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2010年2月11日讯）独立中文笔会等世界各地笔会、香港记者协会、北京之春杂志社、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等各界团体及国际笔会负责人等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国当局无视世界潮流和正义舆论的一意孤行，先后重判独立中文笔会荣誉会长刘晓波博士和荣誉会员谭作人十一年和五年徒刑，指出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字狱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春天’三十年来最黑暗寒冷的严冬”，呼吁国内外各界继续敦促中国有关当局认清潮流，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谭作人等所有因言获罪的良心犯。
联署这个声明的还有国际笔会副会长利多姆-阿克曼女士，秘书长舒尔金先生、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主席克拉克女士和现主席弗雷泽女士、前东德出生的以色列作家哈伊姆·诺尔先生等著名作家。
声明全文如下：
今天，中国农历新年前三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参与起草和签署《零八宪章》的著名作家刘晓波博士的定罪和判刑，我们在此强烈抗议和谴责这种无视世界潮流和正义舆论的一意孤行。
去年12月25日圣诞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针对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和前几年发表的六篇文章中的只言片语，判处他11年重刑，开创了1997年《刑法》列入此罪以来的最高判刑记录，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字狱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春天”三十年来最黑暗寒冷的严冬。两天前，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罪名判处维权人士谭作人五年徒刑，针对的只是一篇“六四广场日记”长文，单篇刑期甚至超过刘晓波案，也开创了一项最高纪录，标志着严冬仍在持续，中国言论自由的状况仍在恶化。
然而，我们坚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正义舆论不容忽视。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黑暗尽头必有光明。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先生、斯洛伐克前总理祖林达先生、美国笔会会长阿皮亚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图图主教、达赖喇嘛、缪勒女士等世界各国越来越多政界领袖、国会议员、学者教授、作家、人权活动家等著名人士公布提名和支援刘晓波争取诺贝尔和平奖，具有提名资格者已经超过一百多人，其他回应者更数以万计，正标志着这最黑暗寒冷的严冬里不可阻挡的暖流和光明。
为此，我们呼吁国内外各界继续敦促中国有关当局认清潮流，遵守中国早已签署的联合国《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谭作人等所有因言获罪的良心犯。
签署团体：
独立中文笔会
香港记者协会
北京之春杂志社
齐氏文化基金会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
中国政治及宗教受难者后援会
香港中国笔会
劳改基金会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南非笔会
的里雅斯特笔会
塞拉利昂笔会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
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
克罗地亚笔会
加泰兰笔会
中国受难公民基金会
瑞典笔会
挪威笔会
瑞士法语笔会
德国笔会
联署个人：
乔安尼·利多姆-阿克曼（Joanne Leedom-Ackerman）——国际笔会副会长
尤金·舒尔金（Eugene Schoulgin）——国际笔会秘书长、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主席
卡琳·克拉克博士（Dr. Karin Clark）——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前主席、德国作家
玛莉安·博茨福特·弗雷泽（Marian Botsford Fraser）——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加拿大笔会前会长
哈伊姆·诺尔（Chaim Noll）——前东德出生的以色列作家
(欢迎继续联署)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联系人：
独立中文笔会张裕，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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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ress Release
11 February 2009
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entence of Liu Xiaobo and Tan Zuoren
Today, three days before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the Beijing Municipal High People’s Court upholds the first instance sentence against the appeal by Dr. Liu Xiaobo, one of the drafters of the Charter 08. We, the undersigned, strongly protest against and condemn such a perversive act defying world trends and opinions.
On Christmas Day last year, the Beijing Municipal Number One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severely sentenced Dr. Liu to eleven years imprisonment on the charge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for a few sentences in the Charter 08 that he participated in drafting, and a few sentences in six articles he wrote several years ago. This has made a record of maximum penalty for this offence since its inclusion in the Criminal Code in 1997, which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darkest and coldest winter of Chin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inquisition in the last 30 years since the “spr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wo days ago, the Chengdu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in Sichuan Province, sentenced Tan Zuoren, an environmentalist, to five years imprisonment on the same charge just for a long memo based on his dairy on June Fourth Event in 1989, setting up a new record of even severer sentencing per piece of publication than that of Lius case.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situat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hina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as the winter continues to become colder and darker.
However,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world trends are irresistible and that the public opinions cannot be ignored for long. When winter has come,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Light is there at the end of darknes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Czech Republic Mr. Vaclav Havel, the former Prime Minister Mr. Mikulas Dzurinda of Slovakia, The President of PEN American Centre Prof. Kwame Anthony Appiah, Nobel Prize laureates Archbishop Desmond Tutu, the Dalai Lama and Ms. Herta Müller, and more and more statesmen, legislators, academics, professors, writers, human rights activists and other celebrities have announced their nomination of and support to Dr. Liu Xiao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which has got tens of thousands of the respondents, representing marks the irresistible warmth and bright in this darkest and coldest winter.
Therefore, we call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continue urg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cognize world trends, compl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to which China is a signatory, and immediately and unconditionally release Liu Xiaobo, Tan Zuoren and all others imprisoned for their opinions of conscience.
Cosigned by organizations: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Hong Kong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Beijing Spring
The Qis Cultural Foundation
Princeton China Initiative
Support Network for the Persecuted in China
Hong Kong Chinese PEN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China Human Rights Lawyers Concern Group
South African PEN
Trieste PEN
Sierra Leone PEN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
Justice and Peace Commission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e
Hong Kong Professional Teachers Union
Croatian PEN
Catalan PEN
China Risk Citizen Foundation
Swedish PEN
Norwegian PEN
Suisse Romande PEN
German PEN
and by individuals:
Joanne Leedom-Ackerman, Vice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PEN
Eugene Schoulgin, international secretary of International PEN and past chairman of its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Dr. Karin Clark, former chairperson of Writers-in-Priso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PEN and German writer
Marian Botsford Fraser, chairperson of Writers-in-Prison Committee of International PEN and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PEN Canada
Chaim Noll, German-Israeli writer born in former GDR
(more to join)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Dr. Yu Zhang
Executive Secretary and WiPC Coordinator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ICPC)
Tel: +46-8-50022792
Email: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今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刘晓波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二审的宣判，牵动着众人的心。法庭外边，警察早早拦截了警戒线，使得支持声援刘晓波的人无法靠近现场，更不要说到法庭上旁听。警察还为欲采访的媒体记者们划定了采访区域，似乎一切已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开庭了。据刘晓波的代理律师尚宝军讲，全过程不过10分钟左右，法庭上只有法官一个人在照本宣科地念裁定书。
在可容纳40人的旁听席位上，只有刘晓波的两位亲人刘霞和她弟弟的身影，其余的人面无表情，面孔陌生，很显然是刻意安排的特殊人。宣判完毕，整个法庭上顿时无声。这时候，刘晓波从容地说了三个字：“我无罪”！
两位律师从开庭到闭庭，出入都是由司法局律管处的车专门接送，这样就可有效地阻止他们与媒体及现场支持者们的直接接触。
庭审结束了，支持者们的声援、诺奖的提名、国际社会的呼吁……围绕着刘晓波案件的一切事情似乎并不曾结束。
1：你之前不开微博？而现在开是为什么？（内媒）
之前不开是因为是因为接受不了每一篇深情款款的博客文章的最后冒出一句描红加粗的：
我最近在玩新浪微博，很酷，很新潮。就像演出完美结束刚谢幕就坠台了，比赛顺利完成刚冲线就撞墙了。
2：你说现在中国流行拜金主义很好，为什么？（内媒）
因为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缺少理想的国家，大家都很现实，很多年轻人的理想就是房子一套。大家都只想着要有钱。一个国家完全可以用几十年去寻找信仰，在这个时期里，没有信仰，一定比有着错误的信仰要强。
3：但是拜金主义导致了毒奶粉等东西的横行，危害了国家（内媒，这个问题很聪明）
你转移了，毒奶粉的造成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如果“想赚钱”和“做坏事”之间往往都能联系起来，那只能说明司法失职，而不是什么主义不主义，思想不思想，文化不文化，信仰不信仰的问题。
4：从最近网上的一些言论来看，好像中国人都很反对美国，是这样的吗？（外媒）
你可以把那些人召集起来，免费发发绿卡看看什么效果。事实上，至少我知道的现在那些接触资讯比较多的年轻人，他们都能保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中国操蛋的时候，他们认为中国操蛋，美国操蛋的时候，他们一样认为美国操蛋。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说话才越来越有意思。以前的中国，大家信奉的是，首先我是一个中国人，其次我是一个某地人。第一句对外，第二句对内，骂成一团。现在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已经慢慢明白了首先我是人，其次我是一个中国人。包括我的父母，事实上在国际问题上，他们总是一个亲美，一个反美，但并不妨碍他们的性生活并把我生了下来，我生下来以后保持中立。这样不很好么？
5：你认为中国没有好的文化作品是因为中国审查的尺度太严格，但是很多国家对世界有影响的好作品都出自于这个国家并不完全自由的时期，而很多全自由的国家反而没有好的文学作品涌现，你觉得呢（来自外媒，这个问题很好，以下回答综合了其他一些问题的回答）
事实上，你说的很对。没有审查不一定能出好作品，但特别严格的审查一定出不了好作品。除非不想在国内混了。一来中文存在翻译的问题，比如拉丁语系国家，这个国家不让我出版，我可以在其他国家出版并且获得世界上的成功，情况有所不同。二来就像作曲，很多国家的作曲家有哆来咪发少拉稀，但我们国家只有少拉稀，网络时代到来以后，逐渐放开一些，有了咪发少拉稀，不是不能写出好曲子，但难度肯定增加了。因为每一个作家，每一个导演，每一个编剧在落笔的时候都会想，我这段内容会不会通过过审查。所有的编剧都知道一个信条，那就是市长可以是坏人，但市委书记一定要是好人，而且最后纪委一定要把坏人抓走。在物价和生活压力这么大的年代，大家势必更加小心翼翼，生怕龙颜大怒，自己丢了饭碗。当然，这也是中国比以前进步的地方，之前的中国很多人因言或罪，现在的中国最多就是让你禁言，比较少获罪。
比如说以下知名电影都是中国导演拍的，《肖申克的救赎》，我想他在中国就不能通过审查，第一，中国警察怎么会抓错人呢？第二，就算抓错了怎么还能让你跑出去呢？第三，监狱长怎么可能是坏人呢？不予通过。
比如说电影《教父》，不用说了，中国怎么可能有黑帮。不予通过。
比如说电影《蜘蛛侠》《蝙蝠侠》，中国的警察怎么可能搞不定，不予通过。
比如说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建议改成《牯岭街成人杀人事件》，并且主要要反映我民警如何机智迅速的破案。
比如说电影《杀人回忆》，警察到最后怎么能连凶手都没有找到，不予通过。
比如说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反映社会阴暗和落后的一面，中国怎么可能有贫民窟呢，不予通过。建议将主人公的出身定为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学习成绩很好，最后才答对了那些问题。
比如说美剧《24小时》，怎么可能让一个已经被组织开除的人当了英雄拯救国家呢？不予通过。
比如说美剧《SEX AND CITY》，内容都不用审了，名字直接就给屏蔽了。
比如说昆丁的电影——不用说片名了，这个人就压根没拍过电影。
欢迎大家补充。
当然，有《海上钢琴师》《天堂电影院》《阿凡达》《飞屋历险记》等我们这里稍作修改也能通过审查的电影，但是你知道，这是超越了社会的不和谐去表达人类的电影。这种段数不是说我不能拍ABC，所以为了躲避我拍一个D，而是我拍腻了ABC，我想拍个D.写作也是这样。事实上，这不是电影局的责任，也不是作家协会的责任，这不是谁的责任，但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中国人就靠着一些因为说不清楚的原因发财了的人去国际上一买就是一百个LV来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可么？国人现在的心态是这样的，一个人剥削一万个人，大家正骂着呢，突然这个人飞去日内瓦车展买一台全世界最贵的跑车，消息传到国内来，那一万个人都很自豪。
算了吧，没有真正强大的文化，没有真正输出的作品，外国人看你永远像你看山西煤老板一样。
中国之真正的强大，除非十三亿人一人一台奔驰，否则就取决于现阶段有没有真正让全世界信服的文化作品。这需要所有的文化人和官方共同的努力，只要你松绑，我们从来不缺好的艺术家，当然可能我不是，但一定有一批人是。哪怕是批评你的作品，你一样扶持它，这样的文化部门才是受人尊敬的。要不然你打算永远靠熊猫和茶叶去感动全世界吗。
我们总是把送外国人一点土特产当成在给外国人输出文化了。
据说早在一九八一年与查良镛的见面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似乎是透过这位著名报人劝慰六百万香港人，中国已不是那个迷狂、暴力的中国，他们要对回归有信心。不过，直到一九八四年，这个提法才广为人知。这一年，邓小平正站在他个人声望的顶峰。五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正让中国重新恢复活力。从乡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深圳特区，中国内部被压抑已久的活力重新爆发。中英联合声明则标志香港的回归指日可待，历史的屈辱似乎正被洗刷一空。西方商人再度对中国市场憧憬不已。三十五周年国庆的大阅兵，象征了部分重获的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穿过天安门的拖拉机车队上是“联产承包好”标语，游行队列中的几位大学生，出人意料的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看起来，他的政策代表了中国人所期待的一切——既摆脱之前的压抑与束缚，又要远离种种运动的混乱。
没人能说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确切含义。难道之前三十年走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毛泽东要摆脱苏联模式、要自力更生，不管是大跃进还是文化大革命，不都是要寻找独特的中国道路吗？
邓小平的新理论是在强调“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它是与旧意识形态的妥协，还是新变化的开端。
中央党校的理论家们会赋予它的理论意义，它将再次完美无缺容纳于马克思与中国革命的理论框架中。对他们来说，领袖的理论从不出错，有问题的只是人民实践。他们私下必定也知道，理论皆是权力的延伸。当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大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他的首要兴趣是解除王明的权威——他是莫斯科大学的留学生，苏联理论的正统继承人。而这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像是党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另一次制衡，中国既需要开放，也需要对“资本主义”与“西方影响”保持警惕。
和毛泽东不同，邓小平从来没以他的理论素养著称。他是实用主义者，也是顺口溜的创造者，一九六二年他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几年前他又说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
对于普通来人说，他们早已习惯了种种口号中的模糊性和矛盾性。他们情愿将此仍当作良性的调整。“超英赶美”、“大步进入共产主义”是一场幻象，“输出革命”则荒诞不经，如今回到现实——“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们隐隐也感觉到，这条道路其实就是当年批判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没人会进行这样的追问。倘若你要活过一次次疾风暴雨式的运动，最好对什么问题都不要多问。否则你很容易陷入精神的颠狂，为何昨天还对苏联专家们毕恭毕敬，今天突然又在批斗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今天林副主席是光辉万丈，明天又成了叛国者；即使人人敬爱的周总理，也不免被“批林批孔批周公”。至于如今的邓小平，谁都知道他三起三落，被扣上过“走资派”的大帽子……
人们愿意相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可以让他们的生活回归正常，追求被压抑多年的欲望。在邓小平的讲话中，“社会主义”被定义成发展生产力。至于“中国特色”则是改革农村与开放沿海特区。
外来者无法深入这“概念的游戏”，他们寻找简化。西方世界相信中国在经济上正在拥抱亚当·斯密，在政治上则回到了更单纯的国家利益——它与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脱钩了，更重要的是它与苏联的界限更显著了。《人民日报》在一九八四年底的一篇社论，必定让很多人心花怒放——我们不能再从马克思与列宁身上寻找现在问题的答案。
而在列宁缔造的国家，中国的改革被形容成“中国模式”。早在一九八七年，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就提醒他“向市场的转变可以参考中国方法：仔细考量、渐进，保存混合经济”，而他的总理则希望进行深圳特区式的试验。
他们不知道或者忽略了中国内部的困境与争吵。一九八六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出人意料的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三个月后，在会见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时，他再次提到“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所谓的苏联模式，是党政一体、党委领导一切。
当改革从乡村拓展到城市企业时，这一问题日益突显——单一的权力中心，不能应对日趋复杂的要求，它扼制了社会的创造力。这股自省的热情却没能持续多久，它在一九八八年嘎然而止——改革者意识到，他们可能因为这种政治改革，而失去自己的权力。而他们当初决定改革，正是为了保存这种权力。
造化弄人。当柏林墙倒塌、苏联帝国转瞬解体时，人们纷纷预言北京去日无多。但在热情高涨的实行了一群美国经济学家创造的“休克疗法”之后，苏联与东欧这些新的自由之地却陷入了动荡与混乱——一个极权时代结束了，自由与繁荣的新世界却没到来。
而中国却散发出意外的魅力——它稳定、生气勃勃、日趋繁荣。这一切怎样发生的？倘若西方人之前相信，中国是因为邓小平像里根与撒切尔夫人一样推行市场改革而获得的八十年代的成功，这种解释现在失效了——从俄罗斯到匈牙利，它们都已实行了市场经济，但结果却似乎一团糟。
中国几年前失败的政治改革突然变成了“中国模式”的核心力量——正因为政治改革的停滞，中国的经济与社会才爆发出活力。一九九一年九月，乌孜别克斯坦总统伊斯兰??阿卜杜加尼耶维奇??卡里莫夫对着一群西方记者说，他的国家准备追随中国模式，因为它还没准备好实行全盘的民主与市场经济。一年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短暂的访问期间，也被中国的经济发展所震惊：“我看到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情绪饱满。他们不抱怨，他们乐于改革。整体而言……中国模式能到这样：不急迫，不强迫，不通过革命，也没有休克，俄罗斯有太多休克了。”
中国人也在经历休克，不过是以另一番景相出现。一九八八年的价格闯关难道不是一次休克，它导致了普遍的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的愤怒情绪，并在一年后导致了更大的一次休克——人们甚至觉得，中国又将重回封闭，或干脆崩溃。邓小平在年初在中国南方“胆子再大一些”的讲话，十月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市场经济”被正式确认，则又像是一次休克，就像是十多年前人们主动遗忘了毛时代一样，人们再次选择将三年前的震惊与颤栗封存起来，投奔新时代。
但没人说中国人经历了“休克疗法”，反而说它是一种 “渐进改革”。中国人的改革优先从经济领域入手，保持了政治上的控制。即使在经济领域，它也是从相对容易的部分开始。它从人数最多的农村入手，获取了广大的农民的支持，建立特区则是在推广实验精神，也对西方的资本与技术展开了怀抱。
中国领导人也意外发现，他们不再是昨天的独裁者与屠杀者，而进入了李光耀、蒋经国，或者至少是皮诺切特、朴正熙的行列。他们的统治或许铁腕，或许压抑了民主与自由，但是他们提供了秩序与经济增长。谁也未曾料到他们最初的“摸着石头过河”，如今变成了高瞻远瞩的智慧。他们曾经认定，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也无法进展，但现在失败的政治改革，变成了中国的幸运。一位美国记者尼克拉斯·克里斯托还创造了“列宁市场主义”的名词。
日本奇迹与东亚奇迹，都让全世界重新思考：是不是将中国放在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一序列更适合。他们都遵循儒家价值观，都推崇权威胜，相信秩序，都重视教育与储蓄，也都有罕见的工作热情。
而在中国内部，在剧烈的交锋之后，一种新共识开始兴起。邓小平相信，正是因为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才能承受住一九八九年的动荡，它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强调不够，党与国家对于社会的控制、对年轻人的教育都过分松懈了，他们沦为了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他最热衷于谈论的“两手一起抓，两手一起硬”如今又获得了新的含义——如何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牢牢把握住对权力的垄断。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随之改变。“社会主义”日渐淡化，它仍出现在讲话和文件上，象征着这个政权的延续性，和对顽固保守派的安抚。但“中国特色”则迅速表现出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一股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兴起——国家利益与国家认同，变成了新时代的重要特质。“中国特色”则有时是加速变革的原因，有时又是推迟变革的借口 ——中国是独特的，它不能照搬别人经验……（待续）
鉴于党的退潮倾向日益明朗化的现状，日共从革命的反对党，到参与型的生活党的转型诉求越来越强烈。
日本共产党政策委员长小池晃1月27日出席记者会，就日本政府决定依据《联合国维和行动合作法》向发生大地震的海地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反对派遣武装的自卫队”。日共再次稍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2009年8月30日的日本第45届众院选举，不啻是政治“变天”，政权更迭，朝野换位，政坛彻底洗牌。但如此沧桑巨变，却没能带来日本共产党在国会的跃进：日共在连续三届众院选举中始终维持9个议席；不仅如此，在2007年的参院选举中，席位反而有所减少（从4席减至3席）。与此同时，舆论及相关数据表明，伴随着经济萧条的持续，日共的人气在逐渐提升，从去年至今，党员人数净增1.3万人。至少从表面上看，党在规模上的发展态势与在国会的退潮倾向难以吻合。那么，这种看似矛盾的表象背后，究竟到底有哪些深层逻辑，日共自身到底发生了哪些转型，其性质及前景又当如何呢？
日本共产党（JapaneseCommunistParty，JCP），在今天日本国会的多党政党格局中，是唯一创立于战前的历史最悠久的党，且始终拒绝更名，一脉相承，是不折不扣的“老大哥”党。关于党的成立宗旨，在1961年制定的日共纲领中如此写道：“日本共产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高涨中，在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影响下，继承了我国的进步和革命的传统，于1922年7月15日，由日本工人阶级的先锋而创立的。”起初，是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战前，由于建党的性质及其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日共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当时统治者在《治安警察法》、《治安维持法》名义下的残酷镇压，党务活动基本处于地下状态，领导人或被逮捕、刑囚，或流亡海外。过酷的打压，使日共的政治活动一度完全中断，“转向”者比例之高，举世罕见。从地下浮出地表，以合法身份“社会复归”，在国民面前公然登场亮相，其实是战后的事情，且系拜美军对日民主化改造之所赐。
所以，战后初期，日共是不反美的。不仅不反美，应该说对美国充满感激与讴歌。1945年10月，系狱18载的日共前总书记德田球一在出狱前夕，便写下了《告人民书》：“我们向在日本的盟国占领军表达最深切的感激之情，他们致力于从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手中解放全世界，为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截至目前为止，日共在国会共有16名议员（其中众院9名，参院7名），地方议员约3600名，作为小在野党，却是地方议会势力的第一大党，并有8名地方自治体首长。全国共有40万名党员，2.4万个支部，党的机关报《赤旗》的发行量达173万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大的共产主义政党。
作为世界最古老的共产党之一，日共在战后获得“合法化”的政治身份后，一边坚持国会斗争，一边自觉扮演了极左翼的政治角色。同时，受制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共运形势的发展，日共经历了数次大论战、大分裂和大转型：从主张武装夺权到和平革命论，从反对天皇制到基于反对修宪立场之上的天皇容忍论，从反对再武装到容忍现行的自卫队体制，从对中苏盲从到独立自主路线，日共已大大修正了建党之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政党的定位、使命，放弃了与之相匹配的过激斗争方式，转型为一个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以温和的形式谋求“民主联合政府”的左翼政党。
日共现在的基本路线，是前总书记宫本显治在1961年“八大”时确立的。当时，经过长达三年的论战，宫本的“两阶段论”（先行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实行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再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占了上风，成为日共此后40年不变的基本路线。直到2004年的“二十三大”，“宫本路线”才被继任者不破哲三的“不破路线”所取代。但二者其实大同小异。
那么，今天日共的理想与使命，到底是什么呢？按党纲的说法，是“旨在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推进的努力，系21世纪新的世界史课题”。既然定位为“推进的努力”，那么目标的实现就必然是更远的目标，譬如在22世纪，甚至23世纪。
理想如何另当别论，作为实现理想的路径和手段，日共现阶段所谋求的是“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而实行这种改革的主体则为“民主联合政府”。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所谓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日共与其他政党的联合政府；二是这种民主联合政府并不仅仅适用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民主改革时期，也适用于“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说，日共已经以党纲的形式，在包括“未来社会”在内的所有发展阶段，排除了单独执政的可能性。这是与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政权最大的分野，因为后者统统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接下来，民主联合政府到底要推行哪些具体改革呢？党纲提出了三个目标：一，在安保、外交领域，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军基地，谋求日本的非同盟、中立化；二，在经济领域，扼制大企业的强横，确立捍卫国民生活与权利的游戏规则；三，在宪法、民主主义领域，不容宪法“改恶”，使日本成为民主主义扎根而没有军国主义担忧的国度。凡此种种，基本上是“两阶段论”中第一阶段的目标，即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向的社会改革及其“负面遗产”，为日共带来了新的生机。社会贫困化问题的出现及扩大，不仅改变了日本曾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的社会结构，导致今天每三个人中，便有一名非正式雇佣劳动者的“格差社会”，而且极大改写了世道人心和流行文化。从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等普罗文学的再度流行，到马克思《资本论》新译本的热销，日本文化的流行色已然不是曾几何时大企业上班族们笔挺的灰色西装，而是“派遣”、“宅男”、“飞特族”、“食草族”。
正如历史上共产主义信仰和运动的出现、做大总是与饥饿、贫困问题相伴而生一样，正是日本在21世纪初叶的社会转型凸显了日共的发展、壮大，党员人数和《赤旗》发行量的增量数据似乎也证明了这点。但看一个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不仅要参考其党员人数、机关报发行量等数据，更主要的，是要看其在国会的影响，说白了，就是选票：日共能否真正成为社会贫困层政治利益的代表，端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会的构成。
如果从这种视角出发，对日共的政治资源整合能力做一番考察的话，结果相当失望：虽然基于种种原因，历史上也曾有过众院当选接近40席的辉煌，但近20年来的颓势却十分明显。90年代中期，又短暂呈现过20余席的“回光返照”，但其背后显然有冷战终结，另一个左翼中坚政党社会党的历史性败北，原来挺社会党的选票流向日共的因素。再加上参院的实绩，日共“退潮说”似不辨自明，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国会取得三位数的席位，重操“保（守）革（新）”政治话语以制衡政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日本政坛大洗牌的情况下，缘何“骨灰级”老党日共偏偏无法“咸鱼翻生”呢？这既与当今国际共运的普遍性颓势有关，也与日共自身的内因有关，而后者无疑是主要的。首先，在日本战后长达64年的漫长和平发展过程中，日共总是到了重要的历史拐点，才不得不放弃某些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而缺乏顺应历史潮流，在议会政治的框架内前瞻性地提出富于建设性和现实可操作性的宏观发展战略的能力，被认为不是一个可“与时共进”的政党；其次，受制于意识形态，日共的政治话语过于晦涩，诸如“科学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等表述往往令在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市民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国民一头雾水，不知所云——革新政治，要从革新政治话语开始；第三，日共在战后初期策动了诸多诉诸暴力革命理念的行动，其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弭。尤其是其党内民主机制的不健全、不透明，包括早期内部派系斗争，动辄诉诸整肃清洗的残酷性，其干部人事制度的“从上至下”及领导人事实上的终身制等等，不能不说与主流政治文化尚有距离。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正面的形象，如对黑金政治的绝缘（日政党中，只有日共始终拒绝接受国会拨款的政党交付金和任何形式的企业献金，其党务活动完全依赖党员的党费及个人捐款和机关刊物的发行收益）等，令国民觉得日共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普通”政党。
对此，日共自身也有所自觉。加上近年来70后、80后等年轻“血液”的加入，其党文化的生态也在悄然发生某些改变，旨在改写日共在国民心目中的固定形象的所谓“形象工程”（ImageChange）已成了从党的领导人到机关报的常用语、关键词。
早在近20年前的“苏东波”时期，日共就已经从党章上删除了“社会主义”、“先锋党”等表述，连“革命”的措辞也绝少使用，而代之以“通过市场经济迈向社会主义”等“与时俱进”的委婉表达。特别是今年8月众院大选之后，鉴于党的退潮倾向日益明朗化的现状，新一代领导人志位和夫提出“在新的情势下，我党的真正价值正在经历考验”，从而打出了“建设性在野党”的口号，以这种开放性的姿态谋求扩大与包括保守层在内的国民各阶层的沟通，以期吸纳、重建自民党政权崩溃后自身的社会基础。可以说，一种从革命的反对党，到参与型的生活党的转型诉求越来越强烈。
而日共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变脸”，尤其是能否胜任民主党及未来的两党时代，社民党也呈小党化后抗衡保守政治的“中道左翼”的角色，取决于这种转型之能否成功的因素甚大。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
刘晓波(档案照片)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星期四驳回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的上诉案。刘晓波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刑期。对于这个裁决，美国、欧盟及国际人权组织同声谴责，并再次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将他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说，这个结果早在意料之中，目前她的心情十分平静。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在刘晓波的上诉被驳回后对美国之音说，这个结果早在她的意料之中。
刘霞：“啊，在我的预料中。昨天记者采访我我都还说，就那4个字：“维持原判”。我现在还挺平静的。如果你都作了最坏的打算以后，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坦然。”
*夫妻看守所会面共度春节*
在宣判后，刘霞在看守所会见了刘晓波。这是刘晓波被关押以来，夫妻间第4次见面。刘霞说，对他们而言，这次春节前的短短20分钟会面，也算是夫妻一起共度春节吧!
刘霞：“我就担心他们马上给他换地方嘛。然后他说不会，他说春节就会在看守所里过了，然后让我放心，因为看守所的条件还可以，里面的人也还不错。他就说，要是给他关到外地，让我不用每个月去看他。我说你放心，无论把你关到哪儿，每个月探监那天我都会出现的。”
刘霞说，二审宣判后她与德国大使以及美国和欧盟驻华外交官会面，他们都表达对刘晓波的关心。
刘霞：“我今天见了美国、欧盟的一些官员，德国大使。我见了很多外交官。他们相信个人的权利是在国际上最起码的人权准则。他们会始终关注刘晓波的案子。”
*国际谴责共吁中国释放*
美国、德国和欧盟的驻华外交人员，至少有17人要求到场旁听刘晓波的上诉审判，但是他们的要求遭到法庭拒绝。而在二审宣判后，他们也立即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做法。
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说，美国对宣判结果感到失望，并认为迫害和平表达政治意见的人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希望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刘晓波。欧盟也发表声明表达同样的看法。大赦国际则说，这个判决让国际社会再次看到中国缺乏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
*律师：行使言论自由何罪之有？*
刘晓波的律师尚宝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二审的终审定案后律师团已耗尽所有法律上能够为刘晓波辩护的渠道。他们不认可宣判的结果，坚持认为刘晓波只是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没有犯罪的问题。
尚宝军：“首先我们不认可这个判决。我们还是坚持我们1、2审的辩护意见，认为他是无罪的。刘晓波先生只是行使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他的行为没有任何犯罪的问题。1、2审判决都没有对我们的辩护理由丝毫的采纳，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
*刘晓波：我无罪!*
尚宝军说，在10多分钟的庭审过程中，只有刘晓波在法官宣判后高喊“我无罪!”3个字，其他没有任何人发言。
刘晓波是要求中国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他在2008年12月《零八宪章》发表前夕被拘捕。后来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去年圣诞节被判处11年徒刑。
*中国：内政司法不容干涉*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刘晓波二审维持原判表示，这是一起司法案件，他不便多做评论。他说，中国的内政和司法不容干涉。
马朝旭说：“关于刘晓波案，你可能已经知道，今天上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公开宣判。这是一起司法案件，在这里我没有更多的评论，我也不便去作评论。但我认为，中国的内政是不容干涉的，中国的司法独立，也是不容干涉的。”
*官媒：依法宣判*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援引二审法庭维持原判的声明说，终审结果是在法官经过阅卷、提讯刘晓波本人、听取他的辩护律师意见，以及二审的相关程序之后而宣判。
新华社说，宣判时刘晓波的家属和一些公众人士都在场旁听。不过刘晓波的律师尚宝军说，关心刘晓波的友人他大部分都见过，而当时在场旁听的2、30人中，除了另一名律师丁锡奎、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以及刘霞的弟弟之外，其他在场的人他都没见过也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