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一位作家因言获罪11年，远隔万里的异国作家闻讯后冒着严寒，到获罪作家祖国驻该国大使馆提交抗议信，而在获罪作家的祖国，他的本国同胞、甚至与获罪作家住在同一城市的另一位作家，在被他人问到有何看法时，则声称“不太了解情况，不想谈。家里有客人，正在和他们说话。”这位异国作家就是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先生，这位本国作家就是中国知名小说家莫言先生。

同为作家，差异为何如此之大？他人因言获罪，远在万里之遥的作家感同身受，从他人自由的丧失中，感到了自己权利面临的同样威胁，而近在咫尺的另一位作家，则无动于衷麻木不仁，看不出他人自由的丧失与自己有何关联。这种境界之间、见识之间的差距，简直判若天壤。

莫言先生是我非常喜爱的小说家之一，他也是中国唯一擅长超级现实主义写作手法的作家，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多篇作品，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阅读记忆。如在著名的《红高粱》中，他用长篇文字描写子弹射入“我爷爷”脑袋的瞬间，闪着金光的子弹如何飞行、接近，如何哧的一声先烫焦几根头发，再如何钻进脑门，再如何撑得脑门像瓦罐一样裂缝、缝隙如何扩展、破裂……几十年后好莱坞电影《通缉令》才可以用现代电影特技再现同样情景；在另一篇小说《球状闪电》中，天才的作家用超过1000字来描写父亲耳光打在儿子脸上的瞬间，儿子如何感受父亲手掌中每一条掌纹的细微差异、如何从中感受到来自遥远故乡泥土的不同土壤质地和成分所混合的浓郁气息……此种放大细节的超级写实主义手法，至今仍无人企及；记得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描写一个饱受虐待与欺凌的儿童时，为了用周围人群的冷漠凸现孩子的绝望处境，作家如有神助地写出一句“那些植物一样的人类”，当时阅读至此，我不禁击案赞叹：仅此一句，已经超过鲁迅在刻画那些伸长脖子的冷漠看客时，所使用的“他们像被一只无形的手向上提起的鸭子一样”的经典手法……彼时对生活感受能力如此细腻深刻的天才作家，此时为何如此麻木或明哲保身，面对另一位作家遭受迫害的孤独处境，竟变得和自己曾经描写过的“那些植物一样的人类”相同？

30多年前，当我还是十几岁的少年时，虽然面对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的四面围困，但我对未来满怀信心。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只要30年，经历三代人的新旧更迭，中国社会一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尤其未接受民主启蒙、基本受传统习惯行为主导的30岁以上的人，到那时最年轻的也超过60岁，已陆续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头脑中那些视奴役为当然、将自己当臣民、对专制听之任之的观念，也将一同被扫出历史；而刚出生的、或已经在接受教育的孩子们，到那时最年轻的也已30岁了，他们全部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一代，是人的意识全面觉醒的一代，已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决不会容忍把人不当人的专制体制的继续存在，也决不会接受专制对自己的奴役。现在已经过去了30年，三代人的新旧更替业已完成，中国社会非但未发生我所期盼的根本变化，连我当年相信变化的信心也彻底破产了。作家莫言对现实的麻木不仁，只是促使我反思的最新的例子之一。

我当年的信心，与其说是青春年少的盲目乐观，不如说是基于错误的判断。我只把代际更替看作简单的淘汰与进化，而未意识到代际更替也是遗传与继承。在这30年中，虽然曾经视专制为当然的几代人已被时间无情淘汰，但他们的观念并未被扫出历史，而是“转世投胎”、“借壳上市”，已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给了新出生的几代人。60岁以上的人是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他们在这30年中，已经按照自己的模样，成功复制了仍然视专制为当然的几代新人，薪尽火传。这就是传统的力量，这也是中国社会历经30年仍未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

以方言习惯为例，就可以知道传统观念是如何遗传与继承的。不同的地方口音，实际上是发音器官不同的动作习惯所造成的，相同的地方口音则是发音器官相同的动作习惯造成的。上海和深圳同为大型城市，为何上海有方言，深圳无方言？上海的人口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缓慢增加的，虽然现在上海的2000多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外来移民，但他们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分批进入上海，在每一历史时期，相对于操阿拉口音的本地人来说，外来移民总是少数，少数服从多数，入乡随俗，被本地人同化，不知不觉习得上海方言。这叫“以时间换空间”，上海把庞大的外来移民分散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接纳，在每一时段都保持本地人相对多数的空间优势，最终以少胜多，把外来移民慢慢吸纳、吞噬、同化，上海方言就是这样传承和保持下来的。深圳则相反，它的1000万外来移民几乎是在同一时段集中进入的，操粤语的本地人口反过来沦为少数，其原有方言非但无法吸纳、同化外来语音，反被外来人口共同使用的普通话冲击和替代。这叫“以空间换时间”，用外来移民相对多数的空间优势，挤掉了本地语音习惯传承所必需的时间。同样道理，自然生育每年带来的800万新人，与已有的10亿人口相比，永远处于少数地位，他们带来的“新”与已有人口传承给他们的“旧”，两相比较，新弱旧强，新少旧多，新的总是被旧的吞噬、同化，一如上海方言总能吞噬新来的外来移民。传统习俗就是这样代代延续的，中国人习惯于被奴役的群体文化心理也是这样代代延续、难以破除的。作家莫言身上原有的敏感和热情被冷漠和麻木所替代，正是传统势力如何吞噬生命的一个活的标本。

莫言的麻木可以成为促使我进行上述反思的标本，但我的上述反思决不能成为莫言可以为自己开脱、辩解的理由。因为作家的工作，是在为人们提供精神层面、观念层面的产品，在新旧的嬗变与传承中，负有除旧布新、破旧立新，传播新的希望的特殊使命。只有像哈维尔那样永远保持一颗热情、敏感的心灵，具有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才可能用自己的文字产品愉悦人们的精神，引领、甚至拓展人们精神生活的层次和方向，从而对抗习惯和传统对人的侵蚀。如果像莫言那样甘心被习惯的力量吞噬，心灵锈迹斑斑，丧失了感受善与恶、美与丑的能力，不敢承担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失去生命本来的热情和敏感，龟缩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角落，还自我感觉良好，那简直是对作家职业的玷污。

在莫言先生9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红树林》中，他借书中人物，腐败的女市长儿子，一个彻底堕落、疯狂敛财、花天酒地的官宦子弟之口说：“今天某某某执政，是咱们的天下，有一天某某某不执政了，还是咱们的天下。”由此可见莫言先生其实是一个明白人，对自己身处的残酷现实有清醒的认识。如此说来，莫言先生的麻木与冷漠只是一种伪装，不过是用来掩盖自己在罪恶面前的怯懦与苟且。

无独有偶，被传统吞噬而丧失心灵力量的不止莫言一人。一位叫王一川的文学教授对作家因言获罪事件也表示“不了解，不想发表看法。”上海作家陈村在电话里说：“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看法。”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张颐武先生则更加坦率，表示“此前不知道这个事情，我的注意力主要在别的地方，比如小沈阳。”询问者解释说只是想听听周围人们的反应时，他说“一点反应也没有”。身居海南的著名作家韩少功在电话里说，他知道这件事情。现在不方便谈，一、两年之后会就这件事情写文章。以教授和作家为代表的知识群体如此冷漠、麻木和怯懦，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法洗刷的羞耻。当社会成员中的多数人能够忍受专制的奴役，或不肯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时，专制的继续存在就是一种必然。不是专制选择了被奴役者，而是被奴役者选择了专制。但是，如果社会成员中的知识群体在这时能够像哈维尔那样站出来说话，则被奴役的人们就不至于完全绝望。
莫言用小说表达对他家乡山东高密那片土地上的英雄人物的崇敬后，曾经在小说的结尾用新鲜热辣、半是豪迈、半是调侃的语言说：我双手捧出我那颗被酱油腌透的心，一切两瓣儿，放在你的坟前。谁料20余年，一语成谶，他把自己的心真的卤成了一盘凉菜。

2010-01-09

刚刚看到李庄获刑两年半的消息。这个重要信息表明，在中国，通向法治的道路还很漫长。

去年夏天，重庆市重拳出击高调打黑，成果显著。不但端掉了一大批黑社会集团，还抓捕了一批保护黑社会的高官，此举受到了广泛好评。

然而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一些网友认为，法治时代打击黑社会，清除保护伞应成为常态，没有必要搞运动。一定要重证据、重程序，防止扩大化，把打黑变成黑打。

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许多时候，人们出于好心，想办好事，但由于程序、方法不当，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都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留下了大量后遗症，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能汲取吗？

然而，出于对黑恶势力以及护黑官员的痛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期待更多打黑成果，各地盼望出现“薄青天”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打黑是否严格依法办案却很少提出质疑。

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是实现民主法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大家，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政治家模范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一次重庆方面调集所有资源全力以赴打黑，一次性端掉如此之多的团伙，固然大快人心，也犯了办案不能搞运动的大忌。

法治社会讲究的是公平公正，依法按程序办事。其执法原则是宁纵勿枉，效率虽低，却少出差错。这一次重庆公安、武警集中全部兵力打黑，固然能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但也给日后司法审判留下众多隐患——这正是李庄等一大批律师有信心前来辩护的原因。

事实上，处理每一起黑社会案件都需要占用大量司法资源，旷日持久的会战往往把相关办案人员累得焦头烂额。这一次，集中处理的团伙如此之多，背景如此之深，案情如此重大，涉案官员级别如此之高，要想在短期内办成铁案，对每个人、每件事都做到公平公正，让大家心服口服，比登天都难。

问题在于，重庆当局既然选择了运动式打黑，必然会继续选择运动式审案。所以才有了重庆司法局长要求律师顾全大局的告诫，所以李庄之类的外地律师就为重庆当局所不容，所以才会出现法院审判所有证人都可以不到场的奇观，所以才有大量嫌犯声称受到刑讯逼供，而迅速抓捕李庄之类前来“搅局”的律师也就成了题中之义。

打黑是好事，把好事办好并不容易。重庆当局能下决心打黑值得敬佩，但是能不能取得打黑的最后成果必须经受公平公正的司法检验。其重要标志就是能不能给律师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充分行使辩护权利。如果有关方面只按自己的逻辑办事，容不得批评置疑，甚至把打黑转变成打律师——就等于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继续穷折腾的恶性循环。

打黑说到底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没有保护伞，黑社会不可能成气候。高官们之所以敢于庇护黑社会，是由于官员权力不能受到公民权利的有效监督制约。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尝试，热衷于制造轰动效应，固然能哗众取宠于一时，却不能产生实质意义的社会进步，对这样的政治明星，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开放出版社新闻稿】《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作者、前中共领袖赵紫阳的战友和知交宗凤鸣先生，於2010年元月七日凌晨一时半，因胃出血逝世，享年九十岁.根据宗老生前交待，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一切从简。家人已於九日上午在北医三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后，送昌平火化，前来告别宗老的亲戚、朋友和有关领导及孙大午先生等一百余人。开放出版社主编金钟致电宗凤鸣夫人表示沉痛哀悼。

宗凤鸣先生河南濮阳人，生於1920年1月19日，1938年加入中共。经历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中年转入航空企业界，1990年作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领导干部离休。1991年7月至2004年10月，宗凤鸣以“气功师”名义探望软禁中的赵紫阳上百次，并作话题广泛的交谈。出於对赵紫阳遭遇的深刻同情，宗凤鸣将历次谈话记录整理成着作《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由开放出版社於2007年1月在香港出版，发行世界各地。三年来，这本书一纸风行，深受读者欢迎。2008月8月日文版在东京出版。

宗凤鸣以严肃负责的写作态度，详细记录一位中共总书记的执政经验和心路历程，是传记史上的创举，为研究中国八十年代及六四事件、研究中共权力第二代、研究中共体制改革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宗凤鸣晚年的人生三部曲﹕《理想、信念、追求》、《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心灵之旅》已於2008年7月全部完成出版，概括了他“奋斗、反思、醒悟”的一生。

开放出版社

2010年1月9日

《陈布雷回忆录》

陈布雷著

东方出版社

2009年9月第一版

408页，58.00元

2009年9月，《陈布雷回忆录》在大陆出版，此距陈布雷之死已整整六十一年过去。这次东方版的《陈布雷回忆录》较之1949年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的影印手稿、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的翻印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根据影印手稿重新校雠排印的版本，在附录内容上有更多的扩展与充实，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可谓是一个翔实丰富的新颖版本，尤其在某些关键处，适以“按语”而延伸阅读，从中亦可见编者之用心良苦。

从政不是他的始愿

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陈布雷其人与事，仍不能简单地从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这一特殊经历来加以认知或解读，从他的回忆录以及诸多友人的怀念文字中可以知道，他本人由新闻记者而从政，“可以说不是他的始愿”，“志在言论报国而不是完全投入政治”（程沧波语）是他的志趣所在，陈氏后来确实是被征召才离开了当时中国的言论界。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中国的内战混乱已极，知识分子对时局的看法和呼声，已成为“时代的指针”。就言论界而言，后来有“南陈北张”之称，“南陈”即上海商报主笔的陈布雷，“北张”乃天津大公报的张季鸾。一般认为，陈布雷“以敢言与文笔犀利著称”，虽然商报只是商界人士创办的一份报纸，论实力、背景，既不能与国民党的报纸《民国日报》相比，也无法与当年的进步党或改良派主办的报纸《时事新报》一时竞逐，“但是商报便凭着布雷先生的一枝笔，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使当时上海的有识之士，除了披阅各报之外，非翻开商报，看看今天‘畏垒’做的什么文章……”“畏垒”、“布雷”是陈布雷的常用笔名，其本名训恩，字彦及，“知道的人反而少了”。

当然，陈布雷以报人而从政，除被征召这一特定因素，与他本人的政治态度也有一定关系。我一直有个看法，文人从政即所谓“思出其位”，其中既有个人理念信仰追求、现实环境嬗变、实际能力等因素，同时亦取决于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想从政的人都可以从政的，尽管机缘与动机各不相同。陈布雷对北伐及中国革命一直有自己的认知，他的秘书蒋君章就认为“先生对革命，私淑甚早，他在革命运动中，没有实际参加，惟对革命运动，则赞助甚力”（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4期，第9页）。所谓“赞助甚力”，无论从政前或其后，无非是以自己的特殊才能“代大匠斲”，虽属不易，却亦殚精竭虑，死而后已。陶希圣说过这样一个细节：1934年前后，陈布雷还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任上，“蒋委员长要发表文告，一个电话或电报，布雷先生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个用的文房四宝到南京来了，写好了文章，他就悄然回杭州……”

实际上，从陈布雷与蒋介石的关系，或可透视蒋介石对待学术界及报界人士的基本态度。以陶希圣的个人看法：蒋介石对教授学者是一种态度，对文官与武官是一种态度，对从政的报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对后者可说是“礼遇有加”，如对陈布雷、程沧波、胡健中、潘公展、黄少谷等人。1927年初，陈布雷和商报同仁潘公展与蒋在南昌初晤，蒋即“坚劝余及公展入党”，并对所提出的问题，“蒋公一一解答之”。这年2月，陈布雷与潘公展二人即加入了国民党。从此，陈布雷之于蒋介石，如影随形，至抗战前夕，已是侍其左右。不过，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1928年，蒋曾问陈：“君自择之，愿任何种职务？”甚至属意总部秘书长一职。陈氏则答：“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

报人的本色，即有开阔的视野、客观的思考和独立的批判精神。进入权力中枢之后，往往体现在忠于职守，则又忠而不愚，保持冷静的头脑，并非为做官而去，这一点在陈布雷身上尤为突出，一般人很难做到，或许也是他后来仰药自殉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人曾问陈布雷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和贡献，他淡然表示“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稍减，保持平稳”。这种“看似消极其实积极”的说法，实则是一种对国家和民生负责的心态。

权力中的超然立场

陈布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实际上就是他的“陈公馆”，即他的住宅，“只有两三个职员，有一个字写得极好的金先生，一个办事的职员和一个副官，后来增加一位秘书翁先生，一直到重庆，还是陈公馆。……他不想扩大，始终保持原来的体制”。据蒋君章回忆，陈布雷经常对他们说：“一个人要做二个人或三个人的事，对外要严守机密，个人最好断绝社会关系，凡进侍二处工作的人，一律要较原来职级低两级，以磨炼心志，大家一定要抱定做无名英雄的决心。”所以，从政后的陈布雷“名字不愿见报”，与之前判若两人，“过去他与一般报人一样，也能喝几杯酒，也打几圈牌，他主持商报的笔政，也有许多交往的人，但是这么一个豪爽的人，负起侍从室的职责，掌管蒋委员长的机要，一改过去豪放的生活，为人处事，非常谨慎，非常严肃”（陶希圣语）。

陈布雷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超然分子”，这也是报人书生本色使然。陈布雷作为最高领袖股肱二十年，从不恃权，从不建立所谓的势力圈，这在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极为少见的。“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在然地位的结果”（蒋君章语）。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即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的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参见《陶希圣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后人提供），各方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很多既非对党有何贡献，也非为党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总裁很难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唐纵语）。蒋介石与陈布雷谈话，希望他能推荐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陈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态度，同时也“不忍再增加总裁的困扰，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提”。

时任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通过陈立夫的关系采访陈布雷，问其属于国民党中何种派系？陈对这个问题虽有不悻，仍幽默地回答她：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要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是很接近”，而上述人物则属党内各个派系，“这个迫人的问题，便在轻松愉快中，一笑了之”。

正因为陈布雷在权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场，故能调和各方意见，甚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件，如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学潮即为一例。这次学潮之平息，迄今披露的史料已不少，然对陈布雷在其中的作用语焉不详。依惯例，处理学潮在行政上属教育部，新闻发布属中央宣传部，青年思想工作则属三青团中央，蒋介石对此颇不放心，特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

小组成员中有中宣部部长吴国桢、青年团书记刘健群等人，至事态最严重时，蒋介石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朱家骅时为教育部长，对此令似有不同意见，借出巡而离开了重庆，“先生对此颇感懊恼，因为这个命令的如何执行和教育部与军事机关有关，教育部的意见尤为重要”（蒋君章语）。实际上，陈布雷深知蒋的这一命令“只是在启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联大”，遂提出几点意见：其一，西南联大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其二，此次学潮之症结为少数职业学生与左翼教授所煽动，大多数人则冷静对待，可做说服工作，请学生家长协助召其子弟暂时返家，等复课时再回，同时请驻昆明部队做临时接管学校的准备……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重庆谈判之后，对国共两党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事态只能平息而不能扩大，陈布雷的意见得到认可，“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不能不晓谕学生，发生极大作用，最后只余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风潮得以解决”。

陈布雷处事之谨慎与细密，大率类此。从中也可见在处理公务时的担当，因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总是称他“布雷先生”。

最后主持的机构

陈布雷最后的正式职务，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其会长由蒋介石兼任。不过，他还另外主持一个小机构，即宣传小组，“罕为外间所知”。

抗战结束后，1946年底的“制宪会议”，国共分歧很大。“从那时起，宣传方面的问题便日益严重”，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经常与一些重要人士会谈。蒋介石主持的这个会议习惯被称之为“官邸会议”，而宣传小组则为“官邸会议”做准备，本质上是“官邸会议”的秘书室。

这个机构十分简单，也正是陈布雷的一贯作风。陈作为召集人，参加会议的人均为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包括陈立夫（组织部长）、董显光（行政院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李唯果（中宣部部长）、黄少谷（后任中宣部长）、张道藩（文化委员会主委）、陶希圣（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主任秘书是徐复观，秘书谢然之、蒋君章，地点在南京湖南路五百零八号陈布雷公馆。这个小组会议前后持续有一年多时间，“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外间始终无人知道”。

有个细节仍可见陈布雷的书生本色。这个小组虽属幕僚性质，并不负责执行任务，但有时也要支援具体的行动。1947年秋冬之交，蒋介石特拨一笔款项，交陈布雷宣传小组使用。其时正值法币币值急剧下降，有人建议陈布雷把这笔钱换成黄金或美钞，或可发挥更大的效力。陈布雷无论如何都不肯答应，称与国家的法令法规相抵触，只同意把这笔款项以“宣克成”的名义存入某些银行。第二年秋，翁文灏政府推行币制改革，金圆券代替法币，这笔巨大的资金兑换成金圆券不过区区数千元，陈布雷感叹：“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

其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两个重大危机，一为军事上的挫败，二为经济上的恐慌，即金圆券实施后的限价政策，已发生动摇，“国统区”人心惶惶。由此各方面意见纷然而起，多想经陈布雷而上达蒋介石。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1976年，蒋君章在台北传记文学社举办的“陈布雷专题”座谈会上这样回忆：“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们代拆。……但先生自己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的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1948年11月12日深夜，在无任何预兆之下，陈布雷服下大量的安眠药，气绝于次日凌晨，终年五十九岁。陈死后，这一小组由中宣部长黄少谷主持，程天放继任中宣部长时，已是1949年的春天，“宣传小组事实上已经停顿”。

政权的悲剧

陈布雷以自殉的方式而解脱，这一悲剧实际上也是那个政权的悲剧。

以陶希圣的日记（1948年11月16日），当时“流言盛行，谓布公主和，或反对某些政策等”，可见陈之死所引起的震动和种种揣测。后来有人谓之“尸谏”，这一推断，不知有何根据，连留在大陆的张治中也表示怀疑。那么，陈布雷究竟为何要自殉，仅仅因为“触目伤心，心中抑郁，不能自解”、“体力日衰，报国无从”？抑或次女陈琏（前妻杨氏所出）和女婿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其实，这本回忆录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回忆录一册、二册仅至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其余者，至今未得披露。而且，较之于“畏垒室日记”，其记述言简意赅，不动声色，严谨有度，实难见出其内心之轨迹。

其弟陈训慈（叔谅）和外甥翁植耘（陈氏五妹之子，早年做过郭沫若的秘书）等人有过这方面的追忆文字，但这一类的史料显然需要进行甄别与分析，否则一家之言亦未可知。1986年陈训慈写过一篇《先兄陈布雷杂忆》，台湾《传记文学》第70卷第3期刊出，文中谈及陈布雷与CC的往事，称其兄曾遭遇陈立夫的一次胁迫。从美返台定居的陈立夫即撰文（第71卷第3期）反驳，认为这是在“捏造故事”，甚至有意点出“有人称其为共产党员”。而跟随陈布雷七年的秘书蒋君章则针对翁植耘在香港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滞留大陆的陈的副官陶永标之口述（由他人笔录），同样提出不同的看法（1983年），尤其针对所谓“尸谏”一说，认为“与事实完全不合”，是对陈布雷的“大不敬”。由此可见，不论大陆或台湾，倘若意识形态色彩不褪，对历史人物就很难有客观的判断。

这次出版的《陈布雷回忆录》，增添了许多内容，如陈布雷的政论、书信等，这是我所看到的台湾版本没有的。友人回忆、评说部分与台湾版本也略见出入，有删也有增，编者大概有自己的考虑。而编者后记中有一段话，“希望俟该书再版时，有一个更为详尽的本子呈现给读者，同时也期待着陈布雷日记早日出版”，表明有关陈布雷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或整理，若从这一点看，目前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两蒋日记，国民党大溪档案、国民党党史会档案资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收集的资料，台湾《传记文学》中一些尚未采用的史料，包括大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资料，等等，或许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陈布雷在那个时代的全貌。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

杨者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009年圣诞节，一个恐怖主义分子在底特律上空引爆自杀炸弹，企图炸死机上289名乘客，制造机毁人亡的恐怖事件。

幸好他的阴谋没有得逞。

恐怖分子挑选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杀人，挑选无人可以幸免的飞机爆炸杀死尽可能多的人，以消灭人的肉体来制造恐怖。

几乎是同一天，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十一年徒刑。它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以消灭人的思想来制造恐怖。

一个是消灭人的肉体，一个是消灭人的思想，目的都是制造恐怖。

刘晓波有什么罪？

他不过一介书生，只说了几句话，写了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只是做了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符合中国根本大法承诺的最基本权利的事情。这样的人，居然判重刑，天理何在！？

网上有不少人说，这次北京敢于重判刘晓波，是因为中国这些年经济上去了，自以为崛起了，腰杆子硬了，敢于和西方人叫板了。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

记得早些年，政府镇压政治犯都一定要大肆宣传家喻户晓，报纸报导有关消息，登载死囚照片。文革期间，召开万人公审大会，然后是一辆接一辆的卡车载着五花大绑的囚徒游街示众，许多地方还允许群众观看枪毙。甚至摘取死囚器官，他们也不避公众，医院的汽车等在一边……即使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们还敢电视直播公审江青四人帮的情景，尽管中间已经做了许多手脚。

再看看，这次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刘晓波一案，接近于一场秘密审判。媒体不能去，外国使、领馆人员不能去，刘晓波的家属亲友不能去，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这件事。我打电话去国内亲友询问，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在审判刘晓波！

这只能证明，北京政府很胆小、虚弱、不自信。它知道这样做不得人心，它怕引起众怒，怕引起社会不安定，怕火上浇油。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合法性，又能维持多久，它的宪法是一纸空文而已。

三十多年前，捷克的独立知识分子哈维尔等人，在七七宪章中提到，政府应该遵从他们签订的国际协定。人除了应该具有包括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外，特别强调人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因为看法与官方不同，就有可能失去职业和福利的恒长恐惧，经常遭受形形色色歧视并受政府或社团的排斥，被剥夺了任何自辩的机会，甚至被判处劳役，这就剥夺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上述情况，砸饭碗、受歧视受排斥、剥夺自辩权、判处劳役，加上三、五个人守在你家附近不让出门，被旅游，被喝茶，被谈心，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时时、处处都在发生，恐怖无处不存在，而重判刘晓波是国家制造恐怖，剥夺“免于恐惧的自由”最典型的表现。

这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它消灭思想，消灭独立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炸飞机，比绑人肉炸弹更可怕，后果更严重！

最近，李庄被重庆江北区人民法院判刑入狱两年半，现在他和律师陈有西向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我估计二审也会走过场，只能维持原判，因为薄熙来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抓了原中级法院的副院长张弢，人人贪腐成风的法官们知道该怎么明哲保身，而且中国的司法是二审终审制，在重庆的范围内，薄熙来可以一手遮天，看来李庄只有寄希望于服刑后的遥遥无期的申诉了，但其操控下的大连亿万富豪很多，薄熙来不用亲自发话，去买通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的马屁精大有人在，特别危险的是，虽然两年半刑期时间不长，但很快媒体的关注会冷却，等舆论平息之后，蹲过大牢7年，熟知监狱黑暗的薄熙来会对他巧计灭口，显然李庄在重庆没有人脉关系，这一点和我当年坐牢不同，我可以得心应手地对付薄熙来及马崽在狱中对我的暗算，因为我当过一个小城市18年的新闻记者，我认识的人太多，而人生地不熟的李律师必须在案发地重庆服刑，只能靠自已碰运气了！因此我为其捏一把冷汗。

我认为，李庄案和我的案子多有不同之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我们要想翻案，必得薄熙来垮台，也就是说，我们的命运和政治体制改革及中共高层权斗密切相关，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都绝对不会因为对此案有异议或同情我们而得罪薄熙来，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政治局的一张表决票，而且薄熙来多年来利用大连土地出让等商机，结交了北京一大批权贵和资本家，或者说，他抓住了江泽民，李鹏等人的许多把柄，除非有突发事件，胡温抓他坐牢的可能性不大，假如他在中共十八大上的争斗失败，他可以退当中国游泳协会主席，他最近把这个名份拿到手，就是为自已准备好了退路，到那时李庄既使活着出狱，也不能再从事律师职业了，他上哪里去寻找新的证据，控告薄熙来呢！再说，薄熙来操控司法，一定是一比一地通过王立军这样的死党运作，将来把他抓起来追究，他也会不承认，因为他不会留下任何证据，如同他2002年，在全国人代会上对问及我的香港记者说的那样，他根本不认识我，自然与我的文字狱无关，同样他也会说判李庄入狱，是司法部们独立办案，他不知情。

类似这样的惨痛教训很多，比如2001年被薄熙来诬陷坐牢一年多的原大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晓滨，虽然后来被宣告无罪，但也未能官复原职，只能到大连旅游局当个挂名的副局长。原大连广电局副局长杨庆典，坐牢两年刑满释放后被开除了公职，只能自谋职业。律师陈德惠算是幸运，被抓一年后获释，可以重操旧业，但他是在省委书记闻世震的保护下被宣告无罪的，别忘了当时，薄熙来才是辽宁省的二把手，而如今他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重庆市委书记两个头衔于一身，这种在山城一言九鼎的权力，和他文革式联动成员的秉性与遭受“四人帮”迫害坐牢的复仇心理结合起来，以至肆无忌惮，徇私枉法，对社会的民主法制是极大的伤害，将给中华民族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呜呼，没有法制的中国，因为某一个品性恶劣，强势专横官员的一个私念，一个批示，一句话，就可以毁灭一个人才的黄金岁月以至一生，一家，中共49年建政以来，此类悲剧重复上演，不绝如缕，何时才是尽头？！

回顾文革，薄熙来少年时代饱受“四人帮”践踏法律之苦，其父薄一波坐牢多年，九死一生，其母悬梁自尽，惨不忍睹，而他本人也有7年铁窗之难，按理说，他应当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法制，但恰恰相反，正是彭真主政人大之后，才使百废待兴的中国有了法律条文和初步司法程序，薄熙来为争夺高位，满足一人之私利权欲，全然忘却了旧日的伤疤隐痛，再次砸烂了公检法，在重庆重蹈文革覆辙，搞得鸡飞狗跳，草木皆兵，他抓捕的李庄律师，正是彭真之子所办康辉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人世的变迁，事件的巧合，或是历史的讽喻：要法制，不要人治，要杜绝上述人间悲剧，中国必得废除一党执政，实行宪政民主，别无它途。

2010年1月10日于多伦多

去年，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共中央强调发展党内民主。如果今年能推出落实的硬措施，中国的改革事业能有新进展，自然是顺天应人的大好事，我们翘首以盼。

执政党推进党内民主，动力来自哪里？一般说来，执政集团是政治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层次较高，利益越大。我们相信高层领导的善良意愿和改革承诺，但唯物史观要求我们重视利益格局所决定的基本态势。政治体制改革动力分布的基本态势是：民间大于党内，基层大于高层，弱势集团大于强势集团。从改革动力较弱的层面入手，稳健自有保障，动力却不能不求助于民间和基层。

那么，如何借助基层和民间的改革力量，稳妥而又积极地推进党内民主呢？

首先要拓宽基层、民间和弱势群体的表达通道。网络和各种媒体不仅可能，而且应当满载人民群众的声音。在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强调，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中国媒体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媒体管理改革的方向。近几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与政治有关的各种媒体，却是越来越成为体现领导意图和下达上级指令的单声道。舆论营造至此，真正想推进党内民主的领导人，恐怕也会产生孤立无援之感。当然，发表言论也要有规范，但规范必须有法，法律必须保障民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新闻出版法已经酝酿多年，若能早日推出，必将有助于推进党内民主。

其次是放宽对民间组织的限制。一盘散沙固然不能成事，但也难以进行低成本的有效自治，难以开展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难以抵抗腐败。一旦有事，人人都可以不负责任，容易过激，变本加厉地破坏秩序和稳定。

再次是扩大基层选举。村级选举已经推行十多年，乡镇和县级也该开始试点了。如果进展顺利，可以继续推进。如果进展受挫，可以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想像起来，局部基层的试点无关大局稳定，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也比较有限，应该是碎步前进的理想起点。

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属于历史上的新事物。无论从哪里起步，无论党内党外，高层基层，总要先议论起来，拿出新想法和新办法来。温家宝总理号召政府参事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说真话，讲实情，其实这也是改革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媒人的要求。我们将坚持努力，为新思想和实情真话提供交流平台，在社会实践之前，做好思想上的研究、探索、争论和试验。

读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每个王朝都不会死于前朝致命之病。周亡于封建，秦废封建立郡县。秦亡于横征暴敛，汉轻徭薄赋。魏晋亡于门阀贵族，隋唐科举取士。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宋重文轻武，强干弱枝。不过，防范是有代价的，过度防范代价更大。北宋官军无尾大不掉之虞，但战斗力低下，北宋亡于外敌入侵。

根据上述规律，真正能够威胁当代稳定的，并不是导致国民党政府倒台的异己党派及其报刊，也不是让国民党头痛的工会农会和各种民间力量。威胁当代稳定的，是防范过度造成的问题，民弱官强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反弹尤其是高层反弹。回顾新中国的灾难性事件，也几乎都能看到对民意表达的过度限制。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社会的各种组织和报刊没有批评大跃进，反而推波助澜。大跃进的灾难引出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直至文革的内部反弹和分裂。这段历史表明，过度防范所造成的危险同样可以致命。

中国人善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卷入世界潮流之后，总结经验还应该加上世界性眼光。俄国共产党人认为，苏共亡于三个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意识形态垄断。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我以为三大危机尚存其二，殷鉴不远，不可不察。

对于党内民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景，我们有理由抱乐观态度。在千年的尺度上看问题，我们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了新知识，知道民主法治可以打破兴衰循环。在百年的尺度上看问题，当代与辛亥革命之前的最大差别，就是推翻了帝制，改革不再受制于皇家和贵族的永久利益；同时，农业社会也转变为工商社会，新的社会力量正在民间崛起。温和而平稳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可期的，关键在于：向民间借力。

二十年前在北京发生的“六四”运动，使中国文学裂变为官方文学与流亡文学、地下文学。与九十年前在北京发生的“五四”运动相比，“五四”运动扩大了文学自由和个人写作，文学精神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但随着共产党一次又一次的“解放思想”，五四青年竟成了镇压六四青年的凶手。文学被政治彻底利用了。

随着后六四中国经济领域放宽了控制，也使地下文学和网络文学在各地参差不齐地有了生长的机会，官方与民间的冲撞有了些效果，个人意识正在突围。但二十三年前的“亮出舌苔事件”，证明，文学界早就开始了裂痕，那就是独立的个人写作在党的怀抱中再次伸出了呐喊之手。

打开1987年的《人民文学》合刊，目录上的作者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现状：莫言、刘索拉、马原、路翎、北村、孙甘露、王蒙、伊蕾、廖亦武、高行健、刘心武等都在里面，但并还没有分裂成派别，甚至还不清楚左翼或右翼。

二十多年之后水落石出：王蒙、莫言、马原、刘心武等成为官方作家，北村、马建、廖亦武、高行健等成为个人作家。而刘索拉、孙甘露伊蕾等，己是极权文坛的摆设。这也就是“解放”的中国文学缩影——从社会主义文学走向了个人文学的艰难证据。或者说，是退回五四历史起点的可悲努力。作家与文学和小说的关系开始暧昧。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社会和政治的变化使文学的表述产生了变化。

从“亮出事件”到“天安门事件”之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就是中国共产党消灭个人思想的努力。也使刚开放的当代文学思潮很快转入了低谷。政治环境步入了毫无思想自由的地步，文学也成了文人们的防空洞，多数作家从此以写纯文学为名，躲开了现实，以求自保。于是，商业流行文学、皇帝宫庭文学，以及女性和反腐文学等填满了九十年代中国。也证实了一个恶政府控制的社会不会是个好社会，一个对谎言不再出声的作家不是个好作家。因为文学来自作家的心灵，只有真诚才能达到语言艺术的境界，不诚实是文学的桎梏。一个好的作家都是真实地再现了他的时代精神。文学家柳宗元更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是：明道。以文载道就是文学。就是见证历史以明鉴。

在这种媚俗权势和建立反叛精神的道路上，独立作家和御用庸才一刀断开，哪怕他们讲了差不多同样的故事。文学风格也只能走向人格，尽管艰险。而文学里只有个人的存在价值，不会有什么“文学的强国”。在09年十月法兰克福书展上，就出示了中国作家犹如一群夏令营学生般，被管理的毫无观念可表达。像王安忆的旧上海，刘震云的大苦大悲，也可能跟活人遇到的困境有一点关系，但不是令人们严肃地思考生活，更不会去批判现实了。

九十年代虽然社会经济完全开放，但商业自由并没有带来思想自由。极权与民主的冷战，依然是个人独立写作与监控思想的挑战，文学依然在政治的阴影下挣扎。但作家群体开始和控制者发生关系呈现着世纪未文学景观：触及现实小说大都在突出着共产党的救世主本事，历史题材的含沙射影满足了作家被捆绑的不满。正如蒙面媳妇失去了社会，便在家里发现了那点自由一样，多数作家很快习惯了被眷养的生活以及被控制的安全感。

小说家阿莱、刘恒、朱文、毕飞宇、邱华栋等虽有勇气面对无所作为的生活现实，但都在犹豫不决，无法突围，很快成为社会中的半个导演、半个富商或半个媒体名人，看起来虽然没有余秋雨、王安忆、铁凝那般子油腔滑调，但也成了以牺牲了个人思想为代价的匠人。稍聪明的也只能在文笔风格中找灵感，写些不得罪政府的体裁发表，弄好了还能获个共产党的奖，名利双收。

那么，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土壤加极权的专制天空合成的中国，文学是怎样呈现这扭曲加谎言的现实？

困境是：文学本是语言文字的艺术，而且是要开拓无言之境，它是作家内心和外在处境的思想结果。但中国还正处在争取表达自由的初级阶段。作家或者突围，走向个人创作，成为文学家。如沙叶新、阎连科等或者失去思想表达成为中宣部的御用小说家、作家或编剧，甚至像于丹那种胡说八道的知识分子等角色。

中国文学要表达的是六四之后的生活和时代的处境，这也是文学能够承载的职业范围，而读者也是因心灵需要沟通和理解，才与文学作品形成了精神生物链。但中文社会的思想监控，粉碎了人们获取思想的渠道，被取而代之的党化教育、红色洗礼、甚至卷土重来的个人崇拜弄得失去寻找心灵的热情，全中国几乎都成了拜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人质。在这种极为低级反抗之中，你只能比凶手更粗糙。文学评论家刘晓波成了争取言论自由的囚犯，连独立笔会前会长都认为独立笔会该去掉“文学”一词，以争取自由写作为事业的不锈钢老鼠等作家，竟对文学嗤之以鼻。那么，反叛的文学很可能再次重复革命文学的老路，在这个文学的冷战争中将没有一个胜利者。

我们不得不回顾那些几乎没有留下姓和名的中国名著：《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没有一位作家被时代记载，他们都是从文物历史里才考证出来，从民间传诵中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在极权中国，想写出好作品，你就只能是远离社会的个人，去从事地下文学。过去要冒杀头灭族之灾，二十一世纪中国文明了些，当局只是把你关进监狱。但我们离个人自由写作的时代还挺遥远。

当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被丢弃在二十世纪之时，人们曾乐观认为：后冷战时代，文学将以自由走向个人的内心，走进灵感之源头。但人们都失望了：极权政府巧妙地借来资本主义的温床，继续将思想者关进铁笼。和平演变，仅仅变成了个四不像的杂交怪胎，而且正以其强大的经济自信，扩大着他们监控思想的范围。人类将再一次面对新冷战，或者称为文明与极权的再次较量，但不幸的是，文明的农夫被怀里苏醒的蛇咬伤了，文明病了，甚至将死。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官员庄严地喊出：“西方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民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是的，时代不会重返，人类文明确实被中国极权压扁了。奥巴马的中国之行也证明了文明的衰退。但文学是无法被铲除的，而且越是野蛮的时代，文学越是有生命力，只要作家具有为自己活得像个人的小勇气，就会书写下去。

诗人艾略特曾叹西方文明已衰落至荒原状态，他认为拯救心灵的是回归宗教。但他假如生活在中国便会大惊，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荒蛮之地。在中国，重建精神文化不能仅靠宗教，宗教在天上而不能取代现实，中国人已是麻木的群体，我们只能由文学艺术去感染人的心灵，从而使社会的精神与生活都更接近真实与合谐：一种在沟通和理解中的公民社会。

毫无疑问，要想出现文明社会，只有依靠人的思想去独立思考，而共产党就是以消灭思想而奋斗的宠大组织，作家只能在拼搏中撑出一点个人空间，让思想在文学里壮大。那些哗众取宠的国共战争小说，那些娇柔造作的国产小资作家，都是失去人格的墙头草，如法兰克福书展上那位写了“纸做鬼也幸福”的作协主席王兆山。他可以是中国政府的摆放的精品，但他是中国人的次品。

那么，小说的境界必然产生于文学和思想之中。可以这么说，作家和故事的结合会产生小说，作家和故事以及自我结合才会产生文学。小说中的“我”就是文学的心灵，而今天，文学恰恰成了各种载体的行尸走肉。王兆山的：“……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足以说明了官方文学不再有心灵，更证实了思想缺席的文坛只能是飞禽走兽，魑魅辈出的荒原。

失去自我，文学便不再呈现了，只剩下一些没思想的小说故事撑着文坛和电视台，供人们逗乐。没有文学的社会是有缺陷的社会，也是政治失败的最大证据。

但我们为什么失去了对文学？

首先是对社会的暧昧和对自已的原谅。当人们不满意自己和社会生活时，就会去寻找一个舞台来实现自己。而文学创作的终极方向就是寻找这个舞台，以反衬政治社会的缺陷。作家的人生乐趣也是来自对语言和思想的表述。我们通过讲故事来反省自身的处境。作家如果在玩语言那就是对权力暧昧，作家不创造真实，就是在谎言社会继续说谎。是以为自己是隐士，如田园诗人陶渊明。但归隐的思想者正是在绝望中写出了理想破灭而归隐了自然，仍是面对社会现实，追求平等理念的智者或者是文化脊梁。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字字句句把真实的人生跃然纸上。使其作品如一部民间的唐朝诗史了。

流亡作家高行健的小说就验证了个人和极权的生死关系：没有自我，就意味着灭亡。那么他走出谎言中国，重返个人的写作使他重新回到了真实。他说过：作家如果写出一部极为现实的小说，哪怕就是反映当前的社会和政治。如果写得很好，确有当今人的感受，我们也没理由认为它是过时的。现代性并不一定是个新形式，是真实地在你的创作里。

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里，高行健不但不回避现实，而是直接从个人经历入手，开始了对国家民族和极权社会的质疑。作者依然把自我一分为二，没有神化自我。更抽走了自我的位置。的确，在一个嚎叫着的野蛮民族主义时代，“我”根本就不存在。

但流亡并不是唯一保存自我的亚诺方舟。多数作家在流亡之地成为孤坟野鬼，自我完成了极权政府的消失指标。没有了政治压力的作家，又远离了对手，等于一个人打乒乓球。仅仅靠着反叛而没有独立思想的写作，很难进入文学境界。离开母语环境也使语言和智能变的贫乏。完整的个人现代意识，在极权下长大的作家身上几乎是不可能有的。在文明国家又因语言问题而只能圈在“幼儿园”之内无法成长。成了极权迫害的活样品。流亡作家除了保留着不断过时的政治理念，还丢了小说，更丢了文学，就算再变回“海归”也如空心人般被分解为半个作家，如回国的赵毅衡、石涛等，在中国也就当着半个西方通而己。

思想和个人意识的缺失，令你无论生活在热战还是冷战时期，都是个旁观者，文学的境界不会在你心灵发出激情之光。

2009.12.17

 

《自由写作》首发

◎ 埃利 •魏赛尔 著     &n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