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元月廿四日应邀访问台湾，先后会见台南、高雄两市的主政官员及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并举行新书《中南海厚黑学》的发佈会。现场观察台湾政局的新发展。

●陈破空（左）1月27日拜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右），奉赠新书后留影。

四度立委补选获胜（二○○九年三月至二○一○年一月），外加县市长选举获胜（二○○九年十二月），近一年间，在台湾，民进党节节取胜。难以想像，仅仅在一年多前，该党曾接连遭遇惨败：大败於立法院选举，又大败於总统选举.陈水扁洗钱案让民进党饱受困扰.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行情看涨

但是一个与台湾共命运的草根政党只有一个选择：浴火重生，不屈不挠。当一个斯斯文文的女性学者蔡英文出任党主席后，民进党的民意支持再度上扬.台湾人亲切称呼她“小英”，而且时时和马英九相提并论。

一月廿七日，笔者拜会蔡英文主席时，见到的是一位朴实、谦卑而稳健的领导人。“我们丝毫不能大意，因为，选情随时都会出现变化。”面对笔者的祝贺，蔡英文如是谨慎地回答，面带靦腆的微笑。

“是马英九做得不好，我们才有赢的机会。”蔡英文说.直接而简单的原理，其背后却是台湾民主的健康与成熟。民情如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政党轮替，再三轮替，道理都在其中。“当时，或许是政治上的东西太过，民众感到需要回到经济和民生，马英九抓住了这一点，所以赢.”在谈到二○○八年国民两党的胜败因由时，蔡英文做了这样的客观总结.

众所周知，打出“马上好”口号的马英九，上任之后，施政备受争议，政绩乏善可陈，民望迅速跌落，执政近两年，支持率下跌到两成。除了经济无起色、救灾不力，马政府打出的“两岸经贸牌”，效果也微乎其微。更兼中共狼子野心，图谋以经济手段“捆绑”台湾，令台湾民众反感。

马政府屡屡犯错，固然给民进党机会，但蔡英文领军民进党，头脑清晰，方向正确，更是步步翻身的关键.蔡英文多次阐述其治党理念：民进党要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必须给民众安全感和安定感。言下之意，民进党需要务实、沉稳，始终成为一个建设性的政党.

●李永得（右）是80年代和徐璐最早访问大陆的台湾记者，现在已出任高雄市副市长，会见本文作者时介绍热比娅访台经过.

笑谈“女将辈出，男生阵亡”

的确，台湾民主已经成熟到这样的程度，皈依民意，以一人一票的选举，就能决定这个国家的政治、政府，并影响其大政方针、走向，无须再单纯依靠街头抗争，也无须再刻意借助情绪宣泄，政党和政治人物只要坚守信念，脚踏实地，即便跌倒过、失败过，还是可能一票一票地赢回来。

蔡英文接掌民进党，不时推出改革方案。最新举措，是在挑选台南与高雄的党内市长候选人时，採以民调决定。即，在党内多人竞逐格局中，不再依党内派系意志决定，改以获民调最高者为候选人。此举本身符合选举规律，惟受民意青睐者，才有可能获胜。改变党内初选规则的这一举措，无疑是对台湾民主的深化，将对未来台湾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观察对比台湾双英（马英九与蔡英文）之争，笔者发现：马具备的优点，蔡都具备，比如学者型、“不沾锅”、形象清新等；但蔡具备的优点，马却不具备，比如亲民、贴近基层、朴实无华、干练作风、实干能力等。两人的成长背景，多少能够解释其中差异：马出自台北官宦家庭，鲜少体会大众艰辛；蔡出自屏东山乡，多能了解民间疾苦。在民情变幻如水的台湾，年轻而踏实的“小英”，行情看涨，似乎预示着台湾政坛不可阻遏的世代交替。

台湾政要重视《中南海厚黑学》

笔者好奇，民进党内女将辈出，吕秀莲、陈菊、蔡英文、萧美琴……不料蔡主席应声道：“那是因为男生全都阵亡了啊！”在场人尽都大笑。笔者向蔡主席赠送新着《中南海厚黑学》，蔡英文郑重表示：台湾朝野确实应该瞭解中共的真面目，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相信该书对台湾大有裨益。

笔者此行访问台湾，顺便推广由香港开放出版社出版的拙着《中南海厚黑学》。该书受到台湾媒体人和部分政要的高度重视。笔者尚未登台，一批热心的媒体人，已经向台湾民众广为推介。

一月廿五日，我到达台湾的次日，即在台南举行了首次新书发佈会，台南市长许添财先生亲自主持这场发佈会，笔者介绍了该书内容，呼籲台湾各界识别中共厚黑本性，并举刘晓波、高智晟和冯正虎案，提醒台湾民众：一个拒绝与本国民众和解的政权，断不可能与台湾民众和解；一个不能保障本国公民生命安全的政权，断不可能保障台湾安全；一个剥夺本国公民归国权的政权，其所谓“让台湾同胞回归祖国怀抱”的吆喝，全属虚伪，包藏祸心。许市长指出：台湾政治人物都应该阅读这本书，看透中共统战台湾的阴谋.

一月廿六日，笔者前往高雄，拜会了该市副市长李永得先生。在此之前，李副市长已经抽空读过《中南海厚黑学》，他认为，此书对台湾朝野大有启发，值得推广.他向笔者介绍，去年，陈菊市长和高雄市政府无惧中共压力，邀请达赖喇嘛访台、放映反映热比娅生平电影的过程，展现高雄市政府坚守民主信念、弘扬人权价值的气节，纵然蒙受大陆观光客减少的经济代价，也在所不惜。

笔者欣慰：有南台湾的坚守榜样，中共统战和吞并台湾之心，又岂能轻易得逞！

一向唱高调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近几年在各大媒体的曝光率仅次于胡温，但很奇怪，这几天他却忽然消失了，除了重庆媒体的地方干部简介专栏外，他的名子从新华网和人民网等处如同烈日下的水珠一样蒸发了，以至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2月3日至7日的全国省部级领导干部会议也独缺其人，他在最后会议做总结时，薄熙来也未能露面，对此观察家们颇多猜测，甚至怀疑是中南海叫薄熙来走丢了。

据新华网报道，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开班式，３日上午在北京中央党校举行。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出席了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主持了会议。

按级别说，薄熙来不参加会议也没什么，他不是常委，但再往下看却发现了问题，在与会的所有政治局委员中唯独少了薄熙来，而且更蹊跷的是，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中央举办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目的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认真总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深入研究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完善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举措。显然，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做为重庆的第一把手，他应当高度重视此次会议，根本没有任何理由缺席，特别是到了2月7日，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讲了话。此前的5日李克强也发表了意见。可见，薄熙来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位置上已领先一步的官员都高调亮相了，从而勾画出了十八大中共中央决策层人事按排的清晰轮廓，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已定出局。

我们再往下细看微妙之处：一向处事低调的习近平，在2月7日的会议上，竟高调谈到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专题，他特别强调了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切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的问题。耐人寻味的是，新华社说，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于２月３日至７日在中央党校举办，历时5天。除了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作了重要讲话外，重庆、辽宁、上海、广西、江苏、河南、陕西、商务部等８个省区市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代表作了大会交流发言。专题研讨班学员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交流，进一步开拓了视野、深化了认识、统一了思想。但是，作为第一个地方交流发言的重庆，代表人物却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一把手的薄熙来，那么是谁呢？文章也没做交待，因此我认为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它是寓意深刻的，是令人浮想联翩的。

联系近期重庆出现的稀奇古怪的乱相，似乎可以悟出一点门道：先是心狠手辣，以铁腕治警著称的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忽发奇想，面对文强受审万人关注的历史性场面，竟为其过去的光荣历史评功摆好，这个以前在辽宁省铁岭市靠出卖他的“干爹”邀功请赏，向上爬的人，却良心发现了，他重旧情，怎能令人信服？我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他是否有了难言之隐？他灵敏的嗅觉已探听到了薄熙来大势已去，接下来应是墙倒众人推，势力小人王立军会落井下石吗？他从文强的今天看到了自已的未来！他为自已动了恻隐之心吧，他说文强的功劳不能抹杀，是要给自已留后路了！那么，按照这个逻辑，陈良宇，陈绍基，马向东等人如何评价呢？……不过，在我开来，既使薄熙来倒台，文强也别想翻案，因为薄氏打黑虽是动机不纯，用心险恶，但由于中共体制滋生了众官皆贪的土壤，所以歪打正着！审判文强等贪官的戏必须演下去！而且王立军也难逃成为下一个文强的命运！

除了文强的评判之外，是律师李庄的突然软化和被迫“顾全大局”，几天前他还和自已的律师并肩战斗，信誓旦旦地拒不认罪，2月3日二审时却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转得观众目瞪口呆，连他的辩护律师高子程等都感到匪夷所思，其实，我们不必为戏剧性的落差所困，中国原本就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这个突变正好说明薄熙来在仕途上已是日薄西山，他受到的来自上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当他顶不住的时候，就会向被其操控愚弄的公检法转移压力，而李律师是第一次坐牢，一方面对看守所的黑暗现实承受不住，另一方面对薄熙来的变局并不知情，所以他为了获得减刑改判早些回家过年，只好出卖了原则和良心，口是心非地认罪了。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看，也在情理之中吧！薄熙来及其马崽2000年在大连折磨刘晓滨，韩晓光，陈德惠等人的办法，很容易冲破李律师的心理防线，这种手法，对薄熙来及其死党也是轻车熟路稳操胜劵的勾当。

不过，就我多年来对薄熙来的了解，没有比他权势更大的足够的压力，他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政治对手，只要了解习近平2月5日高调视察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真实用意，我们就恍然大悟了！薄熙来之所以从刘峰岩下重庆开始，把打黑除恶的调子降低，改为“迫不得以而为之”，把自已的功劳归于重庆历任领导，并叫文强成了替死鬼，又不得不与汪洋握手言和，等等，都说明了他的处境实在是不妙。假如他老父亲薄一波还活着，江泽民还大权独揽，一言九鼎，他绝对不会给党内的政治对手留任何活口！

正因为2007年由商务部长卸任之后，薄熙来走了背运，反贪打黑，使他把对共青团派的仇恨怨愤转嫁到黑社会和重庆贪官身上，大大地出了一口闷气，但中南海的局势并无根本性变化，胡锦涛等权势者依然不会重用他，何况他自身的贪腐已铁证如山，臭名昭著，而运动似的唱红打黑又搞得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所以窝火伤及身心，也的确是难免的。所以假如这次薄熙来缺席重要会议，不是被中纪委双规，或被迫辞职，接受调查，那么就是患了严重的疾病，不得不卧床休息，正如当年在中共十五大上没争得后补中央委员一样，那次他住了整整一个月医院，差一点气死。如今情况更糟！从我近期收到的大量的电邮看，很多人都在背后诅咒他，和江泽民一样，他怎能不生病呢？

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透露这些耸人听闻的信件的一鳞半爪，因为我既不迷信也不轻信，我只相信证据和实事以及真理。既使薄熙来嶄时平安无事，观察家是一时看走了眼，但他在大连以至辽宁当权十几年期间所犯下的罪证线索，不单单记载于我的日记之中，也留在许多官员和群众的脑海里，都会使中纪委事半功倍！不论他在重庆山城装的多么廉洁，喊的“反贪打黑”口号多么响亮，群发的红色短信迷惑了多少人，他都无法抹去历史上的劣迹，毛泽东从纪念堂爬出来也得抓他！只要他在中南海的内斗中失势，他的贪污受贿和恂私枉法的真相就将被政敌抓住尾巴，赶他出局，一切就将大白于天下！只要如此，其贪腐的金额就是天文数字，震惊世人！所以，一次缺席会议，或许是偶然，但他的垮台则是历史的必然！

2010年2月8日于多伦多

踏着月色我走在山路上，二十一世纪的头一个十年即将结束。七点过后，北方的冬天仿佛深夜。北风刷在脸上，剃刀般令人兴奋。你得打起精神面对它，要是觉得冷的话，它只会变得更冷，甚至你在其中跳跃，心里暗自欢呼：“好痛快的北风！”若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北风，当然，你对它持有任何态度都是正确的，而我们的生活远非如此简单，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和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要么是你影响了他人，要么是他人正在影响着你。你完全可以在一场围坐的餐会上，嬉笑着模仿刘晓波博士的口吃，这也许会令其他在场的人们胃口大开。但是刘晓波博士刚被判刑，你再也笑不出来了，在过去，也许模仿他的口吃是一道开味菜，而现在，这样的做法会被你自己都指责为一种罪过：他在承受着迫害，而你却在取笑他的口吃。你亏欠着他许多，至少，他所想要看到的，那种发生在你身上的诸多有益变化并没有发生，而你本来完全可以做得到却没有去做。也许他也同样亏欠着你不少，是选择记下自己所亏欠他的，还是他所亏欠你的，将把你的命运推上绝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在过去，当提起刘晓波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可以心中充满欢乐，而现在，一切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你必须让自己凝重起来，否则会觉得自己不是东西。

每一年，都要送走一些人。刘晓波博士，在我心中，他只是人流中的一个。你也许有一万个角度告诉我刘晓波博士之与众不同，对他的抓捕和审判有多少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我只愿选择其中的一个：他是为义受难的，并非心血来潮，数十年来他一直在坚持不懈。也许昨天，他们中的某一个人还在你身边畅快地生活着，你怀着小小的恶作剧心理告诉他：某位女士对他存有某种乍隐乍现的倾慕。但是转瞬之间你们天各一方，他不是去旅行，他去了一个极端残酷之所在。

因此我没有多少心思去留神头上那轮明月，尽管如此清澈的夜空我已多年未见。我应该驻足一番，将神志凝聚在路旁那清辉覆盖的积雪上，昏暗的林间而后朦胧的黛色远山，以及月光洗过之后，隐隐泛着湛蓝的天空。理智告诉我，我不该如此低沉，这是我的生活，那些从监狱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应该高兴，随时保持兴高采烈，否则十年之后会被焦虑和抑郁击垮。而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凭什么别人坐牢我开心？凭什么别人受罪我取乐？但我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当轮到我去的时候，我的朋友们不要难过，他们应该高兴，他们的一个兄弟接受命运的挑战去了，只要他明白无论音信如何隔绝，自己都在被人默默地惦念着，满怀希望地惦念着，他就有足够的力量昂着头回来。

明天，我要到火车站去接一位朋友，然后帮忙搬行李。这不是什么难事，可在北京，为此需要耗费一整天的精力。我曾经为了搬一卷铺盖，从城市的这头跑到那头，然后再回来。路途上花费的精力相当于从北京乘火车去了趟济南，再从济南倒车去青岛。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桩小事，而我却认为这是一桩大事。这是持不同政见者的生活，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才能表达出自己希望和其他同伴们紧紧抱成一团的愿望。象哈维尔说的那样：“真正的共和国，就是服务于人民并因此而希望人民亦为之服务。”我坚信，这个共和国在未曾建立之初，便早已存在于我们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族群心中。我愿意按着这个共和国的规则行事：我，一个自由沦陷之地的持不同政见者，既是这个共和国的公民承担其责任，又是这个共和国的人民享受其惠利。如果我们在诸如此类的一丁点小事上，都不肯相互成为对方的支持者，那么又有谁愿意相信我们这个族群，在面对巨大压力时会拥有强大的反弹力呢？须知，这种反弹力取决于我们之间相互支撑的力度，如果在我们持不同政见者内部相互支撑乏力，那我们将被专制集团象捏一团烂泥一样在股掌中蹂躏。

我们不该以任何名义忘记常识，因为任何追求都要建立在常识的基础之上，并且我们所追求的，也仅仅是常识的一部分而已，违背常识的结局必将一事无成。因此我乐意将此等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看作头等大事，我知道，哪怕我们抱成一团，专制者要想将我们摧毁亦并非难事；反之的后果，则更加可想而知。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族群而言，存在的意义远远高于其发展。若是跳过存在这一步而直接去谋划它的发展，只会沦为专制者的笑柄。这个族群并非天生就具备存在能力，它的存在仅仅合乎良知和理性，并不合乎专制者的利益，专制者没有良知更谈不上理性而只有利益。作为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若是不去努力地以各种方式去向你的同伴们表达自己希望与对方形成强有力的相互支撑的意愿，而是去围绕着一些无稽之谈，成天与持同样价值观者喋喋不休的话，那么这个族群的生存将岌岌可危。尤其对那些声名远扬的人们来说，则一言一行更加举足轻重，甚至一个微小的举动，极有可能令无数人默默无闻、不辞辛劳想要倾力打造的内在张力，顷刻间毁于一旦。当然，你完全可以认为你并不属于这个族群，这个族群的生死与你无关，那样的话，你就更加没有资格来对这个族群评头论足甚至想要引领它的走向。因为这个族群没有伤害过你一丝一毫，也没有伤害过这个国家和这个社会的一丝一毫。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无论你是否认同这个族群，当专制者认为你和我们是一回事的时候，你我的命运就已经绑在了一起，这并不取决于你的意愿。

月亮已经升起很高，除了北风刺骨之外，一切恍如昨日，在孩提时代，故乡山间的明月。你离开某个亲戚或朋友家，他送到门外并要你带走他家的手电筒，那是夜间送别的最高礼遇，手电筒既是奇缺之物，又是必需之物。这时你笑着回答：“不用了，太阴亮着呢！”这月下的山道可以让我暂时地忘记刘晓波博士，对他而言，我更在乎不是他现在会受到多少关注，而是当他入狱三年之后、五年之后、甚至十年之后，仍会受到多少关注。在他即将面临审判当天的那个早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他是一辆大客车司机，我，还有很多似曾相识的人们坐在车里。车上不知何时上来黑压压一群强人，要抢劫这车。他们把刘晓波博士堵在角落里，刘用一根撬棍拼命撑住自己那一角，我想要上去帮他，却感到自己四肢乏力动弹不得，周围的人，似乎也都和我一样。当我忽然从梦中醒来时，对室友说出这个梦，然后说：“晓波也许挨得会比我们想象中的重！”那些天，无数人在谈论着刘晓波，但不知道为何，每当听见人们说起刘晓波这个名字，脑海里情不自禁升起许万平先生那瘦弱矮小的身影。

霜冻的月光象是一位想要追随你的女孩，你刻意地想要摆脱她，她却在你的路上无处不在，你拼命想把注意力从她身上移开，却又总是回到她那里，因为她，实在是太美了。你每走出一步，都在触动着她的清辉，她在高天上向你凝神遥望，只要你爱她。就象这脚下的自由之路，你所信奉的价值观在遥远彼岸注视着你走出的每一步，为你的成功或是失败，为你的明智或愚蠢，为你是真正爱她或者仅仅是在玩弄她，为你对她所作的一切悲喜交加。

在我的故乡云南，天色应该还早，我的父亲和母亲刚刚吃完晚饭，也许正在河边散步。我的母亲偶尔会表露出对我那些家业有成同龄人们的羡慕。因为她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只要我离开故乡，便会在外生根立足。可是每次都被政治警察将这个肥皂泡一样的幻像扯碎。每当此时，父亲总是宽慰她：“只要一家人能在一起，就足够了。”

我的父亲到了花甲之年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满十六岁就以全专区第一名的高考成绩被北师大录取。当录取通知书下到家中时，一家人喜形于色。唯有我那年迈的曾祖母闻之变色，她抱着我的父亲也就是她的孙子日日哭泣，说是不能让他走，不能让他去北京，如果去了，就再也见不着了。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曾祖母，所有的人都认为那只不过是一位年迈老人对孙子近乎自私的疼爱。多年以后，当反革命的帽子落到我头上时，父亲才恍然醒悟，当初他的祖母为何不顾一切地阻止他到北京去。曾祖母所言并非痴话，所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没有熬到曾祖母的岁数，很难明白那个恐怖的政治中心，对父亲那样一个一秉天真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至少当时在身边没有人能够明白，只有曾祖母预见到了孙子将一去不归的未来。

我那饱受中国传统孝道侵染在祖父说服了我的父亲，他放弃了入学。在当时，自动放弃录取资格的考生将在三年内不得再次报考。三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高考取消。曾祖母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年里，为家族作出了一个正确抉择，将最聪明最被寄予厚望的孙子留在故乡，不令其远走，当孙子再没有机会远走高飞，她撒手人寰。在她眼中，祖孙相守、父子相保，是任何功业、抱负和成就都无法比拟的幸福。这也许才是人生的终极幸福，最易得亦最容易失去。一个对自己血脉负责的人，自然离不开他的宗族和血脉；只有一个离不开他宗族和血脉的人，才会对自己的血脉负责。因此人这个物种才得以生生不息，亦不至于自己埋葬自己。

假如父亲早在二十年前就明白这个道理，他也许同样会不顾一切地阻止我前往北京，或者我的祖母能够延寿二十年，但一切已不可逆转地发生了。父亲时常会以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他的反革命儿子，似乎那并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本人换了一个时代重新托生。那五味杂呈的目光中隐隐透露出几分惆怅或赞许。自从他的儿子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后，那个他所熟悉的柔弱、腼腆的男孩形象渐渐褪色，而代之以仿佛是来自遥远西藏或安第斯山上的牧民幻像，这些牧民需要为了一丁点生存的机会倾尽全部的生命力。当他年岁渐高，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心骨，他这一生男子汉的使命似乎现在才算正式开始，他的余生需要面对一位病患的妻子和一个在监狱高墙上走钢丝的儿子。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他正在为自己儿子将来的牢狱之灾做准备。

尽管我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坐牢，但知子莫若父，父亲对我的了解，比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更深。当父亲开始准备，我明白这命运之于我已如板上钉钉，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降临，但它终有降临之日。

在我家门前，有一排年久失修的电线杆，那些电线杆时常出现线路故障。每当故障发生时，供电局招来的那些编外临时工们，就冒着寒风或酷暑，冒着大雨或深夜，在几乎没有什么安全保障设施的保护下，爬上危机四伏的杆顶，把线路搭好。如果故障出得太大，县上的头头们也会来露上一面，以及与他们若影随行的电视台记者。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每次看到电视台上又在播放拍那些头头们马屁的报道时，都忍不住面露愤慨，从四十岁到六十岁，皆是同一个表情：明明是那些临时工们冒着凶险和艰难爬上去修复了线路，凭什么到了电视上，功劳全都算在那些“亲临现场指挥”的头头们身上，而临时工们却连个影子都见不着？

这就是我身上的血脉，我离不开这种血脉，并愿意为之负责。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嘲笑我：这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古往今来，只有仗义者低视苟且者，还从来没有反过来的道理。因此我的父亲开始为自己儿子未来横遭迫害而准备，因为他年轻时若是有机会到外头去见见世面，他会做出和儿子同样的选择，儿子身上流淌的是他的血，正是他自己身上所流淌的血液，把儿子推上了反革命的道路，这一点，他比自己的儿子更加明白。

在我所敬重的人中，没有一个不是饱尝迫害的，既然我将他们树为自己生命形态的模板，那同时也就意味着我要选择他们的命运。这很公平，比我更有资格享受自由的人，他们所失去的自由却要远远地多于我，那么，我又有什么资格抱怨这命运呢？

他们把刘晓波送进监狱，又抓走了赵达功，当我得知赵达功先生被抓走时，心头又好一阵阴霾。直觉告诉我，他被“监视居住”了，想起当初刘晓波先生被“监视居住”的情景，一种不祥预感袭上心头。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异见分子去坐牢，如果在其中非要让我选出一位“之最”，那么赵达功先生，将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位。赵达功先生如果不幸遭到迫害毒手，那将不仅仅是他个人或是家庭的灾难，那将是整个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因个人人权灾难所蒙受损失中最惨重的一笔。我与他忘年至交，深知此君性情爽落，在我记忆中，凡我有求于他之事，他总是一口应承，从不推脱，并且总是总是将它们办得超出我预期之后，仍觉得仿佛有亏于我。他若是决心站出来担当责任，绝不会儿戏视之，此一去凶多吉少，前途难卜。这新的十年到来得并不喜庆，就象那过去的十年，它的结束并不令人欣慰一样。你可以找出无数的理由来解释为何十年来我们的民主历程仍在原地踏步，但你永远也绕不开一个理由：作为这个民主历程的基石，我们持不同政见者族群，做得远远不够好。否则我们就无需再去仰望哈维尔、米奇尼克、萨哈罗夫甚至甘地和曼德拉。

那天晚上我在我的老师李海先生家里过夜，象往常一样，他对所有到他家中投宿的朋友来者不拒，并且似乎没有一丝主客之分。这不是可以通过接人待物训练得来的，他对任何人，无论贵贱雅俗，从不存一丝偏颇与私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菩萨心肠吧。有时候我望着他，觉得他不象是从这个世界里来的人，我很愿意将他当成一位来自彼岸的使者。而佛家有云：不在此岸、不在彼岸、不在中流。我明白这种愿望多少显得有些一厢情愿，我能深知他心中难以言表的焦虑，那焦虑至少是我的两倍，因为他所承受的要远远多于我。而他却似乎并不愿意将这些焦虑在人面前表露出来，你只有在趁他不经意间向他凝神，可以偶然间发现自他眉头掠过的一丝凝重。那些天他的八十老父正在住院，病情反反复复，难见起色。他每天白天到医院陪床，夜里回来。那个晚上的他，是我唯一见过的一次，在他脸上，笑容仿佛是强行堆起来的一般。他不停地播放着寺庙里诵经的光盘，然后跟着光盘诵经。

我听不懂那经书里在说什么，只是仿佛依稀听出一句：“无过去心，无未来心，无现在心。”它象一道电流般从我脊梁上注下。我不懂什么叫过去心、未来心、现在心，却不由自主被它强大的震颤力定坐在屋子一角，然后闭上眼合什，并不祷告，向谁祷告呢？又祷告些什么？那些以前曾经见过，现在却又无法相见人们的身影，一个一个从眼前划过。故去的何家栋先生，我于他去世前一年在他客厅里见过，阳光照在他已渐显痴呆的脸上，表情凝固，不知在想着什么？

党治国先生，我在他临终前两天的病床上见过，那时他已知道自己身患晚期肝癌，几乎没有说话的力气，眼底凝滞着不肯就此善罢甘休的痛苦；远走异国的余志坚先生，以及他放荡形骸之外的长发，终日微醺迷蒙的眼神，为了让自己的兄弟得到更好的治疗而舍弃故土，带着神志不清的郁东岳辗转流离；形容枯槁的王荣清先生，不停地向我重复着自己要直奔牢狱而去的命运，仿佛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与专制彻底决裂的决心；还有随时神情庄重专注的吕耿松先生，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甚至有点害怕他，因从他站立的姿势里我看到那是一个真正坚如磐石的男子汉，无论做什么都会追求全力以赴，并且总是在寻找可做之事；谢长发，他风雨飘摇了一生，仍旧象个二十出头的毛头少年一样充满热情和宏大的志向；还有胡佳，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从他的笑容里很难看出他真的意识到了自己是在从事一项艰难而险恶的工作；刘晓波，他很象是一位成功者，但眼神充满矛盾，里头隐隐折射出对自己过去的否定和想要寻找机会重头再来的夙愿；赵达功，我无法形容，在认识他之后，我才明白何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可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慷慨悲歌过，仿佛也从没有人见他慷慨悲歌过，为何我会觉得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呢？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真正的慷慨悲歌之士，怎么可能动不动就玩慷慨悲歌的游戏，只有当面临十字路口一般的抉择时，譬如一边是炼狱般的折磨，一边是玉盘珍馐，“慷慨悲歌”一词才可能成立。就象一位真正重情重义之人，他只会觉得自己是无情无意的，他亏欠着这个，亏欠着那个。当一个觉得自己是重情重义之辈时，那么完了，他大概是无情无意的。一个成天价“慷慨悲歌”的人，更不如说是成天地在无病呻吟。

我甚至不知道何谓过去、未来、现在？当赵达功的脸渐渐消散，我问自己：和昨天的你相比，你有什么不同吗？明天，你又能做到些什么？你真的配得上“持不同政见者”这一头衔吗？那一刻心头忽然涌起一阵冲动，想要逐他的后尘而去，旋又落入恐惧和胆怯的漩涡。尽管我自认为自己的命运已被钉死，却仍没有勇气主动向它靠近。赵达功不是心血来潮，也许早在一年前刘晓波先生被带走时，他就已经盘算好。他在用自己的行动回报刘晓波先生对他的情谊，所谓“勇士死知己”。刘晓波的满肚子苦水都只找他一个人倾诉，这是一种莫大的信任，他是为回报这种信任而挺身而出的。但我仍旧希望他能回心转意，我坚信，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持不同政见者族群中，最不该去坐牢的就是他，即便轮到我，也不应该轮到他。于是我终于把祷告词说了出来：“菩萨啊！让他回心转意吧！”

如果他真进去了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场景？是否还有爽落的大笑？我想会有的，因为到时候，他所面临的就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去承受迫害。我一万个不愿意他去受迫害，可我仿佛看到胡石根先生和孙立勇先生的形象正在向他贴近。这两位的第一次相逢，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先前，他们互有闻名却从未谋面过。有一天胡石根先生带着铐子和镣子蹲小号，最重的铐子和最重的镣子，他把毛巾垫在脚踝上，想要缓冲一点脚镣的折磨，那毛巾不久便被血迹浸满。看守们要把他弄进医院去，他不去，因为带着镣子，根本无法行走，那镣子太沉了，据说是二监最重的一副脚镣。于是看守们找了四个犯人把他抬担架，四人步履艰难地抬着他往医院而去。这时他身边出现一个非常滑稽的场景，一名魁梧健硕的大汉坐在一辆工地上搬运沙灰水泥用的翻斗手推车上，由一名犯人推着，从他身边路过。他低声问台担架的犯人：“这是谁？”答曰：“孙立勇。”

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你可以认为很滑稽，亦可以认为很悲怆。身材矮小，大概只有一米六五的胡石根，被四个人抬着；而身材魁梧将近一米九零的孙立勇，被塞在一辆小手推车里，两位北京市第二监狱的传奇人物就这么初次相逢。

发生在十多年前的那一幕结束了，而另一幕的序曲又要拉开。演的还是同一出剧本，只是换了一批演员而已。

（一）

刘晓波先生在狱中发布的最后陈述（2009年12月23日），引起普遍非议，归纳起来，大约有下面几点意见︰

1.刘先生以一个共产党的颠覆国家罪犯身份，重申二十年前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2.刘先生在自己的人权，言论权，人身自由被非法剥夺的情形下，强调自己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3.刘先生在中国的民权和民主严重倒退的胡锦涛时代，用大量语言肯定共产党政权的进步︰“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

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1998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着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2004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着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着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4.刘先生甚至在自己被非法和无理拘禁囹圉时，歌颂共产党监狱管理的进步︰“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刘晓波先生对中共作出这些友善的表示和赞颂之后，他申明自己期待中共会给他一个相对公正的判决，如果不能，他会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等待中国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家︰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这样的进步能体现在此案的审理中，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已看到，共产党像以坦克回答“没有敌人”的六四学生一样，用十一年徒刑回答了“没有敌人”的刘晓波先生，刘晓波先生又一次以心爱之热去化共产党之冰的努力化成泡影。

现在留待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和评估刘晓波先生在对他毫无仁慈，毫无法纪公正的共产党面前所表现的︰

迂腐，胡涂，书呆子气；

或者

软弱，屈恭，没有骨气；

或者

已经投降共产党，与共产党在唱双簧；

或者

一种近乎宗教精神的忍耐，仁慈，宽容，大度；

或者

一种类似于甘地和达赖喇嘛那样的超政治和短前利益的对人类最终信心的理念和信仰。

显然持前二种意见的人佔了多数，第三种意见也不乏个别，最后两种看法的却廖若晨星。

我想借这篇文章表达个人看法，因为刘晓波先生的零八宪章和因言论被治以重刑，在中国将来的民主发展历史上是一定会被记载的。怎样看待刘晓波先生本人和他的努力，不仅会在中国民主历史上变成一个无法忽略的题目，而且个人觉得，这种看法的宽容和广袤本身就意味着怎样从共产党的二分思维，斗争思维和非白就黑，非朋友就敌人的思维中走出去的必经之路。

（二）

让我们看一看刘晓波先生是不是已经投降共产党，与共产党在表演双簧。

首先，如果刘晓波先生投降共产党，以刘晓波先生的国际影响，共产党封他一个比五毛要高得多的一官半职，不比像现在一样放在监狱中唱苦肉计，教育这些无力翻天，成天自己吵来吵去的民运分子和反共分子，在国际上更有轰动效应吗？

其次，刘晓波先生再迂腐、再胡涂、再没有出息、再书呆子气，还不至于给十一年徒刑（就算每天在监狱中给大肉大鱼吃），就答应出卖灵魂，给共产党卖命吧。

所以这个逻辑是无法成立的。

最重要的证据还是刘晓波先生本人在陈述结尾对他妻子说的话“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着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仪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这段话讲得掷地有声，清楚地表现了刘晓波先生的政治理想。

那么为什么有人会认为刘晓波先生投降共产党了？

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出在这些人自己本身。他们，包括我自己，都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长大的，从小读共产党书，看共产党电影，开共产党会，脑子中充满了共产党电影和书中共产党党员戴镣长街行，满头流着假血，头歪斜得高高的，或者在国民党法庭上穿着长衫，梯着大背头，慷慨陈词，一付满腹经纶，坚贞不屈，大义凛然的样子，盼望刘晓波如果不能像方志敏那样来个可爱的中国，然后以身殉民运，也至少像卡斯特罗那样来个“历史将宣布我无罪”。在我们共产党造就的脑子中，就是去反对共产党时能够想到的也就是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时的榜样，和那些被共产党丑化了的叛徒形象。记得六四时，CBS镜头中有一个穿着长衫，围着一条围巾（不知道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为什么都要围围巾（^o^）），留着络腮胡子在天安门演说的知识分子，那个指手划脚的样子和表情，活像电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翻版，一种说不清楚的痛楚浮上我的心扉，可怜的中国人啊。而刘晓波先生的这番语言与我们书上和电影中气贯长虹的革命英雄形象显然不合，剩下能够对号的就只有叛徒了。他的那付对共产党谦恭的样子和语气倒真是与叛徒不谋而合，很自然的就将他归入叛变了。

这里且不论共产党的监狱法庭比国民党不知要严厉残酷多少倍，一个被共产党游过街的朋友告诉我，游街时被用一根细绳绕在脖子上（大家看不到），如果哪位妄想呼叫打倒共产党之类的口号，一拉绳子你的舌头就伸出来了，下面的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吐舌头的怪物，绝对与英雄毫无联系。就算当年国民党的法庭监狱和刑场比共产党仁慈，要表演英雄不屈，也是极其困难的。假设有一个共产党英雄在刑场上站着，刚要想头一歪斜，做个威风凛凛宁死不屈的姿态，旁边的警察只要将你两个胳膊反拈，头向下一按，这个共产党不就马上成了一付不齿于人类的狗吃屎的可怜样子了吗？我想国民党不会愚蠢到连这点我们文革时中学生都会的小伎俩都不会吧？所以共产党打天下的奥秘实在不在共产党的电影和书本中，可以说，所有的汉奸、叛变、求饶、欺骗、说谎、奉场作戏、溜须拍马、溜之大吉……的手段全可能用过，唯一短缺的恐怕就是电影中那些骗老百姓的装腔作势。所以我们决不能以共产党电影中子虚乌有的烈士形象去要求刘晓波先生。如果诸位以此为样去反对和打倒共产党，那么保证共产党一个个高兴得在那里等着诸位“请君入甕”。

现在再来看看刘晓波先生陈述中的话是不是想要以卑躬屈膝求得宽大处理，也就是说刘晓波先生在用一种明哲保身的策略。

严格说这种策略并不丢人，国内有名的恰如太祖毛泽东得势前给蒋介石信中说“先生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和圣祖邓小平写给太祖的保证书永不翻案，都是卑躬求膝的范例。美国兵与外国人打仗时首先要学的话就是投降，这也不是秘密。所以君子踫到强盗时的最重要事情是保命，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我们这里实在看不出刘晓波先生有这个意图.因为如果要想求得宽容，首先就是要认罪。但是刘晓波先生虽然褒扬了现体制的进步一番，却丝毫没有认罪的任何迹象。正相反，刘晓波先生在陈述中多处毫不含糊和清晰的表达了自己无罪的信念︰

“……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饯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

那么刘晓波先生既然不想叛变，又不想求饶，取得宽大处理，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法庭上去说这番“媚共”的话呢？

这是我们下一节要回答的问题.

（三）

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写到红眼楮阿义打了夏瑜两个嘴巴时，有这么一段︰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鲁迅先生在这里描写的是在不同思想层次中的人，踫撞在一起的时候，各说各的话，产生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后果。我们用这个故事暗寓的道理来解释刘晓波先生在法庭上的表现和语言。

这里发生的故事也是事情是同一个，可是参加人各演各的戏，各敲各的钟，各打各的锣，各说各的话，互不搭档，产生的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结果。

近年来从土匪变成国贼，偷了国家和老百姓很多钱，变得又富，又提心吊胆，又怕人家在背后说三道四，又神经兮兮，又怕人家抢了饭碗的共产党是将刘晓波先生当作一个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分子抓起来的；

而睁着大眼楮，恨不得共产党马上下台，自己可以立即取而代之的民运分子是要看着刘晓波先生去与共产党打架去的；

而这个故事里的主角刘晓波先生却是一不想颠覆共产党（那不是树敌了吗？（^o^）），二又不想与共产党打仗（那不是暴力吗？（^o^）），但是得了民主自由相思症，恰又不知道怎么能够得到它，别无它法，不得已跳出来，恳求共产党实现民主自由，自己已置己身的安全于度外，哪怕为此献身，也无半句怨言的一个现代中国大儒。

正是怕大家不明白，刘晓波先生才不断在解释自己不是共产党的敌人，是你们所有人的朋友，我要的只是民主自由，不想和任何人为敌。他还怕大家不明白，又罗里罗嗦的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自己要什么？譬如你们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放弃斗争哲学了，以人为本了，监狱的管理也客气多了，这些都是进步，这些我都喜欢.可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每天都在忙于捞钱包生计，谁也听不到他讲话，而留下的百分之一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也听不懂刘先生到底在说什么？

这也有点像中国有个关于贼的寓言故事，掩耳盗铃。中国的民主自由就像一个禁区中的圣火，旁边共产党的卫士防备严森，是不允许任何人去踫的。刘晓波先生不看旁边的武卫，只看到那个圣火，从正门堂而皇之的走进去，张手就取，当然就被卫士抓住了。他跟这些武卫说我是你们的朋友，我要的只是火，我根本不想和你们做敌人。

所以共产党就愈听愈糊涂，就像鲁迅故事里的花白胡子，“阿波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你要民主和自由，怎么不就是我的敌人？俺们是专制制度，你要民主和自由，不就是要推翻我们吗？俺们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放弃“斗争哲学”，也不是俺们要给你们民主自由，那是因为俺们现在要搞自己发财了。现在的主要矛盾是防止红眼病，再去搞阶级斗争，斗剥削阶级，那不斗我们自己吗？真是疯了。

至于监狱管理进步那是你表扬的吗，俺有各种各样的监狱，要看谁了，该不客气照样不客气，还要看什么时候，该请你吃苦头的时候你就不会说俺进步了。俺们将你关起来，你小子不叫冤，还在花言巧语，鬼相信！这就是共产党心里打的鼓。

民运分子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阿波软骨头──软骨头，简直是投降共产党了。”真是媚共，热脸贴到冷屁股上去了，人家将你抓起来，你不反抗，还在那里说共产党好话，说自己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被共产党关起来不已经就是共产党的敌人吗，有你这样搞民运的吗？这小子不是给共产党受买了，就是在打造自己，学达赖喇嘛，是奔诺贝尔和平奖去的！

所以有人说刘晓波先生引起了中国心理学上的一种现象，篮子里的螃蟹效应！

现在共产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将阿波放在大牢里十一年。如果阿波真的因此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首功当然要归于共产党和胡锦涛，没有他扮演专制暴君的角色，阿波再说没有敌人也得不到这个奖金。和平是相对暴力而言，暴力是从敌人发出，向着和平而去的，敌人都没有了，要和平有什么用。和平不要了，和平奖自然无存在必要，阿波还有和平奖得吗？所以和平奖是共产党和胡锦涛制造出来的，你们不将阿波抓起来，阿波再说没有敌人，也得不到和平奖。

民运的结果还没有出来，现在他们因为和平奖，心灵已经受到很大刺激，对可能得到和平奖的阿波的怨恨已经超过了制造和平奖的共产党和胡锦涛。这个怨恨散发出去，螃蟹效应成功，阿波得不到诺贝尔和平奖，首功当然要归功民运分子。

事情就是这样被搞得乱七八糟，颠三倒四。如果阿波得不到和平奖，那么得和平奖居首功的胡锦涛就要从心里感谢民运分子的努力，反之如果阿波得了和平奖，不得和平奖居首功的民运分子就要怨恨制造和平奖的胡锦涛。不是这里的语言故意让大家感到理解困难，因为中国人的道理本来已经深奥到这个境界，不用说翻译成外文外国人根本无法弄清楚，就是用中文表达，没有在中文上浸浴几十年的功力，也无理解的可能。

这里不得不提醒诺贝尔和平奖评奖委员会，如果你们真要将和平奖奖给刘晓波先生，那可要将他害苦了，高行健先生就是他的榜样。现在他起码还是一个中国犯人，到那时候，共产党和胡锦涛伤心疾首，连他是中国人都不承认了，将他赶出中国监狱和中国家门，你爱上哪里就去哪里吧？他能上那里去呢？到了海外，海外有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个金刚怒目，口诛笔伐，你将我的和平奖抢去了，你赔得起吗？你能得，我们中国起码还有一百多个人应该得（名字都已经列出来了，而且座位都排好了（^o^））。从此自称没有敌人的刘晓波不就成了老鼠过街，成了华人的公敌了吗？而且问题可能更严重，这个影响会延伸到刘晓波死后，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刘晓波的名字会从此从中国历史上挖掉，永远消失，就像所有中国书上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字已经被挖掉，是个空白，2010年的和平奖记录上也会是一个暗藏着着千百万中国文人愤怒和辛酸的空白。

中国的事情是外国人很难弄清楚的，远比从外国舶来的民主自由复杂.刘晓波先生在监狱里有十一年的时间，愿先生能够静静的将这些问题思考清楚。

首先光想民主自由是远远不够的，问题是怎样通向它呢？而且当民主自由来到的时候，又怎样去运作它呢？

其次，中国的问题恐怕不光是民主自由的问题，可能还应思考出一些新的别的国家没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内容加进去。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问题，有一点刘晓波先生看得很准确，关键恐怕不是共产党灭亡的问题.我从来不怀疑这个党像这样下去，如果自己不肯动大手术，亡只是迟早的事，但是共产党亡后等着中国的一定是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而且中国只要有了民主自由，就进入和谐社会？到时候大家可能会大失所望。共产党亡后完全可能出现一个不叫共产党的新共产党国家，同样民主自由了，同样会产生大抢大偷的天下大乱现象，不同的是现在只是共产党偷，到那时大家一起偷，人人偷，经过共产党百年来的身教言传，还有什么共产党的本领中国人不会的吗？这个民族的道德，思维方法，在上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已经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得面目全非，一个民族道德和思维方法重建的理论与民主自由的建立将是同等重要啊！

等待刘晓波先生带给我们新的精神财富。

作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对儒学、孔子的崇敬自不待言。不过，他对别人的尊孔、崇孔却并不一概肯定，而要考察其行为动机。若有他认为“行为不端者”和“动机不纯”者，则百般讥讽乃至谩骂。

1921年10月中旬的一天，胡适应邀与辜鸿铭一起吃饭。胡在当天日记中就此写道：“许久不见这位老怪物了。今夜他谈的话最多。他最喜欢说笑话，也有很滑稽可喜的……他说：俗话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我替他续两句：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此指孔教会诸人。他虽崇拜孔子，却瞧不起孔教会中人，尤其陈焕章，说陈焕章当读作陈混账。”

原来，清代国子监肆业的生员称监生，但其中大多数仅是挂名，因为只要花很少一点钱就可以捐一个“监生”。这些挂名“监生”并无资格到国子监中正式叩拜孔子，所以有“监生拜孔子，孔子吓一跳”之说。辜鸿铭对孔教会中诸人，尤其是陈焕章不满，是因为他认为孔教会表面尊孔，实际是为营私谋利。对于陈焕章的为人，他更是不齿。陈焕章1881年出生于广东，青年时曾随康有为学于广州著名的“万木草堂”，为光绪进士；1907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1911年夏获哥大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孔门理财学》。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仰之自由”，由蔡元培任教育总长的教育部决定小学废除读经，因为蔡元培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由于废止了孔子与儒学千百年来的独尊地位，所以引起了包括康有为在内主张尊孔者的强烈反对。陈焕章此时回到国内，发表了《论孔教是宗教》、《论中国今日当昌明孔教》等系列尊孔文章。1912年秋，陈焕章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孔教总会”，康有为任会长，陈焕章任总干事，在各地设分会，创办《孔教会杂志》，他制定了详细的“教规”，主张以孔子纪年，还设计了黑、白、红三色“教旗”，象征三统三世之意，并在白色中画一木铎。孔教会还“特立教会籍”，规定：“凡入会者，皆为入教。当注名于教会之籍，注籍之费，务取其轻，以普及为主，拟无论男女在十六岁以下者，收银五分，十六岁以上，收银一角。”

“孔教会”的活动立即得到了取得民国总统大位的袁世凯的支持和种种帮助，袁世凯还发表了一系列要求尊孔的文章、公告、公文。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正式发布“尊孔祀孔令”，陈焕章急忙离沪进京，以配合袁士凯尊孔。他联络一些孔教会代表向正在制定宪法的参、众两院请愿，呈交“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要求宪法明定孔教为国教。深通权谋之道的袁非常明白传统的“礼治”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独裁专断，而现代的“法治”则是独裁的障碍，所以在1913年10月10日正式就任大总统的《在任正式大总统宣言》中明确提出治国要以“德治”：“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以礼义为主法律为辅。但国会中，反对袁世凯、主张法治的国民党员占多数，支持袁世凯、主张礼治的进步党占少数，更达不到通过所需三分之二多数，所以袁想集大权于一身的条文和尊孔入宪并不顺利。社会舆论的反对之声更加强烈，多数人是从“学理”的角度来反驳，而复旦大学创办人、辛亥革命后受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北上担任北京大学代校长的马相伯则指出陈焕章背后的敛财目的。因为陈焕章等规定入孔教会者无论男女老幼必须交“会费”，一旦定孔教为国教，入会者将不计其数；而这次“请定孔教为国教书”还要求政府下令，凡婚配者都要到孔庙举行婚礼，由孔教会主持婚礼仪式并收取费用，规定每起收四元钱，而纳妾者初次征200元，以后再纳则加倍速征收。这些收入的一半归政府，一半归孔教会。马相伯粗算一下，以全国4亿人计，每年婚配者约3千万，仅此项收入即达1亿2千万元；而纳妾者每年不止二三万户，收入也很可观。实际是将“孔夫子”当作“财神爷”，所以马相伯的结论是：“好贪心，好贪心！原来请定国教，止为金钱计耳！”

面对强烈反对，陈焕章则代表孔教会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把宪法起草委员会否决国教称为“天祸中国”，结果是“家无以为家，国无以为国，人无以为人，将相率而入于禽兽”。袁世凯更是亲自出马，通电各省都督及民政长，指摘宪法不良。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也发“请颁定孔教为国教电”：“兹者国体维新，民族仍旧，廉耻之防未立，礼义之用未宣，人背常经，士越恒轨，心无定宰，则竞权攘利之弊滋，乡无善型，则犯上作乱之衅起。又其甚者，至欲废父子之伦，裂夫妇之制，群聚苟合，禽兽不如。”“拟请两院速定国教，籍范人心。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最后这句“孔道一昌，邪诐斯息”倒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历代统治者尊孔的真正目的与用心。正、副总统发电，浙江、山东、湖北、河南、福建、吉林、广西、江西、安徽、云南等省的都督、民政长自然“群起响应”，纷纷致电参、众两院，责骂反对派议员，要求尽快通有利于袁集大权的条款和过陈焕章等定孔教为国教的申请。时任江苏都督的冯国璋在电文中说：“值此国基未固，邪说朋兴，惟有尊崇我固有之孔教，或尚可为千钧一发之维。若听其谬种流传，旧防悉溃，恐斯民之陷溺日甚，不相率为禽兽者几希。”并提出由大总统袁世凯在上、各地军政首脑在下，联合向国会施压，通过有关条文。“辫帅”张勋最为积极，不仅立即通电支持，还就任孔教会曲阜总会事务所名誉所长。但国民党议员不为所动，所以这部宪法草案仍然于袁不利，袁世凯干脆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这样一来，宪法起草委员会已不足法定人数，遂于11月10日自行解散，所定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11月26日，袁世凯再向全国发出尊孔告令。由于尊孔拥袁有功，陈焕章终于得到回报，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顾问。

1916年袁世凯称帝，与康有为恢复大清理念不合，故康、陈不表支持，但仍有地方如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孔教会给袁上“劝进书”，支持其自当皇帝。这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万众唾骂声中死去，继任总统黎元洪宣布将“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于同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国会决定继续几年前流产的制宪工作。陈焕章又以“孔教会”总干事的名义，上书参、众两院，再次提出宪法应“明定孔教为国教”，赞扬公布祭天祭孔之制是袁世凯的功绩：“袁氏将来不可磨灭之处，即在于是。”并激烈指责那些反对派议员是还不如袁世凯“之真能代表民意于万一”的“败类之议员”，仍是“诚可谓无教之禽兽矣”。陈的请愿书刚刚提出，张勋、曹锟、张作霖等一干武夫就公开发表“争孔教为国教电”，蛮横地要求国会废除三分之二议员赞成才能通过原则，要求直接定孔教为国教。并威胁那些反对的议员说：“竟欲将多数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绝迹于宪法，是诚何心？即使将来宪法告成，亦不为人民所公认。倘因之更发生种种问题，危及国家，为祸愈烈，安见宗教之战，不于我国见之！彼时虽欲重治反对者流以误国之罪，亦以晚矣。”

由于赞成与反对者势均力敌，因此争论激烈，久议不决。1917年3月，陈焕章等又发动山东、浙江等16省的尊孔会社在上海的代表组织“各省公民尊孔会”，他本人出任会长，张勋、康有为等为名誉会长，强烈再次强烈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列入宪法”，并以要“组织各地尊孔会代表进京请愿”向国会施压，但“宪法审议会”仍然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案。6月初，张勋率“辫子军”进京，在孔教会会长康有为参与下于7月1日正式拥戴溥仪复辟，康有为任弼德院副院长、亲自修改了宣布复辟的“上谕”，声称：“自今以往，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可惜孔教会还未大展身手，这次复辟只有短短12天就在举国反对、段褀瑞的武力讨伐下宣告失败。段祺瑞掌权后，陈又转而投段，甚至直接从政，充当段氏控制的“安福国会”议员。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大总统，陈焕章又投徐，被聘为总统府顾问，并被授予文虎勋章。

值得一提的是，1913年当陈焕章等人代表孔教会上书国会要求定孔教为国教时，梁启超也名列其中，还著文加以辩解说明。但陈焕章及“尊孔派”的种种表现，使梁很快就对此不以为然，陆续写了一些文章表示质疑甚至反对。在1915年的《复古思潮平议》一文中，他针对这些人把民国初年的混乱和道德败坏归咎于国体变革、孔教未受尊崇和提倡自由平等之说写道，这些老官僚、老名士与道德家“三位一体”，“动辄谓自由平等之邪说，深中人心，将率天下而入于禽兽”，其真实目的是以道德之名反对新政新学。他指出，即便真有人以自由平等为名而道德败坏，也是些权位不高的年轻人，“其力殊不足以左右社会”，其实，正是那些“开口孔子，闭口礼教”能左右社会的位高权重者，才真正是“败坏风俗之源泉”。

曾经支持立孔教为国教的梁启超都看穿了陈焕章及孔教会的真实目的，更不必说一直反对陈焕章的辜鸿铭。因为辜鸿铭虽是“顽固守旧派”，却是奉清王朝为正朔，所以从袁世凯辛亥的“逼宫”到后来“帝制自为”，他一直将袁视为曹阿瞒一类的乱臣贼子。而陈焕章居然支持袁世凯，还先后投靠段祺瑞、徐世昌，在辜鸿铭看来这实属大逆不道，岂有“尊孔”之资格！他当然要痛骂陈焕章为“陈混账”。胡适记下的是1921年辜鸿铭的痛骂，而两年后，陈焕章因投靠再次出任总统的黎元洪在1923年元月获大绶宝光嘉禾勋章，同年10月又投靠用武力赶走黎元洪、以贿选当上总统而臭名远扬的曹锟，又被曹聘为总统府顾问。看到陈焕章的如此这般的表现，辜鸿铭很可能更加愤怒、骂得更加激烈恶毒精彩，只可惜没有人记录下来。

从袁世凯夺得大权的1912年起，短短的十几年中各路军阀互相厮杀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掌权者象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但无论谁掌权，陈焕章却都能得到赏识，并非这些军阀宽宏大量不计前嫌不管他曾为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服务，而是他们都明白“孔道一昌，邪诐斯息”有利于自己统治的道理，需要“孔教”来为自己的专制独裁服务。陈也明白，自己在乱世中谋权谋利的不败法宝就是“孔教”，谁掌大权“孔教”就为谁服务，“孔教”成为权力的婢女甚至帮凶，再不济，也能成为分杯冷羹的“帮闲”。正是这段历史，使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得出了引起时人强烈共鸣的孔子只是“敲门砖”的结论：“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如果说因为鲁迅激烈反孔、且是文学家而不是所谓学者，所以他的这些深刻近于刻薄、尖锐近于尖刻的言论全是充满偏见和偏激情绪“当不得真”、不足为据的“小说家言”，那么，对儒学推崇备至、有当代大儒之称、对海内外当代儒学“复兴”厥功至伟的堂堂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杜维明的观点则不能等闲视之吧？他在《道学政》中承认：“对儒学公共形象的最严重损害，并非来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其他西化论者所组织的正面攻击，而是来自极右翼，尤其是利用儒家伦理巩固统治的军阀以及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对当下中国的“利用儒家伦理”因此越来越强劲的“尊孔”主旋律，不知杜氏是贴“极右翼”标签还是“极左翼”标签，反正他所说的“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则非陈焕章一类莫属。

所以，如果真信真爱真想弘扬儒学尊孔敬孔，与其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批孔反孔，不如严责那些把孔子当作“敲门砖”者和那些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传统主义者”，不是别人，正是他们才是对儒学造成“最严重损害”的真正“肇事者”。如果说过去的历史不必细究，那么更重要、更应该深思、检讨的是当下“尊孔”与“权”和“利”的复杂关系。

尽管反孔的鲁迅与尊孔的辜鸿铭两人立场完全不同，但鲁迅将孔子比为“敲门砖”的辛辣讽喻，与辜鸿铭“孔教拜孔子，孔子要上吊”的讽刺谩骂确有“异曲同工”之妙，一语点破了“尊孔”背后的权、利目的。的确，一代又一代，以“孔子”谋权谋利者从不乏人，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或许是“孔圣”的不幸，不过，或许这也正是“孔圣”千百年来香火一直不断的重要原因呢！

蓝宝石的眼睛，黄金的面颊。王尔德的《快乐王子》，他的塑像甚至高过教堂尖顶。王子俯瞰城中的不义与贫穷，流出眼泪。一只燕子帮助他，将蓝宝石眼睛，和身上的每片黄金，衔去给了困苦的人。

巴金在抗战时的陪都，译了这一篇。他引用英国评论家谢拉尔德的话说，“在英文中找不到能够与此相比的童话”。就像路易斯在二战的伦敦，写出《纳尼亚传奇》。每个人心中，都曾住着一位泪王子。看见不义，所以流泪。地上的每一座城，也都有一位流泪的先知。在盼望之先，说咒诅的话。在咒诅之先，先付出自己。每一个时代，也都有写一篇童话的权利，将那永恒的故事，说了再说。

我心底，其实一直喜欢童话，又害怕真正的童话。怕自己配不上那个童话，怕在那个童话面前，我的理想无地自容。因为公义的童话，颠覆不义的现实；良善的童话，颠覆邪恶的制度。一个完美的童话，颠覆一个不完美的政府。

其实知识分子的角色，不是牛虻，而是泪王子。无泪可流的时候，就应该无话可说。有言无泪的批评，不如沉默。因为在童话里，唯一能改变世界的，只有快乐王子的眼泪。

血一样的泪，汗一样的泪。

真正的爱，是血泪之间的爱。没有血，就没有爱。正如没有血，就没有公义。因为爱总是与审判有关。爱的实质，就是赦免；赦免一个不能与爱相称的世界。当一个时代辜负你时，当一个手足背叛你时，你付出的，多过对方所应得的那一部分，就是爱。爱就是不公平。一个公平的世界，不需要爱，只需要交换。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才渴望被爱充满。

一个被造的世界，一定不平等。因为世界犹如婴儿，需要给予和照顾。如果孩子生下来，就和父母一样有力，爱就不是必需品。一个堕落的世界，一定是不公义的世界。因为施救者伸出手时，被救的人已一无所有。

换言之，爱就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鸿沟，爱就是对回报的不确定性的冒险。爱首先要处理的，是对不公义的事实的补赎。

这是为什么西方文学中最好的童话，都关于爱。而关于爱的童话，都不可避免地关于灾难、饥饿和死亡。我们的童话肤浅，是因为我们不敢让孩子接近那血泪之爱。我们不敢，是因为我们不信。

一个不信的世界，怎么可能有童话。一个没有童话的国家，也不必害怕被颠覆。反倒应该懊悔，为这永不可被颠覆的肥皂剧。

杨凡这一次，竟然借用王尔德的童话，来白描民国播迁来台，那段白色恐怖的岁月。不说其他，就这个念头，已如龙应台《大江大海》的书名一般，牵动人心。

据说这是第一部描写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的电影。杨凡在片末，打出三个数字，1950-1960年，国民党在台湾以匪谍通共的名目，处死3000人，关押8000人。被判刑人的总年数，超过了一万年。

和我们一样，那是恨你一万年，怕你一万年的年代。黑暗时代的爱情，如何栩栩如生。海枯石烂的盟约，如何经得起背叛。在1954年的清泉空军眷村，飞行官和他们的太太；刘将军和他那在家读《自由中国》、在外撩动启蒙之荷尔蒙的夫人。一心反攻大陆，几番陈仓暗渡。家国、情爱，美国的牛奶，上海的家具，都在杨凡美奂美轮的镜头下，显露一种非历史、超自然的美。就像离散几十年的游子，回家抚摸旧人的眉目，心中温暖，手里粗糙。失去的一切，彷佛还是自己的；回来的一切，又彷佛不是自己的。

有的人死了，心还没死。少校飞行官孙汉生回魂返家的一幕，似幻似真。但他妻子人没死，心却死了。对着女儿，淡定地说，妈要嫁人，人要活下去。

1999年，台湾成立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委员会”。到2009年底，共受理8855个政治迫害案件，其中7067个案件予以平反或补偿，补偿金总计新台币187亿。还有4000多个案主尚未提出申请。申请补偿的时限，将截于2010年底。这个委员会的朋友，曾送我一部洪维健制作的纪录片《白色恐怖追思》，有不少催人泪下，又触景伤怀的故事。

俱往矣。孙太太嫁的，是救过她女儿、又卖过她丈夫的男人。她心思不宁，恍恍惚惚，倚门迎向新夫，说，“今天，汉生回来过了”。这时，杨凡自己念旁白，是最点睛的一段，“故事，就是已经故去，又不能挽回的事。既不肯面对，又不肯放弃，唯有寄望于当下的一切”。

故事是编的，人物是真的。片中的小女儿孙小周，就是当年邵氏电影的著名女星焦姣。她一家1949年来台，父亲是中校飞行官，被同袍出卖，以匪谍罪处死。焦姣离台赴港，入电影圈。她的丈夫，老戏骨曾江，在片中饰演刘将军。杨凡以她的自传为蓝本，拍了这部给好友曾江夫妇的60周年献礼片。首映式上，记者写到，雍容华贵的焦姣，“哭得不成人样”。

龙应台的书，也让许多读者，哭出了60年都哭不出来的眼泪。“不肯面对，又不肯放弃”，说得多好啊。泪王子已经死了。泪王子还在牢里。泪王子被这个时代遗弃。那些故去又不能挽回的事，为什么还要反复说。那些耽延不能兑现的童话，为什么还要写一遍。和我们一样，张艺谋想不通这个问题，所以寄望于当下的一切。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有本事，在当下停下，将当下与过往相连。将时间的一瞬，带入永恒的坐标。唯有当下与过往相连，当下才能通向未来。不然，在被抽离的当下，我不是人，只是动物。人不是我，只是我的倒影。

人人心中的泪王子，距离颠覆与叛乱，最近的时候只有一公分。如果要为这惧怕加一个期限，有人希望是十一年，有人希望是一万年。但谁能禁止一个人心底的微笑呢，谁能禁止一个人眼里的泪水？

不是，不是时代决定了他们的命运，是时代依附于我们的灵魂。因为每一个时代，都因罪而堕落，却因爱而存留。爱是真正的童话，爱是没有惧怕的舍弃。童话里，快乐王子舍弃了最后一片黄金，燕子也死在他旁边。上帝对他的一个天使说，你去，“把这座城里最珍贵的两样东西带来”。天使带回了那只死鸟，和快乐王子无法被熔化的铅心。

王尔德这样煞尾：

“上帝说，你的选择对极了。因为在我这天堂的花园里，小鸟可以永远放声歌唱，在我那黄金的城里，快乐王子可以尽情的赞美”。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矛盾双方都会朝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眼前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个规律的客观存在：当年的打黑英雄文强如今因为护黑沦为阶下囚。认识到这一规律的还有杀人魔王张君，他在被告席上告诫审讯自己的对手文强说，“只要你抵挡不住诱惑，有一天你也会走上我这条路。”

我非常钦佩重庆打黑英雄王立军局长，我也衷心期望他铭记公务员法，持之以恒，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成为名副其实的合格公仆。但我也对王立军局长的未来充满忧虑，文强及众多重庆高官倾覆固然有他们个人的弱点，但我认为对权力缺少有效制约才是首要原因。从目前来看，国内这方面的改革尚未启动。在大环境、大气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个人的修养、定力往往弱不禁风，我非常担心王立军局长有一天重蹈文强覆辙。

首先，警察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经常游走于犯罪边缘，罪犯为了逃避惩罚会不择手段地收买警察。长期以来，警务工作基本上处于暗箱操作状态，给警察违规、违法、乃至犯罪留下了极大空间，这也是警察屡屡受到社会质疑、诟病的原因。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王立军在警务公开方面有什么改革和创新。警察职业运行还像过去一样处于暗箱之中，面对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收买贿赂，只怕王立军很难做到独善其身。

其次，警察局长是犯罪风险系数最高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控制了太多资源，掌握了太大权力，这些权力基本上不受监督，很容易转化为个人利益。有人说，当下的官场是“人人都有丑，不露是高手”。其实，所谓“不露”是自欺欺人，不过是上峰尚未没收拾他而已。试想，如果不是薄熙来痛下决心打黑，文强以及数十位高官还不是人模狗样地在世人面前装孙子。现在一些道貌岸然的政治明星总是占着荧屏作秀，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巨贪大蠹？谁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成为国人笑料？地球人都知道官员财产阳光化是最好的防腐剂。请问，在中国大陆，有哪个警察局长敢公开自己的财产？王立军领导的重庆警方能做到吗？如果没有这个道德勇气，又如何证明自己执法公平公正？

第三，王立军会不会成为重庆警方“一言堂”主？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通行世界的公理。我注意到媒体公开的一个细节：重庆市公安局内部办了一个刑侦文化沙龙，王立军去观看图片展的时候发现没有文强的照片。“我问为什么没有，没有人敢回答我。”“没有人敢回答我”，足以说明王立军在重庆警察中居高临下的至尊地位，这样的气势和氛围，完全可能把重庆警局变成“一言堂”。更可怕的是，王立军竟把“没人敢”轻飘飘地向媒体说了出来，足以表明他已经习惯于一言九鼎。这一次，重庆警方火速抓捕北京律师李庄受到公众广泛质疑，恐怕也与警方唯我独尊，不容置喙的心理有关。联想到文强令重庆治安副总队长跪下回话的情景，我不禁为王立军揑一把汗。

说到可能，每个人的未来都有N多可能，我当然希望王立军局长有最好的可能。但鸡蛋能不能变成鸡，不仅仅取决于鸡蛋本身，还取决于有没有合适的温度。如果外界忽冷忽热，温度忽高忽低，恐怕鸡蛋多半会成为臭蛋。也就是说，如果王立军局长不能给大家披露足够的信息，不能用必要的制度，严密的程序证明自己能做到清白、无私、公平、公正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参照文强的前车之鉴，对王立军的未来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此我想进一步提醒王立军先生，打黑有功，仅仅是针对纠正重庆警察过去的错误而言。对于纳税人来说，大家已经出了钱，供养了警察。过去警察不作为，乱作为，导致了诸多乱象，无论谁来接替这摊工作，首先应代表警方当向公众、向纳税人认真检查，公开道歉。然而，到目前为止，重庆警方只是初步纠正错误。至于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做到亡羊补牢，防微杜渐，避免类似问题重演，重庆警方至今尚未提到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地以文化沙龙名义搞什么功绩“图片展览”，甚至借机为文强正名，则有些不伦不类，会让人倒胃口。

十五年前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年前开始进入普通人家庭，今天，中国已经是拥有网民最多的互联网大国。网络在中国能够如此迅猛地发展，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央政府。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身理工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江泽民就敏锐地意识到，在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都和西方发达国家差了一大截的形势下，要想拉近差距，一定要借助新出现的标志着从工业时代迈进信息时代的互联网。

十五年过去了，与互联网在科学技术、工商贸易等领域发挥的作用相比，其在政治变革、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则是更加巨大的，也可以说是无法取代的。这一点也是出乎当初大力鼓励与支持发展互联网的领导人的意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创下了世界奇迹，可与此同时，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与时俱进的政府管理机制、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带来的道德败坏等等，也同样让世界各国目瞪口呆。在不久前的一次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痛陈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严格自律”，并进一步制定和出台多项规章措施，限制党员干部搞不正之风。

然而，缺乏舆论和公众监督的官员们，手中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并不是靠“自律”和“规章制度”就可以限制住的，古代是这样，现代是这样，外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没有“自律”和“规章制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事时候出现的互联网，可谓上天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近年来，互联网这个有限的言论表达平台已经成为民众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官员、实行宪法赋予的诸多公民权利的最重要舞台。

可以这样说，过去十年，中国在体制改革上的任何一点进步，社会上很小的一个有益的变化，几乎全部和互联网分不开，而且很多都是率先发生在互联网上。例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后废除违宪的恶法，2008年曝光毒奶粉和2009年邓玉娇案等，举不胜举。

细心的人还应该注意到，北京政府在作出政策决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从网民的写作和发言中吸取意见。我就多次发现中央一级的文件或者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中，出现了早前网民们提议或者热议过的内容，有些几乎达到了惊人的相似。这说明，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愿意听取网络民意的。

当然，中国的问题一向不是那么简单的。日前，新加坡的李光耀说了一句值得深思的话，他说，中国不是只有一个皇帝，而是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皇帝。李光耀之所以用“皇帝”来指称中国各地的政府官员，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我们的体制使得各地的官员只对上面负责，并不用面对各地民众，加上手里的权力不受限制，使得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皇帝”。这“皇帝”如果能够自律，或者自觉遵守他们自己制定和监管的“纪律”的话，那倒是民众一时的福气；如果他们不愿意，甚至胡作非为、无法无天，那民众还真是毫无办法。

这些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形成，各地民众与拥有绝对权力的地方官员、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了逐年有增无减的官民冲突以及小范围的骚乱。

那么，互联网在每年近十万起的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读。依我看，网络民意不但有利于疏通长期积压的民怨，便于问题的解决，也客观上监督了各地官员，使得他们不至于胡作非为，部分弥补了我们政治体制中缺少权力监督的缺陷。过去几年，网民们在网络上揭露的级别较小的贪官污吏，并不比中纪委抓捕的要少，单单从这方面来说，民众自发的网络反腐就是对中央屡次下决心惩治贪污腐败的最好呼应与配合。如果中央真心实意要反腐败，不必去对牛弹琴要求官员们“自律”，只需借助网民力量就可以杜绝和消灭很多腐败现象。

如果从李光耀口中的地方“皇帝们”的立场出发，几乎都是会对网络深恶痛绝的，难怪有官员怀念没有网络的旧日好时光，感叹“要是没有互联网就好了”，其实这并不奇怪，如果没有报纸、电话和电视的话，那就更便于愚民统治了。只要看看，抽天价香烟的周久耕、骂民众为“屁民”的海事局长等是如何落马的，就能够感觉到一些有问题的官员在面对网络的时候，心中是如何的不安和恐惧了。

互联网上相对自由的信息流通和民众的言论自由向来不是掌权者们的所爱。相对而言，美国的“皇帝”——总统奥巴马就诚实多了，在访问中国时，他对中国青年们敞开心扉坦诚：作为美国总统，我有时并不希望信息那么流通。

但作为美国的“皇帝”，奥巴马即便承认自己不那么喜欢信息自由，他也无法干涉、阻止网络上的自由言论，因为他本身的权力就是受到限制的，而且，美国人和他一样清楚，如果没有对掌权者手中权力的监督和限制，靠他们“自觉”遵守纪律和“自律”无异于天方夜谭。

可是，中国各地的“皇帝们”就营造了另外一番景象。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跟踪观察和分析各地政府官员们打压网络言论自由的事件，包括多起跨省追捕和半夜敲开网民的门宣布逮捕的恐怖故事，我想知道，这些事件到底是他们根据中央精神在实行维稳任务呢，还是他们自作主张。我发现这类事件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各地级别并不高的“皇帝们”为了一己之利或者某个小集团的利益而置国家宪法、法律和中央规定于不顾，知法犯法，贪赃枉法。

更应该引起北京警惕的是，这些地方的“皇帝们”在践踏宪法和法律而为自己图利的时候，还总是不失时机地把民怨引向北京最高当局。正如那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教训记者的小官员所言：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

当他这一句话一出口，哪怕他在自私自利甚至早就站在了党的对立面，也立即让民众对北京产生了极端不满。在这个时候，他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他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打压记者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就成了北京政权在压制新闻自由。这种现象实在是值得北京当局深思的。过去几年，虽然直接来自北京关闭媒体和网站的指令少于以前了，可大家都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为什么？其中有相当大的原因是一些地方诸侯的所作所为。例如，一些地方官员严禁议论他们的文章与帖子，结果在大多数省份，竟然出现了可以议论国家主席，但不能议论市长和书记，只要你涉及到当地领导的，一律删帖；如果是跨省的，各地省份互通有无，你好我好。结果，他们以为一手遮天了，其实却把中国弄得乌烟瘴气。

对于那些真正破坏和谐无法无天的各地“皇帝们”，只要有机会，只要北京给了他们可钻的空子，他们都会不遗余力、想方设法打压网络言论自由的。但由于部分中央领导对网络民意的肯定和重视，使得他们并不能做到有恃无恐。更多的时候，他们很巧妙地利用天高皇帝远的优势，歪曲中央指令，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例如，关于网络治理，特别是扫黄打非等，这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政策，可是偏偏就有那些害怕网络民意的地方官员们变中央政策为己所用，试图把扫黄变成排除异己，压制对自己不利的民意。

由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速度是世界所仅有的，短时间内有3亿多人上网，自然是鱼龙混杂、无奇不有，所以，清理整顿网络是必要的，但作为中央政府来说，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以法律的手段管理网络。

再说，如果说中国互联网需要“清理整顿”的话，那么最需要“清理”的是那些积累在网络各个角落里反映现实社会里无处可说的民意与民怨；需要“整顿”的则是各地网民们揭露出的利益集团和当权者们丧天害理的贪腐恶行。

杨恒均  2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