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置身于一普遍道德律之下，且每个人都是由一个上帝赋予的核心所构成，而这核心就是我们在这道德律前有“拥有权利的权利”的终极基础。……所有人和文化都置身于一个非由人建构、也不能由人解构的普遍“更高权威”之下，所以无论是不同国家的不公义法律、任何文化的不公义习俗或任何宗教的不公义实践，只要它们容许或倡导对人格核心的侵犯，人们就可以尝试改变它们。
——斯戴克豪斯1
一个社会的成败首先是基本价值的成败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大都盼望能够有一个长治久安的处境。但是，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的实现，绝对不能依靠暴力和谎言。暴力和谎言可以维持暂时的稳定，却不能让统治者获得合法性、也不能让社会各阶层产生牢固的共识。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有赖于一整套深入人心、历久弥新的基本价值、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而这一切又缘于宗教信仰。如果说现代性是一个婴儿，那么基督教就是他的子宫，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思想家艾伦•布卢姆指出的那样：“一切与价值有关的事情都是源自宗教。人们无需探究别的东西，因为基督教是我们的历史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2
每一种政治制度必然依托于某种基本价值。政治制度的成功，是由基本价值的成功决定的；政治制度的失败，也是始于基本价值的失败。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美国为何成为赢家，苏联为何成为输家？苏联的国土比美国更加广袤，苏联的资源比美国更加丰富，苏联的飞机、坦克、导弹、潜艇的数量和太空技术等领域一度领先于美国，为何苏联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连苏联统治者和西方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都没有料到？曾经在里根时代出任美国教育部部长、深受里根器重的学者威廉•J•本内特，撰写了一部重要的保守主义视野的美国历史著作《美国通史》，在这本书中有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细节。
细节之一：一九八三年三月，里根总统在“全国福音派协会”的大会上发表演讲，警告宗教界不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寻求“道德平衡”，而应该“是”就说“是”，“非”就说“非”。里根第一次使用“邪恶帝国”这个词语形容以无神论治国的苏联，他认为冷战不仅是一场社会制度的竞争，更是一场道德之战、信仰之战，是善与恶的对决。3 “邪恶帝国”这个词语他只使用了一次，此后被无数次引用和广泛传播。夏兰斯基——一位保守主义的犹太思想家，后来当过以色列的内阁部长，他的《民主论：自由战胜暴政与恐怖的力量》一书是小布什的枕边书，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国家政策深远——当时正被苏联当局扣为人质，关押在监狱中。夏兰斯基从苏联报纸上的一篇批判里根的文章发现了“邪恶帝国”这个词语，立即激动万分地用监狱密码在下水管道上向其他难友敲了出来。有一句古老的俄罗斯谚语说：“一个真理词汇就能感动世界。” “邪恶帝国”这个真理的词汇不仅感动了世界，而且彻底震动与改变了世界。
细节之二：一九八八年五月，里根总统访问莫斯科，站在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圣•乔治大厅，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对媒体发表讲话。在沙皇的黄金、水晶饰物、绚丽的挂毯以及圣徒们的画像中间，里根稳重地看着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说：“上帝保佑你。”七十年来，首次有人在这个地方大声地说出上帝的名字。4 共产革命以来，在这个国家，有数十万神职人员和信徒被处死，无数的教堂被摧毁。波兰记者、作家卡普钦斯基发现，少数教堂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被改造成“无神论博物馆”或“反宗教教育中心”，“这些展览场地全都经过精心安排，而且是出自最高阶层批准的一种设计。若是你在帝国时期来过这里游历，参观无神论博物馆更是严格规定、必要的行程之一”。5 然而，就在这个国家权力的核心地带，里根毫无顾忌地大声说出了“上帝”这个词语，苏联十二个时区的每个公民都能听到。一些听到这句话的苏联领导“霎时脸变白了”。一个苏联外交官回忆道：“共产主义无神论大厦在我们眼前受到了攻击。”
苏联的失败，不是因为外部的压力或内部的叛徒，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败，更是基本价值的迷失和瓦解。苏联共产党以无神论治国，相信少部分人可以左右大部分人的命运，即由作为“先锋队”的共产党精英阶层引导群体社会成员，创建一个没有上帝的乌托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一部分人或一个阶级的牺牲是可以容许的。然而，在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之后，他们的努力最终还是遭到了惨败。最近，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收入了苏联改革的实施者、亲历者和研究者的多篇文章。其中，纽约大学俄罗斯问题专家史蒂文•科恩分析了当时苏联共产党一千九百万党员的心态，他们早已不相信画饼充饥式的共产主义理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社会地位和政治观点来看，与未入党的苏联公民没有什么区别”。6 与其说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和党的教条，还不如说信仰犬儒主义和功利主义。当苏共被解散的时候，居然连一个站出来保卫它的人都找不出来。
早在一九七六年，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便撰写了一本研究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犬儒主义的著作，他在书中描述了这样一名苏共少壮派官员：此人是充满矛盾的复合体，一方面在和朋友谈话中批评时政、攻击腐败，俨然是个改革家；另一方面，又对自己身处权势集团而踌躇满志。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时代的恐怖，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时代；与此同时，又对斯大林靠强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红色帝国而骄傲。一方面，他很乐意向别人显示他的思想解放，根本不相信官方的教条；另一方面，又对自己善于掩盖个人观点，在党内会议上善于说谎而得意。这正是苏共新一代官员的典型。党也清楚地知道党员们的这种心态，但党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信仰者，而只能满足于拥有这样一帮贪婪的分赃者。对此，史密斯总结说：“个人只要服从听话，不公开向意识形态挑战，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都不是关键问题。”苏共以为这样便可以长治久安，没有想到灭亡就在眼前。
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苏联惊人地相似。经过毛时代“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运动和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之后，中国成为一处基本价值缺席、道德伦理崩解的废墟，一个是非、善恶、真假、美丑混淆乃至颠倒的社会，用作家贾平凹的话来说是“废都”，用摇滚歌手何勇的话来说是“垃圾场”。最近，电视连续剧《蜗居》热播，博客作者陈泰然在一篇题为《除了钱，我们的底线在哪里？》的评论中说：“我们很久不谈‘理想’了吧？因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样一个犬儒主义社会中，几乎所有与金钱无关的人类社会创造出来的美好东西（比如道德、理想、价值观、人生观）都会被认为是最虚伪最恶心的东西。即便是重谈‘理想’时，我们的答案也多是‘赚很多的钱！’”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是什么？陈泰然认为：“中国是个很有意思的国家，不管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到了中国都会被强大的中国文化改造成‘四不像’，中国人不真正信任何一种宗教信仰，只是把有用的拿过来，稍加改造，变成自己谋利的工具。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信仰就更直接了——就是人民币。”
在今天的中国，街头躺着车祸的伤者无人愿意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客车上几十名乘客坐视歹徒奸污少女而沉默不语，船主拒绝救助因抢救孩子而即将被河水卷走的大学生并宣称“我们只捞尸体”……这不是一个点正常的社会。但在笼统地批判社会大众之先，我们必须指出，党或者说权力，才是价值的破坏者和无价值的社会的始作俑者。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分析说：“文革和改革时代破坏了意识形态的尊严，然而这种意识形态能给予党以合法性，并且把整个制度凝聚起来。党员中绝大多数是没有理想的投机分子，更为糟糕的是，他们的人民不尊敬他们。”7 在今天的中国，道德底线变成道德高线：云南省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被捕之后宣称：“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温和腐败’的县委书记。”于是，“温腐”成为网络上的“热词”，估计以后有可能收入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源》。官员的无耻并不让我吃惊，比赵仕永更无耻的官员还有很多——比如前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被处死前夕给高层写信，要求保全性命，“废物利用”，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作反腐教育之“活教材”；真正让我吃惊的是，普通百姓对“温腐”这种说法有相当的同情与理解，这表明人们对政府的信心、对官员的信心、对人性的信心、对自己的信心，全都降低到低得不能再低的地步。人们讨论到腐败现象候，常常无可奈何地说：“没有办法，如果我当官，我也会腐败。”这种对腐败和罪恶的“宽容”心态，正是腐败和罪恶滋生的温床。而人心的败坏比制度的败坏更加难以挽回。
权力催生的“传统文化热”能够支撑起“大国崛起”吗？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的一个转折点。天安门的枪声之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像色彩斑斓的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遗留下巨大的价值真空和信仰真空。当局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何填补这一真空呢？如何让这种填补不与一党独裁的统治模式发生冲突呢？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官方的主要策略是：有计划、有步骤地掀起传统文化的热潮，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由“大公无私”、“输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转型为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传统文化的复兴者，并以此重新树立正在消逝的统治的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支点。
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富于争议的概念。传统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那么，究竟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之后，儒学在此后一千多年里成为官学，成为主流的价值体系，儒家当然是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晚清改革家谭嗣同认为，中国是“百代皆行秦政”，所谓“儒表法里”，讲求严刑苛政和帝王权术的法家思想是中国政治的主宰，所以传统文化少不了法家。当代学者陈鼓应提出道家是传统文化的主流，鲁迅也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比士大夫多得多的老百姓以道家思想为指导来生活。而在中国民间还有一种影响巨大的宗教，那就是中土化了的佛教。中国的佛教剥离了原始佛教中“怒目金刚”、“舍身饲虎”的精神，既为上层阶级提供一种精巧的心灵按摩，也为下层阶级提供一种来世转运的梦想。当然，除了儒、法、道、释之外，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学，西方的启蒙主义与理性主义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成为近代传统之一部分；而与之对峙另一脉络——基督教信仰及其价值系统，尤其是一八零七年马礼逊入华两百年来在中国扎根、发芽、成长、壮大的新教精神，也构成了中国近代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传统是鲜活的、动态的，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传统文化并不是要被全盘打倒和否定的，其中也有可能实现现代转化的、符合普世价值的部分。
基督徒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毛泽东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传统文化在毛泽东时代被当作“封、资、修”的一部分，而被扫光、砸光、烧光，这是毛泽东的“三光”文化政策。如今，为了与经济上的“大国崛起”相配合，中国政府迫切需要树立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并以之作为“软实力”向全球推销。于是，中共由传统文化的敌人摇身一变成为传统文化的呵护者，宣称他们要将儒学当作“社会主义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或核心价值中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8 然而，当局在“软实力”的“中华大补丸”中，所标举的“传统文化”，仅仅是丰富复杂的传统中那些有利于维持其统治的糟粕部分，换言之，就是与普世价值对立的、无法实现现代转化的部分。虽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已经宣布放弃“亚洲价值观”，中国政府却高声告诉世界说：我们不要基督教，我们不要民主、自由和人权，我们靠中国传统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有限的自由经济，同样可以实现中国之崛起。
于是，一个个荒诞的故事上演了。比如，“学术超女”一夜之间走红全国：于丹以“戏说论语”的方式登陆央视，从口若悬河到著书立说，《论语心得》一书的销售超过一千万册。她并未受过基本的古典方面的学术训练，甚至连古书断句都断不开，居然成为《论语》的权威阐释者。她将孔子塑造成国家主义者，正投合了“今上”的心思。于丹成功的原因有三：首先，她的出版项目动用了“国家文化安全基金”，当局试图将其打造成一道抵制西化的“文化长城”；其次，于丹的明星化得益于央视这一垄断性的媒体，那些比她更有学问的学者，根本没有机会在此平台上与之展开平等竞争；第三，当下国人心灵空虚，白领和小资们在书架上摆上此类“心灵鸡汤”，可以显出有点“文化”。然而，“心灵鸡汤”毕竟只是“鸡汤”，解决不了人们终极关怀的困惑，也扭转不了社会道德沦丧的颓势。好为人师者很快露出小丑的真面目：当于丹的一名女研究生不堪学业重压坠楼自杀，于丹极端冷漠地待之，仍然若无其事地继续参加北京市党代会。在其价值标尺中，参与权力的盛筵当然比关爱一个轻如鸿毛的学生重要。由此可见，离于丹最近的、与之朝夕相处的学生，并没有在口吐莲花的老师那里获得关于人生出路的指点；而于丹本人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儒家文化中少数符合普世价值（即基督教所说的“普遍启示”）的部分，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于丹的动静再大，也只是“一个人的《论语》”；比于丹更热爱《论语》的，居然是上海的监狱系统。据《新京报》报道，从二零零九年开始，上海多所监狱为罪犯讲《论语》，在最缺乏“仁义礼智”的地方，“仁义礼智”粉墨登场。上海监狱系统将“改造人”放在第一位，在各监狱探索旨在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的“5+1+1”模式，即罪犯每周五天劳动，一天课堂学习教育，一天休息。青浦、宝山、北新泾等监狱为犯人深入浅出地讲解《论语》、《三字经》、《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受到普遍欢迎。在狱方眼中，此类国学经典显然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对囚犯更有吸引力，后者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了，又怎么能够拿去教育囚犯呢？而曾经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儒家文化，又可以拿来“废物利用”了。该报道指出，正是展开了这样的教育，“上海监狱秩序持续稳定，所有监狱都保持了无罪犯脱逃、无罪犯非正常死亡、无重大越狱案件的稳定局面”。然而，这篇报道却没有深究，囚徒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否有基本保障，囚徒是否可以选择不同的宗教信仰，囚徒是否可以阅读《圣经》、会见牧师以及参与主日敬拜。如果囚徒被迫接受一种文化价值和宗教信仰，那么他们的基本人权无疑受到了粗暴的践踏。
虽然“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过去了，却有人打起“半部《论语》治小镇”的主意来。前些年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祥龙提出设立“儒家文化保护区”的建议，居然由一名来自台湾的佛教高僧净空法师在其家乡安徽庐江汤池镇实现了。净空计划投入二点二亿元打造亚洲最大的“传统文化教育基地”，马来西亚华侨赖居士捐助八千万元建设的“多元文化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净空提出“三年目标”：三年之后，汤池镇没有一起刑事案件，家家户户都能实践《弟子规》，都能讲《弟子规》。子女每天为父母洗脚，要成为新的“乡规民约”。让一名来自台湾的高僧，运用儒家理念治理共产党统治下的一个村镇，这确实需要异乎寻常的想象力，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净空说，中央的态度是“不支持、不反对、不干涉”，但他又炫耀说，他受到过胡锦涛的接见。可见，中央是支持的，只是为了颜面的关系，不便明说。如果明说，岂不是承认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无法治国了？当地党政官员强调，汤池镇是“用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社会，促进世界和平的试点镇”。文化中心副主任倪敏达指出：“恰逢党中央先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八荣八耻……八荣八耻与传统伦理道德高度契合。于是这一示范镇落户中国就显得水到渠成。”山东大学教授、《孔子研究》主编蔡德贵认为：“儒学在目前情况下的实用，就是要配合和谐社会的建设。”该中心的训导长、来自台湾的蔡礼旭，说起官话来比大陆人还要顺溜：“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德治国。中央对和谐的注重是非常有前瞻性和智慧的。国家领导人提出理念后，我们也就能够尽点心力了。”然而，历史早已证明，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一旦被权力利用之时，便是生命力丧失之时。
无论“读经运动”还是“汉服运动”，无论“申遗热”还是“盗墓热”，无论由出版社编纂“新三字经”还是由大学开设“国学班”，无论是于丹的巧言还是净空的投机，都无法让不幸福的民众感到幸福，也无法让不受欢迎的政府变得受欢迎。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乃是一种权力所催生的“虚火”，而不是中国的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今天，传统文化和道德伦理赖以依存的生活方式早已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孔子教导的“父母在，不远游”，是针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业社会；如今，中国迅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接近两亿的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他们可能按照孔子的教导来生活吗？传统文化是一盒早已过了保质期的补药，根本不可能解决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也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向外输出的“软实力”，更无法从价值上支撑起顾盼自雄的“大国崛起”。
为什么“和谐社会”是无法变成现实的水月镜花？
如果说江泽民的时代最大的理论突破是“三个代表”，通过吸收资本家入党，试图移花接木地将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由阶级党转化为全民党；那么，胡锦涛时代新的意识形态口号则是“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这两个概念不是来自已经变成僵尸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是来自于儒家文化，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于我所命名的“新新儒家”。那么，这根由官和商共同选择的救命稻草，真的可以取代病入膏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当代中国的基本价值和共同信仰吗？
儒家的理想是用孔孟之道制约皇帝和教化民众，以实现王道及仁政。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儒家不由自主地沦为专制皇权的附庸和工具，鲁迅说得好，中国的历史可以用“吃人”来概括。儒家的理想依靠君王的贤明和克制来实现，但依靠君王个人的“善意”不可能衍生出一套保障自由与人权的制度来。“人之初，性本不善”，或者用基督教的观念来表述，乃是“人之初，性本罪”。所以，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与绝对的专横。在中国历史上，在西方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专制君王真正施行过“王道政治”。即便史书上赞不绝口的“文景之治”期间，汉景帝刘启为自己营造规模宏大的汉阳陵，杀戮了不计其数的工人。近年来汉阳陵发掘，数万具尸骨的手脚均被敲碎，让人目不忍睹。可以说，每一座帝王陵墓的下面，都发生过一场看不见的南京大屠杀。圣人治国的理想，最终堕落为恶人害国的噩梦。
新文化运动以来，一批学者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仍有价值，认为中国本土固有的儒家文化和人文思想存在永恒价值，是为“新儒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东方美、徐复观、唐君毅等。他们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试图摆脱儒学附属于权力的命运，为儒学在现代社会另开新局，他们具备一定的学术真诚，也取得一定的学术成就。而“新新儒家”则是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共当局的鼓励与策动之下出现的“新式官学”。他们将儒学重新拉回“帝王政治”的身份，将自己并没有研究清楚的儒家思想当作抛向权力阶层的“绣球”。对官，他们幻想当局施行“王道”和“仁政”，以儒家化的马列主义来治疗当下的痼疾；对商，他们幻想商人都成为“儒商”，用“克己复礼”来节制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凶蛮。这群“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有季羡林、蒋庆、甘阳等。他们自己的“知”与“行”合一了吗？他们的文化期望和治国方略有可能变为现实吗？
季羡林是研究印度文化的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对国学并无深入研究，却超乎本人的学术领域提出“中国文化救世界”、“东风压倒西风”、“大国学”等种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虽然在学术上靠不住，却因契合官方主流意识形态而备受重视。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逐渐走出象牙塔，成为明星式的“国学大师”。季羡林生前喜欢谈人生哲学，教导民众如何做人，他去世之后，种种家庭问题才暴露出来：父子绝交二十多年，保姆被指侵占其财产，秘书被揭发偷窃其书画、而秘书是北大副校长夫人，他的学生、高调行三跪九叩行拜师礼的学者钱文忠被指在葬礼上偷了老师养的乌龟……这简直是一出比《围城》还要荒诞的闹剧。儒家学说作为伦理道德的一面，首先应当在家庭中实现，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然而，从季羡林的例子看出，道貌岸然的国学大师连家都“齐”不了，声称“人之初，性本善”的儒家文化只能培养出趋炎附势的伪君子来。
蒋庆是一个以“当代诸葛亮”、“当代王阳明”、“当代曾国藩”自居的“儒学大师”，与他崇拜的这些人物一样，他身在民间，心在庙堂。蒋庆向官方建议说，应当重新恢复儒学作为官学的地位。虽然儒家并非宗教，他却力图沿着康有为的思路，将儒家打造成“儒教”，并让统治者将“儒家”尊为“国教”。此后，向全体国民征收“儒教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孔庙系统。最大胆的建议是，设立名为“元老院”的最高权力机关，其成员来自于明清两代的皇室后裔和孔子的后裔。而另外一项看似没有那么重要的建议，却与他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他倡导“读经运动”，将儒学作为一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都必修的科目，并由他本人编写教材，由教育部下令所有学校都采用。这样，蒋庆仅仅靠编写教材的稿费收入，就可以成为让孔子羡慕不已、也让如今作家富豪排行榜上的领军人物望尘莫及的超级富翁。看来，蒋庆堂皇的上书的背后，是对财富的贪婪与欲望。
而目前在香港大学担任教职的甘阳，由八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变为王道政治、太平盛世的鼓吹者。他呼吁中共当局施行没有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明君”统治。他提出“新时代的‘通三统’”的理论，认为今天的中国有三个传统，一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传统，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传统；二是共和国开国以来，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传统，这个传统的主要特点是强调平等，是一个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三是中国文明数千年形成的传统，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这三种传统的融会便可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一理论荒诞不经，比如毛的传统恰恰是孔子的传统的敌人，毛在文革中亲自下令将孔庙砸毁的，毛欣赏秦始皇，从来对孔子都不感冒。这两个水火不容的传统如何融合呢？甘阳本人生活与价值也是完全脱节的：他身在香港大学，享受资本主义地区教育体制的最大好处；却用专制思想作为敲门砖来谋取北京的青睐，真是机关算尽、好处占尽。
那么，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什么呢？是用传统文化来包裹马列毛主义，是建构在中国两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和中共六十年的党国极权主义传统之上，是打着“以人为本”旗号的“不以人为本”。走共产主义道路走到黑灯瞎火、穷途末路的胡锦涛，发现“传统文化”可以延年益寿，当然如获至宝。胡锦涛在毛泽东时代接受大学教育，毛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一生都无法摆脱，他不愿否定毛时代的政治遗产，更不愿否定邓小平时代“让统治者先富起来”的经济模式，故而甘阳之“通三统”之说于他心有戚戚焉。但是，以无神论、唯物论和进化论为基础的“以人为本”，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以人为本”，到底是以“哪个人”为本呢？此人与彼人之间的差异太大了，此人与彼人之间的利益亦有种种的分歧、冲突甚至敌对。比如，我们究竟是以胡锦涛、温家宝为本，还是以陈光诚、刘晓波为本？我们究竟是以黄光裕、任志强为本，还是以孙志刚、邓玉娇为本？“儒家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可能“柔化”马克思主义之暴虐，更不可能成为凝聚民心的政治共识乃至生活方式。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实质是什么呢？是一种特权阶层剥夺公民的自由、践踏公民的人权的“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固然是一个无比美好的名词，但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和谐社会呢？不是赏赐老百姓一碗饭吃，这个社会就和谐了；不是建一个庞大的动物庄园，人就能满足于被圈养的命运了。和谐的标准究竟在哪里呢？在中国的网络上，“被和谐”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它的言外之意是：如果只是由当权者来制定“和谐”的标准，那么有一些人就只能被当作“不和谐的因素”被蔑视、被牺牲甚至被扔进监狱，如被侵占土地的农民、被强迫拆迁的城市居民、行政与司法途径已经走完而被迫到北京来上访的“访民”。但是，没有哪个人天生就是奴隶，没有哪个人心甘情愿地“被和谐”。从“和谐”的字形便可知，“和谐”的前提是人人有说话的自由，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都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和谐”不应当是一种被动、强加的结果，而应当是民众自觉的选择。
研究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和君特•舒耕德指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令人想起阿米泰•伊兹欧尼的良好社会的理念。但伊兹欧尼反对由国家来实施这一理念，因为那意味着来自上面的强制规定。这一理念必须由自觉的公民来实现。”他们认为，“和谐社会”固然是西方和中国都追求的目标，但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个人自治是西方国家关注的中心，而中国则把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作为政治的最终决定”。9 二零零八年以来，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理论，经过川震、藏乱、奥运、疆乱、阅兵等走马灯式的事件之后，变成了一个油彩脱落的京剧脸谱。在四川大地震当中，当局有没有以人为本？有没有以灾民为本？有没有以遇难学生的家长为本？谭作人案构成了对“和谐社会”的自我颠覆：一名致力于搜集地震遇难学生资料的志愿者，一名身体力行促进社会的和谐及人权的达成的公共知识分子，却被当作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送上审判席。在此案件中，当局连表面上的司法程序的公正都不顾。法官和检察官不以戏子为耻，警察彻底沦为黑帮匪徒。直到今天，灾区没有任何一个豆腐渣校舍的责任人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没有任何一个主管建筑、教育、监察的官员引咎辞职；相反，死难学者的家长却受打压、关黑牢，谭作人受审，艾未未被打。与此同时，当局斥资二十五亿修建地震博物馆，瓜分该庞大工程的必然是同一群修建过豆腐渣校舍的官僚和奸商。真如圣经中所说，“诡诈的大行诡诈”，“和谐社会”的蜕变为“让少数特权者感到和谐的社会”。
用“以神为本”取代“以人为本”，建立中国的基本价值
一九八三年，著作等身的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在痛定思痛之后，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许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许多书，收集了许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复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记了神，所以会这样。’”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也可如是观之。黄花岗起义前夕，革命志士林觉民给对妻子写信说：“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在这封的绝笔中，他决心“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然而，百年之后，中国社会的专制程度变本加厉，林觉民之理想仍然遥遥无期。辛亥革命的亲历者、历史学家李剑农感叹说：“假使后来的革命党员，大家都守着这种高尚纯洁的精神，替国民谋幸福，民国当早抵于安康福乐的境地了，何至尚有今日的扰攘？”10 为什么自由的理想迅速蜕变成了权力的欲望？为什么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大中华经济圈”的拓展，似乎“一美遮百丑”。不仅中共的御用学者鼓吹当今为“千古未有之盛世”，一些西方学者也过于乐观地评价中国的现状与未来，并跑到中国来享受众星捧月的待遇。比如，意大利经济学家乔万尼•阿力吉便寄望于中国“能够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联邦的出现作出决定性的贡献”。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以自我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无剥夺积累，人力和非人力资源的流动，以及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11 实际上，这几个特征从未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兑现过。中国崛起的秘密，既非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不是儒家文化的活力，而是学者秦晖所揭示的“低人权优势”。邓时代对农民工的残酷剥削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这与毛时代对农民的人身限制与经济掠夺，本质上是一样的。中国政府所宣称的“以人为本”，根本就不包括占人口七成左右的农民和占人口一成左右的城市贫民。既然他们不是“先富起来”的那群人，就是没有医疗保险、社会福利以及受教育权的“非人阶级”，就是社会“进步”不可避免的“牺牲品”。一个排除八成以上的人口共享经济成就与政治权利的社会，可能是“和谐社会”吗？
在中国，经济问题的背后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背后乃是信仰及价值问题，用学者谢品然的话来说就是：“汉语公共生活世界的首要议题莫过于立国基础和宪政议题。”12 在群星云集的电影《建国大业》中，只有“斧头帮”所尊奉的“成王败寇”的逻辑，而没有公义和爱的位置。趋炎附势不仅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也是“自愿”出演《建国大业》的拿着外国护照的演员们的选择。每一个人都在身体力行地增加着这个社会的不公义。迄今为止，“立国基础”和“宪政议题”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在中国仍然悬而未决。毛时代以“阶级斗争”遮掩之，邓时代及邓后时代则以“吃饭权”遮掩之。邓后时代的中国形成了一套奇特的官方意识形态：最坏的资本主义（对民众财富和自然资源的赤裸裸的掠夺）、最坏的社会主义（党国垄断所有重要的行业）和最坏的传统文化（儒家的忠君思想、法家的权谋术、道家的纵欲主义和佛家的犬儒主义）扭结在一起，空前绝后，无从定义。胡锦涛式的“以人为本”如同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一样，达不成民主的实现和人权的保障，而只是独裁暴政的粉饰。我们必须像当年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那样面对此种事实：“极权主义在通往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已经病入膏肓，它正在向人们展示自己最灰暗的一面；而面对这样一张狰狞的面孔，人们完全没有把握能够拿出解决方法来。”13
两千年来中国深陷专制主义的泥潭之中，根本原因在于“神州”背弃了真神。共产党以武力夺取政权之后，其崇尚暴力和谎言的意识形态更是将人性之恶发挥到极致。“人吃人”既是象征，又是事实。在无神论和唯物论的价值系统里，人只是生物进化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所以人可以被当作工具来使用甚至牺牲掉。学者关启文论述说：“在无神论的世界里，是难以解释为何人有客观的尊严的：自然界的物理事实是没有价值可言的，那如何由这样的基础衍生出有崇高价值的人性尊严呢？若所谓人性尊严只不过是社会和文化的建构，那我们又凭什么说有权有势的人侵犯他人的‘权利’一定是错的呢？世俗人文主义难以为人权提供稳固基础，因为它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并没有超越的参照系，也不能为人性尊严提供根基。这样，它没有真正为人权的普遍性提供足够的基础，也往往导致不平衡的人权陈构方式。”14 用大白话来说：既然人是猴子变成的，那么人就可以像猴子一样被奴役甚至屠杀。乌托邦就变成了古拉格，文化大革命就变成了“革文化的命”。以唯物论反对唯物论、以无神论反对无神论，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为中国寻求一种新的基本价值和精神信仰：民主宪政为什么是必须的，而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好东西”？人的尊严和自由为什么是不可侵犯的，而不仅仅因为要维持社会的稳定？
没有上帝的民主最后必然走向专制，有上帝的民主才能切实保障人权与自由。对此，美国学者滕达指出：“民主必须建立在对人尊重基础上。在西方，这基础是圣经中的人观。人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后来堕落，因耶稣基督的代赎蒙拯救。”15 与“以人为本”相对应的“以神为本”的观念，是近代民主的源头活水，用法国思想家尼摩的话来说：“民主诞生于一片确信人类有犯错误的可能、有渴望更好未来以及独自承担这一未来的权利和构成人类生活最后远景的政治权力不具合法性等学说的文化土壤之上。”尼摩认为，民主自由的来临，需要长期积累而成的文化知识、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包括以下这些内容：人的价值（“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只有在“一个人”意味着一个人不能缩减为其他任何人的自我的文化背景下才有意义），法律的价值（在没有预先存在法治国家的观念、对“法律途径的偏爱”以及实行司法形式主义等各种在罗马法和天主教会法的影响下在欧洲得到传播的各种思想的地方就没有立宪主义），最后是确信人类理性基本上具有难免犯错的特性。16 由此可见，“以人为本”，表面上高举人权，实际上践踏人权，摒弃了人权的源头；而“以神为本”，表面上轻视人权，实际上尊重人权，因为人权来自于神权，没有人类普遍道德基础的民主自由制度不过是空中楼阁罢了。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的社会如同建立在流沙上一样，而建立在“以神为本”的基础上的社会如同建立在磐石上一样。
在全球范围内横向而言，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纵向而言，当今中国最缺乏宗教信仰，四分之三的民众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惟有以“活着”为旨归的实用理性。没有宗教信仰，也就没有核心价值，为了利益可以放弃所有的原则。在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不少人具有共产党员的身份，我却从未发现一个真正在理念和价值上皈依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今天官方的意识形态再也无法像毛泽东时代那样，对大众的精神世界具有征服性和控制性的力量，没有人愿意为之献身，它变成一个公开的笑话和一套皇帝的新装。大部分中国人并没有可以恪守的基本价值，也不知道生命的真谛何在；大部分中国人都知道这个社会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种“知道”却又成为自己也参与“使坏”的动力。从江泽民、胡锦涛到每一个基层的共产党的村支书，都是缺乏“核心价值”和“真诚信仰”的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的内心充满恐惧和忧虑。每当我在电视上偶然看到那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孔的时候，都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的紧张、焦虑、不平安、不喜悦，全都赤裸裸地写在脸上，无论用多少油彩也无法掩饰。他们脸上的神情以及折射出来的内心世界，与我在远志明拍摄的纪录片《十字架》中看到的另一些中国人迥然不同，后者是多么地平安、喜乐、宁静与温柔啊。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十字架》中的人们，而不是《新闻联播》中的人们。
中国不能变成一个神权国家，基督教也不需要成为未来中国的国教，但中国不能是一个抵挡福音、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数千万中国的基督徒在真理的指导下生活，已经形成了一个数量最大的好公民的群体。然而，今天中国的掌权者却如此害怕福音，有朋友天真地问我：中共当局为什么要一意孤行压迫家庭教会呢？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不正可以促进真正的“和谐社会”的实现吗？而且，从现实可能性来看，这种打压根本不可能成功，亦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无益，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无用功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垄断权力和财富，为了让人们接受不公义的社会现实、安于被奴役的身份，当局必定要打压基督教，无神论者对有神论者的仇恨是无可避免的。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是：人为上帝所造，因被造而具有上帝之形象，故而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之自由与尊严，近代之人权观念即由此肇始。美国法学家盖斯米顿认为：“我们从政制的演变过程，可以看见法治的精髓是‘个人尊严’这个观念。这个观念与一些神学或哲学观念，如神人和谐，道统，真理和理性等有非常密切关系。”一旦基督教价值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之一，一旦千千万万中国人接受基督信仰，必然会有一场自由的觉醒和权利的觉醒，那么当局的暴力便会失效、谎言便会破碎，这是中共当局绝对不愿看到的一个结果。
转型中国的宗教信仰和基本价值的重构已然迫在眉睫，没有宗教信仰和基本价值的重构，中国人对民主宪政的追求永远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一个人的路走到了尽头，一个国家的路走到了尽头，才是跟随上帝的路的开头，如圣经所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上帝为中国预备的时间终于到了：今天华人世界的基督徒正以每年数百万的数量迅速增长，在两千年的教会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如此饥渴慕义；今天华人的教会正成为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亿万同胞最后的避难所与安慰之地，正在告别地下状态，走向公共空间，“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积极参与“以神为本”的公共价值与公众共识的建构。被“以神为本”的信仰与价值所更新的中国，不仅将迎来“苦尽甘来”的那一天，还有可能成为对全人类莫大的祝福。
二零零九年九月初稿，十二月定稿
注释：
1、转引自关启文《基督教、自然主义与人权基础》，见江丕盛、杨思言、梁媛媛编《宗教价值与公共领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44页。
2、（美）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第1版，第167页。
3、（美）威廉•本内特《美国通史》（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92页。
4、（美）威廉•本内特《美国通史》（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465页。
5、（波）卡普钦斯基《帝国：俄罗斯五十年》，台湾马可勃罗文化，2007年第1版，189－190页。
6、（美）史蒂文•科恩《苏联的制度能不能改革？》，见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5页。
7、（美）麦克法夸尔《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台湾左岸文化，2009年第1版，第462页。
8、段德智《概论儒学的一元论特征及其普遍意义》，见江丕盛、杨思言、梁媛媛编《宗教价值与公共领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34页。
9、（德）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1版，219页。
10、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263页。
11、（意）乔万尼《亚当•斯密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版，392页。
12、谢品然《开放的文本：圣经学和公共神学关系的初探》，研道社，2008年第1版，第86页。
13、（法）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围绕切拉斯夫•米沃什，雅恩•帕托什卡和伊斯特万•毕波展开》，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第1版，第126页。
14、关启文《基督教、自然主义与人权基础》，见江丕盛、杨思言、梁媛媛编《宗教价值与公共领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143－144页。
15、（美）滕达《民主与人权的探索》，见邱清萍、傅邦宁合编《基督教与近代民主发展》，中国信徒布道会、中国福音会，1991年第1版，第31页。
16、（法）菲利普•尼摩《什么是西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