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我有一个习惯：随时删除手机里的短信。但我手机里有一条短信一直没删除，它是北京维权人士赵连海在李蕊蕊案开庭那天早上给我发的，短信的内容是李蕊蕊亲戚的联系电话。我本来准备以后有机会再和李的亲戚联系，但是没过多久赵连海就被冠以“寻衅滋事罪”给拘留，随后就给以同样的罪名正式逮捕了。看着这短信，再想想赵连海的处境，我真有了一种怪异的感觉：说不定哪天自己就直接进去，再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我和赵连海相识于2009年的夏天，因为他忙而我也杂事繁多，我们联系并不多。我只知道他一直在为“结石宝宝”的事情忙活，有时候忙得连饭都没时间吃，除了在网上互相道个平安、嘱咐注意身体之外，我们几乎不怎么说话。听朋友说他脾气不太好，我还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在他家住过两天，看他对孩子那个耐心劲、对母亲的那个孝顺劲、对妻子那个体贴劲，怎么也和脾气不好联系不起来。后来，我总算见识到了他的“脾气不好”。

2009年9月12日，我的一个朋友在和“结石宝宝”家长离开连海家时，看到那些家长被北京大兴区国保抓走，她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她，当我们从小区的另一个门出来走到公交车站的站牌下时，我发现有四名年轻男子在我们身后呈扇形，朝我和朋友围拢过来。公交车来时我们做了假动作，假装上车，使两个男子上了公交车，我们我们突然跳车停在原地，看着公交车离去。

连海在送我们下楼时曾说“他们（警察）不会为难你们的，你们不是‘结石宝宝’家长。再说了，他们可能也不是冲你们来的，你们尽管放心地走，不过要是有事及时给我打电话，我会处理的”。我见一时摆脱不了，就给连海打了电话，希望他能出来和这些人交涉一下，让我们离开。连海接到电话后迅速赶来，跟这些人交涉，但是人家根本不承认围堵我们，连海生气了，大骂了起来：“装什么装！你不承认就行了？我们被抓的‘结石宝宝’家长呢？你们说不是你们干的，那你给我说是谁干的？”这人看连海生气了，向连海住的小区走了，头也不抬。连海追上去，边追边骂：“放着好好的人不做，专门去做狗！拍拍你们的良心，还在吗？你们把人抓了却不承认，现在还要抓我的这两个朋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既然抓了，你们为什么又不承认？你们有什么不敢承认的？你们还怕什么吗？”那个人始终坐在小区大门口听着连海骂，却一句话也不说。连海回家拿出了录像机，给还在小区里看守的人全部拍了下来，他说：“我要把这些全部作为证据，我要全部保留下来！”

许是和他打交道的片警太了解他了，在接到报警电话后，很快就来了，还一个劲地安慰他，让他消消气，并记录了连海所说的所有情况和要求，表示一定会向上级汇报。

那天，我们是趁了夜色坐了连海的车，兜了几圈、把后面跟踪的车甩掉才离开连海那里的。

第二次是李蕊蕊案开庭那天，他希望能有人去法院并记录一些东西，以避免被历史遗忘。连海因车坏了打车才赶到的，到达法院时已经有很多香港的记者在法院外面等候。

我和连海进去了法院的休息大厅，李蕊蕊从法庭出来的一瞬间，我举起来照相机，一个走在前面的法警一把抓住了我的相机，试图抢走我的相机。连海跑了过来，质问那个法警为什么要抢我相机？法警说，法院里面不允许拍照，并要求我删除照片，我告诉他我还没来得及照，他依然不相信，说要拿着相机请示上级。我只拽着相机挂绳，而相机已经被抓在法警手里，我只好随他往前走。连海在一边问他们哪里有规定“法院里不准照相”这一条，法警说“你没看见不代表没有”，还说这是国家的规定。连海则反驳，如果这是国家的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就是“错误的”。

就在几个法警把我和连海围着走到法院大门的门厅时，连海看见几米远外有一个人拿着摄像机在给我们摄像，他愤怒了，几步冲到那个摄像的人面前，开口就质问：“你们说法院内不允许拍照摄像，为什么你们就能给我们摄像？！来，来，来！拍啊，拍啊！难道我会怕你们拍吗？！”那个法警看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场面，有点手足无措，放开了一直拽着我相机的手，但几个法警将我围得更紧。一个法警让我过去劝连海，我说，这是你们自找的，我为什么帮你们劝连海？看我不劝，那个法警又让我赶紧走，我怕连海吃亏，让他赶紧走。大概是发泄完了，连海和我一起走了出去。

我偷偷笑了起来，连海，太好玩了！

生活中的连海不是这样。在儿子面前，他是个慈爱的父亲。他说过，他们附近的玩具店老板见到他们一家人，笑得嘴都合不拢，就因为他太能给儿子买玩具了。儿子的所有要求他都是当时能办到则当时办，当时办不到就给儿子解释。对于母亲和妻子，连海多次给我说起他的愧疚之情，所以我也每每看到他面对母亲和妻子的唠叨时，那么柔顺，那么温和体贴，我就感觉很舒服。这是一个温暖的家。

朋友相处，连海和我刚见面说过的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来吧，你在我这里住多长时间都没问题。有我的一口饭就有你的一口饭，只要你别嫌弃就行。”那时，我刚失去了住所四处流浪。

连海被正式逮捕后，我去了一趟他家。连海的母亲精神几乎要垮掉。我为他的老母亲、妻子和孩子难过。连海的母亲曾多次对我说，连海脾气很暴躁，让我劝劝连海。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老人，我知道他心里淤积的悲愤，连海这个曾经的硬汉，却看到一些“结石宝宝”家长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敢站出来维权的时候曾几天几天地痛哭过啊！

连海的妻子曾给我说过一件事情：2009年过春节前，当地有关部门曾找连海商量，说他只要不再继续管结石宝宝这件事情，就会给他解决很多事情，包括低保、工作、补偿、孩子上学、二胎上户口等等，但是连海一口回绝了。连海说“这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家庭的事情”，为此，连海的姐姐哥哥们曾很长时间不能理他。

现在，我已经回到了内蒙老家，和连海妻子的联系也不顺畅，不知道现在连海怎么样了。我已经过了很多朋友突然被抓，感觉在逐渐麻木。可是，我始终不愿意删除我手机的短信，我想我应该能等到连海出来的那天，到时候我再给他看我手机里保存的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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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毛党”密件曝光

当下，国内“五毛党”正在按官方的旨意，借“古歌事件”攻击美方捍卫网络自由的立场。如此同时，媒体又报道出，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励小捷在一次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表示，甘肃省今年要利用网际网路强大的新闻聚合、在线互动等功能，加快网监、网评队伍建设，形成以50名网路评论高手为核心层、100名网路评论好手为紧密层、500名网路评论写手为外围层的网评队伍体系，及时控制和引导舆论。此机密消息在网络迅即曝光后，被媒体纷纷转载报道，有关“五毛党”议题再次成为舆论聚焦的热点。这条新闻的爆炸性意义在于，它不仅证实了大陆官方一直回避的“五毛党”存在实事，而且暴露了这个网评队伍的人数、结构、层级、体系等一系列内部信息。如此小小的甘肃省，尚且需要新增添650的专业网络评论员，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又会发展多少万“五毛党”新成员？

日前，畅销小说作家韩寒评论上述新闻时撰文《中国官员必修课之第一讲》。文章写到：“网络评论员也叫五毛党，乃是地下党。你把成立一支地下党的消息以及名单直接公布了，乃是大忌。这个消息应该是一个密件，直接透露了政府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五毛党的存在。”

“五毛党”是网评员的“爱称”

2007年1月23日，中共政治局曾就网络技术发展和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问题集体学习，并提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要求，强调“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又联合下达了《关于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的意见》，要求加强网络评论员队伍建设，组建网络评论员队伍，针对不同领域的工作特点，分期分批地开展网络评论员培训。为此，中央宣传文化口还专门召开全国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会议，开展网络评论员培训。由此以来，中国特色的网络评论员制度逐步浮出水面。

在中国大陆，“五毛党”是对网评员的“爱称”，意在讥讽他们发一篇网络评论能赚5毛钱。由于这些人受命官家，却潜身网络，穿着马甲，发表与官府观点一致或相仿的内容，或采取其他网络传播策略，达到诱导舆论，分化民意的目的。所以“五毛党”言论一向为网友深恶痛绝。网民一旦发现有穿马甲的“五毛党”浮出水面，便喊杀一片，痛打落水狗，致使他们犹如地下党一样不敢现身。

最近，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张胜军，在网民万炮齐轰“五毛党”舆论下，终于坐不住了，特别发文《“五毛党”帽子能吓住谁？》。文章声称，不怕被戴“五毛党”帽子，再次引发网友的纷纷嘲弄、挞伐。

“五毛党” 的诡秘行动

官方要求各地网络评论员要拥护中共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中共保持高度一致，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鉴别力，能较好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熟悉网络基本操作技术，了解网络传播特点和规律，善于运用网络语言，诱导舆论。

这些网评员大致分两种：新闻网站的专职评论员和宣传系统、政府系统的兼职评论员。他们主动介入BBS和一些网站的交互式栏目（论坛、贴吧、说吧、留言板等），在网上就关注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参与评论，主动导贴、积极跟帖、适时结帖。特别是在发生突发事件的关键时刻，他们便吹响集结号，及时上岗，引导舆论，维护党的权威与意识形态和政府的正面形象，最大程度地消除各种公共事件的负面影响。如三鹿毒奶、杨佳袭警等，无处不见他们诡秘行动的暗影。

网络评论员的日常工作按照网站小组进行，每个重要网站的有关论坛，都由一个小组负责。他们还可根据上级需要与指令密切合作，由跨地区、跨专业的网络评论员组成工作小组。在有必要时，上级还会增派突击手。遇到突发事件，他们则按照上级专门工作组的指令行事，暂时停止日常工作，把有关人员资源全部投入到突发事件的前沿舆论阵地。

怎样鉴别“五毛党”　

这些网络评论员，都善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多有不同的网名，不断变换马甲。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由不同小组成员制造网友辩论的假象，然后由第三方推出独家证据，把公众舆论引导到第三方。但要鉴别他们的在“党”身份也不难。这些人的网上言论，一般都会体现以下特征：一，咀嚼“爱国主义”口香糖，混淆党与国家、红色文化与民族文化概念，将不拥护党极其红色文化者抹黑为“卖国”；二，凡遇到群体事件舆论指向政府时，即以“一小撮”黑手挑拨与不明真相群众起哄论调转移舆论锋芒；三，视一切主张人权、民主与自由价值观言论，为“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图谋，进而挑起愤青们的仇视。网上凡以此种基调力图控制、主导舆论的，无论穿着什么马甲，如学者、教授、评论员或一般网民，多半都是“五毛党”阵营的“地下革命工作者”。

“五毛党”以前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国内，最近随着中宣部争夺语国际话权的海外战略，现在又开始涉足境外，将矛头指向异己声音。对此，网络自由世界应有足够的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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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有道名菜叫“活吃猴脑”。作为原料的猴子被固定在餐桌下，桌面上只露出猴子的脑袋。厨师在猴子的脑袋上挖一个洞，食客就从这个洞中挖猴子的脑浆拌上作料生吃，一边品尝美味的猴脑，一边聆听餐桌下猴子的哀鸣。

　　在猴脑餐馆中，许多猴子在被吃之前是关在一个铁笼里的。厨师打开铁笼选择下一个被吃的猴子时，笼子里的猴子们会一拥而上，随机地推搡出一只猴子，送到厨师的手里。其他的猴子用惊恐的眼神传递着同一种信息：“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先吃他吧！！！”

　　等那只倒霉的猴子被厨师带走之后，笼中的猴子们便开始欢呼雀跃，又能多活一会啦！全然不顾下一个被吃的又是谁？

猴脑餐馆的故事，在1949年后的中国不断上演。1955年1月，毛泽东一手炮制了文艺界最大的冤案胡风案，捏造出一个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和“胡风分子”路翎、鲁藜、阿垅、绿原、牛汉、贾植芳、王元化、张中晓等以莫须有的罪名纷纷被捕入狱。2000多人遭到牵连。荒唐的是，许多同为“胡风分子”的人互相之间根本就不认识。直到1986年胡风被“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许多从天南地北赶来悼念的“胡风分子”们彼此之间才第一次见面！

在胡风案中，毛泽东就像是猴脑餐馆的厨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像是猴子。胡风因为提出了不同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言获罪，被厨师毛泽东选中抓上了餐桌。那些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毫不同情即将被食的胡风，反而一个个像“劫后余生”的猴子那样热烈欢呼厨师毛泽东做出了英明的选择。其所作所为实在是令人心寒。

有句形容中国现代文学的顺口溜叫“鲁郭茅，巴老曹”，指的是现代中国的六位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这六位文学大师中，除了早在1936年就已去世的鲁迅，其余的五位大师个个都在作协组织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中有着极其精彩的表演。

茅盾说：“胡风其人自始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真走狗；胡风本人和他的集团内的骨干分子的履历，都是丑恶已极，见不得人的；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长时期以来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都是狡诈，阴险而且狠毒，十足是美蒋训练出来的特务的嘴脸和手法。”

老舍曾是胡风最敬重的朋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与胡风朝夕相处，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此时老舍为了自保，在批斗会上这么说胡风：“原来他（胡风）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巴金写了《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文中这样批判胡风：“胡风的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干那些打人不见伤的阴谋勾当。”

曹禺在《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中写到：“我们要问，‘胡风，你的主子究竟是谁？你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让我提一个线索吧。当胡风向党和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的热烈的响应，和胡风一样，甚至连胡风的词句都完全保存着，无耻地重复着胡风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污蔑。”“你们还得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

如果说前面四位大师对胡风的批判是被迫屈服于政治压力，还情有可原的话。郭沫若“枪毙胡风”的提议就太过分了，完全是要置胡风于死地。就连“厨师”毛泽东对胡风也没有那么狠啊。这也验证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郭沫若说：“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他甚至主张判胡风及“胡风分子”们以死刑！

丁玲说：“胡风分子从骨子里恨所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他同样从思想深处反对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的。”她对胡风多少还口下留情了。

然而有一位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高压，却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为含冤的胡风辩护，他就是美学家吕荧。

在1955年5月25日作协组织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会上，700多名与会者只有吕荧选择了为因言获罪的胡风说话。他坐到了主持批判会的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辞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他的话未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底下的“猴子们”顿时炸开了锅。吕荧顿时有些结结巴巴，面色灰白，满脸淌着汗。当受到众人呵斥时，他只是小声嘟囔着。 他马上被台下义愤填膺的人给轰了下去。吕荧又马上找到胡风的妻子，“像做了错事一样的孩子”，向她解释：“你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说胡先生的坏话。”

第二天，新华社报道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消息中，提到了这个和与会700多人不同的吕荧：“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在为良知说真话和为自保说假话之间，吕荧选择了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本来可以自保的他不幸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遭到软禁，并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 最后在文革中惨死在茶淀劳改农场。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后人感慨，在那个时刻，瘦弱的吕荧展示了一种“人格的伟力”。八十年代初，骆宾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家吕荧之死》的文章。提及吕荧那次令人难忘的发言，骆宾基说吕荧不愧为“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在我看来，在政治高压下说真话的吕荧，而不是“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才是中国的良心。

悲哀的是，在“反胡风”中幸免于难的“猴子们“并没有逃过被吃的命运。因为选择向统治者屈服做猴子，不选择做人，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人权，连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人权当回事，毛泽东又何必把你的人权当回事呢。丁玲刚批判完胡风还不到半年，就在1955年12月末被毛泽东选中成下一只“被端上餐桌的猴子”。她成了“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首犯。幸免于难的“猴子”也兴高采烈地像当年推胡风一样把她给推了出去。在文革，老舍中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毒打，跳太平湖自杀。巴金则被送到劳改农场中“监督改造”，见临终的妻子最后一面的请求也被红卫兵无情拒绝。红卫兵这样驳斥巴金：“你又不是医生，见她有什么用？”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自杀，自己被江青点名批判。茅盾从1964年被毛泽东批评到1976年毛泽东驾崩，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文学生命基本终结。曹禺也在文革中被送到农场劳改。当年这些“大师们”像猴子一样昧着良心把胡风给推了出去，也没把自己保住多长时间，最终都“上了毛泽东的餐桌”，真是呜呼哀哉。

人之所以比猴子高贵的地方就是人有同情心。在同类遭难的时候，人会向受难者伸出援手，而不
是像猴子一样幸灾乐祸地把受难者给“推”出去。“在“厨师”毛泽东的淫威下，吕荧没有放弃做人的资格。而巴金，郭沫若，老舍，丁玲，茅盾，曹禺这些“大师”们都为了自保而选择了做猴子。猴子肯定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所以那些“大师们”在毛泽东所谓的“解放”后再也没写出伟大的作品也不足为怪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所谓的“解放新中国”实际上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超大的猴脑餐馆，把中国人都变成了任他宰割的”猴子”。那些不愿意听毛泽东话安心做猴子的人，都被他抓出来宰掉了，比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从毛泽东1949年登基开始到1976年驾崩，他每隔几年都要发动一次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本质就是把若干“猴子”从笼子里拉出来进行“宰杀”，以震慑别的猴子。让别的猴子不敢起来反抗，维持毛泽东猴脑餐馆老板的地位。这招可以叫“杀猴儆猴”。1955年反胡风毛泽东选了2000多只“猴子”进行“宰杀”，基本上没受到其他”猴子”的阻拦，他们为了自保兴高采烈地把那2000多只“猴子”给“推”了出去。于是毛泽东得寸进尺，1957年一下子打了100多万右派，也就是抓了100多万的“猴子”。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猴子”们还是为了自保兴高采烈地把那100多万右派“猴子”给“推”了出去。于是毛泽东1958年干脆拿猴脑餐馆所有的“猴子”做大跃进试验。结果试验失败，一下子饿死了3000多万的“猴子”。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威信因为大跃进受到质疑的毛泽东选中了开国元勋，国防部长彭德怀做“端上餐桌的猴子”。到了1966年，权力不受限制的毛泽东愈发无法无天，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他“端上了餐桌”。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当作“猴子”耍，一下子耍了10年，一直耍到1976年他驾崩为止。猴脑餐馆的故事才告一段落。

其实现在的中国本质上还是一个猴脑餐馆。只不过主人吃“猴子”的时候稍微文明了点，不再生吃了，知道打麻醉剂了。所以中国外交部说：中国的“猴权”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我也同意，“猴权”就是生存权吗。现在猴脑餐馆的猴子基本上都有生存权了，比毛泽东掌管猴脑餐馆的时候进步了很多。不过“猴权”再好终究还是“猴权”。什么时候中国人能摆脱做统治者猴子的命运，成为真正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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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至1918年这10年间，主导中国历史的无疑是二千年里在中国土地上从未出现过的宪政派。宋教仁、梁启超、汤化龙这些宪政巨子开创了一个中国汇入世界大潮的宪政民主时代，但到了五四后，由于苏俄极权主义势力的侵入，中国很快抛弃了循序渐进的宪政改良，而重回暴力革命的老路。

中华民国的建立客观上是由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孙黄为首的革命派和袁世凯为首的清廷维新派合力完成。而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失败后，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已为国人唾弃，袁氏一派逐渐没落。袁世凯留下的北洋势力也被历史用时间的方式在自然消化。这股势力虽然庞大，但袁死后它显然已成无头之躯。这从继任的总统（黎元洪不在此列）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人无为而治中就足以看出。他们逃不出袁世凯的窠臼，但历史又不容许他们再走袁的老路。他们之所以能上台，是因为袁积聚的历史能量还没有被时间彻底消费掉。而孙黄革命党也在宋教仁被刺，孙发动所谓二次革命失败，再加上孙又象同盟会时期一样，一遇挫折就搞分裂，搞独裁，革命党已被他折腾的奄奄一息。

黄兴死后，孙文其实已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南方势力阵营里，也不过是在消费自己民初得到的那段意外经历而带来的一点影响力。1916年至1918年是中国历史上重新构建宪政民主政治最好的时机，梁启超、汤化龙等人也一直朝着这一方向努力。但在革命党一方，由于宋教仁的离去，再也没有人回应梁汤们的这种努力，他们按照孙文的暴力思想行动一再碰壁之后，变得心灰意冷。而孙本人则在上海做起了寓公，守着刚娶来的娇妻，沉浸于温柔乡里。如果没有列宁氏1918年的革命成功，如果列氏不把他阴毒的目光投向东方，孙则会在上海终老一生，他那句“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支那不能以一日安”的狂语也只会成为历史上的政治笑话而流传。

而极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当时宪政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和暴力革命派代表人物孙文在五四运动中所扮演的竟然是各自历史定位中的反面角色。五四运动后，中国宪政派的改良主张应者寥寥，而孙文的暴力主张却开始受国人欢迎。但令人骂笑不得的是，五四运动的烈火却由梁启超点燃，而当这场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孙文一如既往对凡是不由自己发动的革命一概作壁上观。
 
•辛亥革命前立宪派的活动•

光绪34年八月初一日，也即1908年8月27日，迫于内外政治压力，清廷颁布了由宪政编查馆制订的《钦定宪法大刚》，不管其内容如何，但它毕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民主改良运动。预备立宪带来了三个产物：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钦定宪法大刚》和《重大信条十九条》。正是由于各省谘议局的成立， 为宪政派的立宪活动提供了一个公开合法的平台。

1909年9月，各省谘议局（即临时省议会）相继成立，立宪派的各省代表人物纷纷被选为议长或副议长。如江苏省的张謇，直隶的孙洪伊，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省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湖北的汤化龙等。这些人继续着梁启超领导的政闻社的政治主张，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1909年11月，鉴于清廷毫无立宪诚意，宪政派的领袖人物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张謇以：外侮日亟，部巨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之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为内容，通电各省谘议局，各派代表3人，集于上海展开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响应张謇号召的有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晋奉吉黑等16省。1910年5月，各省谘议局代表举行联合会于北京，推举湖北省议长汤化龙为主席。他们四次上书，换来清王朝变9年预备立宪缩短为5年的承诺。这些代表回到各省后，即以电报为主要联络手段，经常相互发电讨论时局，交换看法。

1911年4月，清廷宣布内阁官制，13个国务大臣中，汉人仅占4席，其余均为满蒙亲贵。全国舆论顿时一片大哗，激起公愤。各省代表再次汇集京城，据有关史料记载，汤化龙当时从汉口出发时，送行的队伍超过万人，足见当时人心所向。这次他们的行动更为激进，组成了一个旨在全力推进宪政改革的政党宪友会，而梁启超是该会当然的精神领袖。对于宪友会的成立，该会主要领导人徐佛苏曾在向立宪派领袖梁启超汇报时有这样一段话：此会声势极隆，三数月之内，各省必皆有分会成立，且必有七八省占全盛之势；在宣统五年之国会，必占大多数议席。若中央总部能主持得法，各省又不分裂，则真泱泱大党之风也。弟对于国事，原始终认为万无可求，然除却救亡之外，亦不可无事以送生涯，故此会弟亦愿视为一生之大举也。

立宪派在屡次请愿召开国会达不到目的，反对皇族内阁运动又不果的情况下，终于失去耐心，他们转而采取激烈的行动与清廷对抗。而这时候他们对国内的暴力革命派的态度也开始转变，为以后立宪派与革命派内的温和宪政派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1911年7月，因为川汉铁路权益之争，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及罗纶、邓存可、颜楷等保路运动的代表人物，整个四川为之震动，人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暴力斗争。这时谘议局联合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马上开会，积极声援四川的保路运动。汤化龙甚至承诺蒲殿俊，一旦四川起事，湖北立即予以响应，这让蒲殿俊更加豪气冲天，决定与清政府对抗到底。 9月7日，赵尔丰下令开枪镇压请愿的民众，打死3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这一血案的发生，直接促成了四川民众大规模的武装反清，许多地方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这为武昌起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反清社会氛围。
 
•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活动•

早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反清革命组织宣告诞生，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为孙文、黄兴、宋教仁等。

1906年汤化龙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而在前一年的6月，革命党人中的宋教仁已进入日本法政大学。虽然在法政大学学习的时间并不长，但宋教仁从此却形成了非常坚定的宪政民主理念。他在努力学习学校功课之余，又潜心翻译各国政治制度经济实况的书刊。一方面个人藉此研究各国政治经济的优劣得失，一方面将它介绍给国人研讨，这样他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都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使他对革命成功后建国的规模计划终于有所得于心。以致于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他能够振臂高呼，而且身体力行，试图把自己平生所学之宪政民主理论践行于中华民国的立国纲领之中。

在同盟会中，宋教仁并不象黄兴那样一意拥护孙文。在思想上，宋教仁也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独立主张。1907年至1908年是同盟会内部大分化的时期，1907年一批人自同盟会分离而出，组织共进会，为首的就是后来湖南独立后的首任都督焦达峰。1908年，章炳麟、陶成章联合攻击孙文，就在这时，宋教仁也开始远离同盟会的领导中心。

1910年冬，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与谭人凤等人欲在长江流域发展，开始筹组中部同盟会。回到上海后，宋教仁先任民立报主笔，他不断在报刊上阐述自己的治国主张，在民立报的这段时间，国人得以了解宋教仁的宪政思想。

宋教仁的民族思想是反帝国主义的，与孙文欲借用列强的力量特别是以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发动的革命的支持完全不同。他的民主思想是以国会、内阁为主的立宪政治，与孙文后来杜撰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主张不同。他主张温和的社会改良，赞同国家社会政策，但他区别于孙文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所谓民生主义。

宋教仁主持下的中部同盟会总部的宗旨是推翻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他的目的是要把孙文所谓的政治与社会合一的革命变成纯政治的革命。

宋教仁在中部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即与湖北新军中的文学社、共进会等团体联系，积极部署，以图推翻清王朝。宋教仁向来主张中央革命，一举而占领北京为上策，中策为长江流域同时大举，建立政府，然后北伐。他认为象孙文那样只在自己的家乡广东折腾，以一隅规全局，实为下策。他认为上策太难，下策无益且已失败多次，只有取中策。因此他便积极在长江中下游一带活动，仅过了两个月，便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

 •从《鄂州临时约法》到民国《临时约法》•
武昌起义，军政府成立后，汤化龙一纸通电，全国各地起而响应。从农历8月19日起到10月中旬止，共有18个省宣布独立，占全国省份的三分之二。张国淦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史料》一书中，对各省宣告独立的时间与都督人选作了详细的列举，现抄录如下：（时间均为农历）
  九月初一日        湖南独立     都督焦达峰（共进会首领）后为谭延铠（谘议局议长）
  九月初一日        陕西独立     都督张凤翔（新军标统）
  九月初二日        九江独立     都督马毓宝（新军标统）
  九月初八日        山西独立     都督阎锡山（同盟会）
  九月初九日        云南独立     都督蔡  锷（新军协统）
  九月初十日        南昌独立     都督吴介璋（新军协统）
  九月十四日        上海独立     都督陈其美（同盟会）
  九月十四日        苏州独立     都督程德全（江苏巡抚）     
  九月十五日        贵州独立     都督杨荩臣（新军教练官）
  九月十五日        浙江独立     都督 汤寿潜（清廷官僚）
  九月十七日        广西独立     都督沈秉坤（清廷官僚）
  九月十八日        安徽独立     都督朱家宝（安徽巡抚）
  九月十九日        福建独立     都督孙道仁（新军统制）
  九月十九日        广东独立     都督蒋尊簋（新军协统）后为胡汉民      
  九月二十三日      山东独立     都督孙宝琦（山东巡抚）
  十月初一日        重庆独立     都督张培爵（同盟会）
  十月初七日        成都独立     都督蒲殿俊（谘议局议长）
  十月十二日        南京独立     都督程德全（江苏巡抚）

从这份名单来看，把辛亥革命说成是由同盟会领导的一场革命，说法并不令人信服。而由立宪派、革命派、清廷维新派三方共同完成应该更为准确。而且无论是官僚还是新军的高级军官的反清独立，立宪派的影响力至关重要。所以从各省独立到中华民国的建立，其中用力最著者无疑是持温和改良立场的宪政派人物。
 
武昌起义后的10月28日，黄兴、宋教仁、李书城、田桐等同盟会领导人物由上海赶到武昌。对于由上海到武昌，宋教仁是极力反对的。他认为武昌首义目的已达，最为关键的是后面其他各地的跟进。而且他们在江浙一带的活动已成效显著，正待发动大的举义。但黄兴坚持来武昌，宋教仁也只好前来。宋教仁来武昌只有13天，但这10几天，却是中国宪政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段时间。由于宋教仁和汤化龙曾在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对宪政民主的理念相同，所以他们能够摒弃党见，一见如故。他们白天在办公场所讨论，夜深人静之时则在昏暗的油灯下，促膝长谈。他们谈的主要内容乃是国家的统一，约法的制订和政治体制的确立。毫无疑问，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体制是他们共同坚持的治国立场。于此10多天，对后来影响深远的民国《临时约法》的蓝本《鄂州临时约法》得以横空出世。这份约法的草稿出自宋教仁之手，但里面的内容无疑是宋教仁、汤化龙两人宪政思想的融合，而这次的合作不但开启了中国的宪政时代，也深深影响了宋、汤两人以后的从政道路。他们对宪政民主理念的执着也使他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一个国家民主体制确立之后，创立这一体制的开国先贤迭遭杀害，这也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才可能发生。而宋、汤遇害后，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所设计的那个议会斗争，政党政治的民国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逐渐走向极权主义罪恶深渊的中国。
 
由于宋教仁历来主张政治革命，而其温和的革命理论也影响到由他控制的中部同盟会。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响应。革命派与立宪派互相妥协，很快形成推翻清王朝，建立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家的力量。而在袁世凯接受革命阵营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后，革命派又迅速与袁世凯达成妥协，这样三股力量汇集成一股洪流，清王朝的灭亡也就顺理成章。
 
当时，孙文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家餐馆里打工，上述史事的发生并没有孙文在场。也幸亏没有孙文的参与，才使立宪派与革命党中的温和派黄兴、宋教仁等人有了一次历史性的合作，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也在各方力量相互妥协、退让的基础上得以初步确立。等到孙文急匆匆从海外赶来分享胜利果实时，中华民国这一民主大厦的宪政基石已经奠定，孙文一派也无力撼动了。所以几年后，孙文对此还怀恨于心，对他的好友邓泽如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不由弟主张。（国父全集 民国三年四月  致邓泽如书）由此也可以看出，孙文实乃一独裁者也。
 
1912年1月28日，宣布独立各省选派的参议员到达南京的已过半数，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正式成立。他们立即着手临时约法的制订。从2月17日到3月8日，临时参议院三读通过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7章56条，于1912年3月11日正式公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政权体制得以确立，约法的颁布，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具而言，这是指清末立宪运动时梁启超的政治学和民初新文化运动中《新青年》的政治学。如果《新青年》的政治学成为20世纪一百年来的政治学主流，那么，梁启超的政治学因其梁氏“保皇”之名，早已被历史亦即一百年的革命史弃之如敝屣。当然，梁启超的落败，不在《新青年》时代，而是在清末。面对满清专制，以梁氏为代表的立宪派和同盟会的革命派在日本的东京和横滨两地彼此颉颃、相互辩驳，听众就是当时留日近万人的青年留学生。结果这些热血青年以赴汤蹈火的姿态纷纷倒向同盟会，走上了民主革命之途。于是，时代从满清变成了民初，《新青年》是民初政治混乱和政治失望的产物，和当年同盟会一样，《新青年》面对北洋专制，依然是以民主的口号鼓舞青年。于是，无数青年抛头颅洒热血，从而铸就了20世纪血与火的历史。

从同盟会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青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构成了一个百年来的政治学谱系。这个谱系如果可以用一句话化约，即张民主而反专制。直到今天，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依然是我们在政治学上牢不可破的认知，以民主反专制也依然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百年未变的制度诉求。这样一种政治学模型已经凝固化了我们的思维，以致我们很难再接受与之不同的声音。但，这种声音依然存在，固然它早已被冻结在历史的深处，这就是梁氏的立宪政治学。如果我们可以耐心听听他的声音，没准可以获得百年历史解读的一把新钥。

先抄录一下《新青年》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表述，它来自该刊1919年7卷1号上的《实行民治的基础》：“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不但相反，而且“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这里的民治即民主，《新青年》又称德先生。

就二十世纪而言，《新青年》是一种后来居上的政治学。但，在它十多年以前的世纪初，知识界执牛耳地位的则是梁任公的政治学。还是在1900年，27岁的梁启超立宪思想逐步成型，写于此年的《立宪法议》，可以让我们看到和后来《新青年》远为不同的思想风貌，而且这种思想在那个时代被广泛接受；尽管从功利角度，它在历史上是也仅是未结果实的智慧之花。

“有土地人民立于大地者，谓之国家。世界之国有二种，一曰君主之国，二曰民主之国。设制度施号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谓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宪法之政，一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国民谓之政体。”这是《立宪法议》的开篇，其中涉及政治学上的两对范畴国体与政体。如果以《新青年》作比，可以看到，专制与民主无以构成对立，真正对立的倒是国体意义上的民主与君主。道理很显然，国家权力在君主之手，则谓君主国，国家权力在民众之手则为民主国。于是，国体问题很明了，就是看国家权力握于谁手。但，不问权力握于谁手，都有一个比它更重要的问题，即权力如何运用。这个问题在梁氏政治学那里属于政体范畴，由此区划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立宪与非立宪。前者为宪政体制，后者则专制体制。这两种体制的区别：“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与无限的标准是宪法：“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宪典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于是，梁启超的思路清晰了，以宪法为其限制，无论该权力是君主还是民主，都是宪政体制。如果不受宪法限制，无论该权力是民主还是君主，都是专制政体。

也许，习惯了《新青年》政治学模型的我们，面对梁氏不免有点吃惊。民主不但和专制无以构成对立；而且民主本身就有专制的可能。然而，梁氏政治学自有其来路，其元典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君主民主之分，正是从亚氏开始，而亚氏在讨论当时民主政治时，却也分明指出：“他们为政既不以‘法律’为依归，就包含着专制君主的性质。这就会渐趋于专制……”相形之下，《新青年》虽然火力十足、尽管一味向西，但却缺乏梁氏这样的西方古典政治学的底蕴。延至今天，受《新青年》思想定型的我们，听到梁氏的声音不但舌挢不下，还从心理上排斥德先生居然可以专制的可能（笔者介绍过任公这一思想，也听到了不少批评，其知识理路盖来自《新青年》）。

以上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并非仅仅属于知识学，问题更在于它们将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当同盟会以民主革命反满清专制时，结果迎来的却是他们自己认为的北洋专制。同样，当《新青年》以民主革命反北洋专制时，反出的居然是国民党专制……。历史一节节地循环往复，我们读懂了它所传递的隐秘信息吗。回到世纪之初，梁启超反专制的政治起点，就不是与君主对立的民主，而是和专制对立的宪政。梁氏看得逼真，宪政，只有宪政才是专制制度的致命之扼。同样，只有宪政先行，才能获得可以避免专制制度的民主。

然而，百年历史，我们没有选择梁任公。

薄熙来的口才实在是不错，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绝非夸张，但不论他多么能言善辩，总有走嘴出漏的时候，这不，最近又得便宜卖乖，自找麻烦了！据中广网北京1月24日消息，在重庆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市委书记薄熙来要求全市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廉洁从政，取信于民，并且分两部分，讲了八个“对不起”。

薄熙来生怕官员听不懂，一口气编出如此多的排比句，恐怕连余秋雨也自叹不如了！他说，警示教育片提到的那些腐败干部，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大家都熟悉，他们走到这一步让人心情沉重。这些干部有三个“对不起”：一是对不起组织。组织培养一个干部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心血，将心比心，不应该见利忘义；二是对不起家人。一人落马，父母痛心，子女痛苦；三是对不起自己。一、二十年的工作，好歹干了不少事，也有辛苦之时，一旦落马成绩归零。

可能薄熙来以前听过类似的话，觉得独出心裁的创意还不够，就接着又讲了五个“对不起”，他说，市委必须坚决反腐败，否则有五个“对不起”：一是对不起中央的重托。重庆是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中央寄予厚望。如果反腐败不坚决，没有清明的政治环境，重庆就难以健康发展；二是对不起老百姓。重庆还有不少困难群众，他们生活清苦，甚至靠低保度日，而腐败分子一贪污就是几百万上千万，不严惩对不住百姓；三是对不起广大干部。重庆绝大多数干部严于律己，辛勤工作，甘于奉献，如果对腐败分子宽容，对奉公廉洁的干部就不公平；四是对不起革命先辈。重庆是一个可歌可泣的城市，杨闇公、赵世炎、江姐等一大批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慷慨牺牲，舍生取义，决不能任凭腐败分子败坏这份来之不易的家业；五是对不起历任老书记、老市长。他们为重庆的发展付出大量心血，营造了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好局面，今天我们有份责任，一旦发现问题，就要认真解决问题。

原来，薄熙来的重头戏放在最后，他解释的意思是，历任老领导，包括汪洋和贺国强，都与文强，黎强等人犯罪无关，他们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反贪打黑和历届老领导的要求是一致的，实际上，他是阴阳怪气，正话反说，他真要说的话是：你们的贪腐证据确凿，我就不追究了，反过来我的腐败呢，也该算了吧？！

所以，薄熙来接着才能振振有词地表白：当干部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只有几步，……所以做清官是大智慧。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表面看，薄熙来的“大智慧”讲的是奉公守法，让干部管好自已，但联系他在大连任职十几年的所作所为，我看出了他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贪腐人人有份，不贪白不贪，但被抓的毕竟是极少数，为什么？这里有一个“大智慧”的秘方，就是，既贪婪又狡猾，松张有弛的人，即会保护自已的官员，才是“大智慧”，不管如何贪，贪多少，上面如何抓，都能安全过关！而他本身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突出的典型。九十年代初，他当大连市长时，大连在全国第一批搞土地有偿转让，他用市开发办主任郑某当傀儡，实际上自已一支笔审批，他一边独揽土地批租大权，一边让太太谷开来开办律师事务所，以权谋私，变相受贿，结果所有的大发展商都请该所当常年法律顾问，每年赢利上亿元，他表面装廉洁，背地里日进斗金，是啊！薄熙来多么有“大智慧”啊！他既“把握了自已”，又“抓住了紧要关头”，含金量最多的几步！那时不仅国家法律不健全，而且人们对土地的价值和潜力缺乏认识，他于是狠狠地捞了几年大钱，真是名利双收啊！我记得1997年谷开来的合伙人程某君给过我一个她的名片，上面写着谷开来在香港和纽约的分所地址和电话，可见她赚了多少钱！

九十年代中后期，曹伯纯当书记，因为权斗，一度下令抓捕了郑某，吓坏了薄熙来，他一方面让北京某高干给曹书记施压，放了郑某，另一方面，通过谷开来把儿子送到新加坡读书，把非法所得的巨款转移海外，又指使郑某辞职，到美国定居拿绿卡，以躲避中纪委的追查。由此看来，薄熙来既贪又猾，的确是“大智慧”，等到他太太有了新加坡绿卡和海外的房产，两个儿子都在欧美读书，他成了“大裸官”，薄熙来摇身一变，到了重庆，以廉洁自律和打黑除恶的英雄面目出现了！他抓文强，黎强，闹得不少人都晕头转向，以至黑龙江省牡丹江的市民，在和野蛮强迁的官员对抗时，竟挂出了“百姓盼望薄青天”的标语，但熟悉他的大连人都知道，他在大连培养的黑社会和贪官，比比皆是，他们正是整个中共黑社会化和全党腐败的先行者和榜样。一个人既贪又黑还能骗，不仅未受追究，还连续升官，并成了“亚洲最具影响力”的英雄，试想，这个人两面派玩的炉火纯青，空前绝后，没有“大智慧”怎能成？！他真是当代最成功的厚黑学大师。

论他的高徒，去年做为薄熙来“亲自点将”的王立军，很有头脑，也表演的不错！他把师傅的“大智慧”理念学得深入骨髓，能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薄熙来的厚黑学思想贯彻到底。

据重庆晚报1月16日报道，09年重庆打掉黑恶团伙总数超过前8年总和，已有3339名黑恶分子被抓获，其中1176人已批准逮捕，其中12名厅级干部落马。批准逮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1176人，起诉78件782人。目前已对陈明亮、陈坤志、龚刚模、王天伦、岳村等30个涉黑团伙依法批捕起诉，其中职务犯罪87人，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彭长健等12名厅级干部涉嫌犯罪落入法网。显然，这些人千差万别，各有神通，但有一个共同特点是，生不逢时，也不逢地，如果是当年在大连，和薄熙来穿一条裤子，狼狈为奸，就学会了“大智慧”，如果别跟汪洋，贺国强，文强挨得太近，也问题不大，总之，他们都成了腐败的共产党政治内斗的牺牲品。看来，不论是当共产党的官，还是借共产党干部的保护伞做生意的老板，都必须做到，向薄熙来学习，一是心要特黑，脸皮要特厚，二是头脑要灵活，会见风使舵，三是能行贿受贿，熟知钱权交易之道，四是要会抓住对立面的把柄和软肋，该出手时要出手！而这一切哪一条不需要“大智慧”呢？

再说，薄熙来是北京的纨绔子弟，根本不懂经济，他如何干出实实在在的成绩呢，据报道，截至今年1月3日，重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抓获“涉黑涉恶”人员3193人，冻结、扣押、查封涉案资产21.746亿元。可见薄熙来太有“大智慧”了！他抓几个人，就能赚大钱，何必辛辛苦苦抓经济呢！

近日薄熙来信誓旦旦地宣称，今年打黑除恶要做到常轨化，并喊出了要抓捕9000人的口号，如同1957年毛泽东反右搞运动一样，必须达标，这说明他的“大智慧”越来越大了，胆子越来越大了，口袋和钱包也越来越鼓了！可惜在我看来，他的“大智慧”只能给中国带来大灾难！也必将把他自已埋葬！

2010年1月25日于多伦多

 

独立中文笔会独家消息：二0一0年一月三十日，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在北京医院病房中谈话，希望有更多学者研究探讨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大争论：”中国道路”问题。他认为，在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过经济萧条的危机，政治上专制独裁的斯大林苏联的经济、军事实力得到快速增长，因而世界上争论的大问题是”十月革命道路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许多知识分子都倾向：”苏联模式”.直到一九九0年代，苏东瓦解，争论的问题才有共识。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金融危机，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经济上发展迅速，世界上将出现世纪性大争论：”中国道路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的低人权、低工资、低地价剥削农民和农民工，高污染，高排碳、高能耗的中国经济模式，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真的是各国可学习的模式吗？”经右政左”的道路能和谐、稳定、可持续地走下去吗？……

据悉，朱厚泽口腔出现肿瘤，二个月前连续动了三次手术，近期住院再次检查，医生担心是否扩散。

谨祝这位宣传部老部长，提出社会、政治和谐的原则：”宽松’宽容、宽厚”的智者早日恢复健康！仁者长寿！

记得在1981年1月，我刚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出席了那一届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在小组发言会上，一位代表、北京大华衬衣厂的李厂长很有感触地说：“现在我们是要改革，只改良不行。”

英文Reform， 中文可译作“改革”，也可译作“改良”。不过在中文里，“改革”和“改良”这两个词的意思不尽相同。“改良”总是指在现有体制和架构内的改变。“改革”的意思则可能更宽一些，它既可以指现有体制和架构内的改变，也可以指突破现有体制和架构的改变。这后一种意思就和“革命”差不多了。 譬如，邓小平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这话在中文里是通的。但倘若有人说改良是革命，那就不通了。李厂长说“我们是要改革，只改良不行”，那无非表明，他感觉到，正在开始的这场变革（当然，他指的是经济的变革），仅限于现有体制与架构之内是不够的，而且还要有所突破。

无独有偶，在1989年，英国学者提摩西?加顿?阿希（Timothy Garden Ash）在回顾这一年的东欧剧变时，自造了一个新的英文词，曰“Refolution”。所谓Refolution，就是用Reform这个词的前半部分加上Revolution这个词的后半部分，也就是Reform＋Revolution。阿希认为，1989年东欧剧变既有Reform的性质，又有Revolution的性质，所以叫Refolution。这倒和中文里的“改革”相对应。中文的“改革”不是正好可以理解为“改良＋革命”吗？

三十多年来，“改革”一词可以说是国人使用频度最高的词汇之一。然而在同一个“改革”的名词下，却有着很不相同的内涵。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实际上只是改良；有些人所说的改革，实际上是改良＋革命。

顺便一提，“六四”之前，大家都说改革，几乎没人自称改良。最早把自己定位为改良派的大概要算哲学家李泽厚。李泽厚在1992年发表文章，题目是《要改良不要革命》。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明，在现阶段，“议会制、反对党制虽不是一蹴可得，非目前可以立即要求实现的现实，但政企分离、党政分离、舆论开放、公众社会等等，却是可以在现有体制和框架内逐步实现的，而它们的实现必然会以某种中国式的形式突破现有框架和体制，这就是辩证法”。在这里，改良既然到头来会突破现有框架和体制，那显然就不只是改良了，而且也有革命的意思了。另外，李泽厚说议会制、反对党制“非目前可以立即要求实现的现实”，言外之意，它们是未来可以要求实现的。事实上，他也确实把它们列为未来的目标。这就和其他那些改良＋革命的改革派，起码是在价值取向上没有什么区别了。是的，李泽厚明确表示反对革命。但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和其他自称改革派乃至自称革命派的人们的分别，并不是在理念上、目标上，而是在方式上、步骤上。不消说，这种分别也很重要，甚至相当重要。你可以对之批评，但你不应因此而看不到或不承认彼此间在价值取向上的一致。

这些年来，人们围绕着改革／改良／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很多争论。遗憾的是，其中有些争论实际上是出于概念的歧义和彼此的误读，故而意义不大。我希望在今后的争论中，首先要注意对概念的分辨梳理，去除掉那些无谓的语词之争与各说各话，避免大而化之，努力找出真正的分歧所在，然后再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批评。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争论更有意义，也更有成效。

地震在很多人看来，原本是很遥远的事情，但自从2008年四川发生震惊中外的8级大地震后，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大小地震似乎是接连不断。令人悲哀的是，虽然地震接二连三，但地震部门却未能进行一次震前预报，地震预测似乎与他们无关，他们只负责地震后的震级通报。在四川大地震之前，绵阳地区就有民众发现将要发生地震的明显迹象，但当地的地震部门却迅速“辟谣”，认为不会发生地震。最终，“谣言”变为了现实，四川省地震局又赶紧将网站上的“辟谣”报道删除。

无独有偶，1月24日上午，山西省河津市又发生了4.8级有感地震，运城全市普遍有强烈震感。而在此前两天的1月22日，当地的地震局则刚在太原媒体上“辟谣”说不会有地震发生。“谣言”又一次变为了现实，这让地震部门非常难堪，地震究竟是否可以预测的问题再度进入了公众和媒体的视野。所幸的是，此次地震的震级不算大，造成的伤亡人数不多，否则的话，地震部门将背负更大的骂名。

无数民众的生命因为豆腐渣工程而消逝，四川大地震之后，中国民间针对中共当局的问责之声不绝于耳，而地震部门则首当其冲。非常荒唐可笑的是，地震部门在面对民众的质问时，口口声声称地震无法预测，以此来推卸责任，但在地震传言四起时却能十分肯定地表示不会发生地震。香港《开放》杂志在四川大地震后曾披露，那次大地震发生之前，地质专家就已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了可能将要发生地震的消息，但政治局常委当中，只有极少数人同意提前向民众通报。种种迹象表明，四川大地震发生以前，不论是官方的专家还是民间，都发现了明显的地震前奏，倘若提前让民众做好防震准备，伤亡数字应该可以大大缩减。

另外一种情况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四川大地震前，地震部门是知道很可能会发声地震的。众所周知，在四川山区分布着很多大大小小的军事基地，还有一些煤矿，但在地震发生后，并未传出军人和矿工被震死的消息。据知情人士透露，在地震发生前，军队以及煤矿均得到消息，并做好准备。地震部门和政府以及官方媒体之所以不愿意在地震前向民众通报将可能发生地震的消息，在当时完全是为了维护所谓的“社会稳定”，避免影响北京奥运会的正常进行。

地震部门原本应该是以预测地震为主要目的，而中国的各级地震局却在现实当中成为了以“辟谣”为主，以通报地震震级为辅的机构，如果地震局只负责或只能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的地震局要它何用？因为只要在部分地区设置地震台即可知晓发生过的地震震级，而地震局的数次“辟谣”均宣告失败，这就更证明了地震局的无能和负作用。此次山西河津地震，如果没有当地地震局的“辟谣”，损失应该可以减少很多。地震部门既然矢口否认地震可以预测，就同样无力预测不会发生地震，因此，他们的言论难以自圆其说。在“辟谣”一次次失败以后，必然导致地震部门和官方媒体公信力的进一步丧失，等下次地震传言四起时，大多数民众必然会宁可信其有。

“辟谣”的失败对于地震部门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此次山西河津地震的发生可以说给了当地地震部门一个响亮的耳光。“谣言”最终被证明是实话实说，而“辟谣”言论则最终沦为了谣言，这也许是中国特有的现象。面对传言，地震部门应该做的是提高警惕，加强地质监测，他们可以认为传言的依据不足，但草率地认定为谣言则欠缺客观和理性，而且从他们自己所秉承的逻辑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另外，当下的很多人对于谣言一词缺乏正确的理解，因为这一词汇被官方滥用，导致很多人对预测性的传言均认定为谣言，实际上，预测性的传言即使最终是不确切的，也不能认定为就是谣言，因为推断错误在每个人身上都可能发生。只有具有主观恶意的捏造言论才能称得上真正的谣言。

和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一样的是，山西河津地震发生后，网民们的视线并没有落在受灾的民众身上，而是对当地地震局进行口诛笔伐。为了维持面子，山西省地震局宣布，此次地震并不属于破坏性地震，因此未公布预测意见。四川大地震的震级举世罕见，中共当局竟然按下不表，如今，山西的地震部门竟然以河津地震“不属于破坏性地震”为由，拒绝提前向民众通报，如果所言属实，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漠视生命的表现。不论是地震局预测不到此次地震将要发生还是隐瞒不报，该部门的负责人都应该被追究法律责任和受到良心的谴责。

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曾发生7.3级地震，地震前，地震部门对此次地震作出了预报，当地政府及时采取了有力的防震措施，使地震灾害大大减轻，除房屋建筑和其他工程结构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外，地震时大多数人都撤离了房屋，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地震部门对海城地震的提前预报在地震预报史上也许是孤例，但从唐山大地震和四川大地震发生前的异常情况看，级别较高的地震一定会在震前有异常情况出现，因此，地震部门官员称地震完全不可预测是不符合科学道理的。四川大地震和此次的河津地震发生前，民众的传言显然是有根据的，而不是空穴来风，普通民众能知道地震将临，专业的地震部门竟然不知道，足见中国地震部门的无能，如果是知而不报，那也说明他们无德。

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地震多发的国家，而我们的祖先在地震预测方面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古代民众通过亲身的体验和观察，记载了大量的地震前兆现象，如地声、地光、前震、地下水异常、气象异常、动物异常等。遗憾的是，如今的中国各级地震局已经是信洋不信土，在进行地质观测的过程中，似乎不考虑这些重要的自然现象。最为让人痛心的是，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地震部门竟然连震级都不能测准，最后才将错误的7.8级更正为8级。

中国的各级地震局不仅在防震减灾方面没有起到丝毫的作用，而且凭借其赌徒心态的“辟谣”更加重了地震灾害的损失。地震部门每年不知道耗费掉了多少民脂民膏，这样无能无德的机构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中共当局应当顺应民意将其解散，否则的话，就应该督促其切实肩负起部门职能，尽己所能地进行地震预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地震损失。

2010年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