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大精神类型——鲁迅与高行健(文学批评)

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长朴宰雨先生在两三年前曾设想举办一个“从鲁迅到高行健”的讨论会,并发函与我联系,但因高行健身体不好,没有办成。他看到高行健与鲁迅是很不同的作家,可以作比较论说,这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这两位作家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很有代表性的两种精神类型。

只要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世界各国的作家,尽管各有各的个性,但仍然可以看到完全不同的精神类型,例如日本的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就很不相同,川端远离政治,拒绝干预社会,属於唯美的一极;大江则关注政治,拥抱社会,属於国际知识份子左翼,完全站在川端的彼岸。逭两种极端的精神类型,在法国则是左拉与普鲁斯特的巨大差异;在德国则是歌德与荷尔德林的巨大差异;而在英国与爱尔兰,则是拜伦与乔伊斯的差异,在葡萄牙,则是萨拉马戈和比索瓦的差异,两者都是精彩的存在。

今天我所讲的鲁迅与高行健,也是精彩的存在。但是,对於中国人来说,对鲁迅已非常熟悉,认识也很充分,而对於高行健,虽然也知其名,但仍然很不了解。对於高行健,我们最好先认知,然后再作价值判断与感情判断。高行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中国作家,正如我的朋友李欧梵教授所说,高行健的审美趣味是欧洲高级知识份子的审美趣味,精神内涵比较深邃,艺术形式也比较不同一般,因此,要进入他的世界,相对就比较难。

这两位作家,我都非常喜爱。鲁迅不仅是我文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是我崇尚的对象。鲁迅这一名字,早已成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的一角:而高行健是我的挚友,二十多年前,我就和妻子抱著小女儿去观赏他的《车站》。在北京,我和刘心武、刘湛秋,常与他聊天。那时就觉得他比我们“先锋”,听他讲话,真是“如闻天乐”。

鲁迅逝世於一九三六年,高行健则诞生於一九四零年。鲁迅逝世后五十年,高行健才作为独立不移的思想者与作家站立起来。

他们两位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原创性极强的文学天才。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用一种新的语言方式进行写作实验的运动。那时开风气之先的前驱者有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胡适开了新诗的风气,写了《尝试集》,虽有首创之功,但写出来的诗却很幼稚,而鲁迅则出手不凡,一写起新小说,就写得那么成熟,自成一种文体,其《狂人日记》,今天读起来,还让我们觉得文气那么充沛,文字那么漂亮。鲁迅的《孔乙己》、《故乡》、《祝福》等等,伴我精神生活几十年,至今一想起,还会在内心震荡。鲁迅小说的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它总是摇撼着你的灵魂。《故乡》里的闰土那一声“老爷”,不仅震撼鲁迅,也震撼我们。一声“老爷”,把童年时代两位天真的朋友,一下子拉开十万八千里。旧制度,旧文化,不仅吞没了闰土的青春、健壮,把他的脸变成树皮式的脸,而且吞没了他内心的那一点人的骄傲与人的尊严,把他的灵魂变成麻木的灵魂,即“死魂灵”,一读《故乡》,我就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他人也许想不到的乡愁,这种乡愁不是对於故乡的浪漫情怀,而是童年时代和穷苦兄弟一起抓麻雀,一起在圆月下看守瓜田的本真状态。我的忧伤常常是一种丧失本真自我的忧伤。

高行健也很特别。八十年代他的作品还没有正式问世,仅仅写了几篇小说给巴金看(高行健是以巴金为团长的访法作家代表团的翻译),就得到巴金的激赏。巴老对著法国朋友说,高行健是个真正的作家。他写出《小说技巧初探》,一下子就引发一场全国性讨论,而他的长篇小说一旦写成,就完全改变了小说的观念与小说的文体。《灵山》以人称代替人物,以心理节奏代替故事情节,以内心多重语言关系代替外部的主体关系,这是中外小说史上所没有的,但它获得成功。而他的十八个戏剧,每个都不重覆自己。他的戏剧所以会在西方打开一条新的道路,除了他把中国的“禅”带入戏剧,从而送入一股精神新风之外,还在於他完成了三项突破:一,在戏剧内涵上,突破了奥尼尔的四重关系(人与上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者),创造了人与自我第五种关系:二,在戏剧艺术上,他创造了戏剧史上未曾有过的内心状态戏。内心状态本来就看不见,难以捉摸,他却把不可视的状态呈现於视觉性特别强的舞台:三,创造了演员、角色、观众的戏剧表演三重性。这一切,如果没有特别的才能就难以做到。

鲁迅和高行健还有另一个共同点:他们不仅是作家,而是深刻的思想者,作品中都有一般作家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对於同一个问题,鲁迅此同时代的作家、思想家总是看得深一层。“五四”的新文化先驱者,都看到礼教“吃人”,鲁迅也看到了,但他多看到了两个层面,一是“我亦吃人”,二是“自食”,自己吃自己。《狂人日记》中的主角就说“我也吃妹妹的肉”,在无意中进入了吃人的“共犯结构”。自食,则是自我扑灭。阿Q就是自我扑灭,自我扼杀的典型。当时的思想者,如李大钊等,只看到中国的制度问题,以为制度一旦得到“根本解决”,其他的都会迎刃而解,而鲁迅则还看到“文化”问题,特别是深层文化问题,即国民性问题。他看到国民性不改变,什么好制度进来都会变形变质。事实证明鲁迅的见解是对的。

高行健也是如此。“六四”的学生逃亡者和一些知识份子都认为,只要能从政治阴影中逃亡,便万事大吉。高行健则想到,人最难的是从“自我的地狱”中逃亡。人最难冲破的是自我的地狱,无论走到哪一个天涯海角,自我的地狱都会跟随著你。高行健剧本《逃亡》,表述的正是这一哲学主题,但被误认为是“政治戏”,其实,这是很深刻的哲学戏。

鲁迅和高行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类型。简要地说,鲁迅是入世的,救世的,战斗的,热烈拥抱社会与热烈拥抱是非的;而高行健则是避世的,自救的,逃亡的,抽离社会与冷观社会的。

鲁迅在他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结尾,就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他又宣告要为青年肩住“黑暗的闸门”。鲁迅的人生逻辑,用他自己的语言表述是“能杀才能生”的逻辑。所以他反对笼统地说“文人相轻”,认定文人之间的争论不是“相轻”,其中有大是大非。而且认为知识份子应当热烈拥抱是非,他甚至主张要“党同伐异”,要“以牙还牙”,要报复,一个也不能宽恕。不管是二十年代中期说“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痛打落水狗”,还是三十年代中期临终之前说“损著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其逻辑是一贯的。鲁迅是近代中华民族苦闷的总象征,他最爱中国人,又最恨中国人,总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深邃的“爱”不得不通过“恨”的形式来表达,只好“横眉冷对千夫指”了。与鲁迅的“横眉冷对”不同,高行健的特点却是“低眉冷观”。他高举“逃亡”的旗帜,拒绝政治投入。他从政治中逃亡,从集团的战车中逃亡,从“主义”中逃亡,最后又从市场中逃亡。他的逃亡,不是政治反叛,而是自救,也可以说,逃亡不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是一种美学行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从现实政治关系和其他各种利益关系的网络中抽离出来的生命大书写,简单地说,是一种冷观现实的超然态度。所以他不是鲁迅式的热烈拥抱是非,而是以中性的眼光冷观是非。从《车站》开始,他就逃亡,剧中主角“沉默的人”就是第一个逃出是非纠缠的人,以后,《彼岸》的主人翁拒绝充当领袖,走出公众意志,也是逃亡。甚至可以说,《灵山》就是一部逃亡书,一部精神越狱书。

鲁迅与高行健不同的精神取向,可以从他们崇尚的人物和笔下人物看得十分清楚。鲁迅不喜欢庄子,他的《起死》(《故事新编》)嘲弄了庄子的无是非观,而高行健则喜欢庄子的自然文化。鲁迅批判“隐士”,高行健则尊崇隐逸文化。鲁迅以《铸剑》里的宴之敖(黑衣人)表达了他的人格精神,特别是复仇精神,这是一种无情厮杀最后同归於尽的猛士斗士精神。而高行健则以他的戏剧《八月雪》,倡导禅宗六祖慧能的精神与人格。慧能与基督不同,他不是救世,而是自救。他对政治权力,对社会人生看得那么透。作为宗教领袖,他拒绝偶像崇拜。当他名满天下之后,唐中宗和武则天要请他进京当太师,而且派了将军薛简来逼迫,但他软硬不吃,完全不在乎什么皇恩浩荡,完全看透权力把戏,知道一旦进入宫廷便要付出独立思考的代价,所以就拒绝进入权力框架。最后,他把禅宗传宗接代的衣砵也打碎废弃,不要这种教门的权力象征,以免以后为正宗、邪宗而争斗。慧能的精神在《八月雪》中表现出力透金刚的力度。如果说,《铸剑》中的黑衣人表现出来的是“厮杀”、战斗的力度,那么,《八月雪》中的慧能,表现出来的则是拒绝的力度,看破的力度,放下的力度,守持自由的坚定不移的力度,中国佛教史上,多少寺庙都因为皇帝的赐字赐号而欢呼,唯有慧能看得那么透,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精神奇观。如果说,黑衣人宴之敖是鲁迅的人格化身。那么,慧能则是高行健的人格化身。这两个化身形象,映射出两种非常不同的精神类型。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人们往往误以为,鲁迅有社会关怀,而高行健则没有。这是极大的误解。其实他们都有关怀,只是从不同层面去关怀而已。高行健不像鲁迅那样,直接投身社会斗争,从政治或半政治层次上切入现实关系,而是在从政治中抽身之后,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去关怀人类的生存困境和自身的人性困境与心灵困境。

与上述两种不同精神类型相对应,鲁迅和高行健又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热文学与冷文学。

鲁迅是一种典型的热文学。《呐喊》、《热风》、《铸剑》,连名称都是炽热的,鲁迅把自己的杂文称作“匕首与投枪”,称作“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当然是热的。即使是前期的小说,其基调也是批判的,抗争的,感愤的。

高行健则拒绝作鲁迅式的批判者、反叛者、裁决者。作为一个作家,他给自己的定位是观察者、审美者、呈现者。他的所谓“冷”,不是冷漠,而是冷观。他的作品的诗意不是来自莎士比亚、歌德式的激情,而是来自卡夫卡式的冷观。卡夫卡才是高行健的出发点。不了解卡夫卡,就没有办法了解高行健的《夜游神》、《叩问死亡》等荒诞戏剧,就不可能进入高行健的深层世界。他的《一个人的圣经》写的文化大革命,是黑暗的年代,是混乱的现实,但写得很有诗意,其关键就在于它不是诉诸谴责控诉,也不是诉诸悲情,而是冷静地呈现。诗意来自低眉冷观。这与鲁迅的诗意源泉——战斗激情,差别很大。在说明高行健文学的思意源泉时,特别应当强调的是高行健发现了内部主体三重性,即人的内心中你、我、他三座标,尤其是他,这是一双具有观察自我的中性眼睛。有了这双审视自我、评述自我的眼睛,便有冷静。可以说,到了高行健,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浪漫和文学浪漫才有了一个句号,一个终点。

每一个杰出作家都是一种很奇特的“异象”,并非什么“历史必然”,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一个“热烈拥抱是非”的作家之后,又出一个拒绝拥抱是非但也非常杰出的作家,这完全是历史的偶然。高行健选择一种和鲁迅完全不同存在方式和写作方式,却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作家巨大的精神变迁。研究这种变迁,将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

本文为在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和菲律宾亚洲华人作家协会上的演讲稿

雷颐:“蔡文姬”向“曹操”忏悔

1959年初,史学界、文学界突然掀起沸沸扬扬的为“曹操翻案”之风,历经“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史学革命”、“批判帝王将相”等一系列大小不等的运动之后,此番“为曹操翻案”,即“文史界”公然为一位“帝王将相”评功论好,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来头、大有深意。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及《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则是其中的代表作。因为一些年来,毛泽东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对于曹操的看法,明确提出要为曹翻案。总能“得风气之先”的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

1952年毛泽东读《南史·韦睿传》时称赞梁武帝部将韦睿智勇双全,并就韦睿筑城御敌时所云“为将当有怯时”,批曰:“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张贻玖:《毛泽东读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1954年夏在北戴河,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还特意给女儿李敏、李讷写信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版)1958年12月,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中卢弼对《让县自明本志令》的注文时,针对卢弼对曹操的指责写了这样一段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毛泽东读史》)

从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亲人的谈话、书信及自己的读书眉批中可以看出他对曹操的看法非常“正面”,但这毕竟还只是尚未公开的个人看法。当这种看法频频出现在他的公开报告、演讲、谈话和批示中时,领袖的“个人观点”自然成为国家的“主导话语”。

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时说:“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据翻译李越然回忆,1957年的11月2日,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将胡乔木、郭沫若等召来共进晚餐,兴致勃勃地与郭沫若纵论三国历史时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个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版)“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曹操的公开赞扬更多。1958年11月初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他在会上讲话中专门说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回忆,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在武汉座谈,他们都以为要座谈的内容是预定在第二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他们坐定后毛泽东一开头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强调:“《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可是因为《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所以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说到此,毛泽东愤愤不平地说:“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二千年也要翻。”“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在陶的记忆中,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4月的上海会议,毛泽东一直在精读《三国志》,并反反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中的曹操。(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其实,上海会议后毛泽东仍说起曹操,在1959年夏天召开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就谈到了曹操。这时郭沫若、剪伯赞等为曹操翻案的戏和文章已发表数月,所以毛泽东在8月11日严厉批判彭德怀及其“俱乐部”的讲话中说:“秦始皇不是被骂了2000年嘛,现在又恢复名誉;曹操被骂了1000多年,现在也恢复名誉;纣王被骂了3000年了。”(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版)

由于毛泽东再三再四提出要为曹操“翻案”,郭沫若自然积极响应。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认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该作高度评价的,他应该被称为一位民族英雄。然而自宋以来所谓‘正统’观念确定了之后,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却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志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

为了消除《三国演义》的影响,他也想以通俗的戏剧形式为曹翻案。1959年2月初,郭沫若终于写完了历史剧《蔡文姬》,于4月中旬在《羊城晚报》连载;几乎同时,3月2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替曹操翻案》一文。在这些文章和戏剧中,他热情讴歌了曹操的文治武功,引发了对曹操翻案的热烈争论。一时间,文史学界出现了讨论为曹操翻案的热潮,如剪伯赞也发表了《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的论文。

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替曹操翻案》的长篇文章中,郭沫若对曹操作了系统的辩护和“翻案”。他肯定“曹操对于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大的贡献”,认为“曹操被后人魔鬼化了”,而这是不公平的。“其所以产生这种不公平或者使曹操特别遭受歪曲的最主要原因不能不归之于正统观念的统治。”他断言:“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其中心观点是:“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在今天,要替他恢复名誉”。他引用了1957年发表的毛泽东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因为毛泽东在词中有“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之句,肯定了曹操,所以郭沫若写道:“毛主席在写词时因种种客观事物的相同而想到曹操,想到曹操的东征乌桓,这是很值得注意的。”他认为曹操虽然镇压了黄巾军但却承继了黄巾军的事业,平定乌桓是得到人民支持的反侵略战争……对曹操的杀人,他也辩解说:“当然曹操是杀过人的,不仅打仗要杀人,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大家喜欢指责他杀了孔融(建安七子中的一子)。孔融是孔夫子的后人,这位先生的性情和主张,其实都是相当乖僻的。例如曹操禁酒,而孔融偏要嘲笑他,说‘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在郭沫若看来,不仅与曹操的法令“相抵触的人”该杀,而且性情和主张的“乖僻”竟也能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在文章最后,郭沫若提出不仅要替曹操翻案,还要替殷纣王、秦始皇翻案:“总之,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替曹操翻案;而且还须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历史人物,如殷纣王,如秦始皇,翻案。”与毛泽东的原话几乎完全一样。此时郭氏不仅提出要为曹操翻案,还提出要为他在1949年以前作为暴君批判的秦始皇翻案。此中意义,不言自明。

《蔡文姬》说的是曹操从匈奴赎回蔡文姬的故事,对写这出历史剧的目的,郭沫若明确说道:“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他认为镇压黄巾军农民起义确是曹操的错误,但“曹操虽然打了黄巾,并没有违背黄巾起义的目的”。而且,对曹操让其子曹丕称帝之事,郭沫若也认为:“曹丕称帝后建元‘黄初’,这当然有五行说的含义,和谯县出现过所谓黄龙有关,但和‘黄天当立’不也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吗?因此,我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郭沫若也赞扬说:“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曹操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公无私的人民领袖,国家在他治理之下呈现出一派太平景象。郭沫若借剧中人之口反复颂扬道:“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伤。”“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乌桓,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曹丞相的主张是‘天地间,人为贵’。”“如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时代,已经变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时代。”人们“应该效法曹丞相,‘以天下之忧为忧,以天下之乐为乐’。”“曹丞相为人是满好的。别人都说他很历害,其实他非常平易近人。”“还有他的夫人也落落大方,那位卞氏夫人真是好,她从来没有骂过一次人,也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脾气。”剧中还有一个场景是曹操的夫人卞氏一边缝补被面,一边对曹操说:“这条被面真是经用呵。算来用了十年了,补补缝缝,已经打了好几个大补钉。”曹操说:“补丁愈多愈好,冬天厚实,夏天去了棉絮,当被单盖,刚合适。”卞氏说:“你真会打算。”曹操对曰:“天下人好多都还没被盖,有被盖已经是天大的幸福了。”

1959年正值大办“人民公社”,《蔡文姬》中也将曹操当年的“屯田”比附称赞。最初在《羊城晚报》发表的剧本中,还有男女农民齐唱“屯田歌”:“屯田好,屯田好,家人父子团圆了!团圆了!兵也耕,民也耕,兵民本是一家人。天下英雄谁最好,为民造福丞相曹!丞相曹!”(郭沫若:《蔡文姬》,1959年4月15日《羊城晚报》。)剧中最后一幕原有“贺圣朝”一诗,以“天地再造呵日月重光”,“武功赫赫呵文采泱泱”,“万民乐业呵四海安康”,“哲人如天呵凤翥龙翔,天下为公呵重见陶唐”等词句歌颂曹操,北京人艺的导演在排演过程中感到“贺圣朝”是以曹操为主,与剧名“蔡文姬”太不相协,与郭沫若商量后经田汉润色,将其修改成为以赞美蔡文姬为主的“重睹芳华”。(欧阳山尊:《从“贺圣朝”到“重睹芳华”》,1959年5月24日《文汇报》。)

郭沫若在发表的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中还以一种奇怪的逻辑“论证”说:“曹操虽然是攻打黄巾起家的,但我们可以说他是承继了黄巾运动,把这一运动组织化了。”(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1959年1月25日《光明日报》。)有趣的是,此时《蔡文姬》的演定本中最后一句是众人齐呼:“祝魏王与王后千秋万岁,万岁千秋!”(郭沫若:《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第60页。)但在197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沫若剧作选》时,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早已被粉碎,郭沫若也将此句改为:“祝魏王与王妃千秋万岁,万岁千秋!”“后”改为“妃”,此时这一字之易,却也从侧面说明为曹操翻案的意旨所在,颇堪玩味。

郭沫若写道,自己幼时发蒙读过《三字经》,早就接触到“蔡文姬能辨琴”的故事,但并没有想到六十多年后却把蔡文姬戏剧化。他承认:“我不想否认,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化了在里面。”他的《蔡文姬》“有一大半是真的。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想来读者也一定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可以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蔡文姬》(郭沫若:“序”,《蔡文姬》,文物出版社1959年版)或许,确有种种类似的经历、相近的感情,但郭氏想表现的最重要的经历、最重要的感情还是蔡文姬兴奋地对曹操歌功颂德:“我自从回到汉朝,经过长安来到邺下,一路之上,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真叫我兴奋。我活了三十一年,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对我的这番心意,我是越来越能领会了。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报答他呢?”同时,为自己一直沉溺在个人悲欢中向曹操深深忏悔说:“我只沉沦于自己的悲哀,没有余暇顾及别人。我真是万分有罪。”“我要控制我自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蔡还感激曹操使自己摆脱了一己的悲痛,现在“我觉也能睡,饭也能吃了。我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这完完全全全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语言。对此,郭沫若仍惟恐读者不察,所以如前所述,在《蔡文姬》的单行本序言中还要借曹操在准备起兵反董卓时曾和工人一起打刀一事对“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敲打一句:“我是特别重视这件事的。因为在一千七八百年前的知识分子就能够重视体力劳动,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请想想看吧,我们今天有些比较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在一年七八个月以前,不是都还在轻视体力劳动,看不起劳动人民吗?”这“一年七八个月以前”,就是反“右”以前。

郭氏坦承,写《蔡文姬》的目的就是要为曹操翻案,是为了表现“蔡文姬”们经过一番思想改造被曹操“拯救”成为“新人”:“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她是曹操把她拯救了的。事实上被曹操拯救了的不止她一个人,而她可以作为一个典型。”(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蔡文姬》上演后,媒体上自然是好评如潮。不过,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回忆说,这出戏先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她当时还不到10岁,当然无法理解剧情、更无法理解对复杂历史人物的评价,但她记得:“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毫无疑问,当时那位将军和他周围的人都是非常’自己人‘的,康生是非常权威的革命理论家。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说来难以置信,我们这些小孩子竟然也会势利地在这种玩笑中辨别出一个人在党内的地位是否重要。“(罗点点:《红色家庭档案》,南海出版公司版)她的记忆大体不错,开玩笑的那位将军是陈赓大将,郭沫若不仅在场,而且”玩笑“正是当面对他而开:”看戏之后,大将陈赓在休息室中看见郭沫若,郭请他谈及对该剧的看法,陈赓说:“我看曹操可以填写一张申请入党的登记表了,郭老可以做介绍人嘛。’听者无不哄堂大笑。”(“陈赓传”编写组:《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版)真不知郭沫若面对如此玩笑和哄堂大笑反应如何,或会有些许尴尬罢。此虽“细节”,却也耐人寻味:如果郭真是非常“自己人”、在党内真正位高权重,以陈赓性格的幽默洒脱或仍有可能开此玩笑,但周围的“听者”敢不敢“哄堂大笑”还真说不准;即便周围人真敢“哄堂大笑”,《陈赓传》会不会记述此事,则更说不准了。“帮闲”其实也很可怜!

不幸的是,主张为曹操翻案、颂扬曹操专断的史学家几年后却未能幸免“文革”狂暴的迫害。“文革”一开始,剪伯赞就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出,受尽凌辱之后于1968年夫妻双双被迫害致死。郭沫若也受到外人不知的巨大压力,被迫宣布应把自己过去的作品统统烧掉。但对他来说,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来。

1967年,他的第9个孩子郭民英自杀身亡。出生于1944年的郭民英在196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为了学习曾将当时极为罕见的录音机带到宿舍,此时已经开始“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一个同学便写信给毛泽东,告发说这是“精神贵族”的表现,“资产阶级思想给了我院师生以极深刻的影响”,“有些人迷恋西洋音乐,轻视民族音乐,对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有抵触情绪”。这封信刊登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1964年9月16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79期上。毛泽东早就认为文艺界问题严重,在1963年12月严厉批评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所以在对此信做出批示,赞同写信者的意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此事给郭民英、也给郭沫若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后郭民英学习一直不顺,第二年便从音乐学院退学,郭沫若将他送入解放军,希望他在这所“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革命大熔炉”中改造、锻炼。但“文革”开始,性格孤傲,也就是类似于郭沫若说孔融性格的“乖僻”,的郭民英更为这“时代氛围”所不容,终于自杀身亡。

就在第二年,郭沫若的第8个孩子郭世英也不幸被迫害身亡。出生于1942年的郭世英在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好学深思的郭世英绝不趋时从众,他和几个同样喜欢独立思考的同学组织了一个“X小组”,对当时被视为绝对正确、丝毫不能怀疑的一些思想禁区进行思考、探索: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怎样看待“个人崇拜”、“个人迷信”……这些探讨在当时不仅是与“法令相抵触”的,更是“大逆不道”。他们的探索很快为公安保卫部门所侦破,1963年夏郭世英的问题被定为“敌我矛盾”,由周恩来出面过问改为“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以“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之名下放到河南农场劳动改造。1965年秋,郭世英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农业大学学习农业。1968年春,“文革”按照“最高指示”的“伟大战略部署”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有如此“前科”的郭世英自然要被“清理”。4月19日,他被北京农大的红卫兵关押,26日便被残酷迫害致死。

一位古稀老人,一年之内痛失两个爱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残酷的打击吗?锥心之痛岂可言说!此时,悲痛万分的郭沫若可曾想起自己几年前对孔融因性格“孤僻”就应当被杀的评说?可曾想起自己几年前对曹操那种“和他的法令相抵触的人他也杀过”的辩解?……当然,人们无从知道这位老人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但从此刻起,他开始用毛笔一笔一划、工工整整地抄写爱子郭世英的日记,一共抄了八大册,直到去世,都置于案头。其中,蕴含怎样的拳拳之心,蕴含怎样巨大的悲痛呵!

历史剧于郭氏绝非“发思古之幽情”,从来都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意义。当年的《屈原》是反专制之作,而此时的“蔡文姬”则为“曹操”歌功颂德,并为自己曾有过的“个人主义”向“曹操”忏悔。为曹操翻案的复杂、深刻背景值得分析之处很多很多:历史人物的历史定位本应是“学术”问题,但曹操的历史定位却为何有如此直接、复杂的政治因素?当与法令“相抵触”甚至性格“相当乖僻”都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应当被杀的“理由”,包括辩护者在内的个人的基本权利还有何保障?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为曹操、殷纣王、秦始皇的“翻案”与后来政治形势一直恶性发展到“文革”的程度有什么样直接间接的关系?……在在均应引起深思。这样,历史才不会“白费”。

张鸣:立宪党人的首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凉到了脚底。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澂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革命后他的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毅然反正。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两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见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但是,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汪建辉:等待另一只鞋子·一直向北走(舞台文学剧本·下)

第二个标题:《一直向北走》

 

镜头三十五:一座监狱。在青山之间。高高、厚厚的围墙。围成了一个句号。

是一句话的终结?还是一次生命意义的终结?

老男人在一间牢里,低着头。看上去很疲惫、很累。他的手上拿着一张纸。镜头像是懂得我们的好奇一样,一直向纸里钻去——特写——一张判决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二十二年”四个字。

老男人看着手中的纸说:“我不是有意的。我送给毛主席采阴补阳的不是破鞋,而是一个处女。我的女儿,我还不清楚吗?”

“是那些不想让毛主席万岁的人在陷害我。他们才是别有用心。是他们设计害死了我的女儿,而后再栽赃说我的女儿怀孕了,是一只破鞋。我的女儿绝对是一个黄花闺女。”

 

(分镜头:在银幕的左上角一个红框,里面是一副毛主席画像;在右下角一个粗粗的黑框,里面摆放着一只破烂的鞋子。)

 

分镜头一晃而过,像是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老男人又出现在画面中,这时从画面的外面硬生生的砸进来了一句话:“妈的,找打呀。快,下地干活去。”

 

 

镜头三十六:下地干活?

这个下地,可不是我们通常对字面上所理解的下地种田。而是真正的“下地”,到地底下去挖煤。

一个黑黑的洞。老男人走了下去,像是进入了一个虎口。洞很深(洞口上面现出一行用黑黑的煤摆成的字:“挖煤人称下班叫——生还”。由于颜色都是黑的,所以如果不仔细分辩就根本看不见这陷藏龙卧着的一排字)。里面传出了轰隆隆的声音,像是山体一直在崩塌着。镜头没有再深入下去(显然是因为害怕,害怕自己无法生还)。而是转到了天空之上——天堂?当然,如果你相信有;还有,如果你愿意到那儿去。

天堂是不是真的如传说中的那么美?

无法判断。因为镜头中空无一物。

镜头在做完这些判断之后,猛然间掉入地上。像是一个昂着头的人,脖子累了而将头低垂下来。

像是成熟的麦子。

麦子成熟时,它离死亡也就不远了。

 

麦子?麦子。

想到麦子时,我们就看到了麦子。

 

 

镜头三十七:一大片的麦子地。一个女人在收割着。

女人在弯下腰时,我们时以看到她的乳沟——很深、很阴暗。女人在直起腰时,我们可以看到她乳房的轮廓——很挺、很饱满。

这是一个健康的劳动妇女的形象。不算美,但是却朴实的让人觉得实用。

女人直起腰时,向着那个句号一样的围墙望着。眼睛里面流露出了一种渴望。这种渴望没有人能看得懂(或者是没有人能够理解)。因为那里面分明是一种羡慕。

为什么会羡慕囚犯?

有什么还会比失去自由更低贱?

镜头从女人的胸部一路向下,最后停在了她的双脚上。干燥的黄土地上赤着的双脚,像是在给着我们一个含糊的答案——

关于脚、关于鞋子。是那种名为“解放”的鞋子——解放鞋。

 

 

镜头三十八:像忽然发狂了一般,镜头在女人与洞口之间来回摇摆。

那个深深的矿进埋藏着深深的欲望?

就像是煤炭,只要给它一把火,它就会熊熊的燃烧?直到最后留下一堆炭渣。因此的结论:所有的热情到最后都是垃圾。

 

 

镜头三十九:镜头又回到女人的双脚上。而后,再由脚伸向路——以及远方——北方

女人的脚由此与老男人的脚连接到了一起。老男人在路上。他在向北京去。

老男人要到北京去讨一种东西——一个说法——我才是真正热爱毛主席、希望他老人家万岁万万岁的。其他的人都不是。

老男人是如此的执着。以至每一次“我英通的人民警察”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将他拷起,带回监狱。继续关押。

从押送他的警察的脸上看不出有丝毫的兴奋。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他们已经失去了兴趣。

但警察还是例行公事的跟老男人说了以下的几句话:

“你呀……唉!我都不想说你。你每次逃跑,每次都是向北方。你能不能想一个新鲜一点的点子,好让我们的追捕有一点新意?”

“报告政府。我去北京是要去见毛主席。”

“早给你说过了。毛主席他已经死了。”

“不可能,不可能。毛主席他怎么可能会死呢?他能够活到一万岁呀。”

“政府怎么可能骗你!?我说死了就是死了。你想想看,如果毛主席他没有死,而我说他死了。那还不是杀头的罪呀。”

“对呀!你们怎么不早用这句话来解释呢?”老男人,猛地将身子蹲下去。痛哭起来:“万岁!万岁!毛主席怎么能死了呢?这都怪我呀,我没有将女儿完整无缺的送到毛主席手上。没有让毛主席采阴补阳。我有罪,是我害死了毛主席。我有罪呀、我是真的有罪呀。我罪该万死。”哭到伤心的地方,老男人还在地上打起了滚。直至休克。

“装死?”我英勇的公安干警可不会让坏分子的逃避惩罚的阴谋得成,以坚硬的皮鞋一脚就踢到了老男人的胸口上。老男人原本哭岔气了的胸膛经过这样一次巨烈的震动,一下子就恢复了活力——巨烈的咳了起来。

这样,一方面,主观上警察更加证实了自己的判断——眼前的这个罪犯是在装死;另一方面,客观上警察是实实在在的救了老男人一命,让他在悲恸之中缓过气来。

这次醒来之后,老男人就像是真正的从梦中醒来一样。回到监狱之后,他端坐在床铺上,闭着眼睛认认真真的回忆起了自己的一生……

 

 

镜头四十:从表面上看,通过这一次打击老男人是彻底的陷入了迷茫之中。但是,如果你能够深入到他的内心,你会看到老男人纠结的心一下子就理清了——

 

老男人想起了自己每次逃走的方式都不一样(通过简洁的动画来表现——四个粗黑框分别在屏幕的四个角逐一的演示):

1、老男人在一个有着微薄轻雾的凌晨,将自己悬吊的送菜的汽车底盘的下面,出了监狱。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抓回来后加刑两年。从此后,每一辆进出的车辆都要严格的检查底盘。

2、将身体缩成一团从厕所的排便口中钻进去,而后再从化粪池中逃出去。造成的后果:身上的臭味两年不散。警察就是用自己的鼻子(根本就没有用上军犬),顺着臭味追过去,将他抓回来的。加刑两年。从此后所有的厕所排便口都安装了细密的用拇指粗的钢筋织成的网。说句实话,这样即使是大便(屎)想从这个监狱里逃出去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3、一次是等到一个才来的武警第一次站岗,老男人寻找了一个机会,等武警转过身看不见他时,他迅速的向监狱外面走,刚出大门,武警转过身来看到他时,他已经回头往监狱里面走了。武警叫住他:“站住。”老男人站了下来。武警问:“干什么的?”“进去看看。”“不知道里面是监狱么?有什么好看的。快滚。”于是,老男人转过身子,就那么容易的逃出了监狱。造成的后果是:加刑两年。那个站岗的武警被除分、开除。据说,这个从小镇里来当兵的战士,回去后加入了黑社会,在一次斗殴中死去。

4、1999年5月8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领事馆。当天监狱就组织了学习,声讨美国。声讨完已经是傍晚了。老男人,扛着一个长梯子,手上夹着一卷纸,就住墙边走,一路走着还一路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在路上碰到了一个管教。老男人高声说:“政府,我去贴大字报——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美帝国主义……”喊着、喊着,就到了墙边,架上梯子,老男人翻过高墙就越狱了。造成的后果:加刑两年。从此后在监狱的犯人,不允许喊任何口号、不允许张贴任何大字纸。即便是与政府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也不允许喊出来。

 

从老男人的逃跑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追求自由(逃跑)越多次,拥有的自由就越稀少。(最后一个黑粗框像逃跑一样在画面的四周撞击着,之后碎裂开来,落叶般飘到屏幕的外面。动画结束)

 

 

镜头四十一:黑框框消失之后,镜头里一片洁净。

内心澄明的老男人,在对一生回顾中,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粗白线的框框,在一片青青的秧田里。白框里面竟然是一只鞋子。一只像青草一样绿的解放牌鞋子。

老男人想起了那个女人。在他的身下横陈着。就像是一堆案版上的猪肉(镜头里出现一块猪肉)。任人宰割(镜头里又出现了一个屠夫)。只闪了一下,这些就消失了。之后,他喘气着爬了起来;之后,她红着脸站了起来。目光盯在他的鞋子上。他先是拿了一双给她。在鞋子运行到他们之间时,鞋子停了下来。老男人将手缩了回来,另一只手拿回来一只鞋。再将一只鞋拿给她,说:“一次一只。再一次给另外一只。”

女人在地里像熟透的麦子一样点着头:“什么时候再来?明天?后天?”

老男人说:“下周吧。”

“明天不行么?”

“给我点时间。我来不起了。”

“不行了?我老公一天最多能做五次呢。”

老男人看了一眼还拿在手上的那一只鞋子说:“我可没有那么多的鞋子。”

“好吧,下周就下周。你可一定要来噢。”

“一定。”

 

她还在等我吗?

不,应该是:她还在等那只鞋子吗?

已经过去半年了。约定深深的陷入了时间之中。不可逆转的成了时间之河中死去的承诺。

 

 

镜头四十二:尽管信用已经死去。老男人还是来到了约定的地方。那一片菜地。女人还是在地里弯腰拨弄着菜花。老男人看到了她深深的、好看的乳沟。

听到脚步声音,女人抬起头,站直了身子。老男人看到她的胸前挂着一朵小白茶。镜头推近,小白花特写。很白、很整洁。显然是不久前才挂上去的。

 

老男人像孩子一样将藏在背后的手拿出来。她看见他的手上拿着一只解放鞋。她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欣喜。

而是愤怒的将他手上的鞋抢过去,然后重重地砸在他的身上,狂喊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可你为什么让我等了整整一年?一年啊!一年那!你知道一年能发生些什么吗?”

老男人说:“一年、一年,一年对于一个在监狱里的人,除了时间的增加之外,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女人说:“可是一年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条生命的全部。”女人呜咽着:“就在这一年里,我的丈夫死了。他临死都没有穿上一双好的鞋子。”

“原来……原来,这鞋子你是要给你丈夫穿的?”

“是的,他到死都没有穿上一双好鞋子。那天他去修路。修了很久。路终于修通了。也就是在通车的那天,他回来对我说:‘有路真好、有了路真好。有了路我就可以穿着新鞋子走在大路上了,也不用担心鞋子会很快的磨坏。老婆,你知道吗?我这一辈子的理想就是——穿上一双新的鞋子,走路到县城里去’。”

“你就是为了这,才跟我?……”

“对,那天我来菜地摘菜。就遇见了你、和你的那只鞋子。我当时想,为了这双鞋子,我什么都愿意做。”说到这里,女人抓住了老男人的衣领:“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夺信用?”

“我……我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碰到了美国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老男人将女人的手撕开,透了一口气说:“于是,我就越狱了。我要去北京、去见毛主席。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热爱毛主席的人……我要让毛主席真正的万寿无疆。

可还是让他们给抓回来了。先是关半年小号、再是关半年禁闭,不准出小门一步。一直到一年之后,活动的犯围才大了一些……这不,我马上就来找你了。”

……

……

……

这两个人抓扯着就都累了。狂怒之后的疲倦,是理性最容易回归的时候。于是,他们冷静地坐下来,老男人对女人说着他这一生的故事:

“我要将女儿献给毛主席。让他老人家采阴补阳。让他老人家真正的万寿无疆。可是没有想到半路上,女儿走丢了。后来终于找到了,但却是一具尸体。即是尸体他们都不放过。他们打开了她的身体,说在她的肚子里面发现了孩子,说我献的女儿不干净。我最了解我的女儿,她非常非常的听话、懂事。没有我的同意,她绝对不会干那事的……”

老男人说累了之后,女人开始叙说自己的产幸:

“道路修好之后,丈夫一定要上去走走。我说:‘再等几天吧。七天之后你就会有一双新鞋子了’。足足等了有七天。丈夫等不住了,坚持我到道路上去走走。我说:‘再等一等吧。鞋子会有的,鞋子一定会有的’。于是他又等了七天。还是没有等到。于是,他赤着双脚就上路了。就是这次上路。他真正的‘上路’了。他被一辆飞一般的快、正是县长开着的小车给撞死了。尸体被直接撞到了山底。像麻花一样扭曲着。”

 

这两个人哭着、说着,说着、哭着。溶入了感情。彼此同情。互相理解——

她对他说:“不如你以后出来之后就到我家来吧。反正你也没有家了。”

他对她说:“要不我们一起逃跑吧?”

“去哪儿呢?天下那么大!”女人望着空空的天空说。

空空的天空的下面,飘着几朵看着像不那么暖和的棉絮的白云——定格。一个苍老的男人的声音从远处飘来、向远处飘去……仿佛是画外音:“我们……你跟我……一起到北京去吧……去找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可以让他老人家像彭祖一样,真正的长生不老……”

“还是向北?”

“对,一直向北走。”

“可是……他老人家确实已经死了……”

“没有死,我亲眼看到他睡在一个大大的广场的大大的房间的透明的玻璃里面……他老人家是睡着了……”

“你被关傻了吧!”

“不。不这些年来我的信息很简单、单一。也许是你的思想在外面被媒体的宣传与杂乱的小道消息给弄乱了吧!”

随着镜头,他们的声音落到了地下,一棵刚长出不久并开放了一半的花朵上,轰轰的声音隆隆地沉降下来——那朵花在越来越响亮的声音中颤抖着,迅速地枯萎了。像是噩梦中醒来,留在一个人眼角中的一颗苍黄的眼屎。

 

(完)

 

2009年3月25日于成都翡翠城家中

 

 《自由写作》首发

张博树:2009寒流与中国转型前景

台湾《二次党外》论坛的朋友们约我写篇短文,谈谈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和可能前景。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题目。大家知道,对大陆政治转型而言,刚刚过去的2009年可谓“寒流滚滚”。从年初“两会”上吴邦国高调重申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的“本质区别”,断言中国“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到全年接连不断对独立民间组织和异议人士实施打压,加大整肃、封锁互联网的力度,再到年终悍然宣布对刘晓波的重判,当政者在政治领域明显在倒退,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问题是如何解读这种“倒退”?它只是大陆政治转型中的暂时现象,还是某种长期趋势?

09年的“特殊性”及其背后

毫无疑问,2009年的“特殊性”是理解上述“倒退”现象的一个入口。何以言2009年“特殊”?大陆民间有“9、6、5、3、2、1”之说,也即,09年是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西藏“平叛”50周年,民主墙运动30周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和六四镇压20周年,法轮功事件10周年。头一个数字代表现代中国民主追求的传统;后四个数字则均与专制和镇压有关。这些数字与“建国60年”搞在一起,确实有某种历史讽刺的味道,足令当政者头疼。

更令当政者头疼的当然不是这些象征性的数字,而是中国社会急剧演变的现实。

肤浅的观察者通常只看到中国大陆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却没有看到增长背后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结构裂痕。我们的领导人对此却是看得很清楚的。不要看他们一天到晚在电视媒体上做“高调”和“充满信心”状,其内心的焦虑和苦楚仍然可以想象,只不过这一面不好示人罢了。政治改革滞后、权力贪腐加剧、官民对立凸显、社会结构性矛盾深化、民族地区不稳定、环保和生态压力加大,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难道胡锦涛、温家宝不知道?非不知也,在难为也。当然,现在中央政府手里有钱,这要归功于1994年以来的分税制“改革”,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用钱来摆平那些需要摆平的事,包括给边疆闹事地区“输氧”,提升“维稳”效果;也包括不断给公务员加薪,以换取“内部人”对权力的效忠。突然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对我们的当政者是个考验,但也给他们带来了机会。毕竟,西方人开始有求于中国,砝码重量比变了,姿态也就发生变化。这对我们的领导人可能是个鼓舞。但说到底,内部焦虑是谁也代替不了的。充其量,今天的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充满内部矛盾的准“超级大国”。至于什么“北京共识”乃至“中国模式”云云,不过是御用学者鼓噪的漂亮的肥皂沫,用来自欺或者骗人而已。

核心还是制度问题,体制问题。如果权力约束仍然来自权力自身,约束权力就永远是一句空话,权力胡为就永远不可能禁绝。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体制,稳健地推进中国宪政改革,早已是社会的呼声、时代的要求,但中国共产党的当政者至今也没有下决心迈过这道“坎儿”。这就是大陆政治的“窄门”或症结所在。2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

中国政治光谱更趋复杂

然而,与20年前相比,今天大陆的政治生态和政治光谱已经显得更为丰富,也更加复杂。

首先,执政党内的保守势力在表面上主导着当今的中国政治,是一个基本事实。他们控制着大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要害部门,控制着这个国家的主要资源、财富,掌控着意识形态的主导话语权,并刻意营造自己在世界的新形象。由于保守的领导人拒绝政治改革,共产党正在日益发展为代表既得利益集团的权贵党。从根本上说,这个趋势瓦解着共产党自身的执政根基,因为权贵集团考虑的从来是自己的小团体利益而并不顾及党国的长远利益。但保守的共产党领导人宁愿对此视而不见,满足于体制内反贪腐的一些表面效果,却坐失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又一个良机。

左翼“毛派”势力的崛起,是近年来引人注目的现象。08年就有所谓“毛泽东主义共产党”成立并发布《告全国人民书》,号召向把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进行“造反”。另一个稍后成立的“中国(工人)共产党”没有这么极端,而是主张与“兄弟的中国共产党”共同实施“无产阶级两党制”以“反对资产阶级多党制”。[1]从本质上说,“毛派”崛起是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一个产物,否则“毛派”主张不可能有影响,有听众。但这个极左势力“回到文革”的复旧努力却是注定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中共党内民主派则代表着执政党内部分化的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方向。到目前为止,敢于公开发出声音的党内民主派多是些离退休的中共老干部、老党员。不管他们主张自由主义,还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一党专制、赞成普世价值、鼓吹宪政民主却是这些老共产党人的共同呼声。中共党内民主派还有一股潜在的力量,那就是目前在职或被迫“赋闲”的改革派官员。虽然这些人人数还不多,即便发出声音也还要用体制内语言来包装、保护自己,但他们的存在仍然是宝贵的。如果他们勉力前行,则可能代表共产党未来的真正希望。

自由派阵营也在发生变化。本来,中国的民间自由派(包括体制内外的独立学者、维权律师、独立NGO组织、海内外的异议人士或组织)力量很分散,观点也并不一致。零八宪章的发表、特别是当政者对零八宪章的打压,反倒把民间反对力量整合到了一起,零八宪章成了大家的共同纲领,乃至旗帜。这个文件的具体主张还可以继续探讨、质疑,但零八宪章的理性、温和立场和建设性姿态却为民间反对派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取得了转型战略意义上的主动权。这是近年来中国自由派阵营的一个可喜变化。

宗教组织和民族地区异议力量作为政治光谱的存在,近年来也日益显著。大陆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令人侧目;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而力倡“中间道路”的政治主张,获得世界范围的广泛认可和同情;新疆“世维会”是“7.5事件”后中国政治格局中的一个新变数,但至少热比娅女士在前不久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次演讲中还称自己是“非汉族的中国人”,尽管“世维会”的其他成员发表过更为极端的观点;法轮功信众10年前遭受残酷迫害,流落到世界各地,如今却变成了反对专制统治的重要力量。我个人并不赞同法轮功组织的某些极端提法或主张,但这个组织对打破专制者互联网封锁墙的贡献却有目共睹。

最后,我们来看看港澳和台湾。港澳作为殖民地回归而成的“特别行政区”,政治建构有别于内地,部分现实、部分潜在地构成当今中国政治光谱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台湾本来是自立于大陆之外的独立政治实体,但随着近年来两岸交往、互动的增多,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政治上的彼此相关性也在增强。事实上,在台湾,无论蓝、绿,大家都认识到大陆宪政改革是最终解决两岸关系的前提或关键,并愿意对此有所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台湾也已经客观上成为广义中国政治光谱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大陆政治未来演变的几种可能

三年前,我在《中国宪政改革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主报告”中,曾经预测未来中国的政治演变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民间温和反对派与执政者内的开明派联合,共同推进政治改革,实现大陆的和平转型;第二种可能,当政者拒绝改革,官民矛盾激化,社会崩溃,革命再起;第三种可能,当政者拒绝改革,但尽力保持经济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民生,从而可以继续维持对社会的基本控制,使专制体制苟延残喘,死而不僵。

现在看,这三种可能仍然都存在。前不久在北京的一个民间研讨会上,有人建议大家读香港最近出版的一本小说《盛世:中国2013年》,书中描写世界经历金融海啸后经济一蹶不振,唯独中国一枝独秀,政治控制虽在,老百姓却已习惯富足但被奴役的生活,甚至产生某种幸福感。我当时就笑称这个“2013模式”将是奥威尔“1984模式”的升级版。那么,这样一种“前景”(它基本符合前述第三种预测)是否真的会发生?这要取决于两条:一条,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已经持续了30年的高速增长?再一条,目前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官民对立有否可能被控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和程度内?这两个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历史已经一再显示,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现存政体虽然早已千疮百孔,重病缠身,它的顽固性、强韧性和自我调整能力却仍然不可小觑。随着它面临的矛盾的增长和尖锐化,党的统治技巧也在“与时俱进”,日益精巧化或精致化。因此,大陆出现专制体制“垂而不死、死而不僵”的局面,并非不可能,尽管不可能永远。

官民冲突导致民怨爆发、引发整体性社会崩盘,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我个人在这个问题的判断上持慎重态度。一方面,今天已经不是陈胜吴广式的农民起义时代;另一方面,崩盘式社会转型后遗症太多,会给后续改革带来数不清的难题。当然,宪政改革的提倡者并非惧怕“革命”,但人类毕竟已经进入现代文明,中国又毕竟是一个如此巨大、如此复杂的国家,除非执政者自己愚蠢到逼迫老百姓“揭竿而起”,民间反对派在做好应急准备的同时,应该一直坚持理性、温和、非暴力的和平转型立场。

这样,还是回到第一种预测,那就是体制内外的温和力量携手,共同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要看到,虽然大陆现存专制体制顽固而强悍,民主自由毕竟是当代人类文明的主流,这个大趋势谁也扭转不了。短期内大陆政治寒流可能继续一段时间,但不会太长。它会随着体制内外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宪政转型有着正面的互动关系。我们要用民间发展促当权者内部的分化。在这方面,台湾民主转型为大陆宪政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从现实政治层面看,大陆也许很难再出现一个“蒋经国”,但平庸的执政者也懂得计算容忍成本和压制成本哪个合算。民间反对力量、党内开明力量、海外民主力量、宗教自由力量、港澳和台湾支持力量、国际声援力量,总之,有助于中国民主转型的正面力量一齐努力,使专制当政者越来越感到压制成本大大高于容忍成本,从而不得不做出让步,做出改革,这是有可能做得到的。我们应该为此而努力。

(2010年1月18日,北京)

注释:

[1]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新成立的这些毛派“政党”,均没有、也不可能在大陆民政机构注册。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非法的”,如同自由派人士要成立政党也属“非法”一样。关于这些毛派“政党”的情况,读者可以从互联网上检索了解。

姚监复:审判者必将受到历史的正义的审判

一、从确定林江集团的”罪与非罪”的一条原则谈起

在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在搜集罪证、律师辩护、确定罪行和法官宣判各犯的判决书等整个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一条大原则,即由中共中央批准,由两案领导小组、法官、律师都必须执行的指导方针,就是确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是:要看是不是有伟大领袖毛泽东圈阅的圈圈,在批示、讲话中有没有”同意”字样。如果有,罪证就不列入罪证,罪行也就不成其为罪行,罪成为非罪。这是对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审判中确定罪证的最重要的原则,也成了超过宪法和普世价值的更高级的内部法律,而且在实际定罪判刑时也确实执行了这项原则。如果北京法院年青的法官不知道这条定罪的重要的原则,可以请教曾参与两案工作的一直主持公道的张思之大律师。

在30年后的中国大陆,讲普世价值,会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讲宪法也没用,刘少奇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保护宪法确定的主席的尊严与公民的权利,结果手上的宪法本本被打在地上,国家主席被批斗、被打倒,最后被迫害致死。这就证明”什么法律都不能违背,除了宪法”这个说法的确是事实。中国没有宪法法院,也没有出现过惩办破坏宪法的罪犯的先例。同北京法官讲宪法,也是对牛弹琴。讲民法、刑法也没用,法官按无产阶级专政的思路定个”煽动”罪,”泄密”罪,律师怎么辩护也无效。但是,学过毛泽东著作、党史和了解公审林彪、江青集团的事实的大陆公民,都迷惑不解:刘晓波重复了毛泽东选集和党中央文件正确的原话,包括军队国家化、联邦共和国、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正确的提法,为什么北京法官敢于列为罪证,甚至以此定罪、判刑呢?林、江集团成员听了毛泽东的话,咬错人、咬死人的罪证与罪行都不算”罪”,为什么刘晓波引用毛泽东正确的话反而获罪呢?

北京法官敢于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突破普世价值的原则和底线,并不奇怪;法官敢于突破中国政府签署了的联合国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底线,也不奇怪,因为人大尚未批准,;敢于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毫不足怪。但是,奇怪的是北京法官关于突破毛泽东思想的底线,不但不承认毛泽东讲过的话如联邦共和国、军队国家化等是正确的好话,甚至颠倒黑白,把刘晓波重复毛泽东的话定为罪证、判刑11年。那末毛泽东是不是也要被北京法官追认为历史反革命,追加判刑11年?难道刘晓波比江青更危险,必须莫须有地强加罪名,判刑11年、投入监牢?北京法官连公审江青、林彪集团的底线都突破了,那么干脆不要写这么长的判决书了,太浪费了。可以仿照毛泽东对刘少奇讲的话:”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而且真打倒了。2010年北京法官可以在判决书上只写一句话:”我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刘晓波。因此,判刑11年。”我不想宣传”两个凡是”或者”四个凡是”,只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党中央为江青、林彪两案定罪所制定的游戏规则或最高法律指示,为刘晓波找个无罪的官方依据,要个公平的说法而已。

二、几篇文章就能颠覆掉的国家政权是不是太脆弱了?

我的大学老师冯兰瑞教授最近对我说:”如果一个人的几篇文章就能颠覆国家政权,那末这个国家的政权也太脆弱了。”一点群众基础都没有了。北京法官先生竟然敢于做出六篇文章可能颠覆国家政权这样的判决,你们是在给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抹黑,这是在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抹黑。可能将来另外一批北京法官要定你们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你们如此贬低、丑化国家政权,你们这样做正是配合了污蔑中国正在崩溃的境外敌对中国的势力:难道中国政权是纸糊的、几篇文章就可以颠覆了的纸老虎吗?你们用法律语言的判决书起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作用。

令人迷惑不解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当前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还有左派的文章,北京法官是否也要仿照对刘晓波的定罪方式进行追究呢?例如老干部马宾先生公开散发他的文章,并且公开上网,宣传、散布他的观点,包括邓小平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背叛了他自己的”永不翻案”的誓言;马宾号召要为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彻底平反,并且号召开展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等等。这样的文章,以及联署签名的公开信,远比刘晓波的文章更尖锐,具有更明显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煽动性。请问,北京法院的法官先生,你们是不是准备下一轮要对马宾先生下手呢?是不是也要以言定罪把马宾定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犯呢?

胡绩伟老人讲过:”国家应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从晚清的宪法,北洋军阀时代的宪法,从孙中山到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马英九的国民党的宪法统统写明’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和历届人大修改过的每一部宪法也都明明写着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为什么21世纪的北京法院的法官要违反所有的宪法载明的”言论自由”的原则,以言定罪呢?法官先生,为什么一定要倒退到前清、中世纪或者古代那种没有言论自由的黑暗时代,采用古代野蛮、落后的”文字狱”的案例再重复一次以言定罪呢?

试设想,如果中国的法官、新闻检查官先生们承认和尊重中国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允许马宾先生公开宣传、出版他的发动”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也容忍刘晓波公开宣传、出版他的”宪政架构下的联邦共和国”的理论。那末,在国际大舞台上就用事实证明中国确实存在着民主与自由;中国不仅是经济大国,而且是法制大国、道德大国,是民主的大国、自由的大国,真正地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崛起了;真正证明中国统治者具有自信心,相信真正是”三个代表”的代表,无私无畏,获得人民拥护。这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真正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也能有力地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这样做更有利于维护和加强国家政权。绝不是削弱或颠覆国家政权。国家政权的巩固在于人心,在于自信心,敢于让人讲话,领导人择善而从之,就能比较正确地执政,使政权较长久地维持下去。只有正确,才成其为伟大和光荣。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讲话,总有一天会”霸王别姬”.几位知识分子、几位老干部讲讲话,写上几篇文章,就能把一个政权颠覆了吗?难道这个政权是烂透了的失去民心的纸老虎的政权吗?为什么北京法官要把大陆中国的政权的巩固程度和自信心贬得如此之低呢?17大后一位领导人的夫人、歌唱家在莫斯科演出会上向中俄领导人高歌”霸王别姬”,这是对新一代领导人的淳淳教诲,要让人讲话,不要自走绝路。对北京法官们讲,这首歌也可能是一种谶语和预言,也是警告。

三、法官先生,审判者将受到历史的正义审判!

过去北京法官寻找政治犯的罪证和做出判决时,总要编造或制造一点理由,以非政治手段打击思想犯。如说魏京生或宋永毅”泄密”、打压”公盟”说成是”偷税罪”、对陈昭复印港版图书说成是”非法经营罪”,或者以”扫黄”来”打非”.但是,这次北京法官对刘晓波的判决书赤裸裸地不编造任何理由、不披任何外衣,冲破了普世价值、人权宣言、宪法及民法刑法的底线,甚至冲破了江青、林彪集团公审时定罪的底线,毛泽东思想的底线,公开地简单地就是”以言定罪”.这样,北京法官就继承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制造”文字狱”的凶恶、残暴的传统手法。真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你们扮演了极为不光彩的角色。法官先生,你们自己写的判决书把自己死死地钉牢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中国文字狱史”增加了进入21世纪后却没有任何创新的黑暗的一页。

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最近担心:”中国第二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不是已经开始了?”那末,2009年北京法官对刘晓波的判决书,是不是同1965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样,起到第二次文革开场锣的作用?是否要同”十一”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的第二次文革的定音鼓相呼应?……历史事件往往惊人相似地重复出现,第一次是悲剧,不过第二次是荒诞的闹剧。但是,对于中国,如果再出现第二次文革,对党、国家、人民,都将仍然是惨剧,必然是浩劫。而且,搬起石头的人,必将砸破自己的脚、自己的头,必将自杀或被自杀。

当然,法官只不过是玩偶,2010年春节前后你们可能自愿地或者被迫地再次作出无法无天的不公正的判决。法官先生们,请记住历史老人对不公正的审判者的警告:”审判者必将受到历史的正义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才是最终的审判!

2010.01.22

綦彦臣:公信力的全面危机(下)——“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勤劳并不能致富”究因

小引:经济极左主义的三个分层

“经济极左主义”一词虽未见诸媒体,但也绝非我作为经济学家和社会观察者的杜撰。在中国政治语境中,“极左”意味着不计代价达成政治目标。经济上的极左可由三个层次来描述:第一,对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论调的庸俗化理解——增长才是硬道理;第二,GDP高于一切,即在前一个基础变化成了“增长高于一切”,此中腐败被看成一项革命性的代价,谁在这个过程以概率的方式牺牲了个人的荣誉乃至生命也成了“另类的革命烈士”;第三,在分配意义上讲,增长的成果大部分被权势集团吞掉,公权力逐渐变成这种吞势的守护神。

前二层是社会学与政治学应当关注的对象,尽管中国国内政治学界尚没人敢于进入这个学术深水区。第三个层面,是制度经济学应当分析的样本。不过,这三个分层均是统治缺乏正当性的衍生问题,因此它们也毫无疑问地与公信力相联系。

一、市场奇迹变成市场暴君

从纯理论角度出发,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需要民主。这是因为后者的民主基本上是靠市场机制运行的,而前者则以福利国家的建成为目的。福利国家的政治运行之市场表现是尽量压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而最大化地突出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成果分配方面,它声称政府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但是,这个权威表面上也声称它并不拒绝监督,而是巧妙乃至伪善地说其内部监督更有效率。于是,国际监督就被冠以“粗暴干涉内政”,权威体系外的民间监督就被指斥为“颠覆国家政权”。

事实上,正是巧妙与虚善技术化地维持了权威,哪怕这个权威几乎没有公信力,所以恢复或者检验公信力就需要引进数量更加庞大的民主,如果民主可以用计量单位来表示的话。现实中,民主因素畸缺最直接的社会学表现是公平被有意识地损害。借助市场经济名号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确实是奇迹,但这个奇迹已经蜕变成了“市场暴君”①。在画饼充饥式的福利国家道德目标下,任何阻碍“市场经济”即经济增长的行为都会被列入消灭的范畴。从政府对民屋的强力拆除到警员对村民的非法击毙,都是微观证明。

为了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我们不妨选取两个泛案例,分别说明显性公信力缺失与隐性公信力缺失的情状。

二、两个泛案例:“一贯公平”与房价飞涨

(一)二〇〇七年,中西结合的宣言。

回观过去两年多的时间,我们不难发现:在普世价值短暂热烈的时刻里,执政党开明力量确实想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尽管他们的高级智库可能从来不曾了解鲍曼关于市场暴君的说法。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新华社突然发表题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的专电。此电虽然突兀,但它证明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是影响执政党统治正当性的核心因素。

此电也是一个西方民主资源本土化的努力,它的第一部分先说“公平正是人类美好社会的一个永恒主题,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价值取向”,而后以引证史实的方式将中国孔子的寡均之论、康有为大同学说与西方伊壁鸠鲁的契约论、伏尔泰等的公正理论,串起来对比了一番。最后,“一贯主张”自然就成了胡锦涛时代的口号之一,尽管后来并未喊响。专电引述胡的讲话说:“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云云。

如此美好的言辞随着普世价值遭受强烈批判,不得不由公信力的进一步丧失来数据化地说明:

1,中国行业最高人均平均工资最高与最低的差距,到二〇〇九年初一季度已经扩到11倍,此前的二〇〇五年就达到了4.88倍②。

从4.88到11,增长了一倍还多,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增幅高达125%,而其背后的社会学通俗化描述则是——“知识并不能改变命运”,“勤劳并不能致富”。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出来说法定意识形态还有说服力呢?

2,海量信贷的投入确实保证了经济增长,8.7%的增长速度写到纸面上,但是就业状况却没有任何改进之迹。而且,就业率数据成了中国国家没有法定的“最高国家机密”——官方说二〇〇九年前三个季度的失业率为4.3%,民间的抽样调查说“城镇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超过11%,比平均失业率高出一倍”③。

确实,统计数据失真——不管它是技术性错误还是主观上主导,都是影响当局形象的大事。递进而言,这个现象从更技术化与更量化的角度说明公信力遭遇了全面危机。

(二)二〇〇九年,城乡分化的隐喻

房价与居民收入的悬殊之差造就了一部叫做《蜗居》的电视剧的收视率,甚至有传言说:党的一个权力巨大的分支机构命令停播这部片子,原因是它借露骨的性台词发泄了对制度的不满。而且,各地房价的飞涨速度与中央的命令无力形成了讽刺性对比,以至于新华社的《参考消息》在转述境外评论时冠以“中央调控房价为何遭地方忽视”④。

其实,这种现象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地方,因为经济极左主义的后果就是产生大大小小的市场暴君,暴君自然不会听从外部律令。之于纯经济学乃至在其分支财政学那里看:房地产不涨价,地方政府“必死无疑”——地方政府收入的30%至50%来自土地销售⑤。

放下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不讲,我们把房价飞涨视为一个社会城市化过程中的必要成本,在此情形下,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社会公平已经扭曲到无任何理性的程度:

1,为中国城市化做出主要贡献的农民工群体,绝大多数买不起城市的房子,也无法取得城市居民身份,他们是“被城市化”⑥的群体。即便是由于地方优惠政策而取得“小产权”房屋的农民工,其产权之于国家法律也是不合法。最近,国土资源部又宣布“小产权”房屋全部停建停售⑦。

2,“小产权”被行政命令所限制,本质问题是国家不会从制度生产的角度提供农村土地市场化的规制,从而继续维持城市的高房价并限制农民获取土地资本化利益的途径。之于制度伦理,它仍然是经济极左主义与市场暴君的控制欲的表达。

经济极左主义与市场暴君永远不会关心公平问题,尽管它们虚伪地说要建立一个福利国家。

三、去人民化:影子暴力与围攻反击

经济极左主义高度强调国家的作用,其在经济伦理的操弄上必然地选择去人民的路径。其一,“人民政府”由于自身的就业利益(俗称“养爷衙门”),必然突出“政府”而弱化“人民”——这是群体事件屡发的基本诱因;其二,继用“国有”来代替“全民所有”,拒不向全体人民发派国有或全民所有资产的红利——这是中国社会低保障水平(医保与养老保险覆盖率仅为30%,农村仅为10%)的根本原因。

由于去人民化,政府倾向于用暴力对付人民的经济诉求。江苏省徐州市下辖的邳州市(县级,原下邳县)在二〇一〇年一月初发生了二百名暴徒袭击护地农民,致农民一死一重伤的事件。事件的动因则是“邳州现象”。作为全国百姓强县邳州市五年内将城市扩至50平方公里,大量占用土地博取高额财政收入,被明智的当地人士指为“断子绝孙的工程⑧”。通过邳州现象或曰政府支持的对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暴力,人们不难联想到二〇〇五年六月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下辖的定州市(县级,原定县)的油绳村事件:三百名暴徒打死了六名护地农民,并致51人重伤、100余人轻伤。四年半之间,两个血腥事件描述着暴力如何剥夺弱势阶层并削蚀公信力的场景。这两上事件之间,许多类似的事件早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

比照西方政治中“影子内阁”的事实,中国社会在政府利益支持下的针对底层社会的暴力行为可以称作“影子暴力”。

影子暴力提高了政府的收益,但是也大幅度地降低了政府及其所信奉的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尽管它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与此同时,底层社会也作出了的反应,尽管许多围攻事件并不是对称性地回应某个具体的影子暴力行为的,而是逻辑地表示为一种社会态势。如此之类的反应,可称之为“围攻反击”。影子暴力与围攻反击所描述出来的社会政治心理,已经超越了公信力危机的层面,而是说明政治道德已经沙漠化、依靠传统德政观念维系的政大民小的社会出现了解体的苗头。为说明围攻反击态势,可以简单引用两个例子:

(一)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时至二十四日凌晨二时,深圳光明公安分局南凤派出所门口遭数百河源和平老乡围堵,他们高喊口号、高唱国歌,对警方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警方则辩称:“所谓派出所收保护费对事件不闻不问,以及受到上级领导的批评,全是无中生有的事。”⑨

(二)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天津静海县部分无照运营电动和燃油三轮车主,因对静海县集中治理非法运营电动和燃油三轮车的措施不满,推倒护网,推倒保安人员,闯入车站线路,结果被高速列车刮碰,造成四死五伤。⑩

结语:隐形拉美化的出现

深圳与天津是中国的一线大城市,在那里存在着边缘化的贫困群体是无可争议的事情。它是墨西哥现代化过程的一个复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墨西哥城作为世界最大的城市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贫困群体。今天被成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由于财富分配不均,由于社会动荡因素难除,由于不断出现旨在追求稳定的独裁统治,拉丁美洲国家的此类共性特征被成为“拉美化”。

中国会不会出现拉美化,已经是国内官媒允许讨论的话题。但是,人们往往倒因为果,认为拉美的不完全民主是动荡与独裁交替的根源,因此,更认为中国采取民主政治会出现拉美化境况。实际上,拉美化的根本是——统治集团不愿遵守宪法,进而是公信力大为丧失,导致了社会动荡,为了评析动荡,社会就会给独裁政治上台的机会。那里的选举舞弊更不是拉美化的根源,而是宪法原则遭受权贵阶层长期破坏的结果。

有人深信中国由于社会合法暴力(尤其军队)被执政党牢牢控制,绝对不会出现拉美化境况,但是,中国却实质性地存在隐性拉美化:

其一,公信力的全面危机是由于执政党无法解决自身政治道德与宪法道德原则冲突,而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

其二,贫富不均成为社会最微观分裂的动力,墨西哥城的贫民窟与该国当时“10%的家庭的收入几乎占总收入的40%,而10%最穷的家庭的收入还不到总收入的1%”——在中国被放大;

其三,为了政治短期稳定而不是实质性政治改革,高级权贵阶层更倾向采取镇压措施(哪怕日后导致清算)——巴西的工业化与政治镇压几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在中国也被清晰地复制了。不同的是,由于经济极左主义确实积累了巨量经济收入,中国可以用“天价维稳”的经济方式抵消一部分社会反抗。

然而,政治镇压在隐形拉美化过程中也是被习惯性采取的短见方式,不妨引用拉尔夫在《世界文明史》分析拉美的进步与贫困的评语来结束本文,尤其供读者对照、比较拉美化与隐形拉美化的异同。拉尔夫写到:“(统治集团)压制公民的任何一点自由、实行严厉的新闻审查、未加审判就监禁公民、折磨虐待涉嫌反对其政权的人士。受害者包括民工、律师、教士和修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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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市场暴君,作为一个经济学分析词汇最先见于米歇尔•鲍曼的《道德的市场》,可参考肖君与黄承业的汉译本序言P3。肖黄合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
注②:数据源于《凤凰周刊》2010年第3期,P25。
注③:数据源于《凤凰周刊》2010年第3期,P82。
注④:原文出处是香港《南华早报》2009年12月31日,文章题为“北京为降房价的努力受忽视”。
注⑤:数据源于注④所指文章。
注⑥:被城市化,作为一个通俗社会学词汇,始见于文贯中“突破土地制度困境”一文,载于《经济观察报》2010年1月25日第50版〈观察家〉。
注⑦:中国新闻网(北京)2010年2月1日消息。
注⑧:可参见《中国青年报》2010年2月2日文章“‘邳州现象’中的价值观混乱”。
注⑨:可参见《广州日报》2009年12月26日报道“深圳派出所被指收黑钱拖案,遭数百人围堵”。
注⑩:可参见新华网2009年12月29日报道“天津非法营运车主冲击京沪铁路 ,4死5伤”。

姜维平:胡锦涛的微博能起什么作用?

昨日,本月刚上线的“人民微博”上忽然出现了胡锦涛的名子。该博主资料栏内容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难道胡锦涛真的开微博了?据国内媒体报道,这一消息“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成为网友热议的焦点。截至昨晚8点整,该微博已注册了粉丝8088人。

报道说,他的特殊身份已通过人民网核实,“胡锦涛的微博”标注有一个“人”符号,这表明他是经过人民网“人民认证”的正式用户。原来,人民网对于“人民认证”的官方解释是,为了避免身份混淆,人民网微博对公众人物、政府机关、知名企事业单位等实行身份认证策略。通过认证核实后,相关微博旁将显示出“人”字符号。而记者通过人民网注册系统发现,如果试图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注册人民网微博,将被系统提示为“不允许包含过滤词”。所以,就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来讲,他的确是异乎寻常的。“胡锦涛的微博”引发网友高度关注,在一个一言堂的一党执政的国家里,这可以称为最牛的“中国第一微博了”!

昨日中午,网友“钟芠”在自己的人民网微博上发言称,“人民网微博和强国社区账号是互通的,所以。人民网微博有胡总账号只能说明他的名字在强国论坛注册过”。“钟芠”被证实为人民网强国论坛的版主。随后,“钟芠”的上述说法得到了人民网官方微博“人民微博助手”的证实,后者对“钟芠”的发言发表评论称:“正解。请大家转发人民微博助手,2010年2月21日”。

虽然,强国论坛有实名ID,但网友们还是不放心,随后,有人在“强国论坛”上搜索到“胡锦涛”这个ID,ID应该是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作客人民网网聊时所注册的ID,他在“强国论坛”共发表过5个帖子,时间为2008年6月20日10点34分至14点19分,内容则为当天胡锦涛网聊时所讲的话。人民网客服在接受采访时则表示,在“强国论坛”社区注册账号后,只要登录一次人民网微博,就能使账号在人民网微博中激活并立即生效。人民网客服还表示,“胡锦涛的微博”中的个人介绍,人民网微博系统并非能自动生成。报道说,对人民网客服的上述说法,记者向人民网官方微博“人民微博助手”询问登录激活与更新个人介绍是何方所为,但截至记者昨晚发稿时,尚未获得回音。不过,粉丝已超8000人则确定无疑。

然而,在我看来,他的身份是没有问题的,胡锦涛工作再忙,有庞大的秘书班子代办,想必上上网也是举手之劳,但现有的政治体制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局限性,他在微博上看到的均是对他令人肉麻的吹捧声,用“山呼万岁”来形容一点都不过份。所以,开通这样的微博有何意义呢?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到人民网“强国论坛”社区与国内网友交流,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线与网友直接交流,大为意外的中国网民称这位总书记为“我们的网友胡锦涛”。随后,网友们纷纷挖掘总书记上网的故事,有网友撰写博文说:“早几年就闪现过一回。那是2003年初,总书记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此后,热情洋溢的网民自发成立了胡锦涛、温家宝的粉丝团,并自称为“什锦八宝饭”,其中“什锦饭”就是胡锦涛粉丝后援团,而“八宝饭”则是温家宝粉丝后援团,等等。这都造成一种虚伪的假相,人民群众都十分拥护他!

但是,堂堂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可能众口一词呢?难道没有反对或批评他的声音吗?显然是大有人在的!问题是,共产党搞一党专政和文字狱,把敢言之士大都关到监狱里去了,这样一来,想批评他的人,只有保持沉默或逃遁海外,前者在无言中消磨了青春活力,后者被曲解为海外敌对势力,被阻挡于国门之外。所以,此次“胡锦涛的微博”现身,“什锦饭”的热情再度井喷。截至昨晚8点,该微博已注册粉丝8088人,并仍在以每分钟10余名的数量增加。据报道,昨日上午10点44分,网友“ttorz”在自己的微博中欢呼了一声“涛哥,我爱你”。10多分钟后,网友“漫人”同样发表博文“胡主席亚克西!”从时间先后看,“胡锦涛的微博”第一位粉丝是ID为“飞泉鸣琴”的用户,第二名是“周同学”,而“周同学”同样是实名认证用户,用户资料显示其为“人民微博小组成员”。除了问好外,网友们还自发赶着给总书记送新春祝福,“祝胡总书记虎年大吉!阖家欢乐!我代表中国的80后向您献上最真挚的祝福!”网友“poppyrr”在自己的微博中说。

由此,我们看到了中国民众的精神状态,他们大都是拍马屁的,但我相信一定有异议人士,可能被网络警察给“和谐”了吧,或许他们的声音只能被秘密警察录去监控和研究。对于提意见的人,屁作用也没起,打不着狐狸还惹一身骚,久而久之,没有多少人再自讨没趣,自找苦吃,总之,在把刘晓波这样的以和平,民主,非暴力方式表达愿望的中国独立知识分子,投入监狱之后,胡锦涛既便再开一百个微博也无济于事!拿今天媒体的报道的内容看,在众口一词赞扬他之后,记者只讲了一句:还有网友迫不及待地发微博向总书记反映问题,“主席,您好。百忙之中可否去关心下……”,看来,省略号后面藏的是因言获罪的恐惧和无奈,这正是目前中国社会的莫大的悲哀!

由于这种没有言论自由的状况持续了太久,可能刚上任的国家领导人还有点朝气,但听的颂扬声多了,变得迷迷忽忽,慢慢地不仅变得毫不了解民间下情,而且,一点都容不得对自已批评的不同意见,他口头上讲代表人民,但骨子了把自已当成皇帝了!才动辄把批评他的人作为敌人关进监狱!我认为,胡锦涛目前就处在这种昏庸而僵化的状态。

但是,他似乎对自已的权威还有点不太放心,因为他的政敌实在太多:薄熙来以打黑除恶名噪一时,把重庆变成了红色解放区,把红色短信“认真”到了全世界,而习近平呢,也不甘寂寞,他把红色短信绕过中办,直接发到全国的“大学生村官”手里,虽然,他还未成为合法的军委副主席,但神采飞扬的动作也寓意深刻……中共的体制决定了,谁当了党的总书记,谁都想千秋万代掌权下去,能晚交班一秒,绝不早来一分,所以,在我看来,胡锦涛的微博,与其说是出于与“草根阶层”的互动欲望,不如说是对中南海政局不稳的深切忧虑,我还是直说了吧,假如你薄熙来敢在重庆发动政变,我胡哥有微博对付你!或许,上述粉丝会骂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你就等着瞧吧!反正我可不想当8088个捧臭脚的人之一!或许清末龚自珍的诗最能表达我此时的愿望: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2010年2月22日于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