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中杰: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

《学习与批判》1975年第一期刊载的署名任犊的文章《读〈朝霞〉一年》

余秋雨是不是“文化革命”期间上海写作组的成员?这一直是个争议不休的问题。有些人说是,余秋雨本人则绝口否认,不但声称自己不是上海市写作组的成员,而且连参加过写作组下属机构《鲁迅传》编写组——石一歌的事也不承认。

要弄清此事,当然最好是由当年写作组的成员出来讲话,他们是知情人,最有发言权。但是也难,他们现在都不便讲话,或不愿讲话。偶尔有一个原石一歌成员孙光萱出来指证(《正视历史,轻装前进———读〈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见2000年4月6日《文学报》),余秋雨马上作出反击(见同月28日《南方周末》:《对于历史事实我从不谦虚》),将对他的指证和批评,说成是“侮辱”、“诽谤”,而且还与“盗版”事件联系起来,好像指证者、批评者都是与盗版集团串通一气似的,这真是无赖逻辑。余秋雨在后来的文章和谈话中,还续有所论,均以极其轻蔑的口吻来对待孙光萱,盛气凌人,大概是对指证者仇恨之极,而且想以此架势吓得别人不敢开口。不过要靠这种方法来封人之口,是办不到的。关心此事、议论此事的人倒是愈来愈多了。

我本来对于有些论者抓住余秋雨在“文革”期间参加过上海写作组的事不放,是颇不以为然的。认为这些事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只要参与者对自己做过的错事、写过的错误文章有了认识,也就可以了。生活的道路很长,人总是要往前走的。但余秋雨硬是不承认自己所做过的事,而且还要倒打一耙,这就令人反感了。于是,我一碰到原上海写作组的人,就想求证此事。

有两次聚会,值得一记。

一次是几年以前,姚汉荣兄因乔迁之喜而请客,到者有徐景贤夫妇、陈冀德、施燕平、吴晓平和我,还有恰好在沪探亲的胡锡涛。这几个人,除了吴晓平以外,都与上海写作组有些关系:徐景贤是上海写作组的党支部书记,因领导写作组造反有功,官至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陈冀德和姚汉荣也是上海写作组的负责人之一,姚汉荣奉命安排过余秋雨的工作,陈冀德主管过《朝霞》文艺丛刊、《朝霞》月刊和《外国文艺动态摘译》三个刊物;胡锡涛是上海写作组的骨干,对余秋雨有过很多帮助,后调至北京《红旗》杂志工作,仍与上海联系紧密;施燕平是上海派往北京恢复《人民文学》刊物的负责人,与写作组的关系也很密切;我本人在“文革”中因反对张春桥而挨整,与上海写作组站在对立面,但因太太高云的关系,还是与写作组的人有些联系,——高云是早期写作组成员,因参加“四清”运动而离开,“文革”中到黑龙江插队落户,1975年回到上海后调入《朝霞》月刊编辑部工作,汉荣兄请客时,高云在国外探亲,未能参加聚会。

因为这些人大都与写作组有关系,所以席间自然而然就谈到了余秋雨。大家议论的不是余秋雨是不是写作组成员的问题,因为对这些当事人和圈内人而言,余秋雨参加写作组是事实,不是问题。他们议论的是余秋雨竟然要否认他是写作组成员,是出于何种心态,以及这个谎言将如何收场。大家都觉得余秋雨旧意识太重,一旦成名,就要将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但这样一来,就使自己陷入被动。徐景贤感叹道:“弄到现在这个样子,小余要改口承认,也难了。”席间,还有人提到,余秋雨还否认在“文革”期间,他单独写过大批判文章,声明如有人拿出证据,他愿意拿出一年的工资作赏金。陈冀德说:“我就可以拿出证据,指出哪几篇文章是他写的!”我说:“好!你指出来,让他赔钱。”陈冀德说:“我才不要这种钱,我也不想写文章。”徐景贤笑着说:“陈冀德是惟一不想对余秋雨有所批评的人”。陈冀德说:“我不感兴趣。”我说:“正因为你们这些知情人不肯站出来说话,所以他才敢于气壮如牛地撒谎,将你们视同无物。本来,我一直想不通,你们这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余秋雨何敢当众撒谎,原来他料定你们都不肯出来讲话!”席间,还有人调侃了胡锡涛,因为他曾就当年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事,撰文为余秋雨辩解,大概是行文中透露出一些余秋雨与写作组的关系,反而引起余秋雨的不满,这叫做“自作多情”。

但席散之后,这事也就搁在一边了。

几年时间过去,物换星移,世事沧桑。徐景贤已经作古,姚汉荣不良于行,不再出门参加聚会,另一位原写作组朋友吴立昌,则动过手术,正在康复之中。2009年9月,我与高云从澳洲回到上海,就约陈冀德夫妇一起去看望立昌。三家人一起在一个小饭馆吃饭,闲谈种种往事,不意间又说起了余秋雨。陈冀德主动说起,去年她在《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7月21日)上看到余秋雨一篇答记者问,忍不住写了一封信给他,指出一些事实真相,对他进行规劝,因不知他的地址,就请采写该文的记者孙冉转递,可是余秋雨连信也不回。我说:“这是因为他不想承认事实,无法回信。而且你也不是当年的陈冀德了。我将你这封信推荐发表如何?”吴立昌夫妇也在一旁鼓劲,但陈冀德说:“我不想发表。”我说:“那么,你将这封信发给我,我全文引入我的文章中发表如何?”陈冀德笑笑,说:“我发给你看看吧。”几天后,我就收到了这封信的打印件。陈冀德在给我的信中说,她不愿意站出来指证的原因是:“人生苦短,何必把大好时光浪费在议短争长上呢?!”但我以为这牵涉到中国文坛的纯洁性、正义性问题,不是一件可以随便忽略过去的小事。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作家的基本品格应该是真诚,如果善于制造谎言的人竟被封为“大师”,供大家效法,岂非公然提倡“瞒和骗”的文艺?这样,中国文艺还有什么前途?所以考虑再三,征得陈冀德的同意,我还是决定将陈冀德致余秋雨的信件全文引录如下:

致余秋雨

偶尔,看到《中国新闻周刊》上,有你对《我为什么饱受争议》一文的答记者问,对此,有点想法,提出来供你参考。

我对任何被你视为饱受争议的那些争议,都不很在意。政治舆论应当一律。但,对某个人、某件事的评品,是是非非、褒贬不一,那是天经地义。特别是对你在“文革”期间写作过什么的争议,更觉无聊。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地放不下?!“文革”期间,你从石一歌写作小组被朱永嘉抽调至写作组,为姚文元修改他的《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吴按:该书书名应为《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提供资料,完成后,正式调入写作组文艺组工作。其间,你在《学习与批判》、《朝霞》等刊物上,不止一次地发表过署名或与同事合作的文章。后来,你还曾被朱永嘉、王知常指定为《学习与批判》的执行编辑。凡此等等,我认为都不是你个人的错。因为“文革”十年,列入纪元,再说,人在组织,嘴要吃饭,换了赵秋雨、钱秋雨,也是这个样子的。而且,未必如你。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不明事理的人。

但是,在看了你答周刊记者问中的一段文字之后,把你原先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打上对折还不止。你太过分了!在那段文字中,你说你在“文革”中的“写作”,仅限于参加周总理亲自布置的复课教材编写。那末,请问,你在《学习与批判》、《朝霞》上发表的署名和与同事合作的文章,算不算是“文革写作”?其中,发表于《朝霞》一九七五年三月号上的《走出彼得堡》一文,先由文艺组小高起草,未经通过,接着,由你改写后定稿,署名任犊。发表后,曾深得张春桥的赞赏。你在改写的过程中,写过的文字,恐怕就远不止“一段、一行、一句”了吧?!这篇文章在当时名噪一时,“文革”后,又被认为是“阴谋文艺”迫害工人作者的“杰作”。其中难道“没有一点政治问题的痕迹”?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这并非你个人有什么错。问题在于,错、没错,和有、没有,是两个概念。明明是有,你却说没有。“文革写作”的争议的焦点,不在错、没错,而在有、没有。有人说有,事实也有,你却坚持说,没有!对此,我依然不想说什么。

然而,在那段有关“文革写作”答记者问中,你以“六百天无人领赏”为由,把一直保持沉默的我和同事们,统统归入到只会“造谣”和“胡乱诽谤”他人的无耻一族,欺人太甚了!我要告诉你的是,钱虽能通神,但情义无价。你那“一年薪金”赏银,不是无人领取,而是没有人想来领你的赏。我和他们都不像你,同事一场,看重的是曾经有过的情义。“我为什么饱受争议?”扪心自问吧!

还想给你提个建议:何必把大好的时光、有限的精力,周旋于那些无谓的争议之中?做自己喜欢做、想做的事,评说由人。

陈(冀德)

2008.10.

这里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陈冀德虽然在写作组呆的时间比较长,而且负有一定的责任,因而知道的内情也比较多,但是,有些事情,她也未必完全知道,特别是在《朝霞》事件发生后,她被迫靠边的时候。那时,朱永嘉派了余秋雨来处理《朝霞》事件,余秋雨的所作所为,陈冀德是看不见的了,但有心人却从旁作了详细的记录,说是在一定时候会公之于众的。那时,不但事情的真假问题,即陈冀德所说的有没有的问题,会进一步得到证实,而且余秋雨的品格问题,也就会更加清楚了。

许知远:从中国特色到中国模式(二)

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的暴政”的年代,抽象数字涵盖了丰富的内涵和可能的矛盾。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故事”取代了“中国故事”,GDP的数字又取代了“中国经济的故事”。在这被不断简化的过程中,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它的内在逻辑到底是什么?

九十年代,中国沿海突然变成了世界工厂,似乎世界所有的东西都产自于此。中国的大城市突然改变了面貌,那么多钢筋混凝土玻璃幕墙的大楼,夜晚连成一片的霓红灯广告,超市的货架上堆满了各种商品。

丰富多彩的新生活到来了:人们买股票、装修房子、看美国连续剧、买个人电脑、出国旅行……偶尔你看到八十年代的照片与影像时,你会有恍如隔世之感:他们“土气”得超乎想象。电视新闻中偶尔播出这样的画面:莫斯科人排着长队购买面包、燃煤、皮鞋,波兰的选举一团混乱……

“中国奇迹”开始广泛被谈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令前社会主义阵营黯然失色,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也拔得头筹。西方开始再度赞美中国,称中国更热衷于拥抱全球市场。很少有人见过像中国官员那样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官员,他们划出大片土地,做出种种承诺。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很多理论涌现而出。它是比较优势、是产权理论、是雁阵理论、是中国独特的分权模式,很多从牛津、芝加哥、波士顿归来的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准备把自己所学的一套搬到中国来。他们有一颗清晰而坚定的头脑——中国必须建立和西方(主要是美国)同样的银行系统、管理模式、证券市场、或许最终还有政治体制。

和官方语言中仍经常出现的“反美情绪”不同,中国再次热烈拥抱了美国。倘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像雕塑已被推倒,那么美国的技术、商业与流行文化,正大行其道。中国公司要成为GE和微软。中国领导人在官方演讲中引用林肯,商业领导人以能见到杰克?韦尔奇、沃伦?巴菲特为荣,从迈克?波特到迈克?乔丹,都是偶像式的人物,最优秀的青年人要去哈佛读书、在高盛上班……

很少有人再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它像是陈年旧物,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中国模式”很少被提了,或许是俄罗斯人与东欧人最终发现,他们不可能从中国照搬些什么,他们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但“中国经验”时时出现,但它很少打动中国人自己,他们首要关心的是怎样有世界经验——他们要加入WTO,要举办奥运会,去香舍丽榭购物,去阿姆斯特丹看橱窗里的妖冶女郎……

一些聪明人会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从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再到对WTO的热忱,从手上的诺基亚电话到住进的东方曼哈顿小区,都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我们不仅在大步跨入资本主义,就连“中国特色”都像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族情绪最后的遮羞布。中国似乎正迅速融入世界——西方世界。

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生关系,相反的情绪也从未消失。从“银河号”到“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起起落落,一些顽固的头脑仍在强调“和平演变”的后果。而拥抱了Windows与耐克的一代青年,也会表现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情绪,像是对自己正在消失的身份的本能反抗。

中国经济的隐忧也从未真正消失。一九八七年缔结的政治经济模式,不断被质疑——它能够持续吗?一直到二零零五年,仍有人说这失衡的体制“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赌博”。

当悲观的情绪占上风时,人们觉得中国不免要成为另一个苏哈托政权——辉煌突然灰飞烟灭。九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种种挑战,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紧张,日益严重的腐败,国有企业的大批倒闭,日渐显著的贫富差距……或许还有一场“即将到来的中美战争”,它们都将摧毁中国。而当乐观情绪袭来时,人们又觉得就像当初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市场经济与技术变革最终会改变这个列宁式的政体。中国不是下一个苏联。

“中国模式”再度回来了。二零零三年,我在《商业周刊》上读到中国的经济模式,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认定,比起美国提供的方案,中国才是阿拉伯世界真正的希望。我记得自己的惊讶,我是一名年轻记者,正热衷于于采访美国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我很少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这可能是对自己成长经验的一次逆反,幼时关于中国优越性的教育,是多么轻易地被证明是荒诞不经的,我们声称自己是“礼仪之邦”,地铁上连个让座的人都没有;我们说自己文明悠久,可是我们却都生活在一片精神真空里,都是依靠美国人提供的精神产品。

但接下来,美国执着于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与反恐,中国的崛起日益显著。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成了九一一事件最大的受益者,美中制造新冷战的范式失效了,而恐慌又让资本大量涌入中国,它是个安全岛。到了二零零四年,关于中国的一个新描述日渐形成了,它是“北京共识”。“中国的崛起已经塑造国际秩序,它引进了发展和力量的新的物理学”。约舒亚·库柏·拉莫写道。《北京共识》是一篇八十七页的论文,也是一名追赶时髦的新闻记者的典范之作。

从十六世纪的一名丹麦数学家的发现到与阿兰·格林斯潘的闲谈,从海森柏格的测不准理论到摩尔定律再到《求是》杂志,从华盛顿共识到富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从巴西总统到中国主席,在眼花缭乱、缺乏逻辑的引用之后,作者试图要证明中国创造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套模式比一九九零年代初的华盛顿共识,更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激励和参照。他将这种新模式归纳为三点:一、强调创新的价值;二、讲究持续性和平等;三、自主性。

《北京共识》像极了中国社会给人的感受,庞杂、混乱、却透着十分的自信,有候又过分滑稽、荒诞。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你会明白当官员们谈论民主、自由、实事求是、创新时,他们的意思和这些词汇的真实含义经常没什么关系。人们谈论口号、标语和官面文章,但实际想的、做的却是遵循另一套逻辑。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外来者如此严肃地将《求是》上的文章、领导人的讲话翻译成英文,以此作为证据时,你多少感觉某种奇妙和不适,就像是唐人街炒出的鱼香肉丝突然被放在西餐盘上,然后宣称这是中国的主菜。

但是它引来了热烈的回应,既来自国际又来自中国国内。就像很多畅销书一样,它的成功缘于它的题目而不是内容。人们已经厌倦和怀疑了“中国威胁论”,小布什的出现增加了人们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反感,“华盛顿共识”作为这种新秩序的象征而遭到唾弃。

“共识”是个宏大、模糊、无所不包、解释一切的框架,“北京共识”恰逢其时,它既象征了人们刚开始热烈谈论的中国的崛起(它将是对美国力量的制衡),它又暗含了人们对中国潜在的希望(它对既有的世界体系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日本与德国的崛起的翻版)。中国的权力精英阶层也欢迎这种论述,它给予他们新的自信(中国取得的成就,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发生的),仅仅几年前,他们还经常被指责为贪腐、迟钝、专制,如今则被描绘成富有战略性的思考,创造了崭新的模式,他们不但不是改革的阻碍者,还变成了设计者。尽管他们经常谈论主义与理论,但他们很清楚,他们日常实践所遵循的是实用主义,而这些东西是无法向外界讲述清楚的。而现在有人把这些模糊一团的废话提升到理论的高度。语言的陌生化也带来了新的审美效果。一个中国人必定会对“与时俱尽”、“科学发展观”厌倦不堪,但当它们突然被表达成“和时代共同变革”,“用科学的态度促进发展”时,陈词滥调变得富有新意,甚至让人以为变化真的发生。

“华盛顿共识”或许遭人诟病,它至少仍有明确的理念与政策——一切都围绕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展开。但“北京共识”意味着什么?人们喜欢胜利感,甚至没兴趣去追问,漂亮的概念下是否是空无一物?

一个更严格定义的“中国模式”也出现了。它来自于一群北京的青年学者,他们之中最知名的一位——俞可平——对它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一,在所有制方面,中国既不推行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也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二,在政治上,中国坚持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不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但又不是简单的一党政治,而是“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三,在意识形态上,中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但又允许其他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与社会思潮的多元处于并存的局面;四,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上,中国一直实行文官领导军队的制度,不允许军队干预政治,但又始终奉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五,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已经产生,并且正在对社会生活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公民社会也带有政府引导的性质,多数民间组织并不具有西方国家民间组织那样的自主性。

俞可平的这套定义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彼此矛盾的概念。在表达上,它是奥威尔式的“新语言”,而在内涵上则是陈云鸟笼理论的另一个升级。党与国家是鸟笼,而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价值,则是笼中之鸟。但俞可平却给你这样一种印象:这些矛盾不再是中国最大的忧虑,而是力量的源泉。

多少人还记得陈云的鸟笼比喻?“中国模式”迅速而有力地进入了中国社会,它缓解了人们日益强烈的“自我解释的焦虑症”。温州人的海外拓展,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东莞的制造业,联想收购IBM,百度战胜了Google,国有企业在非洲与拉美购买矿山、油田,中国垄断的通信业与银行业的崛起,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所有这些相干与不相干的事件,突然都拥有了统一的解答——它们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变成了“东北的乱炖”,“成都的火锅”,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扔,它热气腾腾,让人分不清虚实。它也变成了另一个庞氏效应:越多的人相信它,它就越显得可信。

徐贲:画在希特勒书页上的人类抵抗

阻止希特勒思想重新施虐人类的最好办法,是让民众了解它,对它更有察觉力与警惕心,并且积极地参与到与它的战斗中去

从2月11日到6月15日,旧金山现代犹太博物馆有一个奇特的“艺术”展览,吸引了许多参观者,给人们带来心灵的震撼和共同反思历史的机会。展览的600件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画和作在同一本书页上的,这本书就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5年前,法国艺术家琳达·艾丽娅(Linda Ellia)偶然得到一本法文版《我的奋斗》,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在他的文字上写上我的文字。我要给他我的回答。”艾丽娅要在希特勒的书上回答希特勒,因为作为一个犹太人,这本书就像是个幽灵一直缠住她的心灵,令她寝食难安,“这种折磨叫我快要疯掉了。”开始的时候,艾丽娅计划自己独立完成这项工作。3个月下来,她觉得太痛苦、太孤独了。于是她请自己的两个孩子加入。13岁的儿子格利高里用家里花盆里的泥把书页涂黑,20岁的女儿戴茜在上面粘上自己的大卫星项链和其他私人物品。

艾丽娅接着又请亲戚和艺术家朋友加入,但是一开始大家都难以理解,为什么非要在《我的奋斗》的书页上做这件事,他们连碰都不愿意碰这本书。

一个偶然的机会,给艾丽娅已经陷入困境的计划注入了新的活力。一位朋友把她介绍给法国前卫生部长西蒙娜·威尔夫人。威尔夫人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两人见面时,艾丽娅带去了自己完成的40页作品,她回忆道:“我非常担心,不知道威尔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她默默地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抬起头来的时候,早已热泪盈眶。她抱住我说:谢谢你做了这件事。从今以后,我就是它的教母,它的保护者。“艾丽娅由此受到极大的鼓舞,她把《我的奋斗》的书页分寄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请他们就收到的书页表示自己的感受。这些人当中有艺术家、作家,专业的或非专业的,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大屠杀的幸存者或普通人。3年之中,有17个国家的六百多人给她寄回了书页,有画上图的,有写上文字的,有用胶水拼贴的,有用火烧焦的,有用线缝的,有粘上别的东西的。艾丽娅把这些书页合为一册,取名NotreCombat(《我们的战斗》),这是一场在专制者的书页上进行的”战斗“,一场善与恶、自救与仇恨、抵抗与迫害的交战。

这些展示的“作品”,都是作在《我的奋斗》书页上的历史图画,历史的图画不是在一张最新最美的白纸上画出来的,它的背景是不容忘却的丑恶、仇恨和凶残。这些图画上都铭刻着灾难记忆的印记,表达的是集体记忆不断触及的共同主题:通往集中营的铁轨、受难者的手印、因恐惧而变形的人脸、骷髅颅骨、纳粹万字、希特勒的面孔,而最刺眼的则是人的鲜血的红色。

就在展览前一周,有报道称一些德国历史学家正在游说重新出版《我的奋斗》。他们认为,现在应当出版一个作出正确评注的版本,免得这本书以后再次成为散布仇恨和暴力的宣传品。二战后,德国巴伐利亚州有法律禁止出版这本书。这本85年前出版的书,版权将于2015年过期作废。在这之后,新纳粹团体是否会借此机会将它再次出版,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公众关心的问题。如何看待《我的奋斗》一直很有争议,要求禁止者和反对禁止者各执一词。旧金山这次涂画《我的奋斗》的展览,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又一次讨论的机会。它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可以把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极权罪恶转化为对下一代的教育。艾丽娅说,她把《我们的战斗》给到博物馆来的孩子们看,“他们一下就看明白了”。阻止希特勒思想重新施虐人类的最好办法,不是不让民众知道它的存在,而是让他们了解它,因而变得对它更有察觉力,更有警惕心,并且积极地参与到与它的战斗中去。来自17个国家的六百多人已经参与了这一战斗,他们结成了一个有象征意义的人类道德群体,他们所共同认可的人性价值是具有普世意义的。(

韩寒:他是一个好干部

最近广西烟草部门韩峰局长的日记很热门,我认为在艳照和视频充满网络的年代里,突然来一些真人纯文学的描写,如沐春风。这应该是2010年最具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了。我看了局长日记以后,觉得我们不应该讨伐这位局长。我们假设局长日记日记是真的,我敢说这其实是一位好干部。

1,这位干部在半年的时间内仅仅受贿6万元,这是我近几年第一次看见受贿两次后面跟的是一个5位数,现在哪里去找这么清廉的局长。

2,在他已玩,正玩,稳定的玩和待玩的那些床伴中,无一人属于包养性质。

3,这位局长不赌博,不嫖娼。在公共场合办手机卡的时候按顺序排队,一排就是两个小时。

4,在他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以最小的成本在泡妞的国家干部,在其他干部都送二奶房子车子的时候,他送给自己的女人最贵重的礼品仅仅是一个手机或者一个MP4.

5,他应酬喝酒仅89次,我知道的大部分的村干部一年喝酒应酬都要超过365次。但是他多次喝醉,酒量一般,这点没有达到一个国家干部的要求。

6,虽然他玩女人多次,但是陪老婆也有25次,给父亲购买手机,其中也没有发现利用职务之便给自己亲戚走过后门。

7,他会自己安装电脑软件,爱好数码,爱好摄影,爱好体育,用微博体写日记,属于一个比较与时俱进的领导。

8,在他的日记里,完全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干部对于豪华汽车,房产奢侈品,书画古董收藏所表现出来的应有追求,甚至连个念想都没有,只是默默的玩着他的手机和电脑。在日记里,他甚至写道,今天买了一个160元的XX耳机,真好!多么知足常乐的干部。

9,至于工作方面……虽然尚且没有看出这位领导进行了任何的工作,但是所谓干部干部,只要干了自己的部下,也就完成了这个这个名词赋予的意义。

综上所诉,在现有的国情下,他绝对是一个标准线以上好干部,这样的干部属于自娱自乐容易满足型,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是最小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仅仅几个千把块钱就能让他乐不思蜀的国家干部,当他买了一部手机后,连续三天的日记内容都是“在家玩手机”,连女人都不玩了。在他这个位置上,比他罪大恶极的干部多的是。我强烈的建议网名们放过这位干部,让他继续在他的工作岗位上研究他的数码产品,如果他下台了,接替他的人很可能比他对社会的危害要大很多,唯一的区别就是人家不写日记。

我是认真的。

秦晖: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

我觉得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都有人性局限的根基在里头。没有一批无私的理想主义者,社会主义不会有道德感召力;犹如没有一批“不自由毋宁死”的铮铮勇者,自由主义不会有道德美感一样。但如果只靠这两种人,这两个“主义”只能供“思想家”把玩而已。它们能成得了那么

欧阳小戎:《零八宪章》——一个社会运动的范例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一场社会运动的生命力,包含有诸多必不可少的因素。诸如:其文本之清晰性、理念之可行性、参与者的热情与才干、反对者的理由和反对方式等等。尽管在经济、文化、地缘政治等诸多因素影响下,人类有史以来的每一场社会运动都其自身的独特性和独特规律,然而所有成功的运动,都脱不开其基本共同性。作为《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之一,笔者有幸因签署该宪章而被政治警察传去做笔录。如今《宪章》发布一年有余,《宪章》的重要发起者刘晓波先生亦获莫须有之罪,回顾这一年多来的经历和见闻,笔者自觉有小小心得,盼与关注《宪章》的诸君分享,并谦恭地等待诸君斧正。

在《宪章》刚刚推出之初,围绕文本的争论曾经一时不休,尤其关于文本中对当今中国社会是“威权社会”的定义,尤为激烈。不少参与争论者认为,中国目前仍属“后极权社会”,由此拒绝签署该宪章,更有进一步者,因对文本中的部分概念持有不同意见,而否定宪章本身。譬如有人因《宪章》强调未来社会之福利政策,而否定之。笔者虽认为此类举动值得商榷,因为宪章所指的根本,乃是在未来中国构建一个公民社会。对此,支持在中国构建公民社会并愿意为之努力的人们,当审慎对待那些枝节分歧,因为我们远远还没有达到一个可以坐下来议论如何构建实质意义上之公民社会的地步,仍然停留在为未来公民社会艰难地添砖加瓦的时候。当我们所追求的主旨仍需要我们去为之付出巨大努力的时候,纠缠于细节分歧并无益处,反而可能有害于我们所追求的主旨。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些现象的发生,亦与《零八宪章》文本本身存在一定原因。

我们翻看历史上诸多成功社会运动的文本,譬如《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乃至《七七宪章》,它们无不具有很多共同点:文本清晰简洁,直指当前社会的最大问题;在逻辑严密的基础上文采斐然,读来极具感染力。在这个意义上,《零八宪章》的文本虽显得些许繁复,稍有追求面面俱到之感。从统筹学的原理出发,一个文本所提倡、所涉及的方面愈多,则可能遇到的反对也就愈多。譬如有人可能支持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推进,却有可能反对福利社会或反对联邦制,又或是反对《宪章》文本所涉及的其它具体环节。无论这些反对声音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中国民众的利益,在我们仍处在为未来之公民社会一点一滴努力松土并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多一个支持的声音永远要强于多一个反对的声音,无论这种反对声音是否经得起推敲。

发布一个纲领性的《宪章》,与到国会之类的立法会议上提交一份制宪草案,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行为。后者是在建立公民社会的其它因素都已经完全具备的情况下,进行实质性的构建。而前者,是在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仍面临着重重阻力甚至重重磨难的情况下,为公民社会的实现奠基。就好比在一场超级马拉松比赛中,前者已经跑完的全程,只等待最后登上领奖台的那一步;而后者,仍在赛程上艰难地行进着,内在和外在的巨大困难,随时都可能令参赛者半途退场。前者需要的是严谨而又严谨,细致而又细致,以期在全社会诸多利益诉求中搭成共识;而后者,需要的是争取到尽可能多的支持。一个简洁,没有过多具体细节的,直指民主与法制、自由与人权的文本,要比一个复杂、具体的文本更具号召力。

笔者无意以一个批评者的姿态来讨论《零八宪章》,实际上,笔者无条件地支持它,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宪章》中关于公民社会的追求,笔者多年来一直心驰神往,更希望能与自己的同胞们共同生活在那样一个社会里。以上从两个角度表达了笔者对《宪章》发布过程中遇到反对现象看法。这两个角度都是非常狭小的,看待这些现象,至少还有第三个角度。

作为一个希望得到广泛支持的纲领性文本,所有投向《零八宪章》的目光,就《宪章》本身而言,都是被欢迎的,无论这些目光是支持、欢迎、讨论、反对还是仅仅是看热闹。只要不是怀着敌意想要消灭《宪章》。假如我们设想:将《零八宪章》递到当权的共产党当局处,对他们说:“你们照这个重新订立《宪法》吧。”那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毫无疑问,这非常可笑,《宪章》所想要得到的支持,不是来自共产党当局,而是中国十数亿民众。共产党当局不仅不会理睬,反而怀着深深的敌意看待《宪章》。好比一个含冤的妇人,如果她跑到衙门去状告官府欺压她,衙门非但不理睬她,反而对她心怀敌意。这时她的办法就是在热闹场所公开向路人求诉。她能够吸引的关注者越多,对她越有帮助。无论这些关注者是真心同情她,还是仅仅看热闹,或者其它目的,甚至小孩在旁边学着她的姿势玩耍嬉闹,只要不是和衙门串通想要陷害她。所有这些她全都不怕,她只怕没有人理睬她。

同样的道理,作为一个社会运动范例的《零八宪章》,亦欢迎一切形式的关注,无论是支持、理性的探讨、凑热闹式的娱乐、甚至反对(只要不是怀着和专制当局同样的目的)。对《宪章》任何形式的关注,都是对它的支持,关注的越热闹,支持也就越大。

从更深层面上来说,这不是一种类似“图热闹”心理的营销学。因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运动,必然经得起批评,经得起推敲,拥有足够的器量容纳批评和讨论,并在这些声音中变得更加完整。譬如,那些对待《零八宪章》的态度以支持为主的刊物,完全可以向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反对声音约稿,在同一个刊物上对《宪章》进行多角度理性探讨。

过去一年多以来,《零八宪章》并没有因内部与外部重重压力而停滞不前,它仍象一位拥有顽强意志的马拉松选手一般在途中行进。我相信是人们对公民社会向往在驱动着它,以一个社会运动范例的姿态继续前行,亦相信,无论这超级马拉松多么艰难,只要人们没有停止对公民社会的追求,那么登上领奖台的时刻,终会来临。感谢一年多以来为《宪章》辛勤工作的人们,尤其感谢身陷囹圄的刘晓波先生,我因签署了《宪章》而深感荣耀。

胡  平:再谈李庄案

作者:胡平

重庆李庄案二审宣判后,我编了这么一个笑话:
 
有人把李庄案写成电影剧本寄给好莱坞,第二天就收到退稿信。退稿信说:“虚构是可以的,但要合乎起码的情理。你的剧本显然出自胡编乱造,情节过于荒谬,观众不可能接受。退。”
 
这就是今日中国,荒诞,超荒诞。果然是盛世。什么盛世?黑色幽默的盛世。
 
2月9日,李庄案二审宣判,李庄刑期从两年半减成一年半。李庄当庭大喊,他说他没有认罪,二审的认罪是假的,是开庭前有关领导做过他的工作,承诺只要认罪就判缓刑。现在这个结果显然丧失诚信。李庄还说,开庭前,公诉人还让他撤回上诉。最后,李庄表示要申诉到底,并且恳请16万中国律师为其申诉。
 
李庄的这番陈词,句句都有爆炸性。它理当引起网民热仪,然而等到第二天我们到网上一看,发现竟然没有什么新帖子讲这件事。这表明,李庄案已经被当局强力封杀。由此可见,李庄案的爆炸性后果,已经超出了当局的承受能力。李庄案这出戏,从一开始,由于中共上层各个派别暗中较劲,从而超出了其中任何一派的控制范围,而演到二审宣判这一幕,终于使得整个政府脸面丢尽,下不来台。到了这一步,除了把灯一关,幕一拉,把演员观众统统赶走,还有什么办法呢?
 
李庄责怪重庆方面丧失诚信。其实那也不尽然。重庆方面会说:本来是承诺认罪就改判缓刑的,可是你李庄不好好认罪,给我们玩“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一套,一方面说认罪,另一方面又对控方的指控逐一反驳。这还不算,最后还要宣读一份六点陈词,暗藏“被逼认罪缓刑”六个字,这不是泄鲁天机、当场翻案吗?你李庄既然不肯老老实实地照承诺去做,我们兑现承诺当然也要打折扣。
 
于是乎,问题又回到李庄这一边。是啊,既然你李庄扛不住压力被迫认罪,那为什么还要去反驳,去念什么藏头声明,故意刺激重庆方面呢?
 
在我看来,这就不单纯是李庄的个性的问题了。这说明李庄也有仗恃。李庄想必知道,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打黑”“黑打”,在中共高层并不受欢迎。坏官讨厌他“打黑”,好官讨厌他“黑打”,好官坏官会在反对薄熙来的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前阶段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出尽风头,使得胡锦涛、习近平们都黯然失色,他们都想煞一煞薄熙来的威风。前阶段,李庄案在重庆以外的媒体上和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控方和辩方两边的说词都公诸于众,各种分析批评意见也都能公开发表,把这次重庆“黑打”式打黑的种种问题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薄熙来狼狈不堪。倘若不是有比薄熙来更大更强的后台暗中支持,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
 
但麻烦的是,李庄案扯出的刑讯逼供问题,乃是当今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共高层不敢清查,唯恐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更何况当政诸公自己就很讨厌别人用法律去约束权力,所以他们又会在维护专制权力无法无天这一点上官官相护,结成同盟。换言之,对于重庆的“黑打”这一点,当局还必须包庇,不能让重庆公开丢脸。以上种种因素就决定了,在李庄案中,面子,重庆必须赢;里子,重庆必须输。这也就意味着,李庄必须认罪,但同时,某些方面一定要借机把重庆方面好好地恶心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2月3日,李庄案二审开庭,李庄当庭认罪。然而就在同一天,还有一则重要消息,《人民日报》北京2月3日电:”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讲话”(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0924748.html)。这篇报道罗列出出席开班式的所有中共高层人员的姓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全都榜上有名,唯独少一个薄熙来。这表明,薄熙来在上层已经失势。他想借“唱红打黑”上位的企图已经失败。
 
李庄案搞成这个样子,说明上层已经部分失控。导致部分失控的原因是上层的权力割据,隐性分裂。胡锦涛本来就是弱势核心,上层各位大员各派势力,在表面上维护核心地位和在表面上维护党的统一的前提下,谁也不服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谁也不买别人的帐。薄熙来可以在重庆一手遮天,任意妄为,中南海拿他没有办法。然而,其他大员却又可以在重庆之外的地方用媒体恶心你薄熙来,出你的丑,薄熙来也只有干瞪眼,无可奈何。李庄案就是这种隐性分裂的公开显露,所以它终于搞到两败俱伤、难以收拾的地步。最后只好吹灯拔蜡,草草收兵。
 
毫无疑问,李庄案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的法制,是中国的律师。李庄案是权力对法律的公开强奸。30年法制建设一夜崩盘。李庄案可能会使不少司法界人士心灰意冷,但它也必定会使那些敢于坚持法治原则的人更加坚定。
 
说到律师的处境,一般人总以为,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无异于直接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因此,风险一定是最大的。其实也不尽如此。原因很简单。自六四之后,在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问题上,当局早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长期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的张思之律师和莫少平律师都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是赢了的。”这一可悲的现实早已被大多数法律界人士所接受。他们知道在这些敏感领域是不可能得到正义的,但是他们总以为,全部正义固然做不到,部分正义总还是有希望的吧;在那些不具政治敏感性的案子上总还可能赢得几分正义吧。殊不知更可悲的是,有些时候,那些看上去不带政治敏感性的案子反而更危险。就象青年法学家王怡早就指出的那样,律师和政府抗辩是“输得起赢不起的”。越是有赢的可能风险越大。例如这次重庆打黑的案子,由于辩护律师发现了政府方面刑讯逼供的问题,倘若一旦公开和被证实,法官不能不依据事实改重判为轻判,而政府有关人员本身则必定会受到追究。所以,政府方面就只好反攻为守,先把你律师抓起来再说,干脆给你律师判个伪证罪灭口。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很多次。李庄案之所以惊天动地,在于律师一方也很有背景,而且等于是把对方刑讯逼供的事情已经端上了台面。就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方面却依然敢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而整个中共高层却依然要为这种公开的违法滥权行径背书。这说明,中共的权力是一体的,越是在做坏事和包庇做坏事的时候越是“团结一致”。
 
李庄案注定了已经载入历史。从此,中共当局的所谓“法制”就连遮羞布都给撕掉了。这就是李庄案的意义所在。

重庆李庄案二审宣判后,我编了这么一个笑话:

有人把李庄案写成电影剧本寄给好莱坞,第二天就收到退稿信。退稿信说:“虚构是可以的,但要合乎起码的情理。你的剧本显然出自胡编乱造,情节过于荒谬,观众不可能接受。退。”

这就是今日中国,荒诞,超荒诞。果然是盛世。什么盛世?黑色幽默的盛世。

2月9日,李庄案二审宣判,李庄刑期从两年半减成一年半。李庄当庭大喊,他说他没有认罪,二审的认罪是假的,是开庭前有关领导做过他的工作,承诺只要认罪就判缓刑。现在这个结果显然丧失诚信。李庄还说,开庭前,公诉人还让他撤回上诉。最后,李庄表示要申诉到底,并且恳请16万中国律师为其申诉。

李庄的这番陈词,句句都有爆炸性。它理当引起网民热仪,然而等到第二天我们到网上一看,发现竟然没有什么新帖子讲这件事。这表明,李庄案已经被当局强力封杀。由此可见,李庄案的爆炸性后果,已经超出了当局的承受能力。李庄案这出戏,从一开始,由于中共上层各个派别暗中较劲,从而超出了其中任何一派的控制范围,而演到二审宣判这一幕,终于使得整个政府脸面丢尽,下不来台。到了这一步,除了把灯一关,幕一拉,把演员观众统统赶走,还有什么办法呢?

李庄责怪重庆方面丧失诚信。其实那也不尽然。重庆方面会说:本来是承诺认罪就改判缓刑的,可是你李庄不好好认罪,给我们玩“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这一套,一方面说认罪,另一方面又对控方的指控逐一反驳。这还不算,最后还要宣读一份六点陈词,暗藏“被逼认罪缓刑”六个字,这不是泄鲁天机、当场翻案吗?你李庄既然不肯老老实实地照承诺去做,我们兑现承诺当然也要打折扣。

于是乎,问题又回到李庄这一边。是啊,既然你李庄扛不住压力被迫认罪,那为什么还要去反驳,去念什么藏头声明,故意刺激重庆方面呢?

在我看来,这就不单纯是李庄的个性的问题了。这说明李庄也有仗恃。李庄想必知道,薄熙来在重庆搞的“打黑”“黑打”,在中共高层并不受欢迎。坏官讨厌他“打黑”,好官讨厌他“黑打”,好官坏官会在反对薄熙来的问题上结成统一战线。前阶段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出尽风头,使得胡锦涛、习近平们都黯然失色,他们都想煞一煞薄熙来的威风。前阶段,李庄案在重庆以外的媒体上和网络上炒得沸沸扬扬,控方和辩方两边的说词都公诸于众,各种分析批评意见也都能公开发表,把这次重庆“黑打”式打黑的种种问题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薄熙来狼狈不堪。倘若不是有比薄熙来更大更强的后台暗中支持,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

但麻烦的是,李庄案扯出的刑讯逼供问题,乃是当今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问题,因此中共高层不敢清查,唯恐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更何况当政诸公自己就很讨厌别人用法律去约束权力,所以他们又会在维护专制权力无法无天这一点上官官相护,结成同盟。换言之,对于重庆的“黑打”这一点,当局还必须包庇,不能让重庆公开丢脸。以上种种因素就决定了,在李庄案中,面子,重庆必须赢;里子,重庆必须输。这也就意味着,李庄必须认罪,但同时,某些方面一定要借机把重庆方面好好地恶心一番。

值得注意的是,2月3日,李庄案二审开庭,李庄当庭认罪。然而就在同一天,还有一则重要消息,《人民日报》北京2月3日电:”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上讲话”(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10924748.html)。这篇报道罗列出出席开班式的所有中共高层人员的姓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全都榜上有名,唯独少一个薄熙来。这表明,薄熙来在上层已经失势。他想借“唱红打黑”上位的企图已经失败。

李庄案搞成这个样子,说明上层已经部分失控。导致部分失控的原因是上层的权力割据,隐性分裂。胡锦涛本来就是弱势核心,上层各位大员各派势力,在表面上维护核心地位和在表面上维护党的统一的前提下,谁也不服谁,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谁也不买别人的帐。薄熙来可以在重庆一手遮天,任意妄为,中南海拿他没有办法。然而,其他大员却又可以在重庆之外的地方用媒体恶心你薄熙来,出你的丑,薄熙来也只有干瞪眼,无可奈何。李庄案就是这种隐性分裂的公开显露,所以它终于搞到两败俱伤、难以收拾的地步。最后只好吹灯拔蜡,草草收兵。

毫无疑问,李庄案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国的法制,是中国的律师。李庄案是权力对法律的公开强奸。30年法制建设一夜崩盘。李庄案可能会使不少司法界人士心灰意冷,但它也必定会使那些敢于坚持法治原则的人更加坚定。

说到律师的处境,一般人总以为,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无异于直接反对专制争取自由,因此,风险一定是最大的。其实也不尽如此。原因很简单。自六四之后,在迫害政治异议人士的问题上,当局早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长期为政治异议人士作辩护的张思之律师和莫少平律师都说:“我打的官司没有一件是赢了的。”这一可悲的现实早已被大多数法律界人士所接受。他们知道在这些敏感领域是不可能得到正义的,但是他们总以为,全部正义固然做不到,部分正义总还是有希望的吧;在那些不具政治敏感性的案子上总还可能赢得几分正义吧。殊不知更可悲的是,有些时候,那些看上去不带政治敏感性的案子反而更危险。就象青年法学家王怡早就指出的那样,律师和政府抗辩是“输得起赢不起的”。越是有赢的可能风险越大。例如这次重庆打黑的案子,由于辩护律师发现了政府方面刑讯逼供的问题,倘若一旦公开和被证实,法官不能不依据事实改重判为轻判,而政府有关人员本身则必定会受到追究。所以,政府方面就只好反攻为守,先把你律师抓起来再说,干脆给你律师判个伪证罪灭口。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很多次。李庄案之所以惊天动地,在于律师一方也很有背景,而且等于是把对方刑讯逼供的事情已经端上了台面。就在这种情况下,重庆方面却依然敢于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而整个中共高层却依然要为这种公开的违法滥权行径背书。这说明,中共的权力是一体的,越是在做坏事和包庇做坏事的时候越是“团结一致”。

李庄案注定了已经载入历史。从此,中共当局的所谓“法制”就连遮羞布都给撕掉了。这就是李庄案的意义所在。

雷颐:改革与革命赛跑

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清末史说明,只有主动变革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不经过激烈变革尤其是剧烈革命必然造成的社会大动荡、大破坏,而能收取变革、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进步之实效,确是社会进步之理想途径,无疑值得鼓吹和追求。故此,学界多有以近代中国为例,指责辛亥革命“过激”——这有违史实甚矣!激进主义危害的确很大,但如果以简单、主观的历史解读来消解激进主义,则不啻是南辕北辙,不仅无裨于事,甚或有害。

因此,与其指责近代中国的激进,不如冷静客观地分析究竟是谁激进、这段历史何以激进,方能对症下药。

今日被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强大的保守势力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像、难以理解的巨大阻力。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生存不可缺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意识形态合法性予以强烈反对。当“洋务”的发展将体制变革作为历史要求提出之后,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并发了动戊戌维新运动。

有趣的是,戊戌变法现在也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即八国联军血洗北京之后才被动实行新政、立宪,其变革范围其实已超过戊戌变法,现在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比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却遭到强烈反对。但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所做的也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措施,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然而,清政府却以十分极端、激进的手段来对待如此温和的变革,“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等被迫流亡海外。究竟是维新派激进还是保守派极端?当清政府连体制内的改革者都不能容忍,把他们推向体制外时,体制外力量如留学生、会党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这样,一场社会革命便难以避免了。

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但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而是想方设法上书统治者,想走改革路线。只是在改革被拒之后,才立志革命。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断”,主要在于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动的,并且一拖再拖。

本来,在1898年“戊戌维新”时清政府尚有一定的变革主动权。但它拒绝改革,丧失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只是在经历了两年后的“庚子巨变”这种大流血后,才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地开始实施“新政”。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逃途中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表示愿意“变法”,当然仍强调“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过为时已晚,形势已经剧变,尤其是经历了庚子流血的巨变,它的统治的合法性开始遭到普遍怀疑。由一个合法性遭到严重质疑的政府来领导对社会各阶层利益进行调整和再分配的改革,的确有些勉为其难。更重要的是,在几年之后再做这些已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改革或退让。但清政府对此似乎并无察觉,各项亟须的、能缓和各种尖锐矛盾的“新政”主要内容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出台。这时,革命与改革开始了紧张的“赛跑”。

1895年底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用他的话说,“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诅咒谩骂之声,不绝于耳”。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依然以失败告终的“惠州起义”。不过舆论开始有所变化,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留日学生是革命党与立宪派争夺的对象。由于康、梁的地位名声与学识水平,学生中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双方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激烈论战,持续了15个月之久。论战涉及许多方面,但最紧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决定论战双方胜负的,却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问题。简单地说,革命派认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宪;立宪派则认为,暴力只会导致血流漂杵,带来巨大的灾难,得不偿失。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有理”就会被人认为“无理”。

1906年9月1日,清廷终于发布了仿行立宪的上谕,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国内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在立宪原则上,清廷认为日本宪法强调“君主大权”,最合己意,也就是说,“皇权”依然至高无上。所以清政府1908年著名的《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第一、二两条差不多是直接从1889年“明治宪法”的第一、三两条中翻译过来的:“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二十三条中有十四条是关于“君上大权”的,对权力的垄断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对于“臣民权利义务”,“明治宪法”共列有15条,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却将其简化为9条,删去了“明治宪法”中“臣民”有“居住及迁徙之自由”“书信秘密不受侵犯”“信教之自由”“遵守相当之礼貌并遵照所定规程,得实行请愿”等条款。

在这种“君权”比“明治宪法”扩大、“民权”比其缩小的框架下,再加清政府的立宪实际步骤一拖再拖,连以温和的士绅为主的立宪派都指其为“假立宪”“伪立宪”,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更不必说广大民众和“逢清必反”的革命派的反应了。坚决“反革命”的梁启超承认,清廷刚宣布预备立宪时,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当人们认识到清廷的立宪有名无实时,革命派就“其势益张”。显然,革命派力量的“息”与“张”,与清廷所作所为大有干系。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承认:“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端的是一语中的。

从1907年起,立宪派就一次次发起和平请愿运动,要求开国会。就在革命即将开始超过改革的时刻,清政府却利令智昏,在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8日,出台了一个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这个内阁由13人组成,其中9名为满人,汉人只有4名;而在这9名满人中竟有7名为皇族成员,因此人们将此称为“皇族内阁”。这种组阁完全违背了皇族成员不能入阁当国务大臣的基本原则,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谓立宪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不愿放弃一丁点权力的真实面目。此举实无异于自掘坟墓,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

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摇摆不定,主要是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时紧时松,经常大幅度摇摆。就在1911年5月推出人心失尽的“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倒行逆施地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最为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的“庶政公诸舆论”和“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不合理、不合法。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这究竟是绅商过激还是清政府过激?这与一个月后的辛亥革命、清王朝的垮台又有何因果联系?

正是清政府的冥顽不化,政治上拒绝改革,经济上摇摆不定甚至倒行逆施,使从来温和谨慎的士绅商董都开始远离它、抛弃它,进而反对它。昔日所谓“缙绅之家”,比今日所谓“中产阶级”更加接近贴近亲近支持统治者,更加祷盼和平稳定,更加温良恭俭让。连他们都态度大变,日趋激烈,又怎能指责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推翻清王朝激进呢?换句话说,是清政府的颟顸与极端顽固,最后成就了辛亥革命的“激进”。

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所触发、造成。几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激进思想,但在承平年代开明社会,形形色色的激进思想于民众之影响者几希,更掀不起能动荡社会的大风大浪。然而,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

历史说明,只有统治者主动变革才是化解“激进”的最有效途径。

科隆文学节发言人谈廖亦武出境受阻

中国作家廖亦武在前往参加德国科隆文学节途中, 在成都机场被警方从飞机上带走, 并暂时将他扣留。周一,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就廖亦武前往德国受阻一事强调说,德国政府曾多次并通过高层做出努力,希望促使廖亦武成行, 但令人遗憾的是没有成功。 韦斯特韦勒还表示,德国将通过同中国方面公开对话,为中国实现言论自由和公民权继续努力,并希望不久后能够在德国欢迎廖亦武。德国之声采访了科隆文学节主办方的发言人威尔纳·科勒(Werner Koehler)。

德国之声:廖亦武希望能够参加科隆文学节。在他启程前往德国之际被从飞机上带走,并被警方暂时拘留。你作为科隆文学节的主办方怎么看这个问题?

科勒:我们当然对整个事件感到非常气愤, 况且我们在筹备阶段一直努力冷静地处理这个问题。廖亦武已经得到了两个月的德国签证。 在处理整个事情过程中,我们有意避开了一些敏感性问题。我们希望这只是一次作品朗诵活动,一次艺术家的旅行。但即便如此,在集权统治体系下看来也得不到许可。这让我们无法理解。

德国之声:警方禁止廖亦武出国。 你们事前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科勒:不允许他前往法兰克福书展这件事已经众所周知。然而我们曾抱着一线希望。 考虑到法兰克福书展上有许多国际记者到场, 中国方面因为担心让廖亦武这样一个人出席,会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因而阻止他成行。因此我们希望将我们的文学节档次放低,避开政治话题。我们强调说,邀请廖亦武完全是因为他写的一本书。 我们希望这样说廖亦武就能成行。 开始阶段中国方面并没有做出什么大反应。廖亦武本人也了解了一些能否成行的情况,当时并没有人立即告诉他,他不能出国。

德国之声:你们今后将通过什么行动支持廖亦武呢?

科勒:我们现在同他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我们也无法做更多的事。 我们一直在考虑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减少对他的伤害。 其实当我们发现事情有所变化时完全可以大肆宣传, 可以指责中国有关当局。 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们不想火上浇油。 后来廖亦武本人表示,他会尽一切努力前往德国, 哪怕遭到扣押和逮捕。 这是他在遥远的中国做出的决定,而我们在这里能够采取的措施非常有限。作为文学节主办方我们只能表示抗议。 然而看起来, 中国政府并不理会国外是怎么评论它的。

德国之声:科隆文学节已经安排了廖亦武的作品朗诵活动。 那么他不能来,这个安排又怎么落实呢?

科勒:我们的确有这个安排。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 是一本佳作。这是我最近几年来阅读过的最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我们并不关心什么政治见解,我们邀请廖亦武是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写作者。我们认为,一位杰出的写作人应当同世界所有人一样享有行动自由。我们将为廖亦武举行一个声援活动。 现在正在讨论有关的细节。 这个行动肯定对他本人和他的书有所帮助。 我们将在文学节上朗诵他书中的章节并讨论中国问题,讨论中国对待异议人士的做法。 因为廖亦武正是众多异议人士中的一位。

彭小明:搞笑露丑的题词

2009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了一些打着毛泽东旗号的极左派组织,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等等。他们在国内和海外开设网站,鼓吹极左思潮,把河南的南街村捧为试验田样板,甚至还公然举行了党代会。头脑冬烘的左派新毛分子中有人在网页上赫然号召:“团结在毛新宇主席周围,为夺回人民的江山奋勇前进”,企图拥戴毛泽东的孙辈毛新宇来领导极左团伙,复辟毛氏封建王朝。

毛新宇是毛泽东的孙子。中国军事科学院博士,据说军衔即将晋升为少将。其实,有人说毛新宇的父亲毛岸青是个精神病患者,所以他的智商也可能有问题。如果他的智商低于常人,那么他的博士学位和将级军衔就是依靠封建式的血统关系取得的。毛博士的智商到底如何?一般来说,智商的高低需要精神病专科的医生来鉴定。但是从某些人的言行也是能够做出大致的判断的。毛新宇特别喜欢题词。从网上的多幅题字来看,1996年开始到2004年,似非偶一为之。一般非文盲的中国成年人对于汉字书法都有点基本常识和自知之明。如果没有书法修养,一般不愿意将自己的书写随意相赠,更不敢自称为题词、自诩为书法艺术。毛新宇的字毫无书法基础,不要说毛笔字几无功底,就是钢笔字也谈不上是经过训练的,属于与书法艺术风马牛不相及,无培养前途的类型,大概是比写得一般的普通人还差一点的主儿。就是这样的字,竟反复拿出来“题词”,还毫无愧怍。

毛泽东生于1893年,2003年的题词应该写作“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才对。可是这位毛氏嫡孙的题词上竟写成了100周年。堂堂军事科学博士连得小学生的算术也算错了;算术出错不太令人惊奇,出手如此草率,至少说明此人欠缺相应的学术训练。

再说,题词的口吻也值得商榷。通常题词的口吻应该属于公众通适语气(德文颇讲究,宜用第一虚拟式)。例如:“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一纸风行”、“气壮山河”等等,令任何读者读来,都不会有身份上的抵触。而毛新宇的题词,凡涉及毛泽东一律加上爷爷的称呼,令所有读者都感到身份上的格格不入。当代的老年人和少年儿童不适合称毛泽东为爷爷,即使与毛博士同辈的中年人也多不是毛氏之孙,一般人都更加把毛泽东视作一名政治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位爷爷。将这类亲属称谓妄加于公共题词属于严重的修辞不当。

毛博士题词的字句也不伦不类。通常题词都应当字斟句酌惜墨如金,这样干瘪啰嗦的长句,不仅毫无文采,当中“珍品”处还加逗号断开,更显得文理不通。这类题词通常宜当先题写简洁、精炼的字句,例如“功德圆满,蔚然成风”之类的美言若干,再用小字叙述该具体事项:“——题某某某某捐助活动”,方才文从字顺一气呵成。毛博士的题词文词浅俗,书体丑陋,口吻失当,更兼错讹,自曝其人缺乏起码的人文基本修养。这类修养并不需要高深的专业训练,一般稍有悟性的普通人也能无师自通。

专制社会把人民监控得越来越愚昧,也会把专制统治集团自身打造得越来越愚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