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王军涛“五十而知天命”之年，也是我和他相识相交的第30年。我们在这30年中，既有风云际会，又有跌宕坎坷，还有生死与共。从1991年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分手后，光阴已经过去了17年，回忆往事，倍觉想念。写下我们共同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作为给军涛的一份生日礼物。
事实上，全国高校竞选运动参与者受到的迫害，还不是最残酷的。在同一时间，社会上的民主运动活跃分子，正在遭受自四五运动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打击。本来，在魏京生被判刑后，《四五论坛》等民办刊物已经停刊。半年后，政治空气逐渐回暖，一些民刊开始恢复，还酝酿成立全国性的组织。1981年2月20日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又称中央“九号文件”），所确定的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在处理过程中，要首先取得法律根据，依法取缔。如宣布取缔后仍继续秘密活动，则应对参加人员按照情节轻重，分别依法给予传讯、搜查、警告、罚款、拘留或其他必要的处分，同时通知他们的家庭和所在单位密切合作。对非法刊物、非法组织的处理，不要登报、广播。”“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捕和传讯，包括徐文立、王希哲、杨靖、何求、傅申奇、秦永敏、孙维邦、徐水良、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等。其中徐文立判刑15年，王希哲判刑14年，多人被判10年、8年、7年的重刑，还有许多人被劳动教养。
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我们这批人——四五运动、民主墻运动、竞选运动的幸存者——应当怎么办？在我当时的一份发言提纲上，列举了四种可能的选择：
1.消极等待
2.洗刷历史，在体制内循序而进
3.化整为零，进入已被体制接纳的圈子
4.积极地进行可以进行的一切活动
所谓“等待”，就是“等待民主革命高潮再次来临”。当时已经有了经验，凡是落到文字上的东西（哪怕只是在几个人的会议上的发言提纲），都要有所隐讳。军涛在2003年讲述了他一度有过的革命情绪及这种心态的转变原因：
民主墻和竞选使我开始与旧的体制分道扬镳。1981年，邓小平决定彻底封杀民主墻并且大规模抓捕惩处民主墻活跃分子后，我不再寄希望于体制内活动，决心走独立的道路，彻底独立于权势者的安排。那时，我感到愤懑和压抑，甚至愤世嫉俗。就我早期的思想和个性而言，我应当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在和平表达政见、寻求变革被彻底镇压之后，在邓小平背叛当年将其推上权位高峰的民主墻并如毛泽东一样以镇压解决政治分歧之后，难道不应当摈弃改良的幻想、以革命推翻暴政、讨还公道吗？
尤其令我愤怒的是，中国人如此健忘，就在那样一场深重灾难后，竟如此容易再走老路，容忍和支持邓小平的政治迫害。即使某些理解和同情民主墻者也好意劝说，我们走得太远，才导致邓的措施；如果能象他们那样注意策略，就不会出事。我则争辩，当魏京生被抓时，《北京之春》就知道下一个迟早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不加入民刊联名批评魏京生，而是出专刊为其辩护的原因。我们当时与魏京生对中国的问题确实有不同的关注点和思路，但我们反对政治迫害；保卫魏京生实际上是保卫我们每个人的政治安全。我为这些政治短视而悲哀。激愤使我一度整日狂饮痛醉。
几个因素使我没有沿着思考革命的路走下去。
首先，我看到共产党内还有一大批勇于承认错误并锐意改革的人。胡耀邦先生是其代表。1957年赫赫有名的林希翎女士曾向我介绍过胡耀邦对她的案子的关注情况。我本人在79年也曾与耀邦有过一次长谈。那是当时《北京之春》代主编吕朴先生与我登门拜访耀邦。虽然我们是不速之客，耀邦还是见了我们。我力促耀邦改革，释放魏京生。耀邦先生论及改革很动情。他列举王安石的命运和自己的经验告诫我们对于中国的改革要有耐心和深思熟虑。关于魏京生一案，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出一份贵州省委报告，介绍如何抓启蒙社骨干成员又释放并关心他们生活的情况。显然，耀邦主张放人。我还与胡启立、李瑞环、王兆国、张黎群、韩天石、袁庚等领导人接触过，他们的思想容量可以接受自由民主理念。由于我的人生境遇，我一直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共产党或人们所说的体制内的各层领导的决策和行为。我深深感到在旧的体制由于制度缺陷不可避免地堕落腐败的过程中，一大批有良知的人仍然苦斗维护正义和试图挽回颓势；最终他们会得出改革体制的结论并以其权位和影响力结束这个体制；即使那些堕落者也可能出于个人利害考虑最后站在变革体制的一方。事实上，在保护和支持我的师友中，一直有众多的共产党人；邓小平每次镇压自由民主运动都引起一批共产党人与他分手，他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个人代价。何家栋、严家祺、郭罗基、于浩成、刘宾雁、苏绍智、陈一谘、张炜、高文谦等是不同时期的代表。
第二，广大人民在80年代接受并支持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政局。我们毕竟追求的是民主理念；不论我们多么愤世嫉俗地为民众的胡涂而悲哀，我们必须正视他们的情感和利益。我们必须承认和维护普通人按照普通人的幸福标准、是非观念和代价承受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权利。
第三，在北京大学我越来越接受人道主义的思想道义原则。这一原则所要建立的社会是减少暴力和增强社会理性讨论的功能。
第四，我接受自由民主理念是出于对上一代人发动的革命的残酷后果的反思。在反思中，我们不能不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当年那些以建立自由民主为目标的理想主义青年会变为残酷的政治迫害狂？以子明的话说，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中国的仁人志士一代比一代激进，总是在暴力颠覆上一代的政治理念的革命中确立自己的使命。一个答案是，革命者急于求成的热情易于对不同意见采取仇恨心态并加以消灭。在中国已有如此众多的同胞死于同胞之手后，我们不能再蹈旧辄；我们应当坚持以理性善意对待不同的政治意见和利益。我们必须注意实现崇高目标的手段不应是悖逆人性的方式。
第五，通过阅读，我对西方进步过程有了更完整的了解，虽然其中也有血腥暴力和歹毒阴谋，但进步的主流是理性、和平、善意和合法。即使所谓革命也是政治领域的有限变革。那些大规模的伴随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大都后果惨重且后来迷失方向，不是复辟就是倒退。革命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损失和生命幸福的牺牲灾难，而且造成政治心态和社会心理创伤使得以后几代人缺乏必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条件建立正常的和平生活秩序和合理的政治制度。
最后，在研究关于科学的哲学后知道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和寻求真理的过程性。暴力和强迫的环境不利于发现真理和适宜道路。然而，我并不否认革命在某些历史关头的重大推动作用。革命都是统治者拒绝改革并激化矛盾逼出来的，是人民在渐进改革失败、无效或被堵死后不得已的选择。当一个文明过于腐朽、统治精英拒绝和镇压一切改革时，只有革命才能建立新的更公正的社会。
“洗刷历史，在体制内循序而进”，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不是干部子弟，不属于“自家人”的范畴，而且我的真实思想，在1975年已经暴露无遗，当局不可能信任图谋“进入铁扇公主肚子里翻跟斗的孙悟空”。
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处分的决定
陈子明，男，23岁，职员出身，原在内蒙阿巴嘎旗额尔登毕公社插队，一九七四年八月入北京化工学院学习。
陈在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因从事反动秘密活动，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经查，陈在插队期间与徐云（内蒙锡盟师范学员）一起，以交谈和写信方式，交换、散布了大量的反动观点和不满言论，形成了一系列反动谬论。他们诬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歪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狂妄地提出，要“争取混入党内，窃取较高的权力，实行和平演变，最后达到制度的改变。”
……经团委研究同意二系7404班团支部和二系团总支关于开除陈子明团籍的处分决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京化工学院委员会（章）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军涛则与我不一样，他是部队大院的“骄子”，在老干部的眼里，“自己的孩子，犯点错误没关系”。胡耀邦曾托二机部401所所长转告军涛，要他“不坠青云之志”。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只要军涛能够忍耐一下，经过这次坎坷后，他还是会有前途的。但是军涛自己对于走体制内道路，早就没有丝毫意愿了，他铁了心要以毕生精力探索一条“独立的道路”。
“化整为零，进入已被体制接纳的圈子”，这是当时朋友中极个别人的想法。体制内的青年圈子，是指正在浮出水面的几个所谓“太子党”成员小圈子和已被邓力群认可的“农村组”等。有人下决心走这条路之后，便断绝了与我和军涛等老朋友的关系，并在官方刊物上谈自己如何从迷惘中觉醒。
我的主张是采取第四种选择。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队伍不散，旗帜不倒，态度要积极，目标要适中，要有毅力、有长劲儿。现阶段先把力量从直接政治活动转到战略研究方面来。在分工方面，我的具体设想是：
①方（觉），行（政学）；②陈（子明），政（治学）；③王（军涛），未来学、青年学；④李（盛平），历史、官制方面；⑤魏军：乡村政权的沿革、结构、比较、模式设计，乡村政权与经济组织关系的文章，法学与社会学方法结合；⑥吕朴，党政关系，行政工作制度？⑦吕（嘉）民，国家计划资本主义的价值，大家可讨论？苏联政体的演变，马恩列斯关于政体的思想；⑧胡平，可化名发表，形成学派，倚重。
我当时还草拟了一份《逐步建立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的设想》，全文如下：
一、建立专科研究小组
1.经济学小组：就业问题小组+北大经济系一些人+申申一些人
课题：经济发展战略（包括就业），姜洪有详细计划
广义（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狭义
2.政治学小组：详见另页
课题：集中于行政学方面
3.历史学小组：一分校+杭大周明等一些人+北京其他人
课题：世界近代史、共运史
4.哲学方法论：胡平+……+黎鸣+军涛？
5.文艺沙龙：老吕+老彭+……，创作与文艺评论
6.社会学与人类学：
7.法学：
二、多学科沙龙
一、二月聚会一次，分别报告各人的研究成果、本学科进展、动向等，轮流主持与报告，讨论人员：除上述小组成员外还可请农经会人参加，其他人。
最近的两次报告：方觉的行政学，姜渔的就业小组成果。
三、确定多学科研究课题：
例如：匈牙利、捷克体制改革的全面考察：政治、经济、历史……法律。
四、成立秘书组
例如：闵琦、姜渔、任XX、于晓生？
由于受到两种情绪的影响，上述倡议最初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一种情绪我当时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过多的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想像上）”，幻想新的民主革命高潮会很快来临，不想去做长期艰苦的理论跋涉和组织准备。另一种情绪我称之为“政治悲观主义”，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和“体制论”束缚，认为现行体制经受住了民主运动的冲击，已经重新站稳脚跟，掌权的“特权阶级”不可能让我们保持团队型存在，只能水银泻地，各谋出路。对于先在社会上生存下来，逐步壮大自己的实力（首先是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然后再影响政治，这样一条迂回曲折的路径，许多人一时还不能接受。
当时真正搞起来的只有一个“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会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王忆会、姜洪和该校人民代表竞选人秦永楠、姜渔发起的，灵魂人物是原民办刊物《沃土》主编姜洪。起初，“就业组”可以说是一个校内学术团体，在北京大学石小敏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陈子明等人加盟后，就成为“九号文件”所谓“成员在单位之间……串连，在组织上、行动上实现……联合”的跨单位团体了。
我一方面参加“就业组”的工作，一方面按照上述分工计划，在政治学领域中进行了高强度的补课。我当时用半年多时间，读遍了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几乎所有的中文政治学专着，还选读了少量英文的政治学论着。确定了如下的研究选题：
一、党政分离，以党代政
一元化，行政功能，决策功能
二、从巴黎公社到苏维埃
——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体的初步尝试
三、对于考任制的历史考察（沿革，过去与今天）
1.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
2.欧美国家近代文官的核心
3.日本建立考任制的途径与效果
4.考任制在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中的地位
5.列宁建立考任制的设想
6.建立考任制是改革行政干部制度的关键
四、关于国家与政府的定义问题
五、终身制与政府的稳定
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七、政府目的与效能的关系
我在1982年最先完成的一篇政治学论文是《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考任制度》，提出将国家干部分为选举任用的政务干部（政务官）和考试任用的行政干部（文官）两大类。之所以选择文官制度（公务员制度）作为研究首选，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祖父的哥哥陈大齐（陈百年），长期担任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长、考选委员会委员长，之前担任过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赴台后担任政治大学校长，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听祖父和父母介绍过他的情况，从对家史的补课自然而然地转向了对考任制度的研究兴趣。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公务员制度有可能是在当时情形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论国家机关行政干部考任制度》和此后一些有关公务员制度的文章，我都通过一起在内蒙阿巴嘎旗插队的“插友”、时任主管组织人事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宋任穷的秘书秦晓，递交了上去。
两年以后，由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张黎群，副所长钟沛璋、李景先，他们都属于“团派”，其中李景先与我姑姑陈尔玉在“地下党”时期同属一个党支部）的支持，“劳动就业问题研究组”扩充为“国情与青年问题研究组”，上述建立多学科研究团体的设想才得以付诸实施。但是好景不长，“国情组”在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被青少年研究所宣布“脱钩”，随后该所本身也被撤销，人员被合并到社会学所。在1984年“公司热”兴起后，我们才得以重新集结队伍。
《邓力群自述》称：在整个80年代，“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我们可以说是完整地体验了其中的5次震荡。跌到了，爬起来；再跌到，再爬起来；……一直到1989年被当局一网打尽。对于这一段的经历，胡平和军涛曾有过一个描述：
胡平：这批人“屡犯前科”、长期受到内部监控，而能把事业发展到如此程度，实在不容易。子明成天骑个破车四处跑，不管严冬酷暑不知疲倦。有时很晚到我家来，饭都没顾得吃。随便送上什么东西，他都连说“好吃好吃”。我那时具体工作做得少。主要开开会，写写文章。我对子明开玩笑说“你是活动家，我是死动家”。
王军涛：那次，你、我、子明、××在××家谈话。我讲到我们不在体制之内。现行体制无非两种可能，要么由于封闭而垮台，要么由于开放而转型，无论发生哪种变化，我们作为一支独立的、民间的、理性的和建设性的力量都会发挥它的作用。
胡平：我们说好不去做官，给的官不要，除非是靠竞选。子明在八六年九月《青年论坛》组织的讨论会上也讲要树立新型知识分子的人格典范，要靠理性，要有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在政治气候好的时候也不借助权势。
起初，军涛在多学科研究团队的组织、整合上投入不太多，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通过阅读和讨论，我逐步建立起自己理解的自由民主的理论基础并且学会如何以其批判、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上，我越发意识到，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不仅应当有理念，而且要有适宜的途径和战略策略去开发活动领域与空间。我们还需要独立的实体去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我们的战略。没有可操作的项目计划和创造性实践，自由民主就是空洞的理念；历史的可能性是人类创造性活动，人类社会进步是通过各种力量互动实现的，不是概念化的先验分析能完全事先界定的。
军涛认为，仅在首都北京寻找和开拓活动空间是不够的，中国最有改革活力的是在地方，尤其是在南方。
1984年，当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后，我立即辞去公职，南下武汉创办这样的独立实体。经谢小庆推荐，蒙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章开沅先生邀请，我到武汉尝试创办以教育为基本资源的智力服务企业。后来又转到武汉大学创办江夏夜校，我担任校长。我当时计划创办一所新时期的黄埔军校。20年代的中国是军事定天下，因此应当办军事学校。80年代中国需要更广泛的人才在各个领域创造性地推动局势变化，因此应然办更多样化的人才培训学校。而后，我又转到武汉发动机厂作企业诊断顾问。最后，我受聘担任湖北省政府规划办公室秘书长助理，为九个县市制定发展战略编写纲要，进行培训。
在湖北，以及由此游历四川、陕西和广东及深圳，使我收获甚丰。武汉九省通衢，人才会萃，又恰逢胡德平政治支持，有关广富和吴官正在省市两层倡言改革，一时风气领天下之先。天时地利人和使我有机会接触京城外的各阶层人士。我先后与科技研究者、教育工作者、国营工厂干部和工人、地方政府各级官员、私营企业主、出版家、工人活动家和个体工商户以及江湖术士相交和共事。萧远、刘卫华、王志平、张志扬、鲁蒙、陈家琪、邓晓芒、黄克剑、萧凡、胡发云、张元奎、陈天生、蔡崇国、李明华、王一鸣、许苏民、彭明、王振耀和徐勇以及客经武汉的雷帧孝、黄祥、朱正琳和冯伦等都成为我的好友。我还利用办学、经商、企业诊断和为地方政府制定规划，广泛了解中国现实状况、问题和风土人情世故。当我回到北京时，已经不再纯粹是只知道理想和书本知识的理想主义者，而是在心中建立起这样的现实主义意识：设想每种战略策略一旦实施会在现实中有什么响应和后果，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实际可操作的战略方案。
1986年6月，在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高潮中，经军涛和《青年论坛》编辑部安排，我与龚祥瑞先生和闵琦到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省直机关业余大学参加了一系列座谈会和讲演会，介绍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新动态。我与军涛在九省通衢、当时的改革试点城市武汉会合，心情非常愉悦。我们与军涛结交的一批新朋友畅谈后，得知他在武汉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并受到广泛好评和推崇。我们约定由军涛牵头，调动武汉各方面力量，开展“公民论”系列课题，作为刚刚成立的中国政治发展与行政研究中心（不久后改组为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项目。但是，有关部门不能容许军涛在武汉大展身手。不久，军涛就来信告诉我：
自六月份始，对我的压力增大了。就在你们来汉的同时，武汉市公安局党委书记与湖北省规划组秘书长（他是聘我的人）要求他解除对我的聘约。这位秘书长既同情我们的政治遭遇，又钦佩我们的政治见识与勇气，因此，不愿这样做，便问公安局党委书记“他有问题吗？”回答：“目前还没发现，但他应当回北京。”秘书长回答很干脆：“他很能干，这里需要他。”接着几日，省科委主任亲自找我的几个同事了解情况，大家对我评价均很高。最后，省保密委员会亲自发文：“凡正式编制不在武汉者，一律不符合聘用于规划工作。”这样，我在湖北省规划办很难处身，秘书长又与科委主任商量，把我放到一个县规划指导组中去，但很快又由省里来指示制止，并要求秘书长以党员名义保证，尽快解除我的工作。当然，要妥善安排后路，待遇从优（多发工资和解聘费），开欢送会，给做一个很好的鉴定等。目前，我已离开规划办。
军涛后来说：“我南下有两个目的，1.搞调查，2.建生长点。湖北省为逼我回京专门搞了一个文件，让档案不在武汉的人离开武汉，当时这种人还有葛里西、冯伦等。他们的文件只发了两分，就是针对我，最后把我逼回北京。”在专政机关的强大压力下，军涛没能在武汉扎下根，达到建生长点的目标。然而，他的独特经历和广泛人脉，成为我们这个团队进一步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资源。
第六，在民间社会扎根：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
正如邓力群所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1986年是自由化的一个波峰，1987年是一个波谷。在1986年，我们这个团队如鱼得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到了1987年，就遭遇一次巨大的危机。
我们在1986年策划了一系列鼓吹政治体制改革的会议。闵琦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他征得总编辑黎澍的支持后，以该社学术活动的名义举办了“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3月，军涛正好回了一次北京，他与我和闵琦一起走访了龚祥瑞和苏绍智等老一辈政治学者，为座谈会作准备。4月召开的这个座谈会成为该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热的起点，我和中国政治发展与行政研究中心的几名成员都在会上发了言。5月，我们又策划了以中国社科院青年社会科学论坛、《政治学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名义召开的“政治体制改革座谈会”，会议规模很大，连续安排了两天发言。8月，我们和社科院团委共同发起成立了“青年政治学研究会”筹备组，以筹备组的名义又举办了“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等多次学术研讨会。
1986年7月，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正式成立。中国政治学会第一副会长李正文同意出任所长，由我担任常务副所长。研究所下设政治发展研究室、社会调查与政治计量研究室、议会与政党研究室、国际政治与外交研究室、法制建设研究室、行政与劳动人事研究室。在成立不到半年时间里，召开了“经济·社会·政治全方位改革的思考”、“共和国十年政治发展”、“中国外交的回顾和展望”、“政治计量学与社会调查”、“中国政治改革的国际环境”、“军事政治学”、“执政党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第三世界国家多政变的原因”、“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等一系列的学术讨论会，出席者多则上百人，少则几十人，多数有媒体记者出席并在报刊上发表会议消息、综述或根据发言改写的文章。研究所还有自己的内部刊物《政治与行政研究》（主编：何家栋，副主编：陈子明、李盛平），每期发行几万册，印数超过了国内正式的政治学期刊。
1987年初，胡耀邦下台，我们这里紧接着就出了状况。2月27日，国家科委人才开发服务中心发文，决定与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脱钩”，要求其在近期内另择挂靠单位。据称，有三个政治局委员、两个书记处书记过问了研究所召开“军事政治学”讨论会的情况，国家科委因此做出上述决定。3月3日，共青团中央与《中国青年报》联合调查组又来研究所调查该报军事记者杨浪在“第三世界国家多政变的原因”讨论会上的发言及背景情况，并索取会议录音磁带，据说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对发言大为不满，但我们拒绝了调查组的要求，没有把杨浪的发言交给他们。
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何去何从？所核心层在我家召开了一次8人会议。会上两种意见争执不下，讨论从傍晚一直进行到午夜以后。一种意见认为，前两年，因为高层没有怎么关注和重视，令我们得以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现在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已经进入了有关部门的瞄准镜，是必死无疑了；只有解散该所，才能够躲开密集的火力，寻找新的活路。另一种意见认为，有关部门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这些人的盯梢和干扰，至于叫什么所、以什么方式集结，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国家科委只是与我们“脱钩”，并没有叫我们“解散”；所的前身是中国政治发展与行政研究中心，隶属于中国行政函授大学，后者是经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合法机构，只要把研究所重新归属函授大学就可以了。最后付诸表决，3票赞成保留研究所，3票反对，2票弃权（其中1票偏向赞成，1票偏向反对），两种意见势均力敌。结果达成一个妥协：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既不对外宣布解散，也不再继续运作，而是把它“冷冻”起来，人员分散到业已成立的另外两个研究所。当时，只有军涛、闵琦与我一起投了赞成票，并与我一起转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一些合作者离我而去，这已经是一年里的第二次了。
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了两所函授学院（北京财贸金融函授学院和中国行政函授大学），有学员23万多人，专职员工百余人，兼职教师数百人（主要是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可支配资金近2000万元，其实际价值按现价计算应当加上一个○；由于我们的主要开支是人工费用，聘用中高级知识人才的费用20年来至少增加了50倍。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道路选择的问题再次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洗刷历史，在体制内循序而进”，“化整为零，进入已被体制接纳的圈子”，以更加高级的样式成为可能的选项。
到了80年代中期，“体制”出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许多原本是“体制外”或“非体制”的东西，经过“挂靠”关系，就可以嫁接上“体制”。当然，这种“挂靠体制”是“准体制”或者说“假体制”，既没有党团组织，也没有铁饭碗与社会保障，只是赋予了一种半合法性的“身份”。一旦所挂靠的单位与你“脱钩”，不给你盖主管单位章，你就无法进行工商与税务年检，也就变成非法的了。我们及时抓住了这个新出现的机会。王之虹当时在北京钟表工业公司担任团委书记，她在“公司热”中创办了一个“团办企业”——北京自强实业有限公司，只有三四个员工，很快，我们就在这个母公司下面办了一系列的子、孙实体。自强公司下面办了北方书刊发行公司；在自强公司咨询部承办河北省馆陶县和北京市西城区战略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成立了北京经济研究所；然后又以北方书刊发行公司和北京经济研究所的名义发起成立两个函授大学；在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下面又成立了中国政治发展与行政研究中心，……一年多时间里，就派生出十几个经营开发和教学科研实体。
当时，只要我们注意“洗刷历史”，至少是不再刺激当局的敏感点，是有可能在已经扩容了的广义“体制”中存活下来的，甚至可以“闷声发大财”。事实上，我们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在金融、企业咨询和股份制改造、劳动人事培训和职业介绍、民意测验和商情调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布局。军涛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没有能够立即在研究所中明确身份——是客卿顾问还是领导成员，他曾在短时间里有所疑惑。我当时没有告诉他，对于他的加盟，在研究所骨干成员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因为在我们这一批人中，军涛的“历史”和“现行”，具有最高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他的进入，势必会改变研究所的形象与走向。
“进入已被体制接纳的圈子”，在当时也不是什么难事了。既不需要“悔过自新”，也不需要“化整为零”。几个“太子党”圈子，对于我们这个团队都产生了浓厚兴趣，鉴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怕“沾包”受牵连。我们组织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邓朴方同意挂名主编；还一度同意由我们在华夏出版社下面办一个华夏图书发行公司，而一旦公司正式挂牌，我们已经筹备好的一个阵容强大的华夏读书社就可以开张了。陈元同意我们在他担任区委书记的西城区下面注册北京经济研究所（我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还一度同意担任由何家栋先生和我主编的《青年理论家文稿》辑刊名誉主编。我赞成与各方面人士建立良好的沟通和互动，但是反对卷起旗帜，被别人“收编”过去，成为政治上的附庸。这样，在团队内部就出现了裂痕，最后只好各走各路。当年的一位合作者，也是职员家庭出身，也有民刊和竞选背景，通过“进入已被体制接纳的圈子”，现在已经是一位副部级的官员。
当时，我在所务会议上说（记录稿载《闵琦档案》，现藏荷兰莱顿大学）：
我不是不同意在体制内活动，在支持党内改革派上也没有分歧，但是，我们代表着政治多元化格局中的一元，我们应有自己的语言和态度，坚持自己特殊的“色彩”，不能把这种民间色彩视为必须甩掉的旧包袱。
我们面前有两条别人正在走的路：一条是陈一谘、潘维明等人的影响决策之路；另一条是金观涛等人的改造文化之路。我们应当走的是区别于前二者的第三条路，即：在民间社会扎根，促进某些社会阶层成长之路。我们是一个同志兼朋友的政治集团，因为我们已集“四五”以来历次民主运动的经验于自身；同时我们还应当把自己办成一个第一流的科研文化托拉斯。
团队应当具有的属性，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们是一个以政治为灵魂、以文化为形态、以经营为后盾、有独立意识和既定目标的自觉的团体”。对于这一定位，军涛给予了最初的推动和最有力的支持。他在1986年从武汉写给我的信中，明确主张“举旗”而不是“卷旗”：
去年，你的集团发展战略给我印象很深（集团发展的四个条件：实体、旗帜、理论与队伍）。现在，你的实体问题或经济问题已基本解决，后三个问题能否解决，我以为，除具体技术性细节外，以及一批结构合理的人之外，应属旗帜最为重要。事实上，你有最有利的条件选择旗帜。在今天中国激烈变化的形势下，你的经历是一笔经济中的“不动产”（在热闹市面上）。你的关系，也有可能在最宽广的范围内选择形象（从最激进的到最温和的）。我想，你应当花点时间考虑旗帜问题。
如果你想从长远角度看为事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那就应树起旗帜。这种旗帜，应当有几点：（1）应当抓住困扰着我们整个民族（包括中央与老百姓）的问题。（2）应当能纳入中央决策集团的苦恼与眼界，并在短期内对他们形成功效。（3）应当有丰富的历史容量和弹性，在较长时间内与较复杂的形势下不失其意义的魅力与价值。
有了旗帜，你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性建立队伍。而且这能聚集的力量远不是“队伍”一词能确切概括的。那是中国最有影响或最富于进取心的社会阶层、集团和势力。我觉得，你肯定能意识到，在最初聚集的创业者中，境界与理论的参差不齐，这不是靠理想、思想碰撞或事业发展能解决的问题，而是靠新的真正被旗帜激励起来的人们不断涌入来解决的。
说实话，我很自信，一直相信我们能构成国家生活的最大影响力量。因此，我不热心于与别的力量搞什么密切关系，或寄人篱下。我本无宗派，但介入现实，还是愿意离志同道合的朋友近些。
（某些人）在投机于历史发展潮流时，几易旗帜，有奶是娘，有意识集丑恶政治大成于自身（权术意识）。在自己官僚化进程中，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团，并将一代人面临的任务与中国学术界的水准、内容，全部庸俗化，并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青年对历史反思批判之后倡导形成的知识分子良知，逐步毒化、吞食，即使从精神领域出发，也应予以打击了。
我在黎鸣那里，陈兆钢那里，杨百揆、包遵信等人那里，都讨论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这个问题，可以作为口号。知识分子的良知，首先表现在对“真理”的追求，即，从认识自身发展出发，展开学术研究，敢于得出结论，敢于涉猎禁区；其次，知识分子的良知表现在追求正义，即，大胆怀疑，平等待人的风尚。望在任何场合大讲“知识分子的良知”。
军涛成为研究所主要领导成员，投入团队的具体运营操作后，很快总结出在专业领域的发展战略：
建立一条思想生产和销售流水线来推动精英思想和社会观念变化。首先是研究开发思想产品，这包括翻译和研究课题以及头脑风暴式的沙龙讨论。其次是生产，包括报告撰写、书籍编辑和音像制作。再次是销售推广，包括讲座、函授、培训、图书发行、研讨会、报刊通讯、新闻热点制造等。再次，我们建立实验基地，这不仅包括我们自己办的各类事业实体而且有我们选择的各种发展地区和部门；在这些实验基地尝试我们的想法。最后，有后勤保障和资源（包括软硬两种资源）开发；为支持我们的事业，我们建立了计算机中心、车队、调查中心和一套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文秘处理班子。所有这些环节都有专业化实体实施具体操作方案；而几十个在各个领域法律上独立地运作的实体和项目通过团队核心的沟通和协作，形成相互衔接支持、蓬勃创新发展的事业格局。
我当时也对来访的前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科瑟教授说过：
社会学家进行社会调研工作，无论是拿政府的钱还是拿资本家的钱，都很难不影响研究的公正性。我们的目标是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力争实现自我筹资、自由选题、自主发表，为具有独立意识的学者提供从数据、经费到报刊发表、出书的一条龙服务。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分工合作、资源共享、统一调配（例如以畅销书的利润补贴可能赔本的学术书），以强大经济实力为后盾的综合体。
军涛受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委派出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配合总编辑何家栋先生，在短短几个月中就把《经济学周报》办成与《世界经济导报》并驾齐驱的准民间媒体，这方面的情况已经为许多人所了解；而军涛作为团队的地区开发负责人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知道的人还很少。
军涛作为两所函大的分校工作部主任，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几十所分校。我们的函授大学涵盖了金融、审计、税务、工商行政管理、物价、经济法、贸易、工业会计、商业会计、行政事业单位会计，行政管理、人事管理、劳动管理13个专业，大多数学员都是地方上实权机构的干部。通过办函授，我们与这些人建立了师生之谊。
军涛作为北京人才评价考试中心副主任，与兖州矿务局签订了“建立人事评价系统和探索大企业人事制度改革的协议书”，成立驻兖州办事处；领导了对蛇口工业区的企业诊断与人事培训计划（在袁庚和周为民的支持下）；参与筹建了天津、深圳、武汉、呼和浩特、贵阳、南京、西安等地的分中心。
军涛作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后来兼《经济学周报》）开发部主任，联系马文瑞、郭洪涛等几十位陕北籍老干部来所座谈，发起成立延安社会经济发展基金会；又联系中国道教协会主席黎遇航，筹建茅山道教文化基金会。他还主持了社会调查员的选拔和培训工作，为中国民意调查中心建立了遍布全国的3万人社会调查系统。
我和军涛都认为：改革的目的是要最终瓦解极权专制的全能主义国家，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分流，重建市民社会，使各种社会中间层和中介组织蓬勃成长。在特定的改革过渡阶段，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地方政府也可被视为社会中间层。在社经所的团队发展战略中，推动社会中间层和中介组织的发育生长，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军涛1986年在武汉铩羽而归，两年多之后，他在地方上“建生长点”的计划，便以几十倍的规模得以实现。
1989年4月，军涛携几位陕北老干部和十几名首都大报记者组成一个考察团，到延安与当地党政一把手商榷建立基金会的具体办法，还在西安受到陕西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接见。随后，考察团部分成员在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北京应用技术研究所所长毕谊民的率领下，赴宁夏自治区谈判签署一项价值几百万元的技术转让合同。将主要立足点放在促进公民社会发育和成熟上，不断扩充团队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这一积极而又稳妥的发展战略，正在开花结果，展现出非常光明的前景。一般人可能难以想像，六四前夕的几天，我们的北京人才评价考试中心，正在紧张地为国家8部委首次公务员录用考试进行试卷的光电录入、判分和结果分析。六四之后，中心主任谢小庆，一方面掩护王丹、包遵信、老木、张伦等人逃亡，一方面自己在被内部通缉的状态下仍将此项工作善始善终，亲自把有关报告送到了国家人事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