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从一九四九年建政以至今日，中共推动无数政治运动，迫害中国人民及知识分子，而以“反右”及“文革”最为残酷、惨烈。不知多少学人、教授、专家、作家、艺术家死於非命或终身残癈.他们其实是深具良知的知识分子，只是批评中共或要求政改及民主化，被中共打成“黑帮”、“反革命”，予以斗争。

从开始推动改革开放以至今日，中共又迫害、斗争无数要求民主化的知识分子及维权人士，而以刘晓波为最佳代表，他也是中国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典范，可与海外的余英时、丘宏达、严家祺等学人相互映辉.在中共的斗争及追捕下，无数理想主义学人、作家（如刘宾雁）被迫流亡海外，客死异乡.

然而，中国也出现甚多毫无良知的御用文人，最明显的代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房宁（在六四镇压前，严家祺曾任该所所长）。

手无寸铁颠覆国家

二○○八年中，中国中文独立笔会前任会长、着名作家刘晓波与其他各方人士发表《零八宪章》，要求中共推动政改、宪改，遵守宪法及各种法律的规定，并呼籲改变现行政治制度，以确保民主、自由及基本人权，立即获得海内外的热烈回应，数千学者、教授、作家及其他人士（包括笔者）签名响应。

上述要求均是温和、理性的主张，并非偏激的理念，签署者也无意推翻中共政权。中国政府本应遵守中共自己所制定的宪法及法律，保障现行宪法中所列举的基本自由与人权。

然而，中共却不能尊重、容忍如此温和理性的合法主张，迅速逮捕刘晓波。对温和理性、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的刘晓波，最近北京竟以“颠覆国家”罪判以十一年徒刑，海内外震惊.

其实，根据中国宪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有权提出各种不同的政治主张，只要不以暴力或革命的手段来推动。以言论及政治主张入罪，即使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很少出现这样严重的违法事件。

温和理性反对暴力

二○○七年夏，笔者应邀访问北京，与北大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学者展开学术交流。在京期间，笔者邀请刘晓波及前人大教授、“天安门母亲”负责人丁子霖与其夫蒋培坤来旅邸餐叙。在中共公安的监控下，他们欣然接受我的邀请。我们畅谈中共对自由与民主的压制。刘晓波要求笔者担任他所主编的网路刊物《民主中国》的顾问，我立即欣然同意。从谈话中，笔者发现刘晓波其实是一位非常理性、温和的学者，反对暴力，只要求政改及民主化。去年四月笔者与丁子霖教授及刘妻刘霞在电话中长谈，始悉刘霞多次要求探望刘晓波，但中共当局百般刁难，只批准两次探监，而所带去的书刊均被没收，并未发还。刘霞告知笔者，刘晓波是被关在一间黑牢房，甚至没有散步、运动及阅读的自由，其严苛令人痛心，律师也无法发挥任何作用。刘晓波明显消瘦，鬍鬚及头发非常杂乱，面容憔悴，但未屈服。他未触犯任何法律，中共对刘却控以颠覆国家罪，但从刘所发表的文章及谈话即可看出，他根本无意推翻中共政权，只要求民主改革。刘晓波被判刑后，海内外的反应非常强烈。捷克前总统哈维尔（为争取自由、民主曾系狱多年）更对北京予以强烈的批判，且有意提名刘晓波争取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曾获此奖）。

御用文人房宁

与争取民主改革的刘晓波相反，社科院政研所副所长房宁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授课，为一典型的御用文人。最近中共官方刊物《暸望新闻》以《民主的中国经验》为题，刊出对房宁的访谈。房宁指出，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认同“天赋人权”的理念，他并批判西方的民主体制，同时提出“协商民主”之说.他强调，协商民主是最适合中国现阶段的民主形式。

房宁甚至指出，“党军”（人民解放军）就是国军，中共已完成了军队国家化。其实，中共党国不分，党政不分，党军不分，党控制、指挥军及政府，实施党、政、军一元化，坚拒多党民主、三权分立、党政分离.“协商民主”根本不是民主，而是黑箱作业，由党内少数高层人士决定一切。江泽民及胡锦涛均非民主选举所产生的领袖，而是由邓小平个人所钦定的。房宁不断为中共镇压民主辩护，涂脂抹粉，睁眼瞎说，把“协商”、“钦定”说成民主，把党军说成国军，实为御用文人之典型。

胡耀邦壮志未酬

八十年代中，笔者访问北京，曾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谈。他向笔者指出：

一、坚持只推动经改但抗拒政改是错误的；政经改革同步进行才是正确的道路。

二、反对“四项坚持”的说法，甚至对一党专政，胡似乎也有不同的看法。

三、对学生反对贪腐及要求政改，胡耀邦显然充满同情心，反对镇压。

四、强烈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反精神污染”这两项政治运动。

胡耀邦对中国人民、知识分子充满同情心，他具有无比的信心，非常希望同时推动经改与政改，改造共产党，使之放弃一党专政，并领导中国逐步走上民主、富强、统一之途。对中共迫害知识分子，他非常痛心。

自一九八五年起，胡的处境日益艰难，由邓立群领导的倒胡运动已非常明显，但胡坚信邓小平仍然支持他。他对左派所推动的多项运动显然是坚决反对的。胡耀邦与笔者谈话后不久，倒胡运动即越演越烈，至一九八七年初，胡被迫下台，两年后（一九八九年）胡病逝，诚然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中国失去了一位充满人性、理想及同情心的领袖。

民主洪流浩浩荡荡

胡耀邦与赵紫阳逝世后，中国即未再出现类似胡、赵等力主民主改革的领袖，但却出现甚多像刘晓波这样的民主斗士。孙中山先生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全球民主化的洪流已势不可挡，推翻了前苏联及所有东欧的共产政权──中共逮捕一个刘晓波，但仍有无数民主及维权人士继续反抗中共的一党专政──中共不可能一党永远执政。

二○一○年元旦以来，大陆一些百姓纷纷思考几个问题：为何胡锦涛一面在《新年贺词》承诺“更加注重推进改革开放”，一面却发生国际着名网络谷歌考虑退出中国的事件？为何胡锦涛一面在《新年贺词》中说，“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一面又放任警察枪杀无辜平民，令全国当场击毙案？升？通过分析一月十二日这一天发生的三件“专制大事”，人们发现，一股强化“一党崇拜”的倒退潮正在让中国关闭开放大门──二○一○年，中国可能大踏步向后转.一月十二日发生的“专制大事”

二○一○年一月十二日，有三件专制大事标志中国可能关闭开放大门.

其一是省级“优秀警察”枪杀两名无辜村民。二○一○年一月十二日，贵州安顺市坡贡派出所代理所长、省级“优秀警察”张磊，将两名无辜村民枪杀──两名手无寸铁的无辜村民，皆是在跪地哀求时头部中鎗并身中多弹。事后在舆论压力下，贵州警方承认警方“临场经验不足”，“有无必要开枪示警值得商榷”，一次性赔偿给两名死者家属各三十五万元。

其二是谷歌考虑退出中国。二○一○年一月十二日，美国互联网搜索巨头谷歌在博客中公开表示，谷歌不愿意接受中国政府的强制要求继续对谷歌中国的搜索结果进行审查，因此考虑关闭google.cn站点和在中国的办公室──谷歌考虑以“退出中国”抗议中国政府的网络专制。

其三是胡锦涛强调建立“胡制度”。二○一○年一月十二日，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第十七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着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胡之所谓“反腐”，主要是反“思想与党中央不一致的政治腐败”；胡之所谓“倡廉”，主要是重振“一党崇拜”，其“制度建设”的关键是进一步强化“以党纪代替国法”的“一党制”，让百姓毫无选择权。

三件“专制大事”互为因果

表面看来，“优秀警察”枪杀无辜村民与“谷歌考虑退出中国”和胡锦涛强调建立“胡制度”是孤立事件，但细细琢磨一下，其中实有极深刻紧密的内在联系.

许多网民指出，贵州安顺关岭县“优秀警察”张磊敢於滥杀无辜平民，就在於一些警察违法执法不但不会受处分，反而可以升官当“优秀警察”。从张磊此次在两名无辜村民苦苦哀求下仍然让对方头部中弹并身中多弹惨死的疯狂，可以推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此之前张磊曾多次暴力执法，但每次都得到了奖励。关岭县公安局政工监督室主任王湛介绍：张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成为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一名警察后，一贯“工作踏实、责任心强、认真负责，曾两次获得市级”优秀责任区民警“称号，一次获得省级”优秀责任区民警“称号，在关岭县，多次被县里嘉奖。”什么叫“责任心强、认真负责”？不就是勇於极端暴力，滥杀无辜！而张磊敢於一而再再而三地兽性大发，就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已多年“扫黄封网”，关闭了许多勇於民主监督的网站，让网民无法及时举报监督张磊这样丧失人性的“优秀警察”。即使这次滥杀两名无辜平民后，面对全国网民的群情激愤，当地警方仍然袒护说是“临场经验不足”，“有无必要开枪示警值得商榷”。而北京当局，无论是“亲民总理”还是“和谐主席”，都对这一骇人听闻的执法犯法事件保持沉默。

正是这类无法无天的恶劣环境，让谷歌感到，“网上谣言”之类的莫须有罪名日益逼近谷歌。如果谷歌不按中国政府的意愿删去当局不喜欢的“搜索词”，是一定在劫难逃的。连谷歌这样世界着名的美国网络尚且抵不住中国特色的专制，国内的“土着网络”又如何能保证中国百姓自由地民主地监督“公仆”呢？

胡锦涛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着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再次让人们彻底心灰意冷：尽管三十年历史证明，依靠中纪委反腐，只会越反越腐败，但中共绝不会真正依法治国，让民众监督官员，而永远只会信任“一切听命圣旨的中纪委”──就像朱元璋只会依靠锦衣卫来反腐一样，胡锦涛也永远只会让绝对服从自己的“中纪委”来“倡廉”。

“中纪委”一向凌驾於法律之上，现在还要让违背宪法的“中纪委”更加“制度化”──让专制更加合法化、稳定化。这样的“制度化建设”只会关闭中国与普世价值的接轨的大门，关闭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

许多学者认为，谷歌不仅仅是一个网络，它更是一种国际先进文化，是一种民主共生普世价值观的代表。谷歌考虑退出中国，既是一种先进文化被中国政府逼退，更是一种先进政治文明被驱逐，劣胜优负，如同当年清代的腐朽官府驱逐铁路等先进文明一样。

“十八大”将在闭关自守中召开

有研究者说，二○一○年一月十二日之所以出现上述的三件“专制大事”，导火线是中共十八大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为了保证“十八大”顺利按照胡锦涛意图召开，需要关闭一切“民间政治”网络来强化党权，强化“党化政治”。而达到这一目的之捷径，就是让代表民间的互联网名存实亡，让“民间话语体系”向“党文化话语体系”俯首称臣，让百姓在无数“网络造谣犯”和“当场击毙案”的红色恐怖下俯首贴耳，唯唯诺诺.

六十年来，中共虽然一贯以“党天下”主宰中国大陆，但中共政体已经从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秦始皇”衰弱到邓小平的“半改革＋妥协开放”，现今又已衰弱为胡锦涛的“市场经济＋胡专制（假和谐）”。尽管一党专政的政体还在延续，但挂羊头卖狗肉已到了名不正言不顺的危机关头.为了保证“十八大”能延续“胡专制”，胡锦涛开始铤而走险，不惜公开与普世价值观决裂，不惜终止邓小平的“半改革＋妥协开放”，而试图回归毛泽东的“马克思＋秦始皇”。

可以说，以上三件“专制大事”，是一种“党天下”的回光返照──它标志中国开放的大门可能重新关闭，导致“十八大”在闭关自守中“胜利召开”，更可能激化各种矛盾而激起“武昌起义”。

古往今来，许多专制王朝都没有逃脱“从霸道退为王道又回归霸道最后崩溃”的周期律，难道中共也要在短短六十年重複这一历史怪圈？！

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深圳早叫庐

对汉语世界而言，“知识分子”本来是个外来词。何谓“知识分子”？不同的人有过不同的解释，18世纪，一个俄罗斯作家拉吉舍夫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有人说，就在这一瞬间“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大地上诞生了，这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内涵的理解。法国人认为“知识分子”是和左拉的《我控诉》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但是，在中国大陆，特别是主流媒体和官方的话语体系中，通常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是有着特定含义的，那就是作为职业的知识分子，教师、医生、作家、律师、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概都被叫做“知识分子”。

如果我们把前者叫做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将后者称为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两个概念之间，也有交叉和部分重叠的地方。即便从职业角色来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阶层代表的也是社会中比较进步的部分，他们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阶级斗争年代，之所以成为排斥、打击的对象，就是因为他们比工人、农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具备基本的思考能力。他们从事的非体力劳动因此受到空前的蔑视，他们被看作是必须依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的复杂劳动在简单的体力劳动面前，仿佛就是一种耻辱，所以他们大部分人成了“臭老九”，被打入社会阶层的最底端。这段痛史对于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一定记忆犹新，终身难忘。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陆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显著变化，他们被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掌握的科学技术此刻成了生产力，拥有文化知识不再是一件羞耻的事，经济改革需要他们的参与、奉献和创造，他们开始重新抬起头来做人。1977年高考的恢复，知识分子的翻身，这都是时代转换的重要信号。但是，整个80年代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明显改善，在高校等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一度弥漫着不平和怨气。那个年代，个体户喝了头一口水，率先成为富起来的人，刚刚承包了土地的农民和国有企业的工人，都还是早期经济改革的受益阶层。“脑体倒挂”现象刺激着知识分子的心灵，“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等等，成为那时流行的顺口溜。这也成为1989年春天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示威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进入90年代特别是最近的十来年，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在21世纪的今天蓦然回首，变化之大常常令人瞠目结舌。总体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与20年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好转，特别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收入，有了天壤之别。也就是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职业阶层出现了高度分化，不再是以往那样的铁板一块，足以自己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阶层，而是像散了一地的珠子，分别滚落到不同的社会阶层去了。其中，知识分子的上层进入了掌握最大多数资源、居有绝对优势的富人阶层，这包括经商的、从政的以及各类明星，已位居社会中心，或接近中心，笼罩在鲜花、掌声、财富的光环之下。经济收入不上不下的知识分子还在挣扎之中，努力改善自身的处境，活得并不轻松。知识分子的下层则已被边缘化，生活处境和上层社会的奢华之间有着巨大的落差。同在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的收入、地位也有很大区别，每个人因为追求、才能、人品和许多偶然的因素，个人的处境可能完全不同，这与每个人大致上属于哪个阶层关系不是太大。

同是脑力劳动的职业，大学教授和小学教师的地位、身份、收入，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担任行政职务的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截然不同。同样的学历、学位、年龄、地域，在非垄断性行业工作的人与那些在带有垄断性的电信、税务、电力、金融等行业就业的人，公开的经济收入就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还不考虑灰色收入等其他因素。同是作家，有人年收入上千万、名列富豪榜，有人一年不过拿干巴巴的几万元工资。国家税务总局将大中学教师、医生以及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税务师、评估师等都列入了“高收入个人”，其实，即便同是一所大学的教师，教授与副教授、讲师、助教之间，教授与教授之间，不同学科的教授之间，经济收入上也天差地别，有些大学工资收入的等级拉得很大，最高的与最低的相距在10倍甚至几十倍以上，还没有计算其他非工资性的收入和好处。《中国青年报》曾做过一个调查，《大学教师薪酬调查：富教授年收入超过百万》，透露了许多有关信息。

可以说，职业知识分子这个人群，还没有一个时代像当今这样高度分化，从经济地位的两极化到思想上的五花八门、甚至针锋相对。赢家通吃，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仅是今天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现实。所以，我们很难单纯去谈话知识分子问题，同是知识分子，每个人的处境有可能完全不同，这当然不是自今日始，但很少有像今天这样分明和严重的。简单地说，我们今天很难泛泛而论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他们之间，哪怕是同在一个单位，也完全可能相去千里。

经济处境的剧烈分化，反映在知识分子精神层面上的分化同样显著。过去我们常说知识分子有关怀民族命运的传统，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一个被撕裂的群体，很少有共同的利益，更无共同的精神目标、道义诉求，由于知识分子被分别嵌入了其他的社会阶层，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也随利益分化而各有所求。最根本的是，在一个空前的物质化时代，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光是知识分子）对物质的膜拜远远超过了对精神天空的仰望。中国本来就有很久远的实用理性传统，而这个时代把这种实用理性发挥到了极至，知识分子与商人、工人或其他不同分工的职业群体变得越来越相似，目光似乎日益短浅，惟利是图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性词乃至褒义词，人们只关心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对于超越物质和世俗层面的一切不屑一顾，对自己眼皮底下的那些得失很在乎，在名利场上可以不顾一切，奋力拼杀。人间的正义、公平、自由等等听起来空洞而不切实际的价值、理想，正在渐渐远离甚至退出许多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

有人说，在许多号称“精英”（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人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宠物化”倾向，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台湾作家龙应台很惊讶，她在和大陆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发现饭桌上人们只谈房子、车子、孩子，很少有公共话题。什么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已经不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什么位置。确实，这个时代许多人只关心什么牌子的汽车，什么样的房子和装修，并在这当中获得满足。用哈维尔的话说，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无论这一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结果。

我无意苛责这类知识分子的选择，他们也是凡人，只是血肉之躯，人类的本能，人性的自然趋向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取向，作为一个职业的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的人群并无什么不同，其他的职业群体也绝对好不到哪里去。人们更多地追求物质层面的东西，并从中获得自我肯定和安慰，这原本是正常的。他们中有许多人为了保证这样的生活现状也活得很累，也有很多的苦闷和牢骚。每个人都不过是环境的产物，性格决定命运，更多的人总是适应环境，只是极少数人能摆脱环境的束缚，展开自己的翅膀。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时代，多数人的选择总是顺应环境的，也不只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讨论这些问题时，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忧虑的焦灼，主要是觉得底线被突破了。以往，无论时代如何黑暗或者不公，总还有一条道德的底线、人道的底线，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这些做人的基本底线，在每个人心目中起码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可挑战的。今天，在一个迅速变化的转型时代，在一个每个毛细血管都被调动起来向钱看的时代，医生的医德、老师的师德越来越多地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大学校园里的丑闻经常见诸报端，光是不断曝光的大面积的学术腐败，那么多抄袭、剽窃的论文，就足以让人感到羞耻，感到斯文扫地。底线的不断沦陷，才是良心未泯的人们忧心忡忡的主要原因，人们才普遍怀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是否出了问题。

此外，之所以我们会对“知识分子”潜在地怀有一种期许，恰恰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职业知识分子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标准混合在一起。如果用精神标准来衡量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处于稳步的成长当中，而且不断地成熟起来，一个精神上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渐渐浮现出来，他们的声音并没有被物质的喧嚣完全淹没，只是需要人们仔细地去聆听、去鉴别，与上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的壮怀激烈、满腔热忱相比，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变得冷静多了，对自己的定位更准确一些，思考的问题也更为深入、更为清晰了，他们中许多人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知道自身在推动社会进步时的位置，了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转型的艰难，不再有那种舍我其谁的夸张和豪情，不再有包打天下、担当救世主角色的幻觉，他们深知自己“生活在此处”，不逃避，不苟且，直面现实，从容笃定地向前迈进，进得一步就是一步，不指望一步登天，不幻想天上掉个大馅饼，不怀抱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图大愿。

与整个庞大的职业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也许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但这不是问题。拂去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的种种表像，这些知识分子能在一个虚无和拜物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在外在权威和内心理想的挣扎中成熟起来，在大众传媒视野所及和不及的地方，在这块积淀着历史苦难的土壤上，不断地生长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他们当中不仅包括许多在各自专业领域有建树的知识分子，比如外界熟知的老辈知识分子许良英、张思之、蒋彦永、袁伟时、戴煌、茅于轼等人，中年一代的秦晖、吴思、章诒和、萧雪慧、丁东、胡杰、谢泳、艾晓明、崔卫平、徐友渔等人，年轻一辈的浦志强、孙国栋、萧瀚、熊培云以及更年轻的韩寒等人也正在崛起。更多的是那些分散在各个行业、不同年龄、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的普通知识人，他们思考、关怀的问题却是大致相同的，他们身上的责任感、公民意识正在一天天显露出来。在互联网上，以70后为主体的年轻一代，包括正在崛起的80后，日复一日，他们通过个人博客、推特等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脚踏实地，思想并行动着。这恐怕也是以往的时代不曾有过的一道独特景观。他们当中，我所熟悉的仅仅是一小部分，比如默雷、阿啃1919、高卢韦之思、梁卫星、苏祖祥、刘支书助理、胡适传人、白宇极、草鱼子、公民1776、山西雪堂……这个名单可以一直开下去。正是他们，如同一天星斗，代表了公民社会的未来图景，如果要说希望，我常常想，真正的希望在他们的身上。

这种思想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和无所不在的强大的世俗力量相比，表面上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但是，我相信人类的存在从来就不仅是物质存在，推动人类进步的根本力量从来都蕴涵在思想当中，真正的知识分子力量就在思想中。知识分子的分化是社会的趋势，是泥沙还是金子，要经过岁月的淘洗，是金子总会沉淀下来，真正的知识分子最终还是会超越物质的羁绊，发出时代的真实声音，担当起批判的角色，肩负起他们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是很悲观。

如果不是报纸把文强的犯罪事实放在头版头条，我还真没耐心去读。贪官污吏的罪证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一个公职人员，贪污受贿几千万，这放到任何稍微文明一点的国家，几乎都难逃刑罚……

然而，读着读着文强的犯罪事实，不知不觉间，竟然手脚冰凉，冷汗直冒……原来，从报纸媒体上公布的文强详细罪状来看，他不但不是一名罪犯，甚至可以用“无辜”来形容他——

让我来简单介绍一下他的犯罪事实：儿子文强的干妈做生意收不回欠债，文强的老婆向一位高院副院长打了一个电话，那副院长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结果问题解决了，文强儿子的干妈送给文强几十万……我不明白，这里有什么地方犯罪了？打电话不行吗？打招呼犯法吗？

还有一项罪名：开发商频频送美金给文强，四次共达几百万人民币，文强四次都淡淡地客气地说了声“谢谢”，笑纳了——可是，笑纳了钱，人家文强并没有为开放商杀人放火啊，他根本没有犯罪啊，他只不过在工作的时候，在批示文件的时顺手签了一个字——而每天签字批文件不正是“人民”把文强放在这个职位上，让他每天做的事？

还有一个罪状，说文强要出国到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前，总是给一位商人打电话，于是那位商人就屁颠屁颠地送来大把的钱，据说用麻袋装的——真奇怪，这就是受贿罪？如果美国的官员给一个商人打了通电话，“暗示”了什么，那个商人除非是脑残，怎么会送一麻袋钱过去呢？只能说明，那个送钱的人，钱多得用不完，人家想送给文强到国外去浪费，不行吗？这好像也不是犯罪啊……

各位懂的法律的朋友，不妨去认真阅读一下文强的罪状，对照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罪？接受人家的钱财，这本身并不是犯罪，因为如果有人送钱给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都不应该拒绝。而且，文强在接受钱财后并没有去替人家谋财害命，他只是按部就班地继续“为党工作”和“为人民服务”，莫非“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也是犯罪？

有人说文强利用手中的职权给人办事，批条子，开后门——我倒要问一句，文强是被我党（以及据说包括人民）赋予了权力的“人民公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批条子看合同帮人民办事，帮谁不是帮啊？你能说他帮那个不给他送钱的人办事，就是清正廉洁公正无私？好像有些逻辑不通。他完全可以正巧帮一个送给他一百万的人办了一件事，就是犯罪吗？作为中国的领导，他有权随心所欲提拔任何部下。他既然有这个权力，那么一个送钱给他，一个不送钱给他，难道你一定要他提拔那个不送钱给他的，就叫清正廉洁？好像也说不过去吧？

好了，各位，我不再绕圈子了。实话实说吧，文强的案子如果真放在重视证据的西方法治社会里，我突然发现还真有很大的问题，搞不好根本无法定罪，最后甚至会被无罪释放。

当然，问题在于我们心里都清楚，文强的事很难出现在法治的西方社会，难在哪里呢？

难在西方的商人都循规蹈矩，绝不去行贿走后门吗？别逗了，全世界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别把西方想的那么好。如果给美国和澳洲资本家们机会，告诉他们只要送一点钱的成本，就可以让他们不受惩罚地获得最大的利润，我告诉你，他们送钱比中国人跑得更快……

那是不是难在西方法治社会的公务员都一身正气，个个都好似焦裕禄？别逗了，西方的公务员和中国公务员一个德性，不信，你拿一麻袋钱说是送给他的，你看他要不要？我保准他马上把钱抱到银行存进自己的户头……

可是，我们却看到，西方很少出现文强这种案子，为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西方“文强们”手里的权力根本不值钱！更不用说可以用来换钱了。西方公职人员手里的权力几乎是处处受到监督的，任何人到了那个位置，拿到那些权力，小心翼翼还来不及，更不用说越雷池一步，权钱交易了。

相比较而言，我们中国成千上万个“文强”，手里被赋予了不受限制的权力，而我们被赋予了权力的统治者却只是告诫自己要“自律”，要心里想着人民，却不愿意接受任何来自“人民”的监督……

难怪，当我们的文强同志灌醉一个女大学生，强迫进入了，结果，那大学生不但没有去告发他，而且后来还多次和他发生性关系——这应该不算是强奸吧？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再想一下可怜的克林顿总统，被一个女大学生弄得差一点下台……你让我们的文强如何能够想通？难怪一脸无辜的文强说了，他们就是想送我钱，（他们喜欢我啊），我也没有办法……他完全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说，那些女大学生见到我这个有权有势的公安局长就想自己被强奸嘛，我有啥办法呢……

我有点同情文强了，他确实没有办法，他被赋予了那个不但可以敛财、玩弄女性，甚至可以决定屁民生死的不受限制的权力，你让他怎么办？如果是你拥有了那样的权力，你就能够做到自律和洁身自好吗？你别在我面前拍胸脯吹牛逼，有种的，你把全国所有和文强一样级别的官员拉出来，晒一下他们的财产，看看这个体制竟然让多少屁民“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钱和屁股送给他们玩弄……

但，从法治的角度，文强很可能是无罪的，所以根本不应该判他徒刑。有罪的是把文强弄到那个位置，把不受限制的权力交到他手里供他挥洒自如的制度与体制——也许，我们应该把那种体制和制度送到审判台上，它们才是有罪的……

有问题丰田车与有问题的奶粉：“不惜一切代价”！

丰田车发现了安全隐忧，虽然那隐忧按有些国家的汽车安全标准，真是不算什么，而且也就出现了几起小的事故，例如有一起发生在新西兰，司机踩油门时失灵，司机受伤，但总体来说，还没有出大事。

丰田车一向是质量最好的车之一，出现这样的安全隐忧，自然不可掉以轻心。于是，从丰田车老板到主管质量的负责人，屡次三番鞠躬道歉，而且雷厉风行，紧急召回全球有问题丰田车八百万辆，据说损失超过一千亿日元，仅仅美国一个地区的赔偿可能高达10亿美金……丰田主管技术的老总在说到收回所有有安全隐忧的车辆时，反复强调了一句话：不惜一切代价！

不惜一切代价！这是丰田的口号，而这句口号在这几天提出来，却让中国人心里特别别扭，因为它让我们想起的不单单是丰田车，还有刚刚重新回到孩子奶瓶里的三聚氰胺、有问题奶粉……

据报道，有问题奶粉重新杀入市场，三聚氰胺再战江湖！这些奶粉说得好听点，也是有问题的，只是更可怕的是，那问题是无数中国孩子已经用他们的肾脏甚至生命证实过的，相比较销售世界各地的丰田车只不过被一位新西兰成年人的身体检验过了……

一年前，毒奶粉出现了，三聚氰胺出现了，孩子们哭得死去活来，举国震惊、哀痛和愤怒，但好像始终没有该负责的人出来鞠躬道歉，更没有听谁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销毁……不过，过不了多久，倒是有人“不惜一切代价”——以破坏宪法的代价啊——竟然把“毒奶粉”和“三聚氰胺”变成了敏感词，受害儿童的父母索赔的问题也被禁止讨论了——

哈，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灵啊，这下子，你就不能议论“毒奶粉”了吧，果然，“毒奶粉”竟然从中国消失了……这种中国效率，举世无双啊！

可“毒奶粉”只是从我们的言论中消失了，却并没有从我们孩子的奶瓶里销声匿迹！有些人——借助这个比有问题的奶粉与丰田车要危险得多的体制——也来了一次“不惜一切代价”——这次是中国孩子健康的代价——让有问题奶粉卷土重来……

此情此景要伊于胡底？我担心，总有一天，老百姓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要求改变这种局面，改变他们和自己孩子的命运……

杨恒均2010-2-5

对我而言，奥巴马访问中国的最大收获是让我知道了故宫中轴线上还有一座叫顺贞门的门。奥氏游故宫那天（09年11月17日）CCTV新闻说，奥巴马由太和门入故宫，沿中轴路，依次参观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再经御花园进入漱芳斋，由顺贞门离开。简言之，奥巴马是南门进，北门出。

可是故宫的北门是神武门，哪有什么顺贞门？鄙人故宫去过五六次，汉字读了四十年，从未在意过这个门，也从未读过这仨字。上网查，顺贞门原是神武门内的一道门，是后宫御花园的北门。出故宫，凡出顺贞门必出神武门，出神武门才算真正出故宫。那么，为什么北京官方新闻舍出神武门而取出顺贞门？想必是看中了“顺贞”二字的美好寓意。顺贞乃是对女人的最高预期，门以顺贞为名乃是对御花园散心解闷的嫔妃们行不言之教，好比是一种实物提醒。按照出顺贞门这个逻辑发展，到奥巴马下次来时，北京方面的报道有可能会说，奥巴马总统在故宫进了女厕所，而且撒尿时取的也是蹲姿。

北京媒体奥巴马出顺贞门的报道，起码没有引起网络人士的注意，至于是否引起美国驻华使馆的注意，我不知道。我相信北京官媒舍人人皆知的神武门而取如此生冷的顺贞门，绝不会是无意的。如果说奥巴马出神武门，就有些长美国志气、灭中国威风的意思，很不合乎当前美国衰落、中国崛起的大时代背景。说得恶俗一点儿，说奥巴马出顺贞门，实有占奥巴马“便宜”之嫌。说得上纲上线一些，出顺贞门简直是对奥巴马总统和美国的侮辱。

也许美方根本没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因而可能压根儿未感到这种与性别歧视有关的文化侮辱。可是在中方则不然，一些忘乎所以的官员可就在这个轻佻的基础上实实在在地出发了。山羊既已误认自己是狮子、狮子是山羊，就必有轻狂的举动。为什么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派一个副部级官员出席一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的会议？为什么这个副部级官员竟敢用手指着奥巴马总统咆哮？我认为这与“奥巴马出顺贞门”的报道不无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关联。我们都记得，当时奥巴马访华时，北京媒体如此穷煽乎嘛，说奥巴马为解脱美国经济困局，总统宝座没暖热就来向中国求救，成为第一位在上任一年之内就急急忙忙朝拜北京的美国总统。在他们的逻辑里，今天的美国总统大约与几百年前的文莱王子或吕宋国王差不多，万国来朝、来求的一国而已。

很令人遗憾，奥巴马总统虽出顺贞门，却没走顺贞路。自访华之后，中美纠纷一出接一出。比如，奥巴马一定要会见达赖喇嘛，对台售武照旧，支持谷歌向中国的网络控制发起冲锋，等等。许多国际观察家称，2010年是中美关系的多事之秋，稳定不了。至于为什么，他们往往着眼于宏观分析。比如有的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持续统治中国，美中关系在2010年将是不稳定的一年。”这是当然，可是这话说得也太正确了。话说得太正确等于什么也没说。我倒更看重微观原因，更想说几句可能不那么正确的话。试问建立在奥巴马出顺贞门之类轻薄的暗喻心理和哥本哈根副部级官员轻狂做派之上的中美关系能稳定得了吗？

犹记奥巴马总统访问上海、北京时，刘云山先生大概是想让那美国总统尝尝我中宣大部的厉害，奥氏所到之处皆遭媒体的严酷封杀，连一场电视直播都没给“恩赐”，大国元首北大、清华演讲的常例戏码也未上演，《南方周末》的采访后来还被开了天窗，遏制程度为近几届美国访华总统之冠。奥巴马总统乃现代大众媒体的宠儿，何曾受过这样的窝囊气？因而我当时即断言，中宣部既已迫使美国总统钻中国媒体的狗洞，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时期内，中美关系的好戏你不想看都不成了。要言之，把奥巴马总统当贼防、当带菌者防的访华之行，已经彻底败坏了这个白宫新人对中国的好胃口。“大凡无不得其平则鸣”，中国之行成为败兴之行，他一定会以他自己的方式把这个被得的不平鸣出来。

近日因半个月内奥巴马政府两次对台售武，北京官媒犹如被踩了尾巴似的一顿乱抨击。他们已经忘记两个多月前报道奥巴马出顺贞门时他们巫蛊似的得意和得胜了。据媒体报道，为表示对美售台武器的不满，中方将在制裁伊朗问题展现更多的不合作，胡、奥二人北京谈妥的人权对话也要取消。这种思路真有意思。无论是制裁伊朗，还是展开人权对话，那都是让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做好人的举措。对台售武上美国让你不高兴，你就不配合制裁伊朗，不进行人权对话，敢情你做好人是为美国做呀？美国与你进行人权对话，话谁的人权？还不是中国人民的?与你话你的人民的人权，那是帮你改善你的人民的人权。对台售武令你不高兴，你就停止这个对话，敢情你改善自己人民的人权是为美国改善的呀？都什么脑子啊！都什么骡子（逻辑）啊！

最后，我愿意预言：在奥巴马任期内，伊朗必有大劫。根源在哪里？除了历任美国总统一以贯之的全球使命，还有奥巴马的访华遭际。中宣部对他中国之行实施的媒体封杀，让他真正切肤领教了专制制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鸟儿。他这一任来不及刮掉当今世界最大的专制制度，可是刮掉伊朗这样的专制制度还是大有可能的，就像布什总统刮掉阿富汗和伊拉克的一样。奥巴马总统必这么做，这是我说的，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2010-2-3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