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梅贻琦病重后，一个七十岁的心脏病人——胡适——在当天发病之后，仍在深夜从台北郊外的乡下乘车驰往松山机场去“接梅太太”（梅贻琦夫人），我想未来的读者，大概由此能够感到胡适的人情之厚及对病者家属的体贴之微吧？

胡适到加大讲学

1956年9月至1957年元月初，胡适曾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讲学。因为他名满天下，所以四个多月当中，活动频繁、密集，故而《日记》记得匆忙而简略。我利用《赵元任年谱》（二女儿赵新娜及其夫婿黄培云编，北京商务1998年版）补充《胡适未刊日记》中在柏克莱讲学的信息。《赵谱》1955年（乙未，六十三岁）载：“年底前，多次参加校系职称提升委员会会议，讨论系内教师的职称提升问题。为了争取以教授名义聘请胡适来加州大学讲学，元任四处奔走，征集到十二人联名签字（包括FerdinandLessing，J.P.Danton，MurrayEmeneau，李卓敏等专家和教授），向校系推荐。”1956年（丙申，六十四岁）载：“上半年，元任等十二人联名推荐以教席教授（RegentsProfessor）名义聘请胡适来加州大学讲学一学期，获得校方通过。元任很高兴，当即打电话通知胡适。”

1956年8月31日上午，胡适从纽约寓所出发，下午一点五十分上机，四点到Milwaukee（密尔沃基）。六点出发，八点到Madison，Wis.（麦迪逊，威斯康辛州）。9月1日，在Madison，Wis.中国学生夏令营讲《宇宙中谈博爱》。9月3日，到芝加哥，住WindermereHotel（文德梅旅馆）。到“好世界”，赴Chicago（芝加哥）一带的“智识分子聚餐”，演说“四十年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9月4日下午，芝加哥副领事朱振发送胡适到机场。五点半起飞。西岸时间十点半到SanFrancisco（旧金山）的国际机场。赵元任、杨步伟、张紫常、徐大春、王恭守、思琦、王纪五、马如荣及华侨陈照等在机场迎接。到Berkeley（柏克莱），住HotelDurant（杜兰特旅馆）。

胡适这次受聘加州大学教席教授，为期一学期。胡适做了十次正式讲演，包括中国古代十世纪以前的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中国画史介绍、中国印刷术的发展历史、有关宋儒的介绍、有关范仲淹与王安石的介绍、清代科举考试制度、中国的文学革命等。赵元任听了所有的讲演。

我觉得这十个讲题都是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问题，就请胡适纪念馆向柏克莱加大追寻当年的演讲录音。加大回复说没有找到录音。我也没有找到资料证明五十年前曾经录过音，于是就请胡适纪念馆将胡适当年讲课的英文手稿复印一份寄给我。根据该馆记录，在1993年，曾经有一位美国女汉学家查询过这份资料。这位女汉学家现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大学执教。胡适的演讲手稿在我这里搁了一年，都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进行翻译，直到2008年5月，王国慧小姐才自愿承担了这份义务的艰巨翻译工作。

在《赵元任年谱》1956年年末，编者培云加了一条注：

这段时间胡适成了元任先生家的常客。元任与胡适共同熟人多，加以旧金山是美国对远东的重要交通口岸，往来宾客更是络绎不绝，宴会几无虚夕。

小芳

胡适到达柏克莱以后，《日记》从1956年9月14日记起。因各种公私聚会多，访问者频繁，通常仅记来者一名，不及记述其他内容。1956年10月27日（星期六）午前仅记：

小芳12：李祁来我想象“小芳”大概是一位好朋友的女儿，可能是个未入社会的在校学生，故未予深究。次日又记：

小芳家为什么是“小芳家”？而未记她父母的姓名？五十年前的人是否知道“小芳”是谁？赵元任夫妇早已作古。陈世骧也不在了。当年旧金山的总领事张紫常肯定知道“小芳”。但他本人也不可能活到现在……

偶然从胡适致张元济的一通书信中读到“常从小芳处得知先生近况，至以为慰”的话，立即感到振奋，于是查《张元济年谱》。这部年谱，我在1991年就通读过两遍，并且时常加以运用。书后的“人名索引”没有列入“小芳”。我以为小芳是张氏的后嗣，遂查张树敏（女）、张树年（子）、张树源（侄）、张珑（孙女，1929年生）、张人凤（孙，1940年生）、张祥保（侄孙女）等六人凡一百零二条记事，竟无一例关于“小芳”的记载。于是检阅谱主与胡适交往的九十四条记载，亦无发现。再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版）着手，逐条阅读谱主与张元济（菊生）交往的文字，仍然探究不出“小芳”与张元济的关系。这样经过长时间的搜索之后，又把胡适提到过小芳的那封信的具体时间忘记了。于是再从胡适致张元济的全部书信开始，经过排比抽阅，选择抗战开始以后的时段，逐年检查阅读。在上海孤岛时期，张元济寄给胡适的信，多是设法寄往重庆，由王云五转寄的；而胡适从不回复，大概是考虑到张氏的安全。抗战胜利后，胡适写给张元济的第一封信是1946年1月14日。这是唯一提到小芳的一封（“别后八年多，真如同换一世界！常从小芳处得知先生近况，至以为慰……”）。此时胡适尚在美国，要等半年后才启程乘船归国。这就给我一个启示：胡适是在美国羁留的九年期间与小芳有所来往的。于是我就重新阅读胡适从1937年9月抵达旧金山后，迄1946年6月离开美国，将近九年期间的日记。读到1942年1月6日时，终于有了发现：

下午夏小芳与ArchieLochhead（阿尔奇·洛奇海德）来吃饭，谈甚久。夏君是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之子。我们谈起王云五先生一班朋友，都陷在香港，至今没有消息，不胜挂念。

至此，“小芳”与张元济的关系及其身份才显现出来。于是，我便检查《张元济年谱》的“人名索引”里的夏姓人物。有“夏鹏（筱芳）”条，凡四十三条（页）索引。“筱”同“篠”，即小竹；俗又借用为“小”字，专用于人名。这个“筱”字，我上小学时就很熟悉，父执辈用此字者即有数人（如筱珊、筱峰、筱楼）。我立即把《张元济年谱》里关于“夏鹏（筱芳）”的四十三条记事通读一遍。再读第二遍时就得作笔记：挑选较重要的记事，筛去日常事务性的内容。到了第五天，才据这个“笔记”的草稿写成“小芳”的注释：

夏鹏：字小芳（筱芳），江苏青浦人。商务印书馆创办人夏瑞芳之子。1916年赴美国留学。1925年4月，选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以后历届都当选，从未空缺。同年12月，以董事身份协助处理罢工事件。1926年12月，经商务董事会议决，与杨端六二人在总务处办事，帮同总经理、经理处理一切事务，并出席总务会议。1927年1月，商务董事会第321次会议定，王显华辞职，众推夏鹏继任经理。1939年9月请假赴美国。1941年7月，向商务董事会请长假，由李伯嘉代其经理职。1948年，被董事会选为总经理，坚辞未就。这一条注文的每一句话，都有可靠的史料作依据，自觉内心不虚。

我将1956、1959两年的日记整理复印本寄往台北之后，心犹未甘，又花了几天时间读张元济致胡适的六十三通信札（载《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张氏写信都用行草，年深纸暗，兼系影印，故部分内容辨识非易，耗时颇多。虽没有获得有关小芳的材料，却发现了关于翁兴庆的若干消息（原来翁是张的侄孙婿），可以用于翁的已注条中，重加修订补充。

对于胡适一生交往中的一个相对次要的人物（就为“小芳”这两个字），为什么投入这样大的精力、花这么多的时间去为他作一条小注呢？因为这是一个知识问题。只有对知识问题抱着敬慎的态度和浓厚的探究兴趣，才能从一个作践知识和知识人的政治运动频仍年代和“文革”反常（即文化乱伦）的年代里活过来而不降其志，才懂得和珍视胡适思想的可贵，做一个勉可及格的胡适遗产整理和阐扬者。

香港的窝打老道

在1961年日记后所附的通讯录中，有一则是：

Name史诚之（A……）Address香港窝打老道110号

（友联）上下两个括弧中的字是胡适亲笔写的，用的是绿蓝色的原珠笔，因历四十余年之久，“A”字后的字母已经淡化，无法辨读。而两行正文，却不是胡适的笔迹，“窝”字难定，像“高”，像“富”，又像“窝”：“老”字则写得像“志”。而我又没有到过香港，毫无香港地名方面的常识。于是当晚即打电话给香港的凌文秀先生，经他核查香港地名，证实是“窝打老道”。我将此四字的疑难解决经过，简记在《日记》过录本的空白处，所记时间是2006年2月23日深夜11：55——12：05（通话时间）。

没过多久，就在童元方（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副教授，哈佛文学博士）女士的散文集《水流花静》里读到这样一节文字：

火车在伦敦滑铁卢车站进站了。以前看见滑铁卢这个名字，只会想起拿破仑，或者谁考试没考过，现在倒想起九龙油麻地的窝打老道了。我两年多前到香港时，看见滑铁卢译成了窝打老，总觉得那条大道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冒出一窝子老道来，跟附近的庙街，还有旺角的西洋菜街、洗衣街、雀仔街、花园街共同形成特殊的风流。（《旅途私语——过英法海峡》，P66）

于是，我才知道了香港的“窝打老”是沿伦敦的滑铁卢之音译而来。

后来，在《颜惠庆自传》里读到了颜老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议论。他说：

香港店铺和街道的中文名称以及一些日常用语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这里常常把原有的英文名称直接音译，用字又不加考虑，令人费解。……最令人捧腹的是，“WaterlooRoad”被译成：“窝打老道”，听起来就成了“我打老道”。

颜惠庆是童元方上两三代的人，他这部用英文写的自传完稿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他们竟然对这同一个香港地名的译音的滑稽和草率性都产生了一番联想。

梅贻琦重病

《胡适未刊日记》1960年6月19日记：22：30梅太太乘“西北#99”到。

这是提示梅太太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99号班机于晚上十点半到达台北。这一则日记，如在“梅太太”后注“梅贻琦夫人”，最为省事，也可称简洁明了。但是我据6月13日胡适致蒋廷黻的信拟了这样的注文：

自梅贻琦发病（骨癌），胡适连日与教育、学术界近友及医生密商处置及治疗事宜，又向在美之梅氏知交分别致函通报病情，安排梅贻琦夫人飞台。今日上午十点，胡适心脏病又发“警报”，但他深夜仍亲自从南港驰往松山机场去接梅夫人。

因为梅贻琦是五十年代中后期迄六十年代初期台湾学术、教育方面的重要领袖人物（胡适与他任“国科会”正副主任委员，他又任“教育部部长”并主持清华大学复校），没有他们当年创设“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台湾学术、教育（包括科学水平）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局面（梅、胡等几位古稀老人当年在阴历大年正月初二都在开“国科会”）。胡适在6月12日写给赵元任的信里说：“现在要报告一件很不幸的消息：月涵病倒已一个多月，周身骨节疼痛，行动艰难，故五月里没有搬入医院。到五月尾，因有热度，始入台大医院。起初的诊断是‘骨质疏松’（osteoporosis），但当时即有一位大夫疑是cancer.连日病势转变很不好。医生说病似在摄护腺（prostate），用femalehormone‘围堵’，今天（十二日）稍好。月涵本人尚不知道。前夜（十夜）朋友与医生会商，决定由我与思亮打电报给梅太太（由叶良才转），请她飞回台北。她在Philadelphia女儿家，今早有电话来，说可以回来。

“此事使许多朋友很伤心。医生说，用femalehormone‘围堵’的方法不能根治，但可能延长病人生命一两年以上。月涵浑身骨头痛，不能移动，故谈不到迁地治疗。

“今早我与陈雪屏去看他，他说话很吃力，故无法谈话。现在只盼望‘围堵’方法生效。

“我七月九日飞Seattle（西雅图。胡适将率团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参加学术合作会议。——作者注），但可能即须飞回台北。原因还是为了月涵的病。

“匆匆写这封不忍写的信。乞勿太忧虑，我当随时报告你们。

适之一九六○、六、十二夜半“

6月13日，又写信给蒋廷黻详报病情。然后说：“此事使很多朋友很伤心，我们都很焦虑。这样一个终身忠心做一件大工作的人，这样一个可敬爱的朋友，现在很受痛苦。这几天的转变不可乐观。因为他浑身骨痛，故不能考虑迁地出国治疗，请不必打电报给他本人，我们已请他不看任何公事。……恕我写这封很伤心的信。”

注释必须受体例的约束，不能太繁琐；但我又自觉有责任把他们的精神、人格约略反映出来，故勉强写了以上九十四字的注文。我想未来的读者，知道一个七十岁的心脏病人在当天发病之后，仍在深夜从台北郊外的乡下乘车驰往松山机场去“接梅太太”，大概能够感到胡适的人情之厚及对病者家属的体贴之微吧？

20年前，当曼德拉获释的消息传到中国的时候，我正被关押在中国最着名的政治犯监狱—秦城监狱。那是1989年北京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之后最寒冷的一个冬天。跟我一起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学生和知识分子有数百人之多，他们都是因为和平请愿，要求政府进行民主化改革而被关入监狱的。

当时我内心的复杂，今天回顾起来是不难理解的。曼德拉的故事以前我们知道得不多，但是那种象征意义，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为了追求自由，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要以失去自由作为代价。而更加吊诡的是，在遥远的南非，曼德拉这个人出狱了，而在几乎是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一群人为了同样的理想入狱了。历史，难道就是这样在循环中前进的吗？

那时，为曼德拉和南非人民欣慰的同时，我也为中国和中国人悲哀。为什么，当全世界都在迈向尊重人权，实现民主的方向的时候，中国却开始了一个人权被践踏的黑暗时期？为什么，连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都已经土崩瓦解的时代，中国人却被迫面对当政者在自己的首都，出动军队大开杀戒的现实？难道中国人有原罪吗？可是另一方面，就我个人而言，曼德拉的出狱，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人对抗一个制度的胜利，而这种胜利是建立在时间和坚持的基础上的。因此，看到他的消息，也让我对未来增添了信心。我想，如果曼德拉能坚持二十多年，我为什么不能？！曼德拉出狱的消息，对于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去迎接漫长的牢狱生活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一种安慰。

曼德拉出狱的消息，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部分，是他走出牢门的时候，脸上带着微笑。这是一个受了二十几年苦难的人的微笑，也是神圣的微笑。那个微笑的镜头成了几十年以来的经典镜头，也是全世界维护人权的人士中流传不息的经典传说。当时我就想，以后一旦有一天，我也能踏出牢门，我也要保持这样的微笑。1993年我出狱了，走出监狱大门的一刻，我向在门外等待我的家人高举起右手，打出V字形手势，脸上露出笑容。那一刻，我知道，我是在学习曼德拉。

今年是曼德拉出狱20周年。由于他的出狱在西方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此，全世界的媒体都予以关注。《纽约时报》专门用两天的言论版的版面，刊登一些人士对此的评论。他们找了我，我就写了上面那些话。因为篇幅有限，有些话我无法全部发表出来，那就是：其实，当年的感慨，20年过去了，今天依然还在。曼德拉出来20年了，连我出狱都有11年了，但是，就在纪念他出狱的前一年，还是在那个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又有一些中国人因为与曼德拉拥有同样的理想而进去了：刘晓波，谭作人，黄琦。。。。这个名单似乎还在越来越长。

在世界的一端我们看见光明的开始，而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们看见了黑暗的降临。

一日友人聚会，忽有人出了个选择题：你最喜欢生活在哪个年代？一一问将下去，答案虽稍显纷纭，却最终集中在了先秦、唐代这两个时段。理由简单得近乎恶俗，先秦被喜欢是因为这个时代出思想家，据说那时的人就已把咱中国人的智慧都发明得差不多了，唐代则可以用个顺口溜概括：“想浪漫，找李白”，“想诉苦，找杜甫”，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是“自由派”的洒脱和“新左派”的忧郁全让它给占了，以至于一提“大唐”两字我们这些俗人就最好啥也别说，只有艳羡的份儿。等轮到我时，我闷声说：“晚明”，大家始惊讶而默然，终有些激愤地开始质问。搞得我一度极不自信地左遮右挡，终于没有提出什么有说服力的理由来，于是现场气氛怪怪的有些异样，那情景多半以为我是在搞恶作剧。因为晚明的奢靡与空谈，早已定性为亡国的耻迹，晚明士人和先秦大唐优容大气的思想巨匠比，也如矮人一般地卑琐而缺乏光彩。当我面红耳赤地急急争辩而又不得要领时，似乎也觉得自己比周围境界高大的友人矮掉了半截。

不过事后想来，何必辩解呢？这个选择题的答案其实没有对错之分，而纯在乎个人的某种经验，余生也晚矣，对生活在哪个朝代最幸福确实没有切身经历，我给出的答案完全出于阅读清代历史的那点经历，现在我很痛恨这个经验，因为这是一种让人变得老成世故的经验，很快堕落成了世人侧目的老愤青。面对异样的目光，我开始后悔，抱怨在此之前怎么没人告诉我读清史会使人落得个如此不合群不可爱的下场！最可恨的是，你如果不抱着一颗誓把自己变得狡猾的心几乎就读不懂这段可憎的历史，可读懂的后果是当你几欲挣扎出来假装恢复清纯的模样时都会觉得别扭做作，以至那一晚当我咬牙切齿地说出喜欢“晚明”时，那恶狠狠的表情也许恰是心情被压抑太久之后释放出的报复。

余英时先生曾感叹明代王阳明这样的大儒都有被扒下裤子光着屁股挨板子的经历，与宋代王安石和宋神宗勾肩搭背地共治天下的美事简直没法比。可是再看看清朝，你就会觉得公开脱裤子挨板子已是一种幸福，这就是我读清史觉得倍感郁闷的一个理由。

近翻《鲁迅全集》，猛然发现鲁迅先生早就感受了类似的郁闷，鲁迅当年讲了一个文字狱的故事，说是有一个山西汾县的傻冒书生叫冯起炎，等皇上出巡时拦驾，呈上自己的经书，非嚷嚷着要让乾隆爷披阅，如此犯混也就罢了，可随文还有段话却太离谱，说是自己看中了亲戚家的两个漂亮姑娘，这家伙追妞有点底气不足，怕人家看不上他，却又贪婪得两个都想要，这回可找到皇爷给撑腰了，于是很自信地说，如果乾隆爷您差个干员，派个快马和地方官知会一声，这事不就全齐了吗？那话透着股肉麻的亲近劲，好像乾隆爷就是他老爸。可结局却出人意料，按鲁迅的话说这傻冒不过是中了才子佳人小说的毒，总想着天子做媒，表妹入怀的大梦。傻是傻到家了，可人家的初衷不坏，起码是视皇如父，对老爸撒撒娇总是可以的吧，这在前朝可有的是先例，明代的皇上恐怕还巴不得臣子如此献媚呢。可这次娇却撒错了地方，这才子的结局是被他的皇帝“老子”发配出关去了。因此，我以为，清朝比前代更恶劣的地方在于，前代想做奴才主子会高兴，至少不至于打板子，在清代做奴才还得排队等候，想随便插队就得挨揍！骂人当然要杀头，吹捧也得看场合，这“思不出其位”的火候实在是太难掌握了！一旦修炼到家这人非成神经病不可。鲁迅给出的例子是，如果您对乾隆爷说这龙袍旧了，咱还是补补吧！进言者以为是尽忠，在皇上眼里却以为是大罪！那补袍子的话轮得着你说吗？于是轻则流放，重则砍头！

没错，和明代比，清代获得了“大一统”的地盘和拥有维系这个局面的超级能量，也正因此，清代皇家为了维系这个放出的大烟花不会尽早地破灭，也使清朝变成了一个千方百计地让人活的难受的一个朝代，难受到什么程度？不是一般的打杀和廷杖，而是用无穷尽的心理暗示杖杀你的心灵，过程犹如慢工出细活般地小火慢熬，最后煎出的是一个个精神药渣。乾隆这个心理大师有些话不会明说，也不打算明说，让你自己琢磨，等你琢磨错了，他才出来扇你一个嘴巴，你甚至来不及揉揉痛处又得巴巴地继续琢磨，直到嘴巴抽多了，脸颊红肿得要命才知道那线该踩在哪里！这番操练的化境就是嘴巴不用他来抽，自己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抽自己，或是该抽那个部位，那作践脸颊的习惯一旦养成，就几乎到了每天不抽嘴巴就不舒服甚至活不下去的地步。

自己抽嘴巴的例子仍然发生在文字狱密集的乾隆时代。《四库全书》的编修进度和杀人文网的编织几乎同步进行已不是什么秘密，《四库》的书收得全，毁得更狠。可最初这同步奏鸣曲只是乾隆爷一人脑子里谱出来的，如何变成官员士人的混声合唱难度就太大，据说当初查书的阻力就来自地方官这些奴才，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实在不知什么应该叫做禁书，故常常草草交上几部搜出来的书就想蒙混过关，此时乾隆爷的巴掌会呼呼生风地扇将过去，等奴才们脸上泛出红手印时皇上就会发现收缴上来的书变得越来越多。其实搜缴的数目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嗅觉的培养和态度的规训。果然几个巴掌扇过去，聪明的人脑筋转的就是快，一个叫海成的江西巡抚出主意说，光注意大庭广众的地方还不够，说不定那些文盲白丁的家里还藏着违碍书籍，恰是个搜查盲点，乾隆爷心里想这奴才开始会扇自己嘴巴了，于是大大奖赏，其它人一看明白了，得赶紧跟上，于是蜂拥而上出起了更馊的主意，有人说，应该派些闲散人员挨家挨户地搜，大有挖地三尺的意思，乾隆爷这次虽觉这办法有些过于混蛋可还是忍不住的高兴。可是让乾隆爷有些为难尴尬的是，扇自己耳光得表扬的那厮海成却得好卖乖，这天出了一个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馊的主意说，天下所有的读书人在写完书后应一律交到地方官那里去接受审查，拒绝交出者就按私写反动言论论处。这作践自己的事搞得太过头了，怪不得乾隆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一个嘴巴又扇过去，把那走火入魔的海成打回了原形。其实乾隆私下里当然还是高兴，矫枉过正的结果毕竟训练出了奴才们如何避免多挨耳光的嗅觉。

鲁迅曾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成了祸害是起于笑骂了清朝，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文字成祸往往起于“隔膜”，这确是妙论。敢直接笑骂皇家的终是少数，但仅因“隔膜”而掉了脑袋才真真叫人恐怖。而我以为，最恐怖的莫过于有意识地用精神自宫的方式去抹平“隔膜”的那种人，如海成之类。这厮知道了消除与皇上“隔膜”的方法犹如获得了做官的“武林秘笈”，但代价是必须摘净残存在身上的那点血性，宫里的太监只是去了男根，而奴才们的“去势”做的狠了，自己已变态麻木的颇感怡然，百姓可就没法活下去了。

我们总有个错觉，觉得清朝“大一统”有功，尽管是用一种极其恶劣的手段达成的，但总算把什么“北狄南蛮”统统给攒和到了一块，至于人是否在里面活得窝囊好像已无所谓，最大的理由是不要“因小失大”，那些个体血泪的牺牲彷佛都是应该的。可我以为，人的尊严不应以任何廉价或高尚的替代品的出现而遭随意取缔，否则我们将会永远生活在乾隆的阴影之下。

官商结合，大家耳熟能详，生气的时候我们叫做官商勾结，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这是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但在学术意义上，它则是一个历史名词，一种基于企业和政府分工不清晰事实的学术定义。

近代以降，“官商结合”当然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学术上总结了三种模式：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正是这三种企业发展模式，构成了百年以来中国企业发展最主要的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最核心的问题，用企业理论的框架来追问，非常简单，那就是企业究竟应该由谁来办？私人，还是政府，官僚，还是商人？这是跨越百年的中国问题之一。史料意义上，我们不幸地看到，中国人进入近代以来，似乎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路径，企业必须只能由政府主办，退而求其次，至少只能由政府和商人合办，或者是政府监督，商人执行。所以我要说，百年之间，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一直是在官商结合的道路上徘徊。对，是徘徊，而不具有确定性。看史料，我们会发现，在民国时期，1928年到1938年，有一个史学上的黄金十年称谓，那短短的10年之间，中国竟然出现了一批看上去比较规范、具有近代企业或者现代企业特征的私人企业，他们产权清晰，产业稳定，品牌架构突出，成为中国企业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可惜历史并不宠幸，这种比较规范的企业10年，竟然昙花一现，接下来马上又被强大的官商结合传统深深遮蔽。

所以，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发展的轨迹，事实上跟我们中国百年以来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跨越百年的官商结合模式，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起起落落，正好可以见证百年中国历史叙事的徘徊与无助。

了解一下这个课题的学术框架。

第一个需要强调的，应该是经济发展的导向原则。常识层面，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或者说经济形态，显然是有明确的导向原则的，大概是这么几个导向：

一种是以政府为导向；

一种是以党为导向；

一种是以军队为导向；

一种是以企业家为导向；

一种是以领袖人物为导向。

什么叫以党为导向，简单的定义，就是党管企业。一切的企业产权都属于党，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必须是党员，或者在企业里设党委，消减工会在企业里的作用，或者以党的组织部的名义来培训富二代。

什么叫以军队导向，缅甸是个不错的例子。不要以为缅甸人不办企业，不做生意，他们一样的有进出口贸易，一样的要办自己能掌控的企业，只是他们的生产经营，甚至不是由政府说了算，而是军队说了算。中国北洋军阀时代，也有军队管制企业的影子。

什么叫做以领袖人物为导向，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1950年代，公私合营，大跃进、三面红旗，表面看是当时的党和政府在操作，事实上领袖人物的作用已经涵盖了一切。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按照企业理论的框架来看，那是一个全民办企业的时代，家家户户，村村寨寨都炼钢铁，恨不得一夜之间赶英超美，而这一切行为的主导力量，当然是那个站在城楼上挥手致意的领袖。

现在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以政府为导向。

有些概念是可以轻易提出的，比如计划经济，政府干预，行政垄断等等，但我们需要辨析几个概念。首先是要认识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导向原则。很多人以为凯恩斯主义就是鼓吹由政府来推动市场的运行。事实上，凯恩斯首先是美国的凯恩斯。他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的以新教伦理为基础的政府，凯恩斯相信，他列出的政府主导方案，相信美国政府最终不会突破市场经济的底线，更不会突破人的自由的底线。其次，凯恩斯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凯恩斯。他对古典经济学烂熟于心，他比我们都知道自由的价值，市场的价值。最后，凯恩斯还是一个短期的凯恩斯，一个技术主义的凯恩斯。如果说古典经济学思考的是市场的自发秩序，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资本主义在一个突发事件面前必要的策略；如果说奥地利学派思考的是整个市场经济的呈现，那么，凯恩斯思考的，则是市场被人为阻断之后，人们如何用一种技术来激活它。

另外一个需要辨析的概念，是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制度最初出现在15-19世纪的欧洲，并成为当时普遍的国家经济政策。最经典的重商主义国家包括了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俄罗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词典》解释为：“重商主义是政治经济理论体系，它是政府对于民族的特征进行调节，使国家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要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

对于这种具有非常明显垄断特征的经济制度，亚当·斯密曾经强烈批评过。这是一种被政治严加管理的经济体制，经济学家查尔斯·威尔逊说，重商主义制度由政府发布的各种政策、立法、规章、手段构成，尽管国家主体仍然属于农业社会，但却急于把自身转变成贸易和工业社会。显然，威尔逊的表述成为重商主义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驱动下，政府给与其钟爱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特权，整个经济以非常明显的国家主义特征出现。

历史证明，这种看似宏大的经济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首先是体制的过渡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其次是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最后是各种利益群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重商主义的细节我们耳熟能详。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权力，准确的说是特权，在重商主义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赢得特权，并使法律完全为自己服务，成为企业和个人最为关键的工作。那些拥有特权的组织和个人，总是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为了持续享受这种服务，他们宁愿牺牲社会其他阶层的利益；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企业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价值。

重商主义的破落，乃是一种经济学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后的几种方向却大相径庭，一种导向了竞争的市场经济，一种导向了共产主义国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国为圭臬，而后者则以俄罗斯朝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迈进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仍然在高效率的发展，而苏联经济已然崩溃，新俄罗斯当下正处在巨大的变迁之中。

看欧洲经济学史，我们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在当时的法国，政府就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印花布的生产和贸易，任何私人都不能经营。很多法国人只好偷偷做印花布的生意，有点像今天中国的所谓山寨产品。法国政府经常打压这种现象，有79个商人为此被判绞刑，300多个商人被流放。

西班牙的政府主导色彩就更加明显。从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西班牙都陷在政府主导的模式里。大家知道，曾几何时，西班牙曾经比英国还要强大，他的势力遍及全球，成为当时最大的海上帝国。可是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家伟大的西班牙企业，更没有享誉全球的企业家，今天的西班牙已经淡出世界第一流、第二流的国家梯队，它只是一个三流的国家了。

俄罗斯的发展就更加不幸。沙皇时期，俄罗斯的企业态势是不错的，至少有私人企业，有财产继承权利，企业的产权比较清晰。虽然沙皇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也存在诸多干预企业发展的现象，但总体上，沙皇时代的俄罗斯显然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10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私人企业彻底消失，政府力量绝对化。这种局面发展到最后，我们看到，苏联人可以让宇宙飞船上天，有太空站，有导弹和核武器，可是苏联人却造不出一台像样的汽车，电视机，甚至再也造不出可口的面包、啤酒和奶酪。

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只有英国才是幸运的，光荣革命以后，英国整个国家向企业主导的方向发展，向企业家发展，向市场发展。

历史真有趣。这么几个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重商主义时期转型到自由企业时代，只有英国转型是成功的，法国不成功，西班牙也不成功，俄罗斯基本上与自由企业精神背道而驰，十月革命以后，整个经济完全被计划经济和政府主导垄断，一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似乎还处在彷徨的过程之中。

百年之间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以政府为主导呢？是不是还处在早已经被确定为失败案例的重商主义时期呢？我们不得而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既不是政府导向，也不是以党为导向，而是党国导向，因为中国是一个党国体制，中国的党和国家纠结在一块儿的，所以无法界定。

要不是那个叫做李零的写了本论说孔子的《丧家狗》，这两个名字是根本联不到一起的。一个是没有文化的红色知识分子家庭的破落子弟，一个是眷恋周室的没落贵族。一个成长于不认孔子的毛泽东时代，一个挣扎于周室式微的春秋乱世。一个打着京腔籍调侃孔子悄然听凭自己水涨船高，一个哀鸣周礼不再而不得不降低身段克己复礼。一个把个北大教授做得稳稳当当，一个四处奔波而饱受世人热嘲热讽。于是那个做稳了教授的玩了颠沛流离的孔子一把，让人感觉教授比孔子还要世事洞明，人情炼达。李零教授因此在把孔子定死在丧家狗的位置上的同时，胜利凯旋，名声大噪。想当年，李零教授那篇像模像样的《汉奸发生学》没有多少人理会；看如今，李零教授一部不伦不类的《丧家狗》获得掌声如雷。真正是世事难料。京城果然风云变幻，花样百出。前不久还是王朔的舞台，转眼间变成了李零的市面。同样的京腔，打出了不同的声响。

说实话，孔子作为一个话题，也就是京城里能叫响。或者说，把孔子当作话题津津有味之处，通常是当年闹过义和团的地方。义和团和孔子看上去是两回事，实际上却是同构的。哪里闹义和团，哪里就拜孔子。反之亦然，哪里拜孔子，哪里就闹过义和团，并且还可能继续闹。假如没有弄错的话，那个叫什么丹的女士开讲孔子，就颇有些义和团的意思。美其名曰：爱国主义。而事实上，李零教授忍不住凑了把热闹的前提，也是因为丹女士把个孔子说得太热，太爱国，太义和团。按说，李零教授有关孔子的这堂课，本当是给丹女士特开的小灶，一不小心成了风行于市的热销品。就这好比股票上市，开高走低的，也就由不得自己了。李零教授假如仅止于给丹女士讲课，或者仅止于在北大课堂里谈笑风生，那么这堂课无疑是精彩的。但一旦上市，长长短短，也就难免裸露无遗。

李零教授此书之长，是认真读《论语》。这虽然是随便哪个教授都可以做到的，但李零教授却自称与众不同：

我的书是用我的眼光写成，不是人云亦云，我才不管什么二圣人、三圣人怎么讲，大师、小师怎么讲，只要不符合原书，对不起，我概不接受。我读《论语》，是读原典。孔子的想法是什么，要看原书。我的一切结论，是用孔子本人的话来讲话———不跟知识分子起哄，也不给人民群众拍马屁。

读原典，看原书，以文本为准。好像当年新批评一派，就是这么说的。当然李零教授并不籍此表明是否跟新批评有关。这无所谓。疑问在于：倘若要理解孔子的想法，仅止于《论语》就行了么？比如说，孔子的想法究竟从哪里来的，要不要追溯一下？孔子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说出那些想法的，要不要研究一下？李零教授的论说孔子，都不是凭空而论，更何况孔子当年说了那么多的片言只语，一点都没有背景和语境，能弄明白么？

其实，李零教授并不真的忽略背景或者语境。在那自序里，话锋一转，就说起了自己的成长背景和读孔经历：

予生也晚。我是生于旧社会（只待过一年，没印象），长于红旗下，崔健唱的，“红旗下的蛋”。我有我的阅读背景。马、恩、列、斯、毛、鲁，我曾通读，现在不时髦；灰皮、黄皮书，也曾泛览，现在见不着。插队下乡，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我的启蒙，是在“*”当中，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

我不爱读《论语》，不是因为我只见过批孔，没见过尊孔。近百年来，尊孔批孔，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经常翻烙饼。它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既跟*有关，也跟意识形态有关，还有民族心理问题，忽而自大，忽而自卑。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拿孔子说事。“批林批孔”前，我就不爱读《论语》。

个人背景里头，这一句意味深长，有道是：“北京的孩子和外地的不一样，照样有人读书。”由此可见，北京出教授，外地出文盲，并非地区差异，而是外地孩子自己不争气。在下也下过乡，当年在农场里做了五年半的苦力，只读到过一本像样的小说，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并且被翻得像咸菜叶一般。可见，北京的孩子确实与众不同。李零教授没有说白的是，他这个北京孩子并非平民子弟。当年，能读到什么书，就像能看到外国电影一样，乃是种特权。没有特权的，只能看马列和毛鲁的书。李零教授这颗“红旗下的蛋”，与王朔和崔健一样，都是下在了京城里。于是，在一个闹书荒时代，下乡的北京孩子照样能够“古书、杂书，看了一大堆。”外地孩子们，请掌声鼓励。

至于李零教授的读孔经历当中，这一句至关重要：读孔“与中国备受欺凌的挫折感和郁积心底的强国梦，有着不解之缘。”所见略同。只是在下的表述是：哪里有义和团，哪里就会拜孔子。但所有这些，都无可非议。喜欢拜孔子的尽管拜去，喜欢闹义和团的，也尽管闹好了。只是，千万不要提及精神家园之类。李零教授假如直言，虽然身为北大教授，但精神毕竟有些空虚，那倒也罢了。可是，李零教授在把孔子定义为丧家狗之后，竟然声称：

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这就有失夸张了。无论是孔子自称丧家狗，还是李零教授把自己也归入丧家狗什么的，这都属于言论自由范围，旁人不得置嘬。但把“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定义为丧家狗，那就把人搞糊涂了。孔子不过是想要恢复周室的制度礼仪罢了，最多有时梦见周公，谈不上有什么理想之类。至于精神家园，更是无从说起。在孔子的年代，有精神家园的人，不会心仪周制，更不会梦见周公。而心仪周制和梦见周公如孔子者，又是没有什么精神追求的。也正是孔子在精神追求上的付阙，导致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文化，假如可以把孔儒传统叫做主流文化的话，缺乏人们通常说的纯粹美学和形而上学。当年，王国维和陈寅恪曾经不约而同地指出过中国文化的这种痼疾。李零教授不会没有读过吧？

至于李零教授有什么理想，或者追求什么精神家园……，也许是有可能的，但至少，没有见诸他的《丧家狗》大作。而且，假如没有弄错的话，在当今中国，大凡有理想，并且于精神家园有所追求者，一般很难在高等学府的文科院系里棲身，尤其是北大那种国子监等级的学府。有理想的精神家园追求者们，不是坐牢，便是流亡，境遇稍好的，也只能在体制外谋生。就算能在体制内混着的，哪一个不惴惴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因言获罪？哪有一面自称丧家狗，一面却在高等学府里把个铁饭碗端得四平八稳的如李零教授者？难道说，李零教授白天在学府讲课，晚上却像刘志远那样替主人家敲更？在一个唯物主义时代，无论是官府当局还是黎民百姓，全都或视精神为洪水猛兽，或视精神家园追求为神经病患者的梦呓。李零教授大可号称不附和知识分子，或者不拍人民群众的马屁，但这只是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意思，并不意味着理想和精神家园。有理想和精神家园追求者，确实很唐。吉诃德。但孔子恰好并不是个唐。吉诃德。李零教授把孔子和唐。吉诃德扯到一起，显然是看走眼了。这也表明，李零教授并不明白什么叫做理想，什么叫做精神家园。而将理想和精神家园追求强安到孔子头上，又表明李零教授并不算如何读懂孔子及其《论语》。自以为是地仅止于《论语》，怎么可能读懂《论语》？怎么可能读懂孔子？

理想和精神家园，是一种与人情世故格格不入的生命品质。这种品质，不仅是专制极权的天敌，也是义和团运动的天敌，同时又是老于世故的天敌。因此，具有这种生命品质之人，其生存境遇之艰难，可想而知。很难想像唐。吉诃德，可以在高压之下端稳北大教授的饭碗。李零教授说他人是丧家狗可以，但说自己是丧家狗，就颇有得了便宜还卖乖之嫌。李零教授是有家的，但并不是精神的家园，而是世俗意义上的家园。这个家园便是北大学府。李零教授说及北大的口气，就像他自称是“北京的孩子”一样的自豪。倘若这世上真有什么“哈佛男孩”，那么李零教授提及北大的口气，颇有些“北大剩男”的意思。至于是不是从当年陈独秀胡适之的北大剩下的，或者是不是从当年林昭们的北大剩下的，那就只有李零教授自己心知肚明了。北大虽然是块宝地，但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林昭，最终都难以棲身。相信这两位，都不会把理想和精神家园追求，套到孔子头上；也不会以此自喻。因为真有理想和精神家园追求者，是不会提及这类语辞的。就像当年老子庄子，不会标榜自己如何精神。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行文，似乎是学了王朔的幽默。尽量诉诸大白话，装作一个袖起双手的老北京；说着《论语》，却恍如白头宫女唠叨玄宗当年。比起丹女士的油腔滑调，李零教授无疑是朴实的。只是那样的京腔里，会下意识地流露出“红旗”下的优越感，下意识地流露出身踞“北大”家园的学者教授感。倘若李零君依然在插队落户，恐怕不会有这样的腔调。而且，也不会以《丧家狗》命名自己的《论语》阅读。因为从《论语》里面，是无论如何读不出孔子有什么丧家狗模样的；哪怕孔子自己承认过，那一句句语录里，也没有丧家的惶惶不可终日之相。惟有在北大学府里坐得太稳当，又太心安理得，才会把丧家狗那样的名称笑嘻嘻地套上孔子的脖颈。

看来，孔子确实过气了。被毛泽东批判不说，连李零教授那样的下乡知青，“红旗下的蛋”，也可以把他老人家拿来随便调侃。更无须说，《孔子》惨不忍睹的上映景象：被人家的一部3D《阿凡达》打得落花流水。套用一句文革经典叫做：阿庆嫂和沙老太婆打起来了。孔子自古以来便是商家的天敌，商家岂能饶过他？商家之于孔子的奚落，虽然无言，但似乎比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更为结实有力。而且，相比之下，李零教授的《丧家狗》京腔打得再圆润，却说过时就过时，也许比王朔小说还不济。而《论语》及其孔子，再过气也要比《丧家狗》长命得多。这倒不是李零教授学问不逮，也不是孔子及其《论语》太过深刻，而是李零教授的京腔，转瞬即逝。

二0一0年二月二十二日于哈德逊河畔

一部美国大片《阿凡达》，在中国，竟被解读为“拆迁题材”：被逼迁的纳美人，被阐释为中国强制拆迁中的“钉子户”； 纳美人的抗争，被联想成中国拆迁户的抗争。不同的是，前者在片尾获胜，后者希望渺茫。毕竟，《阿凡达》是电影，犹如童话；中国拆迁故事，却是活生生、残酷而无奈的现实。有观众感慨：看着电影，成都唐福珍自焚的影子，就在眼前浮动。

这一效果，相信连该片美国大导演卡梅隆（James Cameron)也始料不及，还令他始料不及的是，这部电影，在中国的火爆程度，超过在美国、乃至其他任何国家。中国观众在电影院外排起长龙，“黄牛票”（黑市票）被炒到每张1000元。一个月间，票房就破10亿人民币，比2009年《变型金刚2》在中国创下的4亿多票房纪录，高出一倍多。

中国体育评论人李承鹏观《阿凡达》后，在博客上感慨：“技术上中国电影落后50年，人性上中国电影落后5000年。”具有独立人格的中国文化人的类似评语，在中国社会引起极大共鸣。

同期，由中国政府背书推出的中国大片、“弘扬主旋律”的《孔子》，却备受冷落，票房低迷，乏人问津。中国网友甚至号召“抵制孔子，人人有责。”还把抵制《孔子》，称为“行为艺术”。有人设置一个简单问题：“孔子究竟是哪国人？”答案是“中国”、“战国”或“韩国”的，都错，标准答案：孔子是鲁国人。

原来，历史上，“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变迁，中原时分时合，“中国”时大时小。孔子所处年代，是“春秋”时期，中原分治，国家多达几十个（有时上百），类似今日欧洲。中南海力推《孔子》，却构成反讽。因为，孔子诞生和出道年代，并非中国的“大一统”时期。纵观中国历史，只有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中原大地，才有思想家如满天星斗，高师横空出世。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列子，墨子……这些堪称巨人、泰斗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影响中国、亚洲、乃至人类至今。而从秦始皇到共产党，天下一统，铁血专制，凡二千年，中国万马齐喑，思想凋零，“泰斗级”文化巨人绝迹。其间，曾有民国初年的多元景象，可惜昙花一现，好景不长。

说到强制拆迁，联想到高房价。就在中国和世界都深陷经济危机的2009年，中国房价又逆势飙升，中共官方统计，全国房价，全年平均上涨24%。实际数据更高。仅深圳一地，一年间，房价就暴涨80%。海南岛，仅今年第一个月，房价就暴涨40%，被惊呼为“一天一个价”！

高房价，导致85%的中国人买不起房。电视连续剧《蜗居》，应运而生。中国城市白领阶层沦为“房奴”的沉痛故事，震撼着亿万人的心。中共最高当局，却下令禁播这一电视剧。原来，《蜗居》，生动而贴切地反映中国现实：高房价的背后，是官场腐败、官商勾结、巧取豪夺、贫富悬殊，中国强权势力与弱势群体的尖锐对立。

2009年底，敏感时刻，温家宝出面谈高房价，仅选择“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而将其他媒体统统排除在外。口称“与网友交流”，却也只是通过新华社记者之口，提出网友问题。新华社记者转告：一个网友说：房价涨得太快了，一平方米每个月竟然涨了一千块钱，想请总理谈一谈房价问题。温某的官样回答如下：“今年房地产有了比较快的恢复，但同时房价在一些地区和城市上涨过快，也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

温家宝为此还到北京朝阳区“与群众座谈”，官方报道，却不提群众说了什么，只提温家宝说了什么，是座谈？还是讲话？官方不敢报道群众言论，反而暴露，“座谈”中的群众反映，都是不满、抱怨、甚至仇恨（仇官仇富）。

从《蜗居》到《阿凡达》，从强制拆迁到高房价，官民对立，情绪积压，冲突一触即发。再一次佐证，倚仗独霸资源而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只有硬实力，而没有软实力，不仅在国际上如此，在国内也是如此。软实力，掌握在文明世界手上，掌握在中国民众手上，中共畏之如虎。

近日，海外媒体有报道说，胡锦涛挑战江泽民，贺国强反戈一击，使中国移动前副总裁张春江遭到追查，我不能证实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