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西伯拘而演周易”

我们先来看一个“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话说商王朝的最后一任“国家主席”商纣王不仅非常好色，而且非常残暴。他不仅发明了炮烙之刑惩罚犯人，而且喜欢乱杀无辜，对于他所看中的女孩子，稍有不从，便会处死甚至连尸骨也荡然无存。有一次，这个“国家主席”又看上了九侯的女儿便征召入宫，不料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性“不喜淫”，惹得这个老家伙一怒之下不仅将女孩杀了，而且将女孩的尸体做成肉酱送还给了她的父亲。有一个叫“鄂侯”的大臣就此事说了纣王几句，商纣王干脆也将这个进谏的大臣处死并将他的肉也做成了肉酱！

这事传到被封为“西伯”的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耳里，姬昌碍于当时的国家恐怖政策，只轻轻地发了一声叹息来表达自己心中对“国家主席”反人道主义行径的强烈不满，不料西伯之叹被佞臣崇侯虎告发。结果纣王大怒，便将年龄已届82岁的姬昌老头赶进一个叫“羑里”的地方监禁起来——羑里监狱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国家监狱也因此而闻名至今！

姬昌入狱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潜心于历史哲学的研究。通过对“古典文献”伏羲八卦的深入研究而结晶出一部新的伟大历史文献，那就是作为中华文化总源头的《周易》。

姬昌在《周易》里总结了上古时期人们关于阴阳变化发展的一些具有规律性的高深学问，指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尤其是通过对既往历史的考察，姬昌充分的肯定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权——他在《周易﹒革》卦中响亮地提出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的著名论断。指出商汤灭夏、汤武革命有着“顺天应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身为“国家囚徒”的“西北王”姬昌其不便明挑的玄机不在论古，而在谈今。既然当今圣上如此荒淫残暴，听不进臣下的批评和建议，不愿走改革从良的道路，那么剩下的命运就只能是等待人民的革命了。

好在是姬昌入狱七年后——到89岁时，他的亲友们通过向纣王行贿财货美女而将姬昌救了出来。姬昌走出国家监狱后，便开始进行狱中思考的“革命”大业。考虑到自己已是九十余岁的老翁了，便把“革命”理想寄托在儿子姬发（即后来的周武王）身上。他不仅对儿子大力进行革命政治学的教育，指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而且还为儿子聘请了一位大国师——姜太公。虎父无犬子，姬发不负乃父遗志，经过艰苦准备，终于在姬昌死后的第十二年（B.C1105年）与商纣王在牧野展开战略大决战，结果，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元首战败自杀，商朝灭亡，周室得控天下，令后世大儒孔夫子礼拜有加的周王朝开始了自己的“礼治”时代。

我之所以在本文开头首先提及“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故事，是因为我认为“西伯拘而演周易”的悲喜剧与赵公紫阳先生的晚年遭遇在许多方面有得一比。

首先，被商纣王封为“西伯”的姬昌是一位很能干的“封疆大吏”，他把关中大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为周王朝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赵紫阳也是由于在治理四川时因敢于改革、政绩突出而跃升为国家总理职务的。

其次，姬昌因为对商纣王的严重反人道行径表示了自己的非议（一声叹息而已），就被赶进羑里监狱关押。而赵紫阳呢，就比姬昌要做得好得多了——面对数千在广场绝食抗议的学生，他以执政党总书记的身份首先力劝同学们恢复进食，希望同学们能够“看到国家实现四化的那一天”，同时在保守派们决定调集军队进城戒严时，赵紫阳从人道主义出发，采取了坚决的抵制政策，不仅拒绝主持决定戒严的万人大会，而且根本拒绝出席会议，其结果，恼羞成怒的“纣王”们不仅罢黜了赵紫阳的所有职务，而且从1989年5月下旬开始，长期将他软禁在北京市富强胡同六号“监所”。

第三，周文王入狱时已是82岁高龄，但商纣王只将他关押了七年时间便释放了；赵紫阳入“狱”时也已71岁高龄。尽管中共强权集团换了好几代，却都一如既往的将赵紫阳软禁在富强胡同六号“监所”——从1989年一口气关押了十六年，直到2005年他去世时，也未能恢复他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一点上，赵紫阳又比周文王要悲惨多了。

最重要的是两位老人被关进监狱后都没有垮掉。周文王在监狱里为后世子孙贡献了一部《周易》，强调了“穷则思变”的人心法则，指出了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合理性，并在出狱后将自己的“革命”思想授受给儿子周武王，促使周武王率兵对不愿改革、听不进臣民批评建议的商纣王行使了庄严的革命权，并最终开辟了一个新的、相对进步的周王朝。那么同为国家囚徒的赵紫阳又在著名的“富强胡同六号监所”里作了些什么样的思考呢？这便是我在本文中要探究的第二个大问题——

赵紫阳的“政治遗嘱”

1989年5月下旬，七十一岁的赵紫阳因反对戒严被最高当局非法软禁，直到2005年2月去世。在长达16年的软禁岁月里，赵公没有放弃关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在一些老部下的建议下，赵公就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作了一些讲话录音，录音经过杜导正等人的文字整理于2009年5月在香港公开出版，书的名字叫《改革历程》（在国外也有将书名说成是《国家囚徒》的）。

我有幸在前不久读到了这本书，全书共分六个部分，分别涉及八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建设、反自由化、十三大、治理整顿、89六四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但对我本人吸引力最大的乃是全书的第六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一章节里，作者首先反思了邓小平的政改思路，多次指出邓小平的所谓政体改革并非民主改革，而不过是做些行政改革，赵紫阳说：“他（邓）心目中的改革，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上的现代化、民主化。主要是一种行政改革，属于具体的工作制度、组织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改革，邓主张的是在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前提下的改革，改革正是为了进一步的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赵公充分肯定胡耀邦的政治思想，认为“民主是耀邦追求的目标”。而本章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乃是我称之为赵紫阳“政治遗嘱”的第四小节，即作者“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过程”。

坦率的说，我在读到这本书以前对赵紫阳的定位只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2005年2月我在狱内得到赵紫阳逝世的消息时所写的缅怀文字也是这样的思想认识。我从来没有认为赵紫阳是像胡耀邦那样认可民主制度的，赵所做的十三大报告虽然提出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被确定为“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赵在1989年抗拒戒严的有限行为并不能证明赵是在追求民主，而只能证明他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这正如周文王看到商纣王煲人肉羹时所发出的人道主义叹息并不能证明周文王具有民主思想一样，赵在89年的作为还不能说成是他对民主的追求，只能说赵在89年与刽子手们的决裂闪耀的是人性的光芒、人道的光辉！

但从赵紫阳的“政治遗嘱”里我明显的读出了他在漫长幽禁岁月中通过思考所发生的重大思想升华和转变。那就是通过富强胡同六号“监所”的多年软禁使得赵公完全抛弃了原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包袱，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政治哲学的共产党员成功的转变成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人士——凤凰在烈火中实现了涅槃、重生和永生！

那么，赵紫阳的“政治遗嘱”究竟是什么内容呢？

简单的说就一句话：必须在中国建立起“议会民主制”，而在这之前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渡。

赵紫阳在89年下台以前跟许多保守的共产党领袖一样，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议会民主制“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代表大会制度才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也正因此，他说：“我当时所想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到1987年，不是想在中国搞多党制，搞西方的议会民主制”。但经过“六四”及其以后黑暗岁月的洗礼，赵公终于意识到“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于形式，不是人民当家作主，而是少数人、甚至是个人的统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本来面目让他识破了，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赵紫阳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考察，认为诸如君主制、法西斯独裁、军人政权都已被历史淘汰，“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看来这种制度是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好的、能够体现民主、符合现代要求而又比较成熟的制度。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他还说：“为什么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实行另外一种制度呢？这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

由此可见，赵紫阳已完全由一个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了，他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达”中认识到了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且也认识到了当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系列问题——包括权力市场化、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均是由于缺少这种议会民主制造成的，正因为“西方议会制是现在可以找到的最好的政治体制”，赵紫阳才会斩钉截铁的宣布“在中国目前条件下，首先必须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实行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这便是赵紫阳“政治遗嘱”的最核心内容——首先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

与此同时，赵紫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也提出了在实行议会民主制以前是需要创造一定条件的，不能仓促贸然的一下子建立。尤其是为了避免社会国家在转型时期的过于动荡而导致过多的改革成本的付出，赵紫阳认为需要一个稳定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里，人民应该继续支持共产党执政，继续保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但是，执政党必须改变自己的“执政方式”，必须在社会政治领域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从而为建立良好的议会民主制创造必须的条件。具体说来，在这个过渡期里，执政党应该解决以下问题：

增加党和国家决策工作的透明度，使人民享有知情权；

培育社会团体，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更多更好的容纳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

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通过有效立法来保障宪法第35条所规定的六大公民政治权利，向法治化前进；

改革选举制度，扩大民主选举范围，执政党在向人大推荐领导人选的时候应多推荐几位，由人大代表从中选择，并且这种差额选举应从基层推广至中央一级；

党内民主关要过，一定要允许不同意见、甚至不同派别在党内的合法存在；

改善多党合作制度，使民主党派真正起到既能参政、又能监督的作用。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开会期间，可以以党派、党组的形式活动；

逐步开放舆论、逐步开放报禁；

逐步开放党禁；

军队国家化；

实现司法独立。

这些都是执政党在过渡期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

最后赵紫阳提醒共产党执政集团说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能靠宪法的规定来垄断”，而是要靠自己去竞争。议会民主制已是一种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无可阻挡，顺之者昌。“我们自觉这样搞，对党有好处，对社会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反之，那就对党没有好处，对社会没有好处，对人民没有好处”，“如果我们一切都很主动，一切都搞得很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可以保持很久。”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再拖延，“我觉得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应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以上便是赵紫阳在《改革历程》这本书中所要表达的最核心内容，由于这些内容直到他逝世之前都没有公开过，因此，赵紫阳在漫长幽禁岁月里所结晶出来的上述真理性思考便是他对中国共产主义执政集团的嘱托和期望，是他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后嘱托和期望！

“改良”还是“革命”？
 
从前文的表述中，我们知道周文王和赵紫阳作为自己所处时代的国家囚徒在黑暗漫长的囚禁岁月都没有放弃对自己所处国家和社会的命运思考，而且都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变化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所不同的是周文王果断地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尽管他在狱内大作《周易》里没有明确号召自己的人民起来完成对商纣政权的革命性颠覆，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响亮论断则为商纣政权的执政危机提供了历史哲学方面的精辟论证，周文王也在自己的这种“革命”理论中为自己出狱后的“革命”事业寻找到了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而赵紫阳则选择了继续“改良”的道路，通过赵紫阳的“政治遗嘱”，我们虽然发现他在“囚徒”岁月顺利的完成了自己思想的“哥白尼式革命”——顺利的从一个信奉马列的共产主义者转变为一个信奉普世价值的民主主义者，但从内心里他对于他曾长期供职的中国共产党还是非常关心的，尽管这个党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强加给他的是种种虐待和迫害，但他并没有呼吁人民“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而是反复提醒执政当局民主化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赶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赶紧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并提出了十余条在过渡时期具有很大操作性价值的改革意见和建议。

周文王出狱后领导自己的同志们积极的执行了自己的“革命”事业，虽然文王出狱后不到七年时间就死了，但他的革命理想被包括姜太公和自己儿子在内的同志们所继承，到公元前1105年，也就是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周武王在著名的牧野之战中取得了对纣王的决定性胜利，纣王战败自杀，商纣政权被成功颠覆，周武王掌控了“北京”，这使得周文王在监狱里所谋划的“革命”大业终于得到了理想的实现！

那么，赵紫阳在“狱中”所谋划的民主“改良”事业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呢？赵紫阳的改革理想能否实现呢？“议会民主制”的政治蓝图能否在中国成为美丽的现实呢？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则是需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来共同回答的。

就中国民间现存的各种比较活跃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来说，绝大部分是认同“议会民主制”这一总体目标的，如自由主义学者、家庭教会人士、法轮功、民间维权人士、NGO组织以及于2008年年底横空出世的“宪章派”都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尽管这些力量受到当局不同程度的打压，但都在以自己所能认可的方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加油”。尤其是“零八宪章”团队作为议会民主制的最健康力量受到当局的高度戒备，其代表人物刘晓波甚至被当局重判11年徒刑。但当局的打压不仅未能达到其所觊觎的战略目标，相反，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集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从而动员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向着“议会民主制”的方向前进。而家庭教会力量及民间维权力量作为与“草根阶层”结合最紧密的“步兵”队伍，虽然还没有比较引人瞩目的“将军”行动，但却几乎天天都在做着“攻卒”的训练，大战不见，小战不断，四面出击，到处开花。在未来，如果宪章领袖与家庭教会的领袖们能够从民主战略的高度统合起各色民间维权力量，使之从“自在”的阶级上升为“自为”的阶级，完成思想上的“哥白尼式革命”，则“议会民主制”的目标一定会是为期不远的中国风景！

但从“毛左派”的角度讲，他们是坚决抵制和抗拒“议会民主制”这一目标的，他们虽然也对当下的现实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满，甚至对执政集团也投之以辛辣的批判，但遗憾的是他们将方向搞错了。“毛左派”分子似乎都同时具有“虐待狂”和“受虐狂”的病患嫌疑，他们大都想在中国大地搞“毛泽东主义”复辟，甚至希冀再度动员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派力量不可小觑，它是需要其他各色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共同警惕的最具危险性的力量。

当然，从赵紫阳的政治理想角度讲，他的“政治遗嘱”显然主要是说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集团听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各色政治力量中的最为强大的力量，其领袖集团是否认可和接受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则直接关系到“议会民主制”的命运，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究竟是遵循周文王的“革命”路径还是赵紫阳的“改良”路径！

在本世纪初，我曾对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领导集团抱有很大的期望，我认为“第四代”领导集团既没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包袱（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等他们都不是始作俑者），又应该是最具世界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的领导集体。尤其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2006年底到2007年下半年，中国社会表现出种种的民主转型迹象，如电视片《大国崛起》的制播，民主话题与普世价值的热烈议论，甚至连一项偏左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都转载了《民主是个好东西》这篇让全世界都叫好不已的重量级文章。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的2月和3月也分别以论文和答记者问的形式肯定了自由、法制、人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的普适性问题。应该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集团如果沿着这样的思想路径前进的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现在已开始了实质性的进程。

遗憾的是，在核心决策层里温家宝的声音是如此的孤独和虚弱，以至于在2008年的奥运会闭幕不久，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为代表的“左”派人士便开始公开批判普世价值，到2008年12月18号，中共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又公开表示中国“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将走向民主的道路定性为“邪路”，这是让世人感到非常震惊的事情，以此逻辑推论，所有采用议会民主制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北美、西欧、北欧及日、韩等）都是走上“邪路”了，呵呵，呵呵，真“晕”呀！随后中共中央的其他几个巨头如吴邦国、贾庆林等人分别公开表示“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多党制”等等。到2009年，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出现了全面的大倒退，不仅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调子越来越高、力度越来越大，而且在人权领域全面收网，人权个案此起彼伏。不仅对刘晓波、许志永、赵达功等人先后动用专政手段，甚至出现了维权律师高智晟被“失踪”的“雷人”事件；在文化领域，以所谓“扫黄打非”的名义大力压缩“自由传播”的边界，逼迫“谷歌中国”准备“出走”中国，在学术重镇中国社科院甚至出现了法学所的范亚峰、哲学所的张博树先后“被下岗”的事情。

奥运结束以来中国最高执政集团的这种集体“变脸”行为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拒绝在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拒绝在政治体制上向“议会民主制”方向前进。执政当局不认为“议会民主制”是一种世界潮流，继续认为民主、自由、人权、平等这些东西只是西方人的专利，强调中国要走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连越南也不如的顽固保守心态无疑会让已逝世五周年的赵紫阳非常失望，他在“政治遗嘱”里所指出的让执政党和国家都付出最小代价的“改良”路径显然被决策集团所否决。而“第四代”领导集团的常规“做王”时间只有两年多了，在此情况下，指望中央政治局的寡头们在余下的两年时间里来个180°大转弯，高扬起“议会民主制”的改革大旗还有可能吗？

怎么办？

难倒和平改良的民主化道路真的在中国共产党那里行不通？难到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共产党正在等待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推翻专制制度的“解放战争”？显然，执政党集团是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的出现的，是不希望自己从当年的“革命党”沦为新一轮人民革命的对象的。也因此，自六四以来的20余年时间里，“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执政集团喊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稳稳”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主管的第一使命！

但是，不容怀疑的事实是，“维稳”工作越来越难做。据福建省公安厅统计，2009年上半年，福建全省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462起——以此比例推算，31个大陆省市在2009年的群体性事件大概在20000多起。在这些事件中不仅类似于厦门反污染、重庆的哥罢工那样的和平抗议事件屡有发生，而且因征地、因拆迁、因税改、因企改、甚至因为个体公民遭遇不公或偶发死亡事件便会引发起大规模的暴力抗议活动，如2008年的瓮安事件、、孟连事件、陇南事件、杨佳事件，2009年的石首事件、南康事件、通钢事件等等均属此列。这些事件一旦发生，便会出现局部性的街头革命症状，地方政府机关如公安局、派出所、政府大楼便会首当其冲。堵交通、烧砸警车、乃至冲击政府大楼的事情屡见不鲜。甚至在群情汹汹之下，会发生通钢总经理被殴致死事件。

在这些群体性事件中，除了因直接利益相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如吉林通钢事件、江西南康事件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体性事件是由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而成，如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等。为什么会发生大量的“非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这些事件？2010年度《社会蓝皮书》的主编——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认为是“由于基层财政的薄弱，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过程当中，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的矛盾和问题。比如企业改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集资等等，这些事情当中都向群众欠了很多债，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造成的民怨太深。所以一旦突发事件产生以后，就造成了所谓的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性的群体冲突。”

其实，这种分析也只是看到了比较肤浅的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正在于中国共产党所引领的改革是经济单行的“跛腿鸭”式改革所造成的，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无动于衷造成的，是由于中国社会民主、法治的缺位造成的。正如赵紫阳在“政治遗嘱”中所分析的那样“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文明，它就必须实行政治体制上的议会民主制……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成为健康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实现现代的法治社会。就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出现权力市场化、社会腐败成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情况。”在改革缺乏民主、在人民不能当家作主、在人民对于各级执政者缺乏刚性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所谓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会沦为权贵集团瓜分国家财富、侵吞人民财产的“高端盛宴”，这不仅是近年来所谓人民“仇官”、“仇富”的最根本原因，也是好多人将今天的中国社会定性为“权贵资本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如果执政当局仍然执迷不悟，仍然刻意阻挠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民主化改革，仍然将“议会民主制”视为西方专利而抗拒门外，那么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问题、各级权贵集团对人民的掠夺问题就会象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作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官民”矛盾会越积越深，其最终结果恐怕不仅仅是发生像现在这样的群体性事件问题，而极有可能是一场新的倾覆整个专制大厦的“汤武革命”——只不过包括“左派”民粹主义者在内的各色政治力量都在等待一个天赐的事件和时机而已，比如说，在“北京”发生某件足以广泛刺激人民神经的“意外”事件……

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恐吓，执政党必须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执政危机性问题，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因为土地问题把农民得罪了，因为企改问题把工人得罪了，因为拆迁问题把城市居民得罪了，因为自由问题把知识分子得罪了——总之因为扭曲的“权贵资本主义”改革，而将广大人民得罪了，而且这种得罪行为还在日益扩张和深化，长此以往，其将党乎？其将国乎？一旦陈胜、吴广站起来，恐怕执政党连“向隅而泣”的机会都没有——千万别忘了三千年中国历史，人民“革命”总是具有广泛的烧杀传统的。

很自然，这种“革命”对于整个社会财富和社会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和扫荡性，执政党和各级权贵集团的利益自然会首当其冲，为了防止新的“革命悲剧”的发生，本人提醒执政党应集体学习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充分意识到这份“遗嘱”是赵紫阳拯救执政党的最后努力，也是执政党自我救赎的唯一途径，意识到“议会民主制”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动权，确立“议会民主制”的改革目标，并充分考虑赵紫阳有关“过渡时期”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改革成为执政党主导下的“光荣革命”（英国式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千年发展和繁荣开辟出全新的康庄大道！

当然，执政党决策集团可以继续固执己见，可以继续将赵紫阳的“政治遗嘱”尘封于富强胡同六号“监所”，可以继续维护权贵集团掠夺于人民的既得利益，可以继续拖延中国的民主化改革，可以继续无视和蔑视广大人民的正义诉求，但是人民的耐心是有限的，在赵紫阳式的“改良”道路真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反对派是否会拿起周文王的“革命”武器甚至重张“替天行道”的大旗则只有“天”知道了，也许会，也许不会，但至少也有50%的可能性吧。在“50%”的可能性面前，中南海的衮衮诸公能睡得踏实吗？因此，我希望各位党国领袖在夜半醒来的时候思考这样一个也许很荒唐的问题：

在周文王去世后的第十二年，由他所指导的周武“革命”取得了成功，商朝灭亡；那么在赵紫阳去世后的第十二年——也就是2017年，在我们共同的祖国又会发生什么呢？

天佑民主！天佑中华！
Amn !

2010.1.23.草

二0一0年一月十九日下午两点钟，原订与陈隆昊老板约在唐山出版社讨论本书出版事宜的陈英泰夫妇，只来了夫人李美香。李美香神情憔悴，含悲忍泪告诉陈隆昊，陈英泰在前一晚十一时因心肌梗塞，于保安街家中急送台北马偕纪念医院抢救，不治身亡。李美香历经一夜与至亲生离死别的痛楚，却直记得陈英泰与陈隆昊的约会。《再说白色恐怖》，这本书竟成为陈英泰生前关于白色恐怖时代记忆的总结。不知怎地，她竟从大稻埕一路走到公馆，边走边哭，边哭边走，在一个半小时的路上，与陈英泰二十九年相知相惜共同经营的人生，如今轧然而止。她犹沉浸在前夜与死神拔河的激动情绪中，一夜心潮澎湃，无法入眠。往日的点点滴滴、酸甜苦辣，一一清晰浮现眼前，但沿路风景却不断被泪水模糊。到了目的地唐山以后，她不知道，往后没有陈英泰的日子，她接下来一个人的人生路途，该往哪里走。

陈隆昊惊讶地听到李美香传来的噩耗，他赶紧带着李美香奔赴下一个约会，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他们原本也约好的，要为邱荣举所长为《再说白色恐怖》所写的序定稿。这原来是《再说白色恐怖》一书付梓前的最后一道作业了。就在前一天，邱荣举还在和陈英泰通电话，为他迟交的序文致歉，并约定了这天下午的茶叙。邱荣举告诉陈英泰，他要以「民主台湾人权战将」的桂冠向陈英泰的人生战斗和书写表达敬意，陈英泰听到了，不知如何作答。这可是用尽了他一生的代价呀。

陈英泰生于乱世，成长过程中受到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愉快经验，形塑他对于自由民主价值以及台湾人民集体解放的无限向往。十七岁那年，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陈英泰从日本学生军中解甲归田，继续学业，以为祖国将可为台湾人民带来尊严与幸福，岂料中华民国竟以战胜者的傲慢君临台湾，苛政秕事、横征暴敛，更甚于异族统治者。十九岁那年，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抗暴，旋即遭到国民革命军的镇压，陈英泰和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于是转而天真地寄望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他与身边国立台湾大学法学院的同学们都不约而同地于一九四八年加入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地下组织，这是他们的成年礼。二十一岁那一年，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中华民国在台湾戒严顽抗，疯狂整肃异己。

二十二岁那一年，一九五○年十月，陈英泰终于被捕，然后，历经中华民国白色恐怖统治下的各处黑牢。他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第一批登陆绿岛的政治犯，又因在新生训导处中的消极抗争，而于一九五三年列名首犯，以阻挠感训名义被送回台湾新店安坑军人监狱，他亲眼目睹监狱长杨又凡授意下的军监大屠杀，并且耳闻新生训导处长姚盛斋在一人一事良心爱国运动失败后在绿岛同时展开的大屠杀。一九六二年三十四岁出狱后，他又看到中华民国的反共教育和社会控制，使这一批在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中遭到无辜牺牲的善良老百姓，以及勇敢反抗暴政的台湾社会良心，为国家持续身体监视和人格侮蔑，并因而为其亲友和台湾社会所误解排挤。他不忍，不平，而以无比的意志力和超人的记忆力，立誓要为自己、和那一代在台湾受压迫者和反抗者清白的平反，战斗到底，要用他的言说、行动，和他的笔，深深刻画那段被外来统治者蓄意涂抹的历史。

陈英泰隐身市街，支持台湾民主运动，致力争取转型正义。他位于凉州街的大刚贸易有公司里的便当会，是政治受难者同志发起平反运动的策源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则是他们的战斗团队，他们上街头呼喊台湾社会的良心，赴立法院请愿游说争取立法，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向人民道歉赔偿，陈英泰更一一寻访受难者与其遗属，查阅政府档案和各种史料，用以印证他的记忆，要把他心目中那些受难者美丽的姿态和感人的事迹，亲自写入他们的后人和所有台湾人民的心中。

陈英泰为一代人的清白，与法西斯的幽灵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再说白色恐怖》付梓之前，他仍在景美人权文化园区的改名争议中，对于国民党政府官僚一再试图抹灭白色恐怖遗址历史意义的作法提出严厉的批判，二○一○年一月十四日，监察委员黄煌雄和沈美真提案纠正行政院，要求从共同历史记忆出发，全面检讨包括景美园区在内的各个白色恐怖遗址的使用维护与再活用政策，陈英泰参与了该案的听证和调查。

一月十六日下午，过世的前两天，他出席了台湾民间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在台湾国际会馆举行的转型正义年度论坛。当晚，他与心爱的女儿们家庭聚会。陈英泰感慨多次死里逃生，笃信基督的女儿们对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捡选父亲存活下来，是为了让父亲完成的上帝工作，上帝要透过父亲的手，让尘封数十年事情相貌还原，让世人知道历史的真相，让受苦死去的人，不白白受苦。」是啊，这是对于陈英泰事功何其贴切的礼赞。十七日，他过世的前一天，上午，他和李美香一起出席了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举行的便当会，前国史馆馆长张炎宪受邀与他们一起讨论张炎宪与陈美蓉主编的《戒严时期白色恐怖与转型正义论文集》一书，而当中收录的许进发〈左倾知识青年的肃清：学生工作委员会案〉一文，讲的就是陈英泰和他的同学们的故事。陈英泰精神感到疲累，未发一语，李美香深知陈英泰的想法，便起身发言，希望受难者彼此间多顾念不同的政治立场，特别是体贴从中国大陆遥远故乡流亡来台者怀乡和期待两岸统一的心情，而对于转型正义的追求，也不应该因为政党轮替改朝换代、不同的政治支持，而在立场上有所改变。白色恐怖跨越年代久远，案件类型复杂，受难原因不一，但台湾社会对于转型正义的实现，目标与理想应当一致，政治受难者应当多方结盟以壮大平反的力量才是。

十八日，陈英泰的最后一天。上午，在大刚公司，他一如往常地在计算机前用功，精神矍烁，战志昂扬，他下一部书《回忆，二──由改坐大牢至平反之路》的修订正在进行，他的心脏却骤然如战鼓般咚咚擂起，令他感到晕眩不适。李美香问他要不要看医生，陈英泰固执而又不愿中断写作，说休息一下就好。这一天上午的写作停停歇歇。下午，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进会会长陈鹏云骑着摩托车来访，他们在绿岛和新店军监逃过一劫，庆幸拣回一命，矢志共同倾注余生为平反奋斗，两人细数往事，笑中带泪，欷歔中仍有豪情壮志。晚上，陈英泰和李美香在家一同读书，家居闲聊，陈英泰再次感到不适，战鼓夜半竟然作响，他想着明天还有工作，把书定稿付梓，决定先就寝以养精蓄锐。就在陈英泰进入卧房没多久，浴室出来的李美香听到陈英泰短促而深长的呼吸声，她感到异样，像每次陈英泰做恶梦时她一定在身旁守护安慰，她本能地冲进探望，陈英泰再度发出巨喘，李美香奔赴他的身旁，但见他眼睛紧闭，脸色有异。她连喊两声英泰无回应，看到他一向英气饱满的表情开始涣散，她迅速地将陈英泰随身携带的硝酸甘油口含锭塞入他的舌下，一如他每次衔枚噤声武装上马的姿态，而此次，陈英泰却含不住了……。叫救护车，李美香马上拿起电话，直觉到，情况不对了。

陈英泰根本就还不准备就此撒手离去。他什么话也没交代。那两声喘气，如呼唤，亦如深叹。在夜色中无助地呼唤着家人，孩子般地，像当年在黑牢里呼唤深爱的母亲。又恍若叹他壮志未酬，无法亲自校订完剩下六十万字的三本书稿，如叹「虞兮虞兮奈若何」，不舍告别他的爱人同志。李美香慌乱而坚强地将陈英泰送医抢救，在夜半家人聚集马偕医院向陈英泰送别后，她悲伤地想着，年长她二十三岁的陈英泰如果能多活十年，他一定能完成他实现转型正义的人生志业，而那时，她七十岁，她也该活够了。

李美香告诉了我，杨银象和邱恩敬当年介绍她和陈英泰认识的往事，许多人都反对她跟着一个年龄可以当自己父亲的男人要干什么。但她则为陈英泰的正直倾慕不已。二十九年以来，在与陈英泰共同生活的岁月里，她参与和见证了他和他的同志难友们精彩而不凡的生命，充实满足和快乐幸福，值得。

陈英泰是家父的台大同学，和许许多多的读者一样，我们都是在他的书上，认识了父亲和许许多多长辈们至今不愿多说的受难过往。谢谢您，欧吉姜，您为台湾和您的同志难友们的一生付出，您是个深情重义的真男子汉，他们何其幸运，有您这样一个好朋友，这一切值得。请放心，您的精神不死，我们一定会完成您的心愿，将您的遗稿整理出版，我们也会追随您的脚步，坚持正义与理想、大爱与信心，继续为我们的国家与社会打拼。

民国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半于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宿舍初稿
一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于
台北泰顺街小漫餐厅定稿

●记载西方基督教於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大秦景教碑，怎么会出现在日本佛教圣地的高野山？是真碑还是假碑？

十二月初去日本关西，中午从关西国际机场乘搭南海电铁，几经转车，上到和歌山县的高野山已经夜深。是夜，投宿高野山的寺观赤松院。高野山是中国唐朝时期的日本佛教高僧空海大师随遣唐使赴中国习佛归来，於公元八一九年兴建金刚寺修行传道之地，是日本密教真言宗总本山，日本的佛教圣地，最盛时有寺院一千二百座，明治维新后衰落，但仍有一百二十座。

日本最着名墓园发现大秦景教碑

次日参观坛上伽蓝、金刚峰寺后，前往空海大师灵寝奥院，在通往空海大师御庙的两公里参道的两侧，杉木森森，密佈墓园和各种慰灵的碑石和灵塔。

高野山奥院是日本最大最有名的墓园，日本许多着名高僧和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如战国时代的将军丰臣秀吉、织田信长、近代的中曾根康弘等，都可见到他们的墓地或灵塔。日本人传说，空海大师为弥勒佛转世，因此许多日本人对身后事的最大愿望就是葬在高野山，期望与空海大师一同转世到西方极乐世界。在明治维新前，只有高僧和豪门巨族才可在此建墓设灵塔。但明治维新后对庶民开放，墓塚和灵塔大量涌入，有称可能多达数十上百万.许多日本大公司，如日产汽车、南海电铁等亦在此设灵塔祭奠因公逝世的员工。由於土地有限供不应求，现想在高野山奥院拥有一平方公尺土地安排后事的价钱竟高达数百万美元。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皮了！

沿着参道走，观看形形色色的墓塚灵塔，一块特别的碑石突然使我眼睛一亮。

这是一块中文碑石，碑身斑驳残旧，显然历经了漫长岁月。最上方刻有一个十字架和九个中文楷书大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下面刻有中文行书的碑文正文，立碑人为“大秦寺僧景净”，立碑时间“大唐建中二年”（公元七八一年），最底部还有一些拼音文字。

记载西方基督教於唐朝时期传入中国的大秦景教碑大名鼎鼎，我早已听闻过.但这块被中国视为国宝的着名碑石怎么会出现在日本佛教圣地的高野山？是真碑还是假碑？

由於我的好奇，意外地了解到一段跨越一千二百年的东西方及中日间的文化交流历史，觉得非常有趣，亦令人深思，值得一记。

英国戈登夫人赠複制碑

所谓大秦是古代中国对古罗马帝国区域的称呼。大秦景教碑於一六二三年（中国明朝天启三年）在西安附近出土，当时已有耶苏会传教士在华传教，他们凭此碑认出，大秦景教应是基督教一个古老教派。碑文记载一个叫阿罗本的大秦景教士於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六三五年）来到长安传教，於贞观十二年在长安义宁坊建大秦寺（基督教堂），并发展了二十一名教士。这说明早在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后这些欧洲传教士来华的近一千年之前，西方的基督教已光临过中华大地。因此大秦景教碑的发现轰动罗马教廷和欧洲史学界。但也有不少人不相信，因为阿罗本在中国长安建基督教教堂之时，基督教的传教士尚未跨过中欧的多瑙河，多瑙河以北的大片欧洲土地尚是基督教罗马帝国视为化外蛮荒的异教徒国土。他们怀疑所谓大秦景教碑根本就是这些欧洲传教士搞鬼伪造。直到后来在中国西安、福建泉州、北京房山地区陆续有更多大秦景教历史文物出土，质疑和争论才逐渐平息下来。

回香港后查资料，发现日本高野山的大秦景教碑原来是摹本，原碑现珍藏於西安碑林，是中国严格禁止出境的国宝级文物。但高野山这个複制品也有很高文物价值，立於此地也有一百年历史了。

因欧洲基督教会和学术界很看重大秦景教，曾有西方学者拟重金购买送往大英博物馆珍藏，但为清廷政府所拒。其后此碑複制了多份运往欧洲，其一现藏於梵蒂冈博物馆.

高野山这面仿制的大秦景教碑是一位英国女学者戈登夫人（Elizerbeth Anna Gordon）於一九一一年赠予高野山。这位基督教女学者一八九一年访日，上了高野山，为高野山的东方宗教神秘气氛所倾倒，并认为空海大师的佛教真言宗与基督教有许多相通相似之处，比如她认为佛教的弥勒佛就相当於基督教的弥赛亚（救世主），因此主张佛耶结合。大秦景教碑文用中国人熟悉的佛教教义和文字阐述基督教教义，高登夫人认为具有某种象徵意义，遂赠予高野山，以体现不同宗教间的沟通和包容。

戈登夫人一九二一年逝世后，遗体按其遗嘱葬於高野山大秦景教碑旁，可惜我当时只顾看这块中外驰名的碑石，并未留意到这位外国女子在旁边的灵碑。

立於高野山奥院参道上的大秦景教碑令人感慨万千：人类许多独特的民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并非一直是文明的孤岛，都有过与异文化接触交汇而得以丰富自身的机遇。古代文明间的接触可能比后人所知的更频繁，可惜许多已湮灭於历史尘埃之中。作为一个常为东西方文化之争所困扰的现代中国人，亦不免对一千多年前盛唐时代那种敝开国门广纳四方客人──无论东洋或西洋来客──的恢宏大度气势所折服。

但到公元八四五年唐武宗大举镇压佛教，被当时中国人视为夷教的大秦景教也被波及，长安的大秦寺被毁，大秦景教碑被埋，大秦景教逐渐衰落绝迹，直到千年后此碑才重见天日。可见文明交流的中断，并非是受阻於高山、大海、沙漠等所谓的天堑险途，而往往是统治者为巩固其权力打压异己的暴力行为。在此行中，我发现日本民族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刘燕子写日本基督教史

到京都后，见到旅日的华人女作家刘燕子。她送了我一本她写的中日韩文化评论集《这条河，流过谁的前生与后世》，很巧的是，书中谈到了西方基督教传入日本的历史以及日本对外交流曾中断二百余年的缘故。

据刘燕子在书中说，大秦景教曾由日本赴唐留学僧带回日本，在日本的文化中留下若干蛛丝马迹，而基督教真正进入日本是在十六世纪，几乎与葡萄牙人到达中国澳门同时.

日本是海国岛民，对外来先进文化抱有强烈好奇心及求知欲，对基督教并不抗拒，因而使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教相当顺利和成功，不到一百年，教徒已达到三十七万人，佔当时日本人口的百分之二，其中还包括不少地方诸候，九州一位诸候大村纯忠甚至将他的领地长崎港捐给了传教的耶苏会，遂使长崎获得“东方小罗马”的称号。

但好景不长，在军阀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建立德川幕府政权后，为巩固权力，对内施行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杜绝了社会的上下流通；对外则闭关锁国，并颁佈禁教令，以极残忍的手段赶尽杀绝天主教，其间曾血腥镇压了一场天主教徒的大起义，屠杀了三万七千教徒。据估计，在长达二百五十年持续不断的高压迫害下，日本有二十万天主教徒殉教，天主教完全在日本绝迹.

德川幕府统治的江户时代，可说是日本历史上一个严重停滞的时代。在明治维新到来的前夕，日本被美国军舰黑船敲开国门，西方传教士又回到日本。这时奇蹟发生了：一个已宣告死去的宗教复活了。

一八六五年，在日本禁教后重新建立的第一所长崎大浦天主堂（现教堂为日本唯一的西式国宝级建筑），来了一群衣衫破烂的农民，为首的乡下接生婆告诉法国神父，他们是隐藏的天主教徒。也以为天主教在日本早已绝迹的神父又惊又喜，随后经过秘密探访，发现仅仅浦上周围，隐藏的天主教徒就有近五万人，基督世界为之震惊.全日本的百万天主教徒等了整整七代人，二百五十年，终於等来了他们的“罗马神父”。这位乡下接生婆杉本百合亦成为日本基督教史中“打开历史大门”的传奇人物。

二十五年后，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亲临大浦天主堂参加日本教徒发现庆典纪念，这位名留青史的日本婆婆和她的孙子也恭逢盛会。

西方基督教徒体验佛教

同样巧合的是，这次同游日本的一位美国朋友恰逢是天主教徒，并特地在星期日到京都河原町天主教堂参加了一场专为旅日外国人安排的英文弥撒。后查资料，发现河原町天主堂原来就在西方传教士於一五七六年在日本建的第一个天主教堂──“京都南蛮寺”的旧址上。南蛮寺是当时日本人对基督教堂的称呼，因为日本人将来到东洋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称为“南蛮”。京都南蛮寺在禁教时代被摧毁。

东西方文明在重重艰难中交汇接触而又中断的那一页悲壮的历史早已翻过.日本佛教圣地高野山今天是最多欧美人士投宿寺庙修行体验东方文化的圣地，我投宿的赤松院，除我一人外，全是西方人。清晨，按高野山投宿规定，大家跪在佛堂听诵佛经、捻香礼佛，然后再吃早餐。肃穆地跪在佛堂体验东方佛教文化中的欧美游客，有的是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可能他们绝未想到，在日本禁教时代，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佛教寺院也曾助纣为虐，参与过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但那个时代毕竟过去了。

●今日中国的一党天下囊括了各界精英，结成庞大利益集团和官僚制度，佔人口九成的汉民族主义，可以对付离心力，甚至发动和邻国的战争。这些二十年内很难改变。

●中共领袖胡锦涛在60周年国庆典礼上阅兵。这次大规模阅兵，含有显示中华帝国威仪天下的用意。

现在的中国确实可谓盛世，也是自大清后期以来最强盛的时期。历史上的一些朝代，如秦、汉、唐、元、明、清都可以以帝国称之，今日中国也庶几近之。

严密的党天下官僚体制不易改变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专制帝国传统，这一体制的核心是官场，中国的官场势力之大、分工之精细，举世无双.现代的中华帝国，其官场是中共的一党天下，这一体制囊括了大部份中国大陆的各界精英，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过去的帝国是皇权的天下，现在是党天下，形式不同，非民主则是一致的。党天下无远弗届，学校固然完全官场化，连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与各种文化和宗教机构也全部官场化。党依然依靠组织、宣传和统战三大工具，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一切，这一局面在未来二十年不会有大的改变。

中国不存在公民社会，不存在大规模的民间组织社团，不存在民间的自由媒体，互联网也被严密控制。中国的民众大部份忙於应付日常生活，挣钱、赚钱，无暇关心政治，最主要的是也不存在结社的环境。对於有政治抱负的人，只能进官场，进去之后，被改变的一定不是官场。大部份知识份子也只能依附於官场。

中国的教育制度，一方面继承了科举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在形式上有了现代学校的体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城市的孩子从幼稚园开始就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教材都是官方审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完全按照官方的意识形态编写，城市大学教育已经普及，官场拥有取之不尽的来源，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吸引了大批应试的青年；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这样一种官场的生态，然而中国官场凝聚了庞大的利益，是以尽管民众痛恨腐败，但是产生腐败的官场机制，亦即权力机制不受监督和制约，能够以各种方法保护自己，甚至绑架了这个社会，造成非如此官场不能管理中国，这又得到国际资本的认同，这种情况未来二十年不会改变，但在局部的技术的层面会有所调整。

党内开放有限民主一定会发生

中共内部的官场体制，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而有效率，从基层的党组织一直到中央；然而市场化的冲击也是前所未有的，七千多万的党员，只有大约五十万能够进入各级党政权力机构，成为处级干部，这是中国官场金字塔的底层。中共内部的问题，在於不能如同皇室那样以最高权力者的血缘来继承权力，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最高层，形成了大老密室协商的潜规则，江泽民、胡锦涛都是这种潜规则的产物；但是这种潜规则正在受到挑战，薄熙来在重庆的举动就是直接在挑战潜规则.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他着眼中共十八大的权力核心，不按牌理出牌，对於目前中共内部的政治生态，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政治精英，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未来几大利益集团（团派、太子党、上海帮、大国企等）如果无法维持目前的潜规则，就会产生新的规则，中委、政治局委员在十八大、十九大都有可能超额选举产生，总书记候选人可能不止一人。但这也会给中共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一旦党内开放即使是有限的民主选举，拉票、买票，地域的、集团的、小圈子之间的配票，都会产生，这未来二十年几乎一定会发生。帝国的改变一定由中共开始，由官场开始。

中国在近三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积累的财富，其速度和规模都是空前的，而且是在完全对外征战的情况下做到的。中华帝国对外侵略和发动战争的传统并不比其他帝国更明显，因为中华帝国是农耕社会。现在的中华帝国，首先是人民币在中国周边的流通，各种对外投资、援助和民间贸易的运用，使中国重新恢复了在历史上东亚主导的地位，或者是朝贡体系的再生。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二○○七年在厦门演讲时说“中国是我们的老大哥”，反映了这一点.

少壮派将领崛起难免对外用兵

尽管中国与东盟的各国几乎都有领土纠纷，特别是和越南，但是十加一自由贸易区在二○一○年的正式启动，标志着世界最大自贸区的诞生，中华帝国有实力（十三亿人的市场）向东盟开放，也将与日本、韩国建立类似的自贸区；未来二十年中日可能共同缔造“亚元”。所谓ECFA实际上也是类似的安排，台湾的独派人士认为陈云林到台湾是“上国钦差”，也可以看出未来中华帝国以庞大经济力量与挑战技巧逐渐“收复”台湾的趋势。二○○七年大部份非洲国家的领袖齐聚北京，二○○八年的北京奥运会和二○○九年的国庆阅兵，都可以看出中华帝国的宣示意味。

帝国内部的问题，从海外看来是旁观者清。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肯定会继续增强对帝国的离心力，但以汉族佔中国人口超过九成，西藏与新疆分离出帝国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有国家愿意为支持西藏、新疆的独立与中华帝国交恶。与邻国的领土纠纷，则可以成为激发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的最佳手段，对外战争甚至可以延缓经济危机（这是迟早的事）。

解放军的少壮派将领正在迅速崛起，他们或在俄罗斯军事院校毕业，或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进修，对於俄美的霸气不仅是学，而且要用。中国军力的壮大，特别是未来海军实力（航空母舰、核潜艇）以及空军实力（先进的战略轰炸机），连同战略导弹部队（二炮）所拥有的战略洲际导弹，海军陆战队，空降兵，都为少壮派将领对外用兵提供了资源。帝国的一部份民众也渴望战争的胜利与荣光。未来二十年，中国与印度之间、中国与越南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颇大。中美之间的对峙甚至局部战争，也是不能排除的。未来二十年正是少壮派逐渐完全控制中国军队的时期。

（作者系香港政治评论家）

仁君：在你博客上，我看到了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照片，这似乎表明你对那场曾经分割全球政经布局乃至文化、生活方式的冷战记忆犹新。

古月：作为60后，你我都是在冷战中长大的。经历过冷战的人看来，今天年轻一代对冷战的陌生是不可思议的；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年纪与你我相当的人也好像不再记得那场无烟战争是怎么回事了。

仁君：所以在自己的博客里，你贴了大量照片，回望柏林墙，纪念冷战风云。

古月：历史转折点的出现往往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20年前，我从电视上目睹了柏林墙倒塌时那戏剧性一幕，还从哥哥由美国打来越洋电话中了解了叶利钦跳上坦克扭转乾坤的详情。柏林墙倒塌、8·19事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仁君：中国人也是这一变化的受益者，年轻一代在相对轻松、包容的国际环境中成长，比起父辈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正如你所说，现在许多人已不再知道冷战的来龙去脉了。

古月：这是“过滤历史”的人想要的结果。如果你注意的话，在我11月份的博客上，有两篇文章与冷战有关，其中的一篇与冷战开始有关，就此而言，11月份是一个很特殊的月份。

仁君：是那篇纪念“十月革命”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吧。

古月：你看出来了。11月7日，从历史发生学角度来看，冷战的种子在那时就已埋下，列宁在用兵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时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这种不能容忍异己，用暴力解决不同派别争端的做法，和四十年之后用水泥、铁丝、地雷阻止东柏林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行为，如同一辙，一脉相承。

仁君：那就是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拉开了冷战的帷幕。

古月：从文明冲突论来说，冷战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是自由思想与奴役思想之间的对抗。1963年6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到访西德，在西德市政厅发表了著名的《柏林墙下的演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而此前一年，14名东柏林人，其中包括一名抱着婴孩的妇女，在施普雷河上劫持了一艘轮渡，他们在东德边防军的枪林弹雨下安全抵达西伯林河岸，船上的乘务员说：“今天我梦想成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仁君：柏林墙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冷战”这个字眼，更是东德人用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名为“自由”的传说。如果说因需要共同对付“战争疯子”希特勒，1947年前美国和苏联暂处“无意识”的冷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和苏联立即进入了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处于对抗的状态，是“有意识”的冷战。

古月：你借用心理分析的概念来划分冷战不同时期，很有启发性，这种大历史观可以把冷战的起因看得更清楚、更深远。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和苏联即刻进入冷战？毫无疑问，因为在肯尼迪们看来，列宁那种让人“不敢再打反对派念头”的“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疯子”，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是一种威胁。

仁君：事实证明它是个更大威胁。希特勒的杀戮仅仅是针对外族犹太人，而列宁的镇压却是针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的本族成员。

古月：还有一脉相承的红色高棉，暴行同样令人发指。

仁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出生在1961年，而这恰好是建柏林墙的年份。

古月：时间上的巧合为我感受冷战提供了契机。我从小接受的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冷战教育，当时中苏为争“老大”地位而发生内讧，中国为证明苏联集团“误入歧途”，内部出版了一些“供批判用”的书，如《布拉格之春》、《匈牙利悲剧》、《新阶级》、《苏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言论摘编》、《苏联问题研究》、《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些“供批判用”的书大致有这么几类：西方学者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著述，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内的异见人士批判斯大林模式的著作，从苏联流亡或出走西方的知情人揭露铁幕和斯大林独裁的著作，著名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言论，有关苏联党内斗争的资料和著作。这些“供批判用”的书籍是我反向接受冷战教育的精神养料。

仁君：据说那时出版了近千种“供批判用”的书，有些从内部流传出来，我便是在民间读到这些书的。当时乃至今天，我一直对出版“供批判用”的书感到不可思议，出版者是“别有用心”，借“供批判”之名，实是行批判之事，有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书籍指出了“苏联问题”的本质所在，即社会主义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它天生就具有独裁主义倾向，是“通向奴役之路”。

古月：“古拉格群岛”是20世纪人类的一场劫难。

仁君：按照“主流观点”，冷战不仅起始二战结束，而且是欧美大陆上的事，与“新中国”无关。中国真的是冷战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的例外”？

古月：按你的划分，在美苏“有意识”的冷战期间，冷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介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诡异之事。说它存在，冷战双方无非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是冷战一方，只是没有当头，不那么耀眼。说它不存在，在惊心动魄的冷战岁月里，中国与美国建交了，并一起反对苏联，日后也没有出现柏林墙倒塌那么清脆利落的戏剧化场面。

仁君：这就是说，中国“特色论”在冷战期间就已体现了。

古月：一般人心目中的“冷战结束”，是个急促的历史意外。短短半年之间，波兰举行大选，捷克爆发“天鹅绒革命”，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枪决，苏联逐步迈向解体，资本主义代议民主政治全面取代极权社会主义，人类进入到“历史的终结”阶段。

仁君：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结束是非常明确的，它的时间坐标清晰，意义也毫不含混，只不过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中国是一个例外。

古月：除了朝鲜和古巴，中国是“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国，它的例外就显得格外不容忽视。

仁君：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比社会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来得早，我们是否可把这看作是冷战结束的开端呢？有些西方观察家就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视作冷战结束的开端。

古月：的确，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眼中，中国的市场化无异于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的“投降”。但问题是，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政治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在以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灌输国民，严防“和平演变”。面对阿富汗、尼泊尔、不丹等亚洲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我们还能说冷战结束了？

仁君：所以你认为冷战尚未结束，至少在“主战场”政治的层面上。

古月：从确实存在的事实来看，中国最高领导层仍然把生活中的许多实在的制度改革选项，视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战场。

仁君：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叫“中国长城第二”。

古月：每个专制国家都有自己特色的“柏林墙”。“中国长城第二”倒了，这是欧洲大陆的庆幸，但神州大地上还有或虚或实的“长城”，令人不能用选举参与国家事务，不能放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尽情讪笑、讽刺及批评不称识的政治领导人。所以说，冷战尚未结束，你我还需努力。

仁君：我想用戈尔巴乔夫当年告诫德共总书记昂纳克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对话：生活将惩罚行动过于迟缓的人！

《自由写作》首发

二十年前，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夜，我这个墙内人居然记不得自己究竟在干什么。

读书？写作？

是的，我有过日记，有一些掉失了，有一些毁掉了。

我不知道其他写作者的感受如何。在那个时代，写作与自由都被打上了非法的络印。在墙内，写一首纯粹的抒情诗，也会让作者感到自己好像在犯罪。

我确实已经记不得一九八九年夏天以后所有的日子。

是的，我听说很久了。作为一个亚洲人，我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发生在欧洲中心的事件。

我也在等待，等待一次振荡的余波，期待某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年。

仍然只是一个墙内人。我不否认，我确实可以偶尔去墙外走走，权把它当作一次放风。

我们也早早就上了互联网，搭上了信息高速公路的快车，风驰电挚中浑然不觉“禁止”、“限行”、“不准入内”之类的标语或警示牌，自欺欺人地安于这个表面上对我们来说似乎已经畅行无阻的世界。

我们也终于知道有接入端，有网监与网特，有五毛党、有红坝与绿坝，等等。

我们也使尽了一切墙内人在墙上打洞的电子奇招，直到一次次终于撞上南墙，才意识到墙壁仍在，一直都在。

所有看得见与看不见、实体与虚构之墙，还有与之相配套的有形无形的铁丝网，探照灯与曳光弹。——敏感字符、日志审查、删帖，关闭与封杀，取消“支持”与“反对”的按钮，搜索引擎过滤、点击数作假……等等。

冷战，从本质上看，就是这么一种围墙文化。

所以，不难理解，柏林墙的倒塌，为何会成为某种终结的标志。

但我期待的是，它更应该作为一个开端。

冷战，即使已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也并不会轻易地随着收入历史词典而成为一段过去的历史。它有自身的派生词，诸如冷战思维。它也制造了直接的政治后遗症，比如几个至今仍不得不依赖于种种有形或无形的围墙与铁丝网庇护的冷战体制或反面乌托邦。

我在思考那种貌似强大到敢将一个伟大、自由的柏林与一堵长达155公里混混凝土墙壁联系在一起的力量究竟源于何处。恕我寡闻，直到这堵墙倒塌了整整十年之后，我才得知，这堵墙竟被它的建造者称为“反法西斯保卫墙”！——双重寓言的功用，反击与保卫，一种矛盾的奇特统一体。

于我而言，这仅仅是，一道墙，一个隐喻！尤其是，毫不陌生，让人隐隐地想起万里长城。

冷战，同样只是，一个奇特的形容词与动词的组合。

我在思忖“冷战”这个词对我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奇怪的是，提起冷战，它带给我的记忆居然并不全是冷冰冰的。或者可以套用一下鲍德里亚所谓的“冷记忆”，姑称之为“热记忆”，虽然也并非全是热的。

未知是幸，抑不幸，我们的大脑在寻找与时代相对应的色彩词汇时，不得不把我们经历的年代命名为红色的，就像某些人情愿将之美化为“阳光灿烂的日子”。

那时我们被告知正沐浴着前所未有的人造红太阳，陷入一片世无前例的红海洋——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我们也曾经是红海洋中的一朵朵红色小浪花，从“红小兵”到“红卫兵”。那种势把红旗插遍全球的的红热病甚至已经传染到墙外，演化为赤军红色旅红军派直到巴黎五月风暴的热狂。

然而，最灿烂可能最黑暗，最灿烂往往掩盖了最黑暗。而对于那些习惯了黑暗的眼睛，也可能将为突现的光明而目盲。

冷战结束了，或者说直到冷战结束，我们才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它的酷寒、僵硬与冷漠。如同热核爆炸之后漫长的核冬天，我们正不得不经历某种滞后效应。

我们——我不得不一再使用这种虚幻的词语共同体、这种不伦不类的现代汉语复数形式。必须声明，我当然不是代言人，而只是想强调一下被墙壁围困的一代或几代人的共同处境和遭遇——这些墙内人得到的墙外消息总是滞后的。无论是邱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讲，还是所谓“杜鲁门主义”，直到柏林墙的建立。我出生时，冷战至少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柏林墙差不多与我同龄，我们这一代，真正可以称得上是墙后面下生长的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可以说是冷战的产物，脸上有栅栏的阴影，即使在表面的栅栏或柏林墙被拆掉之后，栅栏与围墙的阴影仍然徘徊在目光深处、挥之难去。

冷战已经把我们整个人生劈成了两半，这后一半或许可以被称为后冷战。我们仍将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后冷战时代。我们是真正的战后的一代。但我们却无法像那些撤离战场的人告别武器那样舒舒服服地道一声：永别了，冷战。

我在回忆前一个世纪的风云，两次大战，经济危机，法西斯与布尔什维主义，“古拉格群岛”、大屠杀、、原子弹、三年大饥荒三千万饿死的父老乡亲，圣女林昭，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苏联东欧体制的瓦解以及“推倒这堵墙”……

我们经历的冷战时代，选择了这堵墙作为自身的标志与象征，确切的应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试图人为区隔两种政治经济及其意识形态体制的封锁时代，它同时也制造了两种生活与思维方式、两种价值观，甚至，两种人类：墙内人与墙外人。

无疑，可以用围墙来划分自由或不自由，却不可简单地以此来划分人与非人。或许我们更应该将之理解为人类在墙内外的不同命运。因为毕竟，柏林墙带来了创伤，却终究无法分裂人类。更深刻的还在于，即或墙壁是非人的，同样也是人的创造。甚至在围墙之内，面对非人的待遇，人也在尽一切可能地捍卫作为人的尊严。始终存在着某种重建生活的可能，哪怕有时需要付出极为惨痛的生命代价。

无可否认，围墙同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无论在中世纪，或是在任何冷兵器时代，它都代表了某种世界性的文明。而在人类历史的某些阶段，它不仅维护着某种生活方式、价值观、经济形态与政治体制，也俨然成为一条区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面对种种真实或假想的入侵者，以墙壁为界，墙内想当然地将墙外视为黑暗的、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墙内则被一厢情愿地描述成是光明的、正确的、安全的、洁净的乐土。

我们一直属于一种城墙文明，并且属于那些最后残留的城墙文明。保卫长城，修我长城决非仅仅空言，它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我们民族性格构成中本来就有城墙的阴影。我们的命运不得不托庇于城墙，在城墙下讨生活甚或以城墙为家。我们的乐趣是在天子脚下皇城根边遛弯逗鸟的乐趣，是透过城墙的雉堞偷窥塞上秋色的乐趣。墙壁既是我们的世界，也是我们的世界观。

与以往所有的城墙相比，柏林墙的与众不同之外首先在于它建造在城市中心，从而把一座现代城市生生地分隔为两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的惟一奇特之处就是，它没有能够把整座城市整个国家都包围在里面。它原本可以建造得更长，长到足以创造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如此在它失去作为封锁线的现实功用之后，照样可以期望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即使它做不到比中国的长城还要长，仍有望在建筑材料上来一点突破，铸造一道真正的铁幕或钢铁长城，至少比三峡大坝更坚固。一代人的建筑，需要几代人去拆除。如同中国的万里长城，如果不是因为饱尽岁月磨砺与风沙的侵蚀，以及全民日常性的盗窃，仍然有望继续屹立几千年。

作为冷战结束的标志，柏林墙的倒塌已经被赋予太多的象征意义。西方人或许更关心其有形禁锢的一面，而对于早已习惯于生活在围墙下的大陆民众，围墙既是一种传统，更是我们仍然不得不面临的部分现实。围墙束缚了自由，禁锢了思维，也正在继续参与着现实构造。有形的围墙拆除之后，仍有无形的围墙——意识形态的围墙。

我们的确也分享了柏林墙折除之后的部分成果，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效应，从东欧开始，直到万里长城为止。我们在城墙下或城墙以内同样能够感觉到那一次波动带来的巨大振荡。在那一夜那一刻，我们几乎将成为在场者。在某一个至关紧要的关头，眼看这最后的城墙也将沦为最后一块骨牌，但它依旧岿然不倒，如同一头巨型的史前巨兽的化石骨架。

在表面上，我们也加入了整个世界市场化商品化进程，并且一度对之抱以无条件的欢呼。尽管有种种限制，我们毕竟也分享了信息时代技术进步的阶段性成果。我们中有些人甚至可以时不时亲临柏林墙遗址，买回一小块城墙的碎片作为私人纪念。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废墟或一个商品时代的旅游景点，柏林墙自身也已经沦为一种可以交换的商品，这是当年的建设者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

有些人甚至试图重建，即使只是商品的重建。重建而后推倒。在这个竟相以形形色色的“后”为标榜的时代，解构总是可以比建构赢得更多关注的目光。最近的例子，则是一次真正的多米诺骨牌似的重建。对于这一类重建，我并不担心。我忧虑的是至今依然生活在有形或无形围墙之后的人及其心态。所以，我更关心的甚至不是墙壁何时倒塌，而是种种形塑了墙壁以及被墙壁形塑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柏林墙会成为这样一种公认的标志呢？对于至今仍然生活在有形无形的墙壁背后的人，冷战仍然在某些层次延续。那些靠制造恐惧与谎言建立的邪恶政治体制并不把以苏联为首的极权专制的覆亡看成是一种历史或现实的倒行逆施的必然后果，而更不遗余力地挟持全体被绑架的人民一起吸取所谓的经验教训，驱使被奴役的廉价劳动力，乞灵于金元政治，加紧最为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以便于东山再起，或勉力维持墙里与墙外的二元对立体制。

仍有欢呼簇拥的人群，乞求神权政治与城墙的保护，誓死捍卫形形色色的的封锁体制。在那些城墙下欢呼的人，与那些推出午门斩首之前仍然山呼万岁的人之间，我们仍然能够找到足够的相似点。这种相似点提醒我们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像“推倒这堵墙”这么简单。所以，让别人去庆祝吧！

因为此刻，我毕竟不认为自己已真正置身于墙外。

《自由写作》首发

一

冷战结束了，再干什么？

这是摆在东西方所有间谍面前的难题。

当他们自由穿行于业已倒塌的柏林墙，四顾茫然时，不能不对自己今后的前程忧心忡忡。

冷战结束了，再写什么？

这是所有间谍小说读者的疑问，也是间谍小说家们不由自主涌现出的迷惘，写顺手的烂熟于心的人物、题材、结构、套路，随苏美两大国对峙格局的消失消解而全然失去了现实凭借，往后，再何以为继呢？

二

此中高手却不担心，他们不会停歇，他们原本戏路子就宽，眼界开阔，手下纵横交错无处不可施展。

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可以写《猎杀红十月号》、《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也可以写反恐题材的《燃眉追击》、缉毒的《冷血悍将》和遏制核武扩散的《惊天核暴》。

写的更漂亮的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起步就未拘泥于冷战，《豺狼的日子》写的是法国狂热民族主义分子雇凶暗杀戴高乐，《熬德萨档案》揭露德国残余纳粹分子复活阴谋。《战争的猎犬》（电影《野鹅敢死队》即据此改变）略复杂点，主角是雇佣军，事件则是西方工业巨头阴谋攫夺非洲国家的矿产资源，妄图利用雇佣军作打手颠覆非洲一国政权。如此写法，在头脑简单的冷战分子眼里几乎是犯了政治性错误，于是，苏联的身影出现了，非国外海上停泊下了苏联渔船，直至雇佣军在攻打非国总统府时从中窜出了带枪的苏联顾问，被雇佣军火箭筒一弹命中，总算在灰飞烟灭中，曲折完成了一个切合冷战意义的精彩故事。

其实，根本无须担心。纷扰的大千世界不会安定，苏美敛手了，中东、两伊操起了家伙，政府退出了，各类组织团伙走上了前台，还有老牌的意大利、北爱尔兰和西班牙，还有从来就是跨国跨地区经营的贩毒、贩军火，黑手党、黑社会……随着九一一一声惊爆，世界贸易大厦倒地，再愚钝的间谍小说家也会抓起笔，重新开始自己的纸上生涯。

三

一点不错。

仅仅是稍稍停顿，略一迟疑，007们重又整装上场，出没于世界各地。

也同样是稍稍停顿略一迟疑，间谍小说家们重新开笔，间谍故事又开始延续。

似乎，一切如常？

实际，再也不会。

不对了，一切都不对味了。

变化不在表面，而是内里。如同陈年老窖偷偷跑了气，新写下的间谍小说再也没有了以往的底气，即便洋洋洒洒百万言也找不到当年宏大叙事的感觉，正经的像是消遣，庄严的更像是玩笑。一句话，它们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冷战背景下所挟有的正大正义崇高、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意识形态意义。

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立对峙对抗，造就了冷战思维，演变出了间谍小说黑白分明的格局和套路，由此而组织故事，推动情节，形塑一个个分立两面的人物模型。平庸作家如此，杰出作家也同样，其间容或有谨慎或放肆、直露或隐晦之分，可将两阵对垒进行到底却是共同的特色。

所有人无不充满着道德正义感，都秉持着深深的信念：自己的写作是有意义的，这是为谴责罪恶的共产制度，是抨击北极熊称霸世界的狂妄嚣张，是警醒世人克格勃的到处渗透，是为最后摧毁那阴森恐怖的罪恶深渊“古拉格群岛”。

可，冷战结束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苏联分崩离析，东欧整体翻盘，两极变为无极或多极，007们穿起新装——不是向东或向西而是——跑向了四面八方，命运再不济的也到公司当上了保安和保镖。落下的间谍小说家们，在这无极世界上，失去了政治方向。

小说可以新写，故事可以续编，以往的意义却无处可寻。

故事缺了骨架，小说没了灵魂，再怎么写，看来看去，故事仍然只是个故事。

四

冷战结束了。

在这场漫长的、消耗了整整两三代人青春年华的对立对峙对抗和最终的对决之后，世界版图改变了，东方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无疑是大好事，无论从哪一方来说。

然而，也不无遗憾，不无留恋，比如间谍小说家们。

究竟经营了多年，生手写成了熟手，一下子就丢开，真是难以割舍。福赛斯1991年写了部小说（中文译名为《谍海生涯》），为冷战间谍唱了一首最后的颂歌或挽歌。

小说由四个独立故事加一个场景框架构成。

场景，听证会，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也有军情六处之称）为解决活跃在冷战第一线间谍今后出路而举行的听证会。冷战结束了，英国计划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扩编外交人员，同时缩编情报人员。要贯彻既定政策，情报局无奈，只能裁撤那些多年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的高级间谍。为顺利推展这一工作，树立一个先例推广，高层指定首先处理秘密情报局DD科科长山姆？麦克里迪。所谓DD为缩写，全名为“欺骗（deceive）、误导（distort）、心理（psychology）、行动（operation）科”，从名称即可知其在冷战时的惊险和激烈性质。五十岁的山姆拒绝了为其安排的三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即培训学校校长、行政会计科科长和文档科科长，但要求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举行了四天，由山姆同事为这位冷战勇士摆功陈情，一天讲述山姆的一个故事，四个故事就这样依次展开——如此结构，我怀疑，这四个故事原是福赛斯已有构思的四个长篇素材。冷战一夜之间结束，在他也是未曾预料，于是将其凝缩为一部长篇而交卷。

山姆要求举行听证会只是不服气、只是为让官僚们“坐立不安”，他明白高层作出的决定难以收回，官僚体制是没有感觉没有人性的，即使秘密情报局局长也无法保护这位心爱的间谍和多年战友。同伴在说情，山姆自己则在回顾往事，回想自己自青年时期开始的三十年冷战中所经历的，以及考虑今后的出路。毕竟冷战结束了，按高层说法，如他这样的人将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山姆不愿妥协，听证会后，走自己的路，提前退休了。在这199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推开了世纪大厦（秘密情报局总部）的大门，迈上了洒满阳光的大街，将世纪大厦，将自己三十年岁月留在了身后。

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几句话：“四个星期后，萨达姆？侯赛因侵入了科威特。山姆？麦克里迪是在德文郡海岸外两英里处钓鱼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思考着这条简短的新闻报道，认为现在该是他变换诱饵的时候了。”

显然，福赛斯是在宣告：间谍是不可少的，间谍小说也因此而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可，还会有同样的意义么？

福赛斯自己也做不到，除了《豺狼的日子》，他最好的小说还是写冷战的《魔鬼的交易》、《第四议定书》以及《谍海生涯》中的第一个故事。

五

仅仅遗憾和留恋是不够的，还需总结，还需思考。

间谍小说家中，总结最到位、思考最深刻的当属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John Le Carre）。

正如我曾在两篇文章中提过——对不起，这里再提一次：千万不要看差，勒卡雷作品绝不是通俗小说，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消化的读物，勒卡雷小说——如《寒风孤谍》、《莫斯科情报所》、《荣誉学生》、《伦敦谍影》、《巴拿马医生》、《危险角色》（均中文译名）等等不仅是第一流间谍小说，同样是第一流小说，第一流文学作品，无论你以什么标准衡量。《纽约时报图书评论》曾有言：勒？卡雷向所有英语作家提出了挑战，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勒卡雷得奖无数，有间谍小说奖，也有各类文学奖，再提供一个标准，西方将一个作家视为经典，一个标志就是收入教科书，在中国发行最多的英语教材《新概念英语》第四册中就收有勒？卡雷文章，也是其中惟一谈创作体会的一篇。

妙的是，勒卡雷的《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 Pilgrim）也写了一个终结性会议，也是以会议为框架，也同样是由几个故事构成，区别——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些故事构成的核心部件不在冷战情节，而在人性。

英国秘密情报局培训学校的主持人，请斯迈利来给结业学员做一次报告，这位已退休多年的间谍大师接受了邀请。面对刚进入这一秘密行当的年轻人，斯迈利谈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并回答了他们各类好奇的、思索不清的活多少带有点挑衅性的问题。在报告过程中，斯迈利得到了年轻一辈的好感。讲课最后，许多斯迈利老部下从各地赶来了，情报局现任头目也赶来了，只为表示他们对这位大师最后的崇敬。

斯迈利在报告的最后说：“冷战结束了，我也一样，彻底结束了。到了该为昨天的冷战勇士们拉下帷幕的时候了。别再请我回来了，再也别请我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最糟糕的就是让你们来模仿我们。”

以下勒卡雷通过斯迈利之口写了一段话，从间谍小说、从西方间谍小说或从西方——不，不仅如此，从更高于冷战思维的层面上概括了冷战：“我从来只关心人。……我从来不管什么意识形态，除非它们太愚蠢或者太麻烦，我一直认为各种官僚机构并没有存在的价值，所谓的政策也只不过是不用心去感觉的借口。是人，而不是大众，才是我们的事业所要关注的。是人，结束了冷战，也许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武器，不是技术，不是军队，也不是大小战役。而只是人。碰巧的是，这种人甚至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在东方的宿敌，他们敢跑到大街上，面对子弹和警棍，大声说：我们受够了。只有他们的皇帝，而不是我们的，才有勇气爬上讲台，宣布说他没有穿衣服。所有这些不可能的事件背后，都能看见意识形态无精打采的身影，像被判了刑的囚犯一样，在这些事件高涨的时候，意识形态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它们自己没有思维。他们是努力奋斗的自我的妓女或者天使。有一天，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究竟谁才是胜利者。如果出现了一个民主的俄罗斯——说不定到了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是胜利者。如果西方因为自身的唯物主义而窒息了，那么西方就会成为失败者。历史保守秘密的时间可比我们大多数人都长。可是她保守的其中一个秘密我今晚告诉你们大家，千万不要外传。有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有时候谁也不必成为失败者。”

“我们要重建的还不只是我们的心灵。而是我们替自己建造的一个过于强大的现代国家，我们把这当作城堡，来反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事物。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已经放弃了太多自由。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些自由拿回来了。”

六

每读至此，感慨万端，却难以理出个头绪。

间谍大师或间谍小说大师所讲的，不也是我们每一个从冷战年代过来的作家所应该想到的？我们需要拿回自由，我们需要重建我们的心灵，重建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更开阔更广大的心灵。

七

多少有点怪异，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一个笑话：里根、叶里钦、邓小平（都久违了）三人开着车往前奔，来到一个路口，一条路口插的牌子上书“资本主义”，一个路口插的牌子上书“社会主义”，里根毫不犹豫往资本主义疾驰而去，叶里钦稍一迟疑，紧跟里根而去。邓小平来到路口，跳下车，将两块牌子对换了一下，然后跳上车也紧随两人而去。

政治家们的花招变化多端，作家们跟得上么？

冷战结束了。

时光，又已匆匆过去了二十年。

2009/12/16

《自由写作》首发

重庆这两天又发生了咄咄怪事，1月16日上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假重庆大学和来自全市27所高校的近300名学生代表见面，与其展开了思想交流活动。我想，能说会道的薄熙来搞这套对话把戏是他的强项，而且年轻人涉世不深，容易迷信，也好忽悠，再加上薄熙来举止洒脱，能言善辩，估计能迷倒一大批学生，然后再利用“校园娇子”的嘴吧，去为他广泛做宣传，那么关于重庆打黑变“黑打”的指责就烟消云散了。不过，此间身心焦虑的薄书记，得意忘形之际讲错了一句话，暴露了他和胡温为代表的党中央的矛盾，这事可并非小事！

薄熙来说：“有些人埋怨我们”打黑“，就像《愚公移山》中的”智叟“那样，自己不干事，对人民群众拥护的事，又酸溜溜地说三道四，东拉西扯。”这段话说明薄熙来一惯搞愚民政策，操控重庆媒体，但自已的信息还相当灵通，他可能有特殊的途径，可以看到海外舆论对他的批评，问题是他并不接受，反倒把我这样的人比喻成了“智叟”，这且不论。接着薄熙来表示，党和政府必须头脑清醒，坚定不移地把打黑除恶进行到底。显然，薄熙来反驳的人不是我等小人物，他当年能把我投入监狱，就说明他很有实力。既使我移居海外，可以大声地当“智叟”，他也不在乎，那么他在会见大学生之时，要回击的是什么人呢？换言之，他在乎谁呢？以上这番讲话已活脱脱地合盘托出：党和政府！

那么谁能代表党和政府呢？当然是胡温了！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去年初他和王立军搞的运动式打黑除恶，最初胡锦涛可能要利用他牵制习近平，故一度鼎力支持，否则不会让公安局长王立军兼任武警总队一把手，后来他打出了“自杀官员乌小青”，和“眨眼律师李庄”，所以暴露了内斗的本质，不仅招来社会精英的谴责，而且也使普通百姓如梦初醒，于是中共高层转变了看法，很可能对他提出了批评，这就是他讲的“说三道四，东拉西扯”，究竟“说了”“扯了”什么呢？这就是：他的“戴笠”王立军打黑起家是为李鹏报仇，是他通过抓捕文强向贺国强，汪洋以至胡温施压，以便双方达成肮脏交易，当然，也扯了他和太太谷开来以权谋私赚大钱的贪腐案，等等。薄熙来不要忘记，他手中大权在握，老百姓议论一下也是应当的，假如政治局里确有批评声音，说明群众的看法还能真实地下传上达，这告诫他，可别把他人都当成傻子忽悠！

问题是，为什么他敢在重庆的报纸上公开批评党和政府，并不点名地指责胡温“说三道四，东拉西扯”？这是党内民主，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吗？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弱化，地方群雄并起？显然如是前者，就不会出现沸沸扬扬的谷歌事件，刘晓波就不会身陷囹圄，只有一种可能，薄熙来内斗失败，重庆打黑倍受指责，中央高层已达成共识，转向力挺汪洋，故舆论高调肯定广东；为防止薄熙来兵变，胡温先把武警总队政委易人，近日又任名王廷彦为重庆公安局副局长，等等，但中共太子党薄熙来并不示弱，他伏隅顽抗，大造舆论，上述表白和反驳，既是他最后的悲鸣！

现在看来，薄熙来在千方百计争取民心，而“89民运”和“六四事件”证明，大学生最便于被政客利用和出卖，这次对话就是一次演练，不然，精明的薄熙来绝对不会下如此大的工夫，去鼓动他们，和党中央对抗。所以他把重庆大学生当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在上述报道中，记者列举了一些社会热点新闻，比如，中央政法三机关界定黑社会组织四特征，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受贿、贪污案开庭，重庆规定法院领导配偶子女不能当律师，贵州关岭民警处警中使用枪支致2人死亡，等等，然后，西南政法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姚一博抢到了发言权：“平安重庆是根本，我们希望打黑除恶一定要坚持下去！”薄熙来问大家：“政府打黑除恶，你们赞成不赞成？”全场300位同学声音响亮有力地回答：赞成！在这里，薄熙来不仅得了健忘症，还偷换了概念，刚才他还指责党和政府，现在立即翻脸不认了，他改口又说“政府打黑除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细想也是，前者是指胡温代表的上面，后者讲的是他自已代表的下面，而善于狡辩的薄熙来，绝对不会具体谈某一个问题，比如他要求重庆法院的领导配偶子女不能当律师，请问：90年代初他当大连市长，他为何让太太谷开来在大连办律师事务所？他领导的报纸批评李庄代理龚刚模案，收了律师费120万。请问，谷开来律师事务所收费何时低于了人民币120万？！……可怜的富有激情的大学生，斗不过老谋深算的薄熙来，他用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障眼法，把孩子们骗了！

薄熙来最后杀气腾腾地说，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有正气。“打黑除恶”就是树正气，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如果一个地方路霸、肉霸、车霸、矿霸……猖獗，那老百姓还怎么过日子？他们大多数都是小家小户，居家过日子不容易，如果再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老百姓的生活就会更困难。我们党和政府必须主持公道，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有保障的生活环境。听听！薄熙来多亲民！多正直！这话讲得多漂亮啊！但有两点大学生没注意，也不知道，一是他强调“地方的发展”和“地方的正气”，其用意是中央不正，中央不支持他反贪打黑，说三道四，更不公平，唯有他领导下的重庆地方政府才正，只有他在真抓实干，但我做为一个在大连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人，我知道大连的黑社会头子，即他所说的车霸，路霸，肉霸，矿霸，无一不在薄熙来及其党羽下长大，比如，他打垮了重庆的“米老鼠”，而大连同名的黑老大“米老鼠”却安然无恙地在他的保护伞下存在了十几年，董海波，邹显卫，李永建等人，哪一个和他没有联系？二是，他假装为弱势群体着想，为老百姓谋福利，实际上他只为权贵资本家和自已打算，他把两个儿子送到美国和英国读书，单是瓜瓜读哈罗公学一个学期的费用就是316，335，69人民币，他为什么不叫孩子去大西北创业？他为何不挤点学费帮帮重庆读不起书的小学生？他至今独占大连市西岗区长江路598号大楼28层南向三套公寓，而此楼所在地的九三社区的工作人员晓曹，连政府提供的廉租房都买不起，此外，他还占据大连海边付家庄仲夏花圆豪华别墅一套，与北京亚运村高档公寓一套，等等……就是这样一个表里不一，贪婪狂妄，阴阳怪气的政治骗子，能真心地为老百姓主持公道和服务吗？

总之，嗅觉灵敏的薄熙来，看到中南海的波飞浪卷和形势逼人，看到了海外舆论的压力和大连官场的山雨欲来，他知道老巢一旦失守，大连的“米老鼠”等黑老大就要从地洞里爬出来，象龚刚模一样咬他和谷开来遍体鳞伤，真是岌岌可危，时不我待，老爹已死，江泽民李鹏自顾不暇，他只有抓紧时间，忽悠百姓，争取民意，以便让胡温碍于舆论放他一马，但似乎一切都晚了，他自已不仅贪腐惊人，借打黑树敌太多，而且如今方寸乱了，又把中南海的“党和政府”公开卖了，难道还有退路吗？

2010年1月20日于多伦多

 

在政治哲学上，学界对沃格林的推崇越来越高。元旦刚过，就看到译林版的《秩序与历史》的第二部《城邦的世界》。在20世纪50年代，这位德裔政治哲学家，在《新政治科学》中提出一个陌生而突兀的命题，“现代性的本质就是诺斯替主义”。

我说过，好莱坞电影的属灵地图，大而化之，是清教徒传统与诺斯替主义的划江而治。在沃格林眼里，整个世界，应作如是观。所有活着的人，都对活着不满意。于是带出对自我的两类评价。“我”，或者是肇事者，或者是受害者。政治观念，则由自我认知决定；所以也有两种基本模式。要不，世界原本美善，是我拖累了这个世界。要不，卿本佳人，但世界在本质上太拙劣了。我的肉体，配不上我的灵魂。宇宙对人类来说，就像一个装修简陋的小户型。

现代性的本质，是我们能够想象一个配得上我们的世界。

清教徒的本质，则是我们必须被拯救，才能配得上这个世界。

我不想仔细区分电影的思想史成分，但总的来看，卡梅隆给我们的，是一个发生在外太空的、左翼的、诺斯替主义的和泛灵论的群体性事件。诺斯替主义，是希腊哲学晚期的一种思想。他们将一种隐秘的、关乎拯救的智慧，称之为“诺斯”。“逻各斯”是可说的，诺斯是不可说的。诺斯替主义相信人透过自身的努力，可以拯救自己。把我们高超的灵魂，拆迁安置到一个更美的世界。

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有一段极富诺斯替色彩的对话。有个女巫，叫狄俄提玛，她教导苏格拉底什么是哲学的智慧。她说，只有极少数人，有一种属灵的情欲，就如大多数男人对女性的情欲一样。所谓哲学家，就是属灵的情种，他们对真理的奥秘动情，成为上帝与世人之间的精灵。

这段话，可称为“文曲星下凡”的一个泛灵论版本。

在新约教会初期，诺斯替主义者曾借用基督信仰，来表达这种隐秘智慧的求道方式。被教会的大公会议判为异端，从此在思想史上隐忍了一千年。沃格林认为，当近代启蒙运动的世界观，开始抗衡清教徒世界观后，诺斯替主义在思想史上重新展开，形成了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

诺斯替主义并非一种完整的思想或宗教；而是思想史上的幽灵，一种灵魂的寄生物，必须附在寄主身上。希腊哲学、基督教都曾是它的寄主。近代以降，科学主义和社会主义，成为了诺斯替主义新的寄主。

最近，发现带孩子，也有这两种模式。一种是我妈妈的。孩子磕碰在桌子边，就狠狠打桌子；摔跌了，就顿足跺地。然后告诉书亚，不要哭。这里，既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因果论，显明肇事者已受到惩罚；也有一种神秘主义的感应观，在人与自然的泛灵秩序中，已破除咒诅，获得补偿。

按我说，这是儿童教育中的一种巫术。按沃格林的观点，我妈妈也应该算是现代主义者。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经过了合理化的巫术。

好莱坞的科幻电影，是比我妈妈更好的例子。《超人》和《星球大战》后，美国几乎就没拍过单纯的、基于“科学幻想”的电影。“科幻片”卖座的重要前提，就是还原科学的巫术气质。

如原始巫术认为，万物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当牛顿宣称地心引力时，曾被同行视为向巫术观念的妥协。人们批评他，找不到真正原因，就用神秘的引力来搪塞。后来，当可观测和重复的数据得到肯定，“万物间的引力”，才正式从巫术观念升级为科学理论。

换言之，所谓巫术，是尚未得到理性验证的科学；所谓科学，是尚未被证伪的巫术。就像一个用眼睛瞄准，一个用红外线。但与基督教的宇宙观相比，两者依然共享着一个认信的框架。第一，万物之间有确定的因果；第二，若能把握运用这个因果，人就可以呼风唤雨；第三，人可以把握这确定的因果（通过神秘主义的诺斯或理性主义的逻辑）；第四，最重要的是，以上三点能够成立的前提，是在因果律之上，不存在一个有真实位格、有自由意志、并介入万物之运作的上帝。巫师的信仰，是只要咒语可靠，仪式恰当，连神也不能拒绝作法者的要求。这差不多也是大多数非基督徒科学家的信念。

卢卡斯的《星球大战》中，真正的高科技，不是数理逻辑能涵盖的太空舰船，而是成为宇宙间隐秘智慧之终端的“绝地武士”。《阿凡达》也一样，卡梅隆为潘多拉星球上的隐秘智慧，提供了两种解释系统。一是科技版的，生命树和哈利路亚山（和当初的诺斯替派一样，借用圣经的叙事框架），乃至整个星球，说到底，是一台远超过人类智慧的自然之脑。纳维人的辫子，就是他们的USB插槽。这是“天人合一”的数码版。纳维人不要十字架，只要USB，就能与自然之脑链接，上传、下载，共享生命信息与能力。这是精致透顶的诺斯替主义，人与上帝的生命关系，以一种科学巫术的方式，被剔除了伦理性。最终，这种自然主义的智慧，在电影中胜过了人类的高科技。

另一个解释体系，是纳维人对圣母的信仰和敬拜。地球人不是来拆房子，是来拆庙子。因此，这个宇宙性的强制拆迁事件，焦点不再是财产权，而是宗教自由。或者说，财产权原则，本身就内涵着信仰、思想和良心的自由。这也是英美的财产权观念，与德法的差异。表面上看，财产权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低于宗教、思想和言论自由，至少不如德国基本法的表达那么显赫。但这恰恰体现了一种洛克式的财产权观念。即财产权从来不只关乎经济利益，而且关乎人的尊严、记忆、信仰、关系及整个生活方式的承载。也就是说，拆迁首先不是一个补偿问题，而是一个自由意志问题。

纳维人是另一个版本的绝地武士。我相信在续集中，他们能从圣母树上下载安装更大的能力。他们是洛克式的钉子户，是灵魂的钉子户。从这个角度说，我们与此类似的故事，不是唐德珍们的房子，而是家庭教会的敬拜。

最后，抄一段雨果。他在《悲惨世界》中谈论修道院的话，献给灵魂的钉子户们：

“一些人聚集拢来，住在一起。凭什么权利？凭结社的权利。

他们闭门幽居。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那种开门或关门的权利。

他们不出门。凭什么权利？凭每人都有的来和去的权利。“

2010-1-11

2010年1月25日星期一

今天上午是邯郸市第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报到日，也是我期待已久的一天，我需要和众多市人大代表见面。

此前，邯郸市先后调整了自来水价格，召开了煤气调价听证会，公众对这种涨价十分不满，又无可奈何。

我作为旁听者，出席了煤气调价听证会。事后，我到物价局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搞清楚了涨价企业与物价局、听证会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弊端（附一）。

我向物价局提出了质疑，但他们置之不理。我向一些人大代表提出改革涨价方式建议，也没有得到回应。于是我决定发动公民签名，以公众的名义促使人大代表将此事作为议案，提交人大会议，通过人大程序解决这一问题。

我写出了《改革公用企业涨价听证会》的意见书（附二），经过一个多月努力，争取到了八百多人的签名支持。

今天，我带着公民签名的意见书，来到丛台区会议报到地点——招商大厦，来到会务组。会务组的人让我把意见书留下，说他们会转交给人大代表。

我说，为了写这份意见书我耗费了很大精力，为了引起代表们的重视我发动了八百多人签名。为了对委托我的公民负责，我需要见到尽可能多的人大代表，把我的意思向他们当面讲清楚。

十点左右，我先后见到了丛台区人大主任张继臣，市人大代表王建平、王国斌、魏国庆等，他们都是我的老熟人，我把材料当面交给他们，委托他们联合其它代表形成议案。

丛台区代表团准备召开代表预备会。得知情况后，我抓紧赶到九楼会议室。乘尚未开会之机，把剩下的三份材料交给了耿兆仲等三位代表，请他们把大家的意见书反映上去，为广大消费者主持公道。

我知道，八百多人的签名对于人大代表是个压力，我希望这种压力能变成动力，使这个长期以来困扰百姓的事情得到推动或解决。

当然，递交意见书不等于完成任务。我还打算向市法制办、市监察局、市政府办公厅和主管副市长继续反映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的努力会有什么结果，但我想，这是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我更清楚，如果自己不对与自己相关的公共利益负责，别人更不可能负责。

 

公用企业为什么总能成功涨价

作者田奇庄

近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水、煤气、电等公用企业纷纷涨价。这已经成了例行公事，行业垄断企业只要想涨价总能达到目的。

名义上，这类企业涨价要由物价部门召开听证会，待听证会通过后才能实施。其实，所谓听证会早已成了涨价会，而企业涨价的实质过程早在开会之前就完成了。

企业申请涨价，必定会列出巨额亏损数据以及造成亏损的理由。但是，能不能认定这些数据和理由还需要旁证。

提供权威旁证的不是别人，正是物价局所属的《价格认证中心》。这是个很奇怪的组织，它提供的是商业服务——认证要收费，可是他的上级却是物价局。想必其收费不会按行政事业收费上缴国库，多半会入了物价局的小金库。

也就是说，公用企业每次涨价都包含了物价局与涨价企业的商业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恐怕最希望公用企业涨价的就是物价局。因为，只有企业提出涨价，他们才有额外收入。《价格认证中心》这条绳子把物价局与申请涨价的企业拴到了一起——作为利益共同体，物价局的任务就是帮助企业成功涨价。

《价格认证中心》提供的旁证十分重要。打官司打的是证据，涨价理由能不能成立，是不是充分，就在于《价格认证中心》对企业的成本认证。因为，这份认证报告将成为听证会讨论的重要基础。

用筷子吃饭的人都知道，公用企业都存在同样的弊端——冗员太多，效率低下，管理费用高，浪费严重。如今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当不上公务员的人，为挤进公用企业不惜血本，几乎所有公用企业都是人满为患。需要五百人干的工作，挤进来了八百人。大家的工资要持续增长，福利要日益增加，脏活、重活都要雇临时工干，企业成本能不高？亏损能不严重吗？

可是，在《价格认证中心》的报告中，却看不到这方面情况的只言片语。只要稍微留点心就不难发现，《价格认证中心》的认证报告往往与企业涨价申请书中的数据惊人地一致。

有比较才有鉴别。按道理来说，《价格认证中心》既然提供成本认证报告，就应当提供全省、全国的同类企业先进经济技术指标，以便将来参加听证会的代表作出比较。从而对涨价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分析企业是否存在经营、管理、决策、效率等诸方面问题。进而探讨能不能通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加快企业改革，内部消化涨价因素。

可是，《价格认证中心》能为公众提供这样的报告吗？

接下来物价局就要为涨价企业组织听证会。听证会能不能顺利通过涨价，关键要看什么人来开会？

按照有关规定，挑选出席会议代表是消费者协会的事。一般来说，公用企业涨价关系到城市每个家庭，每个消费者都有权参加。消费者协会应通过媒体向全市发布召开听证会消息，从报名者中随机选人参加。

但是，如果那样一来，涨价的事情十有八九通不过，起码很难通过。因为，百人百性，百人百心，要达成一纸公平公正的协议谈何容易。

所以，但凡这类开会信息，有关方面都不会向社会公开，能在少人问津的官办网站公布几天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实际上，能参加听证会的代表都是消协与物价局相关机构协商认可的，其中不乏涨价企业推举的代表。不知根知底的人休想混进来，即使侥幸参加，也不会给发言机会。

古人云：凡事预则立。有了如此扎实细致的准备，又不被媒体、公众监督，事情还有不成的道理吗？所以，在中国大陆，几乎所有听证会都开成了涨价会。

不过，操纵涨价者都是人精，谁也不愿意公然成为众矢之的，他们一定会把这台假戏演得非常逼真：企业申请涨价要先报上高价，听证会上，《价格认证中心》要把企业亏损说得非常严重。“被批准”的与会代表对自己的角色心领神会，其发言一定遵循这样的模式：同意涨价，但考虑到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不要涨得太多。物价局在批准涨价文件时，则会把企业申请价格砍掉一小部分——至于降多少，恐怕早在企业打申请报告时，双方就有了默契——后来的一切都是演戏。

多年来，这些戏之所以屡屡成功上演，就在于理应成为主角的出资人——广大市民成了无足轻重的看客。由于这类价格上涨对生活影响不算大，尽管大家知道有些涨价不合理，对听证会的做法不满意，但是经验告诉他们，胳膊拧不过大腿，因而大都选择了逆来顺受，沉默不语。

贪官与奸商是天然的同盟军，奸商发财的最便捷方式就是收买官员，官员发财的最便捷方式就是出卖权力，因此，他们最容易结成利益共同体，联手对付民众。事实证明，正是百姓的沉默与缺位，才造成了权钱交易的泛滥——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官员。

党的十七大，已经决定提高公民意识，把实现公平公正作为执政的重要任务。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没有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根本不可能实现公平公正。如果大家都甘当沉默的羔羊，对贪官奸商联手愚弄公众的行为听之任之，一轮又一轮涨价还会不请自来，不期而至。

关于我市公用企业调价听证会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建议目前的公用企业调价听证制度不够完善和透明，缺少更为详细具体制度规定，不利于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必要改进规范。希望各位代表将我们的意见以议案方式提交到市人大，重新修订相关制度，将我市公用企业涨价纳入合理、合法，公平、公正的轨道。

现行听证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用企业成本未能做到公开透明。

公用企业属于公有性质，有的企业资本金（如热力集资费、煤气集资费等）都是消费者提供的，属于独家垄断经营，没有商业竞争，所以不存在保密问题。企业出现亏损了，让广大消费者买单，消费者当然有权利知道企业的钱是怎么花的。可是到目前为止，公用企业每一次调价都搞得很神秘，公众从来没见过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全凭物价局价格中心出具的十分简单的成本认证报告，而这个报告并不向社会公开，根本不能满足公众知情权。

2、公用企业亏损真实原因不清楚。

公用企业每次涨价都说出现了严重亏损，但是他们从来都不详细说明造成亏损的经营管理原因。一般来说，导致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往往是自身的经营管理有问题。该五百人干的工作，养活了八百人，能不亏损吗？设置了许多与业务无关的部门，提拔了许多不干事的官，能不影响积极性吗？大家都端着铁饭碗，活不愿多干，工资福利还得远远高于全市平均工资线，这样的企业，不亏损反而不正常。这类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如公开招聘干部、末位淘汰、风险抵押承包等）解决问题，把企业危机动不动就转嫁给消费者是无能的表现。

3、公用企业经营状况缺乏横向比较。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公用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究竟如何，不能光听企业自言自语，光看他们提供的报表数据，关键是作出横向比较。这就需要有关政府部门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全省、全国同行业经济技术先进指标。有了横向对比，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也就不言而喻了。

4、召开调价听证会信息公开程度差。

公用企业调价与全市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可是，政府主管部门并没有在报纸、广播、电视中披露相关信息，今年召开的听证会，仅仅在少人问津的政府网站中公布了几天，等于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知情权。

5、听证会代表的产生缺乏公平公正。

听证会代表应从报名者中抽签产生，而且应尽可能多邀请消费者参加旁听，以便于公众监督。然而，目前的听证会代表往往由消费者协会与物价局协商产生，没有公开邀请消费者旁听的程序。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前提，程序的简化与缺失，必然会造成结果的扭曲。

6、缺少媒体的参与讨论。

公用企业涨价关系到全市每个人切身利益，企业为什么涨？该不该涨？涨多少？如何涨？都是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然而，我市地方媒体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报道，这是很不正常的。人民政府保护人民利益，首先要保证公民讨论公共事务的发言权利，公民连发言的平台和机会都没有，怎么保证公平公正？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公正，只有每个环节、每个细节都做到公平公正，才能确保实质的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大有必要对公用企业调价听证会制度重新修订、补充、细化、完善。防止利益集团联手操纵价格上涨，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关于改革完善调价听证会制度的建议

一、给申请涨价企业设置必要门槛。

1、公用企业人均收入不得超过社会平均收入130%；

2、所有经济技术指标要达到省内同行业最先进水平；

3、政府应聘请企业家协会对申请涨价企业进行经营管理评估，特别是进行全员劳动效率评估；

4、委托消协和媒体对企业服务质量进行社会调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5、缴纳审计费，由政府公开招聘审计单位对要求涨价企业进行审计；

6、绩效评估报告、服务质量报告、财务审计报告应向社会公开；

7、确认管理水平达到省优准，确认企业存在靠自身努力无法弥补的严重亏损（不同企业要有不同标准，政府应事先约定），才能提出涨价申请。

二、听证会的信息发布。

1、物价部门确认绩效评估报告、服务质量报告、财务审计报告符合规定，达到标准后，即可确定召开调价听证会，三项报告只要有一项没完成都不得开调价会；

2、物价部门应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市媒体通报召开听证会信息，同时要上网发布；

3、物价部门要把调价理由及审核情况同时向社会公布；

4、违背这一程序，未能做到向全社会发布信息应按不作为，对相关负责人给予记过处分，对单位领导给予警告处分。

5、如果公布虚假信息误导民众，要开除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三、听证会消费者代表的选拔。

1、消费者协会确认听证会召开日期后，应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市媒体公布相关信息，公开参会代表条件，说明参加会议代表的权利、义务、责任，请公众积极报名；

2、参会消费者代表不得少于十五人，对于影响正常工作的代表可予以适当补贴；

3、邀请公众旁听会议，以公民的身份对会议监督；

4、请媒体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同审察代表资格；

5、参会代表要从合格的报名者抽签产生。抽签全过程应在政府监察部门和媒体监督下进行。

6、抽签产生的代表名单和个人简历要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

7、由法治机关、消协、物价部门对代表进行简单培训，让他们熟悉听证会程序和内容，以及如何准确表达意见。

8、如发现消协工作人员不按程序办事，不充分披露信息，要给予记过处分；

9、如发生消协与涨价企业指定代表、收买代表等舞弊行为，应开除公职，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10、所有入选代表不得与涨价企业私下接触，不得接受任何馈赠。如发现，不但取消代表资格，还要按受贿追究刑责，

四、调价听证会的召开。

1、从发布召开调价听证会信息到正式开会日期间隔不能少于两个月。在此期间，媒体应组织专家、消费者群体进行专题讨论；

2、为防止舞弊行为，调价听证会主持人由随机挑选的人大代表或律师主持，事前不得公开；

3、主持者应保持中立，不得偏袒任何一方；

4、提出涨价企业应上报两套以上涨价方案供代表选择；

5、媒体应进行现场报道，让公众知道每位代表是如何表态的。

6、会议进入讨论阶段时，企业代表和政府代表应回避退席；

7、会议结束前，由与会全体代表当场投票表决是否涨价，以及按哪个方案涨价。

8、物价局负责最后确认调价价格方案，并通过媒体在两日内向社会发布信息。

田奇庄、王卫星、王清玉等八百余人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