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8日早上9点，我在谷歌、百度和搜狐三家网站上搜索“孙雅臣机顶盒”六字，所获结果分别是：谷歌“12700条”；百度“网页186篇”；搜狐“2916个网页”。看来，去年12月14日孙雅臣以反垄断法为依据，向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中国有线电视网络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有线）及其海南分公司强装机顶盒一案，虽然遭到媒体控制机构的封杀，法院也迫于压力不予受理，却仍然产生了不小的网上回声。
孙雅臣提交的起诉状指控：机顶盒的实质是官商合谋的一场盘剥，不只是对电视用户经济上的刮地皮行为，更是一个欲使人民精神继续贫困化的阴谋。在某些中国人看来，境外电视台晚7点的风光节目也是具有颠覆性的，是不利于中国社会稳定的，因为它让中国人民知道了世界上还存在晚7点不播《新闻联播》的电视频道。
近十年来，孙雅臣持续不断地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种种病态，甚至 邪恶现象进行斗争。2001年至2003年，他纵横十数省，灭掉160多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厂家。2004年他将危害儿童、老人的“巨能钙”清除出市场。2007年他将国家商务部推上法庭，致使商务部“第六届中国名酒评比”搁浅，从而维护了中国名酒的权威性。同年底，他状告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使一项波及全国、高达1760亿元的滥收费计 划胎死腹中，惠及普通民众。起诉机顶盒只是他所做同类事功中最新的一件。
孙雅臣是“卖什么药的”？
报道机顶盒案的媒体，如新华网和自由亚洲电台，皆称孙雅臣为 “海口公民”，既未提及单位，也未提及职业、职称。的确，孙既无单位，也无职业。那么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
孙雅臣生于1962年。然而作为一个社会角色，他的历史则似乎应该从1991年算起。在那年2月对“六四案”的审判中，孙雅臣是唯一一位专职律师（其他律师皆兼职律师），而且是唯一一位为那场政治风暴做无罪辩护的专职律师（辩护对象是被列为“六四首犯”的王军涛）。在法治的逻辑里，律师本是中性的，是可免责的，可是在前法治社会里，职业行为与政治立场却被混为一谈。时为中国民主同盟洛阳支盟成员的孙雅臣，因代理此案，于1991年3月被民盟洛阳市委奉中共洛阳市委统战部之命开除出民盟。好在民盟中央对民盟洛阳市委的做法并不认可，委派民盟河南省委干部到洛阳安抚雅臣：“我们向你转达盟中央对你的问候！民盟为有你这样的盟员而感到光荣和骄傲。民盟洛阳市委的做法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民盟省委告诉雅臣，可再写申请，重新入盟。后者说：“当初我之所以加入民盟，是因为遭遇冤屈无处诉说。入盟就是找娘，没想到关键点上民盟连后娘都不如！你们如果今天上午恢复了我盟员资格，下午我就退盟！”在民盟支部的告别会上，孙雅臣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日本鬼子坏，汉奸更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固然可悲，然而更可悲的是出了犹大！我不会与犹大做同志！”
接着，孙雅臣所属的洛阳市司法局党组全体成员集体登场了。他们找孙谈话，以近乎开批斗会的方式，称孙“为王军涛做无罪辩护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严重违反纪律，与党中央不保持一致，一切后果自负！不准扩散案情，等候处理！”随后，先是取消其上年度的“先进工作者”称号，又在大小会议上点名批评和训斥。再后来，洛阳市司法局免去其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务，河南省司法厅年检时扣押其律师执照，取消其律师资格，停发工资。同事们更是政治势利得可怜，像躲避瘟疫似的疏远他。更有一些同事幸灾乐祸、冷嘲热讽，甚至为迎合政治气候落井下石，攻击、指责、打小报告陷害孙雅臣。1992年12 月12日，孙雅臣不得不辞去公职，自谋生路。
失去公职后的第一次创业是筹办律师事务所，此事因司法部门的阻挠中途夭折。随后，孙雅臣受国内某著名酿酒企业委托，负责筹办其中外合资扩建工程（标的近两亿）。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奔走，成功冉冉在望，然而一场意外又毁掉了即将到手的成功。
1993年6月，与“六四”案相关的几位北京朋友(陈子明夫人王之虹女士等)来洛阳看望雅臣。他们的到来引起安全部门的注意。恰在此时，在洛阳市政府等处陆续发现“王军涛无罪”、“为六四平反”之类的标语。当时孙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安全部门却怀疑他可能与这些事有牵连。内部知情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电话和行踪已被监控。为了不影响手上的事业，雅臣主动找公安局长说明情况，希望解除误会。然而晚了，一切都无济于事，手上风风火火正在进行的工作也因此泡汤。
事未做成，此时积蓄也已花光，经济开始出现赤字。此后，孙雅臣沿街收过啤酒瓶，给人打过零工，这段时光成为他有生以来最凄凉、困苦的岁月。
耳闻目击灵宝金矿区社会原生态
1994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孙雅臣得以到灵宝县金矿开采区住了10天，在那里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方圆数百公里的灵宝金矿区是中国第二大黄金产区，矿石含金量之 高，居全国首位（每吨矿石含金量最高可达3000余克）。当时灵宝总人口仅40万，外地的开矿大军却有30多万。来开矿的机关、团体、公司、个人五花八门。除了地方党政军各部门外，解放军各大总部、武警、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国家公检法司和中央党政各部门，连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宋庆龄基金会、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政协、人大等机构，都在这里开了洞口。彼时，灵宝地面，南腔北调，车流滚滚，热闹异常。
如果打到富矿，矿主每天的收入即可达数百万元。当地亿万富翁已不在少数，而且每天还在诞生新的百万富翁。根据出矿量可以估算矿主的财富量，一些大户，如“杨半亿”、“冯亿半”之类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暴富引发暴赌，赌式千奇百怪。一位村支部书记与另一个大户下注5万元，站在公路边猜赌远处来的一辆汽车牌号的单双数。另有两个大户，躺在麦秸垛边休息时突发奇想，闭上眼睛从麦秸垛里抽麦秸，然后比长短，赌注也是5万元。
为争夺矿石资源，互殴、械斗、用炸药炸毁对方洞口之类的案件时有发生，炸死炸伤数人乃至数十人的恶性事件也不鲜见，每天平均有一人被杀。各矿口都自备猎枪，有的甚至暗中购买军用枪支。无序孕育出黑社会。有一种专业打手，出面打杀时，雇主派专人在他们后面做记录，打一拳或踢一脚付酬50元，打断对方一只胳膊付酬4000元，一条腿5000元（1992年的价格）。
地方各级权力部门浑水摸鱼，纷纷派人上山找矿主，提供外围保护。作为回报，矿主向它们奉送股份，有的股份高达百分之五十。权力部门的这种做法被称为“卖招牌”。孙的一位在公安局当刑警队长的朋友，受命上山“卖招牌”。单位未拨给他一分钱启动经费，却让他一年内上缴600万元的卖招牌费，结果这位朋友几个月就完成了全年的任务。
为在矿山立脚，向地方乡村组领导以及公安、矿管、工商、税务、国营大矿、武警等部门送钱、送股份是不二之途。武警是矿山最厉害、最蛮横的一股力量。他们有两个团的黄金部队驻扎在矿区，控制着大部分金矿主脉，更重要的是他们控制着进出矿山的交通要道，设卡盘查来往车辆。武警不买任何部门的帐，曾用冲锋枪扫射、用炸药包轰炸到矿山来检查工作的地方市、县公安局长的车辆。
有一天，公安局交警队开的一个矿口打到了富矿，含金量高（每吨1700克），藏量很大（每天出5车矿，一车10吨，价值600多万元），立即请来几十个荷枪实弹的武警，还架起了机枪。每个武警战士月薪一万，私下另付好处费。某矿区发生一起治安事件，两个小民警被派上山负责维护几天秩序，下山时矿主给他们每人送了两车金矿石，价值几十万元。
在灵宝矿区，吨含金量20多克的矿石都被当废石扔掉。然而这个含量在国内其他矿区已属求之不得的上等矿石。因为山上无法选金，把矿石运下山，中间要经18个检查站，每车矿石要上缴8000元的各种费用，还不算小费，如此以来就亏本了。私采乱挖、私自选金给环境带来毁灭性的影响。选金用的大量氰化物、金属汞随选矿排出的污水流向下游，炸药熏染过的矿石经雨水冲刷后渗透到地下。经污染的土地寸草不生，被污染的河流危及两岸及下游各级各类生命的安全。
采金的矿工大都是来自川、陕、闽的农民，生活和工作条件非常恶 劣，工伤事故层出不穷。1994年夏天山洪爆发，一次活埋了2000多 人。一个工伤死亡民工的抚恤金仅有300至500元。后来雅臣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人们首饰上的黄金每一克都沁着民工的血！我是永远不会戴黄金首饰的。人死如灯灭，在矿山上死一个民工连一盏灯灭的感觉都没有，悄然无声。”
开矿商洛山
矿山血腥的原生态激发了困顿中的孙雅臣，他甚至认为不到矿山闯荡一番，人生简直就是白活。经与北京的朋友联络筹商，孙雅臣决定投入到灵宝采金业的滚滚浊流中。恰在此时，在与灵宝相邻的卢氏县做领导工作的朋友，建议雅臣到卢氏开采锑矿。卢氏采锑业刚刚起步，灵宝的许多采金大户已在向卢氏转移。与灵宝采金相比，卢氏采锑有三大优势：一是锑与金虽然价格悬殊，但锑矿储量大，品位高（吨含量居全国首位，世界前列）；二是开采成本底，只有金矿的1/5；三是当地经济贫穷落后，初起的锑矿开采业，行贿受贿之风还不太浓，各种关节便于打通。雅臣与北京的朋友们决定转向卢氏。
1994年9月29日，中午收到北京汇来的30万元投资款，下午便到车市开出一部上山开矿必备的北京吉普车，次日即通过朋友关系给吉普车挂上了公安牌照（特权牌照，便于工作）。10月5日，孙雅臣赶到了卢氏矿区。
因有县委的朋友做奥援，矿管局长、矿区公安局长和矿管局的工程师陪同雅臣跑遍了卢氏的几个锑矿区。矿管局长为孙提供了三个选择方案：一个是30万元一次买断一条绵延数公里的含矿构造带（后来几经转手，这个构造带被以一亿七千万的价格卖出，矿山上的资金膨胀之迅速常常令人不可思议）；二是50万元购买矿管局的一个探矿洞（后经几次转手，此洞以560万元的价格卖给灵宝来的一个大户）；三是划给孙雅臣一片新矿区——此区实乃矿管局为县里领导预备的一块自留地，地质资料详尽，矿脉稳定，离地表近，开采便利（后来这里曾开挖出价值一亿二千万的锑矿石）。孙雅臣选择了第三个方案。
为确定洞口的位置，孙雅臣到南阳、洛阳、郑州、西安等地，向当年在这里进行四次勘探工作的三个地探队的四批勘探人员请教，论证开矿方案。同时他购买和借阅大量开矿类的书籍，自学锑矿的形成、含矿带的构造、矿石品位、用勘探图纸和罗盘标方位的技术，以及开掘设备、耗材、掘进一米的炸药柴油用量和成本核算等等方面的知识，很快成为当地开矿大军里远近闻名的专家。武警黄金部队一位大校衔高级工程师与雅臣交谈后，称孙的开矿水平高于他那里的一般工程师。
洞口位置确定后，孙雅臣一边办理采矿手续，同时到各地采购掘进设备。他先后办了五套开采证，买断了四座山的开采权。办一套采矿证一般需要几万元，雅臣办第一套开采证仅用了300元，其他几套也都在1000元之内。一个月后，有人愿出100万元买孙的第一套开采证。
卢氏县城位于豫、鄂、陕交界的商洛山中，距洛阳260公里，与陕西仅数百米之遥，可以清楚地听到那边的鸡鸣狗吠。当年李自成的大本营就在这个地区。雅臣的矿区距卢氏县城还有100多公里路程，下了公路还要爬5公里山路才能到达。开掘设备运到山脚下，必须拆成零部件，标上记号，蚂蚁搬家似的一件件往山上转移，到山上再按记号一件件组装起来。在搬运设备零件的过程，必须如看押犯人一般严密监视那些被雇来的山民，以免他们故意藏匿。即便如此，零件还是丢失了一些，不得不再花钱从他们手上买回。
一切就绪，孙雅臣择定良辰吉日，率领几十号人马，在选定的洞口位置举行了开工仪式：向山神呈供品、跪拜、许愿，鸣放鞭炮，宣布开工。
当地人对外来开矿者敲诈勒索、雁过拔毛是一种陋习。县委领导和矿区公安局长特意在孙雅臣的矿区召开会议，要求地方大力支持。公安局长宣称：“孙老板是我的朋友，谁要是跟孙老板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孙雅臣也常常告诫当地老百姓：“想吃鸡蛋就必须先把鸡喂肥，杀鸡取蛋的做法不可取，何况我孙雅臣这只鸡也不是你们能杀得了的。”后来连当地的黑道流氓都知道，洛阳来的孙老板有来头，惹不起。
有一次，乡里来了几个人，要对矿区每人强收100元的“计划生育费”。在反复解释无效之后，孙雅臣命人用武力把他们赶跑了。还有一次险些因误会引发命案。一天深夜，灵宝来的一个大户向孙雅臣的人开枪（幸未击中），并在孙的机房（放置空压机和发电机）放置炸药，扬言要把它炸掉。得到“腿子”从山上送来的消息，5公里外山下的孙雅臣摸黑赶到山上。现场双方正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雅臣一到即被对方的枪口顶上脑袋，孙手下的2支猎枪也立即顶上对方的脑袋……
山上的一帮朋友都很仗义，个个任劳任怨，不计报酬。三老板小樊下山到180公里外的灵宝县买矿用风管，为节省10元钱的搬运费，他一个人竟把半吨重的钢管一根根（每根50公斤）扛上长途汽车。到了卢氏县，又倒一次车。下了汽车，又倒一次机动三轮。到了山下转运站，当地山民提出运到山上要5元钱的搬运费。小樊嫌贵，自己扛起一根上山，到山上再招呼朋友下山，把余下的风管全部运上山。如此辛苦仅仅是为了节省80元钱的搬运费。有一天深夜，天上鹅毛大雪，矿洞打出了富矿。为防止山民盗抢矿石，这帮朋友在矿口大雪中守候到天亮，个个冻得嘴都说不成话了。
雅臣对财务管理甚严，买个烧饼、买包火柴都要上帐。初上山时，已开销至26万元，却仅有10元的误差。一起开矿的大户，43万元只掘进170米，雅臣他们47万元却掘进了580米。
矿山矿规分明，矿主至高无上，饭要单独做、单独吃。雅臣打破山 规，与二老板、三老板、帐房、管家、保镖、腿子、民工同吃同住，同抽一块六的红豆卷烟。为了避免当地山民因嫉妒引发矛盾，他要求大家把平时使用过的食品、烟酒包装物统统烧毁。雅臣过去讨厌讲粗话、谈女人，可这在矿山上行不通。如果你这样安排工作：“某某某，请你去干某事。”那人就会磨磨蹭蹭，拿令箭当鸡毛。如果你大声吆喝：“某某某！操你妈！去干某某事去！”那人就会屁颠儿屁颠儿领命而去，雷厉风行。海南来的朋友老范在山上住了几天后感慨地说：“到这里我算明白了什么是‘威虎山’，什么是‘乌龙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