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

父亲去世后，朋友们一直希望能看到我的文章；我把父亲放在心中，沉默多年。直到今年四月，母亲也走了，我生命的源头似乎跟着完全消失了。在卜居的乡下小院，我鼓起勇气写下“安魂”两个字，开始回忆我的父母亲。但回忆未完，母亲“百日”未到，我就到底层流浪，跟道士、村民、重走江湖路的商人、和尚、护林员、向国庆献礼骑车环游的退休工人、驴友、求签者、古董小贩、一无所有的老外、信仰者们……一起生活了四个月之久。当我回到栖身之地时，几乎临时举意：我得先跟人讲讲我的母亲。

我的不忠不孝大概也是出了名的了。关于前者，跟其他要素一起，导致了《中国不高兴》，以至于编词条的人在我的名下写上一句：中国精神的最大破坏者。对后者，我尤其负疚。想想我的父母亲，年老体弱，在小地方那个熟人社会里孤独地应对每一天的生活，仍要做饭、洗衣，仍要面对熟人的盘问、攀谈，我就想不下去。父亲走后，母亲的活路更重，她独立抚养侄儿侄女，直到去年他们全都走上社会、开始工作了，母亲算是缓了一口气。

我把母亲接到大理来，曾有一个月的时间，太太去维西一慈善学校支教，剩下我们母子两人相依为命。除了洗衣，母亲完全依赖上我了。母亲固执地要自己洗衣，她甚至为我想到了怎么方便晾晒衣服的办法，比如在太太的秋千架上搭了一根竹竿。她个头儿矮，够不着晾衣的铁丝和竹竿，但她总会想到办法晒衣服。除此以外，母亲就无所事事地坐着，她坐在那里，可以坐上一整天。劝她到外面坐着，她就老老实实地在院子的凉棚底下坐上半天，直到我叫她进屋吃饭。母亲执着于自己一人静坐、自绝于外物的态度让我很是无奈，我有时候就想到前辈作家何士光在他那感人的作品《日子》里对祖母的描写，一个每天自己了却光阴和心思的老太太，一个似乎糊涂其实记忆惊人的老太太，我的母亲就是她那个样子的。

我是这两年才意识到母亲的老朽的。她像一台过度消耗的机器要散架一样，身体完全不行了。她的牙齿掉光了，戴牙套不习惯就放弃了。她有多年的糖尿病，她一直喜欢吃甜品、水果，只能偷嘴，或偶尔我们让她吃一点儿。她跌倒过几次，被车撞倒过一次，后来就恐惧走路，说自己像个瘟鸡子，倒霉气的，在外面丢人现眼不说，还走不动路，走路直打漂。让她在家里多活动活动，她也听听而已。早上如果我不叫醒她，她会一直睡到中午。我奇怪她那么嗜睡。有时劝她出去走走，她总是说“懒得动”。我开她的玩笑说：你怎么人到老了，毛病都出来了，又懒又多磕睡。她就笑，自己也奇怪：是啊，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她的饭量小得可怕，如果我中午强行给她碗里多盛了饭菜，她默默地吃完，晚上就不愿意再吃饭了。

想想就是前几年，母亲带着侄女到北京，把侄女郑重地托付给我，尤其是我的太太，那时她似乎还有心气，还有一点儿劲头儿。但这两年似乎完全没有了。她对儿孙们的变化情况是知道的、参与的，但她并不看重。我有时候在电话里对她开玩笑说“有好事啊”，她会说，“有么好事哟”。她对人生社会似乎厌倦了，“世道太乱”，她经常说，“活着有么意思啊，活着没意思”。

二

母亲的消极让我不安，我左右劝她不动，只好抬出她信仰的基督来。我说：你怎么信的呢？信主，主是要大家喜乐的啊，主是要大家每天都感恩、快快乐乐的。你怎么能愁眉苦脸的呢？母亲就笑。后来我说多了，她就沉默了。

母亲确实是信仰着的。记得当年她跟我讲主的恩典时，啧啧称道主为大家做的牺牲。当然，她的理解并不多。她说一个兄弟姊妹的好时，总是说她或他真的像雷锋 一样。她的青春壮年是在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宣传中度过的，她自己也实践了那种精神。讲起当年她像男人一样从城里挑担回村里，在生产队里干男人们才干的活儿，抢种、抢收，母亲就有一种光芒。她相信基督，因为她知道这种舍己救人的存在事实，她相信基督的精神。

但母亲跟我一样属于笨嘴笨舌型人，我们开不了口。母亲一度劝身边的亲人信主，只会说：主是有灵的，主儿灵啊。我把母亲带到教堂里，她会仔细观察一阵，然后确定是不是跟她信的一样。她很愿意走教会，我们也劝她走教会，但她身体不好，走不动路。我们说：你可以坐摩的去。她还是说：走不动。因此她这两年去教会少了，以至于教会的姊妹们来家里陪她一起祷告。

只有谈到主，母亲才不那么消极。我给母亲的教会送过有关教会、基督生平的纪录片和影片。在教会做事的父亲去世后，我还要二哥给教会捐过一笔钱。相比之下，父母亲也确实在教会体验到了一种身心的自在，那是跟我们亲人在一起都未必有的。母亲对她的腿脚不好很恼火，她寂寞的时候，也会跟我说，等她腿脚稍好一些，她还是要走教会的。我听时也像她一样期盼，只是知道那是希望而已，她已经走不动了。在大理的村子里，她曾经让廖亦武和野夫的“儿子”——小狗球球牵着走丢了。那一夜把我们吓坏了，报警后回家，认识到错误的球球才又把老太太带回来。母亲说，她拉不动球球，球球只顾在前头跑，她只有跟着，不敢松绳子，又拽不动球球，小狗的力气比她大；她后来坐在路灯下，生气地跟球球说了很多话，球球才晓得错了，把她领回家。大家虚惊一场，我听了一阵心酸。

三

太太总说我母亲一生可怜，要我好好照顾。可是，我怎么能照顾好她呢？买的用具，教会她了，她有一种孩子式的高兴，但很快她就没兴趣动了。给钱，几乎是白给。记得有一年，她强把一万元钱塞给我，让我带回北京，说是我的钱，她留着没用。吃的、喝的，端到她手边时，她几乎都是本能地拒绝。

她希望跟我们聊天。但我实在没有精力，也不懂事，没有兴趣听她聊。因为她一说起家长里短，就勾起我的情绪。我会批评她说：你这话说错了。我后来想，其实她没有伴了，街面上、村里的人她多半是不愿聊的。我姨偶尔去看她，她们把开始的话聊完，也就没有什么话了。母亲要聊天，只是自己想说话而已。但她想得不多，聊聊之后，看儿子没兴趣，也就不聊了。她不像父亲，会逼问我混成什么样子了，什么时候要一个孩子，等等，母亲从来不问这些事。她只是说过一两次，为我担心：这么多年没有工作，怎么办？我安慰她说，没事的，我活得很好的。

母亲对这个世界没有了兴趣。我一度把动物风光片子放给她看，她看了也就看了。不像父亲，主动找我要中国最好的相声听，父亲希望听见自己的笑声；结果我找了一些，父亲奇怪，这些相声不好笑。母亲要淡然得多。只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山里的风景区，走到半山上的人工石级上，母亲才感慨，原来真有这样的地方。但那次把她害惨了，她走得脸色都变了，吃的东西都吐了。她把到风景区当成一次福报，既有福，又有报应。

四

母亲固执地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儿孙们的工作，她也上心，但过去就过去了。欠她钱的儿子、孙子、亲戚们，她会跟我说一句，也就不再管了。这两年，郊区农村福利有所改善，母亲每月也有一些养老费了。大家给她算账，说她都用来吃了也吃不完。她不以为意，甚至账都在儿子手里，她并没有感受到自己拥有什么钱。这迟到的一点补偿，她已经感觉不到其中有什么意义和恩典了。当年她奉献青春的时候，在国家最困难比如三年灾害的时候，我们村都能够糊口。后来超经济盘剥严重了，我们村反而吃不饱了。我小时候坐过那种交公粮的车。大人把最好的粮食收好装好，兴奋地进城缴给国家。我被大人带到车上，到验收口停下来，就有公家人、所谓国家干部拿一块三角铁一样的尖器，插进麻袋，再抽出来时就带了不少粮食，据说是查验粮食等级的，大人们看到公家人都肃然、诚惶诚恐。到80年代初，我们家还饿过饭，冬天一天吃两顿几乎是常事。

我母亲因此后来不相信勤劳致富，她相信了命运，相信了主的安排。大哥大嫂去世后，她和父亲更是感受到了生计的艰难，以至于她一度在街上捡垃圾挣一点钱。直到今天，我仍能理解母亲那种生存飘忽的心情，因为那也是直到今天的我的心情。虽然婚后仰仗太太多多，但无论我表面如何潇洒，我内心里仍是不安的。毕竟我希望能为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示范一条可行的生存道路，在没有找到前，我心里一点儿也不踏实。

可以说，母亲到最后几年，把侄子侄女送上社会后，经济条件略有改善时，就停止了消费。她消耗不了多少，但她仍主动地拒绝了消耗。她认定了这个世界不值得留恋，这个世界太污浊；她累了，想早点儿走。只是她想走却一时走不了。儿孙们没有出息，不能陪她照顾她不说，不断有事要烦她，不断有要求去要求她。

她从大理回去后，一下子更老了。用侄子的话，老糊涂了。是的，一个老人，一天吃不了二三两饭，走不了一里路，只是坐在家里了却光阴而已，怎么不糊涂呢？她做香肠忘记了放盐，十几斤香肠白做；她要洗的衣服放在盆子里忘了直到发臭；给她烧好的饭菜，一天下来，她都没吃一口。我因此在两个月之后的元旦赶回家乡，陪母亲一周，看看情况。她确实更消极了。侄子怕她用电器坏事，不让她做饭烧水，她在家更没事做了。每天就是睡到不能再睡的时候，起来熬天黑而已。

我实在太伤心了。我教过母亲，坐着可以做做简单的动作以活动手脚，她说已经忘记了。我说：你就每天念主祷文吧。我陪着母亲在家念，每天念诵，母亲念诵几遍后，就住声听我念，我说，“你没事就可以念的”。母亲记得主祷文，她曾经半夜里为各种烦恼祈祷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有一天，我和母亲坐在一起念主祷文的时候，姨来了。我在一旁听她们聊家常，最后说到了死，我听出母亲真的不想活了，孙子也大了，没什么可留恋了。但姨劝她，要吃好喝好，才能走好。姨还说她去算命了，像她那种身体才会说走就走、干脆直接，否则吃不好，也死不好。母亲听着不言语。

五

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心里非常黯淡，总想找什么人倾诉、宣泄，想想母亲的状态实在是焦虑。当我把母亲的状况跟朋友谈起的时候，一个有经验的朋友当即就说：从医学的角度看，你母亲已经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了，老年痴呆症是世界性的难题，像她那种情况可能会拖得很久，让亲人苦不堪言。我想起自家的状态，哥哥姐姐们的状况，只能叹一口气，听天由命了。在煎熬中，我甚至想，是否需要我每天祈祷一次呢？

但也就三个月的时间，4月15日下午，哥哥打电话要我回家，说母亲不行了，昨天还是好好的，早上起来还帮他搬砖，一脚没踩稳，跌了一交，就昏过去了。医生看了，脑溢血，没救了。

我第二天傍晚赶回家，五点多到家，看到母亲躺在床上，跟三个月前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死神在屋子里伺守着，母亲艰难地吐还给世界最后的气息。我喊母亲，不断地喊着母亲，母亲似乎没有力气回应我了。十多分钟后，她就走了。

我在无人闻问的老年，受尽污染

为求证麦田、河水、道场和青春

而听从十字架的教导

以信仰做成我的余生

爱的种子，死而复活的真理

像擂鼓墩脚边的野花

我在内心里等待美和爱的日出

像年轻人看见的晚霞

末日还未来，四海的兄弟姐妹

仍在开结自己的因缘

我听见他们灵魂的哭声

他们的身体为锦衣玉食充满

没人愿意在哭声里停留太久

我于是祈祷信仰的日子

在小康的大地上漂流

像无能自立者，像叫花子

看到好人在泥泞里挣扎

我就悲悯，跟着受罪

看到城市和罪人们无知无识

我就默默地忏悔

我来过，我记得，我爱着

我曾是乡野间的一株植物，尘土

回到了尘土，天国的回到天国

神知道我的幸福

——代母亲游思

六

我自责，又在心里为母亲高兴、庆幸。我相信我们母子的心是相连的。就像我跟父亲对视一眼，就明了彼此相同的才华，彼此对这个世界都怀抱的爱、谦卑、悲悯一样。我跟母亲交流不多，但母亲知道我知道她，母亲也知道我。我们都知道自己生此一世的命运。

我为母亲高兴，因为我坚信母亲安排了自己的生死。从世俗的角度看，母亲一生清苦，但她养育了六个儿女和两个孙儿女，足以自豪。她教导了自己的孩子要学好，要善良，要勤劳。何况对母亲来说，一生虽苦，到晚年尤其没享受什么，但她却在苦行中参透了生死。我也在这半年回忆母亲时，才想到我的所谓生存之路的虚妄。母亲能够去捡垃圾过日子，我相信自己也能，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计较呢？如《圣经》所言，飞鸟尚且得到天父的照料，不愁食物，何况人呢？不知道年轻朋友是否懂得其中的意味。

母亲的言行举止是大气、高贵、节制的，还记得母亲第一次到北京时，我的房东见到她，惊讶地对我说：你妈妈是不是贵族小姐出身啊。我当时还不以为意：哪里啊，她没见过世面，就是地道的农民而已。房东不相信，说：那气质！后来山东一大学教授来家看我，见到母亲，深深地鞠了一躬，母亲坦然地坐着不动，我才想，哦，母亲原来是一个大家啊。我自己承认母亲的高贵一面也是看到她在跟城里人打交道的时候，是看到她出席父亲的葬礼的时候，我为母亲由衷地自豪。她喜欢小动物，喜欢孙悟空、猪八戒，喜欢小燕子（她因此在私下把我太太的名字叫得亲切极了）……但她更喜欢花，她曾经把邻居地里的夜来香摘回来，我批评她时，她不说话。太太没参加母亲的葬礼，她跟我正面临着婚变，但仍叮嘱我为母亲买一束鲜花。

民间说法儿，母亲在我赶到后咽气，正说明她对世界的记忆和对自身的把握力。据说具有神性的人有着苦行、清洁、记忆、慈悲等几种能力，母亲拥有这些能力。我赶回随州，正是炎阳开始发威肆虐之时，从武汉到随州，却从盛夏进入了一个毛毛雨的阴凉之中。但母亲走后，小雨也就停了。我们兄弟开始了忙碌的准备工作，通知亲友、购置用具、计划丧仪……教会的兄弟姊妹半夜赶来，向母亲告别。第二天上午，丧棚搭好，天下起大雨，接下来的几天更是大雨不断。直到去火葬厂、再把母亲骨灰送上山安葬的那一天，才突然放晴，让整个过程顺利进行。后勤老师说，你妈妈肯定有某种东西感动了老天爷。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就在那几天的大雨丧仪中，我记起了美国心理学家肯-威尔伯在《恩宠与勇气》中对主人公崔雅死亡时的描述，我和太太一起看过那书，那种自然示现的奇象是人们超越死亡的明证。

民间葬仪，在最后送葬时，需要开棺检视一次。那个时候，就需要孝子们准备一勺白糖，如果死者张着嘴，就得把糖放进去嘴里，帮死者合拢。母亲走时嘴也是张开的，但当几天后我们打开冰棺时，母亲的嘴却是紧紧地闭上的。我看到时，禁不住眼泪涌出。我知道，跟父亲不同，母亲拒绝这个世界的布施，也不需要这个世界的布施。当我后来把母亲的这些事实讲给佛门中人听时，佛门的朋友当时即举手宣起佛号，“阿弥陀佛！”让我觉得天地都为之震动了。

七

我因此固执地相信，母亲解脱了生死轮回，上天堂了。在流浪中，我还听到过同样的解脱生死大苦的案例，那些虔信的神圣的单纯，在死神、病魔来袭时，最终安祥地回向了净土、天国、神的怀抱。他们的微笑，以及坦然受难，都给了亲友不小的安慰。我在贵阳还跟何士光谈起佛法，何先生告诉我，轮回、因果这些支配世界的铁律一直在起作用，只是当今人多不相信而已。我同意他的说法儿。

尽管不断地回忆母亲让我仍未解脱自身的生死难题，我却以母亲自豪。诗人和晓宇在《老余节哀》中，引用了我的一句话，“想想你的父母兄弟一生的努力都无能知晓你所享用的人生灿烂，那是怎样的一种大恸！”这确实是我的想法儿，不过母亲的隐迹或归天却让我明白，一个勘透生死的人未必没有世俗所谓的灿烂，其人生甚至从未丢失自己的身心，从而能够心生万有、高贵淑世。我在年轻的大宝法王那里证实了这个道理，母亲的晚年也如此，她有如苏格拉底的宣言：分手的时候到了，你们去活，我去死，究竟谁幸福，只有神知道。但母亲在晚年时时刻刻地面对苦难的人生世界时，显然得到了天地的认可和祝福。因此，她可以老年痴呆，更能够了断生死。

我永远不知道母亲在最后几年里的心理活动，以我的猜测，那大概是直面死亡时的专一，思念主时的吁请。她以此弃绝了世俗。而弃绝是所有宗教中最伟大的修行之一，耶稣在世上一再要求人们放弃，儒道也再三强调断绝、坐忘、求放心。体贴的宗教甚至理解人们在青壮年时的游学和居家生活、而要求人们在此后要进入弃绝的阶段。只有经过这一阶段，人们才能了生死，而跟威尔伯总结东西方宗教哲学时所说的“大精神”合一。母亲的弃绝同样如此，而且绝不是出于可怜、无奈，一个壮盛年华都奉献过并认可自己奉献的人，有什么理由为晚年的穷苦、病苦而怨天尤人呢？只有那些天真的新人类才会以为自己比一个和善的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农村老人幸福、灿烂，只有那些狂妄的、那些不知死活的人才以为自己比一个清贫洁白的人活得值得。这也是俄国一流的作家们在人民面前低头的原因，也是文明史上一切圣贤在人民面前通达无碍的原因。穷苦、病苦及弃绝都是母亲示现的方式，就像隐迹前狼狈于病、大恸于千百年后的末法是伟大的佛陀所示现的某种方式一样。因此，我愿意像母亲一样有坦白生活在当下中国的人生观，有他们所谓的中国是我不乐意的，有他们所谓的盛世喜庆是我不愿去的。我跟父亲对世界的爱有所不同，我的爱是怀着憎恨的爱。如果有可能，我愿意截断因果。至于地狱中的同胞，那就有劳地藏兄或阎罗兄们去成全了。

什么是住世的功德？走一遭、享受消费一把，还是自卑地学习，自得地以为拥有……这都不是功德。达摩当年就对好佛、几次舍身寺庙的皇帝说，“不是功德！”年轻的思想家廖强针对当下人们舍身胡适，也说不是真正的功德。其实今天的社会不是功德的岂止揄扬胡适这一现象，舍身时尚、国学、“成功”阶层或河蟹言行，不是功德。奉爱瑜伽的大觉悟者帕布帕德曾对一个声称对《博伽梵歌》倒背如流的学者说：你能按教义生活四十分钟吗？学者噤口。因为世象如流，生死事大，我们多未活出个样子来。

感谢母亲，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农民，让我对生存的恩宠坚定了信心。

愿母亲穿越荒凉的中国大地，在天国的怀抱里得到安宁！

2009年9月27日匆就于风城

李庄“律师伪证罪”一案最近二审结束，李的控罪成立并被判一年半。李庄一案从其被逮捕到二审结案不到两个月，可谓神速。一审无一证人到庭，连续审理16个小时，结果李庄被判两年半。二审开庭10分钟李庄认罪并声称“永不翻案”，可是二审法庭继续审理，李庄的律师还在做无罪辩护。二审法庭以李庄的认罪态度好，减刑为一年半。可是一宣布刑期，李庄就跳上来抢过麦克风，大声呼叫“我在二审的认罪是假的”。此案的戏剧性可见一斑。

从李庄案的审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司法的不独立和法律观念的落后，法律仍然被看作是统治的工具而不是社会需求正义的规则和程序；律师的法律地位低下，只是受到政府严格管制的“法律服务工作者”，其本身变成了需要维权的对象；中国的刑事诉讼在证据规则和其他程序上具有严重的缺陷。最后，李庄案也反映了司法腐败和不公。

一、本案的事实陈述

李庄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2009年11月受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的委托担任龚的刑事辩护律师，曾于11月24日、26日、12月4日，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三次会见龚刚模，就该案开庭审理做准备。

龚刚模是备受关注的“重庆打黑第一案”的第一被告，俗称“黑老大”。2009年6月，龚刚模被逮捕，被指控犯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非法买卖、运输枪支、弹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贩卖、运输毒品”，“开设赌场”，“容留他人吸毒”，“行贿”和“非法经营”等九项罪。如果其中有关“故意杀人罪”和“贩卖、运输毒品”两项罪名成立，龚刚模将面临极刑。

2009年12月10日，龚刚模向警方检举了自己的辩护人李庄律师，说李庄在会见龚刚模时教唆他向法庭以“被刑讯逼供”为理由翻供。他还检举说李庄让他在法庭上避重就轻，否认故意杀人、涉黑、涉毒等重罪，不要承认贩枪、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除此以外，龚刚模供述，李庄还串通证人并指使龚刚模称其为黑社会组织提供资金的行为系被胁迫所为。公安机关侦查后认为，李庄的行为触犯了《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12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3日，重庆市江北区检察院以涉嫌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对李庄批准逮捕。

李庄在庭审中否认他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坚称龚刚模自己说被刑讯逼供。李庄在审理中提到，在会见龚的时候“龚刚模开始诉苦。我叫警察离开会见室，根据法律规定，律师有权单独会见当事人。警察出去后，龚刚模露出自己手腕上的伤口，说自己被警察吊到2米多高，足足吊了8天8夜。有时候吊一只手，有时候吊两只手，大小便都拉在裤子上，大便直接落到了地上。打他的警察中有个姓彭。”

法庭在审理中接受了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证明。该证明说，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委托重庆法医验伤所对龚刚模作了是否因外力因素造成其人身伤害及成因的司法鉴定，结论为“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

在李庄如何让龚刚模翻供的问题上，辩方律师提出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录像，龚刚模在采访中说“李庄向我使了一个眼神，暗示我翻供”。关于串供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等人的供述，指使龚刚模推脱罪责，李庄不否认其行为，但认为他的行为是合法的刑事辩护行为。

法庭一审判处李庄两年半徒刑。李庄不服，提出上诉。二审于2010年2月2日在重庆第一中级法院法庭开庭。可是开庭不到10分钟，李庄就认罪，说“一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得当，判定罪名成立，我撤回上诉理由，先前的上诉理由作废，但仍坚持上诉”。后来他还说“永不翻案”。

二审最后确认一审关于李庄犯罪的认定，但考虑李庄的认罪态度，判李庄一年半有期徒刑。李庄当即抢过话筒说他的认罪是假的。李庄的辩护律师说，“二审闭庭后，我到看守所会见李庄，问他为什么要认罪。李庄告诉我，在二审开庭前几天，有重庆市某部门的两人曾先后到看守所找他谈话，而谈话的内容李庄始终守口如瓶，并一再表示是秘密，绝对不能说。”

二、政府缺乏诚信，政治干预司法审判

李庄一案是在重庆当局“打黑”专项法律斗争中的案中案。许多人都怀疑当局在“打黑”运动中没有按照法律程序办案。当局一再表示，他们要依法打击黑社会势力。李庄案的快速审理以及审理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使得当局的这个说法捉襟见肘。李庄案二审开庭后，法学界专家在北京就李庄案件召开了专家论证会，专家认为李庄案件的审理违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多项时间限制，使得辩护人及相关的诉讼参加人根本没有时间开展工作。比如，李庄的案件是2009年12月17日到的检察院，18日就被起诉到了法院，只在检察院待了一天，这一天的时间很难完成对案件程序的合法性审查。

针对社会上各种质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钱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关于李庄的案件，重庆的法院是严格按照程序法规定的时间来审理的。

钱锋院长的评价本身就是司法不独立的自白。我们讲司法独立指的是法官的独立，法院的独立（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独立）和司法独立（法院对其他国家机关和政党的独立）。没有这三个独立，法律的正义就无法实现。钱峰院长没有出席开庭，也没有旁听（实际上不应当旁听），那么他的判断本身就是不全面的。如果他事先参与的案件的讨论甚至看阅了案卷，那么他就不当地干预下级法院的审理。上级法院法官只有案件上诉到他那一级的时候，才能对案件按照程序审理。上级法院如果事先干预，那么下级法院是个摆设，下级法官也是一个没有头脑的简单执行者。更重要的是，如果上级法院事先涉及案件，那么上诉审就不可能保持公正和独立。如果上级法院事先说下级法院审理的某个案子程序合法，那么上诉审也变成多余了。虽然李庄案件一般不会上诉到重庆高级法院，但是从原则上，作为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的上诉审级，高院的法官和院长不应当对下级法院的审理发表意见。再说，高院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审理此案的，比如通过申诉等。

那么高院院长为什么要表态说下级法院的审理程序合法？显然是政治的需要，中共重庆市委及其政法委要求高院院长站在政府的立场为其“打黑”辩护。这种情况的发生，恰恰说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

李庄在一审庭上说，警员在审讯中告诉他，抓他是开了“大三长”会议决定的，并劝其早些认罪。所谓的“大三长”是指公安局长、检察院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当然这“三长”显然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召集开会的。谁都知道“打黑”是一场政治运动，有其强烈的政治目的和安排，不是正常的执法行为。如果李庄的被捕是“大三长”会议的结果，那么他有可能成为一个为了胜利完成打黑运动而揪出来的典型“黑律师”。历史证明，运动中的“典型”往往是运动的牺牲品。

此案的另外一个政治安排是，李庄案赶在龚钢模等34人等“黑社会”案件审理之前进行审判。李庄案的审理是2009年的12月30日。龚钢模等人案件的审理是2010年的1月5日。龚刚模等人案件的审理对于李庄的案子有直接的关系。比如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和龚刚模是否被审樊奇杭等人敲诈等问题，都会在他们自身的审理中提出的证据来加以说明。李庄律师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没有急迫的社会危害性，没有理由急着开庭。反过来，龚刚模这个被认作“黑老大”的律师提前受审，其结果对于龚刚模和樊奇杭的刑事辩护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他们的律师们受到了“震慑”，因而不敢依法辩护。这是政治的安排。该安排破坏了刑事的程序正义。

当然，政府当局说要依法“打黑”。这种说法和态度比起“文革”和1983年的严打是个进步。可是政府是言不行，行不果，失信于民。政府如果失信于民，说假话，说大话，那么政府就失去了统治的基础。

李庄案件在审理中检方和法官有多处不诚实。比如，一审中被告要求至少8个主要证人出庭作证，可是法庭却说证人不愿出庭。我们不知道是证人不愿意出庭还是法庭或检察院或公安等部门的人员不愿他们出庭。他们当中的六个在二审中还是出庭了。另外他们有些是被关押状态，他们许多行为都是被公安或检察官控制的和安排的。还有，检方压住很多材料不让辩方律师看，这些都是不公平和不诚实的行为。

另外，在二审中的六个证人回答问题高度的一致，明显是训练的结果。在美国司法程序中，检方律师或辩方律师都不得对证人进行“训练”(coach)，否则就违反了职业道德，是要受到处分的。

政府在李庄案中另一个失信的地方是，在二审前，重庆当局派官员两次找“李庄”谈话。在这种谈话之后，李庄才在法庭上认罪，才说“事实上在一审后，经过各级两道和有关组织的帮助，我已经翻然悔改，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在二审开庭前就把认罪书提交到了法院”。李庄二审宣判后当庭大喊，说自己认罪是假的，开庭前有关领导做过他的工作，承诺只要认罪就判缓刑。现在政府当局完全不承认自己的许诺，还是判李庄一年半。在这种情况下，李庄才听到自己的判决后推翻自己的认罪。这也使得当局的面子难堪，所以现在当局开始封锁有关这放面的新闻和评论。

孔子曰，“盗亦有道”。如果政府失信于民，连“盗”都不如也，如此何以治理一个泱泱大国。

三、李庄案反映了律师法律地位低下，法律观念落后

李庄案的一审法庭的判决书列举了公诉人提出的33项证据。这些证据包括李庄的律师执照﹑李庄的律师事务所和龚家签订的刑事案件代理委托书以及多达十九名证人证言，包括主要检举人龚刚模和他的弟弟以及妻子的证言﹑李庄的助理律师马骁军等人证言，还有狱警﹑狱医，龚刚模专案组的审讯人员证明龚刚模没有被刑讯逼供的证言。法庭提到了辩方提供了三项证据，一是中央电视台采访龚刚模的录像（其中，龚刚模说李庄没有教唆他，是他误解了李庄眨眼睛的表情），二是龚刚模的讯问笔录及龚刚模案件中陈涛、向爱华、张孟军的讯问笔录（证明龚刚模在李庄介入案件前就有被樊奇杭、李明航敲诈的供述，三是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证明“龚刚模左腕部色素沉着、减退区系钝性物体所致擦伤后遗留）。

法庭对公诉人提出的证据，认为这些证据“收集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均予以采信；对被告人李庄的辩护人在庭审中举示的证据除了一项法医鉴定外不予采信。法庭这种全面接受公诉人人证据本身，就是偏袒检方。

在审理前，法院也不给辩护律师看全部材料。这表明中国的律师在诉讼程序中地位低下，与公诉人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中国的律师被认为是“法律服务工作者”。这个定义本身有缺陷。律师应当是法律的实施者，性质上是执法人员。在美国法律程序中，被告的律师和政府（检方）的律师的地位平等，都是实施法律的一部分，都是“officer of the court”。

如果律师只是一个法律服务工作者，自然就很容易将律师看作是“讼棍”。中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就是专门针对“讼棍”的。其实，检察官或其他执法人员也有伪造证据的问题。为什么不规定“检察官伪证罪”？美国杜克大学所在的地方检察官在2007年就在杜克大学四名运动员的强奸案中隐瞒一个对被告有利的证据而被迫辞职。当时DNA的检查结果表明，所谓被害人内裤上的精液与四名被告无关。可是检察官没有按照规定及时告知被告的律师。为此，该检查官受到查处，最后辞职。这是一个成熟社会所应具备的正义程序。

本来刑法的第三百零五条规定了一般的伪证罪就够了，应当适用所有人，没有必要单设一个律师伪证罪。刑法的律师伪证罪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的律师法律地位低下。这种看轻律师法律地位反映了政府当局的法律意识落后，仍然将法律当作统治的工具。律师的存在有碍于政府当局的“打击犯罪”，所以应予以严厉监控。李庄案件就是重庆“打黑”运动中首先打击律师的一个典型。

法律应当是社会追求正义的一套规则。追求正义的规则在适应上本身就要公正。公正就是要诉讼双方平等和讲道理。如果双方把道理讲清楚了，人们也就信服了政府。社会正义自然就实现了。

四、李庄案反映了中国刑事诉讼程序上的缺陷

李庄案在一审中一个证人都没有出席，可是法庭却采纳了检方提出的全部19个证人的证言。这本身就反映了诉讼法上的问题。

首先，法律没有分清举证责任。法庭和检方在李庄案中对于证人不出庭的解释是证人不愿意出庭。在美国，诉讼双方可以通过法庭向证人发传票的。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那是藐视法庭，要受处罚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底是证人不愿意出庭还是律师或检察官不让其出庭？这个问题不必猜测，解决办法就是确定举证责任。如果在刑事案件中将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放到检控方身上，如果检方的证人不出庭，其证言不予采纳，这样检控方的的举证责任就没有完成，案子就不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检控方一定会设法让他的证人出庭。中国的法律没有确定举证责任，所以法庭可以武断来判断和使用证据。

其次，法庭审理采纳了“传闻”（hearsay）。“传闻”hearsay，也就是“听说”的意思，因为诉讼方有时会将“听说”的东西提交给法庭做为证据，故有的文章上为了方便叙述会提到“传闻证据”。提交给法庭的传闻的东西，一般按照规定应当予以排除。所以严格地说，“传闻”不是证据。“传闻”的表现形式或来源很多，比方证人的证言，医生鉴定，专家的鉴定，公安机关的调查报告，验尸报告等等，美国联邦证据法规定，凡是证人不在法庭上作出的而是由别人在法庭上提出来意图证明某件事情真实性的陈述或声明（statement）都是传闻（当然美国法律规定有例外，本文将不讨论例外）。最典型的传闻是中国的检察官或法官在法庭上宣读别人的证言，证人本人则没有出庭作证并接受对方的质问。

龚刚模等人没有出庭作证的证言是否能接受？在李庄案一审中龚刚模和其他重要证人没有出庭作证。检方只是宣读了龚刚模、李庄的助理律师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这种只是由检察官或通过别人来宣读或说出来的“证词”就是典型的“传闻”。

“传闻”不可被法庭采纳为证据。拒绝这些“传闻”的道理很简单，这就是人的不可依赖性决定的。人要不是记忆有差错，要不就是喜欢假定一个事实或主观的判断一个事实，还有的做假证。另外，人都是有一定的立场和偏见的，对事件的描述和判断难免有偏见。作证的人必须到庭作证，这样对方可以讯问和质证证人。通过质证，我们可以发现证人的证言的偏见，选择性或片面性，甚至是虚幻或虚假的东西。如果一方的证人不受到对方的质证，那么他的证言就难免具有选择性和片面性，甚至是编造的。比如在李庄案中，龚钢模对李庄“诱惑”他翻供指控在一审中，法官采纳的是他的证词，证词上说“李庄走到铁窗边靠近他小声地教他，在法庭上他必须说自己是被警察刑讯逼供了，并且假装演示被刑讯逼供的过程”。这是有检察官宣读并被法院采纳的证据。结果在二审中，龚钢模在辩护律师质问的情况下，说李庄只是用“眼神”会意他去翻供。这里的区别大了。这就是出庭不出庭的区别。这个用“挤眼”方式的诱惑，在一个成熟的法律社会里是很难被接受的。

另外，证人不出庭，法院很难判断其可信度。一个证人的证词是否能被采纳，那么证人的可信度必须要考虑。证人出庭后，对方律师对证人的证词包括其动机和以前的关系可以反复的质证，这样证人就会说出很多东西，可能前后不一致，可能有强烈的目的。在龚钢模案件中，龚钢模受到死刑的威胁，他的证词有其明显的目的。如果通过面对面的对证，那么他的证词会有许多问题。在二审中他就说，他记不得了，头晕了，还说能不能不回答问题等。这些现象表现，龚钢模这个证人不可信。一个不可信的证人的陈词，自然不能被采纳。李庄案件的一审就是采纳了大量的传闻。实际上，在中国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审理中都大量地接受了“传闻”。

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种未经质证的证言必须予以排除，也没有规定“传闻”证据必须予以排除。李庄案件的审理也反映了中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缺陷。

五、结论：李庄案件反映了司法腐败和不公

最后，这个案件也反映了政府当局和人民在斗“法”。此案在二审开庭之前，网络是开放的。许多网民在网上提出了两种看法，一种是李庄案件反映了人民对中国的司法腐败的不满，指责律师和法官勾结获取最大利益。李庄也许没有犯伪证罪，但是在中国律师和法官勾结的显现很严重。所以网民在腾讯上发表评论说：“法官有几个好东西，吃了原告吃被告~ 我就知道辽阳的法官没几个好东西！律师跟法官都是串通好的，私底下还在一起吃饭。在法庭上装作不认识，骗老百姓玩呗！哪有什么法律，哪有公平~都是骗人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结论看出，没有法官的腐败就没有律师的腐败。网民还指出公安和检察机关在打击犯罪过程中的不自信和乱抓人：“为什么有‘捞人’的背景，是李庄律师们的杰作？不是！真正是犯罪，还怕律师妨碍司法公正，还怕犯罪嫌疑人反供，这是侦查、公诉部门的懒政行为，是对铁证信心不足。犯罪嫌疑人还不是罪犯，可能还是好人，律师为犯罪嫌疑人作假证虽然不对，但如果有推不翻的铁证，律师作假证有什么用，律师并无审判有罪或无罪的权利。犯罪嫌疑人还未接受审判之前，就来定其辩护律师的罪，就来说是妨碍司法公正，真是好笑。真正的犯罪应经得起任何人（包括律师）作假证的考验。律师是帮助国家司法机关执法、打击犯罪的职业，为犯罪嫌疑人辩护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律师作假证，如果通过审判，假证不成立，证明假证无用，并未妨碍司法公正，如果成立，一方面有妨碍司法公正之嫌疑，另一方面也给司法部门提了个醒，要把证据搞扎实，不要乱抓人”。

人民真的是讲法律了。从这点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社会在法律观念上出现了两极，一极是政府当局将法律当作统治的工具使用，在案件的审理上武断；另一方面人民则用法律来追求正义，讲道理。二审宣判后，中国的主要网站很快封杀有关报道。由此可以看出，当局已经有了失控的感觉。 这也说明，重庆当局关于李庄案的审判是失败的。

刘晓波在一审之后，写了一篇《我的最后陈述》，题目是“我没有敌人”。这篇文章赢得很多赞赏和感动，也引起一些批评与争议。这里，谈谈我的看法。

“敌人”一词，不是指一种性质，而是指一种关系。我们说“张三是男人”，这意思是清楚的；但如果我们说“张三是敌人”，这意思就不清楚了，敌人，对谁而言？谁是谁的敌人？因为孤立的一个人无所谓敌人不敌人。“敌人”这个词，逻辑上必然还包含着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它指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敌人”可以是指“以敌意待我之人”，也可以是指“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在文章里刘晓波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明确讲到“政权的敌意”，政权对谁的敌意？当然是对他的敌意。在“敌人就是以敌意待我之人”这一意义上，刘晓波就是说政权是他的敌人。可见，当他说“我没有敌人”时，这里的敌人不会是“以敌意待我之人”的意思，而只能是“被我以敌意相待之人”，他说他“以最大的善意”也把这种意思表达得很清楚。其实，象“以我之善意对政权之敌意”这种话，刘晓波以前就讲过很多次，因此在刘晓波那里，“我没有敌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是清楚的。

“爱你的敌人”和“没有敌人”，这两句话的意思也有区别。“没有敌人”只是说你不把对方当敌人，也就是说你不恨对方；但“不恨”并不等于“爱”。如果把人的感情比作光谱，那么，爱和恨分别位于光谱的两端，在它们中间还有一系列其他感情状态。马丁。路德。金说：非暴力行动的核心原则是爱。但是，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Gene Sharp）认为这种说法未免极端。恐怕大多数人都不适合。基恩。夏普强调的是，在非暴力抗争中，参加者们在坚持抗争的同时，应当努力克制自己对对方人员的敌意和仇恨，增加自己对对方人员的善意。这对于大多数人应该是可以做到的。换句话，“没有敌人”这种态度可以出自大仁大爱的精神，也可以出自非暴力抗争的自我克制与宽恕。

据说在1989年“六四”期间，中共元老陈云在一次内部讲话里说：我们不能退让，因为我们过去杀人太多，人民不会原谅我们。

我想，大多数八九民运的参加者一定会说：不对，我们那时候根本没想过去追究共产党过去犯下的罪过。只要他们接受我们的要求，答应实行民主，我们就满意了。我们知道，在八九民运高潮期间，先是李鹏，后来又加上邓小平，是一些激烈的抗议者的批评目标。然而他们最激烈的口号无非是要他们下台而已。

陈云讲话表明，面对民众的和平抗争，如果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都认为，一旦他们今天作出退让，明天就会被抓去受审判坐监狱；那么他们就很可能拒绝退让而做困兽之斗，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要专制者在和平抗争面前作出有实质意义的退让，取决于很多因素，例如抗议的规模声势，其他民众对抗争的态度，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军警究竟对谁效忠，国际社会的压力，等等；其中还有一条是不可少的，那就是他们相信，虽然他们此前没少干过镇压人民的暴行，但只要他们现在放弃了武力镇压，转而接受抗议者的民主改革要求，民众就不会对他们先前的暴行再进行追究。

反过来，这也就是说，当民众以和平的方式反专制争民主，他们需要让对方知道，他们要求的是改变制度，而不是惩办具体的人；他们要制止罪恶，但不是要制裁罪恶的执行者；他们愿意宽恕那些原先干过坏事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可以说他们没有敌人。

这并不是说民众就会对先前的暴行置之不理了。该清算的还是要清算的。不过在这里，清算的只是罪恶，例如：要宣布先前的暴行是错的，是违法的，要给受害者平反昭雪，经济赔偿等等，但是不清算罪恶的执行者。

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罪恶和罪恶的执行者区分开来。是的，罪恶都是人干出来的，制止罪恶而又不制裁罪恶的执行者，这看上去不符合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然而在非暴力抗争中，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由此可见，自我克制与宽恕，乃是非暴力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只要你参加非暴力抗争，你就必须坚持自我克制与宽恕。综观数十年来以和平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地方，不论是南韩、台湾、南非和印尼，还是苏联与东欧，都没有对原先的专制统治者再进行政治清算。是的，有的专制者后来又被起诉甚至被判刑，但那是因为他们的经济问题，贪污腐败问题，而不是先前的政治迫害问题。也有个别人因为先前的政治迫害罪行而受到追究，但很快就被赦免了。饱受专制压迫之苦的民众对专制者心怀愤恨是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当的。只是，非暴力抗争要求我们克制自己并宽恕敌人。

在今日中国，“天安门母亲”是受专制迫害最深重的群体之一。她们在公开信里这样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原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了这个理智的选择。”

刘晓波始终高度赞扬天安门母亲，赞扬她们“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愤怒，以善意化解敌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现在刘晓波的这份最后的陈述，正是阐述了他的一贯立场。

在“六四”20年后的今天，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很多方面，人民展开非暴力抗争要比以前更艰难，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更多更复杂，其中有些问题在历史上都是没有先例的。但无论如何，坚持非暴力抗争依然是十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对很多人来说，非暴力抗争是唯一的选择，除非你放弃抗争。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对刘晓波的抗争表示更高的敬意。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忽然袭击。对苏军的这次行动，我们一般认为是苏联在尽国际主义义务，是在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东北。客观上看，这样认为也未尝不可，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苏联出兵的动机和企图，就会觉得这种说法未免简单——甚至不乏一相情愿的因素。就苏联出兵东北的主观意图而言，起码有下面三条。

首先，是对过去日俄战争失败的报复。1904年2月8日，日军向旅顺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10日，日俄正式宣战。经过一系列的恶战，俄军沙俄军队战败向北败退。 日俄战争历时19个月,俄军参战兵力约120万人;日军参战兵力为110万.战争中,俄军伤亡、被俘约27万人，损失舰船98艘，军费支出20亿卢布。日军伤亡、被俘21万，损失舰船91艘，军费支出17.2亿日元。1905年8月9日，日、俄两国代表开始在美国的朴茨茅斯举行和谈，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于1905年9月5日， 双方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俄国全权代表维特和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分别代 表本国在和约上签字。和约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国“承认日本于韩国(朝鲜)之政事、 军事、经济上均有特别之利益”，俄国不得阻碍干涉日本“对于韩国行指导保护及监理之必要处置”。和约还规定，俄国“将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移交给日本政府，包括租界地内一切公共建筑及财产；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路和一切支路，及其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包括煤矿等等都移交给日本，还要把萨哈林岛 (库页岛)南部(包括附近一切岛屿及其公共建筑和财产)的主权永远交给日本。翻旧俄帝国并一贯宣扬民族平等和国际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对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遭受的“耻辱”却一直刻骨铭心，而且渴望通过战争收回俄国在远东失去的一切。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几乎是直言不讳的。在雅尔塔会议之前，斯大林曾几次或明或暗地对美国提起沙俄在远东的权益，并表示苏联对远东是有“政治要求”的。苏联国内的舆论工具也开始配合运作：一本回忆日俄战争的小说《旅顺口》在1944年10月，即雅尔塔会议前夕，成了苏联的畅销书。“所有读了这本大部头小说的人，都有身临其境参与了40多年前的事件之感”。 随着战局的明朗化，在决定远东未来命运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在谈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时，便明确地向美国总统罗斯福指出，这些曾是沙俄的权益。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甚至堂而皇之地写明：“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益”。 尽管这个协定是一年以后才公布的，但对于苏联所提的政治要求的实质问题，人们在当时也不乏认识。捷克斯洛伐克驻英使馆的一位官员就曾指出：“苏联的愿望是要一雪日俄战争中所受的屈辱，收回被日本夺去的在满洲的一切权力和利益。”

也就是出于这个报复心态，苏联在出兵东北后，将近60万日军俘虏尽数亚运到西伯利亚做苦工，其中十分之一死在西伯利亚。

其二，是为了攫取苏联在华——尤其是在东北——利益。当时美国为了早日结束对日战争，（离东北最近的美军还在千里之外的冲绳地区），同时不愿意看到陆战造成大量美国士兵伤亡，希望苏联能帮助消灭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日军加伪军大约有150万），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对国民政府施压，允许外蒙古独立和恢复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部分权力。1945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以及三国外交部长，聚集于雅尔塔。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讨论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问题。早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就对罗斯福和丘吉尔说过：“一旦德国垮台，就有可能把必要的支援部队调到西伯利亚，然后，我们就能联合起来打击日本。”当时，三方还就苏联出兵东北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试探性的会谈。2月8日，斯大林在雅尔塔同罗斯福秘密会谈时，提出了苏联出兵的条件，他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我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10日，斯大林同罗斯福再次会晤，达成正式文本。斯大林向罗斯福表示，大连不能成为国际港口，苏联需要得到旅顺港周围的海军基地。英国没有参与协定草案的制定。但2月11日，斯大林和罗斯福却邀请丘吉尔在协定书上签了字。

当年沙皇修建西伯利亚铁路时，一位英国人曾这样说过：“在亚洲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铁路的终点站，可能是俄国合理的愿望。……拥有一个不冻港就意味着，这条铁路直达那个港口穿过的那整个地区都将成为俄国的了。”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也说了同样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陆地应当有一个不冻港。”这话正中斯大林的下怀。丘吉尔对苏联关于远东不冻港的看法感兴趣，罗斯福则明确告诉斯大林，自由港的主张可以适用于远东地区，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雅尔塔会议使斯大林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如下：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其条件为：1、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2、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以前的权益须予恢复，即：a)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b)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C)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雅尔塔会议距今已经60年，正如当年英国外交部长艾登所说：“那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艾登还批评罗斯福，说他热衷于同斯大林搞“秘密谈判”，达成有关远东问题的协定，“既不通知他的英国同事，也不通知他的中国盟友”。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刻，用“十分得意”来形容斯大林一点也不过分。他兴致勃勃地走到地球仪旁，向莫洛托夫描绘苏联的边界线：“这边怎么样呢？千岛群岛如今是我们的了，库页岛全是我们的了，您看，多棒呀！就连旅顺口、大连都是我们的了。中长铁路也是我们的了。中国、蒙古——一切正常……您瞧，对我们的边界我还能不满意？”

其三，是出于对东北丰富物产的垂涎三尺。当时的伪满洲国乃是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就工业而言，到1945年，东北工业规模超过日本本土，亚洲第一。从沈阳到大连的沈大线两侧工厂烟囱林立，城市连成一片，成为举世闻名的“绵长工业区”，沈阳铁西区被誉为“东方鲁尔”。东北工业化水平迅速提高，1931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6.9%增加到59.3%，而中国2003年才达到 57.5%。1938年，伪满洲国共发电16.3亿度，而且有亚洲最早的大量的水力发电，1943年，丰满水电站开始发电，发电能力每年22亿度，而到了 1949年整个中国发电量才43亿度。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 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形成了庞大的人造石油、特种钢等当时领先世界的尖端科技企业。1945年时，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85%，台湾占10%，连年内战的“一穷二白”的中国其余部分只占5%。

因此，苏联人很想对东北这块肥肉吃上一口——事实上，他也吃上了一口：根据1946年国民政府有关考查团调查，苏军拆运东北工业设备价值达8.58亿美元，若加上拆装损坏的部份，约达20亿美元。工厂、矿山设备被拆卸了，运走了。有的是整座工厂、整座矿山的拆卸、运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据日本产经新闻出版的《蒋总统秘录》称：“在电力工业方面，相当于东北总发电量百分之六十五的电力供应设备拆运而走，此外，鞍山、宫原(即本溪)、本溪(今本溪湖)等钢铁厂设备的百分之八十被搬走，抚顺、本溪、阜新、北票等处煤矿都被劫掠而受害甚大。”美国国务院一份调查：“估计在苏军占领期间，东北工业蒙受损失约达二十亿美元”。8月28日，苏军仅从长春伪中央银行中，就提走库存满洲币7亿元，各种有价证券总值约75亿元，黄金36公斤，白金31公斤，白银66公斤，钻石3705克拉。从日本人的高级家具，到中国市民的收音机、座钟，都要。有的老人说，连农民的黄牛也往火车上赶。东北重工业基地成了空壳子。

语云“无利不起早”，对所有打着冠冕堂皇招牌的国际援助义务出兵，这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

最近翻译彼得.阿克曼与杰克.杜瓦尔合著的《更强大的力量》一书中有关俄国1905年革命的部分，有感想如下：

1.非暴力运动的手段可能温和，也可能激烈；既可以吃饭、演讲、开会、组织社团，也可以请愿、游行、罢工、挤提银行。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温和和激烈的手段都可以使用。

2.通过民众运动来改变一个政权往往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很少可能通过一场运动就取得最后的胜利。运动如果不能一次成功就必须有所积累。因此非暴力运动需要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能够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也要具有可持续性。非暴力运动的阶段性胜利包括实现具体的目标和赢得民众的支持。

3.有人认为运动遭到镇压就是失败，也有人认为镇压说明了当局的恐惧，因此遭到镇压就是成功。我认为遭到镇压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要取决于镇压是否有助于实现以上目标：如果镇压能够唤起民众，为运动赢得更多的支持者，那么遭到镇压就是运动的成功；反之，如果镇压使人们噤若寒蝉，那运动就失败了。

4.按此标准，厦门PX维权和“08宪章”运动都是成功的：前者实现了具体目标，后者赢得了支持而没有遭到大规模镇压，具有可持续性。相反，如果一场运动在大量成员被捕之后陷入瘫痪，也没有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运动就可以说是失败了。

5.温和是为了积累，激进是为了突破，突破必须以积累为基础。成功的突破能够为下一阶段的运动积累更多的资源，失败的突破也会消耗掉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源。反对运动在自身的实力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应该以积累为主，突破为辅。亚当?米奇尼克提出的“新演进”和“建设我们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为今后的突破进行积累。“08宪章”运动也应该走“新演进”的道路。

6.不把为专制政权服务的个人当作敌人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非暴力运动都要寄希望于警察、军人和公务员的倒戈，非暴力运动可能还会希望得到体制内开明派的支持，如果一开始就把他们当作敌人，这个目标就更难实现。

7.不把政权本身当作敌人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运动既然不可能一次取得成功，那我们就必须接受对手做出的较小让步，而不是一律将其视为敌人的诡计而加以拒绝，让“敌人意识”成为取得最终胜利的敌人。

8.在1905年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曾经发传单呼吁工人不要参加沙邦神父手无寸铁前往冬宫向沙皇“卑微忠贞请愿”的游行，他们认为：“自由是用鲜血换来的，自由是用武器在激战中赢得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沙邦神父的请愿遭到镇压，成为了1905年非暴力抗争的开端；沙邦神父高喊：“和平手段已经失败！”之时，为期一年之久的和平抗争才刚刚开始；而年底布尔什维克等革命派的武装起义遭到镇压，则是这场运动失败的标志。

中国民间社会历来就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前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而去年则又是中共建制60周年。当代中国两位政治家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统治的时代大致相当：毛的“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统治了30年；邓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就是硬道理” 也是30年。邓一向迷信经济万能，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后毛时代的30年“改革”本质上就是在坚持“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政策导向，本文将其概括为“经济至上” 30年。 毛的“政治挂帅” 30年蔑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直到文革后期把中国拖到崩溃的边沿；邓的“经济至上”30年同样无视社会管理民主化发展规律，抵制普世价值，致使今日中国，完全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公平。

“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沉重代价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导致大量城镇居民失业，农民失地，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愈来愈明显，且涉及社会不能接受的“原罪”问题。有学者撰文称：“号称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沉重代价，是以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资流失、工人失业，疯狂圈地、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警民冲突，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代价的GDP主义。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30 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推动中国模式的经济高增长。这条“经济至上“发展道路，除了让少数人腐化堕落，社会充满了铜臭气味外，不仅丝毫解决不了深层次的社会矛盾，而且已导致了中国无法挽回的社会危机。

如今，邓的“经济至上”政策导向，正把中国引向无论胡温高层怎样倡导科学发展，宏观调控，面对日益凸现的权贵与利益集团无法刹车的利益贪婪与疯狂掠夺的死局中。眼下，中国社会普遍“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去骂娘”，不断激发出邓玉娇刺官、杨佳袭警等官民对抗、警民冲突的恶性事件。这便是后毛时代“经济至上”30年无视社会管理民主化发展客观规律，抵制普世价值必然受到的惩罚。

社会危机拉响警报

今天，中国当政者从“政治挂帅”的极端，转向“经济至上”的另一端，当政者由于拒绝政治变革形成的许多深层次问题一一暴露出来，社会政治、经济、治安等综合症、并发症连环爆发，整个中国已陷于无法解脱的焦虑、愤怒与不安中。这在本质上说，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方式与社会渴望变革的内在冲动的矛盾激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危机拉响警报。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管治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整合危机和分配危机。

这些年来，中国当政者正是因为迷信经济万能，无视社会管理民主化发展的普世规律，才导致现代中国至今没有“宪政” 意义上的改革，这便注定了30多年来的“求稳定、谋发展”，非但没有克服或阻止现代化整合中国出现的危机问题，相反还使危机进一步加深。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共推动经济发展的出发点是要将强化执政地位作为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捍卫，而拒绝尊重现代权力分离与制衡体制的社会管理客观规律，从而给官僚利益集团结缘与腐化提供了无法铲除的土壤。

今日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发展，但是在一个完全依赖 GDP 增长的支持执政权力的政治结构里，却丝毫也没有发展出新的政治正当性，进而导致了其意识形态彻底丧失了说服力和凝聚力。

发展的动力在哪里

诚然，经济的因素是整个社会形态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性原因。 但是，迷信经济力量可以解决一切，推崇“经济至上”政策导向，发展就会成为伪道理。阿马蒂亚•森曾认为，发展是一个与“个人自由和社会承诺”紧密联系的过程，也是一种扩大人们所真正享有的经济自由和各种权利的过程。这种新的发展观强调每个经济主体不只是经济福利的接受者，而且是能动地获取机会、争取权利进而享有充分经济自由的人。个人选择和采取经济行为的权利及其可持续性，是发展的主要引擎。由此可见，只有改革制度，提供公民自由发展空间，让民众掌握自主的发展权，一个国家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动力。

今日时代，资本的世界性扩张，正在驱动现代化进程的全球高度整合，它使处于现代化整合过程的各国在发展目标上趋向一致，而作为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是改革制度，实现普世民主化，这个客观规律是不容忽视与抵制的。因而，在现代化大潮流的推动下，民主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取向。20世纪后期随着全斗焕、皮诺切特的受审，米洛舍维奇的先后倒台，21世纪萨达姆政权的覆灭，以及近些年来的颜色革命，民主现代化已经召唤起世界性的热情，现在连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已成为不同文化中移植民主成功的典范。世界民主化在百年来发生的变化与走向，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性规律。

“危机意识”困扰中南海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毛式以“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维护其合法性与邓式为图经济发展，要“稳定压倒一切” 支撑其合法性的两种努力都以失败谢幕。邓小平曾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今日的社会现实充分力证了毛邓两种违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性规律的路线都是行不通的。

也许，中国高层从岌岌可危的现实中发现了问题。胡锦涛当政以来，多次在中南海向全党发出“危机意识”警报。于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似乎要纠正优先经济发展，片面追求ＧＤＰ，无视社会公正的政策取向。之后，中共又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视为的政治纲领和执政理念正式提出来。然而，直至中共“十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该党精英们始终没有表现出回应世界政治现代化整合的眼光与气魄，和顺应中国政治变革内在冲动的智慧和勇气，其“体制改革”方向不仅根本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制度安排，反而在具体政策操作上不断封堵网路、压制言论，抓捕异见，特别是重判发起《零八宪章》签名的刘晓波，已经成为世界范围解读胡温当局对待普世价值的一种标杆意义的答案。这个答案的后果就是激发了民众的觉醒，并导致社会聚集起只能通过长期的社会运动甚至社会革命，才能完成宪政改革目标的共识。

中国当政者的世界态度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崛起，认为“经济发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国当政者的世界态度，也开始越来越强硬起来。2009年10月20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主页，借题炒作环球时报《‘中国模式’再被热议 》文章。该文借口美国《数字化日报》网站发表的评论说，中国已成为了“新美国”。而奥巴马访华时，新华网又刊出《外媒解读奥巴马访华称国际新秩序诞生》文章，竟借西班牙《国家报》之口说出：奥巴马谦虚地承认：世界正在更换主人。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当政者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7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与美的争锋表演，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出击性外交和“谷歌事件”上的强硬立场。尽管在国际政治关系层面上，中国已经越来越多的被国际社会注视，但从其内在逻辑发展来看，只要当政者不反思仅仅用经济发展来支持合法性和抵制普世价值的世界态度，最终必然演变成中西之间新的政治对抗。由此可知，中国仅仅迷信经济发展，强军富国战略，不仅赢得不了领袖地位，反而会引发新的国际冲突。最近，由“谷歌事件”引发的两国价值观冲突就是例证。眼下，中美双方就对台军售、达赖等议题互敬硬话。奥巴马3日又宣布承诺今后将对中国贸易采取更强硬对策，包括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继续向北京施压。中美外交冲突正在升级。《华盛顿邮报》1月31日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中国对美国宣布对台军售计划作出的愤怒反应看来同北京新的胜利者姿态相一致。这种姿态使世界各国政府和分析人士感到担忧。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到互联网自由，到中印边界，观察中国事务的人士注意到中国政府、中国代表、以及国家智囊机构有影响力的分析人士口气强硬。”

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改革政治制度，才能将新兴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纳入到新的政治体系中去。然而，中国毛后30年，却迷信“经济至上” ，困守老制度，背离普世价值而行，唯中国特色“核心利益”是崇。这是“北京模式”与“华盛顿模式”的根本区别。也正是由于这种本质性的区别，注定了中国不可能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领袖。记得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在上海科技博物馆举行对话开场致辞中，对美国价值作了如下表达：“美国永远为了全世界各地的核心原则说话，我们不寻求把任何政治体制强制给任何国家，但是我们也不认为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原则是我们国家所独有的，这些表达自由、宗教崇拜自由、接触信息的机会、政治的参与我们认为这些是普世的权利，应该是所有人民能够享受到，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族群。”

由此而论，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领袖，就是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管理民主化发展的现代化规律，高举并捍卫了普世价值的旗帜。因为只有普世价值才具有全球贯彻下去的能力，其他任何试图游离世界民主化潮流之外的所谓“模式”“共识” “声音”云云，都不过是一己之私的“核心利益”体现，因此它无论经济上取得了多么暂时的成就，都会像前苏联也曾辉煌一时，但由于其背离普世价值，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冲突，而最终被“柏林墙坍塌效应”所推倒。

但愿北京警醒！

题记： 这里记录的是我与官方御用机构中国社科院长达20年的博弈史。其实，就个人生命历程而言，这段博弈算不了什么，它不过是一个守护良知的学人从事一项伟大的思想事业时必然要经历的某种插曲。但从赋予这种“必然”的时代特点看，我的这段经历又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当代中国威权主义或后极权主义制度背景下思想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什么样的？如何进行的？又具有哪些微妙而不为外人知的特点？ “用行动书写思想自由的历史”何以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也实现自我救赎的迫切要求？当读者试图思考上述问题或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希望这段记述会给您一点材料，一点帮助。

2009年12月21日是个周一，上午，我按约定时间坐公交车赶到社科院哲学所。上个星期五，所人事处长小许（许秀婷）打电话到家里，通知所领导约谈。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了。

哲学所在社科院院部大楼9层。我赶到那里时，副所长余涌、孙伟平和人事处长小许已经在等我。谈话地点和方式均不同于以往：过去找我谈话，通常是两个人出面，一个谈，一个记录，在书记或所长办公室；这次变成3个人，地点也换为所会议室。

稍事寒暄后，坐在大会议桌对面的余涌引入正式话题：“博树，这次约你来，是所里委托我们3个人，向你宣布一个决定。”“好哇。那就请讲吧。” 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这时，同样坐在对面的孙伟平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开始照本宣读：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关于张博树限期调离的决定》

张博树，男，汉族，1955年11月出生，1991年7月到我所工作。今年以来，多次违反工作纪律，未经请假和批准，擅自出境，连续旷工一个多月，累计旷工约两个月。

根据人事部《全民所有制单位辞退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暂行规定》之第三条第四款“无正当理由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可以辞退的规定和《哲学研究所关于请假的有关规定》第四项第2条“凡未经批准自行出国、休假者按照旷工处理”等规定，经2009年1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张博树调离哲学研究所，自行择业，择业期限为三个月（自2009年12月21日起至2010年3月20日止）。择业期满后，哲学研究所将不再保留张博树的人事档案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盖章）

二00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孙伟平念稿的声音并不大。念完后，他抬起头来问我：“博树老师，是不是听清楚了？”（孙来所比较晚，所以用词比较客气）我转向坐在侧面的许秀婷：“小许，这个文件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份？”“那当然。”许秀婷从桌上的文件夹里拿出一份同样的文件给我。

我仔细把这份文件看了看。台头套红印刷“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文件”几个大字，下边注有“社科（2009）哲所人字21号 签发人：谢地坤”一行小字。再往下是正文。结尾处标注“2009年12月15日印发”。这正是哲学所所长办公会议作出这个决定的日子。

孙伟平又问道：“看看博树老师有什么意见？”大概停顿了几秒钟，我缓缓答道：“这是一个很糟糕的文件。确实很糟糕。我希望你们把它收回。” “这是所长办公会议作出的决定，不可能再收回。”余涌表示。“那就没办法了。”我稍稍提高了嗓门。“我郑重告诉各位：本人不接受这个决定。这个文件拿行政纪律说事，其实还是因为我的观点，我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超越了社科院的所谓底线。你们现在不过是在执行院里的旨意，以行政违规为名把我扫地出门。”“此事就是所里的决定。”余、孙二人纷纷解释。 “不用解释了。我相信驱除本人的决定不是哲学所可以定的。哲学所不过是不得不充当恶人的角色而已。但不管怎样，你们要考虑这件事上哲学所这届领导人将承担的责任，不仅是法律责任，而且是历史责任。社科院和哲学所都将因为这件事在历史上蒙羞。”

谈话只进行了20分钟。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打定主意，如何就此事做出反应。中午在家照常用午餐。稍事休息，然后从沙发上起身，打开电脑，开始起草《张博树关于社科院哲学所“限期调离决定”的声明》。下午4点前后，《声明》写好。我把这个《声明》连同一年前(2008年年底)写给哲学所领导的两封信，用电子邮箱迅即传发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观察》、《博讯》等海外网站。也就3个小时左右，法广率先在其中文网站头版头条发出消息“著名中国宪政学家张博树被社科院哲学所除名”。标题略有些夸张，因为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宪政学家”，至多是也在研究宪政问题的学者，但我的确很感谢法广动作的迅速。大概因为北京的傍晚正是巴黎的上午，所以他们很快做出报道。紧接着，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香港《亚洲周刊》、《新加波海峡时报》等相继发出报道，纽约的“中国人权”还把我的《声明》全文译成英文配发报道发表。台北中央社、《世界日报》、香港《星岛日报》、香港《明报》等也相继报道或转载了这个消息。海外各大中文网站动作迅速，《博讯》、《观察》、《纵览中国》、《参与》、《新世纪》、《看中国》等网站在发布或转载消息的同时，还多配发了照片。总之，这个消息一夜之间不胫而走，到第二天上午，国内网友已有大量发帖、转帖，当然，封杀也马上随之而来。我则在事情发生后的48小时内，接了不少朋友的问候电话，还有媒体电话采访，甚至包括一家北京媒体的采访。我与社科院的冲突终于彻底公开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有些媒体朋友问到这样的问题：“这次社科院对您采取行动，是否与您签署《零八宪章》有关？”由于4天后即发生对刘晓波的重判，人们很容易把社科院的行动理解为官方对异议人士采取强硬手段的整体动作的一部分。我不排除这种可能。联系到2009年的整体形势，社科院的整肃和清除行动确实绝非偶然，也不是孤立事件，而有着更深层的背景。但就我和社科院的冲突而言，并非最近才有的事，也并非始自《零八宪章》的签署，而要早得多。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来形容这种冲突的形成和演变，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是1985年进的社科院。那一年，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后来又在那里读的博士，然后留所工作，迄今已经20多年了。我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方向是现代西方哲学，硕士论文是研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晚期代表作《辩证理性批判》，博士论文则是研究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和现代性理论。1991年6月博士毕业后留所，成为社科院哲学所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室的正式在编科研人员。

与社科院首次发生冲突，是在进所后两年的1993年，直接原因则是我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发表的一篇学术短文。这其实是一篇很普通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批判思潮与建设意识之我见”，内容是与台湾学者劳思光先生的有关学术观点进行商榷，刊在《二十一世纪》第17期“批评与回应”栏目里。文中有几句话涉及“六四”，结果招来了大麻烦。这几句话是这样的，在指出“歌颂皇朝、歌颂当代政治”曾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一种可悲的“传统”后，我写道：历史已经走入20世纪（而今又快走出20世纪），可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传统”仍然没有变，只是“歌颂”对象变了；由歌颂封建王朝，变成了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歌颂”背后所隐含的批判意识的泯灭、更加令人触目惊心，因为“歌颂”人群中虽不乏作戏者，但发自内心的亦大有人在——即令发生了“文革”、“六四”这样的大事变亦仍“矢志不移”。这倒使我想起弗洛姆的一句名言“人不会观察他不想观察的事实”。这是由于社会禁忌已经成功地把人的批判意识囚禁起来。而我则相信，如果不将这个“批判意识之囚”解放出来，21世纪的中国仍然没有希望!

今天看来，这几句话算不了什么，它甚至没有正面谈“六四”是怎么回事；但在1993年，这可是“大逆不道”的文字。文章发表后不久，所里就迅速作出反应。记得那是一个周二“返所日”（社科院科研人员不坐班，一周来一两次，称“返所日”），所里专门为这篇文章召开“帮助会”，对我进行“帮助”。我所在的马哲史研究室全体人员参加，所领导也出席。当时哲学所所长是陈筠泉，书记是傅青元。书记是否参加了这次会我已记不太清楚，但陈所长肯定出席了，同时到场的还有李景源，10年后的哲学所所长，当时李的身份好像是所长助理。

会议总的氛围还算“和风细雨”，包括陈所长和李景源的发言。只有一人除外，那就是我的老师徐崇温。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这位老师：徐崇温，1930年出生，和李泽厚、叶秀山等是同一代人。上个世纪80年代，徐崇温以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闻名，我的硕士、博士学业生涯都是在他的门下渡过的，我还是徐门招收的第一个博士。在私人关系层面，我跟徐老师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但成为他的学生不久，就感到师生走的并不是一条路。徐过于“跟潮流”，永远在捕捉党中央有什么“新精神”，然后迅速把它变为自己的新作品，或新作品阐释的对象。对老师的这些做法，我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但至少到我毕业留所，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在这次“帮助会”上，徐最终撕破脸皮，高调对我进行“批判”，上纲上线，声嘶力竭。他的发言和所有其他人的发言形成强烈反差。我当然清楚，徐如此“大义凛然”地批判自己的弟子，与其说是在“帮助”学生，不如说是为了保护自己，怕学生的错误影响自己的政治前程，所以才忙不迭地把批判学生当作自己的政治表态。

我和徐之间的师生情缘自然因为此事划上了句号。当时所里不少人私下里为我打抱不平，认为徐做得太过分，不该对自己的学生下此狠手。甚至有传言称发现我的文章有“政治错误”并上报所里，就是徐所为。我不知事实是否如此，也从未想去弄清此事。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人们可能高估了徐在哲学所对我实施整肃这件事上发挥的作用和能量。“帮助会”过后不久，所党委书记傅青元找我谈话，明确表示院里对此事很重视，“这是个原则问题”；但院里还是责成哲学所做工作，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希望我能有所认识。

“有所认识”？当然是笑话。我心里很清楚，因为“批判思潮与建设意识之我见”一文挨批，不过是以偶然表现的必然。根据社科院的性质和我本人的思想状态，这样的冲突是早晚要发生的。那么，社科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机构呢？下面做一个更详细些的介绍。

社科院是个什么样的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成立，它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套机构本来是从前苏联模仿而来。苏联就是在“苏联科学院”下面设“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人也照搬沿用。朝鲜、罗马尼亚也曾采用这样的体制。到今天社科院的老人们谈起过去，还是习惯用“学部”这个名称。

社科院既然是搞社会科学的，它当然应该是专业学术机构。然而，在大陆现存政治体制内，社科院这种机构同时又是意识形态部门，必须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为党的“事业”和“大局”服务。中国社科院直接隶属国务院，属中央部委级单位，每个研究所都是局级单位。各个省、直辖市也都有自己的社会科学院，承担类似的功能，但行政级别要相应降低些。目前，中国社科院有几十个研究所，上百个刊物和各类“研究中心”，数千名科研、行政人员，每年要花掉国家财政拨款几个亿。

社科院的掌门人也大多鼎鼎大名。当年，郭沫若既是中科院院长，又兼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社科院分立后，胡乔木任第一任院长，邓力群做他的第一副手。后来，马洪、胡绳相继担任院长，胡绳一连干了三届，从1985年到1998年。再后来李铁映接任，又干了5年。如今是陈奎元当家。社科院既然首先以意识形态定位，“左王”、乃至党的官僚挂帅自然并不奇怪。不过这个地方毕竟人才荟萃，贺麟、金岳霖、郑振铎、钱钟书、吕叔湘等都曾是社科院各学科领域的执牛耳者。更何况社科院还出了顾准、李慎之这样的反叛人士。“八九”民主运动时，社科院曾是所谓“重灾区”，很多科研人员和普通员工参加了游行，多达十几位局级干部受到处分。但是，从总体上说，社科院是共产党的“翰林院”，这是它的基本性质。它必须听命于党，也造就了一大批党的奴才。

那么我个人又是什么情况呢？说老实话，刚刚考进社科院研究生院时，还是颇以成为“社科院的人”而自豪的。但很快，这种“自豪”就被更理智的反思所代替。我本人在1977年恢复高考上大学以前，曾在工厂做过几年工人，很早就开始了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大学毕业未能留校，就是因为校方看出我这个学生脑后长有“反骨”，钟情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南斯拉夫“实践派”那些东西，很不安分，所以坚决把我分配到另一所大学去教书。两年后放弃工作报考社科院，对我而言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一个更广阔的学术平台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建构一套更科学、更全面的理解人、人的行为、人的本质的理论，并据此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为此，我如饥似渴地研读德国古典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自学社会生物学，涉猎制度经济学等现代经济学理论，并在1988年出版的首部个人专著《经济行为与人》中全面质疑马克思的经济学和哲学理论，第一次提出“总体人学”的构想。

1989年春胡耀邦逝世，学运突起，当时正在读博的我已经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约定，写作《马克思主义与人的社会生物学》一书，应该在年底交稿。尽管如此，学运初期，我还是和研究生院的同学们一道积极投入，起草了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硕士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公开信，希望政府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响应民众反腐败和推进政治改革的要求。学生对话团我没有参加，还是因为放不下那份书稿。没成想这反倒使我躲过一劫。

但“六四”的血腥结局促使我对原来的研究计划做出重大调整，那就是先放下“总体人学”课题，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政治学、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政治，搞清楚“六四”悲剧何以可能发生，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一党专权的体制何以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于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计划开始酝酿，它就是后来的六卷本《从五四到六四：20世纪中国专制主义批判》。这是我1991年进所时的真实思想状态。当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否则我不可能被留所。但怀揣一个如此巨大的、和专制体制算总账的研究计划，怎么可能不和御用“翰林院”这种地方发生冲突呢？不过是早晚而已！

（待续）

近日在一本书中碰到一个词，觉得有必要隆重推荐给每一个中国人，自访民、屁民至中共党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以近年重大场合出镜先后为序）等人。这个词就是“非正常活着”，这本书就叫《滚爬血腥路——忆我贱民平民人生》。

此书由香港五七出版社出版，作者是万耀球先生。此词出现在该书的序言《谁种下仇恨，它自己遭殃》中。该序言的作者是香港五七学社干事、自由撰稿人武宜三先生。武氏写道：“这本书稿，2001年就送到海外了，由于种种原因，蹉跎至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指写作手法的‘非正常’，而我恰恰以为，这是一个非正常活着的人对非正常社会的控诉。我的朋友、苦难文学作家齐家贞说，常常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几千万，其实，非正常活着的人更多。万耀球先生显然就是一个非正常活着的人。” 据这段文字看来，这个让我一见便起心非为它写一篇推荐文章不可，不写睡不好、吃不香的词组，其发明人是齐家贞女士，这一点我们也要记住。

其实我与万先生是“老相识”。我俩都住在北京大学燕北园小区，他的这部书稿几年前我就拜读过。有一天，万先生冲我讨伐中宣部之名，带着书稿找到我，看我能不能帮助联系出版。联系出版没什么进展，但书稿我却是认真看了一遍。作者个人切身遭遇的血腥事故似乎并不是最突出的，最令人怦然心动的是“我（作者）这一生，全被粗暴、莫名其妙的愤怒笼罩，一生未尝有过父爱、母爱、妻爱、手足爱”。

万氏3岁那年，革命父母离婚了。万被母亲争得，从此直到23岁，再没见过父亲，因而未得任何父爱。23岁认父之时，父亲说得很好：“没尽养育之责，来日方长，一定补上。”而且表示，他有条件补上：“我是国务院参事，七级干部。与周恩来总理私人关系很好。你们华东军区司令、军政大学校长陈毅与我是同学、好朋友。陈赓是我的同学，你二妹（同父异母）的干爹。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是我的外甥。”

认父三年之后的1957年，万耀球被打成右派，劳改21年，工资被取消，每月只给18块钱的生活费。此时居然有一个“不懂政治的女孩”，愿意嫁给万耀球，真是谢天谢地。1961年，30岁的万耀球要结婚了，一无所有的他不得不向父亲开口，告借80块钱以买些必需品。想不到国务院参事、七级干部、未尽养育之责的父亲竟然这样回答儿子：“你得罪了共产党，划你为右派，你还结婚？给你18元劳动改造，不是惩罚你，而是共产党爱护你，只有艰苦才能改造好。我一分钱都不给你。减轻艰苦就妨碍你改造。”这就是万耀球遭遇的父爱。

再看万耀球的妻爱。不懂政治的女孩未必不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我的妻子天生有毛泽东思想——在家庭里要当领袖，要统治别人。”“到现在结婚47年了……妻子还是坚持说，过去她作为右派家属受苦受难，是我这个右派害了她，我欠她的账，我应该天天向她磕头认罪。她愤怒地斥责我：‘我嫁给你倒了大霉，受了大罪。当初嫁给任何人都会享福。’”

万先生在书中未写及他与自己的孩子的关系。记得当时他曾告诉我，孩子们并不赞成他写这些东西，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说直白一些，实际上孩子们并不理解他。再直白一些，至少在他写作这些陈年旧事上，他与孩子们的关系是紧张的。万耀球1931年生人，就这样在由政治强加给他的苦难中非正常地活到今天。

万耀球先生的确活得不正常，可是放开眼望望，放开心想想，全中国有几个正常活着的人？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饿死）的是三千多万，与此同时非正常活着的不止是这个数字的十倍八倍。文革非正常死亡两千万，与此同时的每一个中国人都非正常活着。不说历史，且说当前，全国几百万的访民，几千万的法轮功练习者，几千万的地下教会信徒，上亿的农民工，不都是在非正常活着吗？海外流亡者，天安门母亲，刘晓波、高智晟、陈光诚、胡佳、冯正虎、小乔等等，哪一个是正常的活着？

当今中国，最有条件正常活着的中国人莫过于前面提到的胡江吴温了，可是屈指算算，细细想来，他们与其他普通中国人一样，也都活得非常地非正常，非常地辛苦，非常地可怜。

先说胡锦涛，他起码有两条活得不正常。一条是一丝不苟地把白头发染黑，一条是自父亲胡静之辞世至今，三十多年未回故乡泰州添过一次坟，烧过半张纸。试问这活得正常吗？我曾写文章说，老干部将白发染黑，目的无非两个。一个是装年轻、装健康，欺骗辖区内的人民，一个是装嫩泡妞，跟孙子辈争女孩。看在胡主席没什么绯闻的份上，我可以暂不把他染发的目的归入上述两种，可是其非正常的性质是没有折扣的。据说胡公子海峰倒是代父回祖籍给爷爷上过坟，这本是很正常的。可是，据说胡公子在祖居之地享受的待遇却与国家领导人相当，这又活得非正常了，起码属于非正常活一次。

再说江泽民，本来最有条件做个正常活着的中国人，可他偏偏放福不享，退而不休。凡党国重大场合，他必像跟屁虫一样在胡后面爬高上低，连呼哧带喘。这正常吗？不正常。无论是根据党章，还是根据医嘱，活得都极不正常。

再说吴邦国，起码有一条活得不正常。前一阵子，吴在名实正相背的《求是》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说西方的多党制不适合中国，中国不选择那条路。这话虽然出自吴口，我知道这决不是他的良知、真心。他的精神已被权贵利益集团攫去，无法做到我口说我心了，就像常人被鬼附体时不知不觉说鬼话一样。被鬼附体活得正常吗？当然是非正常。

再说说温家宝，也起码有两条属于非正常活着。一条是出国从不带夫人，二是对自己的老上司赵紫阳先生去世从未公开表示过哀悼。温是钻石王老五吗？若果如此，全国人民还真应该把这事放在心上，帮总理早日成个家。看人家法国总统傻可喜（萨科奇）是怎么活的，那才叫正常活着。大家都记得当年温站在赵紫阳背后到广场看望学生，2005年赵去世时，身为总理的温却连面都不露一下，人人都说这人活得不正常。

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是由上述观之，中国哪里站起来了？根本没有，仍然是非正常活着的东亚病夫。非正常活着还不算最惨的，更有甚者是还有些中国鬼是非正常死着。比如毛本人，他的遗体还能在天安门广场躺多久？斯大林的尸体被运出红场，倒进一个几十米深的大坑，上面倾进几卡车水泥浆，就这样埋了。毛在纪念堂算是最后的安息吗？我看未必。那就属于非正常死着。还有周恩来、邓小平，连一把骨灰都没留，连“寄托哀思”的地方都没有，后人肯定跟他们没完。也属于非正常死着。

全体中国人民都应该思考非正常活着这个现象。至于胡江吴温，此外还尤其应该警醒非正常死着的问题。

2010-2-3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