知识界大批判,56年入党.洗脑之净,胡适震惊.

美学家朱光潜脱胎换骨自我改造

与一九三七年外敌入侵、“流徙西南天地间”不同,这一次是内战定局、政权更迭,要流徙到前途未卜的台湾岛上或者异国他乡,对大多数知识份子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何况,在多数普通知识份子心目中,“都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而且共产党未必比国民党更坏。本着这样一种“与人为善之心”,加上许多其他的种种因素,大多数知识份子选择留下也就在常理之中了。等到思想改造运动、批俞平伯、批胡适、批陶行知、批胡风……一波接一波,直到铺天盖地、几乎无人能够倖免的反右运动大旗招展,知识份子全军覆没,就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一九四九年前夜,美学家朱光潜、政治学家张佛泉、植物学家胡先驌、被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的毛子水等十六位知识份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

“现在全世界的民主制度都在受着极权共产主义的威胁.……要民主宪政成功,至少须有二个以上像样的较大政党,然后人民始能有选择,政党始能彼此发挥监督砥砺的作用。但我们更反对极权共产集团.因为假如极权共产集团得势,人类便将要开倒车,一切的进步理想便全完了。”

到了抉择之际,签名的十六个人中既有选择出走的,如张佛泉、毛子水等,也有选择留下的,如朱光潜、胡先驌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七日,朱光潜即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自述抗战之后的愿望本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些,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像我这样无心於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於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文章。”这篇检讨彻底否定了一年前自己签名同意的《中国的出路》。

一九五○年他开始研究马列主义,一九五一年十月,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探讨艺术问题的《艺术的社会根源》(路易。哈拉普着)由他翻译出版。他的检讨和改造不能说不积极,但是在接下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依然首当其冲,成为北大的两个重点批判对象之一(另一个是周炳琳)。他在西语系、在全校的师生员工大会上不停地接受批判,写下了大量的检查,对自己的反动立场、反动思想、反动学术观点等一一进行无情的自我批判,内心之虔诚、态度之认真几乎都无可挑剔。一九五七年朱光潜对罗隆基的批判也是众所周知的,到了一九六○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西方美学史》,连尼采、叔本华的名字都不敢提及。多年以后,他在垂暮之年为自己当初的“顾虑、胆怯,不诚实”而羞愧。然而,他的出路并没有因为自我检讨、积极改造而改变。

哲学家金岳霖被洗脑令胡适震惊

与他一样选择留下并且受过很好西方教育的知识份子金岳霖、贺麟等人都曾极力否定自己的过去,积极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一九四九年后的新环境。贺麟一九四六年发表〈学术与政治〉一文一再阐明“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为了保持学术独立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生命,亦所不惜。”当一个新的、他完全陌生的时代降临后,他却未能守住这一诺言,反而放弃了学术的尊严,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迅速败下阵来,说了大量“违心话”。

曾被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哲学家金岳霖,一九四九年后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先后参与对杜威、罗素、胡适等的批判,对梁漱溟、章伯钧等的批判。但是,他自身的命运没有因此而好到哪里去,那已经是一个丧失了“不说话的自由”的时代。选择了出走的胡适在海外读到金岳霖写的一篇检查后,沉痛地说:

“是不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已经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乾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吴宓苦恋一生的毛彦文偶然在美国读到一本由香港美国领事馆译成英文的大陆杂志,上面登载着许多大陆着名学者的坦白书,吴宓的检讨说自己一向用纯文学观点教莎士比亚戏剧,现在知道错了,应该用马克思的观点教才正确.毛彦文气得发指:“人间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一至於此!”

即使如此,吴宓、朱光潜、金岳霖等人也未能倖免被废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他们虽侥倖逃过了反右一劫,却几乎无人逃得过“文革”的网罗,有北大学生记得朱光潜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在北大广场挨批斗时──“他稀疏头顶上在寒风中颤抖的一绺白发……”

●傅国涌在台湾出版的著作。

出走者痛伤:有了天空失去大地

朱光潜那一绺在寒风中颤抖的白发,与吴宓临终时的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就是一九四九年选择留下的知识份子最后的命运.“根株浮沧海”,选择出走的胡适、钱穆、毛子水们同样有着内心永远的伤痛,他们“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漂浮在异乡、孤岛的苦痛始终伴随着他们的余生。一九四九年后,假如没有台湾、香港,一切更是不堪设想。两岸三地,三种不同的制度模式,六十年来的历史演变,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是上帝对中国的恩待。

六十年后,中国知识份子又一次面临着抉择,如果说,六十前是一次去留之间的抉择,或者在国共两极、两个政治集团之间做出抉择,那么,这一次就是在独立与依附之间的抉择,这一抉择实际上更为本质、也更具有现代意义,也更为艰难.没有独立的人格追求,只能在不同的强权集团之间进行选择,知识份子永远都不会有出路。

陈破空:探索中国崛起的反应

●作家陈破空(右二)与日本友人在东京居酒屋相聚聊天。

经多次造访,日本,已经是我熟识的国度。今年初,当我再次到达东京,

一个繁忙的行程,摆在我面前。多场演讲,多番访谈,顺便还要推广自己的新书。首场演讲,在东京浅草的一处会馆举行,主题是中国经济。由大纪元日本分社主办,原以为与会主体是法轮功学员或民运人士,其实不然,多为普通日本人,看了报纸上的广告而来。他们对中国经济走势极为关注,提问“继续增长还是崩溃?”我着重阐述:且不说增长还是崩溃,如果这种以腐败、污染、假货毒物和贫富分化为特徵的“中国模式”可以被定义为“成功”的话,那决非人类之福。

“如果中国民主化,会不会陷入混乱?”对这个典型的疑问,我以问作答:还有怎样的“天下大乱”,比得上中国的文革十年?今日中国,每年十多万起“群体性事件”,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天下大乱”图?说“民主等同於混乱”,不过是中共的厚黑宣传。

“五独”不如“一独”

日本人中,不乏头脑清醒者。操一口流利中文的《产经新闻》资深记者山本秀也告诉我,他所感受的“中国模式”,就是一种破坏性模式,不仅糟蹋本国环境,也祸害他国。中共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的鸭霸嘴脸,尤其受到各国、包括日本的反感。

隔日,在东京新宿举办的“中国民主化与民族问题”研讨会上,我做主题演讲.提醒日本朝野,以马列教起家的中共,正在操纵一个可怕的“大中国”概念。中共不仅在境内全力抹煞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特徵,实施文化上的种族灭绝,而且,在境外,对民主台湾的吞并野心日强,对文明世界,愈采咄咄逼人之势。北朝鲜和缅甸的最大靠山,就是中共,换言之,那也是“中华帝国”在东亚的势力范围。

与会者闻言震动,纷纷就此提问,热烈互动。当晚出席者,包括关切中国民主化、支持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权益的日本友人,共一百多人。据说,东京人社交频繁,能有一百多人出席的研讨会,就算规模较大的了。共同操办此会的旅日中国民运人士王进忠,跟我开玩笑说:这个会,五独俱全。我则笑答:五独不如一独,那就是“共独”(共产党独裁);五独不是问题,共独才是问题.

会后,到居酒屋继续交流。许多与会者难掩激动地告诉我,我的演讲,好像说到了他们的心里,深受打动。一位日本朋友的陈述,颇具代表性,让我瞭解,何以有越来越多日本人站出来,对中共强权说不。他说,当二○○八年,他目睹发生在长野的一幕││传递於日本土地的奥运火炬,竟被数千面五星红旗所覆盖││心下猛地震动,一种对人类前途的焦虑感油然而生。正是从那一天开始,他毅然投身抵制中共独裁、支持中国民主化的运动。

随后获知,几乎中国每出一件大事,都会激发一批日本人站出来。比如,二○○八年,西藏发生流血惨案,支持西藏的日本人骤增;二○○九年,新疆发生七五事件,日本首次涌现支持维吾尔人的团体.

在居酒屋感受东瀛友人温情

早稻田大学是日本左派大本营.但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却举办了一场声援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大型座谈会,一百多人出席。主持人是子安宣邦和高桥顺一教授,主角却是旅日中国作家刘燕子和堪称“中国通”的日本翻译家及川纯子,她们分别做了精彩演讲.刘燕子在短短的两个月间,赶出一本厚书,《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及时向日本社会报告了零八宪章和刘晓波事件全貌。刘燕子,这位因此又瘦了一圈、愈显清秀的中国女子,堪称“沟通中日两国人民的桥樑”,她的独特角色,在日本社会,已经无人可及。

在即兴发言中,我以刘晓波的理性、温和、谦卑,对照中南海的野蛮、骄横、权力傲慢,引起在场人极大共鸣.中场休息时段,许多人涌上来握手致意,从他们真挚的眼神里,我读到的是,中共扑压零八宪章、重判刘晓波所激起的国际公愤。

居酒屋,日本特有的小餐馆,人们在那里饮酒,进食,交谈。食物一律都是小碟的,精緻可口。每一次会议结束,会议主办者都邀约嘉宾,同到居酒屋,在低矮而铮亮的台前席地而坐,海阔天空。置身这热烈的氛围,户外的寒意不复存在,人心愈近。正是在居酒屋,与众多日本记者、编辑、教授、学者结识.

极富知名度的日本记者福岛香织,听了我对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剖析,饶有兴味。次日约我做专访.谈得正投入,却因我要赶飞机,几乎戛然而止。福岛小姐乾脆陪我前往机场,在列车上完成访谈,也算为我送行。另一位西泰志先生,也是在居酒屋里,听了我对中日美三角关系的见解,大受触动。告别时,他紧跟在我身后,为我取大衣,找皮鞋,甚至拿套鞋根的木具要帮我穿鞋。素知日本人重礼节,但那一瞬间,我还是不禁心头一热,他们何以对我这么好?啊,日本人!原是如此真诚而善良!

台湾读者欢迎《中南海厚黑学》

每一次到台北,都能感受到当地服务品质和人文素养的提升,这个曾先后领受日本和中国统治的岛国,本身折射出中日文化的双重影响。我不得不如实对友人感歎:我看台湾,凡是好的方面,都像日本;凡是不尽人意之处,都像中国。比如,台湾人热情、彬彬有礼,服务优良,都接近日本;但一些小店面、小餐馆却比不上日本的精美装修,衣着也比不上日本人的时髦、讲究。然而,台湾毕竟不同於中国。那种深厚的人情味、乡土味、是狂热追逐铜臭、做人做事不择手段的中国见不到的。

杨黄美幸女士,戒严时代就投入民主运动的党外人士,现任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多次到台湾,都蒙她惠顾,周到的安排行程。谢志伟先生,东吴大学教授、前台湾新闻局长,机智、幽默、出口成章,我们之间早就以文会友,惺惺相惜。经他推荐,我人还未到,台湾南北电台,已经广为介绍我的新书《中南海厚黑学》。邹景雯小姐,《自由时报》副主编,助人为乐,逢有急难之事,她总是“拔刀相助”,马到功成。还有吴静慧小姐、李峻松先生都给我以各方面的照顾,不辞辛劳。众多朋友照拂,使我的新书推广之旅,紧凑而畅顺。

继台南市长许添财亲自主持《中南海厚黑学》新书发佈会、高雄市副市长李永得会见笔者之后,一月二十七日,笔者拜会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向她赠书请教,领略了这位兼具学者气质和平民作派的台湾反对党领导人的风范。说到两岸来往的最新动态,我举陈云林访台时的一句大话“绝对尊重不同意见”,请蔡主席或台湾民众质问他:为什么不在中国大陆尊重不同意见?蔡主席笑道:(陈云林的)那种表现,一看就很假,很虚伪。

一月三十日,两岸学者在台湾大学举行了一场研讨会,主讲者包括:谢志伟、东吴大学教授罗致政、《当代》杂志主编金恒炜、中国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及笔者。主讲者一致呼籲台湾民众警惕中共统战阴谋,坚守台湾民主,两岸民众携手,促进中国民主化,进而赢得真正而持久的台海和平。

几十本《中南海厚黑学》运到会场,由笔者签名发售,迅即销售一空。另外几十本运到当日下午的“听友会”会场,也很快售罄。同期,《中南海厚黑学》也在台北国际书展上亮相。台湾友人告诉我:此书可惜没有随我大批进入台湾,不然,“来多少销多少”。原因在於,当下台湾,亟需瞭解真实的中共,而拙作处处揭穿中共画皮,引人警醒。

返美经成田机场探望冯正虎

访台期间,台湾正为ECFA(“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定”)论战,朝野攻防,好不热闹.笔者在演讲和访谈中,如此比喻ECFA:一头猪与一只鸡谈合作,说要推出新产品“猪毛拌鸡腿”,强调该协议突出鸡,猪甘当配角;鸡受了蛊惑,答应下来;签完协议,开始执行,鸡就后悔了,因为,这才发现,猪只需要拔毛,鸡却必须断腿,甚至会搭上性命。这一比喻,不仅赢得台湾民众会心的大笑,而且成为台湾最大报纸《自由时报》的头版标题:“中国拔毛,台湾砍腿。”

离开台北,返回纽约途中,我再次绕道东京,仅仅是为了探望冯正虎,那位坚守在成田机场的中国勇士。历经八十九天的抗争,冯显得疲倦,但并不憔悴,心态乐观,对胜利充满信心。在他简单的栖息地,摆满了写有归国誓言的标牌,表明他抗争的决心。还有一块牌子,标明“第八十九天”的字样。冯已经三个月没有洗澡。

冯告诉我,他已经可以归国了,北京方面,终於屈服,近日几度派人与他接触,许诺让他回国。冯说明,我或许是最后一个到机场来探望他的人。果然,三天后,冯宣佈结束长达九十二天的抗争。春节前夕,二月十二日,冯顺利入境,回到上海。

於是,在捍卫归国权的斗争中,中国公民首度获胜。但相会於成田机场那天,冯正虎对我说:自己不是为了争什么输赢,只是力争双赢,让他自己和中国政府双方都赢,这里没有输家,由此创造一个政府与民间和解、双赢的先例。我则回应:此役意义重大,为中国民主进程和人权发展,留下珍贵纪录。

北岛谈当代汉语诗歌的困境

二十年前,北岛离开故土开始了海外漂泊之旅,从欧洲到美国,写诗之外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困顿。也许,这才是诗人的正常生活。两年前,北岛终于在香港安定下来,接受了香港中文大学的聘书。去年3月,我在香港参加一个文学论坛,坐在北岛旁边,看着他默默批改学生的诗歌作业。

上个月,北岛还把他全世界的诗歌朋友拉到了香港,为香港人民带去了一场“香港诗歌之夜”的系列朗诵会。在香港这样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城市定居、写作,北岛觉得“倒是有别的意外收获”,高度的商业化与都市化,“反而为拓展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两个月前,北岛获得了第二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夫人甘琦女士代其领奖并发表缺席演讲——“缺席”成了他与内地文化界联系的纽带。在那次缺席的演讲中,北岛指出了当代汉语诗歌在过去以及现在遇到的困境。在北岛看来,四十年前的中国地下诗歌是“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的回归,那就是诗歌的中国”。但四十年过去了,“四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诗歌再度危机四伏。……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词若游魂,无物可指可托,聚散离合,成为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如果把1969年作为中国诗歌的新的开端的话,那么这场诗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会继续下去。当然和头二十年的辉煌相比的话,近二十年可谓危机四伏。”

您目前因为各种原因,只能在香港写诗创作,在这样的状态和环境中创作,带给您意想不到的收获是什么?

北岛:其实诗歌创作跟环境没什么关系。在香港定居,倒是有别的意外收获:由于香港的历史背景、地理位置与国际地位,由于高度的商业化与都市化,反而为拓展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空间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比如,刚刚结束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就是证明: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推广非商业化甚至反商业化的“阳春白雪”,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可以说是成功的。所谓“绝处逢生”,就是这个道理。

您那一辈出来的著名诗人,这些年在创作上似乎都有些停滞,他们有诗歌之外的事业,您觉得他们遇到的困境又有哪些?

北岛:写诗难呀——可以这么说吧,你每天都得从零开始,不像别的手艺,熟能生巧。当然有些是写作以外的困境,各有各的难处。

在这转型的时代中,中国诗歌能发挥的作用会是什么?

北岛:这个问题应列入国家的五年、十年计划中。不管时代怎么转型,诗歌都应该幸存下去,也必须幸存下去,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

帕斯在《另一种声音》中说,诗歌是介乎宗教与革命之间的另一种声音,按照这样一个标准,诗歌在中国(1949年以后的诗歌)哪个时期可能比较符合这样的界定?为什么?

北岛:我先说明一下,这是他的论文集《另一种声音》中的最后一篇,写作时间是1989年12月,距今整整二十年了。众所周知,1989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帕斯这样写道:“我们经历着一场时代的转折: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回归,在最古老最深刻的意义上的回归。一种向源头的回归,同时也是一种向初始的回归。正如一位美国教授所说,我们不能亲临历史的终点,而是亲临一种新的开始。被埋葬的现实的复活,被遗忘和被压抑者的重现。正如以往历史上发生的那样,汇入一种再生、向初始的回归几乎总是混乱:革新,复兴。”而帕斯认为,诗歌为这种回归提供了可能。回顾人类历史,宗教与革命带来太多血腥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诗歌是“另一种声音”。谈到1949年以来的这六十年,真正可以称作“另一种声音”的是始于上世纪的中国地下诗歌,它在七十年代末浮出地表,并产生巨大的影响。其实这就是帕斯所说的那种回归,对中华古老文明的源头的回归,那就是诗歌的中国。

在您看来,诗歌特别是中国诗歌应该离革命和宗教远一点还是更近些?

北岛:我认为中国诗歌恰好应该远离革命与宗教。在我看来,革命与宗教有某种共性,那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依赖组织甚至武装力量来完成改造人类的目的——“存天理,灭人欲”。而诗歌不同,它纯属个人的想象,自我认知自我解放,无组织无纪律,不存在任何外在的强制性与侵略性。

四十年前的诗歌“革命”在某种意义上是否,既是起点,但没走几步就已经是终点了?这是不是您这辈诗人始料未及的?

北岛:谈论诗歌,我们需要不同的时间尺度,从《诗经》到现在已有三千年了,按这个尺度,四十年算不上什么。终点这个说法不对。如果把1969年作为中国诗歌的新的开端的话,那么这场诗歌“革命”一直到今天,而且会继续下去。当然和头二十年的辉煌相比的话,近二十年可谓危机四伏。让我再引用帕斯在《另一种声音》中的话:“今天艺术和文学面临一种不同的危险:不是一种学说或一个无所不知的政党在威胁着它们,而是一种没有面孔、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经济进程在威胁着它们。市场是圆的,无人称的,不偏不倚而又不可通融的。有的人会说,照他看来,是公道的。或许如此。不过它是瞎子和聋子,既不爱文学也不爱冒险,不知也不会选择。它的审查不是思想性的,它没有思想。它只知价格,而不知价值。”帕斯的话正好概括了这二十年中国艺术与文学,包括诗歌在内的外在危机。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内在危机,那就是我们这古老民族太注重功利,太工于心计,缺乏一种天真无畏的“少年精神”。这一点恰恰从内部消耗了向前推进的动力。

“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不久前参加“香港诗歌之夜”的美国著名诗人盖瑞·施耐德在香港说,现在的中国诗人和诗歌太注重抒情,而忘记了诗歌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批判,中国诗歌是否真的在丧失这一功能?在中国,诗歌的批判性主要可以表现在哪些方面?

北岛:施耐德说的有道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是审美,而审美如果没有足够的批判与反省意识伴随的话,就很容易变质,变得矫饰、滥情甚至腐朽。自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现代诗歌正是在与工业化引导的现代化进程的对抗中应运而生的。遗憾的是,如今很多人都忘记了这一基本前提,甚至提倡复古走唯美的老路,那是根本行不通的。

您为“中坤诗歌奖”写的获奖感言,和阿多尼斯的获奖演讲,在我看来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你们都谈到了诗歌语言,您说“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词与物,和当年的困境刚好相反,出现严重的脱节”,在您看来,这是当代汉语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汉语受到了其他方面的影响造成的?

北岛:现代汉语的问题大了去了,作为中国作家我们要负很大的责任——对现代汉语的危机缺乏自觉意识。打个比方,有点儿像地下工厂进行批量生产,根本不管质量,只要盈利就行。除了充斥各种文学杂志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再加上那些媒体网络泡沫式的写作,真可以说是一场语言的灾难。现代汉语在当代至少遭到两次毁灭性的打击。头一次是从1949年至1979年,那是官方话语的一统天下,也就是我所说的词与物的关系几乎完全被固定了。第二次就是1989年到现在,由于商业化与意识形态的博弈与合谋,造成词与物的严重脱节,如今的写作,如同“自生自灭的泡沫和无土繁殖的花草”。

阿多尼斯讲的阿拉伯诗歌目前的问题是:“阿拉伯社会如何摆脱视诗歌为诱惑与迷误的宗教观念?”“如何摆脱视诗歌为歌颂、商品或消费的观念?”这抑或是包括中国诗歌在内全世界诗人遇到的问题?中国的特殊性又在哪里?

北岛:他说的头一个问题与我们关系不大,中国基本上是个世俗社会,宗教的影响非常有限。第二个问题,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性的困境了。说到中国的特殊性,那就是自1840年以来外辱与内患构成了我们复杂的民族情结,而中国的经济崛起带来某种“盛世”的幻觉,这既是自上而下的,也是自下而上的。在这一幻觉影响下,物欲横流,众声喧哗,让本来就很有限的精神资源变得更加贫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诗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您同时说“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这一“再生”,诗人能做些什么?或者还得寄托于外部环境?

北岛:我想有必要把我在“中坤诗歌奖”获奖感言中的这段话引全,以免产生歧义:“与民族命运一起,汉语诗歌走在现代转型的路上,没有退路,只能往前走,尽管向前的路不一定是向上的路——这是悲哀的宿命,也是再生的机缘。”

关于汉语的现代转型,这是个大话题,在这里我只能简单说说。首先应该承认,现代汉语还是一种年轻的语言,远没有达到古汉语的成熟程度。放在世界横向的坐标轴上也是如此,比如用英语做参照。现代英语的转型可以说是从莎士比亚开始的,至今已有四百年了。我坐飞机经常随手抓一本英文间谍或侦探小说消磨时间,不管水平如何,你得承认,文字都还过得去,至少不会造成什么阅读障碍。反过来你去看看当今的中文小说,不用说畅销书,就是那些很有名的小说家的作品,几乎都难以卒读。在我看来,一种语言的成熟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规范化,二是试验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像舞蹈中重心与摆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活在今天的汉语作家与诗人是有福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再生的机缘”。

目前中国诗歌的问题,是否也与中国目前诗歌翻译的颓势有关?而不少西方学者可能认为,正是因为翻译的介入,中国文学包括诗歌失去了其中国性。

北岛:以前我还挺迷信这些西方学者,现在看来都是陈词滥调。恰恰是由于翻译的介入,文学才变得丰富多彩。甚至可以说,翻译文学是本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的美国作家朋友(也是我现在的诗译者)艾略特·温伯格(Eliot Weinberger)说得好,翻译的黄金时代往往也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关于中国诗歌翻译的颓势,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诗苑译林”,总策划是老诗人彭燕郊。从1983年起到1992年止,在十年的时间共出书五十一种。给你列一下书单,你就知道这套丛书的分量了:《戴望舒译诗集》、《梁宗岱译诗集》、《朱湘译诗集》、《戈宝权译诗选》、《德语六诗人选译》(冯至译)、《德语国家现代诗选》(绿原译)、《英国诗选》(卞之琳译)、《苏格兰诗选》(王佐良译)、《英国十四行诗抄》(屠岸译)、《英国现代诗选》(查良铮译)、《法国七人诗选》(程抱一译)、《法国现代诗选》(罗洛译)、《域外诗抄》(施蛰存译)、《古希腊抒情诗选》(罗念生、水建馥译)、《印度古诗选》(金克木译)、《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飞白译)、《图像与花朵》(陈敬容译)、《纪伯伦:先知,沙与沫》(冰心译)、《美国当代诗选》(郑敏译)等。这是什么阵容?再给你举个例子,是自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丛书”。不用我多说,只要扫一眼,你就知道这两套丛书的天壤之别了。“诗苑译林”包括八十年代中期我译的《北欧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有一套很严格的选稿与译校制度。首先要和彭燕郊先生协商,提出选题计划,再由懂外文的资深编辑对译本作出评估,提出修改建议,并最后把关。如今谁还管这些?有人愿意出版诗歌翻译就算是开恩了,得烧香作揖。

而更多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与传统发生了断裂。

北岛:依我看,中国诗歌千变万化,只要仍用汉字,所有的“基因密码”都在其中。这就是我们和传统诗学的内在关联。不过断裂往往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会出现类似近亲繁殖的现象。

苦难的诗歌经不起权力和金钱轮番扫荡

凤凰卫视3月4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吕宁思: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本《牟宜之诗》,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牟宜之诗》的编著者(刘芳伟)先生在谈到他如何从牟宜之的儿子牟广丰那里看到诗稿的时候,说当时他的感觉是我们可能发现了一个奇迹,发现了一个旷世诗人。没错从牟宜之的背景和诗作去看,又不能不令人感慨,对于这样的高尚的奇才,历史又是多么的不公。

在这本诗集中,还有怀念他的胞弟的诗作是情深义重,牟宜之的胞弟叫做牟乃红。1937年抗战爆发后,兄弟俩原本都是准备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去延安的,但他们兄弟两个都是丁惟汾的外甥,于是董必武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报告毛泽东,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丁惟汾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毛泽东是副部长,两人有共事的经历。

所以毛泽东从政治家的角度做出指示,不要小的去延安。为什么没要呢?毛泽东说丁老先生他们家两个外甥,大的已经是我们这边的人,小的再过来的话,丁先生跟蒋先生的关系是比较尴尬难处,小的不要只是退回。于是牟乃红在武汉住了很长时间,就回了南京。

1949年,他去了台湾,然后又去美国,2004年病逝于洛杉矶,这是一个典型的国共两党同根生的故事,而历史又造成了兄弟两人后来是天各一方、命运两极。《牟宜之诗》出版之后,出现了很多的评论,王康先生在恳谈会上的书面发言,引用了1793年法国大革命中维尔涅在上断头台前说的那几百年来被反复的大规模的做实的名言,就是“革命吞噬掉自己的儿女”,叫人震撼,不胜唏嘘。

王康写道:“牟宜之先生一代身处中国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艰危、最动荡、最悲怆、被荒诞的岁月,他们经历和承受的一切空前绝后,除了暴君、流氓、党棍、小市民、官吏和御用文人外还有一个极小的群体,赋予中国舞台以某种庄严的形象和高尚的记忆,他们是革命中的精神贵族、殉道者和诗人。”

王康引用了马克斯那句名言,马克思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王康写道,马克思以不胜暗淡的心情对他们的追随者说的这番话,似乎看到了在欧洲中世纪结束几百年之后,世界上将出现以他和他的理论名义创作的又一个宗教裁判所。那些成吉思汗和布朗基式的共产主义者,将充任红衣主教和大法官,高尚忠贞之士则沦为异端,革命的内在逻辑呈现了一道空前冷酷的历史铁则,坚持革命初衷和乌托邦理想的革命者无一例外地承受了异端的全部苦难。而他们当初恰恰几乎都是使革命拥有某种正义合法性甚至神圣感的精神贵族。

王康写道:“牟宜之先生的目光与彼斯特里、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人一样,拥有同样对外在奴役和内心解放的激愤和渴慕,拥有同样高贵的失望和献身的热忱,正是这种目光赋予革命顺乎天下、应乎人的神圣合法性。”顺乎天应乎人的合法性,神圣的合法性。然而“历史的宿命也正要降临在宜之先生这样的精神贵族的头上,稍知1949年以后苍黄风雨的国人都知道,1957年之后,中国社会激变,对于‘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的君子意味着什么。”

王康说,令我惊叹的是,支撑宜之先生这位精神贵族的内在基础的仍是儒家大丈夫本色的豪杰性情,仍是《诗经》以来,屈原、杜甫、苏轼、顾炎武、龚自珍一类忧患与超迈的诗歌传统。幸而我们拥有这个伟大的传统。陈寅恪、聂绀弩、梁漱溟、钱钟书、李慎之等先生都曾躲进这一坚不可摧的无形的屏障,记录并升华了亘古未有的苦难。

同样令人黯然神伤的是,由于犁庭扫穴式的文明浩劫,能写、敢写古体诗言志抒怀的诗人已是寥若晨星,能读、能诵、能意会这类古体诗的国人同样是寂寞无主。

不过历史还是有奇观,就在这万马齐喑的世界,如同惊雷闪电,宜之先生的诗史横空出世。王康写到,宜之先生不仅是精神贵族,而且是鏖战中天日黄昏,愧我归来暂且存。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市事国殇的豪杰。同经磨难,他在书生本色上平添了一股战士和殉道者的浩然正气。

牟宜之先生虽然全部采用旧体格律诗,记述和表达他对人生、命运、社会、历史的感受,但作为被革命吞噬的儿女,他的诗作还拥有另一道精神的源头。在二十世纪特殊的世界性命运中,他无意间不仅充实了中国现代诗歌不可或缺的悲剧成分,而且丰富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另类诗歌创作。

王康指出,如将宜之先生与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勃洛克、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相比较的话,将《纪念杜少陵》、《野花》、《重阳》、《咏史》、《赠故人》等组诗与雷米佐夫的《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寥夫的《死者的太阳》还有普宁的《罪恶的岁月》,尤其是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茨维塔耶娃的《祖国》相比较的话,定会有令人惊奇的发现。

因此宜之先生的诗作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双层意义,它们比时下兴起的国学热、读经运动,更早的、更纯粹的、更令人感动的以苦难、忧患和希望践履了中国两千多年诗言志、文以载道的伟大传统。最后王康发出了感慨说,《牟宜之诗》终于出版,如果时间倒流到上世纪的80年代,它也会让无数中国人是噙着眼泪阅读朗诵,掀起巨大的时代波涛,并改变中国的精神结构。令人不甚悲凉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丧失了聆听苦难而高贵的诗歌的能力。权力和金钱轮番扫荡,从深渊和浩劫中凤凰涅槃般仅存下来的牟诗已经不能感动中国了,说的是牟宜之的诗。唯其如此,牟宜之诗所记录、领略、遭逢的那个时代悲剧才在牟诗本身的当代革命中、当代命运中露出它的真实的面目。唯其如此,牟诗所蕴含的痛苦、彷徨、觉醒、抗争和希望才仍然继续具有特殊的意义。

朱欣欣:遇罗克、雷锋与毛泽东、斯大林

今年3月5日是遇罗克殉难四十周年。

今天下午3点30分,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百度结果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712,000篇”, 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326,000 条结果”;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 雷锋” ,百度结果显示:“找到相关网页约3,750篇” ,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16,200 条结果”,大都记着: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即学雷锋日;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再检索“历史上的今天 3月5日  遇罗克”, 百度结果显示仅“找到相关网页37篇”。谷歌中国结果显示:“获得约 5,860 条结果”。 谷歌(www.google.com)显示:“获得约 6,020 条结果”。

雷锋作为红色帝国党文化重要的符号之一,国人皆知,与石油队长王进喜、农民支书陈永贵、县委书记焦裕禄等各领域官方先进典型一样,体现了国家权力意志对标准臣民的要求:忠顺、忘我、奉献。把自己的头脑和肉体完全交出,做一个人形标准件,国家机器系统“万能机床”(贺敬之长诗《雷锋之歌》用语)上的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无论这架机器在向乌托邦之梦狂奔中,绞杀多少人性和生命,都毫无怨言、忠诚无比,把官方赏赐的荣耀当作人生最高价值,终成正果,成为人间偶像崇拜的一部分,被摆进官庙,陪伴领袖左右,成为“人民”的代表,让芸芸众生在膜拜中依附性跟进,放弃自我,逃避自我选择之重:“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贺敬之长诗《雷锋之歌》)用官方意识形态所谓政治正确的“主流文化”,给自己非人的生活披上保护色,求得自我安慰,而且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鲁迅《漫与》)进一步还可以在党权划定的“伟大复兴”事业支撑下,气壮如牛,感受“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把整个国家拿来做影子”,“对西方文明宣战”( 鲁迅《如何爱国》),以“中国”的名义绑架民意,抗拒民主大潮,替主子说“不”讲“梦”,叫喊“不高兴”、“站起来”,欲将亿万国民尸骨为党国权贵的疯狂挣扎殉葬(朱德之子朱成虎将军2007年7月6日在国防大学防务学院内部会议上的讲话)。

相形之下,遇罗克则是极权国度里的异数和叛逆者,在党文化笼罩下,他的知名度比不上雷锋是自然的。广博的文化修养,善于思考的个性,宽阔的胸怀,成就了遇罗克精神。他的信仰基础是人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出身论》,被誉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尽管带有当时政治语言的烙印,但它有理有据地抨击了以“革命”的名义,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奴役,人为制造现代“种姓制度”,体现了对人类平等的追求和对人类的大爱。在当时影响广泛而巨大,以致于各地的读者来信成麻袋地装。

雷锋作为农民的儿子与遇罗克大相径庭,难以相比,尽管他身上有许多普通人朴素善良的品质,但无法突破自身和环境的局限,没能得到启蒙,难以精神成人,形成“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人格。他的信仰是盲从的、依附的,没有自我的主体精神,缺乏反思形成的基本理性。在大饥荒的1960年,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表示坚决保卫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了忠于党的事业……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听从党的教导,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决不讲价钱。”即使在信息开放的今天,在新公开的雷锋材料中,也看不到他对“反右”的质疑、对大饥荒的反思,所以他死后成为官方利用的工具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不是苛求雷锋,在专制的国度谁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如何对待生命,是检验一个权力合法性的公理标准,也是洞察历史和现实的重要视角。同样的3月5日,1963年的这一天,毛泽东为年轻的士兵雷锋题词(之后又有两次题词)。七年后的同一天,毛泽东却用他的笔结束了另一个青年的生命(1970年3月5日,与其他18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后,立即被强行押进活动手术车,进行活体器官移植),只因为遇罗克像他同龄时一样写了几篇文章。我曾在《用权利驯服权力》中写道——想当年,1921年,27岁的毛泽东靠他的文笔,赢得了自己的爱人,出席了中共一大。49年后的1970年3月5日,同样27岁的遇罗克因秉笔直书被判死刑,执行前被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据说,遇罗克被枪毙的最后决定,就是公安部长谢富治上报毛泽东,毛亲自批准枪决令的。”(傅国涌《他们远比大人物重要——最早洞悉文革真相的人》)

遇罗克不是唯一死于“革命”枪下的,文革中,在他之前有:“林昭1968年4月29日在上海被杀害灭尸,年仅35岁。”(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不再被遗忘》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在他之后有:“1975年4月4日,张志新被割喉后杀害,尸骨未存。”(朱建国《张志新冤案还有秘密》1998 年8月7日《南方周末》)王申酉1977年4月16日下午被杀害(施平《王申酉昭雪记》载2004年1月30 日《南方周末》)(《王酉申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1977年12月14日,下颚被穿透竹签的李九莲在赣州市老体育场万人大会公判后,被拉到西郊青光岭枪杀并暴尸荒野。”“1978年4月30日,已有3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因坚持批评数度涉入李(九莲)案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被认定重新犯有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钟海源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当日,钟海源在新建县被枪杀并被残酷活体取肾,给某部队首长之子换用。”(胡平《中国的眸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6月)……直至今天,迫害尚未结束,30位记者和网络撰稿人深陷囹圄(国际非政府机构“无国界记者” 2009年10月《2009年世界媒体自由度排名榜》,中国名列第168名,倒数第八名)。再拿我来说,二十年前在河北广播电台新闻部当编辑时,因积极参加六四民运,遭到查处,被列入官方黑名单。因近年在网上不断公开说真话,不断被国安请去谈话或“吃饭”,去年“六四”二十周年和所谓“国庆”前夕,当局恐惧我的表达,两次让我“被旅游”(被国安软禁。详情检索我的《和中共国安人员共度“六四”二十周年》和《一个公民对中共国保说“不”之后》)。今年1月12日晚,石家庄市桥东分局国保大队我的“责任人”请我“吃饭”。今年的两会明天开始,就在昨天下午3点27分我写本文时,他又电话“邀请”我这几天有时间去找他。

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样:“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当所谓“革命”把人当作工具而不是目的,无论多么神圣的口号,都只是重演千百年来争夺权力宝座闹剧的装饰而已。遇罗克们的命运早在中共起家时就注定了。同样的3月5日,在1927年这一天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称赞和美化农民们“痞子运动”的暴力。可是,当他们把毛泽东奉为“大救星”,把他(包括生于3月5日的周恩来、董必武)和中共拥上当年皇帝们高踞的天安门,没想到接着付出的是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和延及今日的经济、文化、精神内伤,创古今中外历史之最。迟至今天,毛的肖像和尸体依然占据着国都的心脏,散发着腐蚀性毒素,羁绊着时代的进步。

人是历史和环境的产物,毛泽东的思想和物质资源之一是死于3月5日的斯大林,正是列宁、斯大林,把马克思的暴力革命学说与民粹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在苏俄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其造成的精神贻害延续至今,致使许多尚未启蒙的俄罗斯人依然缺乏公民主体意识,把振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式的威权人物身上,而不是强大的公民社会(参看《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7期有关斯大林的专题)。斯大林的蔑视人性、暴力崇拜传播并影响到中国,与中国的专制文化传统相结合,走向极致,斯大林只是动用国家机器进行迫害,毛泽东则广泛动员民众互相残害,使人性之恶以革命的名义大爆发,退化到原始蒙昧的野蛮状态,造成空前绝后的劫难。同样出生在3月5日(1871年)的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罗莎•卢森堡早就预言,如果仅仅用苏维埃代替了资产阶级化的机构,却“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那么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最后就只会剩下“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质:“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书信集》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出版)她的话同样指向今天的中国。

导致遇罗克悲剧的文革因官方压制和国人的“健忘病”,在中国大陆至今没有被广泛深入的反思和研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短暂的西单民主墙因危及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在被邓小平利用后即遭封杀;反映文革悲剧的“伤痕文学”没能继续开掘。致使酿成后来八九六四的大悲剧。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1981年在回忆哥哥的长文《乾坤特重我头轻》中警示道——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个人在生的时候要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不要总是在他死后给他戴上桂冠;我们纪念英雄,是希望每个人自省——使遇罗克走上刑场,自己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单凭“四人帮”能杀死遇罗克吗?万一将来另有一个“四人帮”式的人物上台,在工人体育场上会不会再次出现一个盲目呼啸的海洋?……(《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出版)不幸后来的现实远远超出她的想像,仅仅过了八年,整个北京又成了新一代遇罗克们的大屠场!有幸的是更多的国人觉醒成了遇罗克。

从后来的中国历史看,雷锋的意外死亡不幸中有幸,他死于文革前的1962年,保持了他的单纯性,因此他比文革中许多官方树立的典型人物,政治生命要长得多。由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人问毛泽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我想到,雷锋仅比遇罗克大两岁,是同代人,“雷锋如果活到文革会怎样?”进一步想:“假如文革中雷锋和遇罗克在一起会怎样?”这一命题值得思考,这样的设问,是对雷锋这一形象的检验,雷锋和遇罗克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生路径和人格类型;这样的设问,不仅是面对过去的想像,更是面对未来的思考。因为雷锋依然是官方手里的牌子,是官方复制、克隆符合官方需要的“人才”的标准。无论官方根据现实需要,如何变换对雷锋的包装,都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而不是以公民权利为本位,只是企图驯养高智商的创新型奴才和对权力、金钱双重崇拜的犬儒型“类人孩”,而不是具有遇罗克精神的现代公民。

“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代的共鸣。”遇罗克在1966年5月4日的日记里写道,但是许多国人连他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甚至迟至2009年的清明节,第一座遇罗克的雕像只能屈身北京的宋庄美术馆里时,“……有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他: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其实,同样的问题,十年前我就遇到过。当时我和徐晓、徐友渔一起编辑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有个电视台的记者问我:遇罗克是谁?”(丁东《遇罗克,只活了27岁的中国人权先驱》2009年4月16日《南方都市报》)

这是谁的耻辱和悲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

我的同胞,你是否听懂了遇罗锦的声音:“遇罗克,正是为每一个心灵被屈死、被扭曲的人大声疾呼的。”(遇罗锦《一个大童话——我在中国的四十年(1946-1986)》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

2010年3月3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刘逸明:召开“两会”,中共当局何必如临大敌?

“两会”在每一年中共当局所召开的会议当中,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不仅中国国内媒体争相频繁报道,就连海外媒体也是给予高度重视。“两会”在开始召开的很多年中,不论是国内普通民众还是外界,都对其寄予了深切的期望。不过,国内和国外对“两会”的期待略有不同,国内更为期待的是能解决民生问题,而国外则更为期待中共当局能在政治领域革故鼎新。

“两会”虽然召开了这么多次,每一年的“两会”代表们所递交的提案都数不胜数,但是,中国社会除了在经济上能继续保持增长的势头外,很多社会问题依然严重。尤其是在法治和人权领域,这些年可谓是实现了大倒退。很多原本对“两会”充满期待的中国民众,在一次次失望过后,如今对“两会”已是漠不关心,只将其视为权贵们消耗民脂民膏和显示威严的权力盛宴。

在今年的“两会”召开前夕,便有分析人士预计,今年“两会”的讨论重点仍将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在这几年的“两会”上都是关注的重点,虽然当局会在会后出台一系列的改善民生政策,但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各种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无数家庭。声势浩大的“两会”即使真的能急民众之所急,有再多顺应民心的举措,但在地方官员权力和金钱欲望日益膨胀的当下,最终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众所周知,在一党专制的大环境下,中国的政协与人大两套班子远不能和美国的参众两院相提并论。每一年“两会”召开之前,媒体都会高喊将“两会”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要求“团结”其实就意味着不欢迎“两会”上出现不同的声音,而希望“胜利”则是不希望“两会”代表们能提出棘手的提案。真正有意义的政治会议应该开得形散而神不散,有代表针锋相对和批评高层官员才是好现象,每个人都安分守己,维护表面的团结,其实就意味着会议的失败。

抚今追昔,中国历史上最开明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政时期,之所以能成就贞观之治,就因为底下有不计其数的敢言臣民。李世民曾要求五品以上官员定期上奏,一开始,因为大多数官员都在溜须拍马,李世民因此而勃然大怒,再到后来,敢于冒死进谏者越来越多。从史书和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贞观年间的朝堂之上,经常是乱成一片,毫无团结气氛可言,但往往越是乱就越有意义。每一年的“两会”上,提案虽然堆积如山,但真正能把问题说到点子上的提案却几乎没有,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都是些不痛不痒甚至是溜须拍马的提案。

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不清楚,中国的政协与人大是彻头彻尾的花瓶机构,而那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也并非民意所能左右,而是官员指定的结果。不具有民意基础的“两会”代表怎么可能会尽心极力地为百姓代言?如果谁要是对这些人抱有期望,无异议缘木求鱼。这两年,据国内媒体报道称,农民工也当上了人大代表,这分明是为了应付民间和国际舆论压力而实施的作秀之举。

这些年的“两会”上,总少不了体育或者演艺明星的身影,这些明星们虽然在自己从事的行业上具有相当的实力,但在参政议政方面却一窍不通。此前,明星巩俐在参加“两会”时,她的提案在很多人看后都觉得只能算得上是小学生的作文,而曾经的奥运冠军刘翔在此次“两会”前也不小心泄露了他的提案并非自己所写的“天机”。明星们如果是中国公民,当然有权利参政议政,但这样一些缺乏基本政治素质的人能成为“两会”代表却是难以令人想象的。

“两会”尚未召开,国内各大媒体上都将有关“两会”的新闻放在了显著位置,与此同时,在很多海外中文媒体上,“两会”也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所不同的是,国内媒体的新闻是正面的,而这些海外媒体的新闻却是负面的。这几天,笔者每次打开博讯新闻网、维权网等异议网站,上面都充斥着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软禁或传唤的消息。“两会”上,代表们的喜乐之情溢于言表,但在这背后,却不知道有多少人度日如年。每一年的“两会”召开期间都是中国的敏感时期,各地警方均表现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两会”前,虽然大多数活跃的异议人士均被控制,但中共当局却史无前例地邀请异议人士黄小山和北京官员一起赴日本考察。官方的中新社在2月27日的报道中公开地将黄小山称之为“异议人士”,而在此前的2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回答境外记者就异议人士刘晓波被判刑的提问时,竟然公然否认中国有异议人士存在,中新社的这篇报道可谓是打了马朝旭一个响亮的耳光。

被中共当局视为政坛盛事的“两会”实质上已经沦为了官员和名流们的俱乐部,“两会”会场外的北京城一片戒备森严,无数的访民被提前押解出京,众多的异议人士则被严密监视。“两会”未能给民众带来福音,而是带来了一场巨大的人权灾难,这样的“两会”是自娱自乐的“两会”、是耀武扬威的“两会”、是不仁不义的“两会”。

胡锦涛曾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高呼:“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从胡锦涛等中共高层官员这些年的讲话和活动看来,胡锦涛所言的“邪路”不是别的,而正是风行于当今世界的宪政民主之路。今年的“两会”才刚刚开始,不难预料的是,绝不会有代表敢于向大会提交要求政治改革的提案,也不会有代表要求当局释放良心犯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两会”前和“两会”期间各地的紧张政治气氛,正说明中共当局缺乏基本的执政自信,“敏感”人士在这期间的遭遇是对中国当前人权和法治状况的一种绝妙诠释。天安门母亲在“两会”开幕的第一天通过海外媒体公开发布了《必须让“六四”成为大陆媒体和互联网的公共话题》的声明,虽然官方一定会看到这份声明,但不难想象的是,这份声明还会和以前一样如石沉大海。

在中共高层依然拒绝政治改革的今天,我们可以以各种方式向“两会”谏言,但绝不应该有过高的期望。“两会”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权贵阶层的狰狞面目,也照出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不畏权势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2010年3月4日

余  杰:专制制度下的官僚还是平庸点好

《瞭望东方周刊》日前报道了山西大同市的“造城市长”耿彦波。在这篇报道里,耿市长俨然是一个新时代的焦裕禄:他以超常规手段推进大同的大拆大建,云冈石窟景区改造、道路建设等等;他每天睡眠五个小时,别的时间都在工作;他不是坐在舒服的办公室里,而是奔波在一个又一个的工地上;他魄力超群,改天换地,克日期成。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强人”,我心中充满了疑虑。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每个地方的一把手都是说一不二、为所欲为的土皇帝,整个城市便是他棋盘上的棋子,用评论家刘洪波的话来说,“大同,似乎是一块白布,变成了市长个人创作的对象。耿彦波一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这个城市要变成什么样子。”但是,城市的改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有没有征求过普通市民和专家学者的意见?万一他的决策错了呢?谁来对一个被轻率地毁灭的城市负责呢?

近年来,若干“有个性”的地方官受到媒体的追捧,如在重庆实施“打黑”行动的市委书记薄熙来,如在昆明要求官员在媒体上公布手机号码的市委书记仇和,如今又来了一个耿彦波。这些的相对来说比较能干的官僚,在普遍平庸的官僚体系中,似乎让人耳目一新。但他们的强势作风对民众来说究竟是祸还是福呢?

在专制制度下,权力是自上而下授予的,而不是通过民众的选举赋予的,所以这些能干的官僚大可不必考虑民意,而将个人如何打造政绩放在第一位。为了拿出漂亮的政绩来,他们大肆推进城市改造,大肆出卖城市土地,这是一个简单易行、立竿见影的方法。于是,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里同时上演。房地产的虚假繁荣支撑起了地方GDP的高增长率,而一旦此泡沫破灭,受害的还是普通百姓。另一方面,这种所谓“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大刀阔斧的城市改造工程,却牺牲了“少数人”的合法利益,比如那些被强迫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的市民,他们不得不使出极端的方法来抵抗,比如扔燃烧瓶和煤气罐等,甚至不惜以死相拼。

专制制度下的大小官僚,还是平庸点好。在民主社会,公民可以投票给那个自己心仪的候选人;而在专制社会,大家只能祈祷这个不是我们选举的“父母官”笨一点、懒一点、少伤害老百姓一点。胡锦涛时代当然优于毛泽东时代,胡锦涛时代毕竟没有出现毛泽东时代那样饿死三千万人的大饥荒——看看学者杨继绳撰写的《墓碑》,不禁让人毛骨悚然——不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更加精明能干,乃是因为胡锦涛比毛泽东愚笨,胡锦涛没有毛泽东那种干坏事的激情和魄力。胡锦涛上台以来说的惟一的一句人话就是“不折腾”,是的,只要当官的“不折腾”,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福气了。

施卫江:食物链最末端的宿命

今年3月5日是遇罗克烈士殉难40周年纪念日,这令社会良心人士值得怀念。

回顾这40年来中国社会的演化和变迁历程,物质层面的进步似乎是令中国的各方足够默许的,然而经济建设的极速增长,换来的是社会矛盾的激增,也就是以“低人权”为代价换取来的经济建设,大大背离了社会正义。这非正义在于,人权保障依然相当缺乏,而蒙昧主义,犬儒主义,集权专制,麻木不仁依然如故。

我们今天反思文革,是为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当然不是极左的“忆苦思甜”,而是更好认清社会的本性,使之成为改革的认识基础。

在一个缺乏终极关怀的国度里,乃是信息相当封闭的社会生存环境。这里边的人们十分热衷于现世里社会地位之间的争斗,为此人人须定位于政治出身上的名分,因为在文化基因的操控上,它着重体现出宗法血缘的人伦关系来。

遇罗克兄,你品学兼优,睿智卓越,天生是块栋梁之才,他两度报考大学而成绩优异却都被拒于门外,就因你的出身于政治上极不可靠的家庭,父母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又经营铁工厂。你没有自怨自艾,自暴自弃,而是刻苦研读从马克思到卢梭的大量西方名著,进行艰苦探索,由此获得了十分宝贵的、来自异域的政治学说信息资源。文革初期,当红卫兵纷纷响应红太阳的“造反有理”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你拍案而起,发表了你的思想杰作:《出身论》,瞄准封建色彩浓厚的血统论进行人权主义的道义批判。文章一问世,就赢得千百万同路人的强烈支持,由此震撼了最高当局。你终于在一九六八年初被捕入狱,于七零年三月五日惨遭处决,结束了年轻的27岁生命。

遇罗克兄,你是被吃人的整个社会系统——食物链“吃”掉的,不是吗,且看那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年代,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地上,到处都是响彻云霄的“万岁”、“万岁”:“打倒”、“打倒”的吼叫声——在此,哪里能分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线?

熟谙南面之术的毛皇说:“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选五》)。如果由此下结论:“文革造反,是国王与民众的结盟。”(谢选骏),似乎还嫌简单。秩序天下大乱时候,往往就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大拼杀。文革的历史,依我的理解,其实质是,坐稳了奴隶位置者,坐不稳奴隶位置者,急于趁乱想当皇帝者,保皇者,维持既得利益者,期盼翻身得解放者,之间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和较量。于是形成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丁学良)而这种角逐和相互的报复,还是有迹可遁的。

在一个群体主义的高度集权制中,社会等级是依照政治上的忠实可靠性来划分的,其程度高的就排位前列,反之亦然。所谓忠实可靠性,情况又可划分二种,第一是对于党国的忠诚性,第二是对于领袖的忠诚性,这两种有时候并不呈现完全一致的,比如毛泽东的利益与林彪的与刘少奇的与江青的利益不一致,而他们之间的各自治党治国政策对于党国的效用性和危害性也不大一致,于是就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的斗争,他们可以各自打起各种各样的政治旗号和标语,都自称是“最最革命”,以阶级斗争的名义,都可以将对手推到在对立面阵线上。但是不管官僚之间的利益分歧如何,被统治阶层、阶级对于党国的忠实可靠性的要求则是相当一致的,这就是依照愚忠的程度,显然是与知识和良知的拥有程度大相背离的。往往是,越是愚昧无知的,往往就是无才缺德,便越是认同群体主义集权体制。古希腊的先哲苏格拉底云:“知识即美德”,其逆命题和否命题也理应成立。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因为遇罗克和其家庭拥有了太多的知识,这样就背离了效忠于党国的“全心全意依靠”的大方向。

中国共产党的成分构成,乃是体力劳动者居大多数,故其党性,按照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的原理,必疏于脑力劳动,推演开来,决定了其秉性必定蔑视知识、轻视智慧、歧视脑力劳动者,摒弃高贵的德性,拒绝人类普世伦理。总括言之,具有下贱的性格、低贱的秉性。其价值趋向由当年流行的口号来表达,便明确不过了:“没有大粪臭,哪有稻谷香”,“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脚上有牛屎的人,思想最干净。”等等,在它的统治之下,无疑地,四肢发达、孔武有力的粗布短衫者得势得利多多,彼等纷纷爬上社会等级阶梯的高层,反之,则纷纷下地狱成为“牛鬼蛇神”。

中国的人文传统本有着深厚的“吃人”渊源,“吃”与“被吃”的名分划分都是依照等级秩序的,中国古人所云“仁义道德”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等,不容有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的存在价值存在,而是由“吃”与“被吃”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长串的食物链。至于到了共产党的红色皇朝,尤其是在毛泽东治理下的极左年代,身分等级制的“吃人”划分是依照反文化反智化的方面,“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绝对不可靠的,而应是重点改造世界观的对象,无疑加重了党性化的红色中国低贱品位。当极左泛滥成灾时,推演开来,也就是吃人的残暴性加剧了。在低贱性的国度里,高贵德性的知识者和脑力劳动者反成了最低贱者,成为大众嗜食的对象。看吧,四十年前遇罗克受刑处决时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上的几万名看客,响彻云霄地齐声怒吼:“打倒、打倒,万岁、万岁”,足以为证。

在共产暴政的高压下,中国百姓所掌握的生存秘诀在于一个“混”字。其要义是合群于大众,用通俗的话来说,“打成一片”,“磨掉菱角”,如此便可积蓄而获取“势”的力量,即依托于人格、品行、价值观趋同效应的人多势众的力量来建立起攻防的威势,由“势”的含量决定其社会等级,也就是定位在“食物链”的某个环节上可“吃”与“被吃”多寡的程度。倘若我们观察一番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受迫害者,大体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即大都是不合群的失势者——假若你有与众不同之处,则麻烦来了,进一步地,假若你的与众不同具有某种优越性,或者曾经有过优越性,那么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可正是对于一个好学睿智、多才多艺、努力奋进、有理想有追求的优秀青年,如遇罗克者;作为一个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属于“剥削阶级”成员——“黑五类分子”的“狗崽子”,可想而知,其悲剧命运也就早早塑成了,“原罪”缠住终身,不得解脱,被打入社会等级阶梯的最最底层。再加上你的高贵气质,不愿从俗,不愿屈从于非正义的现况,则更是加重了悲剧性,故而,罗克兄感觉到“乾坤特重我头轻”。然而你最终赢得了神圣不朽,进入天国之中享誉荣耀。

尼采说:“甘愿做奴隶的人就应该被奴役”。对于自甘情愿的事情,他人的外部干预太显勉强;然则中国国民的浑噩在于,那些坐稳了奴隶位置者,再加上坐不稳奴隶位置者——远非只是做“看客”罢了,而是全都极不容忍有异己的独立自由的人士存于世上,因为彼等可以在“五十步笑百步”的小人气概中得到极大的欢乐和满足。

当“无产者”以低贱无耻秉性而无知自豪、麻木自得的时刻,恰是彼等狂欢的节日庆典:“卑贱者最聪明!”。悲乎,其时知识的精英已经插翅难逃作祭品的宿命。

罗克兄,您的不幸遭遇就是一个缩影,衬托出我们民族的深重苦难,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劫难的写照,是国粹“精英淘汰率”最真切的展示。

是的,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百姓并不期盼带来光明的火焰,也不需要盗取火种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只是寄托于精神安慰的对象在于祭拜“火神”——各类纵火的造孽者。所以难怪,当今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熟悉你,也不想熟悉你。可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毕竟诞生了一大批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受你的精神所鼓舞,你的人权斗士和先驱者的位置,已经刻上墓志铭,你的形象已经铭记在我们的心里。

施卫江

写于美国纽约法拉盛

2010年3月4日

任众:痛悼遇罗克

一、关于铜像

为遇罗克塑像的事是很多人的期盼,十多年前《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先生和遇罗克的胞妹遇罗锦就发出过集资兴建罗克塑像的号召。我虽然期盼,但总担心它问世的难度。

2009年清明节这一天,遇罗克的胞弟遇罗勉打来电话,约我到通州宋庄美术馆去看罗克的铜像,这真是喜出望外。由罗勉开车,同去的还有罗克的挚友郝治,罗勉的挚友王嘉才(他们也都是当年《中学文革报》的参与者,传播罗克文章的人)。先行到达的有徐晓,丁东和郑敏等人,他们是此举策划的人,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一尊约两米高的铜质胸像十分传神;罗克眉宇凝重,两眼直视前方,表现出与血统论誓不两立的坚定信念。塑像是28岁的美院学生郑敏先生完成。铜像雕刻着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凡是不经过自己努力得到的权力,我们一概不承认。”(摘自《出身论》)这句话简要地概括了罗克所有文章的精髓——平等的理念。铜像的设计者能够在罗克的多篇文章、十几万字中挑选出这句话来,使我不得不佩服其慧眼识英雄的才能。

参加揭幕式的虽然仅仅大约二十人,是个低调的悼念活动,但是眼前一些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使我为之一振,就在这一刻,让我感到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时代进步。更让我感触的是,罗克牺牲40年了,可是他追求的理念并没有丧失现实意义。

二、回忆和罗克相处的时刻

1966年秋,我和前妻徐钟玲(已故)住在南郊的和义庄,距城里较远,徐当时在东四办事处主管劳动分配,她多次向我讲述;在待业青年中有一个外号叫”伊拉克”的人如何聪明礼貌和学识渊博,她同情他并努力为他向用工单位推荐,父母都是右派,他的名字叫遇罗克。不久,徐告诉我,遇罗克给咱们提供了一个住房的消息,说他们院里一家小业主被红卫兵撵走了,腾空了一间小东屋,徐征得了我的同意后,找有关部门批准搬了进去,从此我和罗克一家人有着一段非常时期的邻居关系。

罗克一家人通情达理,谦恭谨慎,平和乐观,令人敬重,也正是由于这种心态和为人,他们承受了那场摧残生灵的风暴。就在此时,北京乃至全国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对联。众所周知,50年代以来统治集团开始推行制造等级划分的血统论,它蛊惑了多少不法之徒兴风作浪,又致使多少人受到出身之苦遭到迫害。这幅对联虽然出自早期红卫兵之手,其实代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一贯政策,只是剥掉了虚假的外衣而已,谁敢不服从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许多天真无邪的年轻人因为出身有问题又对对联有点异议,被红卫兵暴徒活活打死的大有人在;以对联为宗旨杀灭”黑五类”全家的事件层出不穷。那时候真是哀鸿遍野、尸骨成堆、人人自危,罗克也因为出身和自己的日记问题被所在工厂的红卫兵关押起来遭到批斗。在这种压力下,不屈的罗克已悟出了《出身论》的腹稿。

当年深秋,罗克的两个弟,带着哥哥的《出身论》文稿参加了全国大串联,并在外地将它油印散发。

一天,罗克把他的两万余言的蜡纸版《出身论》拿给我看,并征求我的意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所写的文章,当我看完后,我眼前的遇罗克立刻变得高大起来。他用生命在思考,他用生命在写作,他用生命维护着真理,他用生命维护着人的尊严!他的文章平白质朴,逻辑严谨,说服力强,而且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辞,通篇文章反映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和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谁知这个饱含真理的文章竟成了罗克的绝命书。

我时常想起我们一路去上班,一路散发《出身论》和一起到龙潭湖游泳的时刻,还想起狭小煤屋的灯光和罗克与姥姥开心的笑声……

三、伟大的思想家和斗士

著名学者丁东先生在他《精神的流浪》一书中说道: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学者多而思想家很少。我非常赞同。遇罗克能把血统论的重大社会问题揭示出来,而且指明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目的在于宣示人权的生而平等。他勇敢地申明自己的观点,唤起民众的觉悟,他其实非常明白是在向强大的专制政权挑战,他是中国少有的思想家。

今天,许多人由于不了解专制政权的本质,尤其不了解当时专制政权的穷凶极恶,反而不理解遇罗克所作所为的意义,他们远不如独裁者本身清楚,《出身论》击垮了实行多年的阶级政策,让血统论再也无法貌似公允地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更令独裁者恼火的是罗克竟象嘲笑似的使用大量马列式的语言。所以罗克被当权者杀害自然是顺理成章的。遗憾的是,至今许多研究遇罗克的人还没有理清这样一种规律——专制政权与血统论有着必然的联系。(国际上一些事件也证实了这样的规律,比如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以及现在的朝鲜。)所以经常有人讨论罗克是不是个思想家,甚至有人还想挖掘出罗克被杀害的其他”真相”.

遇罗克在被枪杀的十年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大报相继以《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和《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等为题的大块文章进行了讴歌。作家徐晓称罗克为英雄,还有人称遇罗克为中国的马丁。路德金。

值得一提的是与遇罗克先后遇难的还有”党的好女儿——张志新”,报载张志新被追认为”烈士”.罗克的母亲询问有关部门为什么有烈士和非烈士的差别?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是共产党员,就可以追认,否则不行。这多么不可思议;一个惊天动地的英雄人物竟然因为不是共产党员而不能成为烈士!这分明仍是不平等的写照。多么大的一个讽刺:一面宣扬着争取平等的斗士,一面还在继续制造着不平等!之所以形成这种荒唐局面,足以说明多年的不平等制度已经使人们陷进这肮脏的泥潭有多深,而挣脱出来又有多难。当有关部门好心地建议追认罗克为中共党员的时候,遭到了罗克母亲的婉拒。在她无意中告诉我这件事以后,让我更对她老人家肃然起敬,我只是想说:罗克不愧有这么伟大的母亲;母亲也不愧有这么伟大的儿子。这也应了那句俗话:”知子莫如母。”

“乾坤特重我头轻”写出了罗克人生的使命,让他走上了思想家和斗士的不归路。他十分清楚向专制政权挑战的结果,他说过:”我为他们说话是应该的,为了千千万万的人,即使我牺牲生命也是情愿的。”(见《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第251页)

四、家国之不幸

因为我与遇罗克一家的每个成员都熟识,熟知,常把他家的遭际与国家命运联想。

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土木工程系,1955年在华北电力总局任工程师,由于我国的钢材紧缺,遇崇基在北京良乡的一个建筑工程地上,大胆地以竹筋代替钢筋建造了四十四栋二层小楼取名竹筋楼。他说这是为了解决职工住宅问题,是短期安排,设计寿命十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大部分楼房使用期竟超过四十年,还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考验。这些楼房还形成了良乡城的一个地名,叫”竹筋巷”.由于开发新建用地,2003年才拆除了最后几栋竹筋楼。这样一个堪称重大贡献的业绩,也没能使他幸免被打成右派的命运。他在贫困潦倒中还相继写出了《科技日语翻译技巧》一书和翻译了有关围棋的《白布局》、《定式要领》、《死活与收官》等九卷书。

罗克的母亲王秋琳也是日本留学,长于财经。”解放”初在北京创办了一个”理研铁工厂”,反右运动中,王秋琳被打成右派,工厂也在公私合营运动中成为国营企业。王秋琳虽经多次动荡,却仍能保持乐观,镇静,豁达的处世精神,在危难中维系着一个多舛的家庭,渡过了艰难的岁月。她的一个同事说过,王秋琳在工厂里所遭遇的磨难,换成任何一个女人恐怕也难活下去。我还要说一次,她是个伟大的女性。

遇罗克被害以后,妹妹遇罗锦怀着悲愤之情写下了长篇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走上文坛,这本书在80年代成了洛阳纸贵的畅销书,如今客居德国。

遇罗文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他勤劳智慧,从不停息用脑。在多家技术杂志上发表自已的产品创意。他开办过”节能炉研究所”,”黑陶研究所”,后又与弟弟罗勉共同开办”专利新技术研究所”,研制成功水力切割机(即水刀),出版过自传体长篇著作《我家》。《我家》是我和许多朋友最喜欢的书,我有幸为该书写了跋。罗文2001年移居美国。

遇罗勉是家庭成员中最小的,也是个有成就的电子工程师,因为技术成果突出,80年代被评为北京市劳模,他有着父亲酷爱围棋的基因,现留居国内。

从以上我们知道到这样一个家庭,如果不因残酷的政治迫害,他们会给国家和人民做出多少贡献?——然而这样的家庭就是因为出身的问题,不但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就连安身立命之地都曾经难以觅求!

遇罗克一家人的遭遇不过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它不只是一个家庭的不幸,也是我们家国的不幸,更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五、不朽的英雄

在对遇罗克的纪念文章中,大都记述了他是北京人民机器厂的学徒工,我感到这似乎过于简单了一点。因为所谓学徒工的概念,是指旧社会的一些贫困家庭,为了给孩子们的未来找个生活出路,把他们托给艺人或工匠门下,学上一技之长,时限一般都是三年零一节,在此期间不但是无报酬的劳动,而且要经受住老板的打骂与侮辱。”解放”后,大多是以企业招工的形式招收青年徒工,虽然有着社会保障,但还是低报酬的。

遇罗克本应是展翅翱翔的雄鹰,但他却无枝可栖。我的前妻徐钟玲曾多次向用人单位美言推荐,都因出身问题而被拒绝。这样才把遇罗克委身为”学徒工”.其实在他当学徒工以前,已经工作了5年,他当过农民、科技资料员(兼翻译,临时工)、代课老师等等。

遇罗克之才不同凡响,锋芒毕露,他在当学徒工不久,就写出了震惊国人的《出身论》,代表中国受压迫和受屈辱的人群发出了人权宣言。

许多人一说到英雄,总会联想到铁面无私、六亲不认、不食人间烟火那种脸谱化的形象。棍据我对罗克的了解,他是个非常讲义气、有人情味的人,正所谓”无情未必真豪杰”.有两件事对我感动极深。

首先说我亲身经历过的。那是1966年冬天,我和罗克一起去看望我们的邻居、好朋友。他们一家被红卫兵撵到农村,因为农村不收又被撵回北京,原来的住房已经住上了别人,此时已经无家可归,暂住在一个大型的收容所里。被撵走的时候是夏天,红卫兵没收了他家的全部财产,他连过冬的衣服都没有。罗克见状当即脱下姥姥刚缝制的新棉衣送给了他。要知道,那时候棉花、布料都要凭票供应,而且少得可怜,一个人好几年才能攒出一件棉衣的材料,能像罗克这么大方的可不多。

其次是从《我家》得知,罗克父母刚被打成右派的时候,父亲被关在北京郊区的良乡,母亲下放到密云水库劳动,都不能与家人见面,仅仅15岁的罗克独自一人乘火车去看望父亲,又组织弟弟妹妹给母亲写安慰的信。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的亲情和关爱有多么巨大的作用。那时我也是因为右派问题下放到郊区房山农村劳动,在周围的不理解和敌意当中,多么希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和同情啊,哪怕是一句话、一个会心的微笑,她或许就是让你坚强地活下去的理由,因为自己的家是最后一道防线,多少人就是失去了这道防线(比如划清了界限),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绝路。

当然,80年代以前,当局给出身不好的青年划好了一个出路模式,那就是与家庭划清界限、检举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表现突出的算是革命行动,能得到当局的”犒赏”.50年代就能看到苏联有这类文艺作品了,甚至描写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因为大义灭亲被父母杀害了;红色高棉更是让出身不好的青年亲手打死父母和兄弟姐妹来证明自己的革命;朝鲜的情况必须等到文明了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中国的情况就是学校里、社会上、报刊及各种传媒无休止地大谈出身不好的青年怎么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到了80年代初期,突然罗克在官方报刊上成了正面人物了,由于人们的惯性思维,根据罗克的资本家、右派出身,自然要想到他得有大义灭亲的革命行动。罗克难能可贵之处就是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他都有自己的独立想法,绝不会在谁的诱导下随波逐流,更不会有人云亦云的从众心理。在我和他的接触当中了解到,他判断是非的标准很明确,而且爱憎分明。他不仅亲近我这个右派分子,也从来没见他鄙视过任何”阶级敌人”.起码我相信罗克15岁已经不是糊涂虫了。我所以尊敬罗克和他的弟弟们,就是因为他们能在困境中团结一致,对父母能够理解和敬爱,而没有受到反人性宣传的影响。

基于同样的原因,罗克的父母对罗克也是疼爱有加,可想而知罗克的牺牲给他们带来多大的伤痛。罗克的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知道这个伤痛有多深,已为人父的我刻骨难忘这样一个场景:罗克的母亲每天上班和回家的路上,都要路过公判罗克的工人体育场,她每次到了那里都要把头别过去,为了不看那个地方。

罗克的母亲象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不爱向人倾诉自己的伤心之处。还是从她死后的日记中我们知道,罗克牺牲十几年以后的一个3月5日,她又想到了儿子,从此一病不起,于5月1日去世,这天正是罗克的生日。母亲对儿子的生日永远是记得最清楚的。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那么鄙视那种”贴金”的行为,尽管他们可能是尊敬罗克的,但是他们永远也不能读懂遇罗克。

罗克母亲的同事告诉我,宣判并执行罗克死刑的那天,单位领导强迫母亲亲临这个罪恶的会场——人性竟会如此泯灭!现在有些人或出于健忘,或出于别有用心,千方百计地美化、歌颂那个不堪回首的时代,仅仅这一件事,他们就该哑口无言。

遇罗克给中国历史留下沉重的记忆,也给他的生命带来辉煌,他应当有值得人们景仰的塑像,因为他是不朽的英雄。

永远沉重的3月5日。

二O一O年二月

附注:

1、作者任众乃真实姓名,系遇罗克一家人东四北大街519号邻居朋友

2、作者1957年在北京市公安局被划成”右派”现年76岁

3、作者于去年写过《饶了遇罗克的父母和他的家人吧》,可在各大网站搜索

3、作者电话:64933430手机:13522148009

4、作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陈奎德:遇罗克——红色中国争人权的先驱

一、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中国流行的两幅对联,被称为“血统论”。

在中国大陆,自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整整三十年间,共产党实行着一种堂而皇之公然宣告的等级贱民制度——成分论:国家政权以阶级出身对国民进行等级式划类。这一划分及其造成的社会氛围,从50年代至60年代逐步强化,至文化大革命初期达到顶点,由半遮半掩的档案内部划类,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和麻五类”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这种出身歧视导致的最极端后果,则是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县的对黑五类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吃人。譬如,在当局怂恿下,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杀死300多位 “四类份子”,最年长者80岁,最年幼者竟是38天的婴儿!1967年,广西诞生所谓“贫下中农最高法庭”,提出“斩草除根一扫光”,满门杀戮“四类分子 ”及其子女。

在1966年北京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第六中学的校舍变成审讯室,墙壁上就有用人血狂书“红色恐怖万岁!” 整个中国,笼罩在一片疯狂猩红的恐怖之中。

在这种恐怖和高压的氛围下,一个孱弱而内向的青年,站了起来,战胜恐惧,昂然挥笔,写出了长篇文章《出身论》。该文笔锋犀利,逻辑谨严,情感充沛,严正抗议并激烈批判出身歧视,激起了广泛的反响。藉助文革初期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混乱,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获得长期受压的“贱民”们深深共鸣与支持,一纸风行,洛阳纸贵,产生了某种雪球效应,激发出了被压在社会底层的“贱民”们的权利意识。

这位青年作者的名字是:遇罗克。 遇罗克,1942年生,北京市人,家庭出身资本家,本人成份学生。他因为撰写《出身论》于1968年1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1970年3月5日被枪决。年仅27岁。

遇罗克在《出身论》中,凛然指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在他的另一文章《谈鸿沟》中,他更是明确宣称“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虽然在其文章中,他所使用的术语还难免带有时代烙印和马克思主义痕迹,但其文的核心宗旨,清晰明确,是呼唤平等与尊严,是吁求基本的人权。这在当时的中国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因此,虽然当年毛泽东及其文革小组因为权力斗争的需要而批判了“血统论”,但那仅仅是权宜之计。他们是绝对不允许像《出身论》这种从根本上颠覆其阶级斗争理论的人权思想流传的。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笼罩一切的极权国家,统治者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统治的。阶级路线、阶级斗争是他们窃取政权的理论基地,也是他们在统治权术上“一抓就灵”的通灵宝玉,万万动摇不得的。由于这个根本原因,《血统论》虽然遭到中央文革的批判,但那只是上层权力搏斗中的权宜之计。有鉴于此,人们注意到,到后来,《血统论》的始作俑者,一律无事,全部豁免。但《出身论》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文章很快被中央文革打成了“大毒草”,而作者遇罗克也终于因此而以身殉道。

在对待《出身论》的根本立场上,当时中共内部激烈权斗的两派——文革派与反文革派——实际上并无二致。

二、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前30年时段里, “出身”,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人们头上,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烫在人们心上,阴霾、流血永无止期。中国人,无论长幼,都在阶级路线的名义下被分成了三、六、九等。而那些先天的“贱民”,从识字开始,就对填写各种与出身有关的表格,有一种天生的抗拒与恐惧。在一生中,他们遭遇了无数障碍:参军、招工、 “提干”、求偶、进大学……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动物,天性驯良、柔弱,离群索居。在众人面前,他们总是保守沉默,不愿谈说自己的亲人,甚至回避自己。渗透一切的国家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强力灌输下的日常生活,学校、单位,街坊…点点滴滴,早已教会了他们认明自己的身份:即,异类,卑贱者,准专政对象的下等身份。等到文化大革命起来,就又多出了一个称谓:“狗崽子”。他们的一生无所期待:没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没有爱与被爱的权利,没有写作发表的权利,没有发展自己兴趣和施展自己才能的权利,……只有绝望,只有看不到头的黑暗的隧道,漫长无尽。正义、平等、自由、良知、爱情,事业,幸福,对他们而言,都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是遇罗克,在文革混乱之际,终于,把那些人多年来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当他在《中学文革报》上点燃野火时,其气势,逆风千里;顷刻间,朝野震动。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它,如饥如渴阅读它,读者来信从全国各地像雪片一样飞去,以致邮递员不堪重负,要他的伙伴蹬着三轮车到邮局自己领取邮袋;袋里的来信,每天都有几千封。《出身论》!多少怯弱的心灵因它而猛烈地跳动!多少阴郁而干涸的眼睛,因它而泪水滂沱!多少绷紧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号啕不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遇罗克难免要使用一种近乎狂热的语言,表达属于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击的目标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式的“新的种姓制度”,中国式的“贱民划分”。这是平等的诉求,这是抗议的声音。他为他广大的同类向社会吁求,从“阶级路线的歧视”那里要回来应有的权利:平等的权利,公正的待遇,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虽然,遇罗克用了一些当时流行的语言,但他与当时那些洋洋大观的“理论体系”都不相同,它们之间在根本上毫无关系,他的思考带有根本的性质,即:人道的性质,人权的性质,平等的性质,自由的性质。他思考的出发点与当时时髦的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根本上不在一条轨迹上。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拨开其文章表面的文辞,拨开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出身论》就是当年中国的人权论,就是赤色烈焰遍地炙烤的中国大地底下喷薄而出的清凉自然的自由主义言说。因此,虽然缺乏严谨的自由主义的学术语言包装,但遇罗克,在思想上是当之无愧的应归属于1957年以及1949年之前的中国自由主义脉络之中,他是他们的毫不逊色的精神传人。

这个孱弱的青年,内倾的青年,二十出头就开始变得驼背的青年,他最主要的思想贡献,就是在铁桶一般的封闭中国大陆内部,开启了当年的异端思想——人权意识。当大批的黑五类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仅仅因为出身而死于无妄之灾,当被枪杀的,被棍棒打死的,被捆绑了推到河里淹死的,被活埋的,被害死后还不见尸首的事件如潮涌来,有如一场鼠疫时,当遇罗克自己也饮弹死去时,《出身论》的出现和传播,在冥冥中已经开始向那场血腥的杀戮伸出了一支隐形的巨大的制止之手。

在这个意义上,遇罗克是为千千万万“贱民”殉道而死的,是为中国大地上的人权殉道而死的,是为未来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殉道而死的。在这个意义上,遇罗克虽然只活了短暂的27年,但他已经不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