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wulb

｜启蒙｜

学者刘瑜所撰《民主的细节》一书出版前曾被多家出版社婉拒。书出版后读者反响强烈，叫好叫座。作者深厚学养背景加之扎实丰富可靠细节，使这本学理、经验、文采兼具的主题随笔成为2009年极具启蒙含金量第一书。

面对此况，翻回去想业者欢喜讨论的所谓一本书的形制、题材、体裁之类既定判断或经验，都已无足轻重。现在，读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上帝。面对这样一本理念可靠富于情怀之作，他们撕掉腰封，无视脑残式营销，径自下单，更会奔走相告，用四溅唾星打造蜿蜒口碑。

另一册同样具有启蒙意义的好书是学者杰夫-豪撰写的《众包：大众力量缘何推动商业未来》。这本贴有经管标签的书细读后发现它也是一本极为契合当下文化生态的文化预言。

书中清晰确切给出的“由非专业人士提供专业内容，消费者兼为内容创造者”这一定义同时也是当下网络文化新格局的精彩归结……当然，作者未必是这么想的。

在中国，它甚至早在2007年就有过一次彩排，新成语“正龙拍虎”就是那次彩排的完美记录。在起底周正龙全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些“专-业余人士”。

从某种角度说，他们，网友也好，字幕界知名译者也好，确为外行，可“外行同样也代表着思维没有被束缚的人。他们最伟大的财富就是有一双不世故的眼。正如老话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以“启蒙”扼要概括新译出版的林语堂早年以英文写作出版的《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要义，也大致妥当。该书要言不烦，“新闻舆论史”命题下大部分敏感话题几无遗漏：

从古代舆论批评，到自打诞生就与新闻规律满拧的国产报纸，从政治高压下无数短命杂志，到匪夷所思审查制度，林师娓娓道来，无一避讳……读该书时总在恍惚——林师那一行行一句句宏论排山而来，感觉是在读他新写的博客，更新时间是今儿个一大早。

｜小众｜

几年前，《长尾理论》一书的出版给中国出版业者以极大激励——这种激励的核心部分是，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国度，少就是多，小众也是大众。

尽管此地每年新书出版几乎从未做过计划生育，可那些剑走偏锋的文学作品仍会有自己特定读者群。2009年出版的《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大教堂》、《失物之书》等，正是如是中国语境中的小众读物……可那长尾语境中的“小”一点儿不小。

《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是诗人阿多尼斯的短诗集。近些年诗集出版回暖。有报道说，在年选类出版物中，小说卖不过散文散文卖不过诗集，这对出版者而言当属利好消息，同时，它或多或少也是更多心灵矛盾挣扎更多人性纠结繁复在阅读取向上的微妙折射吧。

读阿多尼斯笔下的“花园”，我常沐浴安静，那安静已经是这年代最稀缺礼物。阿多尼斯的诗如一位饱经沧桑心怀缱绻的长者扶助聒噪的我们静下来：

那一刻，现实喧嚣可被双层玻璃暂时屏蔽于十里之外：“不用去区分风/风的形式和意义；/他了解诗歌之光芒……/时光，/收集人类的泪水/将它蓄满风的谷仓。”

《大教堂》封面选择了灰色。初读卡佛，以为这颜色或许正是卡佛小说作品最擅长之人性披露之物理直观版。可读其短篇《软座包厢》，读其短篇《大教堂》，才发现，灰色人生的所谓灰灰暗的灰灰色的灰，至少并非卡佛全部。

《大教堂》乃至卡佛很多小说既清冷克制，亦不乏人性奇异乃至斑斓。它很像是画家们喜欢夸张描述的所谓玫瑰灰：一种纯度偏低的暧昧色。它表面柔弱平静，远离强烈耀眼，绝少冲突，可其内在构成却朝向斑斓、芜杂、凌乱乃至惊心动魄。

作家康诺利的长篇小说《失物之书》的主人公戴维是个的孤儿：生母病逝，生父另娶，新晋后妈罗斯速战速决迅速给戴维生弟弟……这开局对戴维而言已是一步死棋。

自第7章始，作家安排戴维开始一次奇异穿越之旅，其神奇是，戴维的穿越之旅顺手将无数童话经典改写、翻写、戏仿，穿越之旅变作游戏之旅。

在戴维穿越那些被刻意反写的童话故事时，新故事旧故事纠结一处，美丽童话与残酷现实扭作一团，它使得这样一部原本只会令人怅惘、令人加倍文青加倍忧伤的小说忽就布满挑衅、冒犯、揶揄与尖锐。

｜事实｜

传主在国内名闻遐迩，可《水流云在-英若诚自传》却是本出口转内销的书。传记开篇当头句是：“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儿看烦了。”这个开篇语已凸显出本书最重要的特点：以偏为正，断其一指。

本传记最靠谱处是，它原本是由英文口述、英文整理并最终以英文出版的。这约定它当然可被理解为传主对一位外籍采访者的体贴，可这选择已从最基础最本质的层面即扬弃所有或最重要最严苛的禁锢。

母语不仅止传递优越性。当一个人选择非母语叙事时，母语载体所携带的暗示或禁忌会像一根儿用旧的松紧带那样，从一种紧箍咒崩溃为一根软了吧唧的细绳，基本没什么用了。

精神或思想越狱有时从语言选择本身已经开始：开始凿，开始挖，开始逃……当然，这一切都在静默中发生，看不见，听不见，是看不见的喧嚣，是听不见的欢腾。

止庵先生所撰《周作人传》属于原创传记中少罕见 “无一字无来处”文本。1956年7月间，周作人以“周长年”为笔名，为多家报刊撰写文章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

1957年3月，周氏散见媒体的这些同主题文章结集为《鲁迅的青年时代》出版。“作者评价说……我只想略讲鲁迅的学问艺术上的工作始基”，“他再次强调自己‘所写关于鲁迅的文章，一律以报告事实为主’”。撰写本书，止庵用的是周作人理念：事实，只报告事实。

这个看似底线的传记标准在今天已难能可贵。当下语境跟周作人当年避之唯恐不及的那一切已大致重合无区别：“一个人的平淡无奇的事实本是传记中的最好资料，但惟一条件要大家把他当作一个人去看待，不是当作‘超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是戏弄”。

北岛、李陀主编的《七十年代》虽然不是标准传记体，但“编年”对于这个遗忘迅速的年代来说也属难得。 “八十年代开花，九十年代结果，什么事都酝酿在七十年代”……印在该书封底上的这句话放着“水涨船高”不用，非要修辞成“水落石出”，暧昧无比。

一干精英像参加春兰杯作文大赛一样鸭子划水暗中较劲飙文字飙个性飙风范委实有趣。不过得承认，这种拼命打捞事实的努力可爱可敬。

书中唯阿坚、阿城似成功超越编辑主旨，信马由缰洋洋洒洒，全无“编年”压力，好看得不得了。两师文章里铺满筋道的口语，朴白摇曳，婆娑生风。

“按decade划分，不确切，不符合。人生不是猪肉，不可以这样一刀一刀按斤切”……前面的话，出自小说家阿城之手。他写的那个“七十年代”现在小年轻想都不敢想。不过，了解且擅长翻墙的他们或许不难理解啥叫“听敌台”。

你的问题：杨先生，很想知道你是如何选择评价公共事件的，我多次给你信箱写信，请你就某件事写篇评论，你都沉默不语。可有时你却非常活跃，文章像机关枪子弹一样“啪啪”横扫一片，而且都语出惊人。山西黑窑童奴时你出离愤怒，宣称中国再也不需要小说了；地震把房子震倒了，压死了孩子，你都可以亲自去几趟成都；毒奶粉刚刚曝光时，你简直要把中国的奶粉业置于死地而后快；邓玉娇杀了一个小官员，你马上披上辩护士的长袍，为她激情辩护；政府要过滤互联网不良信息，你竟然打破了不接受外媒采访的惯例（据你自己说的），上串下跳，忙得不亦乐乎……现在我想请你评价一下政府下决心扫黄打非这件事。你知道，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仅仅一个多月扫黄打非办公室就接到27.5万件公众举报，湖北老家荆州公安局刚刚破获的一个惊人的案子（“071”特大网上传播淫秽色情案），那个网站获利巨大，在过去一年就有7.4亿次阅读，不打怎么得了？请问杨先生，作为你忠实的读者，什么时候能够听到你对这件事发表一点评论？难道政府扫黄打非做得不是大快人心吗？你关心毒奶粉的受害孩子和被官员欺负的女子，难道你就不能关心一下被这些色情网站坑害的老百姓？

我的回答：你好，谢谢来信。我写博客的标准很简单，第一得有时间，第二得有兴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不管写什么东西，我的每一篇文章里必须至少有一个观点是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见到过的，或者有一两句话是我自鸣得意的。由于我写博客不收任何人或单位的钱财，也不接受约稿，基本上快达到“我手写我心的境界”了（谢谢鄢烈山老师送的这句话，耶——^_^），所以，没时间就不写，有兴趣时谁也拦不住，第一第二条并不难做到。

可是这第三条规定就有些困难，当然最困难或者最让我感到难堪的是我以为自己的某个提法独一无二，或者某句话前所未有了，可后来才发现人家早就写过了、说过了，只是我孤陋寡闻而已。可再想一想，这也怪不得我，我只要做到在写的时候确实自以为“独一无二”就行了。如果没有这种感觉，我是不会写的。例如有人在拆迁中自焚了，很多读者写信让我写博客抨击一番，我想来想去，除了愤怒就没有找到啥新的感觉，所以就不写了。再说，那么多人写过，我一个写博客的，总不能出啥事就奋笔疾书吧？还真把我当成外交部发言人或者“意见领袖”了啊？^_^

至于你说的扫黄打非我也注意到了，觉得没啥新意思，也就没有想写，当然不是因为这事是政府主导的，我就故意回避了。政府如果能够多做有益于老百姓的事，我不但举起自己的双手赞成，甚至会像乌龟王八一样躺在那里四脚朝天地热烈支持。所以，在扫了一眼你给我的来自人民网和中国网的两篇新闻后，我第一感觉是公安同志效率真高，民众举报的热情更高，我不肯定两句就显得觉悟低了……

可是，当我扫第二眼的时候，我的两条浓眉皱了起来……看第三遍的时候，我花容失色（^_^）……，再最后扫了一眼后，说实话，即便你用刀子架我脖子上，不许我写博文评论，我也一定要说两句了。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杨恒均肯定是想到什么我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观点了吧？

这次我不是想起了‘独一无二“的观点，而是我想起了我的处境。当今中国大概很少有我这种写博客的，一年中有六个月生活在中国，另外六个月自由自在游荡于澳洲和欧美等国之间。这种境况是我儿时树下的理想，现在已经实现了，自己反而早麻木了，然而，你今天给我看的扫黄新闻，却让我感受到我这种处境的”独一无二“。

第一，你让我评价政府决心扫黄，公安出击捣毁色情网站，抓捕罪犯，可你知道吗，我此时此刻生活的西方国家和世界上稍微发达一点的国家里（人均GDP排名在中国之前的国家中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家），色情网站根本不是违法的，上色情网站就更不是犯法的，开办色情网站而盈利是西方年轻人创业的一个途径，你看你看，由于法律不同，你希望我很愤怒地来抨击的犯罪，在我生活的地方，只不过是一项轻松的娱乐（有点下流而已），或者是一种生意。我不能用两套标准来评价同一种事情，我不能搞双重标准，你说呢？

如果我说中国打击黄色网站是对的，那么，我就应该马上把孩子从到处都是黄色网站的西方送回到中国，不能再继续生活在“不对”的西方世界；而如果我说西方的做法是对的，那么，我就触犯了你那边的法律，嘿嘿，我傻吗我？我马上就要回来过春节了，我才不上你的当呢^_^……

第二，你可能要追问，那么，杨先生，毒奶粉为啥让你气愤，拆迁为啥……你别说了，我明白你想说什么，可你也必须明白我的意思，毒奶粉这种事在任何国家几乎都是重罪，都会让我们怒发冲冠，那残害的可都是呀呀学语的孩子啊。那么，西方国家的互联网上是否也有违法犯罪的色情事件发生？当然有，而且还不少。我过去一年在澳洲就看到有两起警方大规模秘密出击，卧底，搜查电脑，抓捕嫌疑犯——色情网站经营者和使用者。怎么回事？

因为色情网站在大多数国家是合法的，但却有严格的分级管理，然而，偏偏有些不法之徒就喜欢介绍未成年的男女孩子供一些禽兽玩弄。在所有允许色情的存在的国家，几乎都规定任何涉及未成年人的“色情”就是犯罪。滑稽的是，那些没有实行分级管理，一概不允许色情存在的国家，反而往往是儿童色情犯罪者的天堂。

第三，我想说一下西方为啥允许成年人色情，却把牵涉未成年人的性交易当成重罪。我想先告诉大家西方对色情业管理的历史，如果大家去查一下看，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前并不像现在这样“放任自流”，也就是，在历史上某个时候，任何类型的色青（杂志电影等）也曾经是被严令禁止的。

但后来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们发现一个问题：规定一个行业和行为有罪，那么必须有受害者。可色情业的受害者是谁呢？例如，我弄一个成人电影，你老比我年纪还大，你可以来看，可以不来看，如果你来看了，会不会就成了受害者？上面你提到的那篇新闻报道里，虽然写了一年吸引了7.4个亿的点击，公安的同志大惑不解，发誓要“斩草除根”，但为啥呢？到这个网站来了7.4亿次的中国人就是受害者？再说说那短短一个多月竟然有27.5万件举报的事，请问，举报人认为他们看到的不良信息对社会、国家或者某个个人造成了伤害吗？

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看这种录像看得不知节制，结果弄的肾虚了，就如被毒奶粉伤害的那些得了肾结石的孩子们一样，请问，你应该和那些孩子们父母控告奶粉厂家一样去控告色情网站吗？

大家别误会，我不是为中国的色情网站辩护，我只是在说西方各国对色情立法变迁的历史过程和缘由。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变迁并不是西方人放任自流和堕落的开始，反而是相反的。就在世界上大多国家从禁黄到放开来的过程中，反而加强了对未成年孩子的保护。而历史资料显示，恰恰在西方各国都在禁止色情的那段历史时期，受色情毒害最深的竟然也是孩子们。后来放开色情业了，孩子们反而被更严厉的保护起来。

最后，我想说一下游走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感受，有时几乎能够触摸到冰与火的异样。对于我来说，最先要搞清楚的就是各国法律的异同，避免以身试法了还糊里糊涂。正因为如此，我对很多国家的法律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大的村庄，各国的法律也越来越趋同。我举个列子，要求官员申报财产这件事在一百年前的大多数西方国家也都没有形成法律和规章，即便半个世纪前，逐渐制定了相关法律规定，可并没有被严格执行。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大不相同了，地球上凡是稍微文明与和谐一点的国家，几乎都有法律和规定要求国家公务人员公布财产和收入。你不公布的话，轻则走人，重则被调查和起诉。

与把管理国家的公务人员监督起来相反的是，掌握了主动权的民众更趋解放，其中就包括性的解放。那种统治者为了人民好（为了人民肾不虚？）把色情定为禁止的时代也逐渐过去了……

当然，各位，我一点都没有想对中国的法律说三道四的意思，我不但是一位遵纪守法的人，而且是提倡法治的。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法律也会与时俱进的，例如，就在我十岁左右那段时光，我所在的公社公安动不动就把搞一夜情的男女戴上高帽子游街，竭尽侮辱之后，把他们关几天。单单在我的记忆中，就有不止五位女子受不了凌辱而自杀。现在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是她们生错了时代，还是我们生错了地方，又或者，我们的法律出了问题？总之，我心里很不舒服。

在我自己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我想说一句让一些人听上去也不那么舒服的话，关于适度开放成年人可以接触的情色，以及色情分类这件事，中国是迟早要做的；关于官员公布财产也是一定要做的，民众举报色情网站很踊跃，举报官员贪污腐败更踊跃，可在这两件事上，我们好像和绝大部分地球上的国家是背道而驰的。什么原因呢？

原因有很多，但本质上都离不开这样一种思路：中国的成年“人民”目前教育水平比较低，基本上还对自己的身体和思想无法自理，政府爱民如子，于是像对孩子一样把人民都好好保护起来了，免得他们受到色情侵蚀，甚至看录像带看到精尽人亡，弄得7.4亿人民都黄皮瓜瘦，整体国民变成了“东亚病夫”……

与此同时，我们的民众虽然素质低，但我们的官员则是世界上人口素质最高的，他们不用素质低的民众监督，他们自己会“自律”，自己制定规章制度而避免腐败，所以，中国不用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

在现代中国，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假问题。西方中产阶级最早是指市民，既包括穷人，也包括富人，既有无产者，又有资本家。民主的社会基础在于所有人，其动力应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和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借口我国中产阶级存在与否来拒绝宪政民主，只是某些人的障眼法。

今日中国，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动力何在？我们的回答很可能又会像以前一样，陷入阶级分析的思路：判断哪个阶级是民主的，代表现代化的进步力量，哪个阶级代表保守力量。我认为，世界上根本没有哪个阶级是天生的进步阶级，或者是天生的保守阶级。譬如分家，如果某个分家方案有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分家派；但是如果不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反对分家派。改革初期农民摆脱人民公社的时候都是很主动的，但是工人却常常是反对国企改革的。你能说农民比工人更进步吗？更西化吗？根本不是这样。无非就是，我们的第一步农村改革要比国企改革更公平一点，至少农村改革是一人一份地分掉了公社的土地，不像国企改革让一些人当了老板、另一些人当了打工仔。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民主改革会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就要使改革尽可能地符合公正原则。

一开始人们说，工人阶级是进步的，现在又有人说，中产阶级是进步的。我认为，所谓的中产阶层或阶级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假问题。关于中产阶级有两种说法：第一，中产阶级就是指中间收入者，不穷不富的人；第二，中产阶级就是企业家，就等于是资产阶级。以上两种说法都不正确。中国人对中产阶级有一个非常大的误解，就是根本忽略了在西方民主化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它逻辑上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资本家，还是指中等收入者？有谁能够证明欧洲脱离中世纪走向近代宪政的时候，是所谓的橄榄型社会？大多数人都是中等收入者？或者大部分人都是企业家？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其实，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所指，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人，也不是指资本家，更不是指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它指的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两大阶层之外的一种中间等级——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的人。简单说，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的人是谁？市民，——既包括最穷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既包括无产者，又包括资本家。市民，自由民，就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最早是法语，“bour”就是“city”，其实就相当于英语的“citizen”。这里讲的“Bourgeoisie”和当年的第三等级、中间等级基本上是同义词，后来这个词逐渐指资产阶级了。

在法国大革命时，所谓的市民也包括无产者。马克思说过中世纪市民是近代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共祖，这个涉及到所谓民主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一个社会如果就是领主和农奴组成的社会，那么这个社会不要说搞民主，就是通常的民族国家都不可能建立。道理很简单，因为农奴主本身就是少数，而且是要对别人实行专制的。当然有人说农奴主（贵族）强大了就会制衡王权，出现“大宪章”什么的。如今，也确实有人把“大宪章”加以“现代化”的倾向。那时的“大宪章”，说穿了就是国王打不过一帮山大王，比我们的秦始皇固然窝囊，但不能说这窝囊国王就会变成华盛顿。山大王称雄的时代当然说不上是君主专制国家，但也不能说更近于“宪政国家”，只能说那时几乎就没有“国家”，后来山大王衰落、王权强大了才有了“国家”，而再后来这个“国家”又演变成了宪政民主。但我们不能把这些过程都“简化”为是山大王建立了民主。

贵族如此，农奴呢？农奴本身是贵族的附庸，国家对他意味着什么？农奴不向国家纳税，也不参与国家事务，就只知道他的主人好不好。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国民，更不要说有什么公民的问题。产生国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直接向国家纳税，同时又有参与国家事务愿望的那种人，就是纳税的第三等级。贵族是不纳税的，农奴也不纳税（只对他的主人有义务）。第三等级要向国家纳税，因此关心国家拿这个税去干什么，国家的征税权依据是什么，还会产生什么“无代表就不纳税”的想法，等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欧洲中世纪那样贵族与农奴构成的社会，所谓中间等级是何所指呢？把这套理论套到中国是什么意思呢？

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领主制的国家，从秦始皇时代就不允许领主和隶属民这种关系有太大的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搞中央集权，上面是皇帝，下面是编户齐民，就是我说的“大共同体本位”状态。如果把皇上当成“惟一的领主”，那编户齐民无论贫富就都是他的“农奴”，这样的话，中国没有一个人是“中间等级”。可是，他们大多数却是国家的纳税者！而如果不考虑对皇上的隶属，只就民间的人际关系而论，那中国从秦始皇时代起就已经是典型的“中间等级社会”，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因为他们都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嘛！如果硬要套这个说法，那就只能说：有专制皇帝，中国就连一个中产阶级都没有（所有人都是他的奴仆），没了专制，中国所有人都变成中产阶级了（所有人都不互为主仆）。换句话说，在欧洲，形成中产阶级是建立民主的条件。但在中国恰恰相反，从逻辑上讲，建立民主是出现中产阶级的条件！当然，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但如果说到中等收入者，那么我要说，两极分化严重对任何社会都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贫富悬殊的民主社会当然不易稳定，但贫富悬殊的专制社会难道就是稳定的？贫富悬殊条件下启动民主当然有危险，但贫富悬殊条件下维持专制难道不危险？“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理，与民主不民主何干？中国历史上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天下大乱是怎么来的？难道都是因为搞了民主？所以我们当然要极力避免严重的两极分化。我强调公平就是为此，但这与“民主的动力”无关。民主的动力的确应该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国家的纳税者，只要政治改革启动，这种人中国从来就不缺。至于说什么穷人不喜欢民主，富人也不喜欢民主，只有不穷不富的人才喜欢民主，或者说只有资本家才喜欢民主，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

从自由主义逻辑出发，应该承认民主法制社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成熟（其实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成熟），而市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稳定。但这与“民主要由老板们来开创”完全是两回事。在哪个国家，民主是由一群老板来建立的？中东欧那么多国家不但出现了民主化，而且绝大多数20年来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稳定。但他们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民主化时他们的资本家在哪里？中东欧有些人受到西方“middle class”说法的影响，总想找出“剧变”的“中产阶级根源”，在波兰有所谓“工人就是中产阶级”的理论，在捷克有所谓“七种中产阶级”的说法。如果中产阶级可以这样定义，那中国的中产阶级还不俯拾皆是？更有趣的是，一些人为了借“没有中产阶级就不能搞民主”说事，交替使用不同的定义巧为其说，如冼言先生，先把“中产阶级”说成资本家，市场经济不发达，他认为资本家太少，缺乏“中产阶级”不能搞民主。市场经济发达了，资本家多起来，打工仔自然也就多了，这时他又说两极分化严重又不能搞民主，“中产阶级”此时又成了“非资非无”的中等收入者。反正市场经济发达不发达都不能搞民主，他要的就是这个。至于“中产阶级”是谁，那是可以变来变去的！

所以我认为“非主非奴的自由人”的确是民主化的基础，但这只对欧洲历史有意义。在没有领主制传统的中国，皇权之下人人皆奴，离开皇权人人非奴，自由人的产生与民主化根本就是一回事。马克思说，资产者与无产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动力（据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就只有后者才是动力了），我倒更相信这个，当然不见得非要“革命”，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渐进的民主化的动力。

（本文是作者与陈宜中先生的谈话稿中的作者部分）

在2009年岁末，有关“中星九号”直播卫星将要升级的消息就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到2010年的1月4日上午9时，中国全国各地拥有“山寨版”卫星天线的用户便感受到了卫星升级的威力，原本可以收看到50多套卫视节目的卫星天线结果自能收到12套节目，而且其中多套是用少数民族语言播音的。据广电部门的官员向媒体透露，“中星九号”的升级工作尚未完成，等到不久以后，现有的“山寨锅”将收不到一个台。

广电总局升级“中星九号”的效果可谓是立竿见影，但民众对于这一蛮横的举动反应也是异常强烈。自1月4日上午开始，在中国国内的各大论坛、QQ群、百度贴吧里面，对于广电总局的批评和谩骂声此起彼伏，有很多网民甚至大骂中共元首胡锦涛和温家宝，更有甚者，还气急败坏地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很明显，广电总局的这一举动完全没有考虑到民众的感受，遭遇民意反弹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规定，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制造、销售和安装卫星天线都是违法行为，个人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一旦被抓获将处5000元罚款。但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中共当局在发射了承载50多套国内卫视节目的“中星九号”卫星后，向偏远地区民众发售了可以专门用于接收该星信号的“卫星锅”，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这些地区的民众能收看到奥运节目。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盗版市场，中国因此也被称为“盗版王国”，不论是书刊还是电脑操作系统，只要是有利可图的项目，盗版情况都非常严重。中国民众日常使用的电脑操作系统和日常使用的碟片，可以说99%都是盗版。在很多商品上，中国的盗版市场远比正版市场庞大，在一般时候，文化、工商和公安部门都是对此视而不见，只是在一些特殊日子里才会下狠手对此进行打击。很多盗版制造商和经销商其实和这些部门的关系都相当密切，所以，在中国，盗版活动不断难以遏制，而且愈演愈烈，很多时候，盗版商品比正版商品上市得还快。

在中国，知识产权之所以得不到保护，可以说是制度性的，因为官方一直在默许盗版活动的进行，而中国社会空前的贫富差距也使得大多数民众都只能买得起盗版商品，对于正版商品，他们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而知的是，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没有几个人会继续对盗版商品情有独钟。

据国内媒体报道，专门用于接收“中星9号” 上电视信号的卫星天线，原本只是为“村村通”工程服务的，但是，由于制造厂家生产的大量机顶盒芯片外流，导致大量盗版“黑盒子”泛滥市场，其价格比“官货”便宜一大半，使得运营商收益受到严重影响。当然，这只是官方媒体的报道，其实，原本已经拥有正版卫星天线的偏远地区民众，可能在很多年以内都不需要重新购置新“锅”了，而原生产厂家也已经达到了预期的市场效果，如今，“山寨锅”泛滥对广电部门的有线电视服务的冲击最为强大，这应该就是广电总局封杀“山寨锅”的初衷，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而是为了维护部门利益。

中国的有线电视在城镇的普及率已经非常高，但在乡村，普及率却仍然很低，大多数农村地区的民众只能用“001”甚至更加原始的天线接收电视节目，节目范围非常有限，除了中央台的几套节目之外，就是当地和临近地区的电视节目，收看效果也往往不尽人意。在了解到“山寨锅”能收到50多套节目，并且收看效果非常好的情况后，几乎全国各地都有不计其数的的农村民众安上了“山寨锅”，不仅如此，在2008年广电部门强制城市居民收看所谓的数字电视后，很多城市居民也开始使用“山寨锅”了，因为花上200元左右就能如愿以偿。而广电部门的数字电视不仅收费高，而且效果并不比之前的模拟电视好多少，操作起来也颇为麻烦。“山寨锅”市场之所以如此繁荣，个中缘由广电部门应该很清楚，如果不是因为数字电视的种种弊端，相信很多人都不愿意“弃明投暗”。

中国国务院曾发出关于促进家电下乡的指示，财政部、商务部在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财政补贴促进家电下乡的政策思路。自2007年12月起，在山东、河南、四川、青岛三省一市进行了家电下乡试点，对彩电、冰箱（含冰柜）、手机三大类产品给予产品销售价格13%的财政资金直补。截止2010年初，家电下乡的政策应该在全国各地的乡村都得到了推广，如今，彩电可以说已经走进了农村的千家万户。

据我所知，在自己的家乡，大多数有彩电的家庭都在使用“山寨锅”收看电视节目，如今，广电总局在全国大约4000万家庭已经在使用“山寨锅”的情况下，悍然对“中星九号”升级，而有线电视又无法进入很多乡村家庭，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不能重新使用原始的天线，农民们买的这些彩电则形同废品，而要是数字电视进驻农村的话，很多家庭恐怕只能选择望而却步了。联想起之前的家电下乡政策，不能不说中共当局在“引蛇出洞”，让广大农民买彩电的最终目的也许还是为了进一步收刮民脂民膏。

国家广电总局的局长王太华身兼中宣部副部长职务，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可以说是中国三大最臭名昭著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广电总局在平时最热衷于控制电视媒体的宣传内容，诸如央视这样的中共喉舌媒体，如果收视率高是他们最乐意看到的。如今，“山寨锅”失效可以说给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制造了不小的障碍，很多有条件的家庭，应该会将视线更多地转向互联网。

中国法律不许私自安装“卫星锅”的规定其实是赤裸裸的违宪规定，因为按照《宪法》精神，老百姓应该享有自由收看电视节目的权利，中共当局之所以要将这种行为认定为违法，归根结底还是担忧民众了解到了敏感资讯，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中星九号”上的50多套节目全部都是中共官方的电视台节目，甚至还不包括凤凰卫视等中共的海外喉舌媒体，民众通过“山寨锅”收看节目完全不构成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冲击。

广电总局在北京奥运会前到2010年1月初这一年半时间里，从来不去打击那些“山寨锅”制造商和销售商，偏偏在几千万人购置了“山寨锅”之后才出此下策，实在是出人意料和令人愤怒。“山寨锅”失效以后，网络上很快就传出了破解之法，但不知道是否有效。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愿精通电子技术的人能够早日研制出行之有效的卫星天线，让民众不必花费太多的钱就能欣赏到国内和国外的电视节目。

广电总局此次升级“中星九号”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犯了众怒，与其说是在维持正常的市场秩序，不如说是在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垄断市场。广电总局的此次举动是在继禁播《蜗居》之后又一次显示权力的霸道与癫狂。广电总局及其决策者必将为民众所唾弃，有网民在百度贴吧里贴上了广电总局局长的“遗照”，供其他网民哀悼，正印了臧克家的那句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2010年1月6日

12月25日，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对此，海内外舆论咸表震惊，人们普遍难以接受这样的现实，有部分人士激愤地认为，这一判决不啻标志着当局与民间和解的终结，预示着中国正朝着革命的绝路演化。而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对于这一判决也存在着相当的困惑：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发展、国际交往频繁，法制建设也有基础的当代中国，还会采用如此残酷的镇压手段？为什么对一个仅仅使用言论的知识分子竟然要如此赶尽杀绝？难道，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竟然无助于政治进步吗？

19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和个人自由在中国出现了显著的扩大，近10年以来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和蓬勃发展的互联网空间更助长了这一趋势，与之相应的，是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的出现，和民间网络的初步浮现。在这一社会条件下，依靠互联网、手机等更方便的信息手段，依托同时期快速发展的法制体系，也因迅速发展的大众化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支持，不仅自由化乃至异议话语开始盛行，民间社会的维权抗争活动也日益活跃，甚至开始转而对主流话语和现行体制构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一可喜现象被看作是公民社会崛起的证明，也被看作是政治自由化的先兆，人们期待，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公民社会将进一步壮大，基本权利将进一步落实，政治自由化乃至民主化的过程也将逐步展开。

然而，在民间言论空间和行动规模逐步扩大的同时，却是执政者越来越有力度的管控，更伴随着对异议者和行动者毫不假借的打压。执政者加大了对言论的控制，从出版、新闻到互联网，无不受到了日益严密的管制；针对普通维权者的限制和打压也日益频繁，至于那些具有一定声望和组织能力的人士，也遭到了更严密的监控和不公正对待，在运用刑罚或劳教等专政措施上，执政者也没有丝毫手软的迹象，因此，社会空间的扩大并未带来人们预想中的权利和政治空间的同步扩大。这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并不意味着政治自由化的展开，尽管其他许多国家的经验曾经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一次中国再一次“例外”了。

如何解读这一看似例外的现象呢？对此，政治学者马颖认为，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体现出了执政者的战略考虑。一方面，执政者意识到，如果需要通过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来促进经济增长，那么，日益多元化的社会、日益活跃的自由、异议表达、乃至日益频繁的抗争行动都是难以避免的，从而必须对之加以容忍，即“允许行动主义（activism）以及表达的多样化，这体现为上文所说的自由、异议话语的盛行，和民间维权抗争的活跃，无论是从个人观感还是统计数字上，都可以体认到这一点。

而在另一方面，执政者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并不愿意因此而引发政治自由化进程。根据马颖的分析，执政者为达到这一目的，将控制主要指向了研究民主的学者所称的“协调性事物”：包括言论自由、结社权、抗议权这样的政治权利;不受任意逮捕和新闻自由等普遍人权。这是因为，在统治者眼里，如果作出权利让步，对于至关重要的统治合法性也就是持续性经济发展来说影响并不很大，但对于正在蓬勃发展的民间社会而言，一旦拥有了这些权利，就可以很大地提高协调和动员的能力，走向更高水平的整合，政治自由化进程就不可避免地将要展开。因此，在日益容忍行动主义和表达多元化的同时，执政者也一直拒绝实质性的权利让步，并运用各种措施以抑制“协调性事物”的涌现。这些措施包括审查媒体和互联网，打击民间社会的联盟组建以及组织化，此外，更通过严厉的打击以达到恐吓的效果，进一步打压民间社会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行为）。

就这样，当代中国社会中既有日益活跃的表达多样性和行动主义，也存在着日益严密的管控和日益严厉的打击措施，用笔者曾经的形容来说，这就犹如一只不断充气膨胀的气球，和一双越来越用力的手掌。明眼人不难看出，活跃表达和行动这只气球，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支撑，其膨胀只会越来越快，而受到意识形态衰竭、官僚体制惰性和资源限制的手掌，却不可能有同等的速度，因此，断裂总会发生，猝然爆炸的前景让人担忧,也正是有见于此，才有三百多人士共同提出了《零八宪章》，其目的就在于挑战执政者的既定战略,呼唤某种良性的互动，让这样的爆炸性变化不至于发生。而三百多人的签署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协调性事物”的涌现。

可是，这一良好的愿望并未获得执政者的正面回应，相反,执政者将推动权利落实和政治自由化的《零八宪章》看作是对其既定战略的否定，更不能容忍作为一种“动员，组织和协调（行为）”的签署运动，对于这一新生的“协调性事物”更是必欲压制而后快。《零八宪章》问世一年以来，执政者的各种举措和最近对刘晓波的判决证明，执政者并无放弃既定战略的打算，对任何有利“协调性事物”涌现的企图仍采取严厉打击的态度。当然，指望一纸《零八宪章》和上万人签名就让被既得利益绑架的执政者改弦更张，并不现实，对于民间社会而言，温和如《零八宪章》一般的诉求遭到拒绝，固然令人沮丧；刘晓波先生的被判，更让人悲愤莫名，但是，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没有必要为此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笔者认为，既有限容忍，又拒绝作出实质性的权利让步，同时运用管制和严厉打击的双重手段以限制民间社会发育，乃是执政者行之有年的既定方略。对《零八宪章》签署运动的打压和对刘晓波的求刑，乃是执政者维持这一战略的必然措施，拒绝《零八宪章》和判决刘晓波，固然意味着执政者不愿意作出权利让步，但并不能因此得出执政者取消有限容忍的结论，因此，重判刘晓波也并不意味着执政当局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何种改变，也不意味着执政者和民间社会的关系有了何种根本性的逆转。只要执政者仍然不得不将统治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发展之上，那么，它也就不得不继续对行动主义和多样化表达有限容忍，民间社会也就依旧有发育的空间，力量对比也还将朝着有利于民间的方向发展，气球给予手掌的压力也将继续增长。

因此，审判刘晓波之后的宪章运动，依旧将在执政者的容忍与限制之中寻找出路。而笔者也相信，在现有空间中，民间社会完全能够在限制中获得更多，通过更活跃的自由、异议表达，通过频繁的抗争活动，以《零八宪章》为纽带的民间整合将得到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再一次对执政者的既定战略发起挑战。以台湾为例，美丽岛军法大审也让人悲愤莫名，却成为了新一轮行动的起点，并最终逼迫国民党当局打开了互动之门。在这个意义上，重判刘晓波或许确实意味着（政治）改革已死，却并不意味着政治互动的大门被永久封闭了。

我仅因撰写了8篇批判阶级斗争意识形态及传统社会主义错误实践的理论文章，在21世纪初叶太阳斜视的一个下午，被悲剧性地押上了囚车，从此成为了“共和国”监狱里的思想犯。

严冬的那天，监室内阳光溶化了窗上的冰花，透过玻璃，照亮整个屋子。监室里的烟雾在阳光的照射下，网状地四下扩张、延伸着。突然门外狱犯“小劳”递进一张三佰元的钱单子。

我接过单子一看，送款人的签名是儿子，心顿时就翻腾起来，起身在床下三四步之遥的空地上来回踱步。我入狱以来，还是第一次收到孩子签名送来的钱，心里好不是嗞味。眼下正是学生放寒假的日子，孩子一定是在以送钱的方式，寄托思念之情的。其实孩子那瘦高的身影，每晚都盘旋在我脑海。那种思念之情，始终折磨着我那破碎的心。我多次梦中担忧他的冷暖，醒来惦念他的学业，昼夜揣摸我入狱的灾难给他带来何种感受。

记得自三年级始，儿子总是贪玩，缺之自律性。我常常恨铁不成钢，有时竟对他态度粗暴。有一次我出差后，语文老师让学生写作文，要以自己最熟悉的人为题，儿子便写了《我的爸爸》作文。他在作文中把我写成一个对他常发脾气，但粗中有细的父亲。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我急风暴雨地发完脾气，又为他和风细雨地讲道理，批改作文时，连一个标点都不放过的事实。他还特别引用了我出差前，在他小桌上留下的《劝儿》顺口留：早叮咛，晚嘱咐，学业有成三要素：自觉、认真加刻苦。莫贪玩，莫偷懒，等闲少年悔已晚。万物竟胜草亦锐，无才无德枉儿男。苦口婆心父母情，叮嘱叮嘱再叮嘱！这作文竟然打动了老师，老师破例作为范文在全班亲自朗读，并把我写的《劝儿》顺口溜抄在黑板上，让所有的同学都抄录在铅笔盒里，说这反映了所有家长对孩子们的心声。我出差回来，孩子充满自豪，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他的作文在班里引起的轰动。

其实，我并非仅看重儿子的学习。在冬雨的少年时代，也是我最劳碌奔波的岁月，但我无论怎么忙，从不放弃每个周末带孩子逛公园，游海边，爬大山，看名胜。我与他一起 捉蟋蟀，扑蚂蚱，挖“知了鬼”，拈蜻蜓，山上水边，哪里都印下我们生动的足迹。而且每一次野游后，我都要求他写一篇作文，然后我逐字逐句地为他修改。

儿子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傍晚回家，左眼肿胀的睁不开。我急忙问他怎么了。孩子愤愤地咬牙切齿，但就是不说。我断定他是与同学打仗了。在我的反复追问下，他终于说出实情。据他说，他班上一个又粗又高的同学，要他的书看，他不给，那同学就狠狠给了他一拳。儿子说，他一定要报复回来。我一听也非常气愤，同学之间，有多大的仇恨，为何下手这么狠，且是对准了眼睛。据说那学生还是语文课代表，是班主任的关系户。我问儿子动手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又问骂人家了没有，他说也没有。我说那好，我来处理。但他说他能报复回来。我便劝他不能胡来，为他讲怨怨相报，两败俱伤的道理。

我说：尽管他霸道，且出手过狠，你吃了很大的亏，一般的孩子都希望家长威风凛凛地替自己出气，而有些家长也可能会因心痛孩子而不倚不绕。但我认为，同学之间并不是敌人，连敌人之间都可以化干戈为玉帛，何况你们同学之间天天相处，如果你采取惩罚他的方式，今后同学之间的关系就会剑拔弩张。学习的压力已经够大了，何必再增添情感的烦恼。宽恕比斗气更可贵。

那晚，我说服了儿子，由我来处理，让他看效果。我并不是无原则地忍气吞声，迁就对方。我要点到为止，目的是让对方认识到错误。第二天一早，儿子眼睛已经肿得睁不开了，无法上学。我先带他去医院看了眼睛，接着便又与他一起去了学校。当时学校都在上课，我们走进校院，迎面遇上校教导处主任。他一看家长拎着被打伤眼睛的学生，认为我是来兴师问罪的，急忙上前问哪个班级的，要接我们去教导处。我想此事让校方知道，不仅学生要受处罚，班主任也会有麻烦。我对他说，孩子自己碰的，我是带孩子找班主任请假的。儿子在一傍用另一只尚好的眼睛，不理解地瞪我。我们应付过了教导处主任，径直来到教室，找到班主任。班主任见儿子眼睛肿的发紫又睁不开，也吃了一惊，怵怯地说：怎么这么历害？我今天才听说。

我对老师说：你别紧张，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他不能上课，我一是来向老师请假的；二是了解一下情况。儿子说他一没有出口骂人，二没有还手打人。请老师落实一下，我不能听他一面之词。

老师赶急跑回教室，一会儿回来说儿子说的都是事实。他的确没骂人，也没还手。家长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我先反映了刚才碰到教导主任的事，接着说：他们还都是孩子，是同学，又是第一次，就不要严肃处理了，更不要上报学校。你只要教育一下那个同学，不要再用仇恨的拳头对准同窗学友就可以了。

老师激动地对我连声说：谢谢！我代表全班同学，谢谢你了。

我说：不用谢，你让课去吧！我带儿子回去休息两天。我说着要走。

老师说：医药费呢，医药费总是要让他报的。

我扬了扬手说：算了，没有几个钱。

走下楼的时候，儿子不解地问我：这就处理了？

我说：是啊！于是我借机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英国政府对美国总统大选做出了错误判定，把因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失败，而庆贺美国除掉了“一个毫无原则，只愿为迪克•尼克松的事业而牺牲任何东西的人”的弗里曼，任命为华盛顿大使。尼克松当选后，提议英国更换大使人选，但遭英国政府拒绝。为此，尼克松大发雷霆，发誓决不与弗里曼打任何交道。如果尼克松真这样做了，必陷于俗人的狭隘而难成大业。后来，当英国首相威尔逊在唐宁街10号为总统举行宴会时，尼克松又提议在名单上除掉弗里曼，再次被英方拒绝。尼克松为此而恼火。但在宴会即将结束时，尼克松竟出人意料地起身向弗里曼坦荡祝酒说：有人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尼克松，他们要知道是否有一个新的弗里曼，我倒愿意把那些都看作是过去了的事情，毕竟他是新的外交官，我是新的政治家，我们都想尽最大努力来争取世界和平。为此，威尔逊给尼克松写了一张便条：你不能保证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位勋爵，但是生下来就是一位君子却是可能的。你已证明了这一点。弗里曼为此感动得流下泪来。后来，他与尼克松合作得非常成功，并成为尼克松邀进白宫参加社会活动的唯一大使。尼克松的积极妥协，不仅折服了弗里曼、威尔逊及所有在场的人，也赢得了他事业上的成功。也正是这样一位君子，用妥协打破了中美对抗的僵局，成为划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讲完了这个故事，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等着吧，打你的同学，一定会最真诚地向你道歉的，这是处罚和拳头都换不来的。果不所料，当晚那学生父母便买来一大篮鲜花，一大篮水果，价值远远超过了医药费，亲自找上门来，千恩万谢。那学生也痛悔不已，与儿子当即便又说又笑，成了好朋友，他们真的都是些孩子。

这事对儿子
触动很大，他很佩服我的判断能力，同时也真正弄懂了用妥协赢得妥协的道理。孩子对我也加深了理解。

其实我们的教育应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有时宽恕比报复更具征服力。

那年秋，我们家分到了福州路天山小区一处套二双厅新居，我梦寐以求有一个四壁图书、赏石、根艺环抱着的书房，但算了算装修费用太大，故举措不定。不料刚满15岁的冬雨私下对妻说：我爸就想有个书房，劝劝我爸，别不舍得几个钱了。我听妻这么一说，心里热乎乎的，就觉得孩子霍然间就懂我了，也长大了。

是的，他真的长大了。我们搬进天山小区的两年来，他居然从我的肩头长过了我的额头，他能平视着我的头顶，觉查出我徒增出不少的白发。他说：爸，你有白发了。

我说：你都有我高了。我还不该有白发吗？

那些日子里，他责备起我不该衰老的那么快，不该驼背，不该腰酸腿痛。他常常利用晚上做完作业的空间，拉着我去长跑。我们父子就那么肩并肩，在福州路宽阔舒展的大道上，踏着路灯铺出的光芒奔跑。当我跑不动时，他就从身后推我一把，然后又像兔子似的撒着欢地向前奔跑一圈，再回来接我。我常常在灯火辉映着的夜色中，读着他箭一般飞驰的身影，默默地欣赏我与妻共同创作出的这首诗的生动。

2000年，冬雨放寒假，我眼望他有1.8米的大个子，有意要让他吃点苦头，历炼历炼。我托燕鹏，联系了他内弟开的“瑶瑶火锅店”，去实实在在地跑堂打工，不准照顾。那活早出晚归，全天候端送菜，伺候人，听从各种类型的“上帝”呼来唤去。我想让他知道社会的现实和劳苦大众的艰难。朋友孝柏听了我的意见，也让儿子和我儿子一起去。那时正是春节前夕，店里服务员多回老家准备过年了，因而他俩一上班就被真枪实弹地顶上膛了，全天楼上楼下，忙里忙外，直到半夜回来，一下子就瘫倒床上，腿累得都发颤，说什么也不再去了。

我儿子说：那不行，你想当逃兵，叫你去就是磨练，不吃苦还有什么意义？

儿子却说了绝话：再让我去，我都要死到那里回不来了。

我说：我知你死不了，你也一定会最终战胜困难，凯旋归来的。

最终，儿子又去了。一天，二天，直到春节。他真得奇迹般地战胜了自我，磨砺了毅力与耐性，坚持下来了。他这才亲身经验了，“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的真理。能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人，才真正懂得骄傲是什么感觉。

儿子的血管里流淌的是我的血，他的脾气、秉性简直是再版了一个我。正在成长中的冬雨，倔强、率直、更具叛逆性。他中学时代，已不服妻的管束，有时也与我顶嘴。我当时心里充满了矛盾，既赞赏他开始蒙生了独立意识，又担心他踏上社会后会像我一样吃亏，即暗自肯定他能提出反驳我的意见，又气恼他挑战父母的尊严。有一天晚上，他贪玩不学习，我气不过对他动了粗，他竟咬紧牙关，握起一双愤怒的拳头瞪着我。我顿时眼前发暗，伤心不已。

第二天，我一整天没搭理他。父子别扭的滋味十分难受。孩子小的时候，我更多地体会的是对他单纯的关爱；孩子大了，我才常常感受到互动牵心的情感。晚上吃过晚饭，我一个人回到卧室里生闷气。儿子轻轻地推开门，满脸羞怯地对我说：爸，我错了，别不理我。说着他眼泪汪汪地滚了下来，暗淡的神情中透出一种纯真的忏悔。他高高的肩膀，两臂不知所措地前后挪动着。

我望着他眼睛里也止不住地盈满了泪影，但又不想让孩子看到。我对他多次强调过，男子汉是不能轻易掉眼泪的。我赶急背过脸，看着窗外的黑暗，只轻轻地说：好了，去学习吧！一场父子情感危机，就这样化解了。

记得我在2001年8月蒙难前夕，答应在孩子去高中前，带他去“伊浪”室内游泳馆，痛痛快快地玩一天，好以轻忪的心态面对紧张、独立的高中生活。然而就在他眼巴巴地等待出行的那几天里，我却突然被押上了囚车，永远地欠了他这个承诺。这遗憾，就那么日日夜夜地折磨着我。

儿子，我好想儿子。我入狱以来，甚至不敢看有关家庭生活的电视，不愿与人谈及子女的话题，每每睡不着觉时，眼角上便挂满了思子的凄凉。此时，这多往事，云烟般地在铁窗下浮现。我手捧着儿子送来的300元钱单据，泪是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住了。我的情感世界，原本是那么脆弱，以至于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这晚，我又在不眠之夜的思念中，写下了《写给儿子的思念（外一首）》的诗

写给儿子的思念
——你与我是拨不断的琴弦

小时候
我是你的摇篮

当上帝把星光一点
赋予了生命的内含
而立的怀抱
便是你的摇篮
摇灿了你的微笑
摇息了你的哭闹
摇醒了你初绽的梦幻
也摇亮了我喜悦的眉头
如奏响了的琴键

上学了
你是我的日记

记你一次红领巾系着的满足
家长会上掌声叠起
记你一次分数线滑落
老师面前我俯首挨批
当你放学的脚步
中断了我创作的灵感
该要又一次为你准备午餐
也许你忘了老爸的巴掌
但落在你的脸上
却碎在我的心底
儿啊
这是我永不灭失的记忆
而今想来
那手还在颤悸
即是几多次伴你踏青
又岂能抹平我心灵的重创

分手了
你我是永也拨不断的琴弦

你三百元钱的探监
让我禁不住泪流洗面
当你陪我长跑的脚步
踏遍我不眠的夜晚
多想再为你批改作文标点
当你与我比肩的豪气
衬亮了黎明的灿烂
多想听你反驳争辩
云烟过往
过往云烟
道具与背景模糊不见
而今一次张臂可得的拥抱
都离的太远 太远
再不能为你生日写封信函
也不能为你书桌留句格言
梦中不知你英语是否成就
醒来不见你眉宇可有英气昂然
儿啊
你我之间血脉相连
那是一根牵肠挂肚
永也拨不断的琴弦

守望
——你是海浪我是礁岩

你是咆哮来去的海浪
我是守望在岸的礁岩
即是你退却的很远
我也期待如旧守望依然
当你阵阵扑来
我会用坚硬的臂膀
抗起你的风流如烟
读你一浪高过一浪的张扬
那是你又一次冲击的宣言
我在日夜倾听你的叹息
注视你的每次训练
为了你能更高的崛起
我愿用裂纹的筋骨
磨砺你的浪峰如剑
拔高的冲刺
充满风险
浪头可以千百次地撞碎
但大海的信念却从不枯干

深夜里，我用思念点燃了黑暗，在深深的内疚中不息地燃烧，随着天光鱼肚般地泛白，心就像被子弹射穿了的玻璃，纹裂着阵痛；而儿子的身影，却在晨曦弥漫来去的迷雾中，渐渐地、渐渐地淡去……我的视觉里又构显出看守所高高岗楼上大兵持枪的木刻。这就该是我所追求的自由之路应付出的代价。对此，我无怨也无悔！

 〖摘要〗：中国已经进行了漫长60年的“革命”、30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国加入WTO也近十年，但中国为什么至今依然还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为什么依然没有任何“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欧盟27国、日本等这些全球最“高收入国家”——八亿多人口为什么不承认、也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差距在哪里、症结在何方、根源究竟在哪里？中国最终有可能成为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吗？中国有取得“市场经济地位”这一天到来吗？！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地位”与全球190多多个国家的根源相冲突，全球各国怎么办?世界，真能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地位”一同走下去……？

中国与美国欧盟正进入一轮新的经贸较量时期。随着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逐渐退去、中美贸易冲突世纪空前与奥巴马首次访问中国也走过了现场，将揭开中国与美欧贸易冲突的崭新序幕——“市场经济地位”将再次成为博弈中国走向国际化、中国外汇储备再创新纪录等，中国与世界大国发展再成为一个贸易博弈的新战场。

“市场经济地位”，可能是中国与西方100多个国家（WTO成员国）所取得的唯一最合乎“国际法”的经济法律文件，也是经过中国法律程序通过、最有广泛的“共识”（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订了协定、受所有缔约国规定约束，中国“人大”也予以放行通过）。除此而外，中国将以自己独有的“中国特色”与所有西方国家所有经济规则——市场经济地位来极力抗衡。

2009年岁末，世界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中国成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债权国，中国影响美国好像比以前不那么费力了，影响世界却依然是难乎其难，中国想影响欧盟这样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依然非常艰难，但中国可以影响美国，用影响美国去影响世界就简单了很多。在哥本哈根的“全球气候峰会”（COP15）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奇迹：美国能轻而易举的去说服、影响世界，中国却不可能；但中国可以影响美国、用影响美国去影响世界！退一步说，就是影响奥巴马的美国全球战略，去改变世界。在全球COP15峰会上，G2终于开始践行于今日世界，中国与美国上演了G2的历史性“双龙会”，但这种历史的新镜像，需要时间、实践来进一步检验。

中国对垒美、欧、日

当今全球的“法治国家”对“市场经济地位”有一致、明白无误的规则和界定，这就是：（1）是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度，汇率转换依据市场汇率确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制度，汇率转换依据市场汇率自由确定；（2）是对商品而言，政府不能干预被调查商品的定价与产量，没有严重的国家和政府干预；（3）是实行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阳光化、适合于任何目的清晰的会计审计报告；（4）是所有主要的投入，不论是实物还是非实物（如劳动力、企业管理费用等）以总投入中所占比率的部分投入，应该当然是按照市场价格来支付（如中国房地产中被拆迁户，几乎一概都是政府一统定价），没有任何市场价格的机制；（5）而2009年、中国特色的“国进民退”，国有企业的大行其道，将不利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判断，减低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成份与比例。现实的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正回归到“计划经济”先前的路上，如中移动、中石油、中石化等对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经济所占的份额，甚至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前所未有比率。如中国移动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在全球的绝对垄断地位，它不论是在欧洲或是在美国，都将受到这些“法治国家”比美国微软公司更加深重、无法绕过的全面围堵与根源制裁。

“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有三道死规则：一是货币（中国还没有动）；二是市场（政府依然在油、电、水、煤、气等公共领域全面操纵）；三是政府行政（政府要退出市场、商品机制）。否则，“特色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永远与全球的市场经济国家冲突、与法制国家冲突。

据资料可查：在全球190多个联合国成员的国家中，真正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地位”审查的，顶多有十几个原实施“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主要是原苏联分出来的几个波罗海地区的几个国家及东欧的几个国家，加上朝鲜、越南、古巴、委内瑞拉等。但只占韩国经济总量2%的朝鲜、古巴等根本对“市场经济地位”没兴任何趣、也不需要通过任何审查，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早已转型、融入到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中，真正需要通过“市场经济地位”审查的，怕只有中国与俄罗斯等三、五个国家。中国与俄罗斯的“市场经济地位”怕都是很难翻越世纪“尖峰”。

最终的游戏

美国与欧盟及主要市场经济法制国家，将会一致与中国就货币自由兑换、汇率而与中国一直冲突下去。但中国现在还做不到“货币自由兑换”，中国60年没有做到，可能在未来10年、30年……也依然无法做到。因此，美国、欧盟“法治国家”会一致退而求“货币自由兑换”的方略予以突破，改为压中元升值，致中国经济陷入重重解不完的重围——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自由货币兑换”向中国施压，这是中国加入WTO后、“市场经济地位”所面临的一致、需要最终解决的“死结”。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元不能自由兑换且不说，然而中国2009年全面实施的中元基准利率5.31%，却一直在美欧日等国际货币的最少5倍、50倍之上（主要国家2009年基准利率是，美元是0.25%，欧元是1.00%，日元是0.10%），这怎么不令全球的货币不与之争端、博弈？“自由货币”比贸易关税博弈，中国将更难以对付。

最近，中美经济又迎来了历史的颠覆之作、面临着未曾有过历史大考。据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均证实，中美双方将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作出探讨，美国就中国商品已实施10多项惩罚性制裁关税，还有30多个国家也启动了对中国一致的关税制裁。中国与美国经济、贸易今天利益攸关的“共同体”，60年至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既极致繁华又突兀多发商战。

按照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协定，在中国加入后15年内，各WTOW成员有权决定是否给予中国以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8年时间过去了。尽管至今已有97个WTO成员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美国、欧盟、日本等一些关键大国至今不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有一种说法是，根据WTO协议规定，中国将在2016年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还有什么“核武器”？

关键是：既是到了2016年中国自动取得了“市场经济地位”的截止时间，但中国中元的市场化既货币自由兑换问题依然难以解决，过去60年无法解决，就是再过10年、甚至到中国建国80年、100年也根源难以解决，因为中国至今没有任何“时间表”来变革、逐渐向欧元上市那样解决、推进中元“自由兑换”的国家制度问题。不解决货币的自由兑换问题，中国将永远受制于全球、最富有“高收入国家”的羁绊——“市场经济地位”的历史问题。也就是说到了2016年之后，中国加入WTO过度期满，中国依然有可能因中元②“货币自由”兑换的根源问题
而受制于“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严重困扰。

现在的难点是：到2016年中国加入WTO过度期到位、自动取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货币制度依然无法达到判定“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却依然实施着非“货币自由兑换算”体制，这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怎么办？是上、还是下？

单就“货币自由兑换”的“市场经济地位”国际准则来看，中国可能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据查，中国自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至今也没有出笼过“货币自由兑换”的任何时间表和1、2、3、4、5……步骤策略。仅此货币国略、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而言，就严重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根源悖论、长期冲突。

中国人的“小辫子”

美国及欧盟27国、日本等国家，将是全球唯一、最大财富人口区域，涵盖人口超过8亿，超过全球总人口的近1/7，超过全球总财富近80%以上，占全球消费市场总额超过4/5这庞大的市场。中国与之长期经济、货币、“市场经济地位”冲突，其影响、矛盾与结果可想而知，又怎样去平衡美欧日与中国的这一“法治国家”的根源冲突呢？

一是中元兑换自由化，一是中元汇率升贬值，这是中国“市场经济”长期的根源的历史问题。美国、欧盟及全球所有市场经济、法制国家可能永远拿着这些与中国反反复复的一直较量下去。因为，不管是全球第一货币美元、还是才出生刚满十岁多的欧元，概是自由兑换、利率同向没有冲突。中元的这两点，就象中国人清朝时一个个背在脑后勺的“小辫子”，且永远被欧美揪着不放、一致到中元与美元、欧元能够自由兑换的“和平共处”走下去。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远非象人们所说所叙说那样简单、在不久的2016年WTO期满后得到完全可以解决，然而随着中国制造、中元在全球的兴起、中国外汇储备屡创新高而被全球一直关注，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等也难以解决，因为这要看中国国略的“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与美国、欧盟全面接轨与否（只要有“中国特色”就永远不可能接轨），进而与欧美国家体制不冲突、货币不悖论，美元、欧元、中元的三方能够“共赢”，否则美欧“特保”“制裁”将一致不断的演绎下去……现在，“中国制造”就是一个个外出的“客人”，而这个“客人”到了别人国家，先是当“客人”，接着就要当“主人”，然后就要喧宾夺主、把人家的商品赶出去……，成为这些国家商品的主宰者。怎么办？全球各国怎么办？中国又怎么对策？！

流水不腐？

而中美建交以来至今、最核心的纠结——“市场经济地位”，是美国除了政治大棒意外、能够在全球遏制中国最后一张具有国际法律许可的顶级“王牌”。现在，不管是经济贸易、还是金融制造业、或是汽车业、出版影视媒体业还是未来的航空母舰制造，中国不是迎头赶上就是欲登顶峰冲刺。2009年下半年，美国除了启动了所有最大幅度、更多品种的“特保”、“关税”惩罚压制、阻止以外，几乎也没有将中国经济的“势头”压下去。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迫切需要与世界各国公平、公正、公开的在“一条起跑线上”，进行对等、公平的全面竞技，假如美国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美国今后就没有了任何遏制中国的“紧箍咒”了。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正是中国参与全球化、市场经济国家这种核心问题根源之心。

现在，奥巴马象当年的尼克松一样、历史性的访问了中国。前不久，2009年7月份，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访问美时敦促美国方面尽快承认或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中美历史的最后一个纠结。8月5日，中方在公布的对话成果中称，美方承认中国在市场改革方面不断取得的进展，并将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讨论、解决、承认中国市场的经济地位。这或许此次是美方不得不面对、或是另寻理由来兑换、替代美国历来“胡萝卜加大棒”策略的一种外交占先方式。

奥巴马这列美国的时代列车，谁也没有办法更改、没有任何人能阻挡的开进了中国。如果不出意外，经过中美商贸联委会反反复复“杀跌”“通气”“磋商”再巅来覆去之后，美方将极有可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签订相关的协议就在奥巴马访华时昭然于天下、或就在不久的将来就可能宣布……最最不好的结局也是，奥巴马也要指向这列车往哪开、开到何时就要到“市场经济地位”？奥巴马带来的只能是欢天喜地，奥巴马可以对日本不高兴，却不能承受与现今来自中国的任何不高兴或折戟、栽跟头、釜底抽薪……但除了美元，中国外汇储备还能往哪去？但美国——金融海啸已经告诉全球，也绝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也绝不会就轻易的就善甘罢休，这毕竟是美国能“拿住”中国的最后一张“屠龙”王牌。就象美国当年同意中国加入WTO，美国就预先设置了“市场经济地位”这无中生有的制冑……“中国特色”又为全球的市场经济体系、法制国家提供了口实。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一审公开宣判，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这样的信息表明，在中国大陆，权大于法的状态还会持续，法治的道路还很漫长。

去年夏天，重庆市重拳出击高调打黑，成果显著。不但端掉了一大批黑社会集团，还抓捕了一批保护黑社会的高官，此举受到了广泛好评。

然而与此同时，网络上也出现了不同声音。一些网友认为，法治时代打击黑社会，清除保护伞应成为常态，没有必要搞运动。一定要重证据、重程序，防止扩大化，把打黑变成黑打。

其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许多时候，人们出于好心，想办好事，但由于程序、方法不当，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都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留下了大量后遗症，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能汲取吗？

然而，出于对黑恶势力以及护黑官员的痛恨，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期待更多打黑成果，各地盼望出现“薄青天”的声音不绝于耳，对打黑是否严格依法办案却很少提出质疑。

中国社会的前进方向是实现民主法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大家，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政治家模范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这一次重庆方面调集所有资源全力以赴打黑，一次性端掉如此之多的团伙，固然大快人心，也犯了办案不能搞运动的大忌。

法治社会讲究的是公平公正，依法按程序办事。其执法原则是宁纵勿枉，效率虽低，却少出差错。这一次重庆公安、武警集中全部兵力打黑，固然能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但也给日后司法审判留下众多隐患——这正是李庄等一大批律师有信心前来辩护的原因。

事实上，处理每一起黑社会案件都需要占用大量司法资源，旷日持久的会战往往把相关办案人员累得焦头烂额。这一次，集中处理的团伙如此之多，背景如此之深，案情如此重大，涉案官员级别如此之高，要想在短期内办成铁案，对每个人、每件事都做到公平公正，让大家心服口服，比登天都难。

问题在于，重庆当局既然选择了运动式打黑，必然会继续选择运动式审案。所以才有了重庆司法局长要求律师顾全大局的告诫，所以李庄之类的外地律师就为重庆当局所不容，所以才会出现法院审判所有证人都可以不到场的奇观，所以才有大量嫌犯声称受到刑讯逼供，而迅速抓捕李庄之类前来“搅局”的律师也就成了题中之义。

打黑是好事，把好事办好并不容易。重庆当局能下决心打黑值得敬佩，但是能不能取得打黑的最后成果必须经受公平公正的司法检验。其重要标志就是能不能给律师提供足够的空间，让他们充分行使辩护权利。如果有关方面只按自己的逻辑办事，容不得批评置疑，甚至把打黑转变成打律师——就等于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继续穷折腾的恶性循环。

打黑说到底只是治标，而不是治本。没有保护伞，黑社会不可能成气候。高官们之所以敢于庇护黑社会，是由于官员权力不能受到公民权利的有效监督制约。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尝试，热衷于制造轰动效应，固然能哗众取宠于一时，却不能产生实质意义的社会进步，对这样的政治明星，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

最近，北京当局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刘晓波判处11年徒刑，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轩然大波。刘晓波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但只要是读过刘晓波文章的人，从他的文字中都难以找出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共产党的只言片语，有的只是对共产党历史和现行政策的批判和分析，对一党独裁祸国殃民的痛心疾首，和对中华民族前途的担忧。对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判以重刑，哪怕是发生在古代君主专制之下，也会受到有良知的史官的谴责，但在中共舆论的一统天下里，大陆成千上万家报刊和电台电视台，没有一家发出一点独立的声音。

如果说，对刘晓波文章的内容、思想倾向和客观效果至少还可以见仁见智的话，那么他的文章发表在哪里，究竟有哪些读者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的。中国大陆的报道列举了6篇刘晓波在海外发表的文章，和一篇他作为主要起草人的《08宪章》。但是，既然这些文章发表在海外，读者不是中国人民，哪怕刘晓波有心，他也无力去煽动那些从来没有读过他文章的人去推翻他们头上的政权。至于《08宪章》，更是从来没有见诸于大陆报端，只有在被严厉控制的网上才能零零碎碎看到几条内容，但那又不是普通人一上网就能看到的，而是需要一点小技巧。因此，13亿中国人中，听说过《08宪章》的本来就不多，能看到完整版本者更是寥若晨星。既然如此，就算这个宪章每个字都是炸药，又怎能起到爆破作用呢？

为什么中共掌权者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刘晓波作出这样一个判决？海内外的议论虽然很多，但归结起来，有两点是很一致的，第一是怕，第二是不怕。怕是指中共政权面临严峻的内部社会和经济矛盾，其脆弱的程度已经到了对哪怕在大陆看不到的异议文字都胆战心惊的地步，所以要重判刘晓波。不怕是说中共政权在经济上自恃有所谓“综合国力”垫底，在国际经济不景气中一枝独秀，西方各国在自顾不暇之余眼睛都盯著北京的订单，哪里还敢说三道四。

但除了这一怕一不怕，刘晓波案和中共目前掌权者的身份也有相当的关系。五年前，2004年的10月，我们在这个节目中曾经谈过一个问题，说的是“红色贵族与平民精英——一个虚拟的对比”。当时随著江泽民辞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胡锦涛的接任，海内外人士对中共政局的走向有很多议论和预测，对中共的政治改革抱谨慎乐观的态度，认为在自由民主已经成为普世价值的二十一世纪，中共领导人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应该是一代比一代更开明。尤其是有一种观点认为胡锦涛和温家宝代表了中共政权中的平民精英，和江泽民、李鹏等出身于“红色贵族”的上一代领导人不同，因此他们更具有“亲民”的倾向。

我们在那次讨论中指出，这种观点对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有害无益。胡锦涛和温家宝固然没有红色血统，但就和中共政权关系之亲疏而言，他们是中共一手培养起来的大学生，一直是培养对像，从官僚机构的基层爬到最高一级，每一步都受到党的特别关照和个别领导人的提携。几十年下来，他们本人早就成了共产党的一部分，其平民背景也早就淹没在宦海浮沉中了。实际上，正是由于对底层的疾苦有更多了解，他们对底层的不满也就更为恐惧。

这个结论今天看来是完全站得的。胡温虽然不是“红色贵族”，但却是这些贵族忠心耿耿的“家臣”。