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对刘晓波先生的二审判决，是不出意料的维持一审原判。当这个丝毫也不能考验想象力的答案出现时，于我来说心情中悲愤的成分已经少了，因为愤怒显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悲情也完全无助于改变冷酷的现实。

在刘晓波先生一审当天，我曾于网路上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今天，2009年的12月23日，一场审判正在北京进行。这是一场专制体制假借国家和法律的名义，对一个追求自由与尊严的公民所作的审判，更是野蛮愚昧的独裁政治对文明与良知的又一次公然挑衅和侵犯。刘晓波，站在今天的被告席上的人，他将被判有罪，等待他的会是漫长的刑期和远离亲人、朋友的孤寂。然而，也就是在今天，一个不屈的斗士，一个坚持自己无罪的人，用他的信念和勇气昭示了强权的无耻和虚弱。向刘晓波致敬！此时此刻，一场不义的审判只会是审判者的耻辱和被审者的荣耀。有关今天的定义，不用在未来期待答案，既往的历史早已作出了证明。

是的，对于这场审判，一个月来的国际舆论和国内民间立场的表述，都已经足够明确地向官方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以言治罪、抗拒政治变革只会在更大范围内加剧意识形态的对立，激发更多人反思体制弊端和认清体制之恶，而禁锢思想和用野蛮的方式打压温和、理性的政治主张，只会在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进一步减少和平转型、良性互动的空间和余地。但当局对此显然毫无体会，或者更确切地说当局对任何推动政改的诉求非但根本不会予以理睬和响应，更是会视若仇寇，非施以无情的扼杀不可。若这样看，刘晓波被这样的当局置于黑牢十一年也就不是预想不到的了。

经过一审后近一个月的时间沉淀，刘晓波案的现实意义和对未来的影响，都已经清晰而又完整的呈现了出来。刘晓波的获罪，让我们再一次认清了自身的处境，即我们有权改变自己的生活，但我们无权关注自己的国家，我们能够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我们不能主张社会的正义，我们的自由脆弱到不堪一击的程度，我们若想维持体面的生活只能用放弃尊严和理想来换取。即使经过了所谓的三十年改革开放，即使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让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观，但一些根本性的缺失依然、并将继续威胁着我们的身心。

到今天，围绕着刘晓波的这场政治审判算是落下了帷幕，但谁都明白现在还远不到真正结局的时刻。从1989年到2009年的二十年间，坚持与强权对阵的刘晓波，一次次走进监狱，一次次失去自由、阳光、可口的食物，也一次次地被隔绝在日常的温暖与快乐之外，这些若都仅以胜负来论，只能说总是刘晓波处在失败中，但在是与非之间，评判的标准又显然不能简单地以成败做区分。我相信在刘晓波和如他一般的许多人的内心，输赢从来不重要，孰是孰非、谁对谁错才是一个为之不惜付出自身最大代价也要探究和验证的问题，即使代价惨烈到旁人不能忍受的地步。

在这样一场政治审判中，充斥着赤裸裸的国家暴力，甚至根本无需法律来为强权遮羞。当局再一次自证其许以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对人权的保障”皆是谎言，所谓的“和谐”、“稳定”都只建立在压制和屈服之上，而整个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则又必须以放弃人性的尊严和追求为代价，在刘晓波失去自由的同时，不知当局是否计算过自己失去了什么。

当一个国家把公民视为敌人、当一个政权把自由视为威胁的时候，假借法律之名进行的审判，就只能是一场正义与不义、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的对决。刘晓波说“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而相形之下不义者的凶狠与猖狂所暴露的就只是他们的胆怯和狭隘。

欲使其毁灭，先使其疯狂。近期包括对刘晓波在内的一系列的以言治罪事件，既标志着中国言论环境的持续恶化和政改路径的连连受阻，却也同时意味着来自民间的反对力量，已经把当局逼到了撕下一切伪装的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晓波案让我们感到的不是绝望，而恰恰相反是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的光。

二十余年来，刘晓波所代表的理性的坚持与抗争，尽管会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但正是这种坚持本身在不断揭穿当局的伪善和政权的虚弱，也正是这种理性的抗争在不断迫使当局自曝其丑其恶，并在今天让更多人看到了这一点，也让更多的人感到了无法忍受，因此刘晓波案不仅仅是一次对良知和勇气的唤醒，更是重建我们信心的基点。

我们无法分担刘晓波已在承受、并将继续承受长达十一年的苦难，正如同大多数人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向这恶的制度和恶行发起挑战一样，和刘晓波的坚忍前行相比，也许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只会在现实面前惭愧于自己的无力。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刘晓波的，但我们每个人起码可以做到面对恶行时对恶的谴责和抵制，可以做到坚守自己的信念不用原则去妥协，至少也可以在是与非之间明确自己的取舍，如果每个人都能这样去做，如果每个人都能自觉而又坚定地行使公民应有的权利，就必然能汇聚起一种力量阻挡恶的横行并最终战胜恶。

“我无罪”，这是二审宣判后刘晓波留给法庭的结论，他也把罪与非罪的最终裁决交给了历史。历史是由未来书写的，现在的执政者自然有权囚禁现实中的刘晓波，却无权决定历史的走向，他们早晚会和刘晓波一起经受历史的选择，并得到各自的归属。让英雄成为英雄，让炼狱造就领袖，这是这个时代的不幸，却会给这个国家的未来留下希望。

2010年2月11日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2009年12月25日，2010年2月11日，这两天将会成为刘晓波一生中最重要的历史标签，前者正逢西方的节日，后者距离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只有两天时间，而将这东西方两个节日贯穿起来的，正是刘晓波被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刘晓波本人在庭审中非常清楚地表达出了他的独立观点，而且是对二十年来自身遭遇的总结：“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里的没有敌人和仇恨的含义，还包括他所认同的大爱，只有完全消解仇恨的爱，才能称为大爱。

刘晓波先生这话著名的话，不仅仅是传递给所有关心刘晓波的各界人士的，而且还是传递给与他有关的公检法高层以及执政党高层决策人士的。这句话是刘晓波的心声，也是他所坚持的中国独立自由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人文情怀的中国本土核心价值观的真实反映。话虽简单，然而其背后之意却意味深长，值得认真解读。

第一、刘晓波这一价值观超越了公检法对他“犯罪”的指控和判决，无论是胡锦涛温家宝等党政高层，还是刘晓波案件如实具名的审判长、检察官、警察，刘晓波没有把他们当作敌人，刘晓波也没有敌人，他只有爱人，当然最爱的就是他的妻子刘霞，然后就是他最容易接近的人，包括他看守所或监狱同室的人，或者负责对刘晓波负责的监狱警察和其他政治警察，还包括更广泛的当权者等等。如果让这些人在不受外界任何压力之下表达自己对刘晓波的感受，我相信他们会谢谢晓波，晓波不是他们的敌人，也不会成为他们的敌人。虽然刘晓波先生尚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他崇尚的却是“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些都是“爱人如己”这样的价值观的主要内容，这样的倡导就相当于他有了近似圣徒的言语和形象，他承受的不是一个人的苦难，背负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背负的重担，他又仿佛背上了耶稣已经背上的十字架，耶稣是背负了人类的罪恶和苦难，而刘晓波也像耶稣一样背负起本民族化解专制仇恨的担子，承受那份重压。

如果刘晓波没有说出那句“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这样的价值立场，刘晓波也不过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称为“异议人士”，可这样的称谓，国务院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并不承认，他说中国没有持不同政见者，没有异议人士，意思指中国没有政治犯，且不说他如何定义政治犯，就冲刘晓波这句话，刘晓波就不是政治犯、异议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是中国本土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者，是中国今天乃至未来的士大夫，他的这一价值观不是来自西方的，而是中国本土的——当然中国本土的核心价值观和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并无区别，都是倡导大爱、和解、宽容和消除仇恨的人类核心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就是为了拆除黑暗的专制社会和光明的公民社会之间的鸿沟壁垒。古代圣贤孟子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实就是倡导人兼爱天下，消除人与人之间、群族与群族之间的隔阂和仇恨，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如此，天下还愁不大同吗？孟子还说过“兼济天下”，以及范仲淹说过“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都是以天下为一家，以国家全民为一人，人人相爱，不再仇恨，众人如同一人，这个社会还不和谐吗？刘晓波看到大爱这一点，甚为可贵，而且能够影响更长远的未来。

第二、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不但影响未来，而且还让他赢得了未来，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评价将不会动摇。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无疑，刘晓波心中有不可夺取的“志”，近二十来的磨难和苦楚并没有消解这一大志。记得有位思想家说过类似的话，世界上任何镣铐也剥夺不了仁人志士的精神自由，而刘晓波心中有大爱，有不可动摇的决心，才有这样强烈明确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样的大爱即主流核心价值观，现在看已经不再局限于他所起草、征集签名的《零八宪章》的范畴，甚至这个大爱具有耀眼的光辉，其本身就是普世的不可阻挡的，今后的《零八宪章》扩大传播也将受益于这一核心价值观。

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人们津津乐道的“兼济天下”，若没有有志者、圣徒或等同圣徒精神的建设者所践行，所承担重压和肩负责任，恐怕只能挂在口头上，很难结出真理和自由的果子来。《新约》上有句话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以自由，民国时期中国的著名大学——燕京大学校训正是这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其意正是“没有真理就没有自由”，专制下的自由不是自由，金钱财富荣华富贵包装的自由不是自由，没有真理的自由也不是自由，而刘晓波所倡导的宽容和解原则，等于卸下了那些指控他犯罪的决策者、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仇恨重担和精神负担，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虽然他们或上司让他们把刘晓波当作敌人，但他们并不是刘晓波的敌人，刘晓波也不是他们的敌人，刘晓波崇尚大爱，以爱和宽容和解化解恐惧，化解仇恨，天下不再有敌人，人人若坚持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不就很容易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天下为公”和“走向共和”吗？中国还担心不输出核心价值观吗？还担心不会和平崛起和经济发达吗？

第三、如果天下人都能认同和坚持只有大爱这一核心价值观才能建立公民社会下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建设就不是建在纸面上，而是建在现实生活牢固的基石上。就此而言，刘晓波却因坚持“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而坐牢，恰恰是人类追求文明社会的一大打击。毫无疑问，刘晓波不是为自己坐牢，而是为天下人坐牢，为未来坐牢。有人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可对刘晓波来说，哪里能够争取自由，哪里就是他的祖国。中国的当下是充满变数和新生的社会，结果毫无疑问是通往公民社会这条路，中共这一执政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它抛弃了具有革命色彩和阶级斗争革命意志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抛弃了邓小平所谓单单发展经济实现“小康”这一失衡的发展观，到了江泽民时代，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其实已经变相把共产党全民化，而当下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不能不说这些提法（或许目前现实环境仅仅限于提法）很接近公民社会了，至少和谐社会是涉及全民参与建设的，而不是把12亿人排斥在外的仅仅七千八百万中共党员的政治诉求和建设目标，这就是提法的进步，至于事实，只能让时间来评价，毕竟东西方都认同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有悖于这样的价值观，无疑会遭到全世界的排斥，结果也一定会是糟糕的。换句话说，在目前的全球化和地球村以及互联网时代，任何独脚戏都是唱不到头的。

人类社会，不是完美社会，也没有完美生活，但是人类追求自由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正如“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结果必是风调雨顺，而我们人人都承担责任去追求真理和自由，倡导大爱的核心价值观，不再人人为敌，其结果也必是政通人和的。今天，刘晓波先生把“我没有敌人”提了出来，每一个关心这个社会和谐有序发展的人们都应该关注，包括胡锦涛温家宝们，包括刘晓波案件的公检法决策及办案人员们，仇恨让这个社会走向毁灭，而通过大爱消除仇恨可以使这个社会获得真正的和谐。两种结果，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而且这样的核心价值观可以从中国的伏羲、老子、孔孟等先哲圣贤的观点中找出来，而无须翻墙去找西方主流价值观就可以得到，所以政府或执政党完全不必把刘晓波当成“罪犯”，他不过是古往今来士大夫式的独立自由知识分子，他所特有的中国本土的人文情怀，源头就是“爱天下，爱世人”这样的兼爱的核心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与每一个人有关，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与刘晓波有关，而政府和执政党，难道不是由人组成的吗？既然是人，都应当认同这样的价值观，从而让中国真正走向自由、平等、民主、宪政、法治，走向和平崛起。

写于2010年2月12日

 廖亦武对访德充满期待

中国四川作家廖亦武应德国科隆文学节邀请,申请三月中旬来德朗诵自己的作品?中国社会底层采访录?。不久前他受到来自中国安全部门的警告,称其属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内控人物,不得出国。消息传出,德国文学界与媒体反应强烈,廖亦武本人也表示他一定会尽一切努力,争取获得出国的机会。在和本台中文部记者一通的电话采访中,这位十三次被阻出国的中国底层作家讲述了他前往德国驻成都领事馆申请赴德签证的经历以及他对打破中国官方封锁的期待。

德国之声：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可以申请德国的签证的？

廖亦武：就是他们（国安）拒绝我的时候，后来（我）又写了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信。那时我就下了决心去申请签证。但是我当时是准备到北京之后再申请签证。一条龙办下来。但是前几天，德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处的一个负责人鼓励我，马上去申请这个签证。这刚好是我心里想的。然后我就准备了一下材料昨天去了在成都的德国领事馆，递上了我的材料。这之前德国领事馆的小姐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说需要哪些材料。但是由于在电话里我没有记，所以还缺了两个材料。当时堵车也堵得非常厉害，到达的时候，我说非常抱歉，还差两个材料。领事馆的人非常周到，说你把现有的资料全部交给我们。我的申请表也是他们帮我填的，（他们）看了之后说没关系，你差的材料可以补给我们。或者你现在马上去办。我们等你，然后我就去买了到德国旅游的医疗保险，还有一个银行的经济方面的凭条。弄到这两样东西我就上去，那时都快下班了，他们领事馆的人员还是在那儿等我。然后我就把这些材料拿给了他们。

德国之声：那你在德国驻成都的领事馆看到了，经历到了什么呢？

廖亦武：昨天我觉得非常高兴的是，临走时他们当中有一个长得很高大的德国老先生，他是我的一个读者，他递给我一本德文的我那个中国底层采访的那本书，请我签一个字。他说，但这个是你自愿的，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能勉强你，这不是工作。当然了，当时我非常乐意的给他签了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给外国读者在这个书上签字。我签的是：第一是见证，第二是文学。日子就落在申请签证之日。 我递给他，他非常高兴。德国使馆的人员当时还送了我三本书，其中一本是杂志， 我一看刚好是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我当时按照中国人的想法觉得这是个预兆。德国人在20多年前，柏林墙倒塌。两个德国和为一体，这是件非常大的事。但那一年刚好是六四发生，中国的墙不仅没有垮，而且是越筑越高，一直到今天。所以说他的这个专号，这么一期杂志对我来说还是有那么一点震动。我在想这是否是一种预兆，柏林墙倒塌，中国的墙也会像柏林墙一样倒塌。

德国之声：你是在什么时候拿到德国的签证的呢？

廖亦武：我没有想的的是，我还以为会等那么几天，等到春节后，没想到他们今天上午（周四）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取签证。今天也是从茫茫的车海当中到了那个地方。上去他们已经把签证办好拿给我了。整个事情他们显得非常有效率。当我走的时候，德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伸了一下大拇指，还给我做了一个世界通行的胜利的手势。我就这么出来了。

德国之声：他给你作胜利的手势你觉得你胜利出国的可能性会有多大呢？

廖亦武：我是觉得，无论成功与失败，已经是胜利了一半了。因为我还是从种种迹象中，看到了世界的另一边的人们，本来和我素不相识，但是通过文学，通过我的见证性文学，看到了他们对我的一种祝福，为了这个我就更应该奋斗，去突破这个墙的封锁。无论结果怎么样，我都要给科隆文学节，给我的出版社，给我的读者，还有给关心中国关心我的媒体交待，向你们证明我廖亦武还不是一个饭桶，我会尽我的努力，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但这也预示着另外一点，我也希望德国政府做一些外交的努力，我们从两方面都配合，到时候如果说即使是我出不去，我还在海关那边拦截下来，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失败了，这已经是取得了比较大的一种成功。

丰田的悲剧，在今天的日本并非孤案；其深层原因，仍然是产业构造问题。从这种观察出发，此番丰田“召回门”事件也许仅仅是一个开始。

因混合动力型新款轿车普锐斯（Prius）系列制动系统的设计缺陷问题，继去年召回美国市场的426万辆问题车辆之后，丰田公司在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召回的问题车辆已超过800万辆，涉及8款车型，超过了去年的销售总和。受事件影响，丰田公司蒙受巨额亏损，股价缩水四分之一。美国会连续召开两次听证会，运输部长发表谈话，对日本施压，问题已超越个别公司所引发的纯经济问题的界限，呈现向其它领域渗透的扩大效应。“日本制造”的形象，有可能遭受更广泛的质疑，甚至关系到整个日本制造业的名誉和前途。

被认为此番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普锐斯系列的自动制动控制系统（ABS，即Anti-lock brake system，主要起防止刹车时车体纵横向滑动的作用）的问题。随着投诉案例的增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陡增，丰田公司不得不承认在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召回问题车辆，无偿维修、改造。

众所周知，丰田汽车公司是代表日本工业最高水平的“优等生”、看板企业，是日本最富竞争力、最国际化的跨国公司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以低价政策打入美国市场，其卓越品质、优质服务、富于现代感的工业设计迅速博得了美国用户的青睐，得以站稳脚跟，行销欧美，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对扭转日本产品此前“质次价廉”的形象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技术、产品，它所创造的号称零库存模块化生产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已成为日本式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遗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管理具有相当的辐射效应。

随着发达国家消费者环境意识的提高，丰田公司很早就前瞻性地致力于混合动力车型（Hybrid Vehicle，HV）的研发，今天已俨然成为环保型机动车的工业标准。而普锐斯系列便是这种环保型混合动力乘用车中的看板产品。即使在被认为“最挑剔”的日本国内市场，也稳坐销售第一，甚至用户从交款订货到拿到车钥匙要等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如此车界“奇葩”缘何遭遇被大批召回的命运？其背后到底有哪些发生机制？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产业构造的变化。汽车制造业是最能代表全球化发展水平的产业，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过去10年，丰田在海外的生产链越拉越长，规模越铺越大，海外生产车辆从2000年的175万辆猛增至2007的430万辆。但凡事都有其限度，在生产规模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对那些海外生产基地，日本传统的品质管理难免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而成为质量隐患。

其次，汽车原本是机械工业的集大成产物。但近年来，随着IT业的发展，车载电子控制系统和软件技术的比重大大增加，这对制造商的技术和品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确保顺应信息时代的新型质量管理体系的行之有效，至关重要。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便是软件系统问题。

第三，丰田为提高竞争力，一再削减成本，甚至到了超出合理水平的残酷程度。日产汽车原本就经过最优化设计，减低成本的空间已然有限，但过快的生产规模扩张，致使成本居高不下，而要想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和竞争力，只有“强行瘦身”。据英国《金融时报》驻东京记者报道，去年底，丰田公司在其零部件供应商会议上表示，面向预期于2013年下线的新车型，公司为采购相关零部件而支付的成本将减少三成。而对仰仗丰田吃饭的下游零部件供应商来说，这是一个非达标不可的“硬指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有在不该节省的环节“开源节流”，最终成为系统风险分母的增量。

丰田的悲剧，在今天的日本并非孤案，且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其成因呈多重构造，殊难一概而论。但其中一个深层原因，仍然是产业构造问题：一方面是老龄少子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愈加深刻，但同时，制造业规模却基本未见缩小，过剩的制造能力亟待消化。于是，生产基地迁移海外，产业链拉长，管理成本和风险增加。而企业要保持国际竞争力，不得不忍痛削减成本。于是，能砍的砍；不能砍的，“创造条件也要砍”。从这种观察出发，此番丰田“召回门”事件也许仅仅是一个开始。

【按：今天下午的火车回故乡，谨以这篇小文给诸位朋友提前拜个早年，祝大家假日平安、喜悦。在天的荣耀归于上帝，在地的喜悦平安归人。】

前些日子，《北京青年报》发表一篇小文，其中提及多年前些的拙文《跳出“周期率”——我对中国近代史的一点看法》，非常感谢刘曰建先生的指正，“周期律”要比“周期率”更准确，此文刚写成时，求教于长期研究自然科学史的许良英先生，他就指出了这一点。然而我经过斟酌，还是没有改，原因是此文从1945年7月黄炎培与毛泽东著名的延安“窑洞对”说起，黄炎培当时使用的就是“周期率”：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204—205页）

回望1999年我在《读书》第12期发表第一篇文字《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时光已流去足足10年，10多年来，我以写作为生，表达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看法，这条得寸进寸、每日供卒的道路是何等的寂寞，有时甚至会觉得十分的疲惫，它几乎耗尽了我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的全部精力，而今我仍在路上。要读的书实在太多，要做的事实在太多，要写的题目实在太多，穷我一生也许都不能完成。我深深地知道自身的有限，生命的有限、时间的有限、能力的有限、天赋的有限……。一次次地仰望星空，在神奇而伟大的创造主面前，我只有俯首，我只有谦卑。明白自身的限制，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间断，不放弃，温柔地坚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写自己力所能写的文字，以言报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始终不变地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个人如此，对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有个著名的保俶塔，我最在意的却是一块不知名的石头上镌刻的两句话：“在天有荣耀归【上】帝，在地有和平喜悦归人”。（原文出自圣经《路加福音》2章14节）每想到这两句话，我的心中就有平安。

1924年，西湖边雷峰塔的倒掉，因为鲁迅先生的几篇杂文而广为后人所知。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开篇，鲁迅说，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

迷信的善男信女不断地抽砖，多少年来矗立在西子湖边的“西湖十景”之一因此而倒塌。改变旧制度、旧文明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从张謇、孙中山到鲁迅、胡适，一直到殷海光、林昭，本民族的先行者一代代的努力，一代代的牺牲，都可以看做是抽砖的工作。只有把底座上的砖一块块抽掉，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旧制度、旧文明的宝塔才会轰然坍塌。当然，我深知比抽旧砖更重要的是造新砖，因为新制度、新文明的通天塔同样是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不幻想一步登天，不指望天降馅饼，“可以十年不将军，不能一日不拱卒”，“得寸进寸，得尺进尺”，这就是我们当行的道，也许是今天可走的唯一的道。我们每一天日常的生命都当为此，我们的一生都当为此。目睹上百年来、几千年来我们祖祖辈辈走过的道路，我们不能不诚实地面对自己，面对这个古老民族的文化积累，面对我们的历史包袱，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面对世界文明的来路与去向。虽然我更关心中国本土的历史演进脉络，我们先辈曾经的热血和思考，但在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世界文明的尺度，有一个世界文明的背景或者说坐标。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不再是处于世界之外的“天下”，而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国放在世界当中来看待，我们对本民族的历史才会有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有深切地认识自己的历史，才有可能早一天出“三峡”。

我深爱脚下这块土地，我生命中经受的一切苦难都于这块土地呼吸相关，我知道，我这一生都将与这块土地同在，无论悲欣荣辱、生死存亡，我都不可能超越这块土地。但是，这种爱从来不意味着我无条件地认同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我特别喜欢有人在概括西南联大精神时指出的8个字：“中华情结，世界胸怀”。我愿意把自己全部的生命融入这块祖祖辈辈的埋骨之地，这是我写作的动力所在。我愿意与读者朋友一同见证中国每一天的变化，特别是公民社会的持续成长，我们都在历史中，我们今天的生活也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一天都在参与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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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诗与狂想曲》初版于1996年。但它在1989年就曾作为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排印过，只是那年的变故导致丛书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