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提问者是中国海南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毕研韬，答复者是现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动仁波切。

毕研韬（中国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现在爱尔兰进修）：您好！很高兴就国内汉人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向您请教。

关于西藏，我极为关注“大西藏”概念。我反复阅读了您就“大西藏”的演讲（包括英文稿）。您说，“西藏就是西藏。沒有大西藏或小西藏之別。”而事实是，达赖喇嘛的特使在与北京的会谈中提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整个藏民族。这必然要求把现在隶属于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藏区划归现在的西藏自治区。就管 辖范围而言，这自然就是“大西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所说的“大西藏”并没有错，因为它是相对于西藏现状而言的。您一方面否定“大西藏”之“大”， 同时又强调“大小并不碍事”。这是不是自相矛盾？

桑东仁波切：您好！在回答您的问题前，我想强调两点。这两点是导致达兰萨拉和北京认知差异的根源。一是中国领导人缺乏信任与自信。藏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藏人毁于希望，汉人毁于怀疑。”北京总用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总害怕考虑达兰萨拉提出的任何建议或诉求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或有损颜面。所以，任何微小的话题他们都会视为潜在的分裂威胁。

鉴于北京的这种心态，达兰萨拉无法获其信任，无论藏人方面多么真诚地信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无论我们的要求多么合情合理。

二是中国领导人缺乏寻求解决西藏问题办法的政治意愿。北京的领导人总是担心，他们在西藏问题上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会带来更多问题，甚至会失去西藏。因此，双方无法以积极正确的方式沟通。

缺乏彼此信任，国家统一就无法保障。如果目前北京领导人的民族政策——尤其是西藏政策——不变，我们担心少数民族难免会分离或者湮没。这两种结果都不符合各方利益。如果双方都以信任与自信的心态看待对方，问题就会很快以友好的方式解决。这将是双赢的结局。

另外，语言差异也是需要强调的。在汉语和藏语中，“大西藏”都具有歧义：可能是原级的“大”（great），也可能是比较级的“大 ”(greater）。在英语中，“大”和“更大”是两个词。因此，原级的“大西藏”（Great Tibet）可能被视为尊称，而比较级的“大西藏”（Greater Tibet）会更令人困惑。比较级的 “大西藏”（Greater Tibet）可能涉及边界、文化和语言层面。所以，我们最好用英语Great Tibet，而不是Greater Tibet，来表达诉求。

现在回答您的问题。我之所以说“西藏就是西藏”，是因为根据宪法关于少数民族自治的精神，并不存在“大”“小”西藏之说。藏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55个少数民族中的一个。一个少数民族不能被分为“小”“大”或“更大”。当然，如果这些自治地区改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管辖面积肯定比现在（由几个政府管辖）大。但这并不意味着西藏或藏人更大、更强了。所以说，我的表述并不自相矛盾。

我们关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向世界阐述这一议题。事实上，藏人要求由一个自治机构来管辖所有的藏人自治地区。但是把藏人的这些要求说成“大西藏”或“更大的西藏”，听起来好像我们要求分离或者重新划分疆界。这种表述让藏人感觉是故意误导人们。

毕研韬：达赖喇嘛的特使提出由一个自治机构管理藏区，但大家在表述这个概念时感到很麻烦。达赖喇嘛方面可能认为，没有必要用一个高度浓缩的名词来 概括它。北京称之为“大西藏”，就相当于给这个概念取了个名字。这符合语言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果流亡政府一开始就使用一个名字，北京就可能不需用再给它 起个名字了。西藏流亡政府现在是否意识到了命名的重要性？将来会如何应对？

桑东仁波切：《宪法》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与此相吻合的是，藏人生活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地区，而不是分散各地，也没有被其他民族地区分割开来。

所以，由一个自治机构来管理所有藏人就足够了，这也是宪法的宗旨。我们再也找不出比“一个自治机构（或自治政府）”更恰当的字句来表达这一诉求了。我们也不相信，换种说法中国政府就会接受。如果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表达方法，我们十分欢迎。

我们要求一个自治机构的根本目的，不是寻求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我们的目的只是保护和发展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精神遗产和传统。一个自治机构更容易实行统一的教育、文化等政策。

毕研韬：2009年8月27日，您在新德里说，“我们不寻求将附加的区域列入藏族自治区，成立一个自治行政机构取代几个自治行政机构，只是管理的 改变。”“没有必要重新划分藏族自治区和其他省份或自治区的边界。”我个人感觉，这更让人难以理解。您可否解释一下：西藏流亡政府要求的统一管理整个藏区 是否需要重新划分省区疆界？如果不需要，那怎么实施对藏区的统一管理？

桑东仁波切：目前，各省的藏族自治区疆界很明确，没有必要改变这些疆界。需要改变是行政管理。几个藏族自治政府将由一个自治政府取代，这个统一的自治政府将直接由中央政府管辖(而不是由几个省份分别管辖)。

有人会说，如果这几个省份的藏族自治地区划给那个统一的藏族自治政府管辖，这几个省份的管辖范围就小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民族自治精神得以真正 贯彻的话，这些省份在这些藏族自治地区发挥不了多少作用。所以，这些藏族自治地区是合并到省外的藏族自治政府还是留在这些省内，对这些省份区别不大。

毕研韬：您去年曾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调整边界的先例。这是事实。如果要建立流亡政府要求的“大西藏”，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省区疆界调整，必然会牵涉到利益再分配和情感适应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维持现状比改变现状的成本要低。要调整省区边界，必须有强大的力量来推动。我个人认为，就国内而言，中央政府不会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而单靠西藏流亡政府似乎无力推动省界调整。达赖喇嘛方面是否对此有所评估？

桑东仁波切：刚才已经说过，我们认为，改变行政管理并不需要重划省界。事实上，省、区边界并不很重要，因为它们都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当然，改变自治地区和非自治地区的疆界对相关省份和自治区是有影响的。但是，我们从未要求将非自治地区划到藏族自治区。

我们的提议是，把那些目前存在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划归一个自治机构管辖。

毕研韬：您去年还说过，北京政府实施的“分裂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做法”违背宪法。但是宪法只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 ”，而没有明确规定各个少数民族必须有统一的自治机关。民族自治法第二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我个人认为，中央政府目前的做法 与宪法、自治法都是吻合的。您认为应该怎样解决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差异？

桑东仁波切：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发展少数民族特质。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有必要实行统一管理，除非由于地理原因无法实行统一行政。除此之外，《宪法》第4条规定，“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民族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但是，这应该根据该民族的人口数量和居住面积决定，就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把一个民族划分到不同的自治州、自治县。

我们认为，把藏人分开——尽管藏民族几个世纪以来都在同一地区比邻而居——是违背宪法精神的。这是“分而治之”的帝国政策。如果一个少数民族内部不能统一，那么要实现国家层面上的统一就更加困难。情感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前提。

毕研韬：如果藏族实行统一自治，那就意味着其他所有少数民族都可以实行统一自治机关下的管理。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民族政策被颠覆，意味着中央政府对 地方的管治模式发生了改变。现在汉族是由不同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和藏族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汉族和藏族是平等的。如果藏族由统一机构管理， 而汉族仍然由不同机构管理，那是不是意味着各民族之间是不平等的？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桑东仁波切：民族之间完全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我希望现在中国依然尊重这一原则。民族自治概念的提出就是为保障民族平等、防止大民族统治或沙文主义。所以，民族自治机会对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是必要的。

一个少数民族是由一个自治政府统一管理还是有几个自治政府分别管辖，取决于其居住区域。像蒙古族和藏族这样的少数民族，都聚居在一个区域，可以由 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辖。那些并非居住在一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可以由不同的自治政府管理。这些安排并不违背平等的原则。相反，这让各民族之间，无论区域大 小、人口多寡，都真正平等。

毕研韬：达赖喇嘛特使向北京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中提到藏区的公共安全问题。您在新德里就“大西藏”的演讲中提到， 统一管理将有助于遏制地方民族主义，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我想这里面有个视角（或者说立场）问题。中央政府会从全局的角度评估“大西藏”的管治成 本。在这个评估中，中央政府对“大西藏”管理机构的信任程度是关键。我想，目前中央政府很难相信实行统一管理能够遏制地方民族主义，也很难相信统一管理藏 族会让中国更稳定。您认为应该怎样打破这个僵局？

桑东仁波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这与事实和原则无关。这与现今领导人的观念与态度有关。

从逻辑上，如果他们希望通过情感统一和彼此尊敬来维护稳定，一个自治机构肯定会有助于团结稳定。即使他们相信使用武力可以维持团结稳定，在一个统一的自治政府下更容易使用武力。

不过，我们没有任何可行的办法来打破僵局。无论我们能否打破僵局，我们都需清晰诚恳地表达我们的诉求。没有其他路子可走。

毕研韬：我个人认为，“大西藏”也是国内汉人理解西藏问题的最大障碍。至于西藏流亡政府的其他诉求，譬如宗教自由、发展经济、推进教育、保护文化 等等，我相信国内汉人是理解并支持的。现在看来，“藏区统一”是北京方面与流亡政府之间的最大分歧。您认为，如果对话无法推进，西藏流亡政府将来会调整“ 由统一机构管理藏族”的诉求吗？达赖喇嘛方面是否会调整对话策略？

桑东仁波切：这个问题目前无法回答，因为没有其他建议。

我们认为，由一个自治机构统一管理所有藏民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符合宪法的，也是藏民的合法权益。如果中国领导人有这个政治意愿的话，实施并不是问题。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只是保护藏民族的语言、文化和精神遗产。

如果有其它更合乎逻辑、更令人信服的选择，只要是基于事实和理性，达赖喇嘛尊者总是从善如流的。

毕研韬：谢谢您接受采访！

（原载《北京之春》2010年2月号，总第201期）

作者：裴敏欣卡莱门·麦肯纳学院（ClaremontMcKennaCollege）政治学教授　翻译∶东湖隐士

如何才能让一个习惯于搭便车人付车费？这是当前西方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的挑战。自从中国从上个10年再次以大国形象出现，很多西方人都希望中国能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支柱，并对维系这一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美国和欧洲的高级官员一再劝导、奉承和笼络他们的中国同事。不幸的是，西方的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政治上的妥协并没有使中国向更民主的政体转型。谷歌与中国围绕互联网审查的争斗就是西方软手腕无效性的最新例证。甜言蜜语也许能够迎合中国人的自尊心，但这没能让北京真正起到全球秩序维护者的作用。

想想这些。

在2009年12月召开的联合国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峰会上，中国对其义务范围内排放目标的反对致使一项国际协议流产，而该协议本应是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努力的里程碑。

随着世界缓慢地从经济危机中复苏，中国的汇率政策成了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障碍。尽管西方反复敦促中国升值人民币，中国仍固执己见。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不仅正在威胁西方脆弱的复苏，也在威胁全球自由贸易。

在制裁伊朗这一中国主要的能源供应国的问题上，中国一而再地强硬否决西方实施更加严厉制裁的提议。相比于由德黑兰核武计划引发的军事冲突导致的潜在灾难性后果和核武器在中东的扩散，中国似乎更关心本国的经济利益。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愿承担维护和平与发展的相应成本，是因为从人均的角度来看，中国还是一个穷国。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一个能为改善自身形象投入450多亿美元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不应以国家贫穷为借口。

中国政府不情愿承担起更高成本的事实很可能有更深的政治根源。尽管认识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以及西方支撑起的自由贸易体系中获益良多，中国的精英们还是没有认识到融入这一体系的价值。西方关于民主和人权的承诺正是中国执政党公开反对的。虽然美国主导，这一全球安全的基石，被中国精英视为地缘政治的现实，在他们眼中却不具有合法性。这正是北京力图（至少在口头上）促成“多极世界”的原因。

中国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成为更积极的全球公共产品上的贡献者在政治上的有利一面。只有那些迎合国内（而且越发表现为民族主义）呼声的人才能在中国得到礼遇，大多数的中国官员不愿被人看作西方的跟班。因此，中国的言辞和行动都反映了一种人格分裂∶中国享受着当前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利益，却拒绝承担自己应承担的成本。

免费得到国际公共产品的同时还收获他人的敬意，这样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世界对中国所抱幻想的破灭已清晰可见。就连跨国公司，对中国低估本国货币、贸易保护主义的横行也难掩愤慨，公开地表达它们的不满。如果北京仍不改变现行的汇率政策，西方国家已开始征收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税，并考虑采用其他报复措施。此外，中国在人权方面所受的压力也在积累。由于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缺乏合作意识，中国的形象已大打折扣。北京最好心中有数。

（原文发表于2010年1月22日《新闻周刊》（http://www.newsweek.com）将于2010年2月1日刊载）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

钱学森去世后，国内外有相当多对他的评价。其实要了解一个在时代风云中生存下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并不容易。作为一个科学家，钱学森的道路在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特殊性，如果我们深入理解钱学森和他生活的时代，会发现他个人的生活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独特的，没有代表性。就个人一生道路的选择判断，钱学森在1955年选择从美国回到中国是恰当的，这个判断建立在观察钱学森后来的人生境遇上，如果他选择继续留在美国，他有可能做出另外的科学贡献，但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的人生。

我们习惯于用爱国主义来判断1949年后回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但爱国主义是抽象的，个人的现实处境是真实的，这个真实只有当事者自己心里清楚，人生充满偶然性，当现实困境中的个人选择与国家命运联系的时候，常常会放大个人选择中与崇高联系的一面，那时真实的原因总是为人忽视。具体到钱学森，我们先要有一个常识判断，他是在国民政府时代中国本土大学里获得大学教育然后顺利出洋，在这个过程中，钱学森生活时代的开放性显而易见，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生选择中，如果要强调爱国主义，那么钱学森回国的时间应当更早或者更为自觉，而我们现在看到的事实并不支持这个判断，所以钱学森的出国与回国只在个人选择的意义上具有讨论的意义，简单歌颂他人生选择中的爱国主义，其实把复杂的人生简单化了。

要理解钱学森，先要理解和他具有同样人生经历的其它中国知识分子。比如在科学家中，如果我们要讲爱国，不能说只有1949年后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才爱国，而那些当年就没有离开的知识分子就不爱国，从一般常识判断，好象没有离开的更应该受到表彰，但事实恰好相反。比钱学森年长一代的中国著名科学饶毓泰、谢家荣没有离开中国，但他们自杀了，钱学森的同辈和朋友赵九章也自杀了，类似的情况，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这是我们纪念钱学森的时候应当反省的问题。

钱学森回国后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人们会以为这是他专业特点所决定的，这个判断当然有相当道理。因为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确实以从事国防科研的科学家相对安全，比如邓稼先、王淦昌、郭永怀等，但钱学森的安全是以他对中国社会的直觉判断相关的，以钱学森的知识和对社会的理解，他不会不明白他所生活时代的特点，在同时代知识分子中，钱学森的人文素养是相当全面的一位，但钱学森准确判断到了他所生活时代极权特征，所以除了专业以外，他的独立性完全退回内心，以一切顺应时代为基本生存方式。人们经常提到1958年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认为钱学森失去了科学家的良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供了科学说明，我倒更意愿在人生智慧的意义上理解钱学森，他要保存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只能选择这样的方式，否则就是以卵击石。我们可以想到钱学森一位同学徐璋本的的遭遇。

徐璋本和钱学森同龄，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且都是学导弹的，钱是搞导弹致导，徐是搞反导弹的，据严昌一篇文章介绍，钱学森和徐璋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同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钱学森在航空与数学系学习，1939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1940年获博士学位。徐璋本归国较早，回国后先在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璋本在请华大学物理教研室工作。

我曾在《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中读到过徐璋本的一篇长文，它的内容后来曾以《徐璋本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会产生教条主义》（《内部参考》1957年2228期，页20、21）上报中央。

徐璋本1957年成为右派，后被投入监狱，经历20年囚徒生活，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去世了。同样的教育背景，同样的专业特长，同样人生关键处的选择，最后结局完全不同。根源在于他们对时代的理解和对世界的认知不同。我想，徐璋本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上当会有他的地位。他的人生，在俗世的评价中肯定是完全失败了，因为他最好的时光在监狱里渡过，而钱学森却在这一段时光中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后人只有感慨，而讲不出什么道理，其实也没有道理，这就是人生。

钱学森对他生活时代的判断是准确的，他的时代早就到来了；而徐璋本对人生的判断是深刻的，他的时代没有到来，他死后方生！徐璋本是思想家，他当为真理献身，钱学森是工程师，他要为现实服务。据严昌文章叙述，徐璋本和钱学森私交不错，但对徐璋本的遭遇也只能默默承受，他明白如何对待这个时代。2005年6月，《人民日报》曾刊载钱学森秘书涂元季的文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其中写到：“1958年4月19日他又向党写了长达8页的交心材料，进一步谈了他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认识，尤其是对反右斗争的认识。因为有人提出他在反右斗争中还去看望钱伟长，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份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线。钱学森在‘交心’材料中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钱学森和徐璋本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人生道路自然也就不同。巫宁坤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一个经典细节，1950年，李政道送巫宁坤回中国大陆，巫宁坤问李政道为什么不回，李政道回答不愿意让洗脑。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一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巫宁坤已在农场劳改。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受尽磨难的巫宁坤立即选择离开中国，而到了1989年后，当年选择离开的杨振宁却选择回中国大陆定居，这就是一个人对时代的感觉和判断，在这一点上，钱学森和杨振宁一样，有非常好的直觉，他们选择最好的，这或许就是钱学森他们那一代科学家的宿命，去留均在霎那间，人生也就截然不同了。

罗孚老先生的事情，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从香港杂志上知道了。罗孚公子罗海星先生的名字，我是在九十年代初才首次获知。

1989年12月26日，罗海星和我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官方选择在这一天公布了我和王军涛、罗海星等人被捕的消息，同一天的《人民日报》上还刊登了齐奥塞斯库被枪毙的消息。秦城监狱停发了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也掐了我的监舍的广播，所以我迟至1991年2月二审期间，才从家人带入的报纸上看到这条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给公安部负责人写了一封《抗议信》，“对于以我的名义诱捕香港有关人士的做法极为愤慨并表示强烈抗议”。此后，我委托妻子王之虹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陈述事实如下：

（1）陈子明根本就没有离开内地出境的意图，更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此类意图；陈子明与上述报导中所说岑建勋、罗海星、黎沛成、李龙庆等人素不相识，从未有过联系；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接应……外逃”、“接运”的情节。

（2）陈子明系在1989年10月10日深夜至11日凌晨被湛江市公安局收审，因此，根本无法在10月13日“将陈子明等人带离湛江”，更不可能在“实施偷渡外逃”时被捕。

《人民日报》、公安部的以上报导歪曲了事实真相，特别是由于《人民日报》和公安部的性质和地位使以上与事实真相不符的消息和报导广为传播，给陈子明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特请求人民法院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陈子明的正当合法权益。

对于上述起诉书和随后的上诉书，北京市中级和高级人民法院先后作出了不予受理的民事裁定书（[1992］中民受字第1918号，[1992］高民受字第13号）。

1994年5月我第一次“保外就医”，北京市公安局的官员带着我在河北省平山县“打游击”二十多天（为了躲避在我家门口等待采访的众多外国记者），我曾问陪同的人，是否可以告知我被捕获的详情，对方说：这是我们的“战略机密”，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后来我得知的情况大略是这样的——

在中国公安与安全部门掌握“黄雀行动”的秘密后，没有马上收网，而是继续保持了该管道的畅通，目的是要引诱李鹏“最想抓到的人”上钩。当时的设计是在我和王军涛与境外人士接头之际或者即将离开国境之际，将我们一举捕获。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当1989年10月10日“北京来人”与我见面的时候，我拒绝了“逃亡境外”的安排。我当时问来人：现在有很多人已经逃到海外了，说明逃亡并不是难事，但你有没有想过出去后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拒绝逃亡的决定令“张网者”很失望，在我和“北京来人”分手后几个小时，他们就在我的临时寓所逮捕了我和我的妻子。

虽然我并不打算离境，罗海星也没能帮上我，但是我仍然对他心存感激，十分钦佩他舍己救人的侠肝义胆。我感到自己与他是心心相印的。在“六四”之前，罗海星是一位成功的生意人，我当时也在经营着一个颇有前途的民办企事业集团，但是，在历史的大是大非关头，作为有正义感的中国知识份子，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不能“闷声发大财”。罗海星为了营救大陆民运人士，甘冒风险，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安全，他既是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众多香港同胞中的普通一员，又是他们的一位杰出代表和英雄。

2007年4月，我和之虹首次获准去香港访问。我们从香港记者处得知罗海星的联系方式后，打通了他太太周蜜蜜的电话，在她的陪同下，探望了正在住院的海星兄。他曾在广东怀集服刑，当地矿污染严重，看守所的一些犯人乃至看守都得了白血病。他也在2004年患上白血病，后来由弟弟捐出骨髓，做了骨髓移植手术。我们去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都还不错。我们表达了彼此相见恨晚之意，也相约要为中国民主化继续奋斗。

万万没有想到，由于白血病后免疫系统虚弱，海星兄竟然成为此次H1N1甲型流感的受害者。2010年1月14日，海星兄英年早逝，终年61岁。我和之虹闻知此讯，不禁悲痛万分。吾辈之中又少一人。但是我们毫不怀疑，海星兄的愿望，也是我们大家的愿望，把中国改造与建设成自由民主的宪政国家，是一定能够实现的。海星兄，请你安息吧。

2010.1.20

2010年1月14日，当地时间下午4点53分。整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一个被整个文明世界遗忘了将近200年的国家，仅有900万人口的海地，倒在了灾难之中。这个本就脆弱不堪，被宣布为“失败国家”的社会，终于在自然的重重一击面前，彻底地死去了。

包括联合国在海地的总部和海地自己的总统府，议院，政府部门等各个公共设施都被彻底毁坏，公职人员和普通民众一起被掩埋在废墟之下时，这个国家已经彻底丧失了维持秩序和解救灾难的能力。这对联合国，对国际社会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当一个社会彻底瓦解的时候，国际社会还能否替当地人重建家园？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海地都是一个“失败”的社会。2008年，这个加勒比海岛国的人均GDP为790美元。和他共享一个岛屿的多米尼加共和国GDP则高达4900美元。2005年，联合国的一项统计显示，海地每两个死亡的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死于艾滋病。这里的经济主要依靠以家庭为主的小农业——85%的人口为农民，而70%的农业经济单位几乎不带来任何现金收入，这个国家甚至连干净的饮用水都无法自给。

尽管建国垂200年，海地长久以来却被“西方文明社会”和自己曾经的殖民母国所遗忘。甚至被他的拉美兄弟国家所遗忘和孤立。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就发现了它，200年后法国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这块土地；1804年，海地爆发解放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中，白人屠杀了多达10万名黑人，但黑人在反抗中对白人的迫害，杀戮，枭首，强奸等种种暴行则随着刚刚兴起的现代媒体——报纸传遍世界，震惊了整个西半球。包括美国在内，所有的国家都拒绝承认海地的独立，除了他的殖民母国，法国。

海地可能是西半球所有独立的殖民地中最不幸的一个，早期独立的美国拥有广大的清教徒中产阶级移民。更晚独立的南美洲，黑人和白人已经融合，拉丁化，并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他们在东半球的远房亲戚，法属西非的国家，则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独立，无论是国际社会对殖民主义的态度，还是法属西非黑人民族的受教育程度，已经和200年前大不一样了。

从此，海地就被整个人类社会所遗忘了。没有了殖民者和与外部社会的交往，海地瞬间从拉美最富裕的殖民地回到了农业社会。

海地最著名的诗人、克莱奥语写作运动的先驱Félix Morisseau-Leroy在其最著名的一首诗中写道：

是你将我们创造成如此

并以我们与其他黑人不同

一语成谶。

现代海地社会的贫穷与动乱，肇始于1957年开始统治海地的杜瓦利艾父子时代。而对海地社会毒害最大的，恐怕要是其为了消解军队的权力和而设置的“国家安全志愿者组织”——臭名昭著的Tonton Macoute.不同于现代集权国家的秘密警察组织，这个秘密警察工资直到2000年最终消亡从来没有领过任何工资，成员的所有收入都来自于犯罪和勒索，这是国家化的黑社会，也是现今正在太子港街头屠杀平民，抢劫救援物资的所有黑社会组织的起源。

小杜瓦利艾下台时，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表示：“终于，海地历史将翻过其最血腥的一页，我们期待他们能建立起新的秩序”。但是，当一个被黑社会统制了20多年的国家突然崩溃时，建立秩序的困难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人们所能想象的。Tonton macoute逐渐分裂，消亡。但从这个组织中脱离出来的黑社会分子控制着整个社会。因为长久以来依赖黑社会统治，除了宣传部以外，海地没有任何有效运行的政府机构。被压抑的军队蠢蠢欲动，阿里斯蒂德也并非完美无缺的政治家。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从1980年代以来海地的政治局势从没有一天稳定过。

阿里斯蒂德两次下野后，到2008年，联合国在海地共部署有共7174名军人和1881名联合国警察，外加499名国际文职人员，1167名当地文职人员和206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的支助。

即使在地震前，这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很难维持基本的秩序。更不要说地震以后了。海地政府已经将首都的国际机场交给美军管理，而政府也将大部分的救灾工作交给联合国处理——外电的报道说，包括多位部长和议员在内的许多政府高级官员目前尚无音讯。而大多数公职人员和普通百姓一样，或者心理生理均受到严重创伤，更多的生还者则在照顾自己的家人。而犯罪活动依然不断蔓延。种种迹象表明，国际社会如果不迅速作出足够的回应。海地这个国家将失去最后一点恢复秩序的可能。

稍堪慰藉的是，海地的灾难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美国媒体的全方位覆盖，使选民们意识到后院还有这样一个遗忘之国。美国的“事实占领”，又决定了联合国此后介入程度的加深。在巨大的天灾面前，海地已无内政可言，要实现灾后重建与社会恢复，其希望已经全部寄托于“外来干预”之上。

精英化程度高，而且中坚层多出身于左翼社运，使日本大报不会轻易走上大幅裁员、血汗工厂化的道路。

当今世界，若论媒体社会的成熟度，当首推美、日。那么，美日两国的媒体究竟成熟到何种程度呢？简而言之，可以说到了“四大于二”的“烂熟”程度。何以有此反科学之一说呢？因为在西方社会，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独立于三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但在这两个国家，均发生过主流报刊，凭借手中的“第四种权力”，与代表国家权力的执政党和政府展开旷日持久的鏖战，最后硬是把深陷丑闻的国家元首（美前总统尼克松和日前首相田中角荣）拉下马的案例。前者令人想到在水门事件调查中《华盛顿邮报》女老板格雷厄姆及其手下的两名青年记者，后者则有时任《文艺春秋》政治记者、后成为日本当红名作家的立花隆。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再显赫的“权力”，也难逃商业之“看不见的手”的操纵，昔日的光荣与梦想，转眼间化作金融危机下的焦虑与挣扎。据统计，2008年度，美全国共有日报1408种，发行量减少了9%，广告收入减少了27%；日本新闻协会旗下共98家加盟的报纸、新闻社中，报纸发行量减少了2%，广告收入减少了24%；与美国每天4859万份的发行量相比，日本每天发行5149万份报纸，略多于美国。

虽同为媒体社会，美日两国报纸的定位、构成及运作方式却大相庭径。美国多地区性报纸（只有《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被认为是全国性报纸），而日本报纸的主流则为全国性和跨地区性报纸。从发行量上看，五大全国性报纸（《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加上三大跨地区性报纸（《东京新闻》、《北海道新闻》和《西日本新闻》），就占了六成多。

比较而言，日本报纸的精英化程度更高：不仅是文人办报，而且是记者经营，从编辑首脑到报业集团的管理高层，鲜有非记者出身者。譬如，发行量不仅冠日本之首，而且是全球第一的大报《读卖新闻》的社长渡边恒雄，就是从普通政治记者，一直干到报人的“最高境界”，对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全国性大报清一色是百年老店，多数在战前就拥有数架到十数架用于海外采访和快递菲林的社用飞机。战后，受惠于日式资本主义的成功，主流大报更是跨行业多种经营，旗下不仅有广播电视台等事业，甚至拥有自己的棒球队和足球俱乐部，是不折不扣的传媒王国。但绝大多数媒体，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均未上市。正是由于大报悠久的历史传统，内容上标榜客观、中立和日本民族特有的对信息、知识的渴求及国民高水准的教育程度，加上日本特色的报纸再贩制度，主流媒体在行业竞争已白热化的今天，仍然保持了当仁不让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差强人意的发行量，客观上也保护了报人、媒体人的利益，乃至在今天的日本，媒体工作者，依然是一份带有崇高光环的志业，这当然也体现在从业者的收入水准上。一名从主流大报荣退的名记者，只要他愿意，几乎都可以不费太大气力找到称心如意的大学教职或地方文化设施负责人的职位，从而实现成功转型，真正是名利双收。

然而，三十年河东河西。有迹象表明，此番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坐下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的由头，对日媒的打击，虽然程度上轻于美国，却也是实实在在的。以被认为最精英的、拥有逾800万份发行量、5500名社员（其中约半数为记者）的《朝日新闻》为例，今年3月的年度决算（日本财政年度起始为4月）结果，最终损益从上年度的赢利46亿日元跌至赤字139亿日元，事态之严重为报纸创刊130年来所仅见。其他诸如《每日新闻》、《产经新闻》等，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上月刚刚发表了加盟共同通信社的经营方针，这是作为全国性大报的方向性战略调整，意味着从明年起，将在国内地方新闻等方面使用共同社配发的消息，从而达到预算削减的目的；后者则于2007年11月叫停了晚刊（日本大报日出两刊，晨刊与晚刊），同时强化网刊的内容。风声鹤唳之下，甚至有专业人士预测，未来几年，五大全国性报纸中，将出现倒产者。历史上有过地方性报纸的破产，但全国性和扩地区大报的倒闭是闻所未闻的。

可遭遇如此危机，日本大报的精英气质都未见折损。据业内人士对主要西方国家媒体驻北京特派员收入水平的调查，日本特派员的平均收入仍居首位。其最主要的背景，大概是日媒无论其政治倾向的左中右，但中坚层多出身于1960、70年代左翼社运，满脑子自由、民主、人权，视“市场原教旨”的新自由主义为死敌。在新媒体如雨后春笋般萌生的今天，报业似乎已成了夕阳工业，但纵使斜阳笼罩，日本大报也不会轻易走上大幅裁员、血汗工厂化的道路。

近日读海外某网站新闻，由作者云起沧海提供的消息得知，《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之一的著名作家赵达功先生被深圳警方带走12天后，今日已平安回到家中。据悉，赵达功先生是因《零八宪章》而被警方拘禁的，眼下他将稍事休息，然后回邯郸老家看望自已的父母。对此我深感欣慰，并愿他路上多加小心。

另据作者转述推特信息，刘霞说，刘晓波终审后会被被送到遣送处，那里条件非常差，非常冷，没有供暖，当局有可能故意让晓波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请大家关注并呼吁！还说，据分析，警方可能把刘晓波遣送回辽宁去服刑，吁请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并呼吁！笔者对此深为忧虑和悲愤！

我认为，刘晓波案二审不开庭，只是阅卷终裁，改判的可能性不大，他已面临十一年的漫长刑期，从他公开发表的题为《我没有敌人》等文章看出，他在被拘押期间的生活条件还不错，据我的体会和观察，刘晓波的描述应当是切合实际的，是可信的，监管他的狱警们，一般对他这样的著名异议人士会比较人性化，而且2001年之后，中国各地监狱的物质条件确有改善，特别是监舍，饭堂，浴室，活动室等基础设施已大有变化，这是中国人权状况略有进步的表现，我以亲身经历，在即将出版的自传《欲加之罪》中已有详细的叙述，在这里不浪费读者的时间，只就刘霞担忧的问题谈及一二。

首先，所谓谴送队，也叫学习班或入监队，是集训犯人的必经场所，一般情况下，物质条件都十分艰苦，我不知道北京的此类场所在何处，究竟怎么样，但不论如何恶劣，做为服刑人员的家属，刘霞都会被允许探视和通信，这一点对他们至关重要，刘晓波多次坐牢，应当知道犯人进入谴送队或学习班，不计入“减刑期”，既犯人在那里做苦力，连国家明文规定的人人有份的减刑待遇也没有，由于入监队时间长短，司法部没有硬行法规，各地情况大为不同，长则几个月，短则几天，有许多人要被迫苦呆很久，故我相信刘霞的担忧不无道理，不过，如在北京，入监队没暖气的可能性不大，至于供暖标准和期限，国家有明确规定，但也的确有的狱警胆大包天，贪污取暖费，以饱私囊，不过刘晓波是国际上著名异议人士，中共除了残暴还有伪善的一面，他们顾及国际舆论的谴责和呼吁，我相信会比较宽松地对待服刑中的刘晓波。但不论怎样，不论如何软硬兼施，都不能改变这次判决，是对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施暴，对人权肆意践踏的实质！

因此，刘霞应当提醒刘晓波，并向谴送队的领导提出尽早将其转入正式监狱，因为到了那里，他还会被强迫进入狱中“入监队”，大概一个月时间，他同样不能获得减刑。刘晓波如果能返回户籍所在地大连，我认为是一件无奈的好事，因为当年王丹被押出北京，到辽宁锦州服刑，刘晓波这样重量级的政治犯，和其一样，既便做牢，共产党也会同样害怕，故可能也把他押往辽宁省，由于他的户口还在大连市，而该市只有一所省劳改局下属的监狱，所以关在大连南关岭监狱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样，做为一个在此处坐牢五年零一个月的人，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些准确的信息，我觉得相对说来，它比其它地方要好得多，一是它的监舍是2004年初新建的，是我经历的五个监管场所中设施最完善的一个，二是，它原先的倍受舆论谴责的水泥厂，据说已搬迁，既使依然存在，也限定了范围，劳动和生活条件要比其它监狱胜出一筹，我估计狱方不会安排刘晓波做苦力活，但会滴水不漏地严密监控他，可能会安排他在狱政处直属的一分监区的监督岗，或宣教处所属的二分监区的报刊图书室，他可以晚上看电视，或到图书室读书，但大都是便于对其洗脑的精神垃圾，不过应当允许家人给他送书或报纸，但肯定要被接见室的狱警严格审查。三是大连的天气很好，空气湿润，适于刘晓波生活，他父亲还健在，相信会有亲友尽力照顾，而大连人很重私交，估计他的待遇会不错，四是这所监狱的警察，有一些还是综合素质比较好，文化水平相当高的，尤其是监狱长高鹰和狱政处的处长孙振峰都是酷爱读书，喜欢谈古论今的人，总之，他们不会对刘晓波简单粗暴的，相反会和他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因此刘霞应放下心来从容应对。

我上述所言，并无改变对其入狱是目前中国最大冤案的基本看法，他之所以被判如此重刑，是因为中共高层内斗，从未象今天这样白热化，中国社会从未象今天这样危机四伏，动荡不安，因此不确定性给本案笼罩着阴影，我估计也不排除中共当局用严刑重判，逼其流亡海外的可能性，既使他在大连服刑，情况也充满变数，连判他入狱的人，也不知道自已能统治在位多久？所以他不论在哪服刑，刘晓波的文字狱都会继续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都会随时发生戏剧性变化，故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但愿他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这是理所当然，名符其实的，也有助于他狱中条件的改善。

2010年1月26日于多伦多

一介书生刘晓波站在中共法庭的被告席上，无疑是人类文明跨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迄今为止最黑暗、最无耻的一幕。不管判决的结果如何，审判本身就已经成为现代法治史上永远无法抹去的污点。刘晓波的获罪，被愚弄和被嘲笑的不仅仅是十三亿唯唯诺诺的中国人，而是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全人类的智慧。

纵观全球，中国人所处的话语环境虽非绝无仅有，但肯定是屈指可数。据有关机构的粗略统计，中国的言论自由度在世界范围内始终垫底。而在构建所谓和谐社会的2009年，则更加恶化，“因言获罪”事件愈演愈烈、急剧升级。2009年的中国，是自1999年7月22日之后，人权灾难最为严重的一年。

如果说，某些由地方当局审判的案件在国际上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么在北京受审的刘晓波，却是在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之下，在有关人权机构和著名政要的谴责声中，抛却中共自己现有的法律，预先设计、堂而皇之进行的所谓“审判”。

中共政权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文字狱，除了说明执政当局外强中干外，或许也在提示我们：作为独裁专制制度的批判者，自由的言论与民主的声音，其本身就是现实政治架构的直接威胁。这也是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启示之一。

舆论的极端重要性从来就没有在独裁统治下衰减，这是由专制制度本身决定的。独裁者不仅离不开愚民，同时也少不了“愚臣”——既往对独裁领袖无限吹捧、最后又反受其害的所谓能臣就是最好的例证。媒体作为传播思想、制造舆论最重要的发声器，独裁者始终把它牢牢掌控在他们的无限权力之下，利用它为自己歌功颂德，通过它进行愚民教育。而且起码在中国，可说是“成效显著”，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一代疯狂的愤青。如果没有网络媒体，在传统媒体几近绝迹的自由、民主言论，恐怕会在独裁专制的强力封锁下与世隔绝，导致独裁治下的人民，永远无法看到自由主义所折射的人性光辉，以及民主制度所蕴含的强大活力。因此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即是一切自由与民主的传播者，都应该珍惜新兴的网络媒体，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竭力传播民主思想，彻底揭露专制黑暗。通过网络平台影响民意、鼓舞民心。而不是像某些自以为是的所谓“自由人士”，以言论自由的名义，竭尽所能，把自由民主的暇疵发挥到极致；穷其所智，将人性中最恶劣的一面，巨细无遗的展示在缺乏民主意识的国人面前。

这决不是舆论控制。自由主义籍凭多元价值，当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舆论一律。但“多元”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最佳”，它只拒绝“唯一”，否则就没理由把民主自由当成我们现阶段的共同追求，更谈不上什么普世价值。甚至独裁者还可以理直气壮的把专制进行到底——因为专制也是多元中的一元。但是，当民主在中国还是镜花水月的时候，当追求自由被视为罪犯的时候，作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除了坚守属于自己的舆论阵地，当然还要向一切来自独裁专制的话语敢于说“不”。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暴风骤雨式的革命，起码不可能、同时也不应该发生在当代中国。事实上不管在哪一个国家，要为暴力活动寻找道义上的合法性，都已经越来越困难，更枉论取得成功。要实现一个独裁国家的政治转型，将更多的依靠自上而下的变革、以及自下而上的推动。同时，也正由于这样一种现实的长期存在，自由主义者（或者说反对派）在促进民主转型的过程中，必然越来越局限于所谓“座而论道”，而无法直接投身制度结构的拆解。

不过“座而论道”并非就是无所作为。恰恰相反，座而论道本身就是大作为。这恐怕无需额外的解释，刘晓波的“因言获罪”就足于说明这一点。独裁统治者如果不是把民主言论视为洪水猛兽，它决不会撕破“仁政”的脸皮，轻易露出残暴的真面目。而这一点，也同样是刘晓波获罪给我们的又一启示：坚持“座而论道”、把“座而论道”作为一种舆论压力，使“座而论道”形成常态，去推动中国的政治转型。

【主题】余杰与1984BBS组员对谈“宗教信仰自由与公民社会”，在线问答形式。
【时间】2010年1月26日，晚上20点－21点。

【嘉宾介绍】余杰，四川成都人，作家，曾任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2005年－2007年）。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0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8年，出版以“抽屉文学”命名的随笔集《火与冰》，该书尖锐批判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政治弊端，引起巨大反响。此后，陆续出版多部杂文集和长篇小说《香草山》。2005年之后，其作品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即便重版的旧作，也迅速遭到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的查禁。

2000年，余杰研究生毕业之后，受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但由于当时中共宣传部部长丁关根的直接干涉，现代文学馆单方面撕毁合同，还未工作一天便被剥夺了工作权。余杰先后在网络和海外媒体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痛斥官方的文化专制主义，呼吁知识分子一起捍卫言论自由，大陆数十名作家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表示声援。《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国际媒体也对此事件作了报道。此后，余杰成为靠稿费维持生活的独立作家。

2003年，余杰受洗成为基督徒，参与组建方舟教会，并深切介入一系列人权案件。先后参与多封公开信的起草或签名，为遭到不公正审判的西藏活佛阿安扎西、被判处重刑的 “新青年读书会”成员、被以莫须有罪名起诉的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被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等人呼吁。余杰一直密切关注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受难者家属、受到官方打压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以及上访者和遇难矿工等弱势人群的基本人权。

2003年，余杰与王光泽、刘晓波等发表公开信，呼吁“迅速迁移毛泽东尸体，将毛主席纪念堂改为文革博物馆，将毛像从天安门城楼取下”。2004年，在“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余杰与王怡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中共十五年前的屠杀，建议中共及早对死难者及其家属早谢罪并启动政改。2004年12月，因参与起草一份2004年度的中国大陆人权问题报告，余杰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与刘晓波、张祖桦一起受到北京警方的传讯、通宵审问和死亡恐吓。此后，余杰仍然坚持写作抨击共产党的专制制度。

2006年5月11日，余杰以中国家庭教会成员的身份，与王怡、李柏光一起在白宫受到美国总统布什的接见，针对中国大陆的宗教信仰自由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个小时的交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建交以来，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接见来自中国大陆的、具有基督徒身份的民间知识分子。此次会见被西方主流媒体称为“破冰之旅”，亦使得中国大陆日趋严重的宗教迫害情况受到西方政府、媒体、人权组织和民众的高度重视。

近年来，余杰先后赴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巴黎大学、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悉尼科技大学、莫纳什大学、海德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著名学府访问和讲学。（via wikipedia）

附：余杰的文集 http://www.boxun.com/hero/yujie/
余杰的Twitter http://twitter.com/yujie89

【策划】张书记
【整理】立夏

【开场】
宋石男：今天有幸请到余杰先生到大讲堂，我个人十分欢喜。
当年的所谓北大三才子（余杰、摩罗、孔庆东），今天都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摩罗华丽转身，努力要让“中国站起来”，孔庆东自北向东，差不多快加入北朝鲜国籍了。余杰则始终坚持早年鼓吹民主，向往自由的道路，但与此同时，他也有了一个让很多人看不懂的变化——皈依了基督教。
从激情的自由主义者到虔诚的基督教徒，余杰是如何完成这个转变的？在转变之后，他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又有没有什么不同？我想不少人都会和我一样想知道答案。而基督教文明对当代中国社会，又有着怎样的影响？未来将起到何等作用？相信同样有不少人和我一样想知道余杰的看法。
而对1984BBS来说，今天的大讲堂，可能也是话题比较独特的一次。毕竟，组员中的基督教徒应当是少数。那么，我们如何才能用宽容而非动辄视人为异端的心态，以诚恳乃至谦逊而非动辄诛心的求知态度来与基督教徒余杰对话、交流，是今天参与提问的组员兄弟姐妹们应当思虑的。
不再赘言，各位请尽情发挥。

余杰：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交流。

一、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与民间社会的发展

墨回：余杰先生您好，今天刚和朋友参观市内一处新建教堂时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朋友按他大学里所学的专业内容介绍说，国内各处教堂都是自由从属于各教会流派的，本身只是名义上受到三自爱国会领导，现在新教堂的修建也都是社会自发并没有受官方主导；而中国的基督教之所以不被梵蒂冈承认仅仅是因为梵蒂冈是天主教廷，并不在精神上对各国教会有领导意义。
这和我过去的认识似有所不同，难道不是因为中国的基督教活动受官方控制才不被梵蒂冈承认，并导致地下教会活动的产生吗？
您能简单地帮我普及下这方面的认识吗？

余杰：基督教分为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以梵蒂冈教宗为最高领袖，有一个金字塔式的组织系统。天主教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体制，如主教任命等。惟有中国由政府任命主教，故与梵蒂冈冲突不断。新教则分为很多教派，一九四九年之后，西方传教士被迫离开，宗派在中国遂变得不太明显，有人说中国的新教进入了一个“后宗派时代”。
中国的天主教和新教，都有一个官方的御用教会，如基督教的三自教会和天主教的爱国教会，由统战部和宗教局直接操控教会事务，这完全不符合圣经之教导，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所以，真正的信徒大都不愿加入其中，遂形成了家庭教会和地下教会。此种对立一直持续到现在。

非羊：呵呵，本来想提这个问题的，据我所了解的，在中国某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基督教同民间的佛教没什么区别，他们宣称毛泽东就是摩西，邓小平之类的也是教徒……

余杰：这种基督教被中国民间宗教化的情形，确实非常严重，也是我很担心的一个问题。我一直认为，教会最大的问题，不是来自当局的逼迫，而是来自自身的真理的建构，换言之，长期封闭的中国教会如何与大公教会两千年的传统实现对接。这样才能避免异端的出现。那些宣称毛、邓是教徒的教会，明显是异端。

阿波：你认为爱真的能穿越国际，宗教，皮肤等一切限制吗？

余杰：爱是超越种族和国家的，看看德兰修女传记的《活着，就是爱》就可以知道了，为什么她要到印度去爱那些生活在绝境中的贱民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造，亦是上帝所爱，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至为宝贵的。这也是近代人权观念的基础。

【主持人】宋石男：余杰兄打字很快嘛，开始白担心了，呵呵。

再世关羽：余杰，你多次公开攻击法轮功，这么做岂不是有违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对此你自己有何看法？你认为法轮功是邪教，依靠的是什么定义？是共产党对邪教的定义呢，还是你自认为的邪教定义？

余杰：我从2000年起就为法轮功说话，批评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当时敢于站出来公开为法轮功说话的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可以说不到十个人。我至今仍然为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呼吁，只要我能确信的个案，我都有发言。但是，我不认同法轮功说谎的行径，用谎言对付谎言是一个错误的方法。为法轮功的基本人权呼吁，与批评法轮功的许多做法，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我个人当然可以认为法轮功是邪教，我也认为许多冒充基督教的如东方闪电、三班仆人等组织是邪教。但邪教亦有其存在的权利，如果它不违反法律的话，违反法律又另当别论。公民个人认为某教派是邪教，这是公民的言论自由与良心自由；但政府不能宣布某个没有违反法律的教派是邪教，并用公权力对其打击和迫害。

再世关羽：请问余杰，您在不合时宜的时机的场合发表反法轮功言论，致使法轮功至今仍与我们民主人士有着较大隔阂；您不认为您这是拘泥道德小节而至民主大业于不顾的表现么？是什么驱使你这么做？您难道真的是没有认识到法轮功对民主事业的巨大推动作用么？

余杰：在我看来，说谎不是道德小节，我们不能用共产党的方式反对共产党，最后我们可能变成一个新的共产党，当年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过程就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才是朋友，而不是有一个共同反对的对象，就是朋友了。许多民运人士，思维方式与共产党一样，如王若望先生所说，许多中国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这是很可怕的。
我不赞同共产党式的统战的做法，我也不认为存在一个必须放弃个人言论自由的“民主大业”。民国时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国民党统治，不惜与共产党结盟，其结果如何，我们今天都在承受。我只是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这种真话也包括对反对共产党的阵营的批评，我的声音不代表人物群体，如笔会和教会，我发表的从来都是个人意见。因此，个人说真话是不受“时机”的限制的。我常常说自己是“异议人士中的异议人士”。

流风：余杰老师，虽然我们很多人为法轮功说话，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反动的一面。比如说《九评共产党》，我们看到的大量的集会，我想这样的过分的崇拜也可能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不稳定，这点您考虑过么？

余杰：我同意你的看法。法轮功对李洪志的神化，与当年中共对毛的神话如出一辙。李洪志是神吗？他留下信徒在国内受难，自己跑掉了，不是怯懦的行径吗？他能像耶稣那样死而复活吗？

再世关羽：《九评共产党》写得有问题么？勇于走上街头集会是错误的么？我们民主人士缺乏的正是这种敢于直面中共的勇气！所以我们竟然会把仅仅是“没有逃跑”的刘晓波当成英雄，全然不顾其反对革命，鼓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下跪造反的懦夫行为！！

哎呦喂：和平演变不好吗？革命付出的代价更大吧？有什么是比生命更珍贵的？

再世关羽：和平演变死路一条！至于你说生命珍贵，更是无稽之谈！敌人的生命，便是猪狗不如！！

余杰：请看看晓波刚发表的辩护词，题目就是《我没有敌人》。晓波还不是基督徒，却比很多自称基督徒的人接近上帝。我们不应当被“敌人意识”所捆绑。在与掌权者抗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唤起他们身上的人性，而不是变得跟他们一样。

哎呦喂：顶之。另，在世关羽，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极端民主派，您觉得呢？

流风：极端的民主派导致极端专制。我觉得。

余杰：这个观点我同意。所以，我看重“共和”、“宪政”多于看重“民主”。在美国的政治架构中，便用多项制度来提防“多数人的暴政”。英美政治的最大特点，不是民主，而是共和。

Mncfjzg：孙中山时期中国的基督徒是革命主力，似乎今天港澳大陆的基督徒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和动力已近荡然无存。《南方周末》上说国内的基督徒数目爆发性增长，根据你的认识，这些人会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吗？

余杰：我认为，孙中山的信仰存在严重的偏差，王怡最近在为《十月围城》写的影评中有论述，孙中山的三合会的身份，重于他的基督徒的身份。孙中山后来才联共、联俄，将中国带入了极权主义的深渊之中。真正的基督徒，必然是反共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和唯物论之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用基督教的话来说，就是“属灵”的争战。
今天港台社会当中，基督教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超越政治的作用，比如教育、慈善、医疗、维持道德伦理等等。在中国大陆，基督徒和教会正在浮出水面，对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将起到重要作用。

pinkpck：我觉得有些疑惑的是，既然要顺服地上的政权，因为权柄来自于神。那么对于TG（土共），基督徒的反对是否与经上背驰了？囧，这是我的困惑，上回看到北京家庭教会遭打压一事而惑更加了一层。

余杰：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政教关系的问题，题目就叫《使公义如江河滔滔》，收入《白昼将近》一书。圣经真理是整全的真理，不能从中抽取出一句话来，而不顾上下文的联系。保罗说顺服掌权者，但他对掌权者是有界定的，掌权者应当惩恶扬善，倘若掌权者不如此行，甚至背道而驰，他就已经失去了上帝的祝福和授权。简言之，圣经中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掌权者违背上帝的意志、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时候，基督徒当然不应顺服之。

yalelynn：余老师你好。您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想听听您对梵蒂冈、爱国教会、天朝衙门三者之间目前形势的看法。另外，您对于互联网在改善国内人权状况的作用有何看法？

余杰：梵蒂冈在梵二会议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保罗二世在全球推动民主人权事业，是苏东剧变的重要推手。但是，天主教会的问题在于，它本身形成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一个特权阶层，阻挠了普通人与上帝之间直接发声关系，这就是宗教改革的起因。
中国的家庭教会近年来努力走向公开化，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尤其是四川地震后，纷纷浮出水面，学者李凡形容家庭教会是中国最大的NGO。未来，中国家庭教会是否可以像美国的清教徒和教会那样深刻地影响社会，还可进一步观察。
而中共当局奉行无神论，自然仇视所有的宗教团体，尤其出于对权力的独占，他们不会改变对教会的打压态度。
我认为，互联网是上帝给追求自由的中国人民的最好的礼物。

鹿为驹：请问余杰老师，在你眼中现在天朝的孩子，应该受那该死的教育还是应该接受宗教的信仰？

余杰：我的孩子，我当然希望他在教会里长大，不入少先队和共青团。我们接受官方教育，中毒甚深，待到觉醒之后，方开始“刮骨疗伤”，此一过程也许持续终身。我再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继续中毒了。

weiningb17：“我没有任何信仰和崇拜。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不相信宗教和上帝，我不相信所有人造的程式化的思想。”这是卡林在2001年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的一段话。我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说：任何信仰都是值得怀疑的，新教正是这样才完成了“私域自治”。所以，尽管我是基督徒，但我认为《圣经》多是以讹传讹，尤其是新约部分。

余杰：宗教改革，反对的是罗马教廷，而不是圣经。路德和加尔文从来没有怀疑我圣经的绝对无误。对不起，虽然你以基督徒自称，但你显然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必须相信圣经绝对无误。这不是我的论断，这是一个常识。

爱伺机摸人：信了上帝之后，还能手淫吗？

余杰：请看圣经中是否有明文禁止。据我所知，并没有。有医学家指出，适度手淫对健康有益。

圣西面：想问问余杰老师，您为什么会皈依基督教呢？有什么特殊事件的影响或者是听到了什么声音？

余杰：我妻子写过一篇见证《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可以上网查到，其中涉及我的信仰过程。我以后还会写更详细的见证。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观念影响我甚大，就是“罪”和“爱”。此外，我没有经历过那种转折性的事件或者听到从天上而来的启示。每个人走向上帝的道路都不同。

Tiger：《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余杰妻子宁萱的见证）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 … dWriter=0&Key=0

zishui：请问国内的基督徒如何能够做到不过问政治，这么大的群体如何能够不与政府发生冲突？

余杰：基督徒当然要关心政治，政治是上帝的公义在这个世界上实现的方式之一。政教分离，是指教会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团体，不是说基督徒个人不能参与政治事务。
近年来宗教迫害事件层出不穷，并不是基督徒或教会故意要与政府发生冲突，而是政府违反宪法侵害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agw：如何看待早期基督教徒（包括天主教、新教各派和东正教）来华传播教义和福音，并带来当时清朝急需的科学知识和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他们是启迪民智和文化交流的天使还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余杰：廖亦武兄刚完成《远东牧羊人》一书，描写若干名当年到云南传教的西方传教士，他们将生命留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们将无私的爱留在了中国。怎么能说他们跟帝国主义有关呢？他们从中国掠夺了什么呢？

Agw：早期来华的传教士并不是单纯为了传教，而是刺探清朝当时各方面的情报，并在清朝和各国交涉过程中充当翻译（翻译时很偏向西方列强的），而且进行文化侵略，将当时尚未完全开化的边民和少数民族进行基督化，便于日后的殖民统治。

【主持人】宋石男：你这说的不是早期传教士，分明是我新华社驻外分社嘛。

余杰：当然，不排除有少数的害群之马，利用西方列强的权势来传教，他们的做法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也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

Agw：有人说中华文明（儒、道、佛教）应和伊斯兰教文明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余杰：早在唐朝，中国就与阿拉伯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我不知道两者如何可以联合起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友好，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神话。再举一个例子，中国劳工在以色列做建筑工作，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炸死，巴解方面说：“活该，谁让你们为以色列服务呢？”

耶亡尚：党领导下，基督教恐怕永不能在中国盛行吧？

余杰：在上帝的面前，党算什么呢？看看圣经中记载的历史，那么多不可一世的暴君都灰飞烟灭了。

阿波罗：你好余先生，很荣幸能直接向你提问，也很喜欢你的书和你的观点。你的书读多了就会知道中国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历史文化方面，像劣根性等等，很多都是短期内无法克服的。那么你加入基督教是否觉得宗教会是挽救中国的一个方式，或者中国向这方面发展能取得最好的效果？我以前这样想过但是形不成系统的理论，还望不吝指教。

余杰：我们先不要想着通过基督教去救国，先救我们自己。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奇妙的计划。

哎呦喂：余杰，你好！你对其他宗教如佛教有何看法？在你看来他们和基督教的区别是什么？

余杰：我不是宗教研究方面的专家，只能谈点个人的体会。严格地说，佛教不是宗教（一神论意义上的宗教）。佛教只是一种智慧。释迦牟尼说，我只是一名老师；孔子也说，我是一个追求“道”的人，他们都没有说自己是造物主。唯有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C.S路易斯说，要么你相信耶稣是救主，要么你就认为他是疯子，之间没有第三种选择。但是，如果耶稣是一个疯子，为什么一个疯子可以改变人类的历史以及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遥子：宗教可以净化心灵，有所畏惧。对道德有所规范，但是随着科技，社会的发展，道德层面必然会超过宗教目前的道德约束。那么这样的情况，如何界定是否符合教义？还是肯定不会超出宗教的框架？

余杰：没有宗教信仰，就没有道德的基础。有一些道德伦理是永恒的，如圣经之十诫，我想，无论人类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都不会认为杀人、强奸是好事吧？美国保守主义之父、思想家列奥•斯特劳斯说过：“如果在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那么吃人就仅仅是口味的问题。”

Chenzhp：请问余杰弟兄在信仰过程中有没有看见异象之类的超验体验，关于未来的。

余杰：我没有这样的体验。我不否认神迹的存在，但我们的信仰不能建立在神迹之上。圣经中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

河殇：自己是中国人去信仰基督教，总害怕失去自己的传统文化。去过那些西方节日，总感觉对不起自己流着的本民族的血液……您是怎么对待伴随着西方宗教而来的文化侵袭呢？

余杰：首先，基督教不是一个西方的宗教，这是一个常识性的误会。基督教诞生在近东的巴勒斯坦地区，是地地道道的东方人的宗教啊。然后，在保罗时代，基督徒才传播到了欧洲。
用基督教的概念来说，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普遍启示，而圣经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高于普遍启示，但并不否定普遍启示。比如，韩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韩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宗教的国家，但韩国的传统文化比我们保护得好多了。我们反对基督教，但我们的传统文化都被毛太祖破坏掉了，利玛窦和很多传教士都很尊重孔子啊，挖掘孔墓的毛主席的红卫兵。
其实，我们不必拘泥于什么是中国的，什么是西方的。佛教也是从印度来的，包括我们四川人吃的辣椒，也是从明朝才从南美传来的。

Maskhy：余老师能否推荐下有关基督教的书看看，中文版的圣经那个译本好？

余杰：一般都看传统的和合本圣经，现在有了新译本也不错，纠正了和合本的一些错误。我现在用的是新译本，还有改革宗系统的学者的注释的那种。

二、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

ocqu：“基督徒因为对原罪的认识，都很谦卑，没有骄傲，人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余杰、王怡这些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相反的，他们因为有了基督徒身份而觉得自己比那些没信仰的知识分子优越，甚至动不动拿“北大人”说事，以“家庭教会”的优越感对三自教会的普通信徒。基督徒不以恶意猜度人。不轻易论断人。余杰喜欢论断人。还要写《与孔庆东摩罗绝交书》公开作秀。”以上是饱醉豚对你的评价，同时，也是我想你问你的问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余杰：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失去对是非的判断，圣经中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而且更加需要为公义发声。如果基督徒都成了犬儒主义者、相对主义者、乡愿、好好先生，如何能够彰显上帝之公义呢？
我从来没有“北大人”的优越感，相反，我长期以来都是北大最尖锐的批评者。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个笑话说：“北大人杀人，科大人被杀，清华人自杀。”这就是中国顶尖大学的教育的失败。北大的教育是中国劣质教育的代表，北大培养得出一个韩寒来吗？换言之，如果韩寒上了北大，还是韩寒吗？我在北大的时候，最大的收益是泡图书馆。
对于“三自”，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庞大的组织系统是“教会”，它不符合圣经对教会的定义，它是当局打压和控制基督教的工具，从当年周恩来筹建此组织的时候起便是如此。当然，在“三自”中聚会的普通信众以及基层牧者，有许多是真实的信仰者，是我的弟兄姊妹，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一点。对“三自”这个机构和对其中的某一具体的人，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coeus：余老师，我知道你您和晓波老师是好朋友，能评价一下晓波吗？

余杰：这些年来，晓波对我影响最大，不仅仅是知识和思维方面的，更是人格上的。晓波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了不起的人，我刚在香港出版了《刘晓波和胡锦涛的对峙》一书，详细讨论了晓波对当代中国的意义。我相信，中国知识分子中缺少图图、哈维尔等道义领袖的历史，到晓波这里已经改写了。

shijia8341：支持下余杰弟兄，希望你能多出席一些与大家的对话，不管是不是自由派，是不是基督徒，我相信这样的对话会有益处。
我要提的问题有些过分，之所以提出来，是因为真的想知道。你可以不回答，也可以私下回答。你为什么会表示讨厌任不寐、范亚峰两位基督徒学者？你认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吗？这与基督的教导有相冲突吗？

余杰：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分歧乃至纷争。你提及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我当然没有资格作出最后的判断，我想只有上帝知道，他们自己的内心也知道。
一个信仰纯正的基督徒，是不会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毛选的。对于这样的信仰，我们至少可以质疑。我刚写了一篇《洪秀全是基督徒吗？》的文章，我非常警惕中国教会中再度出现洪秀全式的人物。

小皮：余杰老师好，您怎么看待当年杨小凯先生皈依基督？

余杰：杨小凯先生是华人中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如果他不是英年早逝，也许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没有机会与他见面，不过他的见证真实感人，给我很大的震撼。虽然他回归天家了，但他是主重用的仆人。

迦博：您对于维权一系的朋友们看法如何？面对同一个暴政，作为中文笔会的头面人物之一，请谈谈异议群体跟这些朋友们有无合作，都做了些什么？

余杰：独立中文笔会是一个松散的、以支持言论和出版自由为宗旨的写作者的团体，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民运组织。我不是所谓的“头面人物”，笔会的会长、副会长和理事都是有任期的，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每个会员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前几年，我配合会长晓波的工作，担任副会长，其实只是一个义工而已，既没有薪水，也没有权力可言。如今，我的任期已经完成，早已回归一个普通会员的身份了。
不过，我希望笔会能够为推进中国的言论自由作更多的工作，也希望朋友们不要对笔会作太多超越其宗旨与性质的期望。笔会会员个人可以参与政治活动、维权活动，但不能将笔会看作是一股政治力量。我在笔会里一直呼吁和倡导提升中文写作的质量，大家潜心写出好的作品来。我们可以期望笔会里出现索尔仁尼琴，但不可期望笔会中出现孙中山。

蒙面佐罗：你现在还认为杨佳及其同情者是纳粹群众基础吗?

余杰：请仔细看我的文章，以及晓波当初的几篇文章，我并不是否定所有杨佳的同情者，我也是杨佳的同情者。我批判的是那些鼓吹暴力的人，那些将杨佳说成是中国的救星的人。许多这样的人，躲在海外，鼓动国内的人搞暴力，这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连当年的孙中山他们都不如。杨佳作为一个个案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并不意味着杨佳就为中国未来指出了一条好的道路。

再世关羽：我赞同杨佳的行为，我也主张暴力革命，但我是国内人士。难道我也是居心叵测的“不道德”之徒不成？？

流风：我想针对杨佳的案件再问一个，很多人说你和中共讲道理，他和你耍流氓，你和他耍流氓，他和你讲道理。您认为中国现阶段的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行为，暴力和非暴力应当如何选择呢？

余杰：南非的图图主教说过，我们不要将我们自己降低到那些迫害我们的人的地步，我们要爱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当年白人政权的秘密警察头子，曾经多次策划暗杀他，他们认为这是“为国效忠”，就好像《十月围城》中的胡军一样。后来，图图在法庭上赦免了这个人。

Evilwater：他有什么权力去赦免这个人呢?

余杰：当时，作为总统的曼德拉授权图图成立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处理种族隔离时代的诸多问题。这段历史，请读《图图传》。

茶色玻璃：余先生好，中学时代，你的文章为我启蒙，现在还非常怀念那段时光。谢谢！
看到过不少因为你的基督徒身份而贬低，或者批评你的文字，似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就不该有宗教信仰。你自己怎么看待自己的基督徒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身份？

余杰：为主的名受羞辱，在我看来，是一个基督徒最大的荣耀。我们这个社会，现在还没有学会如何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许多人都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基督徒。所以，那么多的宗教迫害案件，大家都保持沉默。大家对守望教会、秋雨之福教会受逼迫的关注，远远少于对公盟事件的关注。这说明了什么呢？刘军宁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就指出，宗教信仰自由乃是“第一自由”。
我在《白昼将近》一书中，有很多文章都论述基督徒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即将完成的新作《谁为神州理九疆》中还会展开阐述。基督信仰让我在参与公共事务时，更有智慧和勇气。建议有空看看C.S.路易斯的著作，他是一位伟大的基督徒，也是一位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三、对同性恋和死刑的看法

爱伺机摸人：你怎么看堕胎和同性恋？

余杰：一个信仰纯正的基督徒，必定反对堕胎和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当然，我不歧视同性恋者，同性恋是一种罪，这种罪与其他的罪，与我身上的罪，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罪。所以，我也反对教会中某些人特别高调地反对同性恋，却漠视其他的罪恶的“姿态”。

怪怪物：同性恋到底罪在何处呢？如果你觉得你身上的罪和同性恋的罪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你会反对你自己么？

hmq512：基督教说的“罪”大概是“恶”的意思，并不是刑法里的“罪”。

怪怪物：那按你说的，“恶”在哪里呢？

耶亡尚：摩西十诫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你若有过嫉妒之心便是有罪了，耶稣说倘若见到妇人心里就动了淫念便是犯罪了。若不是法律、道德的约束不就犯了吗？

怪怪物：你倒是说说同性恋哪里贪恋人的房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了？具体“罪”在哪里？别跟CCP一样就会拿假大空的罪名吓唬人。

耶亡尚：同性恋我不知道有什么具体规定，您还是问问余杰老师。但是你要敢说你没有过嫉妒之心的话谁都不会相信，你不信基督教你觉得这是假大空，可是牧师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神的话（也确实如此）。你觉得没有道理吗。

余杰：在同性恋问题上，我的看法是“政治不正确”，我支持孙海英，反对李银河。我知道这样说必定会挨骂，但我必须坚持我自己的信仰。圣经中说得很清楚，婚姻是一男和一女。同性恋是一种“畸变”，是对上帝造人的良善的一种亏缺。当然，同性恋是如何形成的，是先天基因的问题，还是后天生活环境的影响，在西方学界仍然有争议，我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是一个我还不明白的问题。
基督徒仍然是罪人，并不是说谁成了基督徒，受洗了，就完全脱离罪了，而是说，接受耶稣为救主，耶稣为我们承担罪。我也如此，问题多多，前几天在网上看到老莫乱说我，仍然要发怒，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命光景。

哎呦喂：余杰，你支持废除死刑么？我虽然认为生命尊贵，但觉得有些罪恶只有用生命偿还，而有同学认为死刑极不人道，你如何看？

余杰：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又是“政治不正确”。我是美国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我不支持完全废除死刑，但支持对死刑的判定和实行作更严格的审核。我举一个例子：布什总统当年在德州州长任上的时候，遭遇了一件极具争议性的事情：一个死刑囚徒在狱中信主了，许多宗教界的人士呼吁特赦，连教宗都发出呼吁。但布什最后没有使用州长特赦的权柄，他说，这个囚徒信主了，已经从上帝那里获得了赦免，但这个囚徒还是要为他法律意义上的罪行付出代价。所以，州长不能干涉司法的公正。我赞同个这种处理办法。在死刑、同性恋、堕胎、干细胞研究、枪支管制这些问题上，我都是铁杆的共和党人，都站在“政治不正确”一边。

四、关于公民社会和中共

核子力量：余杰先生您好，请问您如何评价Twitter等新兴工具对促进公民社会的作用。您最近才开始使用Twitter,那么您会持续地在上面和网友交流吗？

余杰：推特是一个很好的拓展言论自由的方式，还可以在上面传福音呢，所以我以后会多多使用之。

十岗：余先生您好，当今的共产党和毛时的共产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简单的说是独裁，而是有着复杂背景和深厚社会基础的官僚阶级专政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您认为中国的民主化道路应该采取何种路线方针呢？

余杰：是的，今天的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意识形态支撑和合法性的利益集团，他们什么都不相信，只相信利益，比如胡锦涛，我敢肯定他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即便是马列毛主义这样的“伪信仰”或“次信仰”）。
今天中国的变革，如晓波所说，“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我们每个人都捍卫自己的自由和人权，一点一滴地开始做，而不是去奢望出现一个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来拯救我们。

我是小小老百姓：余杰先生，我认为不仅是胡没有信仰，中国大多数人要是有信仰，都只信仰权利，金钱和美女，秦汉以来，中国从来都是个内儒外法得社会，法家是不讲信仰只讲究利益的，儒家不过是幌子，中国历史从来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集团战胜讲道德的集团的历史，我很怀疑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真的有信仰。

余杰：萧瀚兄用“斧头帮”来比喻共产党，还是满贴切的。中国的历史，确实是比赛谁更“厚黑”的历史。我们这代人是否有智慧和勇气将这种“潜规则”改变过来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像美国的开国先贤那样，经过一番讨论制定一个宪法呢？当我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是否可以接受富兰克林的建议——“让我们停下来，静一静，来到上帝面前祈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未来仍然是幽暗的。

哎呦喂：余杰你相信早期的中共是向往民主与光明的么？我是觉得早期的一代应该也是像你们一样有美好理想的吧？

余杰：理想也有好有坏，并非所有的理想都是好的。我认为，共产党从一开始起根就坏掉了，最近读中共早期学运和工运领袖罗章龙的回忆录，罗是毛的同窗兼老乡，书中论及中共早期的活动，从那个时期起他们就干了好多坏事啊。比如李大钊勾结苏联特务出卖国家的许多情报，当时北洋政府从苏联使馆中搜查到了这些资料，在报纸上公布了，所以才将李处死。我们对历史了解越多，便越清楚他们一开头就不“真”。

【结语】

宋石男：一小时太快，又到说再见的时候了。
余杰平常给我的印象是书卷气浓，甚至有点书呆子气，今天却表现出了轻灵、急智的一面。让我狠吃了一惊。
在各位五花八门的提问中，我看到了鸣鼓而攻之的白刃味，不过也看到了从容淡定乃至不失风趣的回复。
跟帖中有个叫刘光头的伙子说的不错，在我们的现世，能够容忍并尊重他人信仰的人，也许还不够多。
余杰成名很早，因为其行文与处世，也招来不少非议。我对他了解不多，但根据莫之许的说法，余杰是个好人。而在我看来，莫之许不算一个好人，但至少是一个真人。余杰向来也被称作才子，而今天的表现，我想能够部分消解人们对这个称呼的怀疑。
宗教信仰问题是个大问题，一小时不可能有全面而深入的讨论，我想对1984BBS和余杰来说，今天只是一个开端。欢迎余杰常驻小组，也欢迎组员们继续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交流、辩难。
春节前大约不会再有大讲堂了，我们虎年再见。我会抱着我的宝宝来做下一次主持。
再次感谢余杰，感谢今天出场的诸组员兄弟姐妹。

余杰：很高兴宋兄邀请到LIVE大讲堂来与大家对话，这样的体验于我来说是新奇的，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希望今后有机会继续与大家讨论信仰、人生与社会的诸多话题。我很喜欢一句诗：与我们同行的人，比我们要到达的地方更重要。其实，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灵魂都处于焦虑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真理，金钱和权力并不能填补这个巨大的真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愿我们风雨兼程。与诸君共勉之。

我时常想起鲁迅，想起胡适，想起钱穆，不太想得起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

对鲁迅，我的认识有过反复，感情上有过起伏。60年代至70年代是信奉，80年代则是怀疑、疏离，甚至有些厌烦。80年代最后一年起，才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

在片面信奉的年代所形成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无异于一场包办婚姻。除了意识形态读物，你能够读够读到的另一种读物就是鲁迅，你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了解如果不满于教科书的灌输，那就去读鲁迅全集后面的注解。由此产生的热爱，是盲目的热爱，没有经过选择的热爱，与包办婚姻有什么两样？包办婚姻是不牢靠的，很容易被第三者插足。80年代一来，有多少精神世界的新鲜第三者打将进来？由此产生包办婚姻破裂，出现另一种选择，完全正常。经受了80年代的冲击，还固守原来的状态，并不令人尊敬，而是一种很可怕的状态。

80年代结束，所有搅动起来的东西开始沉淀下来。这时逐渐对鲁迅发生回归，发生亲近。此时回归，可以说是痛彻心肺之后的理解。他那肃杀的文风，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使然，后来方明白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他正是以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反过来，现在读林语堂，读梁实秋，你还想象就在如此隽永清淡的文字边上发生过“三·一八”惨案，有过“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在那样的心境中，鲁迅也消耗了自己。他是做不出也留不下钱钟书那样的学问了。

我怀念鲁迅，有我对自己的厌恶，常有一种苟活幸存的耻辱。日常生活的尘埃，每天都在有效地覆盖着耻辱，越积越厚，足以使你遗忘它们的存在。只有读到鲁迅，才会想到文字的基本功能是挽救一个民族的记忆，才能多少医治一点自己的耻辱遗忘症，才能迫使自己贴着地面步行，不敢在云端舞蹈。此外，还有一个私心所为，那就是对文人趣味的厌恶。这可能是我的偏见。

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多多少少都会读到那股熟悉的气味，惟独鲁迅没有。而鲁迅，本来是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有资格过上那种精巧雅致的人文生活。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通常是文人用以吟花品月的地方，他填上的是几乎老农一般的固执。他是被这块土地咬住不放，还是他咬住这块土地不放，已经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他出自中国文人，却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中国的文人传统所腐蚀的人。

这是一件很平淡的事，却应该值得惊奇。

我曾经以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高度苛求过鲁迅。后来才明白，在一个没有宗教资源的世俗国度，鲁迅坚持在那个世俗精神能够支撑的高度上，已经耗尽了他的生命。想想看，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仅此一点，就说明了全部。人人都能谈鲁迅，却是把鲁迅高高挂起，把人晾在高处，任其风干。鲁迅的生前并不快乐，鲁迅的死后更为凄惨。

鲁迅是留下了缺憾的。

现在知识界用以平衡鲁迅的是梁实秋，是林语堂，是周作人。而我以为，真正能够平衡鲁迅，在鲁迅之外树立另一价值坐标，同时也不辱没鲁迅的是胡适。

胡适的一生是坚持自由主义的一生。难能可贵的是，他是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同时不失坚定。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他完全有理由走向这两极的某一极，但是这个温和的人竟然做到了某种倔强性格做不到的事情——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60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胡适学术建树一般，但大节不坠，人格上更有魅力。鲁迅生前对他有过苛评，但鲁迅死后，当後人问及胡适对鲁迅的评价时，胡适却告诉来者，不能抹杀周氏兄弟在近代文化史上的独特贡献。雷震一案发生，胡适原来对雷震那样的活动方式有保留，用今日某些人合情又合理的标准，胡适完全可以袖手旁观，指责雷震犯了“激进主义”病症。谁也没有想到，当被问及对此事的反应时，胡适竟然那样动了感情。他当场以宋人杨万里诗《桂源铺》作答：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等到前头山脚尽，

堂堂小溪出前村。

我曾与一位学界老人谈论此事。老人当时病卧沉榻，突然从床上坐起，口诵此诗，热泪盈眶！

我还时时想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那样的书名，未及开卷，就让人体味到儒家的生命观照，是那样亲切自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精神生命则发育于师友。两种生命皆不偏废。

学者需钱穆的学术专著，一般读者仅钱穆回忆录即可获益匪浅。钱穆以研究中国文化史著称，他的回忆录本身就提供了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可信注释。

钱穆没有读过大学。但是他在苏、锡、常度过的小学、中学生涯，同学中有刘半农、陈天华、瞿秋白，教师中有吕思勉等，一时人文之盛，令今天的牛津、剑桥的博士都羡慕不止。1941年夏，他回乡省亲，当时声望已不在吕思勉之下，吕思勉邀其回常州第五中学讲演，钱穆恭敬从命。一代国学大师，与当年的师长比肩而立，竟句句以学生自居。他谆谆告诫那些年轻的校友：此为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房屋建筑物质方面已大变，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对老师生，则情绪如昨，照样在诸君之目前。此诚在学校历史上一稀遘难遇之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学生之讲辞，乃不啻如其四十年前老师长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讲辞，深望在场四十年后之新学生记取，亦渴望在场四十年之老师长教正。学校百年树人，其精神即在此。

钱穆在学问上与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但是他公正地感谢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坚人物提携了他。顾颉刚回苏州探亲，发现了钱穆的才华，推荐他进燕京大学任教。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中学教师，一步登上了大学讲台。后来他与胡适失和，但并不影响胡适聘他任北大教授。所有这些回忆，反过来该能纠正一些时令学人对新文化运动及其人物批评过盛？

鲁迅，胡适，钱穆，三人之间，一个与另一个相处不睦，然而他们却构成了30年代知识界的柱梁。我们是喋喋不休地重复梁实秋的雅舍、周作人的苦茶、林语堂的菜谱，还是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们的学生，我们曾经有过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三者合一，应该成为我们向学生介绍30年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主要形象。那是一个已经逝去的铁三角，他们凝视着这个轻佻的当下，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