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德国政府对中国阻止四川作家廖亦武出境表示了批评。本台柏林特约记者丹兰发来报导指出，外长韦斯特韦勒周一在柏林表示：“我对廖亦武被阻止出境表示遗憾。”德国政府曾多方努力，以帮助廖亦武成行。但德国将继续通过对话促进中国开放言论自由和改善人权。韦斯特韦勒还说：“我们会继续努力，以便廖亦武尽早来访德国。”

德国媒体对廖亦武普遍表示关注和同情。电视台、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网站周一纷纷对中方阻止廖亦武出境的全过程作了详细报道。

50岁的廖亦武本打算应邀前来参加三月中旬的科隆文学节，但周一在成都机场被警察带下飞机，随后被警方拘留审讯了三个多小时。现在虽然回到了家中，但行动受到监控。

在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时，廖亦武表示，自己现在的感觉是很疲累，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科隆文学节一位发言人则向西南电台表示：“中国费这么大的力气来阻止一位作家和他的读者见面，令我们感到震惊。”

廖亦武曾就六四事件发表过“大屠杀”诗作，并因此蹲过四年监牢。中方已十三次禁止他出境。

春节期间，一位波士顿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拜年，说起不久前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竞选，共和党人布朗赢得了已故民主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席位，“茶党”民众的选票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位朋友告诉我们，她这次把票投给了共和党，“因为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实在太令人失望了。”这有点让我们意外，因为她以前一直是投民主党票的，一年多以前，她还曾为奥巴马成功当选而兴奋不已，说那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事情。想不到连她也成了一名反对民主党政府的“茶党”人士。

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上，很难用民主、共和两党的分野来画出“茶党”的意识形态位置。茶党的抗议者看起来声势浩大，但却是一群“乌合之众”，参与其中的人各有各的主张和诉求，因此而成为一种典型的民粹政治表现。民粹政治是一种涂料，可以用来装饰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政党立场。美国历史上就出现过左翼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这次“茶党”抗议有相当的右翼民粹政治色彩。因此，许多有识人士即使关注“人民的声音”和同情“人民的愿望”，但对目前的“茶党”抗议，仍持审慎观察和保留的态度。

这次“茶党”抗议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政策。奥巴马通过政府砸钱救助金融和银行业、帮助汽车制造大公司、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全都收效甚微，金融机构没有起死回生，三大汽车巨无霸照样奄奄一息，美国经济还是非常低迷，失业率照样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金融和银行业高级企管人员照样享有巨额红利。因此，纳税人的愤怒便自然爆发出来。“茶党”不过是因为受媒体报道而看得见的愤怒民众而已。

民众怒火是民粹运动的力量，但也是民粹运动的弱点。民粹运动有非理性的一面，它往往把目标锁定在明显可见的对象上，而忽略了那些不明显的对象，因此很容易被善于驾驭它的政治人物或力量所利用。“茶党”抗议的许多参与者把怒火发泄到奥巴马和民主党身上，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的许多政策都是在共和党的合作下制定、实行的。

民粹运动的非理性会使得它的诉求充满了矛盾。“茶党”抗议从表面上看，似乎是针对奥巴马“救富不救穷”的救市政策。许多美国人觉得这是政府和大企业勾结起来，在继续坑害普通的小老百姓，所以必须进行“人民抗议”。这样的“人民抗议”按理说应该带有“左翼”色彩，可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对政府“救市”的不满偏偏被导向了对“健保改革”的不满。政府要介入全民健保，就有可能增税，而增税就会损害普通“小老百姓”纳税人的利益。然而，“健保改革”的本意是帮助处于社会和经济弱势地位的“小老百姓”。所以，看上去是为小老百姓做主的民粹抗议却又有了“右翼”色彩，反而对许多小老百姓自己不利。

对民粹政治在美国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民粹是民主政治中的积极的力量，使得美国政党和政客不能漠视草根民众的要求。另一种看法是，民粹运动中有太多“群众运动”非理性因素，很容易成为威胁稳定民主程序的力量。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把民粹当成一定好或一定坏的都是片面的，应当对历史上有过的民粹传统作具体的分辨。例如，美国最早的民粹运动，19世纪90年代的“人民党”动员了几百万农民，成功地反对了托拉斯企业对农民的剥削，具有积极的民主意义。但是，曾经四次担任亚拉巴马州州长的华莱士（George W allace）所领导的民粹运动就以反智和反自由改革为旗帜，是一种与“人民党”完全不同类的民粹运动。

从世界历史来看也是一样。在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困难重重的国家里，民粹政治这种体制外的“民主”会因为显示“人民力量”而变得特别诱人，但这也正是它特别危险的时刻。例如，墨索里尼将“无产阶级”修正为“无产人民”，以民粹运动达到了他建立法西斯政权的目的。这就应当成为我们对民粹政治保持警觉的一个历史教训。

光绪26年是公元1900年。年初，清廷有这样一道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因此，今再次“着即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两颗人头十万两，梁启超头上就有五万。然而这价值五万两的梁氏脑袋，此刻正在勾画五年后清廷五大臣出洋考察事略。

1905年，清廷在朝野立宪风潮的压力下，同时也是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直接奏请下，决定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宪政，由此揭开清末新政中最具实质性改革的一幕。这一幕是朝野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朝廷不论，在野推举宪政最力的便是身为逋犯的梁启超。1900年梁启超的《立宪法议》标示其宪政思想成型，这一年梁氏年仅27.以前他追随他的老师康有为从事维新运动，从维新到立宪，不过几年间，任公在思想上开始逐步脱离康有为而自成机杼。很显然，康是以前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任公却是几年后立宪运动的领袖，尤其在言论表现上，他已堪执知识界立宪之牛耳。正如当时媒体指出“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如果说维新二字我们今天一眼看去尚不知其所指，但立宪二字的政治指向却非常明确。这是20世纪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政治改革，可惜它十年怀胎，未能一朝分娩，反而流产于它的对立面同盟会和清廷。

中国立宪话语虽然早于戊戌维新时就出现，但那时未得要领、流于空泛，转过世纪以来，立宪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时代主题，并逐步从限君走向虚君。因此，以消弱君权为目标的立宪篇章是自梁启超始，梁的立宪思想又是自《立宪法议》始。该文不仅是后来立宪运动的理论指导，同时也是它的运作大纲。从运作角度，梁氏的立宪举措，远观乎英而近取诸日。英式的君主立宪是目标，日本的做法则是抵达这一目标的路径。日本明治维新是1868年开始，正式公布宪法是1889年，期间20余年属于预备立宪。参此，任公倡议清廷下诏以二十年为限，实行宪法政治。因日本明治之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梁启超隔海向清廷提议“宜派重臣三人游历欧洲各国及美国日本，考其宪法之同异得失，何者宜于中国，何者当增，何者当弃”。另外“所派之员既归，即当开一立法局于宫中，草定宪法”。其次，“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当由立法局译出，颁布天下，使国民咸知其来由，亦得增长学识”。复次，“草稿既成，未即以为定本，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皆得辩难讨论”，五年十年之后，由此形成定本，“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宪法”。

这是梁任公世纪初的立宪初步。可以看到，几年后的清廷实际上是逐步照行。1905年五大臣出洋，几乎就是踩着任公的规划往前走。更让人拍案惊奇的是，五大臣回来后的宪政考察报告，经由随同出洋的熊希龄暗中牵线，竟以任公为主笔来完成。这不奇怪，当时国人中最具宪政知识的，非任公莫数。五大臣等为妥善交差，亦以梁氏执笔为其最宜。后来，载泽在第二次奏请立宪的秘折中说：“宪法之行，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两宫阅后，俱为之动容。不久，朝廷下诏，正式宣布预备立宪。这时，朝廷真立宪也好，假立宪也罢，只要让立宪上了道，它就有自己往前走的力量，并不以朝廷的真假意志为转移。

上个世纪前十年，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大好时光。但，历史最终没有选择梁启超，正如梁启超最终没有选择革命（梁此时一度倾向革命）。革命排斥立宪，以致造成了一个百年来的革命世纪。尽管如此，梁的立宪思想对我们今天来说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只是长期以来一顶保皇之帽，我们早已把它给否定了。其实，还是在维新时清廷中人都能看出保皇乃是“保中国不保大清”。但，满人不信汉人信，革命派为挤兑立宪派，以保皇帽子相扣，外加民族主义的排满号召，果然把青年吸引到自己阵营中来。一次次发起几乎是屡败屡战的暴动，让梁启超眼见年轻鲜活的生命倏忽而逝却徒唤奈何。倒是在他们之外的袁世凯看得清楚，他说满清是一棵将近三百年的老树，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搞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又没有力气。是的，百十年来，在政治激情与政治理性的颉颃中，后者岂止无力，简直是一次次宿命性地败北。

几年前，当我第一次得到一套《底层访谈录》时，粗略一看，立刻跳出北京人爱说的两个字来：“绝活！”这种对答式人物访谈，我已经做了二十多年，起码也有上百篇，记得还有过一周做六个专访的记录，深知其中三味。但是面对廖亦武（老威）的访谈录，又深感惭愧。因为我做的访问对象都是社会表层的、有一定知名度的，大都是新闻人物，比一般记者追逐的访问不同之处，只是比较深入一些而已。但是，老威的访谈对象，个个都是从那阳光照不到的、霉气扑鼻的、人们不屑一顾的社会底层挖出来的“畸零人”、边缘人、等外人。然而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精采的书，他们苟且偷生、被损害与被侮辱、随心所欲打烂仗、荒唐不经、作奸犯科、醉生梦死、在所不计……要挖出他们的故事，不仅艰难、还有风险。有心人，偶为之，可以。但长期地、数以百计地、以命相许地去做，廖亦武外，没有第二人。

出身在“大跃进”年代的廖亦武，和文学结缘是文革后的诗歌浪潮。朦胧诗、先锋派、现代主义吸引他成为八十年代一名小有名气的弄潮儿。锤字炼句的功夫，奠定了他日后驾驭千奇百怪的底层题材、必要的文字表达力。六四一声枪响，把他打入社会底层，监狱、流浪、死去活来、机遇和挫败，最终将他推到“反动道路上，狂奔”。像西部拓荒者发现金矿一样，他找到了可以发挥他的才华、毅力、理想和体魄的空间，分道扬镳的前提是和官方文学甚至和这个震撼全球的盛世文明决裂。

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凄风苦雨，也光怪陆离。千百万文艺工作者，“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大道上狂奔、狂舞，为独夫民贼唱赞歌、擦鞋舔屁股。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数千万人不明不白死去，没有人敢写、敢唱、敢画。埋没了多少天才、多少传奇！四川人艾芜以前写了《南行记》、湖南人沈从文也写了我们湘西的不少名篇，二者都有底层情调。然而，四九年以后一个做了文学官僚、一个当了博物馆的古代服饰研究员。暴君升天，迄至今日，又如何？四川名诗人流沙河先生看过廖亦武的书后，让他大开眼界，说“十年来，我厌读那些远离现实之作，藻饰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更不用说瞎眼颂德之作了。”

制造这几类垃圾的是甚么人呢？在今日盛世文坛艺场上，名利双归的张艺谋、余秋雨、王蒙们，引领三个方队：主旋律派，和中宣部保持一致，甘为御用工具，高舞民族主义大旗，演出新时代好戏连场的“东方红”；机会主义派，大捞走资油水，巧言令色，有奶便是娘，为新的市侩文化，梳妆打扮，让千万粉丝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

党性传统派，也不乏其人。家破人亡，哀鸿遍野的悲剧，是他们笔下“母亲打儿子”的一场误会，是伟大崛起必付的学费，打天下的光荣，岂容抹黑？廖亦武发韧於此、发迹於此。千山我独行。他写底层，他在底层，他就是底层。心明眼亮的行家们都说，他写出了“另一个中国”，他的路子是“中国文学的生机所在”。

在这个“英雄如冥纸一样超级贬值的时代”，他不是英雄。他自嘲是一条狗、一只老鼠、一头苍蝇、一个饭桶。康正果说他扒粪、冉云飞说他挖人阴私、王怡则说他拥有中国知识份子最强悍的血气和肉体。

廖亦武以他四川汉子的风格、独树一帜的作品，为中国读书人扳回一城，不仅让法兰克福、兰登出版社，而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一线希望：良知仍在地下鲜活地跳动。

他被锁在皇天后土，不能走向世界，世界却接纳他。一次又一次给他通行证。俄罗斯有索尔仁尼琴，中国有廖亦武。

有一点日本史常识，都会知道日本近代的开放，是缘于美国佩理舰队的叩关。1853年7月，美国海军将军佩理带了四艘军舰，后来日本人传说中的“大黑船”，直逼东京湾，要求当家的德川幕府开放国门。乖巧的幕府，在虚张声势摆了抵抗的姿势之后，在佩理的炮口下，答应了美国人的要求。这一事件，就是日本的“开国”，从锁国状态，到把锁打开。跟我们中国人现在所说的开国，大有不同。

但有意思的是，率先开放国门的幕府，后来却因自己的开放，给长、萨藩倒幕的志士们，抓住了把柄。倒幕的口号，就是尊王攘夷，意思之一就是幕府对外投降，以夷变夏，所以要倒之。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得人心的口号。跟我们惯常的理解正好相反，所谓明治维新，主导者开始的时候一点不新，反倒主张所谓的“王政复古”，新的反而是他们所要倒的幕府。可是，倒了幕府之后，当家的长、萨藩的武士们，并没有敢真的攘夷，小小的试了一下，就缩了回去，接过幕府的开放旗帜，真刀实枪地跟西方学习，咸与维新起来。

后来，1901年，即日本作为西方社会的一员，参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那年，在佩里登陆的东京湾九里滨，日本人建了一座纪念碑，上书“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理（今译佩里）上陆纪念碑”十六个大字，是伊藤博文的手笔。而伊藤博文则是当年倒幕的领袖之一，差不多跟所谓的明治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齐名。显然，在日本人眼里，被武力胁迫打开国门，已经不是国耻，而是一种值得纪念的……什么呢？荣耀吗？好像也不是，但至少是值得纪念的正面事件。

参加八国联军，是日本人感到特别露脸的一件事。因为，此前多年“脱亚入欧”的努力，变法，变制，忍着恶心，跟西方人学，喝牛奶，吃牛肉，穿西装，甚至有人鼓吹引进西方人种，改善日本人的体质。经过此番参加西方人对中国的战争，终于有了初步成效。在战争中，日本人也特意表现得更“文明”，军队纪律比西方人好得多。因此，选择此时立这样一个碑，有点意思。当然，日本人真正令西方刮目相看，还要等到1904年，打败了俄国人之后。

日本人很乖巧，这种乖巧，让他们在近代大多数时间里，命运比中国人好得多。国门甫开，美国总领事来到日本。日本人就花大价钱给他找了一个女孩，做仆人兼侍寝。这样的事儿，中国人是干不出来的，面子上过不去。在国门洞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连妓女跟外国人做生意，国人都要嘲笑她们是“咸水妹”。赞美赛金花用身体救国，是在被八国联军打得一点脾气没有，死心塌地对自己（男人）没指望了，才有可能。

同理，中国人对近代受屈辱的历史，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不是怨妇似的哀戚，就是泼妇似的愤怒。英国人马戛尔尼来了，阿美士德也来了。他们也都带着舰队，但却是来要求和平通商。可是，没有结果。皇帝摆架子，中国的国门没有开。国门是被英国人用鸦片和大炮撞开的，但对这样的“开国”，中国人一直视之为奇耻大辱。没办法，自己开的门，哪怕是被迫的，也跟被撞开，大不一样。中国人，既不可能给执行和平使命的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登陆的地点立碑，更不可能为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舰队司令璞鼎查立碑。这事，连想想，都是罪过。

可是，我们的国门不开，有可能吗？

西方在近代，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建起了工业文明。这条路，按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的说法，也许只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特例。对人类整体发展而言，至今是福是祸都说不清楚。但是，这条路只要一走起来，整个地球上的人，就都得跟着走下去。所有的人，或早或晚，都会被拖进西方人的世界里，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个世界，或者叫世界体系，无非是他们为了让人们跟着走而人为建构的一个架构。却富有不可抗拒的侵略性。抗拒抵抗，很悲壮，也很道德，但最终还是得跟着走。摆在后发国家面前两条路，与其被踉踉跄跄地拖着走，不如自己主动学着走。

毛泽东说，中国人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是打学生。其实，打人者虽然未必打算教人，但中国人不挨打，断然不会当学生的。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人实际上花了六十年，才彻底想明白，不，实际上是被洋鬼子（包括早想明白的的东洋鬼子）打明白的。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得开国，我们得跟着人家走。跟着走，才有那么一天，我们赶上或者超过人家。尽管在某些环保主义者看来，西方开辟的这条工业文明、或者说现代化的路，是条人类的不归路，但古希腊的神话告诉我们，潘多拉的匣子只要被打开了，人类也只好这么走下去。

如果我们走到今天，在西方开辟的路上走了这么远之后，对于过去的这段历史，还是走不出怨妇和泼妇的套路。那么，我们先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至少有一多半白搭了。

以书为敌，是专制独裁政权的特别酷好和无良传统。以书为敌，始作俑者是秦朝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登峰造极者是天朝毛太祖的文化大革命。即使是在所谓改革开放时期，乃至戴上三块大表的今天，以书为敌的阴魂，仍然妖雾黑云般不绝如缕，笼罩着中华大地。而在阴曹地府般的看守所，以书为敌，当然更甚于官府衙门。因为，官衙以书为敌，还需呈羞羞答答状以示文明进步，看守所以书为敌，没有个围观起哄打酱油的，何用遮羞布为？所以，就可着劲儿，由着性子地以书为敌，以书为劲敌，以书为死敌。

今天，本人就是要将本人经历的，看守所以书为劲敌死敌而又鲜为人知的事披露出来，为以书为敌的政权树碑立传，为中华大地以书为敌的事件立此存照。

第一次遭遇看守所以书为敌时，我还被关押在贵州省国安厅看守所。2005年11月份的一天早晨，与我关押在同一监室的潘突然叫我“别说话”，同时竖起耳朵，并将手做成喇叭状放在耳部，朝向隔壁监室仔细听着。听了约半分钟后，潘对我说，看守在叫隔壁囚犯将书交给看守保管，只许留下一本书在监室。

国安看守所，往往一个监室关押一个囚徒，最多两个，没有书看，岂不是度分秒如年？书籍送进看守所，送到囚徒手中，是要经过不怎么看书，甚至不看书的看守过目的，因此，我开给亲人，请亲人送进来的书，都考虑到了不能不以书为敌的看守所的“责任”。所以，在国安看守所时，我的身边，也就《古代汉语》，《陶渊明诗文集》，甚至是家里自作主张送进来的够“卫生”的《白话史记》，《乱世佳人》等。如今，连这些全部经由层层审核，全部经由“合法出版社”出版的书，也成了肉中刺眼中钉，看来，始皇帝以书为敌的衣钵，他们最起码还要紧抱住五十年，甚至抱进坟墓里也不放手。不能叫他们将书一网打尽，我赶紧将想看的书化整为零，分些给潘，然后我和他或褥子下面，或被子中间，掩藏起来。剩下的不那么想看的书，就留给看守做战利品，增加他们年终总结时以书为敌的成就数字。

看守进来了，果然，叫除留下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只能由他们代管，看完一本，交旧换新。我放下手中作观看状的书，故作不知地抬起头：“哎呀，起码留下个四、五本书吧，这里面太无聊了，得不同内容的几本书换着看才行啊，一天到晚只看一本书……”

“不行，这是上面要求，不要多说，把多余的书交出来。”

我只好积极配合，把挺身而出的那些书抱给他们。

看守走了，我把手伸到褥子下面摸着那些漏网之鱼，心里暗自庆幸：“多亏看过共产党的红色经典《红岩》，学到些斗争经验，否则，你们就不在我身边了。”

在高墙外面，在互联网上，汇集四九年前新华日报等鼓吹民主自由文章的《民主先声》，是禁书，似乎可以理解——人家都高度民主了，那些鼓吹低级民主的文章，当然落伍反动要禁啊。初看最不可思议，细想却再正常不过的是：连汇编了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三农政策、文件的书籍，在许多县乡，也成了党棍、官僚眼里的禁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国粹不能丢啊，那些文件是发给外界看，供自己人参考着灵活掌握的。在组织内，许多文件也要分级别、看时机才有眼福看到，你那些“非同志”的厮们想看？一边玩去吧！

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雄辩地说明了以书为敌，对于做了心虚事最怕鬼叫门的人来说，确实是有其紧迫性和必要性的。潘这个识字不多，在外面不兴看书的人只是看了《白话史记》后，竟然大彻大悟般地说：“怪不得毛泽东要搞死刘少奇、彭德怀，你看看这书上，不就是韩信功高震主，所以刘邦才害死了韩信吗。怪不得秦始皇要烧书，怪不得毛泽东会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在外面看书太少了，早点看，好多事情我早明白了。”

潘告诉我，八十年代中期，他还坐过牢。那年，监狱叫把凡是有刘宾雁、王若望等文章的杂志都收缴上去，一本不能留下。为什么要这样干，看守不说，他们也无从知晓。我简单给他讲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事情，然后对潘说，刘宾雁还是“人民记者”的时候，他的文章没毒，现在，他是“人民敌人”了，他的文章，他的书，自然就带有毒素了——书写着真理的书籍对于讳疾忌医的人来说是致命的毒药，对于闻过则喜的人来说则是治病的苦口良药，对于向往正义的人来说则是救国治民的福音。所以，说白了，以书为敌，实际上是以正义和真理为敌。

刚被投入文字大狱之初，我对国安强加的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甚至对什么叫逮捕，什么叫保释等等，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我很想找有关法律书籍看看。可是，要看这样的书，就得给看守说。可是，每次给一般看守说，他们都是推说要找看守所领导。只好到一个戴眼镜的副所长，他每次都是说“正在找正在找，不要慌”。直到我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的一天，这位才如此当了潘的面对我说：“我告诉你吧，你要的书不能给你”

我纳闷不已：“花费人力物力普法下乡都要搞，我要的是法律书籍，没理由不给我啊？不能给我法律书籍，你给我刑法、刑事诉讼法、国安法单行本也行。”

“不行，单行本也不能给你。”

“为什么？”

“我们的单行本是有注释的。”

“有注释的，不是更有助于我学习法律吗？”

回答竟然是：“能给你看的东西，我们会给你，没有给你，你就不要问了。这是规矩，懂吗？”

关上铁门上的碗大小窗，被我问恼火了的这位副所长，就这样拂袖而去了。没有正当理由，在看守所，一走了之，再简单不过。

其实，这之前，我已经明白这些唯党首是瞻，不知维护法律尊严的看守为什么不给我看法律书籍了。和我关押在一起的潘，莫名其妙的惹上了个间谍罪。有个看守和他算是老相识，于是偷偷给潘一本刑法。刚换号和潘关押在一起那天，我就看见了这本刑法，于是如获至宝般看了起来。不看不知道，一看明白了不少：“我的四篇文章，都是说的共产党没穿衣服的烂事，可他们给我扣的罪名却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不挨边啊。可见，他们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有多荒唐——违他们的法、犯他们的罪的不是我，正是抓我关我的他们啊！”是啊，为了随心所欲地陷害一个人，连自己修订，并且可以玩弄于鼓掌的法律也不给你看，用他们文革时期对孔老二掘坟鞭尸的话来说，就是“用心何其毒也”！难怪，监狱外面，《中国农民调查》，《民主先声》会遭到查禁，汇集三农文件的小册子也被视为非法出版物铁窗内外，手段和目的，如出一辙。他们不愧是一个党爹党妈的儿孙。

对于记载传教士嘉言懿行，传播基督福音的书籍，国安们更是视为洪水猛兽。100多年前开始，一直到四九年前，毕节地区威宁石门坎一直有英国传教士在那里传教，传教士们当年写的文章后来被汇集为一本书，这就是《在未知的中国》。当年，这本由云南出版的书出版后，身在四川的翻译者曾受到贵州国安的跨省“了解情况”。还关押在国安看守所时，根据我的意思，妻子将此书交给毕节国安，让他们交给省国安人员带给我。可是，直到今日，这本书也没有到达我手中，国安们也从来没个说法。所以，我人出监狱了，还有我的书还在因为我——不，是因为书中讲述的真理而坐牢。

2005年12月1日被转押到毕节看守所那天，一个姓邓的看守一看我带来的满地的书，以书为敌的天性顿时爆发出来：“真是知识份子不是？带这样多数干啥？一本不许带进去，给我进去好好反思罪行。”就这样，我这些书既没有和我一道进入监室，也没有如他们承诺的那样被还给我的亲人，而是被囚禁到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里，与老鼠和灰尘为伴。直到我都快出狱的时候，在我和亲人一再交涉下，看守所在请示检察院、国安等后，才勉强把这些书还给了我的亲人。

在毕节看守所，为我提供无偿法律援助的山东律师李建强会见我时，特意给我带了本《圣经》，说待会请毕节看守所看守给我。可是，《圣经》所载的真理，正是一切心理阴暗的人害怕的，所以，当《圣经》被放到看守手上时，看守被“圣经”二字吓坏了：“别开玩笑了，这样的书也想带进去？快拿走吧，不收缴你的算对你客气了。”这本书最终没有进入监狱陪伴我。可是，只要诚心追寻真理，任何人也阻挡不了，一年多回到家后，这本《圣经》终于被我捧在手中，日夜陪伴着我。

毕竟没有“绝对忠诚于党”的人“精干内行”，实际上，毕节看守所里面的书相对多些，法律手册每个监室都有，书进入监室，也相对国安看守所容易。在这里，亲人第一次将《在未知的中国》请看守给我，被一个看守拒绝了。后来，看准一个马大哈些的看守值班时机，妻子将《在未知的中国》用纸包住封面后，竟然让这本书混入了监狱。这本被我称为“狱中的《圣经》”的书，不仅我在狱中通读了多遍，我还介绍给其他人看了。对于不看书的人，我也给他们讲过这本书里所记载的故事。我还对他们说，民主国家的监狱，不仅允许《圣经》等等任何传播真理的书籍进入监狱，甚至还会将传教士请进监狱，向犯人们传播福音，接受罪犯的忏悔。有的听了，都新奇而又羡慕：要是我们这里也有传教士来传教，那该多好！威宁籍的人听了，往往说：“威宁竟然曾经有这样了不起的人和事，我在威宁生活了几十年，咋子一点不晓得？出去后一定去石门坎看看。”

瞧，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让《在未知的中国》这类书籍进入监狱的原因。

多年来，我使用的现代汉语词典，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当兵的时候在云南买的。退伍时，这本书和我一起回到了家乡。我当司机的时候，它陪伴着我走南闯北；我当记者了，它也陪伴着我爬格子。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坐牢了，它又来到我身边，陪伴着我坐牢。有人说得好，人的命运、书的命运是与国家和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本书来到我身边的那天，抚摸着一本本本该陈列在雅致书架上的书们，我感慨万千、泪下潸然：书啊，我李元龙就是因为看你们、爱你们，才被人家抓来坐牢的。文章憎命达，我不后悔写了那四篇心里有鬼的东西们才会害怕的文章。只是，太委屈你们了，我的书们！

对于会看书的人来说，再主旋律，再红得发紫的书，也会给看出不主旋律，黑得发亮的内容来。比如，在毕节看守所，我就看到了一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出版这本书的目的，不外乎对治下百姓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使得老百姓对其军队和党盲目感恩戴德。可是，我却从书里看到了贺龙、肖克当年经过贵州时，他们采取的“就地筹款”的方式，竟然包括绑架许多有中国钱人，甚至绑架许多外国传教士，索要上百万美元赎金，这样的一点也不“三大纪律”的事情。这不是典型的土匪、恐怖行径吗？而看了一本外国人写的，在中国大陆出版，审查肯定严格的无以复加，封底、封面红得夺目的《他改变了中国》后，你会大发现般得知，它应该是铁杆无神论者的主人公崇拜“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比如，据书载，主人公从小受过“三种教育”，他从小就开始念诵《三字经》，他的“妹妹”用三个拐了无数个奇怪弯子的理由来论证他确实就是她们的“三哥”。难怪，书的后半部分出现了“三讲”，“三个代表”之说，而不是“五讲”、“五个代表”之说，原来，是数字崇拜、图吉利的心理在起作用啊。忧国忧民到这一步，难为人家了。

再清楚不过，再审查严密不过的书，也可能在字里行间隐藏着反动内容；再红色不过的书，也可能藏匿着对自己不利的内容。由此可见，主旋律书籍也是一把双刃剑，在愚弄读者的同时，可能会伤害到自己。因此建议：管他红书黄书、白书黑书，是书就该查禁烧；管他高墙内外，是书就不该让他出现，唯有如此，方可保将书的危害程度降至最低点，将以书为敌的特色事业发挥到及至。

那么，何以在党的领土范围图书馆并不鲜见，书籍是人类进步阶梯的标语随处可见？其实，在古代，这种现象就是叶公好龙，在现代，就是文盲加痞子的人结婚时弄些充气塑料“书”填充书柜的名堂。

中国阻止廖亦武出国访问
笔会愤怒抗议，德国外长表示遗憾

 
（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3月2日讯）著名作家、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廖亦武应邀前往德国参加“科隆文学节”，昨天在成都机场登机后被警方带走传讯并软禁在家。独立中文笔会对此表示愤怒抗议，美国笔会声明表达愤慨，并呼吁结束限制他以及所有其他人行使受国际法保障的言论、旅行和聚会自由的权利。
 
德国外長威斯特威勒昨天表示，德国政府为了廖能成行已做了多方努力，可惜仍未成功，深表遗憾。
 
十多年来，廖亦武一直被当局禁止出境，先后十次申请护照，直到去年初得到批准，但此后一再被有关当局阻止出国访问，去年应邀去澳洲领奖和去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被阻，今年交涉三个月仍不能成行，总计受阻出境已达13次之多。
 
美国笔会表达愤慨的声明说：廖亦武是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国际著名作品《中国底层访谈录》作者，应邀参加“科隆文学节”，持有护照和签证，今天上午被命令离开飞机。他近日被警告不得参加这个文学节，但他坚持行使自己自由旅行的权利，他被警方扣押在拘留所传讯了3个小时，此后获准回家，但现在仍被软禁。
 
“言语已无法表达我的愤慨，” 廖亦武在给美国笔会的一封电邮中说，“我是一个作家，从不认为自己是政治异议人士。刘晓波说得对：‘为了获得和保持你的自由和尊严，除了抗争别无出路。’”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廖亦武被阻止与作家同仁聚会。2007年12月，他曾计划前往北京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的年度自由写作奖。然后，他在北京被拘留并盘问其活动，然后押解回成都。该颁奖晚会被取消后，数十名笔会其他会员被当局拘留、讯问或骚扰。独立中文笔会及其会员依处在威压之下。

中国政府还阻止廖亦武2009年9月前往德国，出席与法兰克福书展有关的在柏林的一项活动。

美国笔会自由写作与国际项目主任拉里·赛姆斯说：“很难搞清楚，中国政府通过阻止其最引人注目文学声音之一会见国际同仁和读者，希望实现什么。笔会坚信，作家及文学的自由交流是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的最大方法之一。我们呼吁国家主席胡锦涛，结束对廖亦武和所有其他作家的一切限制，允许他们行使国际法保障的言论、旅行和聚会自由的权利。”
 
美国笔会和独立中文笔会属于国际笔会在全世界的145个分会之列。国际笔会致力推进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友谊和理性合作，为言论自由奋斗，代表世界文学的良知。更多信息请参阅：www.pen.org/china和www.chinesepen.org。
 
联系人：
美国笔会拉里·赛姆斯（Larry Siems），+1-212-334-1660 ext. 105，[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46-8-50022792， [email protected]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作家谭作人被判刑的紧急行动通报  

2010年3月1日

紧急行动网络2010年第10号

　

中国：作家谭作人被判刑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强烈抗议，作家、活动家谭作人于2010年2月9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国际笔会认为，判处并继续关押谭作人直接侵犯了他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权，呼吁根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据国际笔会消息，现年55岁的自由撰稿人、编辑和活动家谭作人于2009年3月27日在四川省成都市被捕。谭的被判据信与他一篇题为《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的文章有关。据报道，该文是关于1989年天安门运动及屠杀，于2007年在海外网站分三部分发表。另有报道说，谭因调查在2008年3月四川地震中、学校孩子们的死亡而受惩。

成都市中级法院对谭作人的整个宣判过程五分钟，他的妻子及一些支持者未容许进入法庭。五年徒刑的判决还包括剥夺谭的政治权利三年。谭已经提出上诉，目前被关押在成都市温江看守所。

谭作人是文化杂志《文化人》主编、环境组织《绿色江河》创始人，在网上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博客。

进一步消息见：

国际记者联合会(IFJ)：http://asiapacific.ifj.org/en/articles/ifj-condemns-sentencing-of-sichuan-writer

中国维权网(CHRD) 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9/Class10/201002/20100210232045_19884.html

推荐行动：

最小行动：给如下政府地址至少发出一封呼吁书。

进一步行动：写一封类似的呼吁书给自己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或寄一封你信的复印件给中国，请他或她对你的关注做出反应。

 

请发出呼吁：

——抗议判处谭作人5年有期徒刑；

——呼吁依据中国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呼吁书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

胡锦涛阁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邮政编码 100745

东城区东交民巷27号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王胜俊首席大法官

请注意我们没有中国当局的传真号码，狱中作家委员会提醒您复印呼吁信给您所在国家的中国使馆请其转交，并欢迎任何建议。

如果可能请复印呼吁信交给在贵国的中国外交代表。
 

**如果晚于2010年4月15日寄出呼吁书，请与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伦敦办事处联系**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Cathy McCann，

地址： 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传真：+ 44 （0） 20 7405 0339
电邮：[email protected]
网页：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国际笔会注册在英国，慈善机构注册号：1117088
公司注册号：05683997
注册办公地址：Brownlow House， 50/51 High Holborn， London WC1V 6ER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诗经》中的千古名句，两千多年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最理想、最温馨的婚姻结局。可是到了文革期间，中国人好像遭到魔鬼的咒诅，“执子之手，与之偕老”变成“执子之手，与子偕死”。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对鹣鲽情深的夫妇被逼同上黄泉路，这个数字尚不得而知。着名地质矿床学家谢家荣、吴镜侬夫妇，着名翻译家傅雷、朱梅馥夫妇和着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戴淑婉夫妇无疑是其中最突出的三例。

地矿学家谢家荣夫妇之死

谢家荣死於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晚或十四日晨。离世前几天，六十八岁的谢家荣遭受下跪、游街、推搡、呵斥、辱骂和脸上吐唾沫等难以忍受的人身侮辱。十三日那天，又在所在单位地质科学院被集体批斗.他走走歇歇，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妻子吴镜侬问他在单位的情况，他什么也没说.妻子安慰几句，照顾他吃点东西，夫妇就一起就寝了。可是刚睡下不久，谢从床爬起来，说睡不着，自己要到客厅小床上睡，免得搅扰妻子。第二天早上起来，吴镜侬和保姆发现谢家荣已经走了。吴当即昏厥。

谢家荣身边留有两件小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另一个是一张字条，上面写道：“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自杀属於自绝於党，就像今天自焚属於暴力抗法一样。得到保姆的电话之后，急忙赶来的儿子儿媳、女儿（谢恆）女婿四人，合计该如何处理这个纸条.女儿谢恆说应该交给组织，面对事实，哪怕天塌下来。她的丈夫和哥哥都不同意。四人最终决定隐瞒父亲死因，对外称突发心脏病死亡。红卫兵头头说家属说的不算，要做屍检.

父亲的遗体被推出解剖室时，谢家兄妹几乎晕倒。屍检打开的皮肉未予缝合，但是医生做出了与他们的声称相符的结论：死於心脏病。医生也许是通过不予缝合的刀口无言地宣告，他们做出的结论是客观，因为那时野蛮表示客观，表示与当事者划清界限。

谢家荣去世之后，吴镜侬被接到女儿谢恆家住。可是地科院和外交部（女儿、女婿的单位）的造反派仍然借谢家荣寻衅生事，两次查抄谢恆的家，甚至打开缝纫机进行搜查。累及女儿，吴镜侬非常难过.一天趁女儿去上班，吴镜侬留下一张字条，回到自己的家。字条上写道：“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你们明天早晨有空的话，可以来看看我。”

这天谢恆下班较晚，到家一见字条，便觉不妙，急忙与丈夫喊上哥哥赶往百万庄.但是晚了。一身乾净衣裤，一条白布单罩身，吴镜侬已经走了。与丈夫一样，身边遗留两件东西，一个是装安眠药的空瓶子，一个是给女儿的字条.“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快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五人，一人一个，上面贴好了名字。你们的父母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念物吧……。”

翻译家傅雷夫妇之死

五十八岁的翻译家傅雷夫妇死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晚或三日晨。此前毛氏塔利班（红卫兵）已连续在傅家折腾几天了，喊口号，贴大字报，罚傅雷夫妇跪，强迫他们戴高帽站长？，为搜寻反革命证据，甚至傅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被连根挖出。

九月二日晚饭时间，朱梅馥告诉保姆周菊娣，明天小菜少买一点.晚八点左右，周到傅雷书房，傅在写东西，朱也在。近九点，朱让叫周早点去休息。

次日上午九时，周菊娣打不开傅雷夫妇卧室的门，便报警。户籍警左安民闻讯赶来，使劲儿一推，门开了，见傅雷夫妇一左一右悬挂在落地钢窗的横档上。傅在右，夫人在左。强力推门产生的气流冲了过去，导致傅雷上吊的绳子断掉，屍体落在旁边的藤躺椅上。后来进入现场的人看到的是躺在籐椅上的傅雷，於是便传傅雷是在籐椅上服安眠药弃世的，实际是左安民已先把落在躺椅上的傅雷扶正了。

傅雷夫妇上吊用的不是绳子，而是由浦东土布被单撕为长条打结而成。当时，地上铺着被子（大约怕？子倒地惊动保姆），被子上是两只倒了的方？。左安民把朱梅馥卸下，放在棉被上。

左还在傅雷的书桌上发现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由工笔小楷誊写而成的约八百字的遗书。其中写道：“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接下去是託付朱梅馥胞兄朱人秀的十三件家事和琐事，如房租、手錶、保姆生活费、存款，等等，甚至包括他们夫妇火葬费的安排：“十一，现钞五三？三○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遗书前后两次向朱人秀表达歉意。“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託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遗书结尾处是：“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傅雷梅馥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当天下午四点多，在公安人员的监视下，傅雷夫妇光着脚被抬上收屍车，送去屍检.法医鉴定结果是自缢致死。保姆周菊娣把傅雷夫妇前几天穿的外衣熨平，自己花钱买了两双黑色的软底鞋，於翌日赶往殡仪馆，给傅雷夫妇穿上。当时长子傅聪已“叛逃”到英国，在北京的次子傅敏也未获向父母遗容告别的机会。

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之死

翦伯赞夫妇死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夜或二十日晨。当时北京大学已有五百多名专家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翦伯赞是其中之一。造反派在北大开设十几个审讯室，对这些“权威”进行刑讯逼供。翦是权威中的权威，造反派因而专门成立了翦伯赞专案组.

专案组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隔三差五来逼迫翦伯赞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作证.七十高龄的翦伯赞身体尚好，头脑清醒，绝不违心作假见证，气得专案人员指着翦的鼻子咆哮：“你不交代清楚，只能是死路一条！”

后来，翦伯赞常常与夫人默然对坐，通宵不眠。翦伯赞以睡眠不好为由，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管理人员虽只给他一晚之量，却没有监督他当面服下。此后十多天，翦伯赞天天都要安眠药。十二月十八日，翦伯赞拿出笔纸，想写字。握住钢笔，在纸上画几下，不出水，拧开挤了挤，墨水乾了。他歎道：“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十二月十九日那天，天气很冷。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婉双双服下了积攒了十多天的安眠药。次日早上被发现时，只见他们夫妇各睡一张床，被子蒙头，揭开一看，两人穿戴齐整，包括鞋子，可早已断气了。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二○○五年我在美国曾读过王友琴女士的《文革受难者》一书，现在已经记不得书中记录了多少“执子之手，与子偕死”的文革受难者。傅雷夫妇和翦伯赞夫妇之死，我早就知道，谢家荣夫妇之死则是最近才得知的。文中提到的谢家荣的女儿谢恆，是新华社李普先生的老伴。不久前去看望李普老，才从谢恆阿姨口中得知其父母之死。谢家荣先生在地矿学界，与译林的傅雷先生和史学界的翦伯赞先生一样享有盛名，也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谢家荣的真正死因，这个仅限於最初四个儿女辈知道的家族秘密，一直保守了二十七年，其他儿孙皆不知情，世人更无人知道。我们不会忘记傅雷和朱梅馥、翦伯赞和戴淑婉，也不应忘记谢家荣和吴镜侬.

上了点年纪的人恐怕都还记得，当年毛泽东暴政“运动”大搞政治迫害时，那一呼万诺、势如破竹的淫威，叫人不寒而栗。本是一个完全无辜的清白之人，只要你被“揪”了出来，顿时就会成为“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敌人”，被“运动”起来群众的唾沫把你淹死。尤其令人痛心的是，平日志同道合的知交、故旧，一个个连忙“划清界限”，见了你就像对待萨司瘟疫一样避之犹恐不及。这些“躲派”还算是有点良心的，更有那“揭派”一个个磨拳擦掌，助纣为虐，出来对你揭发批判，不仅从政治上，而且从生活上、道德上、人格上，乃至私人闲谈中，都添油加醋，甚至信口雌黄的将人流氓化、污名化、妖魔化。当年的章伯钧、罗隆基、丁玲……都“享受”过如此特殊待遇。毛泽东固是害人的罪魁祸首，但若没有这么一大批抬轿子、吹喇叭的，其作恶恐怕也不会那么得心应手，也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吧！

可喜历史不重演

最近的“刘晓波事件”却令人看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可喜现象。

第一，在当局如此高压的态势下，《零八宪章》的数以万计的签署人和支持者中，没有一个人出来表态反悔或者承认“错误”，或者放弃支持。

不过，令我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看到官方媒体上有任何人、任何文章对《零八宪章》作出过一点像样的评论或反驳.看到的只是以权势压人，最后更以言定罪。究竟谁拥有真理，谁持有强权，难道还不朗若白昼吗？

共同声明証清白

第二，在那个自称为“人民法院”对刘晓波的判决书中，罗列了一位所谓“证人”的“证言”。稍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的人证、物证、证言、证物是判决案件的主要依据。然而，刘晓波的判决书网上公开后，所有的证人都集体在○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博讯》上公开发表声明称：

一、《刘晓波一审判决书》里的所谓“证人”，是一项恶意的伪造。

二、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所谓的“证言”，更没有在这些所谓的“证言”上签字画押。

三、我们强烈抗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所进行的这一栽赃陷害。

四、我们要求：撤销建立在这些大量伪证基础之上的《刘晓波一审判决书》。

堂堂的北京市司法当局和检察部门竟敢如此“作为”，用当今网上的流行语就是：“我晕”！如果北京市司法当局确实拿得出证据，如果他们确实在证言上鉴了字画了押，那么治他们的“伪证罪”、“诬陷罪”都可以。可是至今北京市有关部门，不仅无任何行动，连话也没一句，我辈小民也只好一声长歎，嗤之以鼻了。

观此情景不禁令人想起当年一个人遭政治迫害后，揭发检举者争先恐后，生怕自己“落后”了的“盛况”，今昔对比真是判若云泥。如果说当年专制者的谎言还可一时蒙蔽欺骗许多人的话，今天谁再想来玩弄这一套花样，恐怕比三鹿奶粉都更找不到市场了。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人心的向背，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了吗？

大难当头共进退

第三，尤其令人感动甚至“震惊”的是，一个小小的弱女子刘荻（网名“不？钢老鼠”）和杨立才先生，同为《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他们不但不反悔、不认错，不来与刘晓波“划清界限”，而且在晓波受审前，主动上门“投案自首”。当然，人家也说得明白，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而是要与刘晓波博士共同承担责任。你们不是说刘晓波起草《零八宪章》，是要“颠覆国家政权”，犯下了滔天大“罪”吗？那我二人也参加了签署，那就请你抓捕呀！众目睽睽之下，警方就没敢“作为”。要是换在毛太祖当权时，你躲也躲不掉，要把你“揪”出来。还有香港的学生十多人（最小者才十四岁），也举着纸做的“罪牌”，闯关入大陆要来“投案”，与刘晓波共担责任共进退。我的朋友，成都年近八十的原“右派”老人张先癡先生，在网上公开抗议对刘晓波的判刑……。

历史洪流，人心向背

凡此种种，只能说明，时代毕竟已不再停留在毛皇专制那最黑暗的一页上了，只能说明以言治罪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岂止不得人心，而且这种搞文字狱的行为，本身才是一种犯罪行为，早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早已臭不可闻。而民主宪政、言论自由、崇尚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已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这种明明白白的道理，其实许多官方人士也是心知肚明的，只是出於既得利益的考虑，便只好“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了。别说不敢把刘晓波弄出来“公开批判”，“公捕、公判”，甚至事后在官方媒体上，从《人民日报》到CCTV都对“刘案”噤若寒蝉，集体失语.我特别登上“百度”输入“刘晓波被判刑”的关键词，这个据说是中国当今最大的搜索引擎竟然回答我：“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当年毛泽东暴政乱整人，还敢强词夺理的乱加罪名以“示众”，用以所谓“教育群众，震慑敌人”，现在连这点强词夺理的底气都没有了。所以常常听到一些国保人员对政治异议人士说“我们也是工作，我们只是执行命令”。言下之意，我们也只是为了吃饭、孩子上学、供家养口不得不如此了。

道理如此明白，人心如此向背，你纵有再多的硬通货，也难买人心；你纵有强大的武力，也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

一位诗人说得好：“晓波归来的时候，∕海平面已经上升，∕被淹没的将是那古拉格群岛”。

“刘晓波事件”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人心的归向，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